制造业的未来

制造业的未来 《福布斯》杂志网络版近日刊载奇点大学学术创新委员会主任Vivek Wadhwa的文章称，中国不动产和基础设施泡沫都只是短期的挑战，中国应该有能力走出这些困境；对中国经济来说，真正的威胁是更大而且更长期的，那就是 其制造业泡沫。文章指出，制造业无疑将会重返美国市场——如果不是在当前这个十年阶段的末期，那么也会是在下一个十年阶段的早期。 以下是这篇文章的全文： 中国不动产和基础设施泡沫令人感到十分担心，但这些都只是短期的挑战，中国应该有能力走出这些困境。对中国经济来说，真正的威胁是更大而且更长期的，那就是其制造业泡沫。 通 过提供补助金、廉价劳动力以及宽松的监管措施等方式，中国得以吸引美国公司将其制造业务迁往这一市场。成百万的美国工作岗位已经迁往中国，而制造业已经成 为中国经济增长和繁荣的支柱。但是，上升中的劳动力成本、有关IP盗窃案的担忧情绪、以及生产时间的延迟已经促使陶氏化学、卡特彼勒、通用电气和福特汽车 等公司开始将部分制造业务从中国转回到美国本土市场上。谷歌也在最近宣布，其Nexus Q流媒体播放器将在美国本土制造，这同时还将对苹果造成压力，推动其开始仿效。 但是，上升中的劳动力成本和政治压力并非将会迅速改变平衡的 主要因素，真正的破坏将来自于一系列正在以指数速度演进和聚合中的技术。这些技术包括机器人学、人工智能（BI）、3D打印和纳米技术等，它们到目前为止 一直都进展缓慢，但从现在开始正在以指数级的速度演进，正如计算技术所做到的那样。 我们已经见证了计算技术如何发展到了今天这一步，也就是 我们在装在自己口袋里的智能手机的处理能力已经超过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超级计算机；同时也见证了互联网的发展：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诞生以来，互联网在大 约15年以前走上了指数级增长的道路，迅速改变了我们工作、购物和通信的方式。而对于那些新技术而言，这也是它们未来的发展道路。 今天的机 器人并非我们过去常常在科幻电影中所看到的Android或Cylon机器人，而是专门的电子机械设备，由软件和远程控制技术来加以操控。由于计算机已经 变得更加强大，因此这些设备的能力也已经变得更加强大。现在的机器人有能力进行外科手术、挤牛奶、进行军事侦察和战斗，甚至还能开战斗机。现在有数十家创 业公司正在向大学生和开源社区出售机器人开发工具，如Willow Garage、iRobot和9th Sense等，他们正在创造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复杂精密的机器人，并为其开发新的应用。举例来说，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维嘉·库马（Vijay Kumar）就与他的学生一起开发了自主飞行机器人。 与下一代机器人相比，中国人正在从事的制造组装业务就像是小孩过家家——在不久以后， 机器人就会变得比人力更加廉价。事实上，中国最大的制造商之一富士康已经在去年8月份宣布，该公司计划在三年时间里安装100万台机器人，让其处理目前中 国工人正在从事的工作。富士康发现，中国的劳动力成本正在变得过高，而且要求过高。世界上最先进的汽车特斯拉Roadster也正在硅谷制造，而硅谷是美 国物价最昂贵的地区之一。特斯拉之所以能负担得起这种成本，原因就在于这家公司正使用机器人来进行组装。 然后是人工智能——也就是能让计算 机做原本由人来做的工作的软件。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创造出这个概念以来，我们一直都将其束之高阁，但现在人工智能已经复活，而且还正在腾飞，其发展速度十 分迅速。人工智能正在各种各样的技术提供支持：在1997年，人工智能技术让IBM的深蓝计算机击败了著名国际象棋大师加里·卡斯帕罗夫（Garry Kasparov）；在2011年，人工智能帮助IBM最新的电脑系统沃森（Watson）击败了智力竞赛节目Jeopardy的冠军。人工智能正在让开 发自动驾驶汽车、苹果Siri等语音识别系统以及Facebook最近刚刚收购的脸部识别技术软件等最新技术成为可能。此外，人工智能技术还正在进入制造 业领域，将允许我们在人工智能支持下的设计助理的辅助下在家里设计我们自己的产品。 我们怎样才能把这些设计转变成产品呢？我们可以在自己家里“打印”这些设计，或是在现代版的金考（Kinko）公司——也就是共享的公共制造设施，比如说会员制的制造工场TechShop等，它们使用最新的制造技术——中这样做。 一 种名为“堆积制造”（additive manufacturing）的制造方式正在让以成本效益较好的方式来“打印”产品成为可能。在传统的制造业务中，部件是由使用电力驱动的机械工具的人来 生产的，他们所使用的工具包括电锯、车床、铣床和钻床等，能从物理上删减材料以获得想要的形状。这是一个繁重的程序，在制造复杂性上升的时候会变得更加困 难和更费时间。换而言之，你想要创造的产品越是复杂，就需要提供越多的劳动力，同时还亚欧付出更大的努力。 而在“堆积制造”中，部件是基于 3D模型来对材料的连续层进行熔炼——也就是添加材料而非删减材料。能生产这些产品的“3D打印机”使用动力金属、塑料水滴及其他材料——这些材料在很大 程度上类似于激光打印机的墨盒。这种“3D打印机”允许人们不使用任何类型的工具或固定装置就能创造某种物体，而且这一过程不会产生任何废料，也不会因为 工艺流程的复杂性而带来额外的成本。这就像是，当你使用激光打印机时，打印一张布满图像的纸比打印一张满是文本的纸的成本不会高出很多那样。在使用“3D 打印机”时，我们能“打印”出复杂的3D结构，而其成本却跟“打印”一块砖的成本差不多。 “3D打印机”已经可以创造机械设备、医疗植入 物、珠宝甚至是服装等产品，最便宜的“3D打印机”能“打印”出基本的物体，目前其售价在500美元到1000美元之间。在不久以后，我们将可以这种价位 买到能“打印”出玩具和家用品的“3D打印机”。到当前这个十年阶段的末期，我们将会看到“3D打印机”能进行工艺品和产品的小规模生产，而这种生产在此 以前是通过劳动密集型的制造方式来进行的。在下一个十年阶段中，完全可以想象我们能通过“3D打印”的方式来制造电子产品和建筑物。 未来一 个十年阶段中，我们将会看到进一步的技术进步。今天工程师和科学家正在开发新型材料，如碳纳米管、陶瓷矩阵纳米复合材料以及新型的碳化纤维等，这些新材料 使得生产比现有的制造产品更加强大、更轻、更加节能和更加耐用的产品变为可能。一个新的领域——分子制造——将会更进一步，令廉价的分子制造成为可能，同 时具备原子级别的精准度。到那时，我们用来进行生产的材料和生产技术与中国——以及美国——当今基于组装的生产流程将毫无相似之处。 即使中国能使用人工智能机器人来对工厂进行自动化升级，同时生产“3D打印机”，将原材料运到中国市场，组装成成品，然后再运回到美国市场，这样的流程也不再有意义。制造业将再次变成一种本土行业，产品将在接近原材料或市场的地方进行生产。 因 此，中国有许多理由要感到担心，而制造业无疑将会重返美国市场——如果不是在当前这个十年阶段的末期，那么也会是在下一个十年阶段的早期。但是，已经离开 美国市场的工作岗位不会重返，因为它们将不再存在。新的工作岗位将是什么呢？对于这一点我们能做的只有猜测。美国3D设计和工程软件公司Autodesk 的首席执行官卡尔·巴斯（Carl Bass）说道，就像我们已经在其他每一次工业过渡时期创造了全新的、薪酬更高的工作岗位那样，这一次我们同样也会创造一整套新的行业和职业。他表示，我 们要做的就是关注互联网和移动行业所创造的那些新类型的工作岗位以及数百亿美元的业务，它们已经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巴斯是“3D打印”和数 字制造行业中领先的权威人物之一。跟他一样，我也对我们将会创造一个物质丰富的时代而感到乐观。但是，我所担心的问题是，我们是否能足够快地创造新的工作 岗位，并把那种繁荣散播开来。在几个月以前，巴斯和我曾在奇点大学（Singularity University）讨论过这个问题。此外，我还曾与《经济学人》杂志的编辑维杰·维塞斯瓦伦（Vijay Vaitheeswaran）讨论过有关中国制造业的问题。

报人程益中

报人程益中：南都案和那个时代 这个时代的标杆！ 作者：潘公凯（Pan philip） 译者：詹涓 2003年3月召开的中国全国两会期间，中共官员仍在竭力封堵媒体报道SARS疫情。此刻，在中国只有一家报纸还在不断尝试突破封锁发布疫情蔓延的消息。这就是被中共官员轻蔑称为小报的《南方都市报》，广东省的一家区域性日报。像中国所有报纸一样，《南方都市报》也隶属中共党产，总编辑由中共委派。此时，和广东所有主流报纸一样，《南方都市报》被要求按照中央宣传口径报道SARS已被完全控制的新闻，一字一句都不得更改，这就是中共通常强调的宣传纪律。与广东省绝大多数的编辑记者一样，这份报纸的编辑记者也知道，他们被迫放在头版的关于SARS疫情被扑灭的消息并不真实。参与这场骗局令他们痛心，不过这并不是他们与身为宣传工具的同行们不一样的地方。在这个国家的媒体里，有许多男人女人都梦想着想要做点事情，而不是单纯宣传和重复当局的谎言。令《南方都市报》这张以通俗的版式和图片著称的报纸与同行不同的地方在于，它的编辑们不愿意放弃报道真相的机会，而且他们往前深入走了一步。 在对SARS的报道已被严格控制之后，这份报纸的编辑们开始寻求方法，想要对这个起源于其它地区的疫情做更真实的报道。他们想要弥补过去被迫发布虚假消息给公众带来的困扰和伤害，向官僚机构显示其态度。几周后，他们的机会到了。在北京如期召开人大会议的第一天，该报其中一个前去报道会议的记者拦住了卫生部的一个副部长，向他提了几个问题。这位副部长说话相当谨慎，但仍然露出了点口风。第二天，这份报纸打破了宣传部门对SARS报道的禁令，在头版刊登了一条消息，指出当局已邀请国际专家来帮助其进行对疫情的研究。这是一个小小的突破，编辑挑这篇文章放在头版，是想淡化其藐视宣传部禁令的冲击力。但读者翻开报纸，在内页却可以看到一整页直接挑战当局对SARS立场的报道。报道引述卫生部副部长的话，承认疫情并未“得到控制”，因为目前还不清楚疾病的起因和治疗办法。此外报道还引用这位官员的话说，领导应向公众提供未来疫情爆发的更多信息，以此来防止谣言传播，比方说此前广东曾传说醋和其他民间验方可以预防疾病，以致群众疯狂抢购。 不小心走漏了风声的是这位官员，可中共指责的却是《南方都市报》。宣传沙皇们认为，报纸编辑不应追求报道真正的新闻，不能将副部长的话照登出来；比起发布SARS方面的新闻，现在更应该做的是宣传好两会精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尤其震怒。这位保守僵化的政客是在朝鲜拿的大学文凭。在北京与广东省的记者开会时，他大发雷霆，冲着《南方都市报》记者大喊大叫，指责广东的媒体太不听话，需要好好管一管。他认为他在北京参加每年最重要的党内会议时，《南方都市报》的报道令他蒙羞，他命令手下要严肃处罚这份报纸，同时他要求该报召回报道两会的记者，准备面对一次大扫荡。 这并不是《南方都市报》第一次惹恼党内高层，所以报纸的领导人已经知道该怎么做才能生存下去。他们迅速上交了一份检讨书，承认犯了严重错误，并且提出了防止此类事件不再发生的几点计划。他们表示，写这篇SARS报道的记者已被开除，将报道放到头版的编辑也被停职。承担最终全部责任的是该报总编辑程益中，一个在中国报界的后起之秀，而他业已被降职处分。这份措辞严厉的检讨看来是安抚住了党内的头头们。似乎没人注意到，这个被开除的记者仍然在为该报写稿，不过换了个署名；被停职的编辑继续天天来上班，不过换了个上班时段；而程益中也依然在管理着这份报纸，不过换成了执行总编辑的头衔。几个星期后，关于SARS的谎言被揭开，看起来《南方都市报》一直以来都是正确的。而新任总书记胡锦涛则公开谴责谎言，承诺要令政府政务更公开透明。虽然中共对SARS报道的审查禁令一直未曾放松，但媒体内部所有人都知道，政治风向已经有点转向了，疫情可以得到更自由的报道。程益中指引员工开始大量报道以前无法报道的新闻。SARS报道重返报纸头版，而更大的新闻还在后面等着，程做好了准备，发布一条令该报此前的越界行为显得无足轻重，令中共与该报关系走向拐点、进一步恶化的新闻。 …… 他是一个瘦削精干的男人，清澈的双眼直指人心，外表英俊，嘴角带着狡猾而又自信的笑容。在办公室里他穿着随便，通常是普通的T恤衬衫加牛仔裤，他本来已经就很年轻，但面貌看起来比实际年纪更小。他当时只有35岁，可能是中国最年轻的主流日报总编辑。可是当外人来到《南方都市报》编辑部时，他们很少会把他误认为是记者。虽然身材不够魁梧，面貌又显得年轻，可他身上散发着激情和一种天生的权威感，甚至会令更年长也更有资历的编辑记者也对他油然而生敬意。 从被南方日报报业集团，也就是后来创办《南方都市报》的国有传媒集团公司聘用的那一天起，程益中就与众不同。在一间满是城里人的屋子里，只有他是安徽来的农家子弟。他常常引以自豪的是，中共的创始人之一陈独秀和诗人海子，是他的怀宁县老乡。在南方日报新分配来的大学应届毕业生中，他是唯一坦承参加过1989年民主示威游行的人。他过去就读于中山大学中文系，那是中国南方最有名的学府，在大四时，遍及中国各个城市的学生游行示威，声援天安门运动。绝大多数同学后来都否认参与过游行，而程益中在接受南方报业集团面试时，却承认他参加了学生运动。而在当时，南方报业的领导们跟上级表示，集团没有一个员工参与示威游行。这样的表态现在看来站不住脚，但在接下来的一系列迫害行动里，它却可以给他们一些政治庇护。假如他们聘用了程，那么他们就没办法再将谎话编圆了。可在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他们最终还是雇用了他。 这并不是一个特别惊人的决定。在中国墨守成规的媒体版图里，以思想开放著称的南方报业集团是一块绿洲，在身为宣传工具的同时，却也在不断试探底线。旗下最大胆的媒体叫《南方周末》，它证明了报纸在受到严厉审查的情况下，仍然可以进行客观公正的报道，保持优雅的文风，并因此赢得了读者的欢迎，也激励了各地的记者。在中共的组织架构中，南方报业集团是宣传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在党内有着一张各个利益团体结成的网络，这个集团在这个网络里同样占据着一个特殊的地位。从意识形态来看，它是中共民主自由派的阵营。自从1957年开展的百花齐放运动以来，南方报业传媒集团的前任领导就开始创办与党内主流声音有所不同的报纸，即《羊城晚报》。其中一位创始人强调说，假如政治气候不允许记者永远讲真话，那么，他们至少应当拒绝说谎话。一代又一代，南方报业传媒集团的编辑记者们都在努力达到这个标准。 广东位于中国东南沿海，制造业发展迅速，在这里，南方报业传媒集团也是中共的一个重要宣传利器。广东有一亿人口，是中国人口最多、最富有，而且也是除了西藏和新疆这种民族地区之外，思想最独立的地区。自毛泽东以降，中央政府一直都想要加强对广东的统治，因为广东人习惯于接受来自附近的香港，而非遥远的北京的讯息。部分原因在于广东有着与外界交流的长期传统——外国商人在其港口建立了自己的殖民地，而一波又一波广东移民也在亚洲和西方社会站稳脚跟——中共党内的教条主义者因此一直对广东持怀疑态度，于是长期以来委派外省人来这里做高层领导。但广东人却以独特的身份而自矜，成长为一股不易妥协的政治力量。在1980年代，广东人成为市场改革的先锋，在北京当局还未应允的情况下，就开始力主进行改革。 对于像程益中这样，暑假在安徽的稻田里，帮助家人耕作的大学生来说，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是个新的天地。他向往南方报业传媒集团，一方面是因为它的名气，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想要留在广州，这座位于珠江边、经济兴旺发展的省会城市。他被安排担任《南方日报》文艺副刊的编辑，这份报纸是集团的核心出版物，最坚定的党的喉舌。他大学时的一个同班女同学在这份报纸的另外一个部门工作，后来两人结了婚。半年后，《南方日报》派他去湛江担任驻站记者，这是广东省的一个海滨城市，南海舰队的总部就设在这里。他很快就有了名气，成为报社当时最多产、也最有进取心的记者之一。他报道了很多社会问题，比如乡村宗族之间绵延不断的冲突、官员腐败和社会不公，他尤其热衷报道当地官员收受贿赂、修建豪宅、徇私枉法的贪腐情况。他时常写些文章，会让编辑觉得太敏感，没法发表。编辑会把这类稿子转到内部参考，供官员审阅，或者干脆毙掉。程益中勉励自己，既然是做这样一份工作，碰到这类情况也是难免的。此刻，他还未完全成为后来那个理想主义的新闻工作者，他也会告诫自己，毕竟他所服务的报纸已经比大多数其他报纸都要更好了，而且新闻工作者的处境看来也在不断提升。在湛江的驻站记者工作告一段落后，1991年8月他被召回广州总部，担任文艺部特刊版的责任编辑工作。他野心勃勃，责任心强，工作勤勉积极，还入了党，想要给别人留下好印象。他总是第一个去办公室，给同事扫地打开水，把来稿和记者稿件整理好，齐刷刷地摆放在老编辑们的桌子上。 在1990年代中期，南方报业传媒集团面临经营危机。80年代末风波平息之后，保守派掌权，政治改革被叫停，但邓小平在1992年进行南巡期间，在广东停留了好几站，再次推进了他的资本主义经济改革进程。诸如南方报业传媒集团这样的国营企业被告知，他们不能再继续依靠政府拨款，必须自谋生路。集团一度想要进军保健产品业、房地产业和其他领域，但遭遇一系列重大挫败，最终领导层决定，他们还是应该把注意力转回他们最了解的商业领域，那就是报业。 集团最主要的产品《南方日报》是门赔本生意，而且他们知道几乎不可能拿它赚钱。这份报纸是中共广东省委的喉舌，跟所有党委机关报一样，它受到严格的传统和条条框框的限制。在1980年代，中共总书记赵紫阳曾要求这些报纸在发表文章时，应该使用“人民的语言”，而不再是“领导的语言”，但在他下台，遭到居家软禁后，中共废止了这样的要求。《南方日报》这类报纸仍然必须在头版报道千篇一律的会议新闻和空洞无物的官员讲话和官样文章；至于新闻审查官员认为不够积极，或者批评色彩太浓重的稿件，则仍然不能在头版刊登。在每次刊登领导图片时，他们仍然需要小心地去考量每张图片大小和规格，以免冒犯了某位大人物，以免传递出关于领导人党内地位的错误信号。南方报业传媒集团的编辑部努力想要让《南方日报》办得更好，在报纸中注入更多真正的新闻元素，但他们最终只能对陈规旧俗做一点修补，而不可能彻底颠覆。想要赚钱，他们就必须从头开始创办一份全新的、打败陈腐规矩的报纸。新报纸仍然归国家所有，归中共控制，但它可以不是彻头彻尾的喉舌。相反，它可以是一份人们喜欢读的报纸。假如它能取得成功，广告和利润将随之涌来，中共也将得到一个更新、更有效的影响社会舆论的工具。 程益中当时只有29岁，但南方日报当时的社长想让他主导创办这份试验性的新报纸。管理层希望能找到年轻人参与创刊，而老编辑们对程非常推崇，认为他不仅有才华有能力，同时还很招人喜欢。这是一次很大的提职——一共只有三个人担任创刊委员会的成员——程觉得当时自己并未做好创建新报纸的准备，但他还是很快投入到新的工作，他研究了全国乃至全世界的报纸。集团早就决定，这份报纸将是小开版的报纸，名为《南方都市报》，程益中的注意力因此放在早前其他省委机关报创办的这类小报上。接着他写下了一万多字名为《南方都市报基本法》的行动计划，探讨如何才能让《南方都市报》超越其他所有报纸。他甚至亲自设计了新报纸红黄两色的报头。传统上报纸习惯用领导人的书法作报头，比如《人民日报》的报头就由毛泽东执笔，但程益中不希望这张报纸有这个色彩。所以他选择了古老的魏碑字体，这代表了他对这份报纸的理念：这份报纸应该成为一座丰碑，它应该历久弥新，令后人抚今追昔。 1997年1月1日，作为日报的《南方都市报》上市，程益中任副主编，主导报纸内容。第一期只有16版。当时全报社总共只有不到100名记者和编辑，程益中每晚要花很长时间，自己亲自编辑和设计好几个版。他感觉这份工作让他备感兴奋、心生满足感。他觉得自己好像正站在原点，将要参与创造一段历史，他似乎觉得他正在做着的事情，可以落实他在1980年代末参加示威游行时的理想，实现他作为知识分子报效国家的传统职责。他看过描写水门事件的电影《总统班底》的盗版影碟，他想象自己是在打造一份像《华盛顿邮报》那样的独立报纸，一份作为监督者和防止权力被滥用的报纸。他住在由集团提供的公寓里，房子就在办公室附近，但他却时常睡在办公室里。他妻子抱怨说，有时候会连着几天见不到他人影。这对夫妻刚刚生了个小男孩，但最让他宠溺的还是他的报纸。 “我爱我的工作，”程益中告诉我，“它契合我的理念和价值观，而且我感觉自己是在做一件很大很重要的事情。” 创刊伊始，《南方都市报》在亏钱，第一年亏了超过100万美元，一些集团领导对这个项目表示了质疑。但程益中很自信，简直近乎狂妄。在一次会议上，他预测这份小报将成为全中国最好的、发行量最大的、也是最赚钱的报纸，这话在当时听来实在遥不可及，不少头头们听后都哈哈大笑。但他们的怀疑，看来只是让程更加坚定，他在不断追求改进这份报纸的品质。《南方都市报》打破了一个又一个禁忌，刊登其它报纸完全不可能刊登的稿件，那些人们真正想要去看的报道。它在头版刊登国际要闻，而传统的党报从来不会这么去做。当黛安娜王妃在巴黎死于一场车祸时，其他报纸只刊登了短讯，而《南方都市报》用四分之一的报纸版面报道了这起事件，令新闻界哗然。当关于克林顿总统与白宫实习生莫妮卡·莱温斯基的丑闻被斯塔尔报告揭露后，《南方都市报》用10个版刊登了报告节选。在审查此稿时，宣传部官员表示极为不满，形容这份报告“太粗俗”，但程益中希望读者在看到它时做一个对比，因为中共有不少官员做的事情更丑陋，但从未被报道出来。不过在其它时候，这份报纸同样也会被迫充任党的宣传工具。当北约轰炸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时，该报用12个版的文字和图片，报道轰炸事件以及在中国各地爆发的由当局暗中操纵的反美示威游行。 程益中的理念很简单——他问自己想要看什么，然后就会让记者去写。《南方都市报》是中国第一个提供每日消费资讯版块的报纸——周一汽车，周四房地产。在1998年世界杯决赛期间，这份报纸出奇制胜，连续43天，每天做8个版的世界杯报道，令这个为足球而颠狂的国度为之惊喜。程益中本人自上大学起就是电影迷，他当时也写些影评文章。他最喜欢的电影是《肖申克的救赎》。 虽然《南方都市报》在体育和娱乐版块非常抢眼，但程益中也知道，他必须为读者提供另一种他们渴求的稀缺元素——那就是可以监督权力和批评政府的新闻报道。做这样的报道确实有市场因素在里面，但跟利润同样激励程益中的却是新闻工作的准则。在每周的员工例会上，他不断地提醒记者，他们是在为大众服务，鞭策他们要成为政府官员和权贵的监督者。当编辑记者问他，某篇稿件或新闻太敏感，是否应避免发表或报道时，程益中总会非常恼火。他不能容忍编辑记者自我审查、充任宣传部官员的角色，他认为这非常糟糕。他希望编辑记者任何时候都要想方设法越过障碍，全力以赴争取把新闻发出来，而不要去自我审查。在他的指引下，《南方都市报》开始以关于犯罪和腐败问题的社会性批评报道而闻名。在一篇内部交流中，他对一篇指责妓女卖淫的稿件提出强烈批评，指出报纸应该为弱势群体讲话，妓女也是需要保护的弱势群体，大家有本事就要去监督和批评有权有势者。在中国，其他报纸打的是安全牌，只做外省的批评报道，只批评老百姓的陋习和差错，避免激怒当地官员。而程益中则不遗余力地把批评的矛头对准广州和广东其它地区，因为这里才是《南方都市报》读者大本营。在创办早期，《南方都市报》关于当地餐馆使用潲水油的调查报道和广州空气严重污染的报道引起轩然大波。广州官员极其震怒，跟省委宣传部抗议说，《南方都市报》的报道损害了广州市的形象。但程益中冷静地维护这篇报道，对宣传部门表示，当地官员之所以如此动怒，是因为报道揭露了他们的无能和工作失误，要说报道损害了谁的形象，那也只能说损害了必须对此负责任的官员和部门的形象。 软硬结合的新闻模式，令《南方都市报》在读者中迅速走红。创刊第一年年末发行量是8万份，到了次年底就窜升至近40万份。在1999年，发行量超过60万，广告开始大量涌入，报纸第一次赚到钱了。2000年，这份报纸成为中国最厚、同时也是卖得最贵的日报，72个版售价12美分左右。发行量迅速突破100万大关。程益中被提拔为总编辑。他的好友，一个名叫喻华峰的广告销售人员，成为头牌业务员、该报总经理。这两人都很年轻，但这份报纸的员工更年轻。2200名员工，平均年龄只有27岁，资深编辑的平均年龄也只有33岁。 对程益中和他的同事们来说，这是个兴奋莫名的年代。《南方都市报》从一个成功跃向另一个成功，成为中国最赚钱、阅读最广泛、最受公众喜爱的报纸之一。其他党报也纷纷效仿，创建了类似的以市场为取向的小报，想要复制《南方都市报》的成功。在谈起早年岁月时，程益中告诉我：“很兴奋。坐在办公室里，我可以听到报纸成长的声音。你可以布置一篇文章，刊登它，报摊的销量就会跟着上去。你知道读者是在拥抱你的报纸，你也可以感受到你的报纸在越长越大，越长越好。这种感觉特别让人满足。” 《南方都市报》用的图片越来越多，购买了新的彩印设备，搬进了广州市中心一个更大、更现代的采编中心。此时的程益中没有太多烦恼，如果说有的话，其中一个就是，由于官僚机构的百般阻挠，他还没有办法把南方都市报的霓虹灯招牌挂到新办公大楼的楼顶上。 成功令《南方都市报》拥有更大的影响力，程益中也在不断要求记者们更加进取。他对他们说：“在报界，我们已经学会了如何不依附权力而生存，现在，我们应该学会如何做一份有权力的报纸。”但在树立地位的同时，《南方都市报》也在树敌。担任总编的第一年，旁边的深圳市想要禁止当地报摊销售这份报纸。这不仅是因为《南方都市报》的批评报道很不受官员欢迎，也因为这份报纸正在从深圳本地报纸那里抢广告和读者。程益中和喻华峰组织报社予以反击，送了一个20人的记者队伍去深圳，请了1000人，在当地免费派送数万份报纸。次日，该报头版头条为“《南方都市报》在深圳遭到封杀”。但程小心地将批评集中在掌控深圳报摊的官员头上，避免直接批评该市头头脑脑，还刊登了几篇恭维深圳的文章。一个月后，禁令终于被取消。 在那些年，阅读《南方都市报》，是在阅读一份有态度的报纸。在中国，绝大报纸在报道犯罪新闻时，总会让读者感觉，警察局的工作做得很好，违法犯罪者总会被抓住，得到应有的惩罚。而《南方都市报》在报道此类新闻时，却做出了相反的暗示，指出中国执法机构权利被滥用的问题。比方说，有一篇激怒广州当地官员的文章报道说，一位在工厂打工的年轻女工被绑架，然后被胁迫到广州市据说整治得很好的区里卖淫。“我们所有的批评报道都有一个同样的主题——没有受任何监督的权力对社会是有害的，”程益中表示。“这只是个常识，但我们的报道要引导读者去追问，为什么我们的体制是现在这个样子，为什么它会出那么多的问题。” 在报道惹恼了广州、深圳和其它城市的中共官员时，这份报纸享有一点官僚机制上的优势。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是广东省委的组成部分，因此在组织架构上比市一级要高。如果《南方都市报》的文章让哪位当地领导很不开心，他也不能直接去处罚这份报纸，而是要去跟省里的宣传部门告状。视问题严重程度，广东省的宣传部门可能会斥责南方报业集团，要求其对《南方都市报》负责人做出适应的处理。在每次被训斥后，程益中都要被迫写一篇检讨，检讨其所犯的错误，并且深挖根源。在中国，写这一类的检讨很需要有点艺术，首先需要评估领导们有多生气，他们的影响有多大，随后再提出自我惩罚的方案，以求安抚他们。不止一次，宣传部门的官员们指责程益中的检讨态度不够诚恳，要求他采取更严厉的惩罚措施。有时候对报纸施加的压力太大，程益中要被迫将检讨或道歉信刊登出来。他很讨恶这样去做，但他知道，想要让报纸继续发行，他必须要付出代价。 集团尽一切所能去保护这份报纸，但随着官员对该报的指责越来越多，态度也越来越强硬，程益中想出了一个很有创意的方法来对付它们。他请来了一个专家，那是中国内地小城市的一个宣传官员，由他来执笔写检讨。这个人完全了解上面希望听到什么。他也知道何时抗争，更重要的是懂得何时撤退，怎样撤退。根据他对形势的判断，《南方都市报》可以对上面表示，他们开始进行调查，或者要求某位编辑写检讨，或者通过扣资金、停职甚至开除的方式对相关员工进行处罚。不过，检讨信里给宣传部门领导们看的这些措施，跟南都编辑部里正在发生的事实没有任何联系。假如南都真的落实了这些惩处，有些记者可能已经被炒了两次三次，有些编辑也许一年就被扣光了三年的奖金。 程益中在不断挑战当局容忍的底限，但他也意识到，有些报道还是会过火。他也知道最大最后的禁忌所在，所以他没有挑战一党专政，或者报道诸如1980年代末这类题材。他愤怒的是，即便如此，中共的官员们也总是横加阻拦，而且基本都是基于官员自私的个人原因。官员们其实只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声誉，而不是什么中共的名声；他们担心的是自己的仕途受阻，而不介意报纸揭露的社会不公和其它弊端；至于维护社会稳定和政治正确，完全就是自欺欺人的借口。程益中有时候会开玩笑说：“其实你可以反党，但不可以去反党员。因为一党专政的实质其实就是一人专政，党只是一些人披在身上捞钱的袈裟，党只是一个借口而已，维护社会稳定只是为他们自己滥用职权为所欲为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而已。” 有一次，在一段很短的时间里，《南方都市报》集中发了几篇批评报道，因此受到一连串斥责，广东省委宣传部部长钟阳胜召来程益中和他的编委会成员训话。程益中对于钟阳胜这种思想僵化、态度刻板的中共官僚无甚敬意，不过在这3小时里他没说一句话。在会后跟同事们一起午餐时，程益中对钟训话的空洞乏味和官腔官调，进行了一连串的讽刺调侃。结果在当天下午，钟的一个手下就打来电话，责备他辱骂省委领导。程益中对此感到非常意外和困惑。他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和复杂性。程益中猜测这位告密者并没有敢将他出格的言辞一五一十地汇报给宣传部长。但经历此事，令他意识到在一党专政的国家，管理一份报纸将面对多大的风险。用他的话来说，他是在“走钢丝绳”，处境“危机四伏”。 但在他有机会打破对SARS新闻报道的管制时，他没有犹豫。政府强迫《南方都市报》发表一篇明明不是事实的文章，贬低报纸的尊严——同时违背了老一辈编辑信奉的是即便讲真话不可能，也必须要拒绝说谎话的信条——他想要显示他们的力量。《南方都市报》业已壮大，他认为中共官员不会因为SARS报道而将报纸关掉。他觉得最坏的可能是他们将他开除，而他认为这样的风险还算值得。他认为SARS疫情的报道恰恰是一份好报纸应当去追逐的新闻。 几周之后，对编辑们放到他案头的另一篇更冒险的报道，他也持一样的看法。 最初的新闻源头，是出现在互联网的BBS上。拿到消息的陈峰，是《南方都市报》的一个新员工，但在同时，31岁的他也是报社最有经验的记者之一。这是个身材矮小、很有幽默感的小伙子，剃着小平头，戴圆边眼睛，他曾供职《财经》，这是中国最富盛名的商业杂志，此外他还在河南帮助创建了一份报纸并任常务副总编辑。南方都市报社请他过来加盟深度报道组，这个部门有十几名有经验的记者，负责长篇调查性报道。就在上任几天后，他在网上认识的一个大学生给他留了个短信——她有个新闻线索想要给他。她说，一个朋友的朋友在收容站莫名死亡。她并不知道太多细节，只知道死者刚从大学毕业，名叫孙志刚。 陈峰立刻就看出了这篇报道的潜力。收容制度臭名昭著，权威机构借此推行暂住证制度，并且可以通过收容站，将不想要的在城市谋生的人，通常是农民和没有生吃户口的人赶出城市。几乎每个人都会认识几个曾遭遇收容的朋友，警察可以随便在大街上将人拦住，查看他们的证件，假如少了什么证，就可以立刻将他们带走。对于权力的滥用，几乎没有任何监管政策，而警察常常会在人们并没有做出任何违法乱纪的行为时将他们抓走。被收容的人员通常是被遣送回原籍，但收容站在遣送前，往往会收取费用。假如被收容的人没有钱，也没有人出面保他们出去，那这些人就只能在监狱的农田或工厂做活，以此来赚取自由。 陈峰意识到，一个大学毕业生死在收容站，这会是个爆炸性的新闻，但同时在政治上也非常敏感。他不能确定《南方都市报》是否能在收容制度这个问题上发表任何文章。从以往的经验上他可以知道，大部分媒体都会明确避开任何对于司法机构的批评报道，公安局、法院、监狱，这些都是中国媒体禁忌性的话题。但当陈峰跟编辑说了孙志刚之死的事情后，编辑没有丝毫犹豫，立刻就嘱咐他继续调查下去。他对此印象深刻。这正是他来广州的原因——去为一个有勇气、有影响力，做真正的新闻的报纸工作。 陈峰没花多久，就找到了孙志刚的家人。在孙志刚死后两星期，他的父亲仍在广州，想要寻找儿子死去的原因。他是湖北乡下的农民，官员根本没把他当一回事。他们只告诉他，他的儿子是因为心脏病突然死亡。但其父坚称，孙志刚身体一直很好，而且刚刚27岁。他在收容站遇到了什么？警察又究竟为什么要拉他去收容站？孙志刚才搬来广州，有一份平面设计师的工作，而且据他父亲说，他的一切证件都齐全。陈峰于是建议孙父找一个律师，请一个法医，先做尸检，取得法律方面的证据。 随后陈峰找来一位同事与他一起进行报道。王雷从长相上基本是他的反面，他又高又瘦，留长发和山羊胡子，但两人对好新闻的热情是一样的。两个记者一致认为，如果不能确定孙志刚的死因，那这篇报道就很少有下笔之处。当孙父打电话来，表示在广州没有一个律师愿意接下这个案子时，他们鼓励他继续找下去，并且强调尸检的重要性。他们说，假如没有一个确切的结果，报社就没法帮助他。与此同时，他们开始收集证据——警方记录，医院病历，所有当局愿意让孙父复印的资料，但这当中没什么有用的材料。到了4月中旬，也就是他们着手调查三周后，陈峰接到王雷的电话。孙志刚原先的同学筹集到了尸检的钱，他的家人将验尸报告的结果复印了一份给他。这个年轻的平面设计师是被人殴打致死。 陈峰冲回编辑部，跟王雷一起研究验尸报告。他们花了点时间，才弄明白了里面的医学术语，但结论很清楚。孙志刚的身体大面积，包括胳膊、双腿、肋骨和后背遭受到了剧烈冲击。冲击极其剧烈，导致他陷入休克，身体器官衰竭，因此致死。两个记者带着他们手上的所有材料，见了《南方都市报》的分管新闻的编委杨斌。杨斌立刻告诉他们继续跟进这条报道，并且给出了两条明确的指引。第一，他告诉他们要特别小心，每一个细节都必须准确无误。如此敏感的新闻报道，不容有一个细小的错误。第二，他让他们要尽快完成调查，在宣传部的人听到风声、禁止他们报道此事之前将文章做出来。《南方都市报》可以将文章尽快刊登，这是因为中共不可能安排一个新闻审查官部队，在上摊前阅读每篇文章。宣传主管部门的做法是依靠记者自查，同时定期针对特定题材下封口令。蔑视上级指引，这自然很危险，但假如能在下禁令前快速行动起来，那报纸就可以声称他们并没有蓄意违反任何禁令了。 杨斌并没有跟两位记者提出，他们的这篇报道太敏感，也许没法刊登出来。但在午饭时他见了程益中，跟他提及了两位记者的发现。他很担心，因为《南方都市报》已经跟广州的公安和其他执法机构结下了梁子。这都是些很危险也很有实权的机构，到目前为止，他们只是通过跟宣传部门的头头施加压力，来表达其愤怒。但一篇如此有份量的关于收容体制的文章，将会令对方采取更有力的报复手段。这篇文章的时机同样有问题。程益中和《南方都市报》因为违反了SARS的宣传禁令，已经如履薄冰。从技术上来讲，他甚至已经不再是该报总编了。但程益中觉得这篇报道太重要了，忽视不得，于是告诉杨斌一定要将报道发出来。 两个记者动作很快，开始分头行事。陈峰去见了法医，对方很紧张地解释说，从伤势来看，孙一定是遭受到了残忍的殴打，而且殴打应该发生在他死亡时间72小时之内。王雷则装作孙志刚的亲戚，去了收容站的医院，他在那里询问了相关工作人员，并且录下了他们的种种搪塞之辞。他们还采访了孙志刚的家人和朋友，他的室友和老板，大家共同整理出了孙志刚生命最后几天的时间表。他是在不到一个月前来的广州，在一家制衣公司工作，跟一个朋友住在一起。在被拘当天晚上11时许，他给室友打来电话，说他在去网吧的路上被两个警察拦了，因为他没有随身带任何身份材料，所以他们要把他带去当地的派出所。这位室友立刻就带着孙志刚的身份证和钱想要去保他出来，但警察在放走了其他被收容人员后，却不肯放孙走。其中一个警察表示，他们有权决定该留谁该放谁。后来室友在收容站里看到了孙志刚，悄悄问他是不是得罪了警察。孙志刚回答说他跟警察说了几句话，但并没什么大问题。第二天，一位朋友接到了孙志刚打来的电话，此时他的语气听起来很害怕，说他要被送去收容站。这位朋友给孙志刚的老板打了电话，后者去了收容站，想要把他保出来，但他也被拒绝了。第三天，孙志刚的朋友们得知，他已被转去收容站医院，于是想去探望他。医生不许他们去看，说是只有他的家属才能来保他。而当在被收容的第四天，朋友们再给医院打电话时，他们说，他已经死了。 陈峰和王雷将对公安部门的采访安排在了最后。他们去采访了派出所、收容站、医院和公安局，没人开口跟他们说话。唯一接受采访的是市局负责管理收容制度的一个小官僚。陈峰没有预约，直接找到了他的办公室，发现这人正在电脑上玩扑克游戏。他同意搁下游戏接受采访，但他表示他“99%确信”孙志刚在收容站没有受到殴打。他表示，在收容站和医院病房里都有摄像头，所以假如真有殴打的话，上面的人也应该会发现并且制止。可在陈锋表示想看看监控录像时，这位官员却表示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在陈峰和王雷回到办公室时，已经是下午5点多了，他们本打算第二天再写这篇文章。巧的是他们碰到了杨斌，而杨斌问他们采访进展到哪一步时，他们提及在当天上午采访了警察局。杨斌的脸立刻沉了下来，他告诉记者们，他们应该在最后一刻再去联系公安，以防警察局一个电话打给宣传部，禁止这篇文章刊登。随后他让他们坐下来，立刻开写这篇报道。他希望当天晚上将稿子登出来。 陈峰和王雷没吃晚饭，奋笔疾书，在晚上9点半写完了文章。他们讲述了孙志刚的朋友曾如何努力想要将他保出来。他们不厌其烦，详细介绍了孙志刚身上的多处伤情。他们提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警察将他扣在收容所，这种做法是否正确。他们指出，只有无家可归者、失去经济来源者，以及没有身份证的人才是收容的对象，但孙志刚的朋友已经向警方提供了他的身份证件，证明了他既有居所亦有工作。这是篇让人印象很深刻的新闻报道，笔法生动，情绪克制。一直是在文末，陈峰和王雷才开始引述亲友的话，描述孙志刚是个怎样的人：他很有才华、工作努力、为人固执。在文章后面，他们配了一张孙志刚家人从湖北小乡村来到广州的照片，展示了他在读书期间拿到的奖状。文中引用了孙父的原话：“他是我们家乡出的第一个大学生。如果没有读过书，不认死理，也许他也就不会死……” 杨斌在报纸内页给这篇报道留了两个版，在头版下方放了一个大标题：“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下方加了一行小字：“大学毕业生，27岁，在广州街头被收容三天后死亡，尸检结果表明，事主死前曾遭毒打。” 再过几个钟头，印厂就要开始印刷次日的报纸了。当夜班编辑读到孙志刚一文时，他犹豫了一下。杨斌告诉他，程益中已经看过这篇文章并且批准见报，但夜班编辑还是想让总编辑再最终考虑一下。假如改变主意的话，撤版还来得及。可在夜班编辑去程益中的家中找到他时，程益中还是下令，坚决刊发此文。 …… 程益中十分清楚这篇报道将会引发多么大的震动，他一夜无眠，迫不及待地等待报纸出街。他相信全中国的人都会谈论此事，在离开办公室前，他特意提醒下属，要尽快把报道传给新浪网和搜狐网的编辑。这两个门户网站的读者超过了中国任何一个报纸或杂志，同时，因为它们属于私人公司运营，在面对新闻审查时回旋的余地要更大一些。虽然两个网站不得进行新闻采访，但可以刊登全国各个公开发行的媒体上的文章。网站在全国拥有巨大读者群，因此可以吸引人们关注新闻事件，影响社会舆论，并且可以用党报所不具备的方式进行公众议程设置。像《南方都市报》这类的报纸兴起，已经改变了中国的媒体版图，而互联网助推并加速了这一进程。程益中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意识到了互联网的潜力，《南方都市报》与新浪和搜狐建立了合作关系，每天凌晨2点钟左右，《南方都市报》都会将最好的稿件提供给对方。而在这两家网站首页放上《南方都市报》的新闻报道时，点阅率开始攀升。网络加大了报纸的影响力与冲击力，而且在内容上网后，宣传部门更加难以禁止其传播。程益中知道，一旦孙志刚之死的报道上网，就不再仅仅是一宗只会让本地官员跳脚的本埠新闻。这将是个全国性的报道，拥有全国读者的关注，在全国掀起反响。而这正是他所希望的。 《南方都市报》曾经报道过其他重大新闻，可对孙志刚之死这篇报道的反响，是程益中在此之前见所未见的。人们读到此文后，立刻发email将文章转发，在中国最著名的BBS上，文章被不断转载。《南方都市报》编辑部不断接到读者打来的电话、发来的传真，他们想要表达愤怒的情绪，或者诉说自己在收容站的遭遇。几万人在新浪和搜狐留言。程益中坐在办公室里，看着两个网站的留言数量不断攀升，他意识到有什么重大的事情正在发生，而他和报纸正在其中。这篇报道表达了民众对收容制度的憎恶，人们现在想要公开表达对它的不满。记者们在不断接听电话传真，编辑部一片忙乱。陈峰和王雷根据对孙父的采访，完成了一篇后续报道。但在下午，一个广东省委宣传部的官员打来电话，下令《南方都市报》对此案不得进行任何报道。 对于这通电话程益中并不意外。他一整天都在等当局的电话，而他们的静默只会让他更加备感焦虑。他本来担心上面迟迟不发话，是在筹划着对他和报纸采取严厉的手段。现在他至少明白他和他的报纸处在怎样的境地了。他召来编辑记者开会，告诉陈峰和王雷，就算暂时没办法刊登相关稿件，但他们还是应该继续跟进孙案报道。他说报道被禁，只是一个暂时的挫败，他发誓要找到对策，会尽快把暂压下来的报道见诸报端；并且就算当局禁止《南方都市报》报道孙志刚案，那他们还可以报道其它类似的收容案件；如果他们禁止《南方都市报》报道其它收容案件，那他们还可以抨击收容制度本身。他说，报纸应该继续质疑和挑战收容制度，因为一份好报纸就应当倡导社会进步。程益中肯定地说，假如《南方都市报》做好了本分工作继续报道下去，那么收容制度一定会被取消，收容法一定会被废止，而这就是《南方都市报》的奋斗目标。 陈峰和王雷对视了一眼。要政府取消收容制度这种想法，听起来犹如痴人说梦，他们都觉得总编辑疯了。 几周过去了，事情看起来真是出现了转机。中共新领导层刚刚取消了对SARS报道的禁令，民间对政治改革的希望越来越大。关于政府诚信公开的讨论，令宣传部的新闻审官员们再也站不住脚跟。广东的宣传主管部门虽然禁止再报道孙志刚案，但北京的官员并未下此禁令，所以北京的报纸开始跟进报道《南方都市报》暂时所无法报道的新闻。陈峰和王雷写的那篇后续报道，虽然《南方都市报》没法刊出，但却出现在一家北京的报纸上。陈峰将文章交给了那家报社的一个编辑朋友，她用了一个笔名将文章登出。 全国各地的记者都开始深度挖掘收容制度的黑幕，在过去这样的题材完全是个禁区，但现在，编辑可以安排记者去采写这类新闻了。浮出水面的景象越来越令人震惊、令人悲愤。收容制度的动机，据中共声称，是要去帮助无家可归和没有生计的人回到家乡，可现在它却被警方用来“清洗”社区，为自己创收，其背后的实质就是黑金政治，无异于政权授权警察绑架公民加以勒索，当然照例会打着维护社会稳定的借口。每年警察要无端随意逮捕200万人，将他们发配到700个收容站的庞大收容体系中去，并且要让被收容者拿金钱换取自由。报纸和互联网上充斥着关于收容站的可怕故事，男人和女人们被无端地抓起来，不仅遭到勒索，还要受到残忍的伤害。有一个中学生在南宁街头迷路，随后被送去收容站；四天后他回到家时遍体鳞伤、身无分文、语无伦次。两个13岁的女孩子被送去江苏省的一家收容站后，被老鸨“购买”，后在北京被迫卖淫。一个年轻女性向警察出示了她的暂住证，但对方随手将证件撕碎，将她拘禁；在收容站的人体仓库里，她被一群饥渴的男人强暴。 程益中设法让《南方都市报》继续走在报道的前列。迫于压力，当局高调宣布将对孙志刚案进行调查，于是他派记者住在孙家人所在的旅馆里，这样可以更严密地跟踪调查进展。他派其他记者采访法律学者，了解对收容制度的相关制衡性法规，随后《南方都市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指出一位市政府高官肆意将被收容者的范围放大。《南方都市报》还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收容法和收容制度的言辞犀利的社论。这份报纸实际上是在打响一场圣战。程益中觉得现在没时间去追求所谓的客观了。强力支持收容制的国家机器和机制太强大了，而主张正义的力量又太弱小，眼下《南方都市报》不可能后退，也不可能不明确表达它的立场。 程益中在中共的消息来源告诉他，广东省委就孙志刚案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在会议上，省委大员观看了由闭路电视摄像头拍下的孙志刚在收容救治站被毒打致死的录像。这是一段非常残忍的画面。一帮人用棉被蒙住孙志刚，然后连续对他拳打脚踢，持续十几分钟。官员们还得知，这个收容救治医院开业不到一年时间，期间先后收治了近千人，近有100多人非正常死亡。程益中力促陈峰和王雷采访其他死难者在这个收容救治医院遇到了什么事情。他说，假如能弄到这个监控录像，就更好。 两名记者竭尽所能，但没有太大收获。没有哪个广州官员还愿意跟《南方都市报》的记者讲话。但陈峰还是又写了一篇出色的调查报道，详细介绍了湖南省的收容所是如何用每人13美元左右的价格，从广东警察那里“购买”下被收容人员。湖南省当地的警方，没法抓到足够的人提供给收容站，他们赚的钱不够多，所以要从外地买人。被收容者想要出去，就得出更高的价钱。没法筹到钱的人就只能像奴隶一样在监狱农场干活，或者被“转卖”给别的收容站。陈峰在文中写道，在5年时间里，该收容站赚到了近50万美元。 不仅仅只有媒体在群起批评收容制度。北京3位年轻的法律学者联名向全国人大上书，要求其重新审查收容制度是否违宪，引起舆论哗然。他们3人发现一个言辞比较含糊的法律条款，给予公民做类似请愿上书的权利，于是他们3人成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一周后，5位著名法学教授支持了他们对法律的此种解读，并且也发出了审视收容制度是否违宪的请求。与此同时，互联网上公众的义愤仍在持续发酵，孙志刚的朋友和同学建了一个纪念他的网站。甚至有人提出要在广州为他组织一次守夜。 在此期间，中共新任领导人一直对此保持缄默。假如他们像对待SARS的问题一样，积极应对坊间取缔收容制度的呼声，采取又一次大胆改革，那可能会进一步加深他们与前任和中共老官僚之间的鸿沟。他们看起来是在严肃考虑未来的决策，但没人可以肯定结果是什么，也不指望能迅速看到结果。连《南方都市报》也不敢预判领导层的考量结果。《南方都市报》发表孙志案之死一文不到2个月后，一天晚上大概9点钟左右，官方的新华社发表了一条消息：新任总理温家宝召开国务院会议，讨论废除收容制度，并且决定立刻实施。700多所收容站随即关闭。在《南方都市报》的编辑部里，有人拿着新华社的通稿，跑去给程益中看。他惊呆了。他转过身来对同事说，他没有想到领导人的动作这么干净利索。在此之前，中国还没有哪一家报纸曾经以如此戏剧性的方式影响到国家的大政方针。此时，第二天报纸的头版已经出清样了，但程益中让编辑再加一个头条。他去请一位作者就此事撰写一篇社评。然后，他出门去和编辑记者聚餐庆祝。 许多党内有识之士也在庆祝《南方都市报》的胜利。他们将《南方都市报》报道孙志刚的案例视为教科书式的榜样，它证明了一份勇敢的媒体可以帮助中共与腐败作斗争，提高执政能力，赢得民众的支持和拥护。不过从一开始就很清楚，肯定不是所有人都对这份报纸很满意，一些人由此更坚信失去对媒体的控制，将危及其官位。就在文章发表几天后，广州市委书记林树森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专门把《南方都市报》的一位记者叫到一边，气急败坏地威胁说假如他在《南方都市报》关于孙志刚案的报道中找到一处不实，他一定会将《南方都市报》请上法院的被告席，让法院收拾《南方都市报》。后来程益中的一个大学同班同学捎来广州另一位高官的口信，警告他在这件事上一定要退让。广东省委的官员只是做了一场秀，显示他们对孙案进行了细致调查严肃处理，但事实很明显，他们只想尽快把事件了结。一个月后，广东当局就宣布已经逮捕并检控了孙志刚案涉案人员18人，包括8名被控殴打孙志刚的同监被收容人员，5名鼓励或默许殴打的警卫。无端扣押孙志刚的警察也成了阶下囚。他们被处以严厉的判刑，其中一个主犯被判处死刑。但审判未对外界公开，政府从未提供孙志刚致死的详细事件经过。只有几个记者允许进法庭旁听，但他们不得记笔记，也只能刊登官方提供的新闻通稿。当审判结果公布后，宣传部要求各大网站禁止网友发表评论。 从一开始程益中就清楚，《南方都市报》的此次“圣战”，必定会与某些权贵、某些机构结怨。收容制度被废除，势必会使中国各地的公安丧失一个有效的管制工具，同时失去一个有利可图的收入来源。同时孙志刚一案也令广州的领导蒙羞，影响了一批官员的仕途。从公开层面，20多名官员受到处分，包括该市公安局副局长，但消息人士还向程益中透露，政治局的官员在内部严厉批评了广州市领导，此举将影响其他很多官员被提拔。之后程益中不断听到风声，广州的官员，市委书记林树森、政法委书记张桂芳和公安局局长朱穗生在各种场合公开声称一定要《南方都市报》，声称假如省委宣传部收拾不了《南方都市报》这帮小子，他们将寻找其他途径来收拾。 收容制度被取消后几个星期后，麻烦就开始来了。程益中当时和总经理喻华峰一起在上海出差，程益中接到了当时柯达公司一个主管打来的电话，柯达是《南方都市报》的一个主要的广告客户。她告诉他，广州警方去了她的办公室，询问她与《南方都市报》主要领导之间的交往。她说，他们特别想要知道，双方有没有不正当的礼物或现金往来。随后，程益中又接到一个类似的电话，来自广东省一个大型广告公司的总裁。到了7月中旬，几乎所有在《南方都市报》刊登过广告的大公司都被问了一圈。广州市委书记林树森显然是要求审计和警方对《南方都市报》的财务进行调查，想要找出该报贪污的证据。程益中对此一开始并不担心。他知道自己和同事们做事情干净，抓不到什么把柄。他也相信《南方都市报》在党内的支持者应该比反对者更多、更强大。7月底，警方一度扣留喻华锋，但南方报业传媒集团请一位省领导出面干预，因此喻华峰在一天后即被释放。 将贪污调查搁到一边，在孙志刚案件获胜后，《南方都市报》发展非常迅猛。程益中不断打破中共宣传机构的条条框框，刊登了一系列广东公安丑闻的批评性报道，报纸荣获了几项新闻大奖。2003年发行量突破140万大关，广告收入超过10亿元人民币，纯利润超过1.6亿元人民币。程益中和喻华峰期待着进一步发展，计划要向其他城市扩张。10月份，中宣部批准《南方都市报》和北京的一家国家级大报建立伙伴合作关系，在首都创办发行一份新的报纸。这份报纸被取名为《新京报》，继承《南方都市报》的新闻传统。中共批准程益中兼任该报总编，在管理《南方都市报》的同时兼管《新京报》，喻华峰兼任该报总经理。 在广州，警方还在不断向《南方都市报》施压。他们警告广告商不要再向《南方都市报》投放广告，否则会用查税的办法收拾他们，有些公司甚至被警告说，假使他们不检举揭发《南方都市报》的领导，他们自己就将面临起诉的危险。调查人员从《南方都市报》搬走了几卡车文件，翻检花费清单和账单，想要从中找到一点可供大做文章的蛛丝马迹。接着到了12月，警方出现在编辑部，再次带走了喻华峰。这一次，虽然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再次恳请省领导出面，但警方仍然不肯释放他。程益中很担心，但他相信朋友被拘禁只是暂时的。他行动起来，动员党内力量、报社员工及社会支持喻华峰，联名上书高层，联系有影响力的中共老领导。他很愤怒，不断告诉自己，《南方都市报》一定要战胜敌人。 在喻华峰被捕10天后，《南方都市报》的一个记者兴冲冲地回到编辑部，带回了一条独家新闻。广东省疾控中心在广州市某医院确诊了一例SARS疑似病例。这是几个月来中国出现的首宗病例，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疫情卷土重来的疑虑。程益中当时在北京主持《新京报》的创刊筹备工作，但他的一个助手打来电话，问《南方都市报》是否应该发这条新闻。此时喻华峰仍在狱中，前途未卜，而这条消息一出街，必定会激怒官方。但程益中清楚这个时候做交易已经来不及，当时也没有哪条新闻比这一条更重大，于是他点头同意了。 几年后，当我问他当时的决定时，程益中告诉我，作此决定并不困难。他承认，没错，在喻被捕后，从“逻辑上”理应更加谨慎。“我们考虑了这一点，”他说，“但我们认为这不足以令我们牺牲新闻准则，我们没有理由妥协。” 《南方都市报》在SARS的第一波报道中，早期是向省的宣传口径屈服的，他不想再让这份报纸处于同样不堪的境地。此外他也表示，在当时他们并不清楚喻华峰遭遇的麻烦有那么大，也不能确定报纸的立场软化是否就真能救下他。程益中说，即使《南方都市报》用8个版为公安歌功颂德，也可能同样于事无补。他相信那些人，对《南方都市报》已经做出了决定。 当然，刊发SARS报道同样也于事无补。第二天，省委书记张德江召开紧急会议，与省委高层研究如何控制对SARS疫情复发的报道，结果非常尴尬地发现，在座所有人都已经看过早上的《南方都市报》，只有他例外。张德江极其恼火，而那些一心想要报复《南方都市报》的人现在拥有了一个重要的新盟军——广东省最有权力的人，那个在全国人大会议期间同样因为《南方都市报》的SARS报道而暴跳如雷的大人物。对《南方都市报》领导层的贪污调查旋即升级。在1月份的头两个星期里，大批检察机关调查人员进驻《南方都市报》，轮番传讯盘问了该报20多个编辑记者和广告业务人员。1月5日下午，程益中被5名警察重重包围、押离《南方都市报》编辑部大楼，受到了近7个小时盘问后被释放。前一天，警方逮捕了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分管《南方都市报》的编委李民英。 就在这期间，一个自称负责看管喻华峰的警察联系上程益中。程益中担心他的办公室被人监听，所以两人约在当地一家餐馆里见面。在这个闹哄哄的餐馆里，吃着热辣的湖北菜，这个看守告诉程益中，喻华锋被关在广州市南部的一家旅馆的地下收藏垃圾的暗室里，警方拿这里当作秘密的看守所。他说喻华峰被打得很惨很惨，打到他几度用头撞墙想要自杀。听到这里，程益中一下子感觉喘不过气来，食不下咽，他放下了碗筷。程益中和喻华峰一起为《南方都市报》的事业奋斗，程把喻视为自己最好的合作伙伴和战友；现在，喻为他和《南方都市报》备受折磨。喻华峰是个商人，不是记者，虽然程益中知道，喻华峰和他拥有着同样的新闻理念，也愿意为此承担风险，但他仍然觉得，现在受磨难的是喻华峰而不是自己，对此他有一种负罪感。更糟糕的是，现在他毕竟还是自由身，是做着中国两份最好报纸的明星总编辑，但他却没办法帮助他的朋友。程益中告诉我：“我对他所遭受的磨难，感同身受，心如刀绞。我觉得既内疚，又愤怒。这也加深了我对这个体制弊端的仇恨。” 喻华峰妻子此时对程益中已经开始埋怨了，当他告诉她自己听到的消息时，情况更为糟糕，她认为他应该为自己丈夫的被捕负责，同时还指责他没有尽力去救他。她的愤怒令程益中感受到很大的压力，但他非常同情她、理解她、支持她，他觉得没什么办法说服他。她现在独自一人、忧心忡忡、情绪激动，她在设法营救丈夫的同时，还要保护他们年幼的儿子，这个小男孩一直以为爸爸是出差去了。她请了律师，但律师和她都不知道如何才能获准见喻华峰一面，也不知道他被关押在什么地方。程益中只能告诉她，他尽管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也一直都在想方设法要将喻救出来，他清楚这样的表态对她来说并不足够。程益中非常明白，误解只是暂时的，等警方出现把自己拷走时，一切将迎刃而解，到时候她一定会明白，程益中才是他们真正的目标，他也在做出牺牲，和喻华峰一样。 程益中十分清楚自己才是此次调查的真正目标，警方是想让喻华峰检举揭发他的“罪行”；而无论如何自己被捕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调查的焦点转到了每年《南方都市报》为编辑记者和广告经理发放的年终奖金上面。检方想将这笔报酬定性为贪污公款，并且迫使高层员工退回奖金，承认自己犯下的罪行。这显然是个无理的、完全不能成立的指控，但因为当局威胁说不退钱就要判刑，为求自保，一个接一个的南方都市报高层员工都将钱交了上去。只有程益中始终拒绝。跟其他人不一样，他清楚现在违心认错退款已于事无补；相反，这只会成为他们犯罪的证据，甚至有可能危及他在狱中的同事。作为一个记者，程益中从没有天真到低估国安的能量，但他在看到这一切时也觉得简直难以相信。他觉得他们的所为未必太愚蠢了，因为这些作法必定会引起巨大的反响。民众一定会相信，逮捕他们是在给他们安上莫虚有的罪名，完全是出于政治动机。 2004年1月底，当局的螺丝拧得更紧了。在一次中共广东省纪委主持召开的广东省管干部的两千人大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突然离题，大声辛辣地质问：中共是否还拥有《南方都市报》？他愤恨地说，媒体不能只监督别人不监督自己，也得有人去监督媒体。主持会议的广东省委常委、省政法委书记、省纪委书记王华元随即接过麦克风，恶狠狠地大声插话：“他们这是私分公款、侵吞国有资产哪！”与会人员都明白，这等于未判先决，已经在押的喻华峰和李民英已被判决，程益中在劫难逃。 这样的指责激怒了程益中。中国农历春节假期结束几天后，程益中在《南方都市报》经委会上发表了挑衅意味很浓的演讲《没有熬不过的黑夜，没有等不来的黎明》。他知道这是他的告别演说，所以他事先就把讲稿写好了，白纸黑字。在广州军区的大礼堂里，面对着2000多个员工，程益中首先引用古诗，“每逢佳节倍思亲，遍插茱萸少一人”，借以表达对喻华峰的思念之情。他形容眼下《南方都市报》面对的是“乌云飞度的现实”。他说，自从孙志刚案的报道刊登以后，广州城的权势人物就“磨刀霍霍”，决意收拾《南方都市报》，这已是城中“公开的秘密”。他说： “这场风波迟早要来。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为了国家进步、社会发展、人民幸福，我们遭受一点委屈和苦难也是值得的！……天降大任的同时，也必降大苦大难。我们既然选择了卓越，我们就没有理由拒绝挫折……责任感使我们出类拔萃。出类拔萃是我们成功和卓越的依据，也是我们受苦受难的根源。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无论将要发生什么，我们都不要迷失南方都市报的价值观。我们有理由自豪：南方都市报是一张经得起历史考验的、有存在价值的报纸。南方都市报的价值观就是这个社会主流的价值观，南方都市报的方向就是这个国家报纸应有的方向……广大人民群众已经在心中为南方都市报树立了一座丰碑。广大人民群众对南方都市报满怀期待。南方都市报的存在是我们这个社会生活更健康、更文明的体现，也为我们这个社会更合理、更公平增添了保证。对南方都市报容忍是开放社会和民主政治应有的同时也是最起码的姿态……各位同仁，战友们！我也要告诉大家，我们面对的形势非常严峻，现实残酷无情。我们的事业正在经受前所未有的考验。南方都市报正在经受血与火的洗礼。我们不能够保证每一位出发的战士都能归来……” 程益中说，无论如何，他希望大家不要在《南方都市报》最困难的时候离开，而应选择战斗到底，直到乌云散尽、《南方都市报》重建光荣与辉煌。他宣布：“没有熬不过的黑夜，没有等不来的黎明。” 3月初，当局高层勒令程益中从《新京报》总编辑的位置上辞职下来。他把这看作一个十分明显的信号，标志着北京的中共新领导人——同样的人，曾经解除了SARS报道的封口令，废除了收容制度——已经同意让广东的下级单位采取措施逮捕他。接下来几天，在与南方报业传媒集团领导们的会见时，程益中非常明确地告诉领导：他已经做好入狱的准备了，但将来不管发生什么事，他们都应该坚信他没有做任何违法乱纪、令集团蒙羞、对不起领导和同仁的事情。在最后的一份内部交流信上，他请《南方都市报》的同人们要紧密团结在一起捍卫这份报纸。他回家与儿子亲热告别，跟妻子在小区里散步，走了很长的一段路，以避开家里可能安插的监听设施；他告诉她：在被捕后，请她一定要代表他告诉全社会，他是无辜的，他被捕入狱完全是因为《南方都市报》得罪了地方官员，他愿意为中国的新闻进步献出自由，而历史一定会还他清白，让他堂堂正正地走出监狱。他拜托她照顾好他80岁的老母亲和8岁的儿子。 几天后，3月19日，喻华峰接受一审判决，被判处12年有期徒刑；李民英被判11年。同一天，开庭前的凌晨2点55分，大批警察破门而入，逮捕了当时正在偏远西部差旅途中寄宿客栈的程益中。 他最初的反应是如释重负，总算可以睡个好觉了。 …… 接下来的故事听来很悲哀并且很讽刺：孙志刚案报道出炉，引发了一系列的整顿警察和狱政的改革，而因拍板刊登相关报道被捕的报纸总编辑现在却成了这类改革的受益者。程益中所在的看守所内外墙壁上张贴着海报，宣传中共正在进行看守所和监狱的“整改运动”，鼓励被牢头狱霸欺负的犯人向上面举报。程益中的狱友告诉他，看守所的情况在他的报纸报道孙志刚案之前，要比现在的情况糟糕得太多了！程益中心想，如此看来这也算是自己为自己无意谋了一个大大的福利。其中一些人被无罪关押了达6年之久，一直还在等待庭审或宣判。程益中当时在心里寻思，一旦条件允许，他还要让记者来报道这个很有新闻价值的选题。 大约有20个人跟程益中合住这间20来平方米的狱室。里面的老大很像香港黑社会，身材高大健硕，全身上下都是文身，正在等待“打靶”——在看守所，“打靶”是执行死刑的另外一个说法。程益中刚来时，这个等待“打靶”的人要他照例向他“报到”。还没等程益中弄明白是什么意思，一个看守就将这个犯人叫了过去，跟他耳语了几句。等他再回来时，这个黑社会头目看起来和气了很多，还主动要带程益中熟悉这间小小的狱室。他指派了一个长相很像吴彦祖的新加坡籍年轻人当程益中的“佣人”，替他洗衣服、打水、扔垃圾，接着他请程益中跟他喝杯茶，一起吃点花生。程益中一直都不知道，看守跟这位老大说了什么，但他猜测监狱方面想待他客气点儿，以防他在被释后要写点狱中经历什么的。后来，看守所的人都得知了他的身份，其他狱友对他也很照顾。大家都把他看成受尊重的难友。任何胆敢跟公安作对的人，在他们看来都跟他们站在同一战线。 检方在刚开始的时候，天天都要审问程益中。他们仍然希望他主动“承认”年终奖是非法所得。有些时候，他们对他发表长篇大论，威胁恐吓他，用污言秽语侮辱他。有些时候，他们则只是简单地去劝说他。刚开始时，他们告诉他，他的一个亲手栽培的年轻编辑背叛了他，公开谴责他的罪行和问题，想要以此消磨他的意志。后来他们又增加了对他的压力，不给他食物，狱室里通宵开灯不让他睡觉，等他睡着后又揪住他的头发让他站立，或者干脆向他头上浇泼冷水。但程益中拒绝配合。他告诉自己，无论发生了什么事情，他都无罪，有罪的是他们。他提醒自己，不论他们做出了什么威逼利诱，认罪的结果只会让他自取其辱。假如还想要清清白白地从这里走出去，那他就必须坚称自己无罪，毕竟这就是事实。程益中反复对检方指出：假如奖金真的如他们所说就是非法所得，那就判决好了，怎么判都行，判多久他就坐多久，根本没必要让他去认罪。 在棺材一样封闭的看守所内，时间仿佛停滞了。没有窗户，没有朝阳，没有落日。没有四季流转。他的亲友都不得去探视他。有时程益中甚至希望检察院的人多来，因为他至少可以通过他们的着装或神态，推测出现在外面是什么天气、晴天还是下雨，猜测外面正在发生什么。他当然希望现在人们仍在为他的自由进行抗争。他想，假如现在外界真的在公开反对他被捕一事的话，那或许当局会重新考虑是否要继续关押他。假如情况如此，那他拒绝向检方屈服就尤为重要。认罪服法，只会让敌人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光明正大地将他定罪。 检察院的人都穿制服，轮班工作，通常审讯要进行到后半夜。但有一天早上，他们容光焕发地来见程益中，大家新剪了头发，换上了便衣。他们告诉程益中要放松放松。他们说，今天外面是晴天，他们要带他去他们的办公室。程益中很警觉。这一天是他的生日，他怀疑他们要利用这一点来对付他。他们带他走出看守所，开车去了检察院总部，将他领进一间会议室。检察官说，今天他们不谈他的罪行，而是想请他跟他们的新员工聊聊天，这些人都是刚从大学毕业，很爱读他的报纸。几个年轻人走进房间。程益中注意到，当中的几个女孩长得很漂亮，他们坐在他身边，跟他聊起人生、文学、诗歌和理想主义这类话题。他们说他们都很崇拜他，其中一个还念起了他的诗。程益中顺着他们的意思，一边喝茶一边回答他们的问题。午饭时分，服务员送来了几筐他的安徽家乡菜——脆皮鱼、黄山石鸡——还送上了面条。程益中吃完后，一个检察官使了个眼色，随后，一个女人端着他生平所见最大的生日蛋糕走上前来。 “程总，今天是你39岁的生日，”这位检察官说。“现在还不知道，你会在哪里度过你40岁的生日。我们都希望，通向你40岁的生日这条道路会很愉快。” 然后他们给程益中一把塑料刀子，让他许个愿再切蛋糕。房间里有人举起了照相机。在一瞬间，程益中想起了他的家人，差点就要流下眼泪。但他控制住了，因为很快他就意识到，他的眼泪正是他们想要的东西，他不能让他们得逞。他们想要让他脆弱和崩溃，然后抓拍到那一刻的画面，电视台常常播出这类画面：贪污腐败分子痛哭涕零，承认他们的桩桩罪行。 其中一个检察官又发话了。他指着一个方向说，《南方都市报》总部大楼就在检察院总部大楼的马路对面。他问程益中有没有想过，假如是在对面那栋大楼，他会度过一个怎样的生日晚会呢。他开导说，他不必要死扛在监狱里，这样固执下去实在太愚蠢了。别人都可以跟家人一起庆祝生日，而他却要孤零零一个人，让妻子和儿子生活在屈辱之中。这个人问程益中，他是否明白对于一个8岁的男孩子来说，失去父亲对他意味着什么；对于一个80岁的母亲来说，失去儿子意味着什么。他问他，他是否知道他的家人有多么牵挂他。然后他又挑逗性地问，他是否想要见到老婆儿子，此时此他们就在检察院隔壁房间里，如果他希望的话，他现在就能见到他们，甚至也许今天晚上他就能跟他们一起回家。当然，这完全取决于他自己的态度。接着这位检察官指着一包衣服给他看，说他的妻子和儿子今天一早就送来了这袋衣服，并跪在门外，乞求门卫让他们看他一眼。检察官从衣服袋里取出了一张他妻子与儿子合影的照片，在他眼前晃了一下。他同时盯着程益中，期待着他的表现。 但程已经受够了。他站起身来，说他并不想见到家人，他只想回牢房去。 坐进警车，回看守所去。此时，天色已暗，街灯次第开放。警车潜行，在路口的红灯前停了下来。透过车窗，他不由自主地望向街对面的《南方都市报》总部大楼，他看到9楼他自己的办公室，窗户紧闭，没有开灯。突然眼前一道光芒闪过，大楼顶上“南方都市报”5个红色的大字亮了起来。在他被关起来时，他的员工们经过努力，终于成功地将他想要的“南方都市报”招牌亮了出来。 程益中开始默默流泪。 没有人看见。 他意识到，虽未身死，但已永诀。 随后绿灯亮了，开往看守所的警车继续前行。 程益中在狱中时，他在《南方都市报》的同事开始发起了一场声援他的运动。他们上书中共领导，随后在互联网上呼吁民众支持。其中一些人，比如记者陈峰，递交了公开信。其他人则在私下里联系了我和其他外国记者，向我们提供信息。《南方都市报》领导被捕一事的消息传播得相当快，很快，全国的记者都开始在请愿书上签名。许多曾公开反对收容制度的人，现在开始为3个被囚禁的报人奔走支援。其中一个要求审视收视制度是否违宪的青年法学者许志永，主动请缨，帮助做他们的司法辩护，并且在北京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与此同时，南方报业传媒集团领导也动员到了党内的开明派人士，几位有影响的党内元老人物，包括三位退休的中共广东省领导，主动发话，要求看到本案的详细解释。程益中并不知道究竟他的案子最终是何以被推翻的，但他相信公众的反对声浪应该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在被捕大约5个月后，司法当局改变了原先的说法，将他无罪释放。喻华峰和李民英仍在狱中，但刑期被大幅削减，此后李也被释放。 我上一次见到程益中，是在2007年末。我们在北京一家高档的上海菜馆包房里一起午餐，谈起他的经历时，他的态度很骄傲，几近挑衅。再过几个月，喻华峰也将减刑期满释放，程益中计划要去为他接风洗尘。他说他至今仍会感到内疚。“坐牢的是他而不是我，这完全没有道理。检察官说我是主犯，他是从犯。可为什么他们放了我，却还要把他关在牢里呢？” 程益中看起来还是很年轻，和原来一样自信、富有激情。但他不得回《南方都市报》或《新京报》工作。他曾不止一次告诉我，他相信在中国目前的日报里，只有这两张日报有可能成为伟大的报纸。在他手把手教导的同人领导下，这两张报纸都仍然在茁壮成长，不断突破当局的打压和限制。 饭后程益中告诉我，他一度相信中共党内有人才有能力进行自我改革，新闻记者可以通过为弱势群体讲话，暴露权力被滥用的中国社会痼疾，从而加速这一改革进程。但牢狱生活和无妄之灾改变了他，现在他相信极权政治已经使它的官员腐败到了无以复加无可救药的地步，不受任何实质性制约的权力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公害。而这样的判断，令他无论是作为公民还是作为报人，都不再对中国实现民主政治抱有希望。 这让他不安。 他说：“其实，发生在我身上最坏的事情，是我不再抱有希望。”

许知远 随感四则

是在马关条约的第五次会谈中，伊藤博文对李鸿章感慨说：“我处境地，总不如中堂之易。中堂在中国，位高望重，无人可能摇动。本国议院权重，我做事一有错失，即可被议。”

这是一八九五年的春天，伊藤博文正在说服对手接受日本提出的苛刻要求——割让台湾和澎湖列岛与辽东半岛，赔偿两亿两白银。

协议的内容令人屈辱，但谈判的气氛却是缓和的。李鸿章七十三岁了，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他一直是中国最著名和最有权力的大臣，以洋务运动的领导人自居。伊藤博文比他年轻十八岁，是明治维新中的领导人物。两人互存好感，因为比起到来的西方人，中日之间的密切联系由来已久。伊藤博文这一代仍浸润于中国文化传统，熟悉儒家的伦理和唐人的诗歌，日本皇室和大臣们之间经常使用汉字的书信来交流。即使中文与日文的发音不同，二人也可以通过笔谈来交流想法。

他们十年前还在天津见过，伊藤博文专程去拜访这位北洋大臣，讨论两国变法的事宜。那时，两个国家至少在表面上还几乎处于同一条跑线上，都派遣留学生去西方，都购买德国的战舰。而且看起来，中国要更令人生畏些，它购买的战舰规模更大。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两个国家的政治结构存在着多么大的差异。在日本，留学归来的伊藤博文可以进入权力中央，而他在英国的同学严复归国后却郁郁不得志。

决定一八九四的中日战争，不是两国的财富，而是两种不同的政治体制和政治文化。日本可以迅速集结全国之力，而中国则先是反应迟缓，然后陷入一团慌乱，在战机不断延误之后，又决定拼死一战。战斗发生后，所有隐藏在巨大船舰背后的弱点开始暴露出来，指挥的失利、炮弹不足、官兵士气堕落……

朝廷中的争吵从未结束过，一个国家的战争，被当作李鸿章的一个人的战争，他的政治反对者首要的意愿，是借此摧毁他的政治权威。而民间对于这场战争的反应同样是迟缓的。普通的公众从未接受过基本的知识训练，也从不知道世界是怎样的。山东烟台的农民们，为了一点点报酬领着日本士兵登陆。绝大部分读书人的头脑，则被四书五经、八股文章占据着。至于最高的当权者慈禧太后，她已不受控制的行使了三十年的权力，没人敢于挑战她的权威。而一八九四年正是她六十大寿，与日本的冲突的坏消息被瞒了再瞒，才最终进入她的耳中的，因为李鸿章担心因此坏了她的心情。

这个国家的所有权力，是彻底的私有化。皇室在表面上拥有一切，而在剩下来的空间里，大臣们各自发展自己的私人力量。而这种权力结构，必然性的腐蚀掉整个社会，没人为这个国家的长远未来考虑，都是眼前利益的俘虏。

在伊藤博文看来，这位德高望重的李中堂，或许没办法集中一国之力战胜日本，却有能力将中国的土地和财富慷慨的给予日本。李鸿章在此刻享有了比他更大的权限，可以轻易的承诺和给予。在第一次会谈里，伊藤博文感慨说：“日本之民不及华民易治，且有议院居办，办事甚为棘手。”而他自己，倘若在会谈中失利，则可能随时被议院弹劾。

二

谈判的结果震惊了整个天朝。“卒令一蹶不振，割千里之辽台，偿二百兆金币。元气尽断，以启戎心而速危亡。”梁启超在四年后回忆说。这时，他已流亡日本。一年前，他和他的老师、朋友与光绪的蜜月期仅仅持续了三个月，就嘎然而止了。年轻、雄心勃勃、却脆弱不堪的皇帝，想推动变革，却发现既没有政治资源也没有政治智慧。

而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则回到他最擅长的领域——创办报纸、写作、推介新观念。他自己也清楚，他那支常带浓厚感情的笔锋，是多么的富有感染力。提倡民权是《清议报》的宗旨之一，梁启超一定感到了这个国家最大的困境，是国家权力的私人化。长久以来，这个国家最开明的政治哲学家，不过强调的是保民与牧民的观念——人民像婴儿一样，没有自己独立的思想与权力。倘若不幸出生在残暴和乱世，那么经常仅仅是服从和被屠杀的材料。

梁启超相信如今的时代已经变化。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关系也已转化了。他在日本不断开阔的视野，寻找新的名词来表述这种新关系。“国家如一公司，朝廷则是公司之事务所，而掌握朝廷之权者，则事务所之总办也；国家如一村市，朝廷则村市之会馆，而掌握朝廷之权者，则会馆之值理也”，在做出这两个比喻之后，他接着问道，是公司为事务所而设立，还是事务所为公司而设立，是会馆为村市而设立，还是村市为会馆而设立。在他看来，这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却是颠倒的。

这个事务总办、会馆值理的慈禧太后和他那一群满族奴仆，垄断着国家的政治权力，将国家的权益，作为私人礼物赠送给入侵者，以维持自身统治。满族大臣刚毅的臭名昭著的名言必让他气愤不已。在中国面临被瓜分的困境时，他首要关心的满族人的绝对权威正在被汉族人侵蚀。他说这江山“宁赠友邦，不与家奴”。“友邦”是入侵者，“家奴”则是四亿汉族人。

于是，对于失败国家的深刻沮丧、对于入侵者的仇恨，很容易转化成对一小群满族统治者的愤怒。人们很容易想当然的以为，帝国主义导致的民族主义是二十世纪初中国的主要矛盾。但倘若你身处那时的东京——中国留学生和流亡者的大本营时，你会发现满汉矛盾才是最热门的话题。满族人的当政，意味着无限的政治专制，意味着民权的被压抑，满族统治者对自身权力的关注，早已超越了对这个国家未来的关注。他们变成了整个国家自我更新的最大的障碍。

不能开花的枯树，不能生蛋的公鸡，不能蒸出饭的沙子，梁启超用一连串的比喻来形容满人政权。唯有打破它，才可能缔造一个强大、富足、健康的中国。

沮丧和愤怒也导致了激烈的药方，至少是在1899年—1902年，梁启超是个休克疗法的支持者。他说破坏之药，是此刻第一要务，也是第一美德。

他也知道这种破坏主义可能导致的悲剧。但是，他对于中国的进展深感绝望。破坏主义或许会带来了残暴，但是目前满人所统治的中国正陷入无意识的破坏，它的伤害或许更为惊人。他在《新民说》列举1892年，仅在这一年，山西的大旱，死者达到上百万；郑州的黄河口决堤，又是十多万人；冬春交替时，北方至少有十万人死于寒冷，而广东死于瘟疫的每年都超过十万人，至于迫于生计，而沦为盗匪，或被盗匪杀害的人，每年都何止十万……

这个国家像是慢性的溃疡，败坏和重生都在进行。因为缺乏整体的国家意识和权利意识，也没有足够的现代通讯，塑造全国性的舆论，这些溃败经常在本地被消化掉，它对整个国家的稳固性似乎没有太多影响。

三


1905年在中国旅行的日本记者德富苏峰，也有过类似的感慨。他发现，中国每发生一次饥荒就会有几千万人被饿死，每发生一次内乱就有几千万人被杀死。但是，当他穿越南方的省份时，发现半个世纪前的太平天国运动似乎没留下太多的痕迹。

“关于中国人的繁殖力，虽然没有一个精确的统计，但说其非常伟大应该是不过分的”，他在《七十八日游记》中写道。他也发现在面对任何灾难时，中国人几乎都是个人主义者。“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比中国人更不依赖政府的了……中国人是独立自主。”但是在这种独立背后，又是一种深刻的无奈和放弃——“政府就连指甲垢那么一点点关照国民的心都没有”，国民则没有兴趣关注任何与个人无关的公共事务。

德富苏峰到来时，中国精英阶层对立宪的讨论正激烈展开。人们期待宪政，能约束专职权力，也造就一个有效率的政府。德富苏峰了解中国对于立宪的积极态度。一方面，刚刚结束的日俄战争表明，君主立宪的日本战胜了君主专制的俄国，它表明了立宪的有效性。另一方面，他自己的经验也让他熟悉这所有的对立宪的热忱的原因。

出生于1863年的德富苏峰，是那一代人中最知名的思想家和作家。对于很多人来说，他就是日本的梁启超。他的青少年阶段，正是风云激荡的明治维新开始之时。

日本面临着与中国相似的困境，如何获得独立与尊严，摆脱西方国家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他们的行动比中国更迅速也更有力。日本没有强大的专制传统，皇室家族更多的是象征意义，一小群政治精英，有能力扭转整个国家的方向。当他们齐心协力时，就爆发出意想不到的生命力。

但很多人成为了激烈的国家主义者，他们用各种方式令政府强大，并相信只要政府强大了，其中的人民也就自然获得了自由。他们很多变成了帝国主义者与武力主义的信仰者。结果，一种新的形态形成了，日本出现了一个强大、高效的官僚和军事体系，他们可以对外展开战争。但是日本人的生活和权利，却得不到保证，他们依旧贫穷。

德富苏峰寻求的是另一条道路。“他们不是对富国不热心，而是只把政府当作了整个国家，痴心妄想地以为富政府就是富国”，他在1888年的《国民之友》上问道，“为了富他们的政府，就可以不顾一切地使人民愤怒，使人民痛苦，这样作难道合适吗？”

四

距离梁启超与德富苏峰的年代，已经一个世纪了。但一些关键问题上，历史的进步似乎没有提供太多的安慰。

在汶川地震一周年时，我想起了梁启超的国权与民权之争，想起德富苏峰对于中国人的“个体主义精神”的感慨。很多方面，它已发生了变化。

信息已如此畅通，灾难不会被遮蔽。政府也不再无能到袖手旁观，它出动直升机、军队，并动用国有财政。但是在一些基本逻辑上，它却又没有改变。尽管政府的发言人早已使用了现代西方词语，学会了新的宣传方式，但“保民和牧民”的思想却依旧如此。

这种感觉在死亡人数的公布上，是如此明显。一直到5月6日，距离去年的地震已将近一年。中国公众仍不清楚有多少同胞在这场灾难中遇害。让人不安与气愤的是，其中到底有多少个学生，仍然是个秘密。

政府也阻止试图了解真相的人。那些地震中失去孩子的父母和亲属，遭遇恐吓和非法拘留，他们被禁止谈论自己的苦难、愤怒和疑问。死亡的数字则成了禁区，一些独立调查者们在试图收集有关地震信息时，遭遇到搪塞、拒绝或者暴力攻击。

死亡或许暂时惊醒了公众内心的良知，却显然没有惊醒那个漫长、庞大、令人恐惧的官僚体制。而这个体制，随时准备吞噬人们所有的善意和温暖，还之以冷漠和怯懦。

68712人死亡，18000人失踪，其中5335个是学生。5月7日的官方新闻发布会最终公布了死亡与失踪的数字。它像是对一个长期公众质疑的傲慢和不耐烦的回应——你们不是需要数字吗，那么我就给你数字。它的潜台词是明确的，这个数字只能由官方来提供，其他任何个人、社会组织，都无权过问。它没有耐心给出更详细的解答，这些死亡者姓甚名谁，一个抽象的、整体性的数字取代了具体和生动的个人。

这些数字的给出的过程，也暗示了这个国家最根本的挑战所在——官僚权力的垄断。它垄断着这个国家的政治权力、最重要的经济利益，甚至公民的死亡。这种垄断不再是向毛泽东时代那样无处不在，却仍然是强大得令人窒息。

在它的核心价值体系中，所有人仍只是实现某种目标或者展现权力的工具。官僚权力和公众之间，不存在平等的可能性，前者施舍，后者接纳，后者永远不可能挑战前者。前者掌握了主要的政治与经济资源，它可以展开广泛的收买，塑造一种附庸关系。所有头脑精明的人都会很快意识到——一旦进入一个特权阶层，臣服于某种游戏规则，你将获得无限的自由和富足。

作为公众，你可以表现你的同情、正义和参与，但是必须在政府指定的区域内。倘若，你要超越这个区域，那么迎接你将是重重障碍。大多数人在探寻的过程中，变得心灰意冷，最终可能丢失掉最初的所有热忱，而放弃或变得冷嘲热讽。而一小部分人坚持下来，但经常也变成了愤世嫉俗的斗士形象。一个我们渴望的、健康的公众群体、社会力量，总是难以实现。

1902年的梁启超，把满族统治者视作社会进步的障碍，号召中国青年像日本人“驱逐幕府”一样去驱逐满人。而现在的中国呢，如果以某种不一定准确的类比，这个仍在不断膨胀的官僚体制，是压在中国人身上最大的障碍，它自身的意志和利益，早已超越了这个民族的利益。

当然，历史提醒我们，一切并非这么简单。我们以为越过一个障碍就轻车熟路，却发现度过了一个障碍后，掉入另一个更大的陷阱。

不过，这希望与幻灭的交替，不正是人生的本来面目吗？

杜平 当美国教授面对中国学生

　　美国波士顿大学新闻学教授多诺休（Anne Donohue）在中国人民大学执教半年后，发现学生们对1989年天安门事件的看法竟然和政府如出一辙，对“自由女神”火炬也没有任何兴趣。她为此感到不解，遂于5月12日在《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发表了一番颇为有趣的议论。

　　多诺休教授在文章中说，她的大多数学生都知道1989年发生了什么事情，但和西方人不同的是，学生们更关心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认为政府当时采取的行动是必要的。至于她在课堂上提出的民主选举课题，学生们反而告诉教授要有耐心，因为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迟早会带来政治的变革。中国不需要印度那样的民主，否则社会就会混乱，发展就会迟缓。

　　对于学生们的这些看法，多诺休感到很失望，并且批评说，中国大学生缺乏批判性思维，喜欢听政府的话，盲目相信国家的发展进程，“我希望他们能和美国学生一样，也有机会自由表达、投票、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新闻领域工作”。可是，“他们不知道的事情永远也不会知道”。而他们对国家的自豪感、对政府的拥护，正使他们危险地滑向民族主义。“我同情和钦佩这些真诚、聪明和善良的孩子，即使他们的国家想蒙骗他们，他们依然为自己所生长的国家感到骄傲”。

新一代大学生的自信

　　笔者在上文中之所以说多诺休教授的议论很有趣，是因为她在痛快地批评中国学生的时候，竟然忘了自己也容易被别人抓住小辫。在文中，作者对当代中国社会的成见、看待中国的单一角度以及肤浅的结论，还有居高临下的高傲语气，不仅“非常美国”，而且更与美国政客和媒体多年来所发表的论调如出一辙。年幼的中国学生没有批判性思维，多少是可以理解的；但堂堂的教授缺乏独立观察和思考的能力，一味重复别人的论调，却是不应该的。

　　中国现在的大学生都出生于80年代末或90年代初，与二十年前的大学生确实很不相同。除了在性格和处事方式上有差异之外，两者还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就是他们容易被归类为爱国的“愤青”，而不再是头脑发热、充满理想主义的学运分子。这究竟是一种积极的转变，还是多诺休教授所感慨的悲哀？

　　二十年前的中国大学生，生于政治动乱时期，成长于西方各种学说和思潮纷至沓来的开放之初。他们的社会担当意识异常强烈，同时也因为国门初启和眼界初开之故，在言行上显得过于天真和理想化，包括急于拥抱被视为“先进的”一切外来之物。笔者当年听欧美教师授课，感觉一切都很新鲜和正确，不假思索地接受，从不怀疑，更没有所谓挑战权威的“批判性思维”。

　　二十年后的中国大学生为何变得如此不同？一是因为当年的大学生已是现在学生的师辈父辈，社会在进步，两代人不可能停步于同一个脚印之上。其二，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是，当下大学生的成长环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政治和社会最平稳的时期，更是经济增长最快速的时期。他们的记忆里没有革命、斗争和动乱，思维模式里也没有传统的反叛与抗争冲动。

　　而这些学生的成长过程，正好遇到国力大幅提升、民族自信心空前增强。虽然他们不可避免地也会盲目或轻信，但却不大可能像中国开放初期那样，对任何外来的东西都是集体地盲目、集体地轻信、集体地拥抱。

中国和西方关系的缩影

　　在网络时代长大的新一代大学生，更不可能像多诺休教授所说的那样，如此容易地被政府或其他人所蒙骗和说服。中国传统媒体无疑还有太多有待开放的空间，但网络媒体的信息自由与言论多元化状态，应该远远超出外界的想象。人民大学的学生们对“自由女神”火炬不感兴趣，原因并非是他们听从了政府的教导，而是因为他们对美国及其外部世界增加了解之后，不再认为“自由女神”还有什么神秘的吸引力。

　　不可否认，中国新一代大学生对外部世界的看法，在相当程度上塑造于国民教育和媒体影响，这在任何国家都是一样。但是，他们之所以和二十年前的大学生不同，是因为拥有属于自己这一代人的记忆。二十年前的大学生，碰上了中美关系的蜜月时代，因而对西方世界有着相当积极的看法和期待。而对当前这一代人而言，从90年代末至今发生的一些国内外重大事件，例如中美军机相撞、台海动荡与美台军售、九一一事件、伊拉克战争、拉萨骚乱、奥运会火炬风波、四川大地震以及中美舰船对峙等等，都是塑造他们对自己国家、对外部世界看法的关键记忆。

　　可是，在看待当代中国时，很多西方人依然生活在二十年前的陈旧记忆中，误以为青年学生对某些现状表达不满和愤怒，就是要和政府进行对抗、乃至与之势不两立。带着这种固定的思维模式去认识一个崭新的社会，结果必定会以沮丧和失望而归。

　　毫无疑问，民主与自由，依然是中国青年一代追求的理想目标。但这并非意味着西方的某个模式对他们有着不可抗拒的魅力；更不意味着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可以被任何外来模式所征服。无论是在政府层面，还是在大学生当中，中国都不会接受西方人眼中的那个西方。

　　美国教授和中国学生之间的价值观冲突，实际上就是中国和西方国家关系的缩影。这位教授遇到不大听话、不太轻信、甚至敢于据理力争的中国学生，不正是西方社会所提倡和鼓励的“批判性思维”吗？但讽刺的是，当他们自己遇到这样的学生、无法说服他们的时候，却又感到很失望、很沮丧，甚至指责他们受到中国政府的蒙蔽。原来，所谓“批判性思维”，竟然也有虚伪性和双重标准。

从野百合到野草莓：20年台湾青年学运反思

　　 陈信行 （口述） 南风窗记者 宁 二（整理）
　　
　　[编者按]
　　“五四”运动的两位北大学生领袖，率队游行高举大旗的总指挥傅斯年和亲笔起草了《五四运动宣言》的罗家伦，在1949年皆选择随国民政府迁往台湾。那一代“新青年”中，同样选择的人并不少。然而，迁台之后的国民党在总结大陆失败的教训时，自然地想到了青年学生运动对其政权的威胁性，在长达40年的时间里，蒋氏从未放松过对台湾校园和台湾青年思想的钳制。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台湾大学，最具影响力的青年导师，胡适之外，便是殷海光。生于1919年的殷海光先生自称“五四之子”，他从不过任何中国传统节日，却只在“5月4日”这天放鞭炮与学生庆祝并纪念。正是他及同代人在国民党钳制下以付出生命的代价所传导并培育下来的“五四”精神，在台湾经数十年的酝酿，最终于80年代末期生长为改变历史的又一支青年力量。除殷海光的自由主义思想外，左翼思想在70、80年代的台湾流传于更隐秘的地下，这一“五四”运动的另一脉络在台湾青年当中，同样具备相当的吸引力，并直接构成了1980年代台湾学运与基层民众紧密关联的另一谱系。
　　经历如上的发酵，涌动的社会思潮和学生运动最终引发了改变台湾历史的“野百合学运”，1990年3月和5月，在全球性的民主化浪潮中，发生在台北中正纪念堂前广场上的学生大规模静坐抗议行动，改变了台湾的历史，也改变了中国学生爱国运动往往遭遇暴力镇压的宿命。
　　台湾世新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副教授陈信行先生，生于1960年代，在学生时代便积极参与校园及社会抗议运动。1990年野百合学运时，他曾任广场总指挥之一，他的口述清晰勾勒出1980年代迄今，独立思考并自主行动的台湾青年学生运动的脉络与细节。
　　
　　我是1985年上大学的，学的工科，上课没几个月就觉得特别乏味。当时的高中和现在大陆的高中可能很类似，高中的老师会说是什么事情都不能干，就是考大学，上了大学什么事情都可以干，结果上了大学也发现非常闷。关于社会上的事务、关于当时的政治的变化，老师大致都非常保守，常常站出来为国民党辩护。
　　台湾整个时代的气氛到了1985年的时候，各种国民党外的社会运动正在发生当中。我读的是台南的成功大学，大部分是工学院。当时我在的学生社团叫西格玛社，是50年代就成立的读书社团，到了80年代的时候，这个社团流传地下的异议性书籍，我也跟着读了一些。
　　很快的，1986年民进党就成立了，大学里面仍旧很少有公开性的政治活动，除非是国民党的活动。当时因为民进党力量的介入，整个立法院已经开始闹哄哄，但校园还是一片沉寂。我们就搞了一些社会调查活动，做农民与原住民问题的调查，把一些重大的农村抗争事件的调查，在学校里公开揭露，示威反对。到了1986年底，许多学校都出现了像我们一样的学运社团，当时在我们学校里有两三个这样的社团，当然各自有不同的意见，但对打倒学校里面的思想钳制，大家是没有任何分歧的。
　　1986年底，我们在开始搞社团时，各校的学运社团就在秘密地串联了，到了1987年初，我们就把串联公开，台湾各高校的一些学运社团形成了一个联合组织，民主学生联盟。之后几年，到1990年，我一直在民主学生联盟的南区，主要做的工作是跟台湾各大学来的学生下到基层的社会运动里面，尤其是在农村，有非常多的抗争。我负责组织这些工作队，另一方面我也渐渐变成南部一些地方环保运动的专职工作人员。
　　
　　学生的诉求其实蛮低的
　　1987年，小蒋解除戒严，然后他就死了，之后“副总统”李登辉接任“总统”。那时台湾还有“万年国代”存在，大陆去的，天晓得这些“国民代表”在干什么，总之他们每个人匿名投票都是毫无异议地投给姓蒋的人当“总统”。1989年底，国民党的宫廷内斗也开始显化，国民党内分成了两派，主流派的李登辉、宋楚瑜等人；以及原来比较保守的一派，非主流派的李焕、郝伯村。两帮人斗争得很厉害。
　　刚好那年，1990年3月要开“国民大会”，要选举“中华民国第七届总统”。这些“国民大会”代表，虽然也都已经七八十岁了，几十年来在台湾也没干什么事情，但他们觉得自己的利用价值似乎开始没有了，就做了些很荒唐的事情，譬如给自己加薪两三倍，这个事情就引起了争议。不只是党外的，民进党本来就会说国民党贪得无厌，也包括国民党里面的人，正在斗争的两帮人也会觉得这些老家伙太过分了。
　　这些事，媒体都给掀了出来，当然那时候我们都很习惯说，国民党统治下的媒体，要歪着读，倒着读，但那次确实非常大的一个意外，因为包括国民党控制下的媒体，也会把这些内斗给掀出来。
　　野百合3月学运，最开始的时候就是台湾大学的几个学生，自己决定说我们到中正纪念堂静坐吧，诉求就是要求老“国大代表”下台。然后几个学运派系看到有人去了，也就过去看看。看到对方有人来，我们也就要上去，大家就这么吆喝着都来了，所以第一天规模就起来了。那时我所在的民主学生联盟已经蛮成熟的，运作得挺好了。一开始，我没有管台北的事情，我是负责南部的工作，我们也没有觉得那是个特别重要的事情。静坐进行到第二天，台北的朋友打电话给我，说我们的人在现场两天两夜没有睡觉了，让我去台北替换，我就上去了。然后，从第三天开始接了广场总指挥的位置。
　　这样静坐的事情我们之前看过非常多，但是那次确实很意外，因为电视台来了，竟然都报道了，并且第二天都是头版头条。事实上整个动员都是媒体动员。我们之前透过学运组织系统动员的人每次最多也就是三四百人吧，那次电视甚至允许我们的人发言，剪掉的也并不太多，所以这一下子就来了几千人。当时我们有点紧张。跟我们打对台的台大的一些负责人，我后来知道他们也紧张，想法跟我们差不多，就是担心有些人是不是国民党派来的，要不然为什么从来不知道这些人对政治有任何意见，却一下子都出来了，全台湾有能力一下动员几千个学生的，除了国民党好像没有别人了。
　　当时的学运组织本身还有一些派系的争斗和彼此不信任，但正如我在那篇《我的野百合》提到的，我们之间的诉求，事后看来差别并不如我们当时想象的那么大，当然诉求的关键点都是不约而同的。运动开始发动时，诉求就是老国大代表下台，大家就把它加在里面了。
　　其余三条诉求则是废除《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召开“国是会议”以及制定政经改革时间表。四大诉求与整个国民党体制外的诉求非常吻合。而且这四个诉求从50年代末，就不断地涌现出来，不断有人出来抗议斗争，不断有人被抓被关。所以到了1990年，对于我们那代人来讲，这个诉求根本上不需要动员，自然而然。
　　从3月16日到3月22日，6天的时间，广场上最多时有1万多人，我估计大概有一半是台北各校的学生，另外一半是台湾各地来的。到了晚上，有的台北学生参与度没有那么高，随时都可以回宿舍去，但晚上大概也还有五六千人。睡觉时，老师和学生是睡在圈子里面的人，圈子外面是更大的密密麻麻的，当时主要是支持民进党的群众。
　　作为广场总指挥，我并不是决策者。我是听后台的决策小组，他们说干嘛，我就干嘛，没说要干什么的时候，我就出来撑场面。有人要演讲，就请他上来，讲得太激动，就想办法把他接下来。当时现场的气氛蛮有趣的是，第一我们不太悲情，“悲情”是台湾政治抗议运动向来的特征。大概因为很多人，所以兴奋，又要表现得和民进党有一些不同，譬如摇滚乐来做几首歌唱唱，大家都很高兴。如果搞严肃音乐的要来个四重奏，大家就会不喜欢，会抗议。另外一个让我们不太悲情的是，四方群众送来的东西，多得不得了。各种物资，不断地有新东西邮寄过来。我们的钱，午饭前只够管3000个饭盒，另外还缺3000个，然后我就通过我们的广播，广播之后3000个饭盒就会出现。感觉很受宠。
　　最诡异的是，我到来的那天开始，舞台上就架起了一个银幕，然后我们每天晚上都会看电视新闻，电视新闻就是我们坐在那里的转播，以前从来没有看过这种场面。那个状况更让在场的人觉得，好像自己是在全台湾2000万人面前表演，大家就要好好演。
　　3月学运最后是实现了一些学运的诉求，但这当然不单是因为学生的力量。之前譬如召开“国是会议”，废除《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民进党那边跟李登辉的人马、李登辉的人马跟国民党内部的保守派就已经开始斗了，我们在当时的表演，事实上是让愿意往这些诉求上走的党派，都有了很大的力量，后来李登辉也用学生抗议来打压那些反对他的保守派。而那些国民党的保守派，因为前一年才刚刚大力谴责过大陆，也不敢说要用武力，在这个状况下，学生只是在表演，并没有受到真正的威胁。
　　1980年代末期，世界范围内到处都在民主化，那是一个时代气氛。对台湾更直接的影响是1986年菲律宾马科斯政府下台，刚好那年是民进党成立。我们就觉得隔壁国家都发生这样的事，那台湾呢？1989年下半年柏林墙倒塌，1990年东欧国家的巨变，整个世界都在民主化，学生提一些东西，事半功倍。结束之后，我们也检讨了自己的行为，我们只是扮演了局部的角色，而且诉求其实提得蛮低的，最后李登辉接受诉求的方式，也不是说当场答应给一个确定的时间表，而是说他会往这个方向努力，然后学生们顺着台阶就下来了。
　　
　　把我搞到一个尴尬的位置上
　　现在民进党在台湾威信尽失了，可当时它确实是支持反对国民党的力量，也不是纯粹地台独，包括统派的，各个派系在民主这个问题上有共识。但那时经过几年参加民进党的运动，参加社会运动，我们很快地就对民进党失望了。在我们看来，民进党所主张的民主，只是换老板，政策在不断地告诉人民说你们没力量，除非你们选我，要不然你们的力量一点用处都没有，这就是代议制民主的状况。
　　后来台湾20年的选举政治确实是这样。一般人的力量不断地被打压，党派透过各种说法告诉人民，除非你把当律师，或者有大学学位的某个人物选上，要不然你的个人力量完全不算数。那时候我们就觉得这套系统实在不对。当然他们所提出来的意见，包括人权的保障，包括公开的选举，不做票不欺骗的选举，都是应该要争取的。但这些目标完全不够，那时我们想象的一个完全民主的社会，应该是每个公民都可以不只是被允许，而且他也应该有能力，能站出来主张他的意见，而且能够组织力量去推动他们所希望的社会的变迁。民主就是应该每个人都有这样的能力，才能叫民主社会。
　　然而这20年来，台湾是个选举社会，你如果想要这个社会有什么改变的话，唯一能做的，就是4年到了去投一票，选某一个比较不烂的人，除此之外，能做的真是很少。
　　野百合3月、5月学运结束之后，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挫败。我们当时的政治信念，简单来讲就是素朴的民粹主义的精神。总之群众该自主发言，不应由知识分子政客律师代替他们发言。可是3月到5月，我们这个运动明摆着就是代表台湾的群众发言。我个人就是总指挥之一，我就是代表着三五千个学生发言，我做的恰恰正是我觉得最不应该有人扮演的角色。另外，当时局势就是这样子，群众就是要求我们扮演所谓的纯真天真可爱的学生，然而结束之后，我非常不舒服，原因就是我之前所相信的那些道理，但也不知道究竟哪里不对劲，怎么会把我搞到那么一个尴尬的位置上。很多民学联派系的同志大概都是这样子。
　　之后我就出国读书了。我在运动最活跃的时候，觉得读书这回事是毫无意义的，在象牙塔里读书，读了干嘛？但是那次挫败之后，促使我们开始反思问题出现在哪里，我是1985年上大学的，应该是1989年毕业，但是因为成绩不及格，到1990年才毕业。所以学运的时候还算学生。1999年，我从美国返回台湾。
　　野百合学运之后，学运参与者中的一些积极分子很快被民进党的系统所吸纳，但也有一些仍旧在坚持进行独立的社会运动。实际上，早在1987年，我们双方就干开了。被民进党吸纳的那些人，主要是台大帮的，当然台大学生中，也有一些是我们民学联系统的。他们那边就是爱摆知识分子救世的调调出来，非常在意在大大小小的学运团体里争风头，花脑筋明争暗斗，我觉得这种人就是小政客吧，未来就会变成我们非常讨厌的、那种代表群众的知识分子。果然，这批人毕业之后，非常顺利地进入了民进党。比如林佳龙、罗文嘉、马永成，扁案爆发之后，其中不少人现在都弊案缠身，什么时候要去坐牢还不知道。
　　对他们来讲，其实开始对学运扮演的角色，他们的定位就是精英知识分子代表群众发言，天生有这个权力代表群众来发言。对他们来讲，争自己的权力，争自己的位置，完全正当。他们认为，自己掌了权，才能帮群众做事、民主才有希望。
　　
　　90年代的低沉
　　整个90年代的学运，野百合有很大的阴影。1991年，学运还有大动作抗议特务进校园抓学生，最终废除了台湾的“惩治叛乱条例”，基本上争取到了政治言论的自由。但到了1992、1993年之后，那一届的学生，开始觉得他们没有野百合一代的希望，没有野百合那样运气好。
　　学校里的特务也不见了，特务去学校抓人最后一次是1991年，学者和教授越来越敢讲话，我读书时，大部分教授贪生怕死，1990年之后却一个比一个讲话更激进。学生的角色就变了，好像你讲话也讲不过教授嘛。1997年我回台湾做博士论文的调查，也带一些学生社团，就觉得学弟学妹们有股怨气，恨自己生错时代。戒严时代斗争的目标非常明确，什么事情怪国民党都不错。90年代的台湾，当然还有各种不公平，可它也不能全归咎于李登辉，因为李登辉表现得，好像他也受到很多限制。对学生来讲，这面临一个更大的知识的挑战，就是如何分析一个后威权的社会。
　　另一个大变化是，从90年代中期开始，台湾的大学生大量增加，大学生毕业后的薪水不断减少，大学生兼职打工的现象非常普遍。现在我在世新大学，我们的学生大概80%都在打工。经济压力直接压到他们身上。我们那代人跟台湾在我之前三四十年的知识分子是一样的，不太需要去考虑吃饭问题，有余力去讲国家大事。到了90年代，随便哪个张三李四想讲话，都可以打电话给电视台讲。学运社团的生存的独特性完全消失掉。90年代遗留下来的学运社团大概都密集地读书，大家要做思想上的探讨。80年代的状态是，我在社团之外的任何生活几乎都是没劲的，但90年代的人的生活全然不一样。
　　1991年之后，有一次比较尴尬的大的学运事件“菅芒花学运”，你如果四处问，参与过的人大概都会矢口否认。1996年，台湾的艺人白冰冰的女儿白晓燕被歹徒绑架杀害，中产阶级走上街头，要求当时的“行政院长”连战下台。1997年，各个学运社团也起来参加，有一个大的动员，说我们应该在里面提出进步的诉求，然后又去静坐，但后来不了了之。那次运动基本上是中产阶级的保守诉求，很难有进步的说法。
　　到了1990年代末，开始出现一个持续到现在的大学高学费的问题，至少有两三个跨校的学生组织，一直在抗议高学费。还有知识产权的问题，学生社团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无架构”乐生
　　2000年以后倒是比较有意思，尤其这几年以青年为主的抗议运动出现了一些，譬如乐生运动，此前的声援杨儒门运动，以及去年的野草莓运动。
　　位于台北新庄的乐生疗养院是台湾第一间麻风病院，政府因为修捷运（地铁）要拆除这座历史建筑，2004年，一些大学生成立了“乐生青年联盟”发起保留运动。乐生运动是这几年台湾影响最大的社会运动之一，而学生扮演了枢纽作用，他们把四面八方的人连接起来，让各种想要为运动做出一点贡献的人都可以去。他们非常关键，但是乐生这些学生总是喜欢貌似谦虚地说自己没什么。
　　这些年轻人不再是用社团的组织，而是透过网络串联。他们的运动也不时兴选举一个委员会、确定轮值主席这种正式的组织关系，没有人会承认是运动的领导人。当然更不会有总指挥这样的身份。有事情就是网络上发布消息，然后大家吆喝一下，从南到北总动员，而不像以前，透过组织管道。当然这也包括科技和互联网带来的变化。此外也看得出来，现在的台湾人对正式组织有点反感。我怀疑这是不是跟民进党让他的支持者彻底失望有关系，民进党组织能力很强，当政了却成了这个样子，现在只要谁登高一呼，说我们起来搞些事情，大家都会相互看看，说这家伙有什么野心。
　　我曾经翻译过一篇1970年代美国女性主义思想家与运动者Jo Freeman的力作《无架构的暴政》，她讨论的一些社运团体多半采用“无架构”的组织原则：没有领导人、没有发言人、会议只有协调人、没有主席、人人平等。现在台湾的学运组织里，也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况，譬如乐生运动。
　　对这种状况，我是不满意的，但我自己现在做事情，也还是得用这种方法。这最后会使得很多事情没有办法讨论。80年代，两大派系互相辩论。我们派系里面，当然有不同意见，但总要辩论共识出来，好对外统一。这些是非对错的辩论很重要，不一定能辩得很清楚，但至少在过程中能开阔视野。现在网络式的，有号召，你感兴趣就会来，你觉得这个东西有什么不对劲也不会说话，因为谁说话了，他就好像要主导这个运动，你要不喜欢也就走了，也懒得跟他辩论。
　　但也不能说这样的组织方式会导致乏力。譬如乐生运动，大家都觉得这次行动是最后一战了，完了就结束，讲了4年了。可是屡败屡战，这其中任何一个人好像都不是特别意志坚强，在主导这个运动，并没有人扮演做主的角色，但不知道为什么怎么打也打不死，有时候力量还很大，但完全无法预测哪一次会大哪一次会小。
　　
　　 野草莓一代
　　2008年11月6日，野草莓学运发生的时候，我当天就知道了。野草莓的静坐最开始是亲绿学者发动的，初始有些党派色彩。但我有一些学生也参与了，他们并不是党派学生。学生们在运动过程中，超越蓝绿是个普遍的心态，在台湾要谈社会进步的改革，非得要跟这两个党有所距离才可以。他们在自由广场一直静坐到2009年的1月4日。
　　野草莓运动的起因是二次“江陈会”，台北警察面对民进党为首的抗议活动执行维安工作时，对基本人权的侵犯，以及《集会游行法》对于集会自由的种种限制引起了台湾社会普遍的反感。野草莓表面的诉求，是抗议台湾的《集会游行法》。当年民进党抗争，要求国民党修改这个法律，民进党当政之后，国民党又要求去修改，这两党当政之后都不修改，都拿这个东西来镇压人，这让很多年轻人不能接受。
　　可惜的是，这些学生以前没有组织，只能是在现场采取一定的组织，事情结束之后，他们的组织就岌岌可危，倒不是很快就消失，而是面临僵化，甚至腐败的风险。他们彼此都是广场上才认识的，现在必须处理300万台币的各方捐款，后来他们决定开个咖啡馆，尽力地花掉这些钱。现在的年轻人穷啊，手上有个几万块要花，该怎么把它花掉，要花得像样是很难的事。
　　野草莓这些年轻人比乐生的年轻人，又年轻了几岁，我进他们静坐的场子，参与他们私下的讨论，他们在开玩笑的时候，如果要激怒一个人，就开说你是领导，然后那个人就会面红耳赤地必须要辩解，绝对不是、绝对不是。“领导”这个字好像是核心，是党中央，是决策委员什么的，这种字眼是拿来骂人的。现在大部分学生都是这种状况，他自己的想法，采用的往往是很低调的方式，也许在他的部落格里会提出来，然后大家响应，一起去做。而去抗议时，他自己也只是其中一个角色，并不是拿话筒的。他们好像不希望扮演这样一个角色。
　　学生在社会变革中的特点和价值是在改变的。譬如说，我的那个时代，跟80年代中后期的大陆青年一样，大学生是少数社会精英，社会大众一般知识水平不高，关于国家大事大部分人是没办法说的，学生这种知识分子常常是很重要的发言群体。1990年野百合，虽然我们并不是特别满意，但仍旧必须承认学生的精英性，这角色才扮演下去。现在的学生就比较有趣，现在台湾的大学入学率大概是90%，大学生普及，很少去被看作某种知识精英。我那个时候持的是反精英主义的姿态，就很羡慕现在学生的这种身份。现在台湾学生的身份与社会的关系是比较正常的。如果他们讲的话没什么道理就不会产生什么影响。我们那时，不管你讲的是什么话，反正你是大学生，讲出来的必然就有道理。
　　台湾喜欢用民国几年级来划分，野百合世代的大概是五年级，我是民国56年，六年级就是90年代初读大学的，七年级（近似于大陆的“80后”）的常常会被人家说是草莓族，比较不抗压，但我并不觉得。他们的生活比我当学生的时候要辛苦，我当学生从来也不用担心吃饭，我也不觉得七年级的人的理想主义和使命感在淡化。随着这个时代在变化，关注社会问题开始行动的人一直都有，只是以前那种地下的组织没有了，但是运动还是存在的。但他们确实不爱出风头，如果爱出风头的话，大概当个艺人歌手什么的，他们完全无法把自己想象成知识分子，这4个字对他们极为遥远。
　　（谭大朝对本文亦有贡献）

郑永年 中国社会基层无政府状态令人担忧

　　很多社会现象表明中国社会基层正在迅速进入令人担忧的无政府状态。黑龙江省通河县魏玺村48户农民的土地被地方政府和恶势力所霸占。广东东莞数以百计的儿童失踪，而地方政府几乎是无动于衷。

　　更令人发指的是发生在贵州习水的大规模性侵幼女案和浙江丽水数十名中学生遭强奸案。要知道这些案件的主犯竟是政府的基层干部，是县干部、村主任、党支部书记，是政协委员等等。

　　这个群体是中国政权的最基础，是政权和人民的连接点。基层社会希望这个群体能够代表他们的利益，保护他们的利益。但现在，这个群体的所作所为刚好和人们所希望的相反。

　　中国到处都是政府衙门，到处都是政府官员，但是普通人民则找不到他们所想要的政府，他们所想看到的官员。就是说，对中国基层社会来说，并不存在着一般意义上的政府，是谓“无政府”。

最怕政府成为非正义的制造者

　　说中国基层的无政府状态有几层含义。首先，无政府可以指基层权力真空的出现。权力真空的出现给各种恶势力如黑帮团体和邪教组织提供了巨大的空间。

　　在很多地方，恶势力主导地方政治，政府纯粹是恶势力的工具。在农村，家族势力也属于这一类。

　　其次，无政府也可以指地方政府职能失效、失控，甚至失败，导致恶性社会后果。在这个方面，无政府早已经不新鲜。早年的河南等省流行爱滋病和各级地方政府官员不当的经济发展政策有关。

　　各地不断产生的特殊病村（如癌症村、肺炎村等）也同样和地方政府官员对经济发展的恶性追求有关。

　　更为重要的是第三类，就是上面所说的，政府本身所制造的无政府状态。在这里政府本身成了恶势力。
　　无政府状态并不是说在这些地方没有政府，而是说政府本身成了无政府最主要的根源。为什么需要政府？最基本的是因为人类需要安全的保障，而安全保障并不是其他各种私性机构所能提供的，体现公权力的政府的存在因此具有了合理性。

　　如果说在前两例中，政府无能提供保障，那么这后一例指的是政府本身成了公共安全的最大威胁。在任何社会，政府本来是社会正义的提供者，但在这里政府则成了非正义的制造者。

　　对中国来说，这第三类无政府状态已经成为政府的内在部分（而非偶然），从而也对整个社会和政权构成最为严重的威胁。

　　恶势力世界各地到处都有。恶势力可怕，但可以整治。政府和恶势力之间的较量从来没有停止过。最可怕的是代表公权力的政府演变成了恶势力，或者被恶势力所利用，或者利用恶势力。在这里，不仅人民而且整个政府都成为受害者。

在中国道德是政权的基石

　　在数千年的传统社会，中国社会基层处于高度的自治状态。皇帝统而不治，皇权深入不了社会。在基层，皇权只是一种象征。在这样的情况下，社会本身发展出了相当发达的自治共同体，有很多保护机制来保护地方社会的利益和安宁。

　　毛泽东领导的革命使得政权第一次有能力深入社会。在基层，毛泽东为中国社会建立了一种全新的统治机制。尽管一般认为毛泽东依靠权力管治基层官员，但实际上除了权力管治，毛泽东还发展出了其他很多机制，迫使基层干部不会太过分欺负老百姓。

　　例如，毛泽东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意识形态和道德的功能，多少给基层官员一种道德感。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式的民主，就是普通人民每隔几年可以对干部提意见，甚至批斗。尽管一些做法在今天看来过于极端，但毕竟维持了社会对基层干部的压力。

　　毛泽东之后，中国的基层政权就开始出现危机。市场经济最终导致了农村的人民公社制度的解体。村民自治引入了民主方法。但现在看来，村民自治并没有解决农村问题。

　　今天的村民自治既没有传统社会那样的具有实质性意义的自治，就是说，农村居民很难像在传统社会那样去实现和保护自己的利益；也不能像在毛泽东时代那样对地方官员的行为构成制约。
　　同时，因为人口的流动，农村实际上一直处于衰败状态。不管中央政府实行怎样的政策，农村的衰败似乎不可避免。

　　但对基层政权冲击最大的莫过于金钱主义全面有效地取代了道德主义。基层政权高度非道德化或者道德虚无化。

　　上述所说的那些强暴幼女和强奸中学生的基层干部对这种兽行不仅毫无羞耻感，反而引以自豪，互相攀比的情况就非常典型地说明了这一点。因为一切都被货币化，不管他们干了多么令人发指的事情，都可以证明是合理的。

　　在民主国家，因为有媒体的监督和选举的压力，非道德的官员被有效排除在政府之外，同时也对官员的非道德行为构成有效的制约。在中国，无论是传统社会还是今天的一党执政，道德是政权的基石，道德甚至比政府的政绩更为重要。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老百姓视官员为父母官。但是一旦执政的道德解体，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制约地方官员的行为了。所以才出现了父母官欺压人民、强暴民女的事情。

权和钱都被少数人所垄断

　　这并不是说，执政者忽视了基层政权建设。实际上，自改革开放以来，领导层也一直在强调基层政权建设。执政党能够接受农村的民主方法就是一个例子。但问题是，上层花了那么多的精力来进行基层政权建设，为什么基层越来越腐烂呢？

　　在传统社会，基层共同体能够抵御政权不合理的侵入。在毛泽东时代，老百姓还拥有应付基层官员的机制。但现在呢？人民在官员面前赤裸裸、一穷二白。

　　权和钱都被少数人所垄断，他们还能做什么呢？实际上，基层官员把老百姓视为是权和钱的奴隶，很多老百姓也事实上被迫沦为钱和权的奴隶。尽管有些民主机制，但微弱的民主机制在权和钱面前毫无价值。

　　例如上访。上访可以说基层人民发出声音的唯一办法。但是，有没有人统计过有多少上访者被地方政府投进牢房了呢？实际上，上访是地方无政府状态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志，上访越多表明基层越是无政府。原因很简单，人民在地方没有办法实现正义，只好往上处找。
　　因为缺乏有效的媒体，没有自下而上的压力和压力机制，对基层干部来说，“唯上”成为了他们唯一的责任。但是，“唯上”并不在任何意义上意味着基层干部的确可以对上负责。

　　如果真能对上负责，那也不错。毕竟上级政府和官员还是希望下级作些好事情的。可惜的是，“唯上”的现实是“欺上”，就是欺骗上级政府。

　　这同样是因为没有自由媒体，没有自下而上的压力。当基层人民不能给基层干部施与任何有效的压力的时候，当上级政府被欺骗的时候，基层干部自然就可以胡作非为了。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个道理没有比从基层开始打天下的共产党认识得更清楚的了。政权的支持力量是什么？对这个问题需要重新考量。

　　基层是整个政权的基础。一旦失去基层，执政大厦就会摇晃起来，搞不好就会顷刻倒下。古今中外，这样的例子不可胜数。尽管这些年来，类似本文所引述的政府丑闻从没有间断过，但各级政府官员照样年年莺歌燕舞，一派歌舞升平景象。

　　多少年来，有多少人沉醉于高速的经济发展和年年变化的GDP数据中。但很少有人认识到，腐败、毫无羞耻感、粉饰太平，这些才是政权的最有效和最强大的敌人。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些敌人不是他人，而是自己。

　　在基层政权腐败迅速恶化的情况下，各级政府官员再也不可以这样下去，欺骗老百姓，更欺骗自己了。对执政者来说，应当认识到，光靠自身体制内的换汤不换药、左手砍右手的改革已经走入了死胡同了。

　　走出体制，走出既得利益，直接面向人民，是改革的唯一办法。如果不能这样，到头来就会演变成为社会来改革政权了，就是历史上频繁发生的革命。

赵灵敏 世界左转？

　　“吃掉富人！”G20峰会前夜，伦敦的一些示威者打出了这样的标语；在美国，AIG奖金风波发生后，舆论一片挞伐，国会通过决议案要抽取90%的重税，奥巴马也亲上火线抨击。一封恐吓信扬言要以“钢琴弦勒颈”的方式处决AIG员工及其家人，另一封发给该公司的信写道：“你们高管的家人并不安全，你们将血洒街头。”在英国，皇家苏格兰银行前首席执行官弗雷德·古德温爵士在爱丁堡的住宅遭到袭击，窗户被打碎，汽车被毁。瑞典的抗议者不满银行家和国家退休基金管理人的薪酬过高，向财政部长安德斯·博格寄去了一颗子弹。在俄罗斯远东反普京浪潮中，抗议者强烈反对政府给部分寡头所有企业注资的动作。
　　美国、英国和整个欧洲大陆的公众，对于银行业的反感达到了新的高点。许多人认为，是银行家导致了这场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全球经济危机。在这股民粹主义情绪之下，很少人勇于自问，尽管于情不合，但雇佣的奖金协议是在救助法案之前就已签好的，是否应该遵守契约精神如数发放呢？
　　蔓延全球的金融危机，不但重创了全球经济，也引发了对于民主和自由市场理念的质疑和反思。在一些人看来，民主和市场经济既然未能使美国和欧洲避免危机，那么，专制和计划经济也未尝不好；政府救市的行为证明，亚当·斯密所谓的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其实根本不存在。历史上，贫困常常导致独裁，因为摆脱经济危机的迫切要求往往使得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价值理念让位于更实际的利益需求，那么，民主的前途如何？自由市场终结了吗？资本主义被颠覆了吗？
　　还有一些人因为联想到历史教训而忧心忡忡：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大萧条，促使德国走向纳粹主义，日本走向军国主义，引发了各国政局的大变动和世界思潮的转向，对二战的爆发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此轮金融危机，世界会重蹈覆辙吗？
　　
　　民主应无恙
　　 很多人将金融危机归咎于银行家的贪婪。连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孟加拉银行家尤努斯都认为，此次金融危机正是源于资本主义的唯利是图、贪婪以及道德沦丧。在G20峰会时，集聚在伦敦的抗议人群与警察发生了激烈冲突，有一位妇女对记者说，我们一直都很负责任地生活，并没有借债，也没有挥霍，那些贪婪的金融家、银行家干下了一大堆不负责任的事情，为什么要由我们承担后果？
　　人们的愤怒可以理解，表面上看，是华尔街的“贪婪”，是人性的弱点导致了这场危机。但显然，人性中利己的追求并非今天才有，贪婪和欲望原本是人的本性。如果控制得当，贪婪可以转化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创造力；任其泛滥恣肆，贪婪却能变异成导致生灵涂炭的罪恶。但如果仅把一场波及全球的严重危机归咎于人性的贪欲，在现实可行的解决手段上，显然就难以令人冀望。
　　但民粹主义正是一些政治家所期待的结果，这便于他们为自己的过失开脱。法国学者古斯塔夫·勒庞在《大众心理学》和《革命心理学》两本著作中一再指出，对群众来说，口号越简单越缺乏严谨的论证就越具有蛊惑性。希特勒正是看到：群众的智力永远只有13岁，因为他们缺乏从另外的角度来看问题的能力，总是寄希望于一次性的彻底变革来摆脱不如意的现状，才如愿合法奴役德国民众。尤其重要的是，在民粹主义的话语当中，弱势者、受害者天然地具有道德上的优越感。政客则引导这种情绪，通过把自己打扮成民众的代言人和道德上的楷模来获取支持。
　　奥巴马斥责银行家“贪婪”，萨科齐阻止法国兴业银行向高管发奖金，多多少少都顺应了民粹情绪。因此之故，民粹主义在不少人的眼中几乎等同于政治家的蛊惑和鼓动技巧。当然，目前这股看似汹涌的民粹主义浪潮，更多的是领导人在危机面前迎合民意的被动应对，这和野心家处心积虑的煽动和推波助澜有根本的区别，后一种情况目前还未见端倪。
　　虽然目前的民粹主义让人担心——出现了零星的极端和反民主的事件，比如德国国家民主党以民主为名，推行纳粹主义；希腊、韩国、法国、匈牙利等国都爆发了程度不同的抗议和骚乱——但总体而言，西方民主制度运行正常，这场危机尚没有构成资本主义世界的宪政危机，也没有达到能触及社会根本变革的深度。也就是说，这场经济危机至今仍然只是一场经济危机。
　　同时，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是，民主的吸引力会因这场危机而不可避免地受到损害。之前几十年，因为美国在各方面的成功和无可质疑的超级大国地位，导致了一些人对美式民主的绝对崇拜，认为只有把美国的制度变成世界的制度，才能给世界带来永久的和平。亨廷顿所谓的民主第三波至今，全球化的趋势使全球经济繁荣，民主制度也因此受到高度肯定，目前已有大概120个国家采用民主制度。
　　但在此次危机中，美国等实行西方民主制度的国家，民主和新闻自由并没有使他们幸免，反而成为了危机的渊薮，祸害了其它国家；反而是中国这样在民主方面曾被西方诟病的国家，不仅受到的伤害更小，反而有余力自助且助人。从理性上讲，民主和经济增长并没有必然的正相关关系，但上述观感对民主的普及会造成怎样的影响，还需要人们进一步观察。
　　
　　 当惊世界殊
　　美国前总统罗纳德·里根曾经讥讽道：“英文中最可怕的九个词是：‘我来自政府，我来帮忙。’”但如今，各国政府纷纷对市场进行干预，这一现象引起各方媒体的关注。有保守派媒体警告说，这会导致苏联式专制集权主义的卷土重来。英国《每日电讯报》在头版头条宣称：“同志们，我们现在都成了社会主义者。”
　　但是，市场干预显然并不是社会主义的专利。从193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看，与其说资本主义是自由市场一统天下，不如说是处于自由市场和政府干预的钟摆效应中，有时自由市场占上风，有时会更偏重政府干预。大萧条之前的几百年，资本主义经济都是奉行不干预政策的，大萧条时坚信自由经济的美国胡佛政府，坚持政府不干预经济，放任经济自由运行，危机在他任内始终无法缓解。这就是为什么凯恩斯其后提出的政府干预经济那一套会被称为“凯恩斯革命”的原因。迄今没有第二个经济学家可以享有这样的殊荣，可见其当时的石破天惊。
　　罗斯福后来采纳了凯恩斯的观点，运用“有形的手”直接干预国家经济运行，政府干预开始占上风，直到197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出现滞胀之后，自由市场理论卷土重来，这就是所谓的里根经济学。到了今天，政府干预的情况又重现，可以想象，若干年后自由市场的声音又将重新成为主旋律。如今，全球所有的富裕国家和地区——欧洲诸国，以及美国、加拿大、日本、新加坡、韩国、台湾、澳大利亚和其它地区——都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主要发生在市场之外的活动。但与其说这代表了资本主义的式微，不如说证明了资本主义的适应能力和活力。
　　尽管凯恩斯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在经济观点上是对立的，但从根本上说，它们只不过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两种不同的经济理论和政策而已。罗斯福的新政乃至欧洲的福利国家，固然吸收了相当多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因素，但它们并不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这就如同中国在1990年代后尽管借鉴了很多市场经济的做法，但中国仍然是社会主义国家一样。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大萧条以来的西方经济，尽管频繁发生过左右两派经济政策的周期性调整与转换，循环往复，各领风骚，但归根结底，它们仍然没有逾越资本主义经济的大框架。
　　因此，人们目前对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的疑问，与其说预言了资本主义的终结，不如说提出了资本主义变革的迫切性。这场危机无论今天看起来多么难以战胜，也终有一天会成为过去。当然你可以以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克服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与私人占有生产资料的矛盾，解决生产过剩问题，消除经济危机的根源。幸好这种做法当年的苏联已经试过了，结果如何自不待言。而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看，目前并没有导致这种情况的可能和趋势。
　　但无疑，面对危机，中国等国将更加坚定地走自身特色的发展道路和管理模式。新自由主义模式对世界的吸引力将大大削弱，国家资本主义会成为越来越多国家的选择。自2008年2月英国将北岩银行国有化以来，已有数十家欧美银行被国有化或纳入国有化计划，这究竟是长期的趋势还是一时的权宜之计，还要看市场变化。
　　还有一种危险就是保护主义，或曰经济民族主义。当经济困厄骤然来袭之际，人们总会产生一种求助于保护主义的冲动。奥巴马财政刺激方案中的“买美国货”条款就是一个表现；目前，美国一些大企业领袖已联合工会，敦促国会对来自一些国家的进口商品加征关税；法国总统萨科齐最近向受国家补助的法国汽车工业提出要求“不得把工厂迁到东欧”；在今年4月1日的欧盟特别峰会上，匈牙利总理久尔恰尼提出的东欧救援计划遭到了德国总理默克尔的反对，该计划的主要内容是设立一个总额1900亿欧元的欧盟统一基金。久尔恰尼为此不惜放出重话：“我们不能让新‘铁幕’把欧洲分为两半。”
　　这种以邻为壑的保护主义让人警惕：大萧条时期，美国国会通过了《斯姆特－霍利关税法》，设置高关税壁垒，严重加剧了大萧条时期的艰难；而当时各国竞相出台的保护主义措施，对后来的二次大战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所幸，在达沃斯论坛、西方七国财长会议等公开场合，各国齐声反对保护主义，看起来今天的领导人已经从历史中吸取了足够的教训，至少表面上是这样。
　　
　　中国的选择
　　自金融危机以来，国内对于经济自由主义的讨伐声不绝于耳，按照这些人的说法，市场经济在美国既然已经出了大问题，那么在中国就应该改弦更张，重新扯起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的大旗，这样才能确保我们不受美国经济危机的不良影响，也不再发生美国这样的经济危机。
　　最近十几年来，虽然中国已经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框架，但中国的各级政府和绝大部分官方经济学家，在骨子里并不相信市场经济有一种自发的力量能充分激发社会的潜能，而认为必须以强势的政府消费、政府投资和政府指导下的国有企业的经营活动来推动经济发展。
　　中国的实体经济受金融危机影响深重，出口锐减，大量企业倒闭。之所以未出现更大的损失，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的金融体制还相对比较孤立，并未融入世界金融体系，因而损失较小。不能因此否认中国的金融机构问题重重，更不能回过头来膜拜垄断且低效的旧体制。
　　还有人把这次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直接归罪于美国，认为美国人把自身的经济危机转嫁到世界各国，让各国人民埋单，非常不道德。这种指责当然非常合理，但却只能是一种情绪上的宣泄。从现实角度看，这是美国在世界上的独特地位所决定的，只要支撑美国国际地位的软硬实力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这种不公平的国际格局就很难逆转过来。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如果美国人改变了过度消费的习惯，开始像中国人那样热衷储蓄，那中国的出口怎么办？这确实是一个两难的问题。
　　显然，我们不应低估这场始发于美国、蔓延到全球的危机的严重性，它至今也许还未见底；但同时，我们也不应低估美国人摆脱危机和纠错的能力，更不可一厢情愿地把自己国家的前景寄托于美国的失败上。美国是一个善于应对危机和纠错的国家，历史已多次证明了这一点。中国的进步和发展不应该是投机主义的副产品，不能寄希望于别人犯错误。毕竟，国家之间的竞争是看谁更强，而不是比谁更烂。
　　另外，在思想文化领域，对普世价值的批评也甚嚣尘上，一些科研院所和国家部门先后加入其中，认为“普世价值是西方话语霸权”，谁讲普世价值，谁就是要把西方价值强加于中国。“普世价值”无非指存在一些跨地域、国界、种族、文化的人类共享价值。民主当然是普世价值，中国领导人也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而对和谐的追求，同样是普世性的。作为人类共同体的一部分，更明智的做法不是在危机之时否认“普世价值”的存在，而应当在难得的危机考验下审视各种价值与模式的特点及优劣，让其充分竞争，适者为我所用，以成就真正的“中国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