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沙河边的水杉林

许知远随感四则

2009-05-15T14:31:00.002+08:00

是在马关条约的第五次会谈中，伊藤博文对李鸿章感慨说：“我处境地，总不如中堂之易。中堂在中国，位高望重，无人可能摇动。本国议院权重，我做事一有错失，即可被议。”

这是一八九五年的春天，伊藤博文正在说服对手接受日本提出的苛刻要求——割让台湾和澎湖列岛与辽东半岛，赔偿两亿两白银。

协议的内容令人屈辱，但谈判的气氛却是缓和的。李鸿章七十三岁了，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他一直是中国最著名和最有权力的大臣，以洋务运动的领导人自居。伊藤博文比他年轻十八岁，是明治维新中的领导人物。两人互存好感，因为比起到来的西方人，中日之间的密切联系由来已久。伊藤博文这一代仍浸润于中国文化传统，熟悉儒家的伦理和唐人的诗歌，日本皇室和大臣们之间经常使用汉字的书信来交流。即使中文与日文的发音不同，二人也可以通过笔谈来交流想法。

他们十年前还在天津见过，伊藤博文专程去拜访这位北洋大臣，讨论两国变法的事宜。那时，两个国家至少在表面上还几乎处于同一条跑线上，都派遣留学生去西方，都购买德国的战舰。而且看起来，中国要更令人生畏些，它购买的战舰规模更大。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两个国家的政治结构存在着多么大的差异。在日本，留学归来的伊藤博文可以进入权力中央，而他在英国的同学严复归国后却郁郁不得志。

决定一八九四的中日战争，不是两国的财富，而是两种不同的政治体制和政治文化。日本可以迅速集结全国之力，而中国则先是反应迟缓，然后陷入一团慌乱，在战机不断延误之后，又决定拼死一战。战斗发生后，所有隐藏在巨大船舰背后的弱点开始暴露出来，指挥的失利、炮弹不足、官兵士气堕落……

朝廷中的争吵从未结束过，一个国家的战争，被当作李鸿章的一个人的战争，他的政治反对者首要的意愿，是借此摧毁他的政治权威。而民间对于这场战争的反应同样是迟缓的。普通的公众从未接受过基本的知识训练，也从不知道世界是怎样的。山东烟台的农民们，为了一点点报酬领着日本士兵登陆。绝大部分读书人的头脑，则被四书五经、八股文章占据着。至于最高的当权者慈禧太后，她已不受控制的行使了三十年的权力，没人敢于挑战她的权威。而一八九四年正是她六十大寿，与日本的冲突的坏消息被瞒了再瞒，才最终进入她的耳中的，因为李鸿章担心因此坏了她的心情。

这个国家的所有权力，是彻底的私有化。皇室在表面上拥有一切，而在剩下来的空间里，大臣们各自发展自己的私人力量。而这种权力结构，必然性的腐蚀掉整个社会，没人为这个国家的长远未来考虑，都是眼前利益的俘虏。

在伊藤博文看来，这位德高望重的李中堂，或许没办法集中一国之力战胜日本，却有能力将中国的土地和财富慷慨的给予日本。李鸿章在此刻享有了比他更大的权限，可以轻易的承诺和给予。在第一次会谈里，伊藤博文感慨说：“日本之民不及华民易治，且有议院居办，办事甚为棘手。”而他自己，倘若在会谈中失利，则可能随时被议院弹劾。

二

谈判的结果震惊了整个天朝。“卒令一蹶不振，割千里之辽台，偿二百兆金币。元气尽断，以启戎心而速危亡。”梁启超在四年后回忆说。这时，他已流亡日本。一年前，他和他的老师、朋友与光绪的蜜月期仅仅持续了三个月，就嘎然而止了。年轻、雄心勃勃、却脆弱不堪的皇帝，想推动变革，却发现既没有政治资源也没有政治智慧。

而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则回到他最擅长的领域——创办报纸、写作、推介新观念。他自己也清楚，他那支常带浓厚感情的笔锋，是多么的富有感染力。提倡民权是《清议报》的宗旨之一，梁启超一定感到了这个国家最大的困境，是国家权力的私人化。长久以来，这个国家最开明的政治哲学家，不过强调的是保民与牧民的观念——人民像婴儿一样，没有自己独立的思想与权力。倘若不幸出生在残暴和乱世，那么经常仅仅是服从和被屠杀的材料。

梁启超相信如今的时代已经变化。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关系也已转化了。他在日本不断开阔的视野，寻找新的名词来表述这种新关系。“国家如一公司，朝廷则是公司之事务所，而掌握朝廷之权者，则事务所之总办也；国家如一村市，朝廷则村市之会馆，而掌握朝廷之权者，则会馆之值理也”，在做出这两个比喻之后，他接着问道，是公司为事务所而设立，还是事务所为公司而设立，是会馆为村市而设立，还是村市为会馆而设立。在他看来，这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却是颠倒的。

这个事务总办、会馆值理的慈禧太后和他那一群满族奴仆，垄断着国家的政治权力，将国家的权益，作为私人礼物赠送给入侵者，以维持自身统治。满族大臣刚毅的臭名昭著的名言必让他气愤不已。在中国面临被瓜分的困境时，他首要关心的满族人的绝对权威正在被汉族人侵蚀。他说这江山“宁赠友邦，不与家奴”。“友邦”是入侵者，“家奴”则是四亿汉族人。

于是，对于失败国家的深刻沮丧、对于入侵者的仇恨，很容易转化成对一小群满族统治者的愤怒。人们很容易想当然的以为，帝国主义导致的民族主义是二十世纪初中国的主要矛盾。但倘若你身处那时的东京——中国留学生和流亡者的大本营时，你会发现满汉矛盾才是最热门的话题。满族人的当政，意味着无限的政治专制，意味着民权的被压抑，满族统治者对自身权力的关注，早已超越了对这个国家未来的关注。他们变成了整个国家自我更新的最大的障碍。

不能开花的枯树，不能生蛋的公鸡，不能蒸出饭的沙子，梁启超用一连串的比喻来形容满人政权。唯有打破它，才可能缔造一个强大、富足、健康的中国。

沮丧和愤怒也导致了激烈的药方，至少是在1899年—1902年，梁启超是个休克疗法的支持者。他说破坏之药，是此刻第一要务，也是第一美德。

他也知道这种破坏主义可能导致的悲剧。但是，他对于中国的进展深感绝望。破坏主义或许会带来了残暴，但是目前满人所统治的中国正陷入无意识的破坏，它的伤害或许更为惊人。他在《新民说》列举1892年，仅在这一年，山西的大旱，死者达到上百万；郑州的黄河口决堤，又是十多万人；冬春交替时，北方至少有十万人死于寒冷，而广东死于瘟疫的每年都超过十万人，至于迫于生计，而沦为盗匪，或被盗匪杀害的人，每年都何止十万……

这个国家像是慢性的溃疡，败坏和重生都在进行。因为缺乏整体的国家意识和权利意识，也没有足够的现代通讯，塑造全国性的舆论，这些溃败经常在本地被消化掉，它对整个国家的稳固性似乎没有太多影响。

三

1905年在中国旅行的日本记者德富苏峰，也有过类似的感慨。他发现，中国每发生一次饥荒就会有几千万人被饿死，每发生一次内乱就有几千万人被杀死。但是，当他穿越南方的省份时，发现半个世纪前的太平天国运动似乎没留下太多的痕迹。

“关于中国人的繁殖力，虽然没有一个精确的统计，但说其非常伟大应该是不过分的”，他在《七十八日游记》中写道。他也发现在面对任何灾难时，中国人几乎都是个人主义者。“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比中国人更不依赖政府的了……中国人是独立自主。”但是在这种独立背后，又是一种深刻的无奈和放弃——“政府就连指甲垢那么一点点关照国民的心都没有”，国民则没有兴趣关注任何与个人无关的公共事务。

德富苏峰到来时，中国精英阶层对立宪的讨论正激烈展开。人们期待宪政，能约束专职权力，也造就一个有效率的政府。德富苏峰了解中国对于立宪的积极态度。一方面，刚刚结束的日俄战争表明，君主立宪的日本战胜了君主专制的俄国，它表明了立宪的有效性。另一方面，他自己的经验也让他熟悉这所有的对立宪的热忱的原因。

出生于1863年的德富苏峰，是那一代人中最知名的思想家和作家。对于很多人来说，他就是日本的梁启超。他的青少年阶段，正是风云激荡的明治维新开始之时。

日本面临着与中国相似的困境，如何获得独立与尊严，摆脱西方国家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他们的行动比中国更迅速也更有力。日本没有强大的专制传统，皇室家族更多的是象征意义，一小群政治精英，有能力扭转整个国家的方向。当他们齐心协力时，就爆发出意想不到的生命力。

但很多人成为了激烈的国家主义者，他们用各种方式令政府强大，并相信只要政府强大了，其中的人民也就自然获得了自由。他们很多变成了帝国主义者与武力主义的信仰者。结果，一种新的形态形成了，日本出现了一个强大、高效的官僚和军事体系，他们可以对外展开战争。但是日本人的生活和权利，却得不到保证，他们依旧贫穷。

德富苏峰寻求的是另一条道路。“他们不是对富国不热心，而是只把政府当作了整个国家，痴心妄想地以为富政府就是富国”，他在1888年的《国民之友》上问道，“为了富他们的政府，就可以不顾一切地使人民愤怒，使人民痛苦，这样作难道合适吗？”

四

距离梁启超与德富苏峰的年代，已经一个世纪了。但一些关键问题上，历史的进步似乎没有提供太多的安慰。

在汶川地震一周年时，我想起了梁启超的国权与民权之争，想起德富苏峰对于中国人的“个体主义精神”的感慨。很多方面，它已发生了变化。

信息已如此畅通，灾难不会被遮蔽。政府也不再无能到袖手旁观，它出动直升机、军队，并动用国有财政。但是在一些基本逻辑上，它却又没有改变。尽管政府的发言人早已使用了现代西方词语，学会了新的宣传方式，但“保民和牧民”的思想却依旧如此。

这种感觉在死亡人数的公布上，是如此明显。一直到5月6日，距离去年的地震已将近一年。中国公众仍不清楚有多少同胞在这场灾难中遇害。让人不安与气愤的是，其中到底有多少个学生，仍然是个秘密。

政府也阻止试图了解真相的人。那些地震中失去孩子的父母和亲属，遭遇恐吓和非法拘留，他们被禁止谈论自己的苦难、愤怒和疑问。死亡的数字则成了禁区，一些独立调查者们在试图收集有关地震信息时，遭遇到搪塞、拒绝或者暴力攻击。

死亡或许暂时惊醒了公众内心的良知，却显然没有惊醒那个漫长、庞大、令人恐惧的官僚体制。而这个体制，随时准备吞噬人们所有的善意和温暖，还之以冷漠和怯懦。

68712人死亡，18000人失踪，其中5335个是学生。5月7日的官方新闻发布会最终公布了死亡与失踪的数字。它像是对一个长期公众质疑的傲慢和不耐烦的回应——你们不是需要数字吗，那么我就给你数字。它的潜台词是明确的，这个数字只能由官方来提供，其他任何个人、社会组织，都无权过问。它没有耐心给出更详细的解答，这些死亡者姓甚名谁，一个抽象的、整体性的数字取代了具体和生动的个人。

这些数字的给出的过程，也暗示了这个国家最根本的挑战所在——官僚权力的垄断。它垄断着这个国家的政治权力、最重要的经济利益，甚至公民的死亡。这种垄断不再是向毛泽东时代那样无处不在，却仍然是强大得令人窒息。

在它的核心价值体系中，所有人仍只是实现某种目标或者展现权力的工具。官僚权力和公众之间，不存在平等的可能性，前者施舍，后者接纳，后者永远不可能挑战前者。前者掌握了主要的政治与经济资源，它可以展开广泛的收买，塑造一种附庸关系。所有头脑精明的人都会很快意识到——一旦进入一个特权阶层，臣服于某种游戏规则，你将获得无限的自由和富足。

作为公众，你可以表现你的同情、正义和参与，但是必须在政府指定的区域内。倘若，你要超越这个区域，那么迎接你将是重重障碍。大多数人在探寻的过程中，变得心灰意冷，最终可能丢失掉最初的所有热忱，而放弃或变得冷嘲热讽。而一小部分人坚持下来，但经常也变成了愤世嫉俗的斗士形象。一个我们渴望的、健康的公众群体、社会力量，总是难以实现。

1902年的梁启超，把满族统治者视作社会进步的障碍，号召中国青年像日本人“驱逐幕府”一样去驱逐满人。而现在的中国呢，如果以某种不一定准确的类比，这个仍在不断膨胀的官僚体制，是压在中国人身上最大的障碍，它自身的意志和利益，早已超越了这个民族的利益。

当然，历史提醒我们，一切并非这么简单。我们以为越过一个障碍就轻车熟路，却发现度过了一个障碍后，掉入另一个更大的陷阱。

不过，这希望与幻灭的交替，不正是人生的本来面目吗？

杜平当美国教授面对中国学生

2009-05-15T11:25:00.001+08:00

美国波士顿大学新闻学教授多诺休（Anne Donohue）在中国人民大学执教半年后，发现学生们对1989年天安门事件的看法竟然和政府如出一辙，对“自由女神”火炬也没有任何兴趣。她为此感到不解，遂于5月12日在《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发表了一番颇为有趣的议论。

　　多诺休教授在文章中说，她的大多数学生都知道1989年发生了什么事情，但和西方人不同的是，学生们更关心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认为政府当时采取的行动是必要的。至于她在课堂上提出的民主选举课题，学生们反而告诉教授要有耐心，因为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迟早会带来政治的变革。中国不需要印度那样的民主，否则社会就会混乱，发展就会迟缓。

　　对于学生们的这些看法，多诺休感到很失望，并且批评说，中国大学生缺乏批判性思维，喜欢听政府的话，盲目相信国家的发展进程，“我希望他们能和美国学生一样，也有机会自由表达、投票、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新闻领域工作”。可是，“他们不知道的事情永远也不会知道”。而他们对国家的自豪感、对政府的拥护，正使他们危险地滑向民族主义。“我同情和钦佩这些真诚、聪明和善良的孩子，即使他们的国家想蒙骗他们，他们依然为自己所生长的国家感到骄傲”。

新一代大学生的自信

　　笔者在上文中之所以说多诺休教授的议论很有趣，是因为她在痛快地批评中国学生的时候，竟然忘了自己也容易被别人抓住小辫。在文中，作者对当代中国社会的成见、看待中国的单一角度以及肤浅的结论，还有居高临下的高傲语气，不仅“非常美国”，而且更与美国政客和媒体多年来所发表的论调如出一辙。年幼的中国学生没有批判性思维，多少是可以理解的；但堂堂的教授缺乏独立观察和思考的能力，一味重复别人的论调，却是不应该的。

　　中国现在的大学生都出生于80年代末或90年代初，与二十年前的大学生确实很不相同。除了在性格和处事方式上有差异之外，两者还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就是他们容易被归类为爱国的“愤青”，而不再是头脑发热、充满理想主义的学运分子。这究竟是一种积极的转变，还是多诺休教授所感慨的悲哀？

　　二十年前的中国大学生，生于政治动乱时期，成长于西方各种学说和思潮纷至沓来的开放之初。他们的社会担当意识异常强烈，同时也因为国门初启和眼界初开之故，在言行上显得过于天真和理想化，包括急于拥抱被视为“先进的”一切外来之物。笔者当年听欧美教师授课，感觉一切都很新鲜和正确，不假思索地接受，从不怀疑，更没有所谓挑战权威的“批判性思维”。

　　二十年后的中国大学生为何变得如此不同？一是因为当年的大学生已是现在学生的师辈父辈，社会在进步，两代人不可能停步于同一个脚印之上。其二，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是，当下大学生的成长环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政治和社会最平稳的时期，更是经济增长最快速的时期。他们的记忆里没有革命、斗争和动乱，思维模式里也没有传统的反叛与抗争冲动。

　　而这些学生的成长过程，正好遇到国力大幅提升、民族自信心空前增强。虽然他们不可避免地也会盲目或轻信，但却不大可能像中国开放初期那样，对任何外来的东西都是集体地盲目、集体地轻信、集体地拥抱。

中国和西方关系的缩影

　　在网络时代长大的新一代大学生，更不可能像多诺休教授所说的那样，如此容易地被政府或其他人所蒙骗和说服。中国传统媒体无疑还有太多有待开放的空间，但网络媒体的信息自由与言论多元化状态，应该远远超出外界的想象。人民大学的学生们对“自由女神”火炬不感兴趣，原因并非是他们听从了政府的教导，而是因为他们对美国及其外部世界增加了解之后，不再认为“自由女神”还有什么神秘的吸引力。

　　不可否认，中国新一代大学生对外部世界的看法，在相当程度上塑造于国民教育和媒体影响，这在任何国家都是一样。但是，他们之所以和二十年前的大学生不同，是因为拥有属于自己这一代人的记忆。二十年前的大学生，碰上了中美关系的蜜月时代，因而对西方世界有着相当积极的看法和期待。而对当前这一代人而言，从90年代末至今发生的一些国内外重大事件，例如中美军机相撞、台海动荡与美台军售、九一一事件、伊拉克战争、拉萨骚乱、奥运会火炬风波、四川大地震以及中美舰船对峙等等，都是塑造他们对自己国家、对外部世界看法的关键记忆。

　　可是，在看待当代中国时，很多西方人依然生活在二十年前的陈旧记忆中，误以为青年学生对某些现状表达不满和愤怒，就是要和政府进行对抗、乃至与之势不两立。带着这种固定的思维模式去认识一个崭新的社会，结果必定会以沮丧和失望而归。

　　毫无疑问，民主与自由，依然是中国青年一代追求的理想目标。但这并非意味着西方的某个模式对他们有着不可抗拒的魅力；更不意味着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可以被任何外来模式所征服。无论是在政府层面，还是在大学生当中，中国都不会接受西方人眼中的那个西方。

　　美国教授和中国学生之间的价值观冲突，实际上就是中国和西方国家关系的缩影。这位教授遇到不大听话、不太轻信、甚至敢于据理力争的中国学生，不正是西方社会所提倡和鼓励的“批判性思维”吗？但讽刺的是，当他们自己遇到这样的学生、无法说服他们的时候，却又感到很失望、很沮丧，甚至指责他们受到中国政府的蒙蔽。原来，所谓“批判性思维”，竟然也有虚伪性和双重标准。

从野百合到野草莓：20年台湾青年学运反思

2009-05-12T11:02:00.001+08:00

陈信行（口述）南风窗记者宁二（整理）
　　
　　[编者按]
　　“五四”运动的两位北大学生领袖，率队游行高举大旗的总指挥傅斯年和亲笔起草了《五四运动宣言》的罗家伦，在1949年皆选择随国民政府迁往台湾。那一代“新青年”中，同样选择的人并不少。然而，迁台之后的国民党在总结大陆失败的教训时，自然地想到了青年学生运动对其政权的威胁性，在长达40年的时间里，蒋氏从未放松过对台湾校园和台湾青年思想的钳制。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台湾大学，最具影响力的青年导师，胡适之外，便是殷海光。生于1919年的殷海光先生自称“五四之子”，他从不过任何中国传统节日，却只在“5月4日”这天放鞭炮与学生庆祝并纪念。正是他及同代人在国民党钳制下以付出生命的代价所传导并培育下来的“五四”精神，在台湾经数十年的酝酿，最终于80年代末期生长为改变历史的又一支青年力量。除殷海光的自由主义思想外，左翼思想在70、80年代的台湾流传于更隐秘的地下，这一“五四”运动的另一脉络在台湾青年当中，同样具备相当的吸引力，并直接构成了1980年代台湾学运与基层民众紧密关联的另一谱系。
　　经历如上的发酵，涌动的社会思潮和学生运动最终引发了改变台湾历史的“野百合学运”，1990年3月和5月，在全球性的民主化浪潮中，发生在台北中正纪念堂前广场上的学生大规模静坐抗议行动，改变了台湾的历史，也改变了中国学生爱国运动往往遭遇暴力镇压的宿命。
　　台湾世新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副教授陈信行先生，生于1960年代，在学生时代便积极参与校园及社会抗议运动。1990年野百合学运时，他曾任广场总指挥之一，他的口述清晰勾勒出1980年代迄今，独立思考并自主行动的台湾青年学生运动的脉络与细节。
　　
　　我是1985年上大学的，学的工科，上课没几个月就觉得特别乏味。当时的高中和现在大陆的高中可能很类似，高中的老师会说是什么事情都不能干，就是考大学，上了大学什么事情都可以干，结果上了大学也发现非常闷。关于社会上的事务、关于当时的政治的变化，老师大致都非常保守，常常站出来为国民党辩护。
　　台湾整个时代的气氛到了1985年的时候，各种国民党外的社会运动正在发生当中。我读的是台南的成功大学，大部分是工学院。当时我在的学生社团叫西格玛社，是50年代就成立的读书社团，到了80年代的时候，这个社团流传地下的异议性书籍，我也跟着读了一些。
　　很快的，1986年民进党就成立了，大学里面仍旧很少有公开性的政治活动，除非是国民党的活动。当时因为民进党力量的介入，整个立法院已经开始闹哄哄，但校园还是一片沉寂。我们就搞了一些社会调查活动，做农民与原住民问题的调查，把一些重大的农村抗争事件的调查，在学校里公开揭露，示威反对。到了1986年底，许多学校都出现了像我们一样的学运社团，当时在我们学校里有两三个这样的社团，当然各自有不同的意见，但对打倒学校里面的思想钳制，大家是没有任何分歧的。
　　1986年底，我们在开始搞社团时，各校的学运社团就在秘密地串联了，到了1987年初，我们就把串联公开，台湾各高校的一些学运社团形成了一个联合组织，民主学生联盟。之后几年，到1990年，我一直在民主学生联盟的南区，主要做的工作是跟台湾各大学来的学生下到基层的社会运动里面，尤其是在农村，有非常多的抗争。我负责组织这些工作队，另一方面我也渐渐变成南部一些地方环保运动的专职工作人员。
　　
　　学生的诉求其实蛮低的
　　1987年，小蒋解除戒严，然后他就死了，之后“副总统”李登辉接任“总统”。那时台湾还有“万年国代”存在，大陆去的，天晓得这些“国民代表”在干什么，总之他们每个人匿名投票都是毫无异议地投给姓蒋的人当“总统”。1989年底，国民党的宫廷内斗也开始显化，国民党内分成了两派，主流派的李登辉、宋楚瑜等人；以及原来比较保守的一派，非主流派的李焕、郝伯村。两帮人斗争得很厉害。
　　刚好那年，1990年3月要开“国民大会”，要选举“中华民国第七届总统”。这些“国民大会”代表，虽然也都已经七八十岁了，几十年来在台湾也没干什么事情，但他们觉得自己的利用价值似乎开始没有了，就做了些很荒唐的事情，譬如给自己加薪两三倍，这个事情就引起了争议。不只是党外的，民进党本来就会说国民党贪得无厌，也包括国民党里面的人，正在斗争的两帮人也会觉得这些老家伙太过分了。
　　这些事，媒体都给掀了出来，当然那时候我们都很习惯说，国民党统治下的媒体，要歪着读，倒着读，但那次确实非常大的一个意外，因为包括国民党控制下的媒体，也会把这些内斗给掀出来。
　　野百合3月学运，最开始的时候就是台湾大学的几个学生，自己决定说我们到中正纪念堂静坐吧，诉求就是要求老“国大代表”下台。然后几个学运派系看到有人去了，也就过去看看。看到对方有人来，我们也就要上去，大家就这么吆喝着都来了，所以第一天规模就起来了。那时我所在的民主学生联盟已经蛮成熟的，运作得挺好了。一开始，我没有管台北的事情，我是负责南部的工作，我们也没有觉得那是个特别重要的事情。静坐进行到第二天，台北的朋友打电话给我，说我们的人在现场两天两夜没有睡觉了，让我去台北替换，我就上去了。然后，从第三天开始接了广场总指挥的位置。
　　这样静坐的事情我们之前看过非常多，但是那次确实很意外，因为电视台来了，竟然都报道了，并且第二天都是头版头条。事实上整个动员都是媒体动员。我们之前透过学运组织系统动员的人每次最多也就是三四百人吧，那次电视甚至允许我们的人发言，剪掉的也并不太多，所以这一下子就来了几千人。当时我们有点紧张。跟我们打对台的台大的一些负责人，我后来知道他们也紧张，想法跟我们差不多，就是担心有些人是不是国民党派来的，要不然为什么从来不知道这些人对政治有任何意见，却一下子都出来了，全台湾有能力一下动员几千个学生的，除了国民党好像没有别人了。
　　当时的学运组织本身还有一些派系的争斗和彼此不信任，但正如我在那篇《我的野百合》提到的，我们之间的诉求，事后看来差别并不如我们当时想象的那么大，当然诉求的关键点都是不约而同的。运动开始发动时，诉求就是老国大代表下台，大家就把它加在里面了。
　　其余三条诉求则是废除《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召开“国是会议”以及制定政经改革时间表。四大诉求与整个国民党体制外的诉求非常吻合。而且这四个诉求从50年代末，就不断地涌现出来，不断有人出来抗议斗争，不断有人被抓被关。所以到了1990年，对于我们那代人来讲，这个诉求根本上不需要动员，自然而然。
　　从3月16日到3月22日，6天的时间，广场上最多时有1万多人，我估计大概有一半是台北各校的学生，另外一半是台湾各地来的。到了晚上，有的台北学生参与度没有那么高，随时都可以回宿舍去，但晚上大概也还有五六千人。睡觉时，老师和学生是睡在圈子里面的人，圈子外面是更大的密密麻麻的，当时主要是支持民进党的群众。
　　作为广场总指挥，我并不是决策者。我是听后台的决策小组，他们说干嘛，我就干嘛，没说要干什么的时候，我就出来撑场面。有人要演讲，就请他上来，讲得太激动，就想办法把他接下来。当时现场的气氛蛮有趣的是，第一我们不太悲情，“悲情”是台湾政治抗议运动向来的特征。大概因为很多人，所以兴奋，又要表现得和民进党有一些不同，譬如摇滚乐来做几首歌唱唱，大家都很高兴。如果搞严肃音乐的要来个四重奏，大家就会不喜欢，会抗议。另外一个让我们不太悲情的是，四方群众送来的东西，多得不得了。各种物资，不断地有新东西邮寄过来。我们的钱，午饭前只够管3000个饭盒，另外还缺3000个，然后我就通过我们的广播，广播之后3000个饭盒就会出现。感觉很受宠。
　　最诡异的是，我到来的那天开始，舞台上就架起了一个银幕，然后我们每天晚上都会看电视新闻，电视新闻就是我们坐在那里的转播，以前从来没有看过这种场面。那个状况更让在场的人觉得，好像自己是在全台湾2000万人面前表演，大家就要好好演。
　　3月学运最后是实现了一些学运的诉求，但这当然不单是因为学生的力量。之前譬如召开“国是会议”，废除《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民进党那边跟李登辉的人马、李登辉的人马跟国民党内部的保守派就已经开始斗了，我们在当时的表演，事实上是让愿意往这些诉求上走的党派，都有了很大的力量，后来李登辉也用学生抗议来打压那些反对他的保守派。而那些国民党的保守派，因为前一年才刚刚大力谴责过大陆，也不敢说要用武力，在这个状况下，学生只是在表演，并没有受到真正的威胁。
　　1980年代末期，世界范围内到处都在民主化，那是一个时代气氛。对台湾更直接的影响是1986年菲律宾马科斯政府下台，刚好那年是民进党成立。我们就觉得隔壁国家都发生这样的事，那台湾呢？1989年下半年柏林墙倒塌，1990年东欧国家的巨变，整个世界都在民主化，学生提一些东西，事半功倍。结束之后，我们也检讨了自己的行为，我们只是扮演了局部的角色，而且诉求其实提得蛮低的，最后李登辉接受诉求的方式，也不是说当场答应给一个确定的时间表，而是说他会往这个方向努力，然后学生们顺着台阶就下来了。
　　
　　把我搞到一个尴尬的位置上
　　现在民进党在台湾威信尽失了，可当时它确实是支持反对国民党的力量，也不是纯粹地台独，包括统派的，各个派系在民主这个问题上有共识。但那时经过几年参加民进党的运动，参加社会运动，我们很快地就对民进党失望了。在我们看来，民进党所主张的民主，只是换老板，政策在不断地告诉人民说你们没力量，除非你们选我，要不然你们的力量一点用处都没有，这就是代议制民主的状况。
　　后来台湾20年的选举政治确实是这样。一般人的力量不断地被打压，党派透过各种说法告诉人民，除非你把当律师，或者有大学学位的某个人物选上，要不然你的个人力量完全不算数。那时候我们就觉得这套系统实在不对。当然他们所提出来的意见，包括人权的保障，包括公开的选举，不做票不欺骗的选举，都是应该要争取的。但这些目标完全不够，那时我们想象的一个完全民主的社会，应该是每个公民都可以不只是被允许，而且他也应该有能力，能站出来主张他的意见，而且能够组织力量去推动他们所希望的社会的变迁。民主就是应该每个人都有这样的能力，才能叫民主社会。
　　然而这20年来，台湾是个选举社会，你如果想要这个社会有什么改变的话，唯一能做的，就是4年到了去投一票，选某一个比较不烂的人，除此之外，能做的真是很少。
　　野百合3月、5月学运结束之后，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挫败。我们当时的政治信念，简单来讲就是素朴的民粹主义的精神。总之群众该自主发言，不应由知识分子政客律师代替他们发言。可是3月到5月，我们这个运动明摆着就是代表台湾的群众发言。我个人就是总指挥之一，我就是代表着三五千个学生发言，我做的恰恰正是我觉得最不应该有人扮演的角色。另外，当时局势就是这样子，群众就是要求我们扮演所谓的纯真天真可爱的学生，然而结束之后，我非常不舒服，原因就是我之前所相信的那些道理，但也不知道究竟哪里不对劲，怎么会把我搞到那么一个尴尬的位置上。很多民学联派系的同志大概都是这样子。
　　之后我就出国读书了。我在运动最活跃的时候，觉得读书这回事是毫无意义的，在象牙塔里读书，读了干嘛？但是那次挫败之后，促使我们开始反思问题出现在哪里，我是1985年上大学的，应该是1989年毕业，但是因为成绩不及格，到1990年才毕业。所以学运的时候还算学生。1999年，我从美国返回台湾。
　　野百合学运之后，学运参与者中的一些积极分子很快被民进党的系统所吸纳，但也有一些仍旧在坚持进行独立的社会运动。实际上，早在1987年，我们双方就干开了。被民进党吸纳的那些人，主要是台大帮的，当然台大学生中，也有一些是我们民学联系统的。他们那边就是爱摆知识分子救世的调调出来，非常在意在大大小小的学运团体里争风头，花脑筋明争暗斗，我觉得这种人就是小政客吧，未来就会变成我们非常讨厌的、那种代表群众的知识分子。果然，这批人毕业之后，非常顺利地进入了民进党。比如林佳龙、罗文嘉、马永成，扁案爆发之后，其中不少人现在都弊案缠身，什么时候要去坐牢还不知道。
　　对他们来讲，其实开始对学运扮演的角色，他们的定位就是精英知识分子代表群众发言，天生有这个权力代表群众来发言。对他们来讲，争自己的权力，争自己的位置，完全正当。他们认为，自己掌了权，才能帮群众做事、民主才有希望。
　　
　　90年代的低沉
　　整个90年代的学运，野百合有很大的阴影。1991年，学运还有大动作抗议特务进校园抓学生，最终废除了台湾的“惩治叛乱条例”，基本上争取到了政治言论的自由。但到了1992、1993年之后，那一届的学生，开始觉得他们没有野百合一代的希望，没有野百合那样运气好。
　　学校里的特务也不见了，特务去学校抓人最后一次是1991年，学者和教授越来越敢讲话，我读书时，大部分教授贪生怕死，1990年之后却一个比一个讲话更激进。学生的角色就变了，好像你讲话也讲不过教授嘛。1997年我回台湾做博士论文的调查，也带一些学生社团，就觉得学弟学妹们有股怨气，恨自己生错时代。戒严时代斗争的目标非常明确，什么事情怪国民党都不错。90年代的台湾，当然还有各种不公平，可它也不能全归咎于李登辉，因为李登辉表现得，好像他也受到很多限制。对学生来讲，这面临一个更大的知识的挑战，就是如何分析一个后威权的社会。
　　另一个大变化是，从90年代中期开始，台湾的大学生大量增加，大学生毕业后的薪水不断减少，大学生兼职打工的现象非常普遍。现在我在世新大学，我们的学生大概80%都在打工。经济压力直接压到他们身上。我们那代人跟台湾在我之前三四十年的知识分子是一样的，不太需要去考虑吃饭问题，有余力去讲国家大事。到了90年代，随便哪个张三李四想讲话，都可以打电话给电视台讲。学运社团的生存的独特性完全消失掉。90年代遗留下来的学运社团大概都密集地读书，大家要做思想上的探讨。80年代的状态是，我在社团之外的任何生活几乎都是没劲的，但90年代的人的生活全然不一样。
　　1991年之后，有一次比较尴尬的大的学运事件“菅芒花学运”，你如果四处问，参与过的人大概都会矢口否认。1996年，台湾的艺人白冰冰的女儿白晓燕被歹徒绑架杀害，中产阶级走上街头，要求当时的“行政院长”连战下台。1997年，各个学运社团也起来参加，有一个大的动员，说我们应该在里面提出进步的诉求，然后又去静坐，但后来不了了之。那次运动基本上是中产阶级的保守诉求，很难有进步的说法。
　　到了1990年代末，开始出现一个持续到现在的大学高学费的问题，至少有两三个跨校的学生组织，一直在抗议高学费。还有知识产权的问题，学生社团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无架构”乐生
　　2000年以后倒是比较有意思，尤其这几年以青年为主的抗议运动出现了一些，譬如乐生运动，此前的声援杨儒门运动，以及去年的野草莓运动。
　　位于台北新庄的乐生疗养院是台湾第一间麻风病院，政府因为修捷运（地铁）要拆除这座历史建筑，2004年，一些大学生成立了“乐生青年联盟”发起保留运动。乐生运动是这几年台湾影响最大的社会运动之一，而学生扮演了枢纽作用，他们把四面八方的人连接起来，让各种想要为运动做出一点贡献的人都可以去。他们非常关键，但是乐生这些学生总是喜欢貌似谦虚地说自己没什么。
　　这些年轻人不再是用社团的组织，而是透过网络串联。他们的运动也不时兴选举一个委员会、确定轮值主席这种正式的组织关系，没有人会承认是运动的领导人。当然更不会有总指挥这样的身份。有事情就是网络上发布消息，然后大家吆喝一下，从南到北总动员，而不像以前，透过组织管道。当然这也包括科技和互联网带来的变化。此外也看得出来，现在的台湾人对正式组织有点反感。我怀疑这是不是跟民进党让他的支持者彻底失望有关系，民进党组织能力很强，当政了却成了这个样子，现在只要谁登高一呼，说我们起来搞些事情，大家都会相互看看，说这家伙有什么野心。
　　我曾经翻译过一篇1970年代美国女性主义思想家与运动者Jo Freeman的力作《无架构的暴政》，她讨论的一些社运团体多半采用“无架构”的组织原则：没有领导人、没有发言人、会议只有协调人、没有主席、人人平等。现在台湾的学运组织里，也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况，譬如乐生运动。
　　对这种状况，我是不满意的，但我自己现在做事情，也还是得用这种方法。这最后会使得很多事情没有办法讨论。80年代，两大派系互相辩论。我们派系里面，当然有不同意见，但总要辩论共识出来，好对外统一。这些是非对错的辩论很重要，不一定能辩得很清楚，但至少在过程中能开阔视野。现在网络式的，有号召，你感兴趣就会来，你觉得这个东西有什么不对劲也不会说话，因为谁说话了，他就好像要主导这个运动，你要不喜欢也就走了，也懒得跟他辩论。
　　但也不能说这样的组织方式会导致乏力。譬如乐生运动，大家都觉得这次行动是最后一战了，完了就结束，讲了4年了。可是屡败屡战，这其中任何一个人好像都不是特别意志坚强，在主导这个运动，并没有人扮演做主的角色，但不知道为什么怎么打也打不死，有时候力量还很大，但完全无法预测哪一次会大哪一次会小。
　　
　　野草莓一代
　　2008年11月6日，野草莓学运发生的时候，我当天就知道了。野草莓的静坐最开始是亲绿学者发动的，初始有些党派色彩。但我有一些学生也参与了，他们并不是党派学生。学生们在运动过程中，超越蓝绿是个普遍的心态，在台湾要谈社会进步的改革，非得要跟这两个党有所距离才可以。他们在自由广场一直静坐到2009年的1月4日。
　　野草莓运动的起因是二次“江陈会”，台北警察面对民进党为首的抗议活动执行维安工作时，对基本人权的侵犯，以及《集会游行法》对于集会自由的种种限制引起了台湾社会普遍的反感。野草莓表面的诉求，是抗议台湾的《集会游行法》。当年民进党抗争，要求国民党修改这个法律，民进党当政之后，国民党又要求去修改，这两党当政之后都不修改，都拿这个东西来镇压人，这让很多年轻人不能接受。
　　可惜的是，这些学生以前没有组织，只能是在现场采取一定的组织，事情结束之后，他们的组织就岌岌可危，倒不是很快就消失，而是面临僵化，甚至腐败的风险。他们彼此都是广场上才认识的，现在必须处理300万台币的各方捐款，后来他们决定开个咖啡馆，尽力地花掉这些钱。现在的年轻人穷啊，手上有个几万块要花，该怎么把它花掉，要花得像样是很难的事。
　　野草莓这些年轻人比乐生的年轻人，又年轻了几岁，我进他们静坐的场子，参与他们私下的讨论，他们在开玩笑的时候，如果要激怒一个人，就开说你是领导，然后那个人就会面红耳赤地必须要辩解，绝对不是、绝对不是。“领导”这个字好像是核心，是党中央，是决策委员什么的，这种字眼是拿来骂人的。现在大部分学生都是这种状况，他自己的想法，采用的往往是很低调的方式，也许在他的部落格里会提出来，然后大家响应，一起去做。而去抗议时，他自己也只是其中一个角色，并不是拿话筒的。他们好像不希望扮演这样一个角色。
　　学生在社会变革中的特点和价值是在改变的。譬如说，我的那个时代，跟80年代中后期的大陆青年一样，大学生是少数社会精英，社会大众一般知识水平不高，关于国家大事大部分人是没办法说的，学生这种知识分子常常是很重要的发言群体。1990年野百合，虽然我们并不是特别满意，但仍旧必须承认学生的精英性，这角色才扮演下去。现在的学生就比较有趣，现在台湾的大学入学率大概是90%，大学生普及，很少去被看作某种知识精英。我那个时候持的是反精英主义的姿态，就很羡慕现在学生的这种身份。现在台湾学生的身份与社会的关系是比较正常的。如果他们讲的话没什么道理就不会产生什么影响。我们那时，不管你讲的是什么话，反正你是大学生，讲出来的必然就有道理。
　　台湾喜欢用民国几年级来划分，野百合世代的大概是五年级，我是民国56年，六年级就是90年代初读大学的，七年级（近似于大陆的“80后”）的常常会被人家说是草莓族，比较不抗压，但我并不觉得。他们的生活比我当学生的时候要辛苦，我当学生从来也不用担心吃饭，我也不觉得七年级的人的理想主义和使命感在淡化。随着这个时代在变化，关注社会问题开始行动的人一直都有，只是以前那种地下的组织没有了，但是运动还是存在的。但他们确实不爱出风头，如果爱出风头的话，大概当个艺人歌手什么的，他们完全无法把自己想象成知识分子，这4个字对他们极为遥远。
　　（谭大朝对本文亦有贡献）

郑永年中国社会基层无政府状态令人担忧

2009-05-12T10:03:00.002+08:00

很多社会现象表明中国社会基层正在迅速进入令人担忧的无政府状态。黑龙江省通河县魏玺村48户农民的土地被地方政府和恶势力所霸占。广东东莞数以百计的儿童失踪，而地方政府几乎是无动于衷。

　　更令人发指的是发生在贵州习水的大规模性侵幼女案和浙江丽水数十名中学生遭强奸案。要知道这些案件的主犯竟是政府的基层干部，是县干部、村主任、党支部书记，是政协委员等等。

　　这个群体是中国政权的最基础，是政权和人民的连接点。基层社会希望这个群体能够代表他们的利益，保护他们的利益。但现在，这个群体的所作所为刚好和人们所希望的相反。

　　中国到处都是政府衙门，到处都是政府官员，但是普通人民则找不到他们所想要的政府，他们所想看到的官员。就是说，对中国基层社会来说，并不存在着一般意义上的政府，是谓“无政府”。

最怕政府成为非正义的制造者

　　说中国基层的无政府状态有几层含义。首先，无政府可以指基层权力真空的出现。权力真空的出现给各种恶势力如黑帮团体和邪教组织提供了巨大的空间。

　　在很多地方，恶势力主导地方政治，政府纯粹是恶势力的工具。在农村，家族势力也属于这一类。

　　其次，无政府也可以指地方政府职能失效、失控，甚至失败，导致恶性社会后果。在这个方面，无政府早已经不新鲜。早年的河南等省流行爱滋病和各级地方政府官员不当的经济发展政策有关。

　　各地不断产生的特殊病村（如癌症村、肺炎村等）也同样和地方政府官员对经济发展的恶性追求有关。

　　更为重要的是第三类，就是上面所说的，政府本身所制造的无政府状态。在这里政府本身成了恶势力。
　　无政府状态并不是说在这些地方没有政府，而是说政府本身成了无政府最主要的根源。为什么需要政府？最基本的是因为人类需要安全的保障，而安全保障并不是其他各种私性机构所能提供的，体现公权力的政府的存在因此具有了合理性。

　　如果说在前两例中，政府无能提供保障，那么这后一例指的是政府本身成了公共安全的最大威胁。在任何社会，政府本来是社会正义的提供者，但在这里政府则成了非正义的制造者。

　　对中国来说，这第三类无政府状态已经成为政府的内在部分（而非偶然），从而也对整个社会和政权构成最为严重的威胁。

　　恶势力世界各地到处都有。恶势力可怕，但可以整治。政府和恶势力之间的较量从来没有停止过。最可怕的是代表公权力的政府演变成了恶势力，或者被恶势力所利用，或者利用恶势力。在这里，不仅人民而且整个政府都成为受害者。

在中国道德是政权的基石

　　在数千年的传统社会，中国社会基层处于高度的自治状态。皇帝统而不治，皇权深入不了社会。在基层，皇权只是一种象征。在这样的情况下，社会本身发展出了相当发达的自治共同体，有很多保护机制来保护地方社会的利益和安宁。

　　毛泽东领导的革命使得政权第一次有能力深入社会。在基层，毛泽东为中国社会建立了一种全新的统治机制。尽管一般认为毛泽东依靠权力管治基层官员，但实际上除了权力管治，毛泽东还发展出了其他很多机制，迫使基层干部不会太过分欺负老百姓。

　　例如，毛泽东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意识形态和道德的功能，多少给基层官员一种道德感。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式的民主，就是普通人民每隔几年可以对干部提意见，甚至批斗。尽管一些做法在今天看来过于极端，但毕竟维持了社会对基层干部的压力。

　　毛泽东之后，中国的基层政权就开始出现危机。市场经济最终导致了农村的人民公社制度的解体。村民自治引入了民主方法。但现在看来，村民自治并没有解决农村问题。

　　今天的村民自治既没有传统社会那样的具有实质性意义的自治，就是说，农村居民很难像在传统社会那样去实现和保护自己的利益；也不能像在毛泽东时代那样对地方官员的行为构成制约。
　　同时，因为人口的流动，农村实际上一直处于衰败状态。不管中央政府实行怎样的政策，农村的衰败似乎不可避免。

　　但对基层政权冲击最大的莫过于金钱主义全面有效地取代了道德主义。基层政权高度非道德化或者道德虚无化。

　　上述所说的那些强暴幼女和强奸中学生的基层干部对这种兽行不仅毫无羞耻感，反而引以自豪，互相攀比的情况就非常典型地说明了这一点。因为一切都被货币化，不管他们干了多么令人发指的事情，都可以证明是合理的。

　　在民主国家，因为有媒体的监督和选举的压力，非道德的官员被有效排除在政府之外，同时也对官员的非道德行为构成有效的制约。在中国，无论是传统社会还是今天的一党执政，道德是政权的基石，道德甚至比政府的政绩更为重要。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老百姓视官员为父母官。但是一旦执政的道德解体，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制约地方官员的行为了。所以才出现了父母官欺压人民、强暴民女的事情。

权和钱都被少数人所垄断

　　这并不是说，执政者忽视了基层政权建设。实际上，自改革开放以来，领导层也一直在强调基层政权建设。执政党能够接受农村的民主方法就是一个例子。但问题是，上层花了那么多的精力来进行基层政权建设，为什么基层越来越腐烂呢？

　　在传统社会，基层共同体能够抵御政权不合理的侵入。在毛泽东时代，老百姓还拥有应付基层官员的机制。但现在呢？人民在官员面前赤裸裸、一穷二白。

　　权和钱都被少数人所垄断，他们还能做什么呢？实际上，基层官员把老百姓视为是权和钱的奴隶，很多老百姓也事实上被迫沦为钱和权的奴隶。尽管有些民主机制，但微弱的民主机制在权和钱面前毫无价值。

　　例如上访。上访可以说基层人民发出声音的唯一办法。但是，有没有人统计过有多少上访者被地方政府投进牢房了呢？实际上，上访是地方无政府状态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志，上访越多表明基层越是无政府。原因很简单，人民在地方没有办法实现正义，只好往上处找。
　　因为缺乏有效的媒体，没有自下而上的压力和压力机制，对基层干部来说，“唯上”成为了他们唯一的责任。但是，“唯上”并不在任何意义上意味着基层干部的确可以对上负责。

　　如果真能对上负责，那也不错。毕竟上级政府和官员还是希望下级作些好事情的。可惜的是，“唯上”的现实是“欺上”，就是欺骗上级政府。

　　这同样是因为没有自由媒体，没有自下而上的压力。当基层人民不能给基层干部施与任何有效的压力的时候，当上级政府被欺骗的时候，基层干部自然就可以胡作非为了。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个道理没有比从基层开始打天下的共产党认识得更清楚的了。政权的支持力量是什么？对这个问题需要重新考量。

　　基层是整个政权的基础。一旦失去基层，执政大厦就会摇晃起来，搞不好就会顷刻倒下。古今中外，这样的例子不可胜数。尽管这些年来，类似本文所引述的政府丑闻从没有间断过，但各级政府官员照样年年莺歌燕舞，一派歌舞升平景象。

　　多少年来，有多少人沉醉于高速的经济发展和年年变化的GDP数据中。但很少有人认识到，腐败、毫无羞耻感、粉饰太平，这些才是政权的最有效和最强大的敌人。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些敌人不是他人，而是自己。

　　在基层政权腐败迅速恶化的情况下，各级政府官员再也不可以这样下去，欺骗老百姓，更欺骗自己了。对执政者来说，应当认识到，光靠自身体制内的换汤不换药、左手砍右手的改革已经走入了死胡同了。

　　走出体制，走出既得利益，直接面向人民，是改革的唯一办法。如果不能这样，到头来就会演变成为社会来改革政权了，就是历史上频繁发生的革命。

赵灵敏世界左转？

2009-05-12T09:43:00.001+08:00

“吃掉富人！”G20峰会前夜，伦敦的一些示威者打出了这样的标语；在美国，AIG奖金风波发生后，舆论一片挞伐，国会通过决议案要抽取90%的重税，奥巴马也亲上火线抨击。一封恐吓信扬言要以“钢琴弦勒颈”的方式处决AIG员工及其家人，另一封发给该公司的信写道：“你们高管的家人并不安全，你们将血洒街头。”在英国，皇家苏格兰银行前首席执行官弗雷德·古德温爵士在爱丁堡的住宅遭到袭击，窗户被打碎，汽车被毁。瑞典的抗议者不满银行家和国家退休基金管理人的薪酬过高，向财政部长安德斯·博格寄去了一颗子弹。在俄罗斯远东反普京浪潮中，抗议者强烈反对政府给部分寡头所有企业注资的动作。
　　美国、英国和整个欧洲大陆的公众，对于银行业的反感达到了新的高点。许多人认为，是银行家导致了这场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全球经济危机。在这股民粹主义情绪之下，很少人勇于自问，尽管于情不合，但雇佣的奖金协议是在救助法案之前就已签好的，是否应该遵守契约精神如数发放呢？
　　蔓延全球的金融危机，不但重创了全球经济，也引发了对于民主和自由市场理念的质疑和反思。在一些人看来，民主和市场经济既然未能使美国和欧洲避免危机，那么，专制和计划经济也未尝不好；政府救市的行为证明，亚当·斯密所谓的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其实根本不存在。历史上，贫困常常导致独裁，因为摆脱经济危机的迫切要求往往使得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价值理念让位于更实际的利益需求，那么，民主的前途如何？自由市场终结了吗？资本主义被颠覆了吗？
　　还有一些人因为联想到历史教训而忧心忡忡：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大萧条，促使德国走向纳粹主义，日本走向军国主义，引发了各国政局的大变动和世界思潮的转向，对二战的爆发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此轮金融危机，世界会重蹈覆辙吗？
　　
　　民主应无恙
　　很多人将金融危机归咎于银行家的贪婪。连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孟加拉银行家尤努斯都认为，此次金融危机正是源于资本主义的唯利是图、贪婪以及道德沦丧。在G20峰会时，集聚在伦敦的抗议人群与警察发生了激烈冲突，有一位妇女对记者说，我们一直都很负责任地生活，并没有借债，也没有挥霍，那些贪婪的金融家、银行家干下了一大堆不负责任的事情，为什么要由我们承担后果？
　　人们的愤怒可以理解，表面上看，是华尔街的“贪婪”，是人性的弱点导致了这场危机。但显然，人性中利己的追求并非今天才有，贪婪和欲望原本是人的本性。如果控制得当，贪婪可以转化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创造力；任其泛滥恣肆，贪婪却能变异成导致生灵涂炭的罪恶。但如果仅把一场波及全球的严重危机归咎于人性的贪欲，在现实可行的解决手段上，显然就难以令人冀望。
　　但民粹主义正是一些政治家所期待的结果，这便于他们为自己的过失开脱。法国学者古斯塔夫·勒庞在《大众心理学》和《革命心理学》两本著作中一再指出，对群众来说，口号越简单越缺乏严谨的论证就越具有蛊惑性。希特勒正是看到：群众的智力永远只有13岁，因为他们缺乏从另外的角度来看问题的能力，总是寄希望于一次性的彻底变革来摆脱不如意的现状，才如愿合法奴役德国民众。尤其重要的是，在民粹主义的话语当中，弱势者、受害者天然地具有道德上的优越感。政客则引导这种情绪，通过把自己打扮成民众的代言人和道德上的楷模来获取支持。
　　奥巴马斥责银行家“贪婪”，萨科齐阻止法国兴业银行向高管发奖金，多多少少都顺应了民粹情绪。因此之故，民粹主义在不少人的眼中几乎等同于政治家的蛊惑和鼓动技巧。当然，目前这股看似汹涌的民粹主义浪潮，更多的是领导人在危机面前迎合民意的被动应对，这和野心家处心积虑的煽动和推波助澜有根本的区别，后一种情况目前还未见端倪。
　　虽然目前的民粹主义让人担心——出现了零星的极端和反民主的事件，比如德国国家民主党以民主为名，推行纳粹主义；希腊、韩国、法国、匈牙利等国都爆发了程度不同的抗议和骚乱——但总体而言，西方民主制度运行正常，这场危机尚没有构成资本主义世界的宪政危机，也没有达到能触及社会根本变革的深度。也就是说，这场经济危机至今仍然只是一场经济危机。
　　同时，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是，民主的吸引力会因这场危机而不可避免地受到损害。之前几十年，因为美国在各方面的成功和无可质疑的超级大国地位，导致了一些人对美式民主的绝对崇拜，认为只有把美国的制度变成世界的制度，才能给世界带来永久的和平。亨廷顿所谓的民主第三波至今，全球化的趋势使全球经济繁荣，民主制度也因此受到高度肯定，目前已有大概120个国家采用民主制度。
　　但在此次危机中，美国等实行西方民主制度的国家，民主和新闻自由并没有使他们幸免，反而成为了危机的渊薮，祸害了其它国家；反而是中国这样在民主方面曾被西方诟病的国家，不仅受到的伤害更小，反而有余力自助且助人。从理性上讲，民主和经济增长并没有必然的正相关关系，但上述观感对民主的普及会造成怎样的影响，还需要人们进一步观察。
　　
　　当惊世界殊
　　美国前总统罗纳德·里根曾经讥讽道：“英文中最可怕的九个词是：‘我来自政府，我来帮忙。’”但如今，各国政府纷纷对市场进行干预，这一现象引起各方媒体的关注。有保守派媒体警告说，这会导致苏联式专制集权主义的卷土重来。英国《每日电讯报》在头版头条宣称：“同志们，我们现在都成了社会主义者。”
　　但是，市场干预显然并不是社会主义的专利。从193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看，与其说资本主义是自由市场一统天下，不如说是处于自由市场和政府干预的钟摆效应中，有时自由市场占上风，有时会更偏重政府干预。大萧条之前的几百年，资本主义经济都是奉行不干预政策的，大萧条时坚信自由经济的美国胡佛政府，坚持政府不干预经济，放任经济自由运行，危机在他任内始终无法缓解。这就是为什么凯恩斯其后提出的政府干预经济那一套会被称为“凯恩斯革命”的原因。迄今没有第二个经济学家可以享有这样的殊荣，可见其当时的石破天惊。
　　罗斯福后来采纳了凯恩斯的观点，运用“有形的手”直接干预国家经济运行，政府干预开始占上风，直到197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出现滞胀之后，自由市场理论卷土重来，这就是所谓的里根经济学。到了今天，政府干预的情况又重现，可以想象，若干年后自由市场的声音又将重新成为主旋律。如今，全球所有的富裕国家和地区——欧洲诸国，以及美国、加拿大、日本、新加坡、韩国、台湾、澳大利亚和其它地区——都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主要发生在市场之外的活动。但与其说这代表了资本主义的式微，不如说证明了资本主义的适应能力和活力。
　　尽管凯恩斯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在经济观点上是对立的，但从根本上说，它们只不过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两种不同的经济理论和政策而已。罗斯福的新政乃至欧洲的福利国家，固然吸收了相当多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因素，但它们并不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这就如同中国在1990年代后尽管借鉴了很多市场经济的做法，但中国仍然是社会主义国家一样。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大萧条以来的西方经济，尽管频繁发生过左右两派经济政策的周期性调整与转换，循环往复，各领风骚，但归根结底，它们仍然没有逾越资本主义经济的大框架。
　　因此，人们目前对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的疑问，与其说预言了资本主义的终结，不如说提出了资本主义变革的迫切性。这场危机无论今天看起来多么难以战胜，也终有一天会成为过去。当然你可以以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克服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与私人占有生产资料的矛盾，解决生产过剩问题，消除经济危机的根源。幸好这种做法当年的苏联已经试过了，结果如何自不待言。而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看，目前并没有导致这种情况的可能和趋势。
　　但无疑，面对危机，中国等国将更加坚定地走自身特色的发展道路和管理模式。新自由主义模式对世界的吸引力将大大削弱，国家资本主义会成为越来越多国家的选择。自2008年2月英国将北岩银行国有化以来，已有数十家欧美银行被国有化或纳入国有化计划，这究竟是长期的趋势还是一时的权宜之计，还要看市场变化。
　　还有一种危险就是保护主义，或曰经济民族主义。当经济困厄骤然来袭之际，人们总会产生一种求助于保护主义的冲动。奥巴马财政刺激方案中的“买美国货”条款就是一个表现；目前，美国一些大企业领袖已联合工会，敦促国会对来自一些国家的进口商品加征关税；法国总统萨科齐最近向受国家补助的法国汽车工业提出要求“不得把工厂迁到东欧”；在今年4月1日的欧盟特别峰会上，匈牙利总理久尔恰尼提出的东欧救援计划遭到了德国总理默克尔的反对，该计划的主要内容是设立一个总额1900亿欧元的欧盟统一基金。久尔恰尼为此不惜放出重话：“我们不能让新‘铁幕’把欧洲分为两半。”
　　这种以邻为壑的保护主义让人警惕：大萧条时期，美国国会通过了《斯姆特－霍利关税法》，设置高关税壁垒，严重加剧了大萧条时期的艰难；而当时各国竞相出台的保护主义措施，对后来的二次大战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所幸，在达沃斯论坛、西方七国财长会议等公开场合，各国齐声反对保护主义，看起来今天的领导人已经从历史中吸取了足够的教训，至少表面上是这样。
　　
　　中国的选择
　　自金融危机以来，国内对于经济自由主义的讨伐声不绝于耳，按照这些人的说法，市场经济在美国既然已经出了大问题，那么在中国就应该改弦更张，重新扯起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的大旗，这样才能确保我们不受美国经济危机的不良影响，也不再发生美国这样的经济危机。
　　最近十几年来，虽然中国已经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框架，但中国的各级政府和绝大部分官方经济学家，在骨子里并不相信市场经济有一种自发的力量能充分激发社会的潜能，而认为必须以强势的政府消费、政府投资和政府指导下的国有企业的经营活动来推动经济发展。
　　中国的实体经济受金融危机影响深重，出口锐减，大量企业倒闭。之所以未出现更大的损失，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的金融体制还相对比较孤立，并未融入世界金融体系，因而损失较小。不能因此否认中国的金融机构问题重重，更不能回过头来膜拜垄断且低效的旧体制。
　　还有人把这次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直接归罪于美国，认为美国人把自身的经济危机转嫁到世界各国，让各国人民埋单，非常不道德。这种指责当然非常合理，但却只能是一种情绪上的宣泄。从现实角度看，这是美国在世界上的独特地位所决定的，只要支撑美国国际地位的软硬实力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这种不公平的国际格局就很难逆转过来。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如果美国人改变了过度消费的习惯，开始像中国人那样热衷储蓄，那中国的出口怎么办？这确实是一个两难的问题。
　　显然，我们不应低估这场始发于美国、蔓延到全球的危机的严重性，它至今也许还未见底；但同时，我们也不应低估美国人摆脱危机和纠错的能力，更不可一厢情愿地把自己国家的前景寄托于美国的失败上。美国是一个善于应对危机和纠错的国家，历史已多次证明了这一点。中国的进步和发展不应该是投机主义的副产品，不能寄希望于别人犯错误。毕竟，国家之间的竞争是看谁更强，而不是比谁更烂。
　　另外，在思想文化领域，对普世价值的批评也甚嚣尘上，一些科研院所和国家部门先后加入其中，认为“普世价值是西方话语霸权”，谁讲普世价值，谁就是要把西方价值强加于中国。“普世价值”无非指存在一些跨地域、国界、种族、文化的人类共享价值。民主当然是普世价值，中国领导人也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而对和谐的追求，同样是普世性的。作为人类共同体的一部分，更明智的做法不是在危机之时否认“普世价值”的存在，而应当在难得的危机考验下审视各种价值与模式的特点及优劣，让其充分竞争，适者为我所用，以成就真正的“中国特色”。

阮永松朝鲜核问题不仅是美朝之间的问题

2009-05-09T15:51:00.000+08:00

朝鲜发射“卫星”后，美日作出激烈反应，强烈要求制裁朝鲜。在中国、俄罗斯的斡旋下，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一份不具备约束力的主席声明，指责朝鲜违背了1718号决议，希望朝鲜回到非核化的轨道。朝鲜立即作出激烈反应，扬言永远退出六方会谈，立即重启核设施。近日又要求安理会向朝鲜道歉，否则将进行核武器试验。这使长期在美朝之间苦口婆心做调停的中国面临极其尴尬的局面。

　　由于信息不对称等方面的原因，多数中国人（包括有些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学者）认为朝鲜与中国是友好邻邦，是鲜血凝成的友谊，朝鲜是主权独立的国家，有权利用核能甚至开发核武器维护自身的安全。但是，事实没有这么简单。

朝鲜有完整的战略

　　朝鲜认为自己发射的是卫星不是导弹，其实发射导弹和卫星都是同样的技术，世界各国至今都未监测到朝鲜“卫星”进入了空间轨道。大多数善良的中国人可能还不了解：在中国建国初期百废待兴之际，中国人民志愿军为援助朝鲜付出了巨大牺牲，朝鲜历史教科书和历史博物馆中对此几乎不甚着墨，过去对中国志愿军坟墓做出的无礼行为更是令人痛心。

　　数十年来朝鲜一直在中国和苏联之间玩弄等距离外交、两面讨好，赢得两国巨大的物质支持，维持了朝鲜的稳定。

　　苏联崩溃后，俄罗斯一度自顾不暇，朝鲜连年爆发饥荒，没有中国的援助，朝鲜政权不可能延续至今。

　　应当承认：自金日成开始朝鲜就有完整的秘密核战略。当年朝鲜就曾吸收南韩核研究人员，苏联解体后又收编了一大批苏联专家，充实研究队伍。金正日更是“青出于蓝胜于蓝”，将边缘战术发挥到极致。金正日争取了时间，今年朝鲜的发射距离和技术已经远远超过三年前。中国对此不应视而不见。

　　作为一个不理性的政权，朝鲜无视防止核扩散的国际义务，还与巴基斯坦、伊朗等国暗送秋波。十多年前，朝鲜曾经与台湾李登辉政权暗中勾搭，以台湾提供经济援助为条件，在西海岸掩埋台湾发电厂的核废料。一旦发生核污染，中国华北沿海将遭受池鱼之灾，朝鲜的子孙后代也将深受其害。后因中国严厉反对才作罢。

朝鲜和美国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朝鲜企图通过炫耀核武迫使美国重视朝鲜，摆脱对中国援助的依赖。但是，频繁使用边缘战略，美国是否买账？朝鲜的如意算盘能否得逞呢？

　　韩国两届政权连续推行阳光政策，向北方提供大量援助后，朝鲜的经济改革依旧原地踏步，对南韩被绑架人质（人数远远超过被绑架的日本人）问题置若罔闻，对南北离散家属会面态度消极，最终导致南韩“厌北”民意高涨。美国、韩国的领导人地位都是来自人民的选票，日本领导人也受国内民意制约。

　　美国已经表明它没有意愿、也没有兴趣向朝鲜提供粮食和石油援助，朝鲜核问题当下似乎已不是美国最关心的问题了。

受朝鲜核威胁最大的是中国

　　丢面子是小事，国家利益才是头等大事。朝鲜的位置能否充当中国和南韩美军之间的战略缓冲，21世纪战争形态是否依然适用旧思维？中美之间无论是经济依存，还是国际事务，已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可分割了。国际政治什么都可能改变，只有利益无法改变。邱震海先生的大作对此已经阐述得非常明白，笔者不再赘述。

　　中国担心朝鲜政权一旦崩溃，将给中国东北带来数百万难民的冲击。因此，中国一直奉劝并引导朝鲜效仿中国走改革开放的道路，改善本国人民的生活。

　　可是二十年过去了，朝鲜发展核武的雄心越来越大，核技术日趋先进，对经济改革毫无兴趣，对人民的死活漠不关心。对朝鲜来说，既然不搞经济改革，也有人免费送粮上门，还对自己执礼甚恭，维持现状不是很好的选择吗？问题是中国对这个翻脸如翻书的政权准备“奉献”到何时？一个不顾人民死活的封闭政权到底能维持多久？

　　理论上看，为了东亚的平衡，美国不可能允许朝鲜拥有核武。但是，另一方面，美国又是一个彻底的现实主义国家。朝鲜离美国十万八千里，受到朝鲜威胁最大的并不是美国，甚至也不是日本，而是中国。

　　一旦朝鲜出现核泄漏、核辐射，中国受害最大。一旦朝鲜发生内乱、核武出现不测，一旦东突等恐怖分子掌握核武器，中国的安全将受到严重威胁。拖延朝鲜核问题，使朝鲜赢得了时间，最大的输家是中国。

中国应为半岛变局作准备

　　现在韩国也在叫嚷要发射“卫星”，日本也在嘟囔不休，中国愿意看到东亚邻居的核竞赛吗？

　　朝鲜核问题绝对不仅仅是美朝之间的问题，也是攸关中国安全的大问题。中国必须义正词严告诫朝鲜：中国坚决反对朝鲜核武装，中国的经济援助不是无条件和无休止的，中国有权对援助物资的分配情况进行实地调查，对于国家之间的借款必须保留明确记录清单，以备日后作为王牌使用。朝鲜作为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应该负责解决本国人民的温饱问题，并严格遵守核不扩散条约。否则将面临最严厉之制裁。

　　中国过去曾经动用大量人力物力无私援助越南抗击美国。当年越南人身材矮小，一百斤包装的大米背不动，中国就下令国内单位改成50斤的小包装发送。最后越南还是恩断义绝，一面倒向前苏联，用中国支持的武器和粮食与中国作战。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谁能保证今后的朝鲜会不会将导弹方向对准中国？今天对于朝鲜政权，中国人不应一厢情愿。

　　中国已经颁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正在义无反顾的迈向人权、法治的道路，无论是基于虚无的意识形态、老一代之间的友谊，还是所谓的战略缓冲，中国没有必要被别人要挟。中国必须尽早亮出自己的底牌！此外，中国政府必须充实朝鲜半岛问题的研究队伍，为半岛可能出现的各种变局提前作准备。

张雪忠司法不独立与司法亲官化

2009-05-06T11:55:00.001+08:00

在中国大陆，司法腐败与裁判不公问题似有积重难返的迹象，并已开始影响社会的稳定，司法改革的方向与路径问题再次引起了人们关注与争论。司法系统为了挽回日渐低落的声誉，开始寄希望于一种或真或假的群众路线的复兴。

　　一些久违了的政治话语开始重返中国的司法领域，司法独立的主张则日趋边缘化，建设法治国家的前景也显得越发暗淡。本文旨在论证，司法独立是司法公正必不可少的前提，如果司法不独立，不管司法“亲民化”的口号喊得多响亮，得到的都只是司法“亲官化”的结果。

　　司法人员的职责，是根据法律的规定处理和裁断各类法律争端，而判断司法公正与否的标准，就是看裁判结果是否符合法律的文义与精神。在任何国家，各级立法机关根据宪法确立的程序与权限所制定的法律，在其适用范围内几乎都被视为代表了最大的公意。法官依法裁判的行为，正是使这种公意得以实现的过程。

重罪轻判或行政代替司法

　　为了确保裁判的公正，法官必须超脱于法律以外因素的影响，不管这种影响是来自政治权势，还是来自社会舆论。否则，司法公正就不可能实现，体现在法律中的公意也将被忽视。如果允许法官在法律之外寻找审判的依据，人们甚至无法判断司法是否公正，因为除了公开施行、措辞严谨且彰显公意的法律，任何其他的评判标准都不可能具有正当性。另外，人们也将无法对自己行为的法律后果形成较为确定的预期，而这本是法律最重要的作用之一。

　　如果在某个国家，法官迫于社会舆论或某些权势人物的压力，脱离法律所进行的判决，竟然经常比依法裁判的结果更加符合一般的社会正义观念，这无疑是比司法不公更为可怕的悲剧。但在这种情况下，问题就不是出在司法方面，而是出在立法方面：这表明这个国家的立法机关并不具备必要的代表性，制定的法律不能体现普遍的公意。

　　在中国，有一些法学专家认为，要扭转司法不公的局面，所需依靠的不是司法独立，而是司法民主化与司法大众化。如果司法民主（这显然是个极为古怪的用语）要求的是法官在个案审理过程必须考虑法律之外的民意，那么司法不公的问题可能会不再存在，因为人们必须对付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到底还要不要法律？

　　其实，司法独立绝不是说法官可以不受约束，而是说法官在审理个案时，不应受到法律以外的其他因素的干扰。为了实现司法公正而对法官进行的约束，不是为了临时影响个案审理的结果，而是为了使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处于免受法律之外因素干扰的地位。

　　例如，公开透明的诉讼程序、严密的法官行为规范及惩戒措施、严格的案件回避制度以及自由的新闻监督，都是对法官的正当而必要的限制和约束。但这些限制和约束都不是为了左右案件的裁判结果，而是防止法官的审判行为脱离法律的轨道。
　　另外，为了进一步防止法官的专断，还可以通过一定的任免程序对法官进行必要的政治控制（但愿这是司法民主的真正含义）。但允许任何人以任何借口左右法官对个案的处理，或者要求法官在审案时考虑法律以外的因素，都是与法治原则背道而驰的行为。
制定法律者必须尊重法律

　　要求法官在审判中“广泛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的评判”，这种似是而非的论调尽管得到了不少法学专家的赞同，但其导致的后果却可能是立法与司法功能的严重错位。这种做法无异于允许法院及法官假借民意而任意裁断，同时也是对立法机关的轻视和嘲讽：难道还有比立法更权威的民意？

　　在中国，对法官个案审理的干预，以及对司法独立的抵制，经常是打着司法为民的幌子进行的。但如果个案干预的做法成为常态，或者说司法独立不能真正实现，普通民众必将难以通过司法途径来寻求救济和伸张正义。因为在人类事务中，最能影响他人的就是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一旦法官可以堂而皇之地接受法律以外因素的影响，司法“亲官化”和“亲商化”的结果就不可避免。

　　人们只要比较一下职务犯罪与一般犯罪的缓刑、减刑及假释比例，就能判别中国目前的司法到底是亲民还是亲官，更不用说官员违法后屡屡出现的犯罪行为行政处理化、重罪轻诉化等现象了。而司法“亲商化”最露骨的表现，莫过于最近“对企业高管慎用强制措施论”的出台。

　　实现司法独立，不但有利于蕴含在立法中的公意得到实现，而且还能够使立法更为公平、合理。因为如果法官的司法活动，能够独立于立法者除了立法行为以外的控制和影响，立法者考虑到其制定的法律有可能平等地适用到自己身上，就会避免将法律制定得过于暴虐和不公。

　　如果拥有制定法律权力的人，同时又能控制或影响法律的实施与适用，则必将给人性的弱点以极大的诱惑。这些拥有权力的人不但会在立法时使法律适合于满足自己的私利，而且还会动辄利用权力，借以使他们免于服从自己制定的法律。

　　在任何社会，如果制定法律的人自己都不尊重法律，法律必将威信扫地，徒成一具空文。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将不再把司法看作实现正义的有效途径，那些暴力抗法的人，或者利用暴力手段洗刷或真实或假想的冤屈的人，都会得到普遍的同情甚至褒扬。这一切既是社会分裂与动荡的根源，也是政权合法性流失的警示。

郑永年中国的思想危机

2009-05-05T19:40:00.001+08:00

尽管这些年来，中国领导层一直在呼唤思想的解放，通过思想的解放来推进和深化各方面的改革，但人们发现，各方面的改革在很多重要的方面都没有能够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中国的经济改革开始得最早，改革也是最深入的，到现在为止已经建立了基本市场制度。但是要改革的空间还是很多。例如近年来提倡的建立新的经济增长模式、缩小收入分配差异、限制垄断等等。

　　这些问题都提出来了，但如何执行呢？社会改革方面，包括医疗卫生、社会保障、教育和环保等也是这些年里的改革重点，但执行同样也遇到了很大的问题，各方面都做了一些，就是深入不了。政治改革更是提不到议事日程上来。

　　今天，大多数人都会认为方方面面改革的迫切性，各级政府也在提倡改革，但就是改革不动。中央的改革动议，地方不执行；地方的改革动议，中央不认可。很多的改革只能一而再、再而三地往后推。

　　但显然推迟改革并非办法。在推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问题爆发出来。一方面，权势阶层呈现出非道德化的趋势，腐败越反越严重。这可从经济界的各种丑闻到党政高级干部和基层政权的腐败可以看出。

　　另一方面是基层社会的高度不满，各种社会抗议运动成为中国社会生活的“正常”现象。当然，这也表明权势阶层和社会力量之间的对立化，尤其表现在基层政权。也就是说，改革往后推并没有多少空间。到了没有了任何空间，各种问题就会遽然激进化，从而失去控制。负责任的行为就是要直面问题，通过及时的改革来解决问题。

渐进改革变成头痛医头

　　问题在于，为什么改革没有突破？原因有很多，但有三个相关的因素非常重要。一是中国的改革模式，就是渐进改革。渐进改革就是邓小平所说的“摸着石头过河”。

　　在很长时间里，渐进改革模式取得了非常大的成效。改革有个明确的方面，一旦确定方向，那么就一步一步地踏踏实实地往前推进。就是说，一旦目标确定，那么就要动员一切可能的资源去达成那个目标。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

　　但是，渐进改革也逐渐地发展成为为了渐进而渐进。在很多官员那里，渐进变成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改革。这样的改革本身就决定了很难有突破。
　　第二个相关的因素就是缺乏思想。从本质上说，思想危机才是中国改革面临的真正危机。从表面上看，中国并不是没有思想。从社会思想的角度看，现代的中国社会和晚清社会并没有多大的区别。

　　说百家争鸣并不确切，因为各种思想并没有真正的交锋，大家各说各的话，各自寻找社会支持力量。但说“百家”是非常确切的，什么老左派、新左派、民族主义、新保守主义、自由主义等等都在大行其道。

　　但是，“百家”思想的出现并不见得中国没有思想危机。

　　“百家”思想具有几个明显的特征。首先，很多思想实际上是舶来品。有太多的人从海外进口思想，而不是从观察中国的实践来发掘和发展思想。一些人往往从概念出发，试图用苹果（西方）的理论来解释橘子（中国）和改造橘子。从本质上说，这些舶来品思想没有现实可行性。

　　第二个特征就是思想和权势的结合，就是说，思想往往是为权势阶层说话。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成为了权势的“有机知识分子”（意大利新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语）。在这样的情形下，很容易理解总理温家宝多次呼吁“穷人经济学家”的诞生的原因。

　　在中国社会，权势阶层从来不缺有机知识分子，但大多数弱势社会群体如工人、农民和农民工是没有本身的有机知识分子的。

缺乏能解释中国现实的思想

　　第三个显著特征就是思想的极端化。例如左右派各自的定位就是这样。左派看到改革出现了一些问题，就往往想着要往回走。因此，左派话语的主题词经常是和毛泽东思想、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联系在一起的。其核心说穿了就是政府万能论。

　　无论是这些主义还是政府万能从前发生过作用，但要把它们放在今天的中国环境里，就非常成问题了。

　　另一方面，所谓的自由派也一样。在经济领域，西方新自由主义一直很盛行，是市场万能论，或者政府无用论。似乎一旦没有了政府或者政府从经济领域“滚蛋”了，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了。
　　在政治领域，自由派一提到政治改革，就是多党制，似乎除了多党制，就没有其它政治途径了。无论左右派，都有不少的原教旨主义者，并且越来越极端，也越来越具有乌托邦主义色彩浓厚。

　　因为利益的多元化，“百家”之间的不同声音尽管也属正常，但恰恰说明了改革思想的匮乏，就是那种切实能够解释中国现实、改造中国现实的思想。

　　第三个相关的因素是改革的动员机制问题。现在的情况是，即使有了明确的改革目标，但也往往缺少资源动员，或者说改革者不敢去作改革动员，改革要不就实行不下去，要不就成为一纸空文。

　　这和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形成非常明显的对比。在邓小平时代，一旦目标确定，就会尽一切可能去动员资源。改革开放初的农村改革是这样，特区政策也是这样，南巡之后的大规模的经济改革更是这样。

改革太依赖官僚机构自身

　　在所有这些过程中，改革者都尽最大的努力把中央、地方和社会的力量都动员起来，用改革力量来克服阻力，用改革力量推进改革。

　　相比之下，现在的改革太过依赖于官僚机构自身。官僚机构自己设计改革，自己实施改革，所以不可避免造成“左手改革右手”的局面。这样，改革往往陷于无限的既得利益的博弈，改革成了各方争取更多利益的工具。

　　这样的改革显然没有巨大的动力，改革更成了牺牲品。这些年的社会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就陷于这样一个僵局。在科学发展观的主导下，社会改革已经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了，也有足够的财力来作改革，但可惜的是，改革作了一些，就是推行不下去。

　　与邓小平时代比较，今天的中国拥有更大的改革资源，至少从财力上来说是这样。同时，也说明了今天中国具有了更大的能力来吸收消化改革所产生的负面效果。

　　不能进行有效的改革动员也与思想不解放有很大的关联。不仅在进行怎样的改革方面要思想解放，更重要的是要在动员和实施改革方面进行思想大解放。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利益已经多元化，方方面面的利益变得十分复杂。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不能动员从政府到社会的各方面支持改革的力量，改革就会很难进行下去。

　　面对中国社会无穷的问题，改革不能成为既得利益者之间的一场利益游戏。作为改革主体的执政党，如果不能有效动员充分的社会支持来进行改革，这个主体地位就会受到挑战。

　　如何动员社会力量，解放思想是关键。现在很多人并没有理解思想解放的真正意义。任何一次思想解放，都会产生“杂音”，或者是各种利益的“声音”或者是基于乌托邦的“声音”。对改革者来说，可怕的并不是多种声音的出现，而是一旦出现这些声音，思想解放就戛然而止。

　　更可怕的是不知道怎样进行真正的思想解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依靠的是有效的思想解放来突破改革禁区和寻找改革的突破点的。如果思想危机依然继续，改革就会很难突破禁区，很难找到突破点。这样看来，在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今天，解放思想仍然是中国政治议程的第一要务。

吴晓波惟一生生不息的力量

2009-05-04T21:12:00.001+08:00

每年的此时此刻，太阳都将如约升起，初夏的空气中升腾起焦灼而骄傲的气息，城市里所有匆忙的人们都暂停脚步，纪念自己的青春。
九十年来，每年的此时此刻，我们都一起回望。
作为最普通的国之青年，算来，我已经度过了二十多个青年节。
第一次有资格过五四节的时候，仿佛沐浴一场成人礼，有特别的神圣感，那些遥远而高岸的名字象一面面旗帜在远方飘扬。在后来的很多年里，那是一次次神秘的眺望，它与理想、牺牲、国家利益等同在一起，成为生命中最激越的那一个时刻。
后来，我开始了解那一场运动的每一个细节，熟悉每一个伟大名字的生命历程。我突然发现，他们也是矛盾的、焦虑的。他们也是一群二十岁上下的年轻人――更多的是中学生和小学生。就如同所有的青春都没有蓝图一样，那些绝然的行动背后飘荡着同样庞大的困惑，而这些困惑并没有在一场运动后烟消云散，反而，它们缠绕了这些人的一生，甚至直到今天仍是这个国家最迫切的成长命题。
再后来，我在广场之外去寻找那一天的中国。我发觉，那一场学生运动其实是更广泛意义上的全民运动，全国22个省的150多个城市举行了罢工罢市，如果没有商人、军人和工人们的支持，它将不可能产生如此爆炸性的影响。
再再后来，我在中国之外去寻找那一天的坐标。我看到，同样是在1919年的亚洲，另一个饱受屈辱的文明古国印度也发生了一场伟大的运动，一个叫甘地的律师发动了“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他以一种更温和。却同样坚定的方式唤醒了自己的国家。
二十多年来，“五四”在我的心目中，反复重现、印证、颠覆和重构。而我的这种体验，可能发生在过去九十年中所有的中国青年身上。1919年的五月四日，就象一列灯火辉煌的火车，在暗夜中一闪而过，给人留下若有所失的晕眩感，从彼往后，它变成了一个充满悬念的使命。
此时此刻，我开始猜想，如果90年前的那个青年人回到今天的中国，他会有怎样的发现和感慨。他会看到什么在进步？什么在停滞？什么在倒退？什么变得不可思议？什么变得面目全非？他会相信什么，还是一如往昔的怀疑一切？
我继而猜想，什么是青年？
这个问题听上去很可笑。不过，就在今天，我不由自主地问自己。青年是一个生理名词，还是心理名词？青年是一个特指的族群，还是指国家的某种气质？
几乎在所有国家的中心广场上，纪念碑的塑像都是由青年担当着主角，他们往往目光如火，纵身向前，呈现出呼啸呐喊的身姿。可是，这就是国家成长的全部内涵所在吗？如果说，青年将拯救我们的国家，那么，谁来拯救青年？
这个国家的青年，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是十分骄傲的，所谓率土之滨，莫非王土，非我族类，虽远必诛。可是到了1840年鸦片战争惨败，突然发觉自己成了东亚病夫，那种焦虑和狂躁是可以想见的，于是呼啸革命成了集体的选择。
觉醒是一个痛快而痛苦的过程，因为梦想不再，而觉醒的方式和道路却是模糊和多样化的，一直到今天，中国的现代化模式仍在探索之中，充满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在这个意义上，今日之青年所面临的中国命题，与1919年相比，仍有很大的连续性和相似性。
进步在于，九十年后，我们不再把革命与现代化混为一谈，我们更加相信建设的力量，开始学习理性和妥协。
中国百年历史，其实就是关于革命与改良的选择。让人高兴的是，在刚刚过去的三十年里，改革开放的经验证明，一个国家的经济腾飞完全可以不经由社会和政治革命的途径来完成，在三十年的和平崛起中，没有爆发大规模的社会动荡、没有发生饥荒、国家分裂和民族对立，绝大多数的民众是这场改革的获益者，渐进式的思想已经成为社会的主流共识，这是一个十分了不起的成就。未来三十年、六十年乃至九十年，我们需要证明的是，这种渐进式的变革路径和模式有可能给更大范围的、更为纵深的中国社会变革带来新的可能性。
每年的此时此刻，我们以纪念的方式，让自己不要失去愤怒、怀疑和前进的破坏力。但是，如果我们仍然仅仅只会愤怒、怀疑和破坏，而不尝试着去学习妥协、相信和建设，那么，今天的青年又如何能超越九十年前的自己？
我想起四十年前的1969年，那是共和国最混乱和迷茫的时期，文攻武卫，举国狂噪。21岁的北京地下诗人郭路生写下了《相信未来》：“当珠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我顽固地铺平失望的灰烬，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十年后的1979年，另一个叫北岛的青年遥相呼应，写下“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天是蓝的；我不相信雷的回声；我不相信梦是假的；我不相信死无报应。”
这就是青年的力量。这就是正在进步的理性力量。
这是极端的九十年，这也是短促的九十年。
九十年中，每一场青春，最终都充满了挫败感。
然而，九十年间，在这个地球上，惟一生生不息的，正是野草和青年人无尽的梦想。

许知远现代中国的思想奠基者们

2009-05-04T19:58:00.001+08:00

1970年冬天，唐德刚访问台湾，林语堂请他吃饭。

唐按时抵达酒店，店内喧哗嘈杂，他问衣冠楚楚的总招待：“林语堂先生请客的桌子在哪里。”

“林语堂是哪家公司的？”总招待一脸茫然，大声反问道。

在唐德刚的所作的《胡适口述自传》的序言里，我读到这个插曲。历史如此健忘，不用一代人的功夫，曾经的声名显赫就变得无人问津，那些生动的情节，就变成了定式的僵化。

大约28年后，我在北大电教报告厅看到了唐德刚，他正在做一场关于胡适的演讲。我忘记了演说的内容，只记得一个70多岁的身材短小的老人，滑稽可爱，在台上手舞足蹈，普通话中带着浓重的安徽口音，经常说“兄弟”。尤为难忘的是，他提到好几次“胡适对我说”。

走出报告厅后，我内心有一种莫名的颤动。那是个初夏的下午，道路两旁的杨树枝叶茂盛，烈日下的马路上是斑驳的树影，阳光与阴影交错，仿佛是历史的明与暗。胡适？是那个27岁就名扬天下的胡适吗？他和他同处一室，握手、交谈、吃饭、骂娘……

那一年是北京大学百年校庆，偌大的校园被装饰成一个游乐场。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被不断的提及。我们这些学生，也早已习惯将胡适、陈独秀、鲁迅这些名字、蔡元培的“兼容并包”办学原则挂在嘴边。老北大已经变成一个神话，新文化运动是神话的序幕，而五四运动则是高潮部分。至于这神话的具体内涵是什么，这些神话中的人物是何种模样、又有着怎样的内心，甚至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间内在的关系是什么，则没人清楚，有的只是模模糊糊的一团。

我们住在燕园里，它是斯徒雷登的遗产，与沙滩红楼没有渊源，记忆被割裂了。入学的第一天，辅导老师带着我们参观28楼后面的铜雕，两个海狮模样的动物扭曲着身体，头顶上是个圆球。这两条海狮是S与D的变形，正是“科学（Science）”与“民主(Democracy) ”之意，它是新文化运动的嘹亮口号，激励了几代青年人的成长。不过此刻，铜雕获得了新含义，调皮的学生给予它新含义——“科学、民主顶个球”。

真实的悲哀、历史的嘲弄在笑声中被掩盖了——将近一个世纪后，当初的期望没有实现。不仅如此，它们的含义也在口号声中抽象化了，你很难再去理解它们曾经的情绪与力量，它们如何让一代人热血沸腾，认定自己找到了拯救中国的要义。那些名字、那些理念、那些运动，既获得了不朽，也迅速腐朽了——它只是存在于历史中，与现实的我们难有关联。

吴虞是谁？那位曾被喻为“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如今沉睡在历史的烟尘里，他的故居被改装成了麻将馆。蔡元培是谁？人们似乎只记得他再造了北大，但至于怎么再造的，却是一团模糊，只记得了“兼容并包”这句口号。胡适又是谁？记得15年前读高中时，我以博学多闻在班里著称，一次逛书店时，同桌的女生指着一本书上面问我“胡适是谁”，“著名的反动文人”，我想也没想的说，在一本充满阶级斗争思想的文学史里，我读到过他的简介。而大名鼎鼎的陈独秀，我压根就没有读过他的任何东西，他的知识分子色彩总是让位于他的政治角色——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但很可惜，他似乎是脱离了党，变成了巨大的错误，这个错误吞噬他的一切。至于最著名的鲁迅，他肯定早就把我们的胃口倒坏了，课本里选了太多他的课文，他的头衔又太多太伟大，“话说三遍如烂草”，再没有比不断重复强调他的重要性，更容易摧毁一个作家的了。倘若我们此刻去北京的餐厅吃饭，恐怕除去鲁迅以外，所有人都要被更加衣冠楚楚的招待问上一句：“他是哪家公司的”。

在1998年初夏的那一瞬间，唐德刚似乎建立起这种联系。那个胡适离我并不远，他的余温仍在。短暂的恍惚感很快就过去了。整个大学时代，我经常向别人说起新文化运动，说起五四精神，却从未试图真正理解这一切，谈论它们更像是一种对此刻环境的否定，你看，那是个自由宽容、百家争鸣的年代，那也是个学生能够表现自己力量，改变国家命运的年代。我抒情化的理解这一切，夸张他们精神的纯粹性，似乎是对现实生活下意识的报复——这思想日渐沉闷与狭隘、知识分子日趋边缘化的年代啊。

一年前，我无意中阅读到陈独秀的文章《爱国心与自觉心》。它写作于1914年11月，正是袁世凯复辟的高潮前夕。那也是中国社会一个价值混乱的时刻。1911年辛亥革命、共和制带来的希望，早已让位于一种巨大的失落。宋教仁被刺、国会解散，袁世凯的个人野心，正让历史到流。政治腐烂又导致了社会的衰败，道德系统迅速崩溃，大多数个人在这种转变中无所适从。外来压力又无时不在加强，伴随着欧洲卷入一战，日本加速了对中国的侵蚀，一种爱国情绪在中国社会兴起。正是此刻，陈独秀提出了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个人不应盲目卷入爱国的热忱中，被国家的需要吞噬个人，而应做出理性的判断——这个国家是否以保护其中的国民为目的，只有以人民利益为中心的国家，才是值得爱与奋力支持的。读到这篇文章时，正是“爱国”再度成为时髦之时，新一代青年在MSN上加满红星的签名，大声辱骂着家乐福超市……个人消失了，只是汇集成一个集体，爱国的内涵也消失了，只变成了一种口号式的情绪。

接着，我又开始阅读胡适、鲁迅、蔡元培，出人意料的是，这些九十年前写就的文章，似乎正是为此刻中国而作。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对外部世界的态度、国民性的弊端、对传统的态度、个人的解放、教育的目的……这些命题都曾被如此广泛的讨论过。白话文的发展仍不算成熟，这些夹在新旧世界间的人物使用的半白半文的修辞，经常重复、繁冗、急躁、简单化，但是他们的洞察力却经常是惊人的。倘若将华盛顿、杰斐迅、亚当斯、富兰克林视作美国的建国之父，那他们则是中国现代思想的奠基一代。倘若将因德雷福斯案件而团聚在一起、突显力量的法国知识分子视作现代知识分子的缘起，那么他们在1919年的表现，则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崛起的标志。

好奇心引诱我去重读他们的作品，也试着了解那段历史。它随即变成了一场没完没了的追寻。倘若要了解他们这一代人，就必须了解晚清到民国艰巨的转变，必须要了解比他们年长一代的康有为、梁启超一代的思想变化，再了解比更年长一代的曾国藩、张之洞、郑观应们的内心转变……正是这三代人，逐次目睹着中国从中央帝国的位置坠入了被瓜分的境地。第一代人相信，是我们的军事技术不行，第二代人则说只有改变政治制度才行，但到了第三代，在之前的尝试都失败之后，开始认定是我们的文化出现了问题，必须重新洗刷一切，才能创造出新的国家与民族，他们必须开启人们长期被蒙蔽的头脑，让他们能独立思考，尤其是青年人，他们是未来。

但倘若你不理解中国在这时期发生的政治、经济变化，你也难以理解他们。正是中央极权的崩溃，南北对峙局面的形成，才为知识分子创造出思想的自由，这在中国历史上很少出现。正是因为近代出版业的繁荣，才是报纸、杂志成为公共舞台的中央，既为知识分子提供了表演的舞台，也提供了经济上的支持。正是学堂的大批出现，培养了数量众多的学生，才使得学生运动成为可能。

倘若将1915年9月15日《新青年》的创刊视作文化拯救一代兴起的标志，那么1919年5月4日的街头行动，则标志这个阶段的终结。4年的蜜月时光后，那一小群才华横溢的人物聚集在《新青年》和北大周围的同舟共济的气氛，让位于分裂。通过文化来改造中国的设想，看起来太缓慢了，一些人想要采取更直接的行动，所以需要更严密的组织；仅仅对着一小群知识分子说话的魅力不够了，一些人想要寻找更广阔的听众。中国面临的问题太多了，挑战太急迫了，这些启蒙者们不能像他们18世纪的欧洲先辈那样，在沙龙了、在书籍里、在谈话中，从容优雅的讨论他们的观念，让这一切更清晰、更深入。他们被催促着要行动。

于是，在5月4日的激情和权力最巅峰的时刻，这场思想上的运动也耗尽了它的生命力，准备褪色与暗淡了。那些曾经的年轻人，热情地、投入地、也经常急躁地试图理解和改变自己生活的世界，他们也和我们一样经常犯错误。也正因此，我们可以从他们当初的思想与行动中，获取灵感和鼓舞，支持我们继续他们未竟的事业，并为下一代留下新的遗产。

从历史的僵化定义中，还原那一代人，体验他们内心的冲突与转变、希望与失落、成就与局限，理解他们生活的时代与社会。这种探索，不仅将丰富我们对于中国的理解，也可能为我们此刻道路带来新的光亮。这或许才是对他们最好的纪念……

郑永年中共当改造宣传部门确立社会共享价值

2009-04-21T10:42:00.001+08:00

本栏曾经谈及中国各种社会意识形态崛起及其对执政党所带来的挑战。近十多年来，中国社会各种思想层出不穷，既有世俗的，也有具有宗教色彩的；有传播于大学校园的，也有流传于民间的。

　　各种思想往往各执一端，吸引着各自的认同者和支持力量。就是说，和一般意义上的意识形态不同，这些思想往往只吸引一部分社会群体。但对部分社会群体来说，一个特定的思想就成为其意识形态。

　　随着经济社会的多元化，社会思想或者意识形态的多元化也属正常。经验地说，任何一个社会如果处于像中国那样的大规模的转型，都会产生多元思想。这也同时说明，针对多元的思想，有关方面无论使用怎样的政治或者行政控制，都不会有效。

　　社会意识形态的多元化既属正常，也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中国整体意识形态的消失和主流价值体系的缺失。

　　在改革开放前，毛泽东思想是中国核心意识形态。在那个时代，意识形态强调过了头。因为用意识形态来衡量一切，导致社会发展出现很大的问题，甚至导致了衰落。

　　再者，尽管执政者在当时也试图把毛泽东思想变成为社会主流价值，但在这方面并没有多大的成功。改革开放以来，在思想领域的主题一直是去意识形态化。

　　这在一定历史阶段非常必要，因为抓经济建设，要实事求是。一旦出现争论，执政党的方法是“不争论。”经过了那么多年，现在的情况是执政党已经没有了主流意识形态，同时中国社会也没有任何共同或者共享价值观。

干部党员当中缺乏有效认同感

　　这是对执政党最大的挑战，甚至是最大的威胁。执政党没有一整套可以让大多数党政干部所接受的意识形态，表明这个党在其干部党员中没有有效的认同感。

　　的确，多年来，执政党在“不争论”的构架中努力建设其官方的“意识形态”或者主导思想。这样的努力贯穿在建设“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等方面。
　　但是，这些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意识形态了，因为它们或者是为了论证新政策的合理性，或者是为了引导新政策的制定。它们所能影响的是党政官员的政策行为。或者说它们并不能构成一个政党的认同感。正是因为不是认同感，它们就很难约束党政官员的行为。

　　尽管中共高层也一直在强调另外一些方面的意识，如“德治”和“党性”等，但远远没有能够成为党政官员的内化价值。物质主义实际上已经成为了党政官员唯一的意识形态。正因为这样，腐败变得不可避免。

　　这些年来，反腐败运动连续不断，并且往制度化方向发展，建立了很多反腐败的专门机构，但现实情况是腐败越来越严重。

　　同样严重的是因为没有意识形态，没有共享价值，社会对执政党也没有基本的认同感。这是各种社会思想和意识形态广泛传播的主要原因。

　　一种思想和意识形态的传播并不仅仅是因为少数传播者，而是因为社会的接受。任何一种思想不被社会或者社会的一部分人所接受，就很难生存下来，更说不上影响力了。

　　“领导权”这个概念笔者曾经谈过，这里有必要再强调一下。这个概念来自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葛兰西。根据葛兰西的研究和（历史）反思，一个执政党的权力由“领导权”和“统治权”两部分组成，这两部分既互相关联但又具有不同的政治性质。意识形态的领导权是以特定的意识形态通过和其它意识形态的自由竞争而得到的地位。

　　社会成员自由选择该意识形态，自愿接受认同这种意识形态，并且在行动中受这种意识形态的引导或者指导。但意识形态的统治权则不一样。

　　统治权往往是一个政党或者政治组织在取得政权以后把自己的思想或者意识形态加于社会群体之上。意识形态确定其统治地位并不见得是通过自由竞争，而是可以通过政治的、行政的、法律和经济的各种力量加于社会群体。

　　意识形态的统治权尽管并不排斥领导权，但两者的区别是显然的。领导权并不包含强制性，而统治权则包含有强制性。所以，一般而言，意识形态的领导权较之统治权具有更广泛的合理性和社会性。

　　再者，要造就一个执政党的领导权，该政党就要超越本身的利益，而能代表其它社会阶层和阶级的利益。利益代表因此也不能有选择性的，而是要反映整个国家甚至民族的利益。如果一个政党的意识形态是社会大多数自愿接受的，那么该意识形态也表现为这个社会的共享价值。
涉及党和知识分子的定位问题

　　要取得思想意识形态方面的领导权，而不仅仅是拥有和使用统治权，就涉及到知识分子尤其是党的知识分子的定位问题。任何一个政党尤其是执政党都必须拥有自己的知识分子。政党如果不能培养自己的有机知识分子，那么其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就很难取得，很难维持。

　　但不能光把党的知识分子狭隘地理解为为党的政策和行为辩护，他们更为重要的角色应当是要超越党本身的利益而能反映和代表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这后一方面可能和党的眼前利益发生冲突，但则是党的长远利益之所在。

　　即使在多党制国家，这一点也一样。任何一个政党如果不能反映社会多数的意志和代表社会多数的利益，其执政的合法性会成为问题。同样，如果其不能反映和代表整个国家的意志和利益，也会很快衰落。

　　中国共产党是唯一的执政党，要长期执政，党就必须培养自己的有机知识分子。尽管党的有机知识分子可以产生在任何一个领域，但现实地说，中国必须对宣传部门进行改造，使之成为党的有机知识分子的制度化组织。

　　但现在的情况并非如此。执政党有了坚实的统治权，一些主管思想和意识形态的党政官员，就很少去考量甚至忽视思想意识形态方面的领导权。因为有了强大的政权基础，有了经济、社会和行政等方方面面的权力，他们往往显得霸气十足。

　　一些人害怕竞争，也不容忍竞争，往往是用权力来压人，用权力来解决问题。尽管这种现象在很多领域都存在着，但在思想领域更甚。思想意识形态的领导权的重要性是不言自明的，每一个官员都意识到这一点。

　　但很多官员并不想去通过竞争来争取思想上的领导权，而总是想用手中的统治权来取得这种“领导权”。更为严重的是，宣传部门往往把自己的角色定义为党的政策作宣传，而忽视了对党的意识形态进行创新和创造。

　　实际上，在党本身没有明确的意识形态的情况下，宣传部门连宣传什么都出现了问题。这更使得宣传部门往往沦落为纯粹控制的机制。有关部门只知道这样不可以，那样也不可以，但并不知道什么是可以的。宣传部门尽管经常遭致社会各界的不满，但实际上一直处于防御状态。在这样的情况下，要宣传部门确立社会的共享价值更是不可能的事情了。

不能光靠统治权

　　这就要求改革和改造宣传部门，使之成为党的有机知识分子的制度化机构。如何改造？首先就要对党和政府部门的功能作一调整。宣传部门要把新闻控制和监管的各种功能移交给政府的相关部门，例如文化部门、新闻出版部门和广播电视媒体部门。

　　任何国家都要对新闻和媒体进行监管，但这些功能由政府部门通过法律和规制的方式就可达成。现在的宣传部门对知识领域的控制和监管有些是因为政治原因，更多的还是由于经济利益的驱动。宣传部门作为党的有机知识分子机构必须从具体的行政和管理事务中解放出来，负起更大的责任。

　　更为重要的是，宣传部门要敞开大门，把全社会最优秀的学者和专家吸引进来，通过有组织和系统的调研，专注于思想的更新和创造。

　　党是整个社会的有机体。党依附于社会整体，而不是社会依附于党。这就决定了党的有机知识分子首先应当是整个社会的有机知识分子，反映社会的声音，代表社会的利益。

　　党的知识分子必须是社会的一部分，来自社会，服务于社会。他们是党和社会整体的有机连接点。来自不同部门的党的有机知识分子通过理性的争论、讨论、交流等等过程，达成共识，不仅重塑执政党的意识形态，而且也可造就社会的主流价值。

　　有了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执政党就可以开放更多的思想空间给社会，增加社会在思想领域的创造能力，同时减轻有关部门监管的压力，减少社会抱怨，使得有关部门和社会进入一个良性互动状态。

　　社会在思想领域的创造能力，是中华民族文化复兴和崛起的前提条件，也是下一波意识形态和社会共享价值更新和重组的资源。

　　每一个政党都必须拥有自己的有机知识分子。中共是唯一的执政党，更需要拥有一大批有机知识分子。这批知识分子不是依赖政治权力或者行政权力，而是通过创新和创造，专注于意识形态或者共享价值事业。

　　这样一种意识形态和共同价值对任何国家都需要，是一个国家各社会群体之间、各民族之间的整合力量。没有这样一种力量，光靠统治权，国家的治理成本就会非常高，甚至变得无法治理。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意识形态和共同价值尤其显得重要。

徐达内求教网民

2009-04-08T16:21:00.000+08:00

对于“网民”这个词的大行其道，我是颇有些耿耿于怀的。

作为一个曾供职机关报和都市报的中国媒体从业者，我总是对“盗用名义”的行为显得敏感，几乎是没来由地不信任那些以“人民”、“群众”等身份出现的集体话语表达。

不过，如今最流行的证人形象已经是“网民”了，在以大众媒体为代表的话语表达方式中，“网民”被频繁地引用，用来证明对错、传达意见。这更加让我忧心忡忡，以致被朋友们嘲笑为“杞人忧天”。

朋友说，你是真的不明白吗？大家乐于使用“网民”这个词，是因为在中国，网络是民众意见表达相对最为通畅的渠道，议题设置者希望通过引用“网民”意见，来传达舆论压力，以促使这个国家变得更好。

我是理解这份心思的。但问题是，我始终相信，名不正则言不顺。

首先，作为一个统称，“网民”不能等同于“人民”或“公民”。如果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标准（平均每周使用互联网1小时以上的中国公民），截至去年6月30日，中国网民数量为2.53亿。这是一个巨大的数字，但仍然无法代表全体国民，中国农村的互联网普及率依旧很低。网民的主要特点仍然呈现为年纪轻、学历高、收入低，而这也就注定了中国主力网民所代表的利益群体。

其次，在绝大多数媒体表达中，被引用的“网民”其实指的是“网络留言者”。常见的文本描述方式是，“网民反对某某某”或者“百分之多少网民支持某某某”。问题是，对这些倾向或意见的统计多数来自撰稿者对网络留言的测算评估。众所周知，“网络留言者”与网民绝不能画上等号，有意愿、有能力通过网络留言进行表达的网民，一般来说，恰恰是其中那些年纪轻、学历高、收入低者。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缺少资源，网络成为他们为数不多的渠道，也正因此，BBS或者网络留言板常被批评者称为“愤青聚集”，而网络的匿名性更加促使这种愤怒不满情绪的大行其道。

网民中有“沉默的大多数”，表现为“潜水者”或者单纯的浏览者，他们没有意愿或者没有能力通过网络留言来表态，甚至是不屑于此。媒体采集素材时，活跃的网络留言者得到关注，也是理所当然，但实在不应将网络留言者直接等同于“网民”。

第三，即使是网络留言者的意见采集，失真也是一个问题。虽然中国的网络表达尺度近年来逐渐放宽，但绝大多数仍实行审核制，只需随意抽样，便可发现，门户网络“敏感”新闻的留言板上，常常是未通过审核的留言数远大于获准公开显现者。“把关人”的判断标准在这个时候至关重要，尤其是对不满言论的筛选，“把关人”决定了网络留言所呈现出来的 “愤怒指数”。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网络留言”这个词甚至也有缺陷，更准确的说法是“得到公布的网络留言”。

不过，我也知道，这样的定义实在太繁琐，很不适用于大众传播。但是，我们为什么非得使用“网民”这个漏洞百出的词呢？

我尝试把“网民”这个词替换成类似构成方式的其他指称名词，如“股民”、“影迷”，但很快发现，没有哪个词能够拥有“网民”这样无所不能的适用范围，不管是谈论反贪腐，还是激辩艳照门，“网民”用在标题里，好像都已经是那么顺手。可是，为什么我们非要强调这个“网”字呢——“网民”这样认为，非“网民”难不成就不这样认为么？

如果我们想表达的概念其实是“民意”，那么就应该使用“民众”、“公民”。在表达公众诉求的场合下，“网民”这个词，只有在涉及互联网资费调整之类情形下，才有使用意义。河南洛阳专设“网民人大代表”，这实在是让我不明真相。

必须承认，互联网实在能量巨大，几乎可以裹挟一切社会资源，这应该是“网民”走红的最深刻原因。网络媒体频繁使用“网民”，毕竟是“自家人”互相成就，可如今，纸媒、广电媒体的记者编辑竟也乐在“网民”，“读者”、“观众”这样的词反而用得少了。究其现实原因，我想是缘于采集的便利性——到网上找点议题设置时用得着的素材，那可是方便得很。

媒体时常使用“网民某某某表示”作为引言，此时，“网民”作为发言者个体身份的一个标识，倒没什么硬伤，但原谅我又产生了狐疑，来自于“网民”这个身份的易于捏造。每每看到媒体上的“网民某某某表示”时，我总是想起了毕业实习时，各位同学稿件中总会出现的“本市东北角某大学的小张同学说”——身份模糊、难以求证的代言者总是让我怀疑，你说的是“路人甲”么？

如果只能从网络表达中寻求舆论倾向，“得到公布的网络留言”应该是最片面的，参与者代表性与失真程度都存疑，信息收集者若是只草草看上几页就得出判断，就更加是不负责任。网络调查数据略为可信些，但这对调查选项的要求又颇高，绝大多数网络调查都谈不上有科学意义。

但让人头痛的是，就连网络表达出来的是不是真“民意”，也很难说。谁知道有多少“五毛党”，或者“马甲”？作为一个悲观者，我相信劣币驱逐良币，相信一定有“别有用心”的议题设置者，也一定有“不明真相”的大批网民。那些ID背后的又不个个都是“十年砍柴”、“五岳散人”，引用“网民”证实或者证伪，让我不安。

痛斥“躲猫猫”背后必有隐情的被称为“网民”，可拥有自己QQ群的云南宣传部副部长伍皓不也是个地地道道的网民么？在我所看到的中国媒体使用场合中，“网民”似乎就永远是那个正义善良的底层民众形象，没有多少人称呼高官富豪们为“网民”，尽管我们都知道，他们一定也上网。

我理解议题设置者想要通过“网民”行“人民”之意，以改良社会的努力。但我同样担心着另一个方向的盗用滥用。民粹不可取，网粹更危险。

所以，请不要称呼我为“网民”，我实在不觉得这个身份有什么光荣。我宁愿就做一个中国公民。

郑永年 G20和中国国际战略的再思考

2009-04-07T19:58:00.000+08:00

经过很大的努力，G20终于有了一些收获，各国在一系列全球性金融和经济问题上达成了相当的共识。一些人说，这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面临危机，各国都意识到在全球化时代，大家都是全球体系的一部分，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没有一个能够置身事外，大家都必须仅自己的一份责任。

　　但G20峰会所透露出来的信心远远不止这一些。这样一次高调的并且具有实质性的国际峰会，在很多方面是对现存国际体系权力分配的大检验。

　　从这次峰会上，人们可以看到老霸权如何接纳新兴力量及其新兴力量如何在现存体系中崛起的问题。这尤其表现在中国身上。很多人认为G20的核心是G2，即中美两国的互动主导了会议的议程。也有人更进一步说实际上是G1，即中国的态度决定了峰会的成效。

　　上一次国际权力的大转移发生在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代，即经济霸权从英国转移到美国。当时，殖民地英国因为战争已经筋疲力尽，美国对是否接下英国的金融和政治领导地位犹豫不决。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认为，国际机构与前世界霸主英国的利益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但是，美国最终还是从英国那里接下了这个国际责任和领导权，实现了经济霸权的和平转移。此后，美国以其强大的经济和政治力量，重新组织了国际经济体系并且一直主导这个体系。

中国仍对现存体制表示“忠诚”

　　那么，现在的中国是否准备建立一个其国际机构不再由美国和西方主导的世界新秩序？很多西方观察家认为，中国已经准备好这样做。

　　这次G20峰会前，中国对改革现存国际金融体系的呼声极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和主管财经的副总理王岐山等先后发表文章，主张要改革国际金融秩序，并且提出了诸多具体的方案，例如发展出一个超主权的储备货币，增加新兴经济体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中的作用等等。

　　一时间，中国似乎成为国际体系改革派的领导力量。当然，中国的呼声也得到了很多国家的积极回应。一些国家对中国的期望很大，希望中国能够领头来改革现存国际金融体系。
　　但是，现在真的可以谈论国际权力的和平转移了吗？美国真的因为这次金融危机国力衰落而准备放弃其霸权地位了吗？中国真的具有足够的能力和意愿从美国那里接过国际责任了吗？

　　至少从这次峰会上中国的行为来说，历史还远远没有发展到这一步。中国没有那么大的力量，更没有强烈的意愿来进行所谓的权力转移。对中国来说，最重要的还是和现存制度的和平相处。

　　G20之前，中国充其量是表达其对现存体系没有能够有效阻止金融危机的发生不满。用赫希曼（Albert O. Hirschman）的话来说，这是一种对现存体制的“抱怨”或者“牢骚”，表现的仍然是对现存体系的“忠诚”，是希望改进现存体制，而非退出（exit）现存体制。

　　G20峰会的结果说明了这一点。中国的“抱怨”和“牢骚”得到了回应。美国和西方答应中国在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拥有更大的发言权与代表权。当然这是以中国向IMF出资为条件的。就是说发言权和代表权取决于中国出钱多少。中国强调的IMF特别提款权SDR的国际储备货币的角色也得到了回应。

“大国责任论”呼声会越来越高

　　这些当然有助于中国在现存体制上往上爬一些，就是说有助于中国的国际地位的提升。西方和美国乐意这样做，因为这无疑在消化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外部挑战的同时强化现存体系的能力。就是说，这种结局可以解释成为中国和西方的双赢。

　　因为是巩固现存体制，这次峰会的最大赢家还是美国和西方，因为这个体制是他们所主导的。美国的最大目标本来就是世界各国一同来拯救经济，因为一旦经济恢复，美国又会回到从前的霸权地位。

　　美国尽管也有妥协，例如同意一定程度的国际监管（对对冲基金和评级机构等），但这方面纯粹属于虚的方面。国际监管的效力如何取决于IMF等国际机构，而美国会继续主导这些国际机构。

　　中国和新兴国家通过在现存国际金融体制中提升自己的做法相当理性。一则这些经济体没有其他的体系可作选择，二则这样做有助于他们自身在国际体系中的和平崛起。

　　在国际层面，中国和其他新兴国家还会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面临相同的情况，作出类似的决策。
　　就是说，中国会长期面临只有国际责任而无国际领导权的矛盾局面。因为美国和西方主导现存国际体系，他们就很容易通过修正体制来消化中国和新兴经济体的挑战和压力。

　　也可以预期，随着中国的发展，来自发达国家的有关“中国大国责任论”的呼声也会越来越高。中国尽管对这种情况很不高兴，但也很难拒绝被要求承当责任。很显然，中国的这种被动责任的代价极其高昂。

国际空间不等于中国的实质领导权

　　美国在从英国手中接过领导权之后，对当时的国际金融和经济体系进行了大力改造，使之完全符合美国的利益。并且当时美国面临独一无二的优越条件。

　　二次大战之后，美国成为了西方的天然领导者。又加上冷战，西方世界需要美国来领导西方世界和前苏联阵营竞争。这些都为美国改制国际体系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同时，美国通过这一机制要么聚财，通过各种方式从全世界转移财富，要么向其他国家转嫁负担。就是说，美国建立的国际金融和经济体制是美国长期占据领导世界权的最重要机制。其他西方国家则是“搭便车”，也从这一体制中获得不少利益。最吃亏的当然是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不发达国家。

　　如上所说，尽管中国不满现存体系，但并没有要推翻现存体系。建立一个非西方主导的新国际秩序过于理想，并且即使能够实现，代价也会非常高。

　　无论是中国的实力还是中国领导层所坚持的“和平崛起”或“和平发展”的信条，都不容许中国另建体系。自邓小平以来，中国的选择是接纳现存体系，并改革自身和国际接轨。

　　这就决定了中国的唯一选择就是利用现存体系，一步一步往上爬。但是因为美国和西方是体系的建立者和主导者，中国改变不了受支配的地位。

　　这是国际政治的现实面。因为这种局面不易轻易改变，就要求中国反思和重新考量和现存国际体系之间的关系。这不是说，中国可以脱离现存体系，或者另立体系，而是说中国要考量其政策重点到底在哪里？是在国际层面，还是在区域层面，还是在自身的制度建设。
　　在国际层面，如果中国乐意，的确有很多的责任空间。例如西方世界一直要求中国开放自己的货币汇率并向IMF注入更多的资金。这种要求也会来自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但是，这种国际空间并不意味着中国能够得到具有实质性的领导权。

没必要作过度的国际承诺

　　从长远来看，如何在不回避国际责任的同时来获得真正有意义的国际领导权，并且是可持续的领导权？中国所能选择的就是分权。因为全球化，各国需要一个国际秩序，但这个秩序的权力必须是有限的。

　　现存秩序是美国西方建立和维持的，也是由这些大国所操纵的。这对很多国家非常不利。IMF既没有做到国际监管的作用，更没有做到帮助穷国的责任。在这样的情况下，要产生监督国际组织的权力纯属天方夜谭。

　　分权就是要把国际权力分散到各个区域。在经济全球化的同时，经济的区域化也有更具实质性的发展。这就为区域货币的产生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在亚洲，产生一种区域货币的呼声已有多年，但因为政治原因，这种货币还是渺茫。但现实地说，在主权国家时代，一种超主权的货币即使产生了也不会有很大的效果。

　　欧元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说明了这一点。从这个角度来说，作为一种主权货币的人民币成为储备货币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当然，这对日元来说也是一样的。在未来一段时间里，如果没有一种货币能够取代美元的国际地位，但其他储备货币的出现则可以削弱美元一霸天下的地位。

　　美元可能在一些领域或者区域仍然占霸权地位，但在另外一些领域或者区域，其他储备货币可以成为美元的替代选择，甚至完全取代美元。就是说，中国必须有计划地培养人民币作为未来的储备货币。

　　中国不可避免地要承担一定的国际责任，但更为重要的是要实现实体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内部各种制度建设。

　　在美元和黄金脱钩以后，美元的强势不仅在于美国所建立的国际体系，也在于美国庞大的实体经济，在于美国内部的各种制度建设。美元成为储备货币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国际社会存在着一种对美元的主观期待价值和信任感。
　　同样，国际社会是否对人民币产生足够的主观信任度取决于中国是否能够实现实体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取决于中国能否进行有效的内部制度建设。

　　因为这次金融危机，美元的信任度受到很大的打击。美元之所以仍然被接受，不仅是因为除了美元，别无选择，也是因为美国还是有能力获取世界各国支持来维持美元的地位。但这也表明，危机已经给其他货币提供了很好的机会来发展成为未来的储备货币。

　　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无论是承担国际责任还是国际领导权，都包含有巨大的代价。作为崛起中的大国，中国不可推卸应当承担的责任，但也没有必要去作过度的国际承诺，更没有必要过早地去争取国际领导权。

　　在没有实质性的能力对现存国际体系作具有实质性的改革之前，中国的重心还应当是自身的建设。

加藤嘉一中国人对自己的认知

2009-04-05T12:41:00.001+08:00

4月1日，中国和法国的外交部共同发布《中法新闻公报》（以下简称《公报》）。“在相互尊重和重视彼此根本利益的基础上”，中国终于同意恢复与法国领导人之间的互访关系，而法国也终于回到“戴高尔将军做出的决定上面”。根据互不干涉内政原则，拒绝支持任何形式的“l'indépendance du Tibet（西藏独立）”。中法之间围绕西藏问题而展开的冷战，到这一天正式结束了。而这一象征性的日子，距离2008年3月25日法国外长库什内发表“不能容忍中国对西藏的‘镇压’”的政治立场，几乎刚好一年。

首先引起我注意的是《公报》发布以及有关报道的日期――恰好是愚人节。听中国朋友说，几乎在每年的这一天，都会有媒体根据时事编造一些有趣的假信息。而今年的4月1日，法国在外交上似乎处于很强势的地位。萨科齐总统甚至表示，如果伦敦G20峰会不接受他的意见，他有抵制这一峰会的可能。对世界形势的和谐发展都采取如此强硬的总统，竟然此刻对中国做出让步，结束了一场中法冷战。在我看来，这条简直像“愚人节新闻”。

然而，这并不是一个玩笑。《公报》同时来自两国外交部的官方网站。经过“抵制奥运会”、“抗议火炬传递”和针锋相对的“抵制家乐福”、“抵制路易威登”、“抵制巴黎旅游”、“抵制空中客车飞机”、“抵制中欧峰会”等风波，这回，法国做出了实在的让步。它意味着，欧洲各国在西藏问题上的“神圣同盟”被它创始国打破。这回，中国的民族主义者们应该感到“高兴”了吧。

我认为，苛求萨科齐总统是不对的。他有他自己的国家，他的国家有本身的利益和问题。与中国一样，内政与外交之间无时不有地存在着深刻的矛盾。在全球经济陷入衰退的大背景下，法国经济也出现了不小问题。在最近国际新闻中，法国的名字总是和罢工、银行丑闻联系在一起。毋庸置疑，外交政策上的“强硬”和“让步”对于任何国家来说都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关于此次法国对中国的让步，我们不应该从“道德”或“正义”的角度进行研究。真正值得研究的则是长达一年的“中法冷战”期间，中国人的身上发生的改变与思考。

在我印象中，2008年3月以前的中国人比如今抱着更多的忧患意识、更谨慎的信心和更丰富的观念，对于“努力融入世界”、“认真扮演国际社会的利益攸关者”也更有兴趣。当时在中文网络上还始终存在着“该不该办奥运会”的争论。网民从国家发展阶段、现代化水平、国民素质、投资、基础建设、电力分配、水资源、安全保障和台湾突然宣布独立的可能性等多种角度，激烈讨论了举办奥运会的合理性问题。

因奥运会的接近而逐渐放松管制的网络，也为这些争论提供了可靠的平台，使得这场具有跨世纪性质的大辩论连续进行了好几年。据说，这种争论围绕着每一届奥运会都会发生，2000年我观看悉尼奥运会的时候对此产生过类似的认识。这次在北京也产生了熟悉而亲切的感觉。可以说，对于任何一个有能力和容量举办奥运会的国家来说，这种根本性的争论都是非常正常，非常必要的现象。这本身也说明，中国正在以自己的方式融入国际社会。对此，中国人应该感到“高兴”。

不过，这一切在“那个3月”以后被改变了。接下来的事态变得越来越戏剧化。虽然西藏事件发生在3月，但真正让大家感到不安的是奥运火炬接力开始以后的事件。由于2001年的中国领导人似乎对本国的国际形象抱着极大的信心，所以中国早就确定了在全球传递火炬的计划。然而在2008年，尽管第三世界的国家始终“尊重”中国，但在欧洲和美国等待着中国的却是来自政府和民间的刺激、反抗、甚至侮辱。发表声明“不能容忍中国对西藏的镇压”的高官，和高喊“Free Tibet”的街头抗议者，让中国人头一次真实地感到自己被排除于发达国家之外，无法进入他们的圈子里。

而在那之前，中国人始终都有通过自己的高速发展，“超英赶美”，进入那个圈子的梦想。面对梦想的破灭，中国人感到“不高兴”。这种“不高兴”本身是对孤立的本能反应。中国人对待“不高兴”的方式充满着中国特色。感到“不高兴”的中国人的脑海里，“义和团心态”是从未消失的，近年甚至呈现着“重新崛起”的态势。“何时走出自卑”也许是中国人“和平崛起”的前提所在。

今天的中国既不是一个政府控制全民意志的全体主义国家，也不是一个媒体可以完全自由发表言论的后现代国家。事实是，中国民间的情绪总是积攒着，官方则必须依靠流传了无数年的统治艺术加以“引导”。一旦引导失灵，民意就有“崛起”的危险。而在2008年，在强烈的刺激之下，中国的民意已经没有保持沉默、低调的可能性了。政府只好把这股破坏力强大的水流引到自己的对立面去。于是，舆论形成了一股“反西方”的水流。

2008年3月，外国媒体在拉萨事件上的“错误”报道被中国人关注、抓住，有些人还成立了专门的反驳网站。在街头抗议中起了很大作用的各种NGO组织也被中国人重视起来。对于利用西藏问题巩固内政，展开外交，态度最积极的法国总统萨科齐则遭到中国人前所未有的长时间冷遇。

在采取这些报复措施的同时，中国人惊奇地发现自己作为一个民族，在一个政治问题上取得了空前的团结一致。这种一致性让中国人的自信心迅速增加了起来，并反过来鼓励政府和西方急需“僵持”下去。于是，为其一年的冷战开始了。

在这一年中，中国人的信心每一天都在增加，甚至膨胀，与世界的沟通却正在减少。今天，如果中国人的自我认知是“目前融入世界的条件还不充分”，那么“有信心而不高兴”的同志们持有的观点应该是“要在没有基础的情况下，强行在世界上找到自己的位置”。

对相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中国人来说，这场冷战的结果是明确的。一方面，连西藏问题上最活跃的法国都能在这个时候做出让步的话，其他欧美国家就更没有理由接替法国成为被强大的中国冷落的对象。另一方面，中国的地方当局用“软硬兼施”的办法逐渐消灭产生“藏独”的空间，而达赖喇嘛的生命也在一天一天地减少，“尘埃落定”的一天似乎不远了。

但此时此刻，对中国人来说，认识到冷战的结果或者欢庆胜利，都不是最重要的。真正重要的是，重新认识自己；请问，“我是谁？”

冰火雨天不高兴又怎么了？

2009-04-04T10:43:00.001+08:00

（这是本来的原稿，发表了的已经被编辑软化得多了）

有朋友来问：“看了《中国不高兴》吗？”。

答曰：“没有，什么书？怎么让人想起一部动画片《没头脑和不高兴》，是不是和上次那本《中国可以说不》一样的味道？那不看也罢”

朋友极力劝说：“看看吧，看完了说几句”。

看完了，和预想的一样，这本书是一类有希特勒，北一辉的幻觉和狂热，但又没有希特勒，北一辉的才能，还没有他们的机运的人弄出来的想模仿《我的奋斗》，《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之类的东西。

这个世界存在着很多不合理，甚至是极不合理的东西。要改造这个世界是人类从诞生开始的梦想，人类当然不应该放弃这个梦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改造论本身并没有错。但是如何改造，改造的方法是否可行，会不会改造的更加糟糕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从这个角度出发，梦想和妄想也就仅隔着一张薄纸。

这种探索必须建立在对历史的正确了解，对现实的正确把握和对未来的正确向往之上，否则除了产生希特勒和北一辉之外不会产生什么别的，这一百多年的人类社会历史就能告诉人们，这个世界上从来就不缺希特勒，北一辉式的疯子。

现在社会上拜金主义严重，贪污腐化盛行，企业，甚至政府职能部门缺乏公信力，说我们现在面对着严重的社会危机也决不是危言耸听。这些社会问题就为这类过激的法西斯言论的出现提供了最好的土壤。

《中国不高兴》和以前的《中国可以说不》是法西斯言论？笔者没有夸大其词，你如果真信这几个人的忽悠，那就是中国社会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没有什么需要解决的问题，或者即使有问题也很容易解决——只要有个“大目标”就行了。这就是那几个人说了半天的全部内容。他们的所谓大目标就是喋喋不休地在扯“有人欺负过我们，我们吃过有些人的亏，并且我们现在还是没有赚到便宜”，所以很不高兴，要扭转这种局面。

他们根本不谈历史。当然也不会告诉读者他们这种论调其实没有一点新意，在历史上要找多少类似的东西都找得出来。其实这么满大一本子书，用德皇威廉二世的一句话就能说得比这些作者们要拉风得多：“当别人在瓜分陆地和海洋，而德意志民族只能仰望蔚蓝的天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别人确实瓜分过陆地和海洋并且可能正在瓜分，我们可能曾经只能无奈地仰望蓝天并且现在可能还在仰望。但比瓜分和仰望的事实更加重要的是另一个事实，那就是瓜分者具备了参加瓜分的实力，而被瓜分者或者仰望者则是缺乏这种实力。没有看到这一点或者忽视这一点的人，应该去学习一下德国和日本的现代史。

此类言论有个共同特征，就是不管出现的社会问题的原因是什么，统统归结到“缺乏大目标”，希特勒是这样，北一辉是这样，该书的作者还是这样。他们还都会提出一个所谓“大目标”出来，而这个大目标基本上都是基于种族主义的霸权扩张政策。

最恐怖的是，如果只考虑社会风气和人们的精神状态，这种令人恐怖的大目标基本上管用，只要看看第三帝国和大日本帝国时代就知道了，文革的过来人也都不会忘记那种文革期间那种“七亿人民一条心，跟着领袖闹革命”的社会现实。

但是人们不是依靠这种“精神面貌”而活着的。这种看起来拉风无比的“大目标”只是一剂毒药，所谓饮鸩止渴而已。据说该书的作者之一曾经公开扬言：“和西方世界决裂了又怎样？”，这个问题很好回答，鼓吹并采取这种国策，简单地仅仅因为自己“不高兴”就和国际社会决裂的例子不希罕，这一百多年来很多，但没见到过一个有好下场的，第三帝国，日本帝国和苏维埃帝国都是前车之鉴，中国要不是邓公三次出山以后改弦易策，开始了改革开放，今天又会是一个怎样的模样，只要看看邻居的北韩就不难猜测。

这类鼓吹法西斯的言论还有一个共同之处充满着来历不明的自信，在他们看来肯定是“时不我待”，现在肯定是动手的最好时机，“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他们的敌人肯定不堪一击，现在的领导人还不主动出击，实属误国误民，罪在不恕。

和他们的前辈希特勒，北一辉们一样，在作者看来，美国只不过是“刷了绿漆的老黄瓜”，俄罗斯则连刷绿漆的能力都没有了。而这两条黄瓜居然还瓜五瓜六地满世界连抢带骗，这个世界的秩序实在是太糟了，一定要改变。

美国俄国是不是刷漆或不刷漆的老黄瓜并不是问题，首先的问题是新鲜黄瓜能不能卖出老黄瓜的价钱？好在大多数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还是很肯定的。接下来的问题就是道德层面的问题了，美国是不是到处在诈骗？由于这次的次贷问题引起的金融危机，美国就是个骗子的观点很能为人接受。事实上起码这个次贷危机确实有金融诈骗的嫌疑，但是上升到国家层次的话就又不一样了。

次贷问题是一个骗局，如果要从欺骗这个字的原教旨含义来讨论问题的话，现代资本主义的骗局并不只限于美国，或只是次贷，从广义来说，现代资本主义就是一场骗局。一场大家参加，自欺欺人的骗局。

现在包括美国人在内，大家都在谴责这个金融游戏，但警方并没有就这件事本身开始调查，美国之外受害甚重的其他国家也没有声称这是犯罪的。是一个骗局，有受害人，为什么没有警方动作本身就说明了问题——这件事的起因是资本主义经济体制本身而不是别的，所有的受害者同时也都是加害人。

这个世界可悲的现实就是最大的不足不是生产能力，而是销售市场。比如美国，日本，德国，甚至中国，单单一个国家的汽车生产能力如果能够恣意发挥出来的话，足够供应全世界的需要，现代世界的生产能力就是过剩到了这样的地步。为了在不产生战争的前提下消化这个生产能力，人们需要一个巨大的泡沫市场来消化这些过剩的生产能力，这个泡沫就是美国。美国的泡沫不是美国人独自吹出来的，而是全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内的人一起吹出来的，而且是在明知道是泡沫的前提下吹出来的。而且在现在由于金融危机而使得这个泡沫已经开裂了的时候，全世界的领导人们虽然吵吵闹闹，但还是表示要帮忙修补这个泡沫，因为大家需要这个泡沫才能活下去。

就是说，如果美国真是“一根粉绿了的老黄瓜”的话，那也是全世界一起努力粉起来的，更让作者们愤怒的是，再看得见的将来还会继续粉下去。作者在书中说“美国人不干活还想住大房子”，这不是事实，事实是全世界人想让“美国人不干活而能住大房子”。

丘吉尔在谈到民主制的时候曾经说过“民主制是人类所发明出来的最糟糕的制度，但是如果没有更好的制度来代替时就只能使用这个制度”。现代国际经济秩序也是这样，没人认为那个经济秩序合理，所有人都可以提出新经济秩序的构想，但作者们提出来的就是集体自杀的胡说八道。不能说什么因为别人大量排放过二氧化碳，所以现在轮到我们来排放了，至于会引起什么后果则没关系，因为作者在鼓吹一种“文明倒退论”，看起来特别像太平洋战争时期日本军部所鼓吹的“一亿总玉碎”的那种调调。既然反正“文明要倒退”，大家都活不下去了，集体自杀就集体自杀。希特勒就是自杀的，日本人在北一辉的熏陶下自杀的更多，所以希特勒北一辉的传人们一开口就是这种破罐子破摔的腔调没什么奇怪的。

在说中国是不是高兴之前，先考虑一下中国的老百姓是不是高兴才是真的。在想做世界领袖之前，请先想象一下是不是有人愿意一个假货横行，腐化为荣，贫富差别巨大的国家来领导他们才是真的，连让自己的老百姓高兴起来这件事都搞不定，就不要去指责别人了。

谢国忠：等美国经济回来，还是走一条新路？

2009-04-03T20:48:00.000+08:00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2009-04-03
谢国忠搜狐博客　http://xieguozhong.blog.sohu.com/

　中国现在是一个“拖”的策略，想先撑着，等世界经济好了，我们又回来。但“拖”肯定是没出路的

　　3月13日，温家宝总理在两会的记者会上直言对购买美国国债的担忧，称对借钱给美国“我的确有些担心”。美方对此迅速反应，奥巴马总统更是亲自传话，表示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投资者都应对其在美国投资的安全性抱有“绝对信心”。

言犹在耳。美联储在18日宣布，将在今后6个月里购买长期国债3000亿美元；增加购买7500亿美元的房贷支持证券；增加购买机构债券1000亿美元。

　　美联储购买1万亿美元债券意味着要印钞1万亿美元，从而使美元大幅贬值。中国汇率与美国挂钩，去年底外汇储备已高达1.95万亿美元，截至今年1月，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已经上升到了7396亿美元，成为美国名副其实的第一债权国。美元的贬值必然使中国的巨额美元资产的价值也随之大幅缩水，中国巨额外汇储备本金和投资收益双双下降。

　　消息一出，中国国内反弹激烈，直斥美国此举为“历史上最无耻的救市”，美联储此举“令美元蒙羞”。

　　本刊记者为此专访了独立经济学家谢国忠。

　　美国最终是要印钞票的

　　《人物周刊》：从美国国内的情况来看，美联储出台这样一项政策有什么样的必然性？

　　谢国忠：什么都是有选择的，美联储认为，房地产价格下降跟不良资产的不断出现在恶性循环，所以它要降低按揭利息来托房地产价格，这只能自己出手，最终的目的还是金融稳定。

　　《人物周刊》：您刚才说什么都是可以有选择，在您看来，美联储还有其他的选择吗？

　　谢国忠：一般债务危机都是跟资产的价格过高有关，有债务危机说明你的债过多。比如说房价从100块钱涨到200块，我借钱借到了150块，房地产回到100块，这时候我破产的话，我把100块给了债主，还有50块是他承担的损失，我一分都没有了。

　　另外一个做法就是搞通胀，把收入从100块变成200块。你的那个债当然就是相对削了一半，150块变成75块了。在第一个选择方案里面，债主其实亏了50块。第二个方案债主是亏了75块。

　　我刚才举的例子很简单，实际情况更复杂。实际上美国经济出现了恶性循环，因为债主是金融机构，金融机构亏欠了之后不贷款，导致经济更差，进而使得房价掉得更严重。所以这个政策的依据就是它应该阻止这种恶性循环，最终美联储是在两个方案中，一个破产、一个完全通胀当中选一个。美国这个国家，外国人是主要的债主，外国人拥有美金资产16万亿，所以通胀总的来说是对美国有利的。我过去写了很多文章，美国最终是要印钞票的。

　　美联储的逻辑

　　《人物周刊》：最后美联储选择了第二种方式，由外国投资者来承担损失。

　　谢国忠：美联储的用意不是一开始就这样，它是一步步给逼的。

　　因为金融机构不健康，经济好不了，美联储就需要不断地做动作刺激经济。美联储为了金融机构好转，最终就必须把房地产的价格稳住；房地产价格要稳住，就要把按揭的利息压低；按揭利率压低之后别人还不愿意借钱，那就美联储自己借，他就印钞票借给要房贷的人。这样一来，渐渐地会引起通胀，这个通胀等于是叫外国人承担损失。

　　《人物周刊》：这是我第二个问题，能否梳理一下美联储从次贷危机一步步的应对措施？

　　谢国忠：美联储原来一直是要稳定金融机构，从2007年8月份次贷危机出现的时候，它就降息，降低金融机构的财务负担，因为当时金融机构都采用杠杆放大20、30倍，一块钱有20、30块钱的债。当时美联储就想把利息降下来，让金融机构能挺着，没有逼债的，达到缓冲的作用。一些很糟的机构，比如说贝尔斯登这样的，就由摩根大通去收购，美联储还补贴了摩根大通两三百亿，如果贝尔斯登资产质量比预想要差，美联储帮摩根大通承担一定的负担。

　　后来就出了AIG这个事。AIG的问题最重要的是引进了很多华尔街其他公司的产品，而且都是些不好的产品，并且这些公司不是给了AIG现金，而是打了“白条”。所以AIG要倒，其他人都跑了，比如说高盛。后来美联储那么多钱拿出来救AIG，主要为了拯救其他的金融机构，高盛一家就拿到800亿美金，超过它整个股本金，AIG要倒的话高盛就倒了。所以，美联储这一步也是稳定金融机构，AIG看上去就像是一个黑洞，其实在洞后面钱都是有主的，钱都跑到高盛、摩根这些银行里面去了。救了AIG，就救了一大拨人。

　　这之后雷曼的问题出来了，当时已经警示金融机构那么久了，雷曼是可以倒的，倒的话影响也不会太大，因为大家都已经准备好了。结果在它倒了之后所有投行借钱的成本大幅上升，因为大家都看到了破产的风险。

　　这下问题就大了。因为投行原本是用杠杆把一块钱放大了30倍，30块钱中29块钱都是借来的，这边借不到那边资产就必须抛，抛了以后就引起这些资产大幅度下降，你按照市场价格算的话，这些机构不全都破产了吗？

　　后来面临这么大一个问题了，怎么办？美联储一直想不出招，然后就这样，市场不愿意借钱给投行，我借。就这一招把金融机构又稳住了一点。稳住了之后，问题是金融机构的钱再也不出去了。在就业情况不好的时候，房地产就没有需求了。

　　所以现在，美联储希望把按揭利率降到很低，这样是为了达到两个目的，一个是不要让现在持有房贷的人感到有压力，否则他一走了之不还钱了，把房产还给银行，银行拿去拍卖，房价会掉得更严重。

　　另外就是让购房的成本比较低，以便增加需求。美联储的目标是控制房贷的价格。为了控制房贷的价格，它当然必须买一点国债，因为最终房贷的价格是国债利率加上自己风险的系数。

　　美国人这么折腾，美元还是储备货币

　　《人物周刊》：对一个央行来说，启动机器印钞票，还是一件让人感到担忧的事情。

　　谢国忠：最害怕的是大家对这个货币失去信心，如果人家觉得你会无限印钞票，就会抛弃美元导致货币崩溃，这样一来利息大幅上升，高度通胀，所有的目标都达不到。

　　所以美联储这么宣布，我总共购买资产是多少钱。它要注水，注多少，事先给你说好，让你重新定价，美金上周史无前例一周掉得最多，市场要重新定价。你要注那么多水，美元的含金量就冲淡了。市场得信你说的话，如果这次冲淡了之后再来冲淡的话，以后怎么信你？大家都不信的时候，都跑掉了，就是这个体制垮台的时候。

　　《人物周刊》：你觉得美元储备货币的地位有没有可能会失去？或者现在只是大家没得选择。

　　谢国忠：问题是美国人这么折腾，美元还是储备货币。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其他替代的产品，还有国际上没有这么大的开放的市场，中国为什么货币不跟日本去挂钩，不跟欧元去挂钩，人家不是开放的经济。

　　《人物周刊》：但是实际情况上，咱们无可选择，世界都没有选择。

　　谢国忠：因为中国汇率跟美金挂钩的，你的外汇储备一定是要买美金的。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当然也有可能全世界所有的央行都不买了，就是说我同时抛了，抛了我买别的东西了。美金狂降。这也有可能。

　　《人物周刊》：那各国央行去买什么呢？难道去买黄金吗？黄金市场高度波动，且其容量不足以容纳中国的大部分外汇储备，现在也不清楚以欧元或日圆计价的债券是否更安全、更具流动性且更有利可图。

　　谢国忠：黄金太少了，不可能。全世界的黄金只有3万吨，你去算一下，一共值多少钱。我建议中国买美国的指数基金，我已经建议过很多次了。因为股票后面实际有东西的，不是一张纸，它后面有房子，有机器，有品牌之类的。所以有通胀的时候，它也会重新估值的。

　　《人物周刊》：那美国的基金指数基金跟美元又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谢国忠：它可以抗衡美元贬值。美国公司的盈利一般是从全世界来的，这是一道防火墙。第二道防火墙是它的资产随着通胀也会上升的。这不就是有对抗通胀力量吗？因为你是有联系汇率，不能从美金退出来，你还得买美金的资产，不一定是买国债，美国的股票指数基金是可以的。

　　中国不能再有丫鬟心态

　　《人物周刊》：美联储这次印钞票，对中国的外汇储备是什么样的影响？美国五年十年的萧条，它对世界经济尤其对中国经济又会造成的什么样的影响？

　　谢国忠：对中国经济影响非常深远，当然第一个是外汇储备，这个事要自求出路了，因为美金贬值是一个比较长线问题，这个还是早做打算为好。

　　中国人的思想核心是中庸，他不是分析出来这是对美国最佳的方案，他凭感觉，不管一件事对还是错，他觉得这个事这么极端，不会吧，不会这么干吧？怎么会那么极端呢？所以中国在参与世界经济的时候，思想还没跟现代世界接轨呢。外汇储备的事就看中国政府什么时候早点下决心了。

　　还有一个就是经济的问题，中国经济是出口投资的经济，美国是贷款消费的经济，这两个好比阴跟阳，所以那边倒了，这边肯定受影响。中国现在想通过银行撑，给企业续贷，或者给房地产续贷，不要破产，我们先撑着，然后等到世界经济好了，我们又回来了。中国政府现在是一个“拖”的策略。

　　“拖”肯定是没出路的，肯定没出路。中国得自己找出路。如果你还是想这些，绑着大家一起走，你就完蛋了。

　　《人物周刊》：这种想法，为什么肯定没有出路呢？以前行得通现在为什么就行不通了呢？

　　谢国忠：因为投资都要有回报，回报要有需求，需求那边应该是消费跟出口了。原来我们出口每年涨20%多，靠这个来撑投资这么大盘子的。现在的话，不可能了。

　　《人物周刊》：您建议中国怎么做呢？

　　谢国忠：第一中国要给老百姓钱花，因为中国消费不好，消费不好不是信心问题，是因为老百姓没钱。政府那么有钱，政府官员非常有权力，资产全在政府的手里，政府越变越大，民间怎么会有能力消费呢？经济不好政府第一个想法就是投资。为什么？投资钱都朝政府官员走的。这是体制支持的一件事。

　　中国现在核心的官与民的平衡问题，中国的官僚文化推动了投资的经济，投资的经济逼着中国走上出口的经济，出口的经济跟美国的消费贷款连上了。

　　《人物周刊》：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跟美国借钱、花钱的体系是互补的关系，互相配上了。

　　谢国忠：对。所以那边倒的时候，现在我们这边是在挣扎，但是还是想要搞投资。搞投资没出口的话，又没消费，这次投资造出来不是空房子，就是全是不开工的厂。

　　《人物周刊》：中国政府在延续过去的思路。

　　谢国忠：是过去的思路在放大，它已经悬空了，自己还不知道。

　　《人物周刊》：您认为延续过去的思路在这次危机中是没用的，而且会更糟糕。

　　谢国忠：投资投出来的东西是没有回报的，最后把银行给毁了，我们的银行本来还可以，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最终要让老百姓有消费的能力。我提出中国唯一的出路就是把股票分给老百姓，很多人觉得这个很极端。

　　《人物周刊》：把政府的财富转移到老百姓中间去？

　　谢国忠：短线这是唯一的路。中线、长线，我们还有两条路。一个外汇开放，降低税收，把全世界的钱都吸引到中国来，把中国变成世界。原来不是美国带我们进世界吗？我们国家盘子够大，你把个人所得税降到25%，跟公司所得税一样。现在我们个人所得税很高，其实又收不上来，大家都是花的公司的钱，公司的税率低。税率降下来之后把全世界的有钱人都吸引过来了，把人才都吸引过来了。我们把中国变成世界。

　　还有一个，世界上的钱都来了，我们要搞城市化，建设超大城市，让农民先造城市，造房子，造好房子之后，我借钱给他们买房子，让他们扎下根来，那个才是真正的发展。中国发展最后的目的就是让农民进城，让他们有房子住下来，这是市场经济稳定和发展的核心，你看不到这一点的话，说明你不懂这个发展。就是三刀，三把刀。

　　第一把刀就是藏富于民，第二把刀把中国变成世界，第三把刀就是建设超大城市。这三件事，中国就活起来了，中国变成领头羊了，这10年里面，中国你不变成领头羊，不是你愿意不愿意，你不变领头羊，你也没增长的机会，你让别人走在你前面不可能，人家都已经趴下来了。就这一条路。

　　《人物周刊》：前面没有可以依靠的了。

　　谢国忠：人家已经趴下来了。你靠不着了。这次金融海啸对中国来说最核心的问题是，究竟是等美国经济回来，还是自己走一条新路。我们现在应该知道，发达国家的经济长期都不会好了，如果要保持经济高增长，必须走出自己的道路。

　　中国人老是想要偷偷摸摸地提高地位，这实际上是做丫鬟的心态。加入WTO以来，中国一直都是从事OEM的生意，净干些脏活、粗活、累活，也是这种丫鬟心态在作祟。

　　现在大小姐们已经负债累累了，敞开大门说该你做大小姐了，中国人就不想，还是没有这个胆量。

　　现在华尔街、硅谷多少人都没有工作了，眼巴巴地望着中国，我们应该让这些人来，让全世界的人才、资源、产品都进来。不要总是想着干粗活累活，借钱给别人享受。美国经济情况不好，全球化接下来只有靠中国带动了。

　　确立现代经济思维

　　《人物周刊》：美联储这么做，是不是一种对世界不负责任的态度？

　　谢国忠：你的货币跟美金挂钩，是你自己愿意挨打，可是你天天怪人家害你。这个是东西方一个区别。中国人觉得你给我设的一个陷阱，把我套进去了。

　　西方不是那么回事。你不喜欢美金你就抛呗，我作为一个美金的国家，我跟你说你放在这边没问题的，这么说对我有利，我就这么说。

　　这个跟中国人是不一样，中国人觉得我过去跟你好，你今天怎么对我不好了，这多不仗义啊。这种思维方式去看待事情，肯定会有很大的问题。我觉得中国人议论人家政策的时候，不是用理性思维方式。

　　《人物周刊》：我们在这件事中掺杂了很多情绪。

　　谢国忠：一个人不要指望别人做什么对你有利，然后老是告诉别人他应该做什么，你要用理性的心态去想，这个人做什么对他自己最有利，然后在他这样做的情况下，我该怎么做，这才是一个正确的现代的思维方式。

吴晓波 “醒来”的国家和“醒来”的青年

2009-04-03T18:42:00.001+08:00

知远出新书
By [ 吴晓波 ] 2009-4-3 17:34:33

知远出新书，替他写了一个序言。这是一个郁闷却让人依然可以期待的年代，至少我们已经开始在尝试着、重新整体地叙述这个国家，这是自五四之后曾经断裂过的传统。
【】“醒来”的国家和“醒来”的青年
“祖国，于我是一个难以表述的国家。”这句话是V·S·奈保尔爵士说的。
奈保尔出生在特里尼达，自幼加入英国籍，一直到30岁的时候才第一次回到自己的祖国印度，后来，他写下了著名的《印度三部曲》，并因此在2001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对于任何一个出生在印度或中国――这样的拥有地球上最悠长文明的东方国家的青年而言，对自己祖国的探寻往往是艰难而神秘的，这是一场缺乏定义感的旅程，你必须保持着一份不确定的乐观。
许知远出生在中国，6岁从江苏盐城迁到北京，从此就没有离开过这个城市，不过，在知识和精神的意义上，他一直在“中国”以外的地方流浪。这是一个以忧伤为标贴的青年人，在25岁那年，他成为了《经济观察报》的主笔，并以一系列的国际观察评论，成为年轻的“全球化一代”的代言者。不过，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他对中国的感性认知仅仅局限在文本上。尽管少年盛名，他却始终有着一种莫名的焦虑与挫败感。
有一年，《新周刊》的张海儿为许知远拍照，让他打着一把大伞站在书房里。洪晃看到后说，“对，那像是他干的事儿”。
也是从30岁那年起，许知远开始用脚行走中国，用眼睛观察中国，在过去的两年多里，晨雾暮雨中，他到达了众多的城市和乡村，从东北的漠河到西南的腾冲。作为他的朋友，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发生在他身躯内的那种变化。这本《醒来》是他对自己的祖国的一次宏大审视。它出版于共和国成立60周年、五四运动爆发九十周年之际，正是这位国之青年在思想上的一次贡献。
已经有相当长的时间了，中国的知识分子对自己的国家充满了强烈的陌生感。
有时候，它只好被符号化，譬如大红灯笼、对襟青布衫、李小龙功夫、梅氏京剧或高高的紫禁城，而后来的年轻人是无法真正走进这些“古董”里去的。
这是一个很难被责备的事实。因为从1840年之后，中国的进步被强制性的纳入到了另外一个话语体系之中，甚至，我们使用了千年的货币白银，也被黄金和后来的英镑美元所替代了――中国和印度曾经是全球最大的两个白银帝国，而始建于19世纪60年代前后的金本位制则颠覆了国际贸易的秩序。当今中国知识分子所有正在思考的命题，如民族、法治、经济、科学，乃至国家，都是近一百年间才形成的概念。在此之前，民族的意思是“非我族类，虽远必诛”，科学无非就是“天工开物”和“格物治知”，而所谓“家国天下”，则是“率土之滨，莫非王土”。当世界开始变得有边界，当国家权利开始需要制衡，当经济进步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轴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对国家的思考则在一次次的革命与烈火中断续而进，缓慢、矛盾并充满了灾难感。
打破砸烂、推倒重来、激进无返、回归道统、相信宿命，你可以从李鸿章、梁启超、胡适、孙中山以及毛泽东等人的身上，读出这些怪异的路径。
有时候，你会对进步的缓慢失去信心，有时候，你会坚信所有的苦难都是值得的，而更多的时候，你仅仅是焦虑，一个人的自然生命显然无法与这个古老国家的缓慢步伐所一致，所以，伟人有“一千年太久，只争朝夕”的焦急，而最终才自嘲说，他所能改变的，无法是北京郊区的几个村庄而已。
许知远对现当代中国的追踪是从一八九四年夏天的甲午战争开始的。那是一场让帝国蒙羞的惨痛记忆，所谓“一战而人皆醒矣”、“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则甲午一役始也。”百年以降，在山东威海刘公岛上静静陈列着的被打捞上来的北洋船舰碎片，曾经是无数青年反省国家兴衰的起点――我至今记得十六年前当我到达那里时，心麻如木、欲语无声的心情，许知远也是如此，他从这里出发，途经洋务运动、立宪运动、民国草创、五四运动、南京统一、西安事变、抗日战争、国共内战、抗美援朝、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再到最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百年中国的曲折演进，一路跌荡前行，似有无数悬念仍未揭开。
许知远在寻找复兴的答案。且不论其江山指点是否正在痛痒处，仅仅是他在文本构架上的抱负已是让人憧憬。自四百年前的明亡清兴之后，除了顾炎武、梁启超等极少数人，中国知识分子长期丧失了对国家进步的整体叙述能力，我们一直无法用坚定的、富有独立精神的话语体系来构筑国家文本。许知远在本书中引用了《财经》杂志主编胡舒立的一个观点，胡以为，改革是个日益复杂的过程，勇气与努力或许是5年前的中国新闻业最值得珍视的品质，但如今，更为重要的品质是“判断力”，即在越来越复杂的环境中，如何作出准确的判断，已成为最大的挑战。千百年来，公共知识分子最重要的两个品质，一是守――独立于一切利益集团之外，以操守为立命之本，一是断――对国是有清醒理性的判断能力，在功能缺失了很多年后，我们正在恢复这样的传统。
《醒来》对于许知远来说，还不是一个终结式的作品，却是这个70年代的中国青年走出书斋的一次勇敢尝试。
我看见他，打着伞，象和尚一样地穿越这片生兹在兹、却难以表述的大地。

时东陆中国大学一百年

2009-03-25T21:36:00.001+08:00

中国从清朝末年开始建立现代大学到今天已经整整一百年了。目前中国的教育界，科技界十分关心中国的大学与学术如何能进入世界前列，并成为世界一流。但是，中国大学进入世界一流的行列，并不单单是一个学术问题。笔者认为这是一个教育传统的问题，同时也是思维方式的问题，甚至是历史文化的问题。本文通过对中国现代大学的历史回顾，探讨中国大学在世界的位置与未来走向。

民国时代的大学 - 中国现代大学的稚型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在民国之前的所谓中国“大学” ，比如北宋年间公元976年在湖南创办的岳麓书院，与我们今天所言的“大学” 无论在定义和形式上都有本质的不同 [1, 2]。我们今天所讲的“大学” 是“现代大学” 的简称。现代大学定义为那些基于纽曼模型 (Newman Model) [3]与洪堡模型 (Humboldt Model) [4]，自19世纪中叶，在欧洲古典大学的基础上建立发展起来的大学。目前西方世界的主流普通大学都建立于这两个模型。由于这两个模型源于欧洲的英国牛津大学(纽曼)和德国柏林大学(洪堡) ，所以实质上现代大学即西方大学。在这种定义上，我们很容易联系到所谓的“现代科学” 和“现代医学” 这两个名词。从纯粹的定义出发，我们完全可以定义“西方科学” 为“现代科学；” 定义“西方医学” 为“现代医学。” 从名词的选择上，也许因人而异。但是在本文中我们仅仅对现代大学的渊源和本质感兴趣，而不刻意寻找“现代” 与“西方” 在定义上的区别。

事实上中国从80年代才开始建立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研究型大学。当然，我们无法否定民国年间我们的前辈们为创建现代大学所付出的努力。但是，当时的大学，规模很小。无论是师生人数，教学资金，还是研究设备都非常有限。民国时代的大学主要以本科教学为主，因为还没有设立博士和硕士学位制度。民国时代，中国开始创办区别于古典学堂的现代大学。这些学校的基本理念是基于19世纪英国牛津大学的纽曼模型，注重启蒙教育 (Liberal Education) 与人文修养 (Character building) 。当时的办学人物大多留学欧美。而这些著名教育界人士又大多具有文科背景。历数北京大学民国时期的校长们，几乎每位都来自人文学科。比如：

章士钊,1909 - 1911，留学英国阿伯丁大学法律系，未获学位，1911年回国
蒋梦麟,19012-1917，留学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博士，1917年回国
胡适,1914-1917，留学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学位不详， 1917年回国
严复,1877-1879，留学英国普茨茅斯大学(普通本科)，学位不详，1879年回国
蔡元培,1907-1911，留学德国莱比锡大学(心理学)，学位不详，1911年回国
汤用彤,1919-1922，留学哈佛大学哲学系，哲学硕士，1922年回国

从以上北京大学各任校长的留学经历可以看出，他们在欧美的时间并不是很长。其中蒋梦麟最长，共5年时间。他们大多数在毕业之后便立即回国。并且得到国家的重用。章士钊回国之后任北京农业大学校长，司法部长。胡适任驻美国大使。

当时的中国，正经历“五四” 的洗礼。中国无论是社会政治，还是学术教育，以至文化艺术都在学习，效仿西方。比如“共和政体，” “科学与民主，” “现代教育，” 等等。有些极端的意识甚至推崇“脱亚入欧” 的口号。在效仿西方文化方面，李叔同引进许多西方音乐，并且改编，注词，使其成为“中国音乐，” 是最为典型，而且十分生动的范例。他的工作对今天中国的现代音乐仍然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

在高等教育界，许多回国留学生很自然的带有以西方最新意识拯救中国的愿望。北京大学民国时期的那些校长们就是这些留学生中间的娇娇者。他们带着自己的理想：“科学救国，” “教育救国，” 试图在中国建立现代的教育体系。在那个时代，蔡元培们在中国尝试建立现代大学。但是由于种种历史条件的限制，以及中国多年的战乱，他们的理想并没有得到全面的实现。

可以认为，蔡元培时代，中国的教育还局限于对西方高等教育的领会和模仿。并没有能力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和对现代大学基本模型的发展。蔡元培的教育思想主要来自纽曼模型和洪堡模型, 比如：“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来自洪堡的“学术独立” 的理念。而他提倡的“使被教者传布普通之知识，陶铸文明之人格；” “教育者，养成人格之事业也，” “养成共和国民健全之人格，”是典型的纽曼教育思想。纽曼教育思想的核心：大学为社会培养优秀公民。

民国时代的中国明显重文轻理，无论从政府官员还是大学校长，以至社会名流，几乎清一色的人文学者。其中包括国学，艺术，法律，教育，哲学，历史等方面，从而形成了一种“中国学者” 的特色。这也许是前清甚至是古典中国的遗风。因为民国以前的中国根本没有理工科高等教育，所以也没有现代科学研究的学术传统。蔡元培很可能在德国留学期间接触到当时十分流行的洪堡大学理念。从而他强调科学研究的重要性。他指出大学学生应该以研究学术为天职。并建议在北大创办研究所。但是。由于当时的中国还没有研究生院和硕士，博士制度，这种本科生进行研究的建议一定遇到关键性的困难。

首先，按照纽曼模型，大学本科仅仅在于传授已知的知识，而不在于创造和探索新的知识。纽曼甚至极端地认为，学术研究应该与本科教学严然分开。那些以探索为主要兴趣的学者应该离开校园。只是到了洪堡时代，他才将知识的传授与学术研究统一起来。不过，这种教学与研究的统一是针对教授和学者而言。洪堡模型发展到今天，通俗的解释就是，作为一个大学教授，即要教学，也要做科研。而两者之间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只有在探索中传授知识，才会更有意义。

蔡元培时代仅仅有本科教育。虽然他鼓励学生参与学术研究，但这会是十分困难的。因为本科生并没有学术研究的基本训练。他们不具备科学研究的基本资格和条件(研究生学位)。

另外，当时中国的所谓文人学者与今天的现代学者 (包括社会科学) 有很多根本的区别。那时的人文学者带有十分浓厚的古典思维习惯和传统“做学问” 方式。他们所从事的“研究” 在今天看来还不能被完全定义为现代意义上的“学术活动。” 他们大多以著书和在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为主要“学术活动。” 首先，许多报刊和杂志都不是学术刊物。比如，当时最为著名<<新青年>>发表胡适的“文学改良诌议” 一文并不是学术文章。<<新青年>>也不是学术刊物。我们知道，学术研究必须是对最新问题的探索，批判，研究，和在此基础上的创造。当时中国的大学刚刚开始接触现代学术研究。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民国时期的大学基本上是一种在纽曼模型基础上建立的现代大学稚型。虽然办学者希望建立学术研究，但是限于当时社会的历史条件，以及学者的传统思维，中国还没有能力建立所谓的洪堡研究型大学。因此，当时的高等教育主要侧重于本科教学，而并没有明显的学术研究活动。比如，民国时代的大学几乎很少在世界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而中国自己建立的学术期刊也十分有限。也正是由于这种学术传统，当时大学所重视的是对已知知识掌握。那时的大学更为推崇“知识渊博” 和“学富五车。”但是对于如何质疑已知，探索未知，创造新知识没有敏感的意识和深刻的理解。这种传统甚至遗留至今。中国的学生对已知非常熟悉，但是缺乏质疑已知，勇于提问的习惯。20世纪的中国十分推崇“知识就是力量” 的名言。这种差别，来自中国和西方不同的近代思想历史。

尽管如此，蔡元培们那种献身理想的精神和为国报效的激情是十分可贵的。他们为中国建立现代大学做了最初始的尝试和奠基性的工作。

自蔡元培1917年上任北大校长到今天，中国对于现代大学的尝试已经走过近一个世纪。那么，如果我们自问：今天中国的大学是否是真正的现代大学？我们的办学理念是像蔡元培那样基于纽曼和洪堡模型，还是在探索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中国的高等教育应该向哪个方向发展？种种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今天的学者和教育人士回答。

中国现代大学

我们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是：我们是在把中国的大学办成欧美式的现代大学吗？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我们离欧美式的现代大学有什么本质的差别？为什么我们会有这种差别？

如果回答是否定的，那么我们需要办一个什么样的大学？我们的办学理念是什么？中国传统的教育理念还适合于现代中国和未来中国吗？

从最近20年的中国大学发展观察，我们的确在按照欧美大学的模式办学。但是，欧美各个大学都在过去的一百年中按照自己的风格发展了纽曼和洪堡模型。比如芝加哥大学在保持“大学的本质” 上由为突出。很多学者指出，今天的世界，如果还有“大学” 存在，那只能是芝加哥大学。言外之意，许多大学已经偏离了纽曼和洪堡的原本模型。比如，

1。大学在急剧的扩大
2。社会对大学的深度影响
3。学术的政治化倾向
4。政府的干涉
5。大学庞大的官僚机构
6。工业导向科研
7。媒体对大学的歪曲
8。过分的追求学术成果
9。学术道德的腐败现象

芝加哥大学执着地保持“大学” 的特点，在理念上抗拒现实社会的影响，以最纯粹的学术和教育体现大学的真正意义。芝加哥大学为了保持自己“大学的本色”甚至拒绝建立工学院。芝加哥大学百年来推崇和坚持自己的理念：学术独立，教研统一，培育知性，自由思考，思想批判，强调个性，探寻思索，热衷质疑，挑战权威，关爱人类。

但是，对于中国的现代大学，可谓历尽艰辛。从蔡元培时代的初创时期 (1917-1937)，到战火纷飞的岁月(1937-1949) 。从五十年代效仿前苏联建立专业院校和院系调正，到文化革命 (1966) ，中国现代大学的建立几经磨难。因此，在八十年代建立学位制度之前，中国的大学基本上是以本科教育为主。而这种本科教育在50年代之后完全背离了纽曼模型，而采纳了前苏联的教育理念：大学主要为国家利益服务；其一为国家重点项目的研发基地，其二为国家需要培养专门技术人才。这种由国家导向的高等教育一直延续至今。所以，如果为中国现代大学标定时间分界，20世纪前五十年效仿欧美，以纽曼教育理念建立西方现代大学。20世纪后五十年以前苏联高教思想取代欧美纽曼型大学，建立以国家利益为中心的高等教育和国家科研基地。52年院系调整时把许多纽曼型大学并入国立大学，从而实行改革。例如当时的燕京大学并入北京大学；上海的震旦大学并入复旦大学。

因此，在真正意义上中国以洪堡模型为基础建立研究型大学不过20年的历史。而自1950年之后，中国再没有恢复纽曼型大学。那么，在这20年中，中国是在何种程度上，方式上建立现代研究型大学的呢。笔者认为，主要还是从形式上，制度上，管理上模仿西方大学。比如：
学位制度：学士，硕士，博士；
管理制度：学院，系，研究所，中心；
系统形式：所有大学体系的职称和名词基本来自于西方大学。

比如：校长(President)，院长(Dean), 系主任(Department Chair), 教学大纲(Syllabus), 实验室(Laboratory), 研究中心(Research Center), 研究项目(Research program), 研究经费(Research grant), 等等。这些名词和概念在古典中国都不存在。因而，可以认为，中国基本上是以西方大学为模型进行效仿和学习。不过有些大学更偏向欧洲大学，比如德国，以资深教授带数名年轻教师组成研究组。而有些则欣赏美国系统，以单一青年教授为小组进行研究。在评审职称，项目评估，课程设置，学位答辩, 科研项目等众多方面几乎与欧美大学无异。需要指出的是，中国著名大学的经费已经相当客观。至此，我们可以认为，中国在短短20年迅速的完成了现代大学的基础建设。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发现，通过20年的努力 (或者可以说是一百年的努力) ，今天中国的大学，尤其那些著名大学，已经在规模，管理，形式，等方面初具规模。事实上，中国著名大学在校园和实验室建设，经费水平，部分科研能力上已经达到世界水平。但是这种评估机制还是建立在数量上和形式上的，比如实验面积，科研资助，设备水平，文章档次。笔者认为，中国的著名大学很快会在文章数量，研究水平，科研资助方面达到目前许多世界主流大学的水平。但是，我们无法定义，在指标上达到同等水平的大学就一定是现代大学。

那么，中国的大学与西方现代大学的本质区别在哪里呢？笔者作出以下几个方面的对比分析：

西方大学的历史传统

在完成大学基础建设之后，中国大学，尤其著名大学最为感兴趣的就是如何建立世界一流大学。在这些著名大学里，有面积最大的校园，最充足的经费，最先进的设备，最宽大的实验室，最聪明的研究者。但是，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的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毕竟有相当的差距。这种差距不仅仅是在学术上，因为中国已经有许多一流学者。而这种差距主要表现在理念上，意识上，文化上。

中国近代历史，与西方社会最为关键的差别在于没有科学传统与思想启蒙运动。正是由于没有经历过这两个思想上根本性的变革，中国在思维方法，高等教育，科学研究等方面都与西方社会存在十分明显的区别。而这种文化上的差异深刻地反映在大学理念里。

十分有趣的是，在教育形式上，古代中国与希腊时代有些相似的地方。春秋后期的鲁国人孔丘 (公元前551年) 与希腊学者苏格拉底 (公元前469年) 几乎是同时期的人。对于孔丘，素有“弟子三千” 的之称。而苏格拉底培育出像柏拉图这样的伟大哲人。虽然，他们的时代距离今天两千多年，但是他们的教育传统却十分相似。都是各自为师，而周围有一群崇拜者和追随者(学生) 。正是由于当时十分自由的思想环境，即便是早期文明，已经诞生了许多伟大的哲理。但是，那时的教育，学习，研究还是十分个体的，分散的，没有严格组织的。

但是，公元3世纪以后，基督教不断地扩大，在罗马社会形成巨大的影响。由于基督教的出现，使得罗马文化不断背离古希腊的价值观。公元4世纪罗马帝国将基督教合法化，并立为国教。基督教的诞生和发展对西方文化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成为今天西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西方文化的许多重要发展都与基督教和教堂息息相关。比如：音乐，伦理，哲学，教育，艺术，文学，工程，设计，建筑。事实上，西方的学术研究，大学教育，甚至科学，都来自于宗教体系。

学术传统

最早的西方大学，都是中世纪时期由天主教会建立的。大学的主要活动，除了研究神学，还学习语言，修辞，音乐，数学，天文，哲学，等等。今天十分著名的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巴黎大学都是中世纪时代建立起来的教会大学。中世纪的大学主要培养神职人员。许多大学训练出来的学者专门从事神学学术研究。美国的哈佛大学在19世纪末期之前也仅仅是培养神职人员的大学。所以，西方大学的历史，就是神学的历史，教会的历史，同时也是教育的历史和学术的历史。

西方大学有着上千年悠久的基督教传统。这种传统很容易从大学的早期建筑上体现出来。剑桥大学那些古老的学院在中世纪就是神学的经院和学术研究的圣地。虽然现代科学是从17世纪以后才开始的，但是“学术研究“在西方社会自希腊时期就开始了。而十分严谨的，系统性的，学院式的学术活动是基督教经典传统。教会建立的那些经院就是大学的前身。在3世纪左右建立基督教之后，神学不仅统治了政治，思想，社会，而且主导了人类的知识系统。世间所有认知, 无论是人类起源，还是自然万物都来自圣经。今天，对于知识的认可来自学术界的科学研究活动。但是人类早期许多知识的的建立是通过教会和政府的权威。例如，康斯坦丁大帝在公元4世纪时就雇佣过许多宗教学者参与解读，翻译，筛选古代神学材料，并在此基础上撰写，汇编圣经的部分内容。这种整理神学资料的工作是当时典型的“学术活动。”

自基督教在3世纪建立之后，所有社会承认的知识就来自于圣经了。这些知识对人间万物无所不包，是致上的，唯一的权威。但是，由于所谓的“旧约” 是用希伯莱文，而“新约”希腊文写的。所以，历史中很多学术工作是把它们翻译成为拉丁文，英文，和通用语言。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会按照雇佣者的旨意把原作进行图解和发挥，于是形成了形形色色的版本。由于各自对原作的解释不同，就出现了不同的学派和教派。这种对圣经，同时也是对“知识” 的考证，图解，判断，推理，发挥构成历史上学术工作的一个十分主要的部分。由于圣经之浩瀚，历史之悠久(公元前一千多年前就出现了) ，再加上教会和政府的极度重视，围绕圣经所进行的学术工作十分可观。不仅建立了许多经院，大学，而且培养了许多训练有素的学者。他们精通语言，修辞，文法，以至数学，天文，哲学，艺术，和希腊经典。在一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由于这种学术活动，形成了西方历史独特的学术传统。

这种学术传统具有方法严谨，研究系统，模式规范，逻辑清晰，推理求证，重视证据，学术集中(大学与经院)，等西方研究的特点。即便在今天，也可以从现代学术中体现出来。今天的学者从事研究时，已经十分熟悉现代学术的规范，方法，理念。但是这些学术方式并不是在近代才产生的，它经历过人类社会漫长的演变。而它的源头就是神学研究。

质疑的传统

也正是由于神学研究的传统，培养了许多优秀的学者。他们对探索自然充满好奇，同时又掌握严谨的研究方法。在专心研究神学的过程中，他们越发无法满足圣经对自然的解释，比如“地心说。” 于是，很自然，出现了像哥白尼这样伟大的学者。哥白尼就是神学经院里训练有素的学者和神甫。于是，好奇使得他走出圣经的光环。哥白尼时代(1473-1543) ，世界已经经历的“文艺复兴” 的洗礼。人们重温希腊经典，质疑基督说教，开始寻找思想的新空间。但是，哥白尼所面临的不仅仅是“地心说” 的正确与错误，而是一个更为巨大的命题：什么是知识的基础。很多人都认为哥白尼挑战了教会。其实他在发现“日心说” 时犹豫了很久，因为“知识的权威是谁”的基本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为了这个问题，哥白尼整整等了十年才发表他的发现。

在哥白尼之前，真理的权威，知识的权威毫无疑问的属于圣经，属于教会，属于基督。没有任何人可以挑战这一点。事实上，哥白尼本人也没有在真正的意义上质疑教会。他仅仅是在自己的研究中发现了“日心说，” 而只是从事实出发宣布了自己的发现。他即没有反对上帝，也没有抗拒教会，只是在另外一个真理面前表现了极大的困惑和不安。

真正从思维上挑战圣经真理的就是哥白尼之后，17世纪的伟大哲学家，数学家笛卡尔 [5]。这位不太安分守己，喜好周游世界的法律学毕业生，由于受到荷兰哲学家皮克曼启蒙性的引导而开始对数学和哲学发生极大的兴趣。笔者认为，笛卡尔最大的贡献是质疑了传统的知识系统：什么才可能成为知识 (真理)。在他之前，知识全部来自圣经，即所谓的“圣经真理” (Biblical Truth) 。由于圣经的形成是基于对长达上千年流传的神学文献书稿进行整理，翻译，解释，甚至发挥，因而带有极强的各人因素，文化影响，历史演变，政府控制。而17世纪时的圣经已经基本形成完整的系统而为教会和社会广泛的接受。所有人类的知识都来自圣经。可是人们发现，真实的世界与圣经有明显的差别。于是，寻找新的认知方法成为17世纪社会思想的焦点。而笛卡尔就是在这个关键的历史时刻提出了自己伟大的学说：“质疑说” (Skepticism) 。他认为客观真理是与每个人的感觉，看法，意识无关的。只有通过对自然的观察之后 (每个人观察的结果可能不一样) ，进行现象分析和逻辑推理，才有可能得到推论和证实。而这种推论又必须经过反复质疑才有可能是结论，而成为知识的一部分。一旦成为知识便不可毁灭。所以，圣经真理不是唯一的真理，因为还有另外一种方法可以得到真理：数学。

在古典中国, 没有科学的传统。因而在学术方面的传统，以考证，注释，解译，整理，汇编为主。很少有剧烈的挑战和质疑。对于古典学说，大多以解释和考证为主要学术活动。比如，对于孔子的哲学，历史上与今天的学术成果基本上是对孔子的解译，试图更为深刻的认识他的思想。在学术行为上，这一点十分类似西方历史上对于神学的研究。比如对于圣经资料，历代学者经过上千年的考证，注释，翻译，整理，才汇编成为今天的<圣经>。在学术活动中，圣经里的章节，理念，观点都是神的旨意，具有绝对的权威，是无法质疑的。

对于孔子也是如此，孔子的思想是中国哲学的核心。学者们只能著译，不能质疑，即便是今天。虽然在历史上，尤其是<五四>时期出现过反孔的浪潮，但是那种运动主要是为了接受西方理念而简单的从口号上，情绪化的反孔，而并没有从思想上深刻的批判，并在观点上标新立异。所以，笔者认为，<五四>时期的反孔仅仅具有时代上的进步意义，但是没有太多思想上的学术价值。然而笛卡尔不仅讥讽了基督，而且从思想上批判了宗教。更为重要的是，他提出了新的理念，改变了人类的思维方式，是一盏历史上的思想明灯。

前面提到，中国传统教育界几乎清一色文人学者，而没有很多人经历过科学训练和思想洗礼。他们在思想上受到中国传统意识的深刻影响。所以，他们创办的中国大学传统与西方现代大学在学术研究的理念上也存在很多差别。中国的大学在传统上更加强调“知识”对知识的理解。上世纪50年代，中国社会十分推崇“知识就是力量” 这句培根的名言。在这种口号下，大学教育鼓励，推崇单方向的求知，学习，演算，和熟练的技巧。但是现代大学，尤其现代研究型大学更为重视思考，想象，和创造。而创造的前提一定是“提问”和“质疑。”因此，西方大学在教学上的一个核心理念就是如何启发学生们“提出问题。” 芝加哥大学认为，大学应该培育学生“提出最难回答的问题” 的能力。老师和学生将一起寻找问题的答案。因为，对于很多问题，老师并没有解答。所以大学并不仅仅是教学已知，而且是探索未知的地方。

研究型大学最为重要的价值之一在于对知识的贡献。而产生新知识的学术行为就是一种创造活动。学术成果里必须含有许多丰富的，原创的，有意义的，有价值的知识。这成为对所有学术活动的唯一判据。博士论文定义为：“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to knowledge.” 换句话说，如果一个论文没有对知识的重要贡献是不能通过的。

现代科学传统

笛卡尔的挑战是历史性的，他的质疑是前所未有的，他的认知哲学是现代科学的奠基。从此，人类在思维上走上不归之路。就在笛卡尔之后仅仅几十年，就出现了现代物理的鼻祖伽利略。在伽利略之后又出现了牛顿和达尔文。至此，西方世界的科学研究一发而不可收拾。更为重要的是，由于笛卡尔的思想，动摇了教会的权威；由于伽利略的工作，导致了现代科学的诞生。

我们知道，现代科学是在近代诞生的。现代科学研究的一个主要标志是科学学会的诞生。1660年英国首次成立了伦敦皇家学会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不久，法国巴黎组建了巴黎科学院 (Paris academy of Sciences) 。之后，类似的学术团体如雨后春笋，相继在欧洲各地建立起来。这种学术团体的形成标志着现代学术研究的开始。而在此之前，许多探索工作都是个体，独立的，方法不规范的。因此，以学术单位为基地，以科学学会为活动范围，从事研究工作是现代科学的一个十分基本的，重要的特征。今天的学术活动必须依附学术研究单位。而完全个体的学术研究很难得到承认。

现代科学的核心就是基于科学的理念，通过统一，规范，系统，严谨的方法研究自然与社会。正是因为科学学会的建立，才有可能建立统一的，规范的，系统的，科学的研究方法。这种现代科学的方式根本性的区别于世界上所有其它的认知方法和途径。比如神学的，预言的，玄学的，易经的，感应的，等等。任何科学知识的获取必须通过严格的科学方法。其它方法得到的知识，即便是可行的，有用的也不属于科学的范畴，而不被科学界接受。

现代大学的另外一个特征就是仅仅以科学方法研究世界，包括自然和社会。世界上存在许多思想，理念，方法，但是对于现代大学，只有一种理念和方法：科学。大学所探寻的仅仅是科学真理；大学所创造的也仅仅是科学知识。大学的研究者们必须归属当代科学学会，参加学术会议，并且在学术界认可的学术杂志发表论文。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其它可能的方式。这种以科学的思维区别与社会上其它任何团体的特征是现代大学至高无上的标志。大学的学者们无论来自何种文化，宗教和信仰，都必需在校园从事科学活动，而不能把非科学的东西带入课堂。对于中国传统社会的理念和方法，比如感应术，算命，玄学，预言，都必须杜绝于校园之外。但是，完全可以用科学的方法研究这些社会现象和宗教历史。比如美国大学设立神学，历史，宗教等方面的学术研究。这与信仰完全是两回事。

思想启蒙运动传统

近代中国与西欧在历史进程上另一个本质的区别，就是自文艺复兴之后最为重要的思想变革：思想启蒙运动 [6]。笛卡尔的哲学思想历史性地动摇了社会思维和教会统治。伴随现代科学的诞生，宗教社会开始分化而形成了所谓的“世俗社会。” 当笛卡尔第一个向权威吹响了挑战的号角之后，许多学者开始从认知上提出新的思维模型。其中包括法国人伏尔泰，苏格兰人休谟，德国人康德，尼采。这些思想家从哲学的角度出发，以学术的方式，深刻地批判教会。这些学者大多谙熟数学，因而懂得假设，逻辑，推理，结论等学术方法。他们以科学为武器，非常雄辩地指出宗教的荒唐，神学的非理性，教会的愚昧，以及圣经对人类思想的禁固和腐蚀。他们以自己独特的幽默,讥讽教会和迷信。我们来看看他们的名言：

伏尔泰：
Theological religion is the source of all imaginable follies and disorders; it is the mother of fanaticism and civil discord; it is the enemy of mankind.
Christianity is the most ridiculous, the most absurd and bloody religion that has ever infected the world.
The truths of religion are never so well understood as by those who have lost the power of reasoning.
Doubt is not a pleasant condition, but certainty is a ridiculous one.

休谟:
Is God willing to prevent evil, but not able? Then is he important. Is he able, but not willing? Then is he malevolent. Is he both able and willing? Whence then is evil?
Generally speaking, the errors in religion are dangerous; those in philosophy only ridiculous.

尼采:
Do not let yourself be deceived: great intellects are skeptical.
God is a thought - it makes all the straight crooked, and all that stand reel.
“Faith” means the will to avoid knowing what is true.

西方启蒙思想家的特点是：他们都具备良好的学术训练和修养；不仅掌握语言，修辞，历史，和艺术的丰富知识，而且有深厚的数学和逻辑功底。他们的学术行为具有理性，逻辑，推理，分析，证据等科学研究的内涵和特点。因此，他们的批判非常致命。他们在分析和批判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思想体系。值得指出的是，启蒙思想家的工作具有极强的学术性。所以，他们的思想被世界学术界接受，成为经典知识。比如，尼采的存在主义成为影响人类当代思维的哲学基础之一。

思想启蒙运动的伟大不仅仅在于挑战教会，而在于提出了革命性的思维理念。从而在根本上导致人类在思想上的进步。人们从教会走出来，形成了所谓的“世俗社会。” 而启蒙思想家便成为世俗社会的领路人。这种思想革命直接影响了大学的理念。于是，十九世纪的大学同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大学教育开始摆脱教会的控制和基督教育而转型为普通高等教育。许多大学，包括美国哈佛大学开始增加非宗教人文课程与科学课程。在办学理念上，也从培养神职人员转向普通人文教育(Liberal Arts Education) 。而这种转型的理论依据，就是纽曼模型。十九世纪下叶，由于洪堡柏林大学的建立，西方大学纷纷效仿，从而导致十九世纪末期的“美国大学运动。” 美国南加州大学，Johns Hopkins 大学派人到德国学习柏林大学的“研究型大学” 模式。很快，世界研究型大学如雨后春笋，在20世纪遍布西方各国。

由于思想启蒙运动，西方世界不仅产生了世俗社会，更为重要的是在十九世纪末期形成了“知识分子” 的群体。而大学为培养知识分子提供了教育的基础和活动的场所。知识分子的出现，给大学教育赋予了更有价值的目的和内容。

学术独立的传统

我们知道，西方大学渊源于教会大学。大学的教学与学术完全被教会控制。如果教会与政府是合为一体的，那么大学也受到政府的制约。在这样的环境下，学术是不可能独立的。虽然今天的西方大学摆脱了宗教和政府的控制，但是由于经费的要求，又必须依赖于政府和工业界的资助，从而产生了由政府和工业界导向的大学研究。但是工业界与大学在理念上格格不入。因此，过多的介入工业研发，会侵蚀大学的本质。另外，由于当今世界媒体的发达，社会思潮不断进入校园，使得大学的原本理念发生变异。比如，商业理念，市场意识，职业竞争，等等，都与大学发生根本性的冲突。

所以，即便是今天的现代大学，也都从不同的程度发展了纽曼和洪堡堡模型，而建立了各自在21世纪的新理念。比如，有的大学强调教育市场，而把管理机制与招生就业紧密联系起来，从而获得竞争力。还有些教育界人士认为，二十一世纪的大学必须运用企业的运作机制。比如经济核算，工作量评估等等。但是在高等教育的理念上并没有本质的变化。在众多的大学中，芝加哥大学是少数保持“原本大学模型”的著名大学之一。但是无论世界如何变化，西方大学都在尽力保持大学的独立和学术的独立，因为这是高等教育的命脉和认同。如果校园等同于社会和企业，大学就会失去自己的意义和生命。

普通教育的传统

中世纪的神学就是人类探索宇宙的全部学问。这种学问，由教会的学者通过自己的学术活动获得，并通过教会认可，接受，建立，从而具有绝对的权威性，是任何人都无法质疑的。这种知识再通过神父与牧师传授人间。这种循环规则便奠定了学术的两个重要方面：学术研究与神学教育，即古典大学的两大重要活动。需要指出的是，中世纪的社会，每一个人都是基督教徒。因为教堂就是传授神学知识的地方，所以这种教育十分普遍。由此，大学的学术活动与社会普及教育关系非常紧密。

这一点与中国的传统有关键的不同。中国的“大学，” 比如岳麓书院，是人数极少，远离社会，学者和学生独立活动的地方。在古代中国的教育传统中，尤其在对应于中世纪的时代 (岳麓书院时期在西方是中世纪) ，根本没有普通教育的概念。正好相反，统治者甚至刻意的把知识控制在极为少数人手中。有学者指出，南宋时期，中国统治者甚至雇用专职人员，刻意地制定十分繁复的文字，使得普及教育更为困难，以便更好的统治。所以，普通大学教育的意识在西方世界已经十分久远。而中国即便在今天，仍然推崇“精英教育。”

大学的目的是为社会培养优秀公民。其次才是训练工程技术人员的职业性目的。现代大学，尤其公立大学是建立于民众税收基础上的。这是现代文明社会的基础。这种普通教育的理念不是凭空而生，它来自于许多西方社会的历史传统，比如教会大学，现代科学，启蒙运动，民主自由，学术独立，等等。正是因为西方历史经历了漫长的中世纪，政教合一，基督统治，思想禁固，人们才要求有新式的现代大学。这种大学不为任何集团服务，不传授某一种知识，不限于一种思想，没有宗教的控制。大学仅仅为社会提供一种广泛的，普通的，没有等级限制的，人人享有的高等教育。或者说，现代大学是一种大众教育，启蒙教育，综合教育，专业教育。

中国的教育传统恰恰没有普通教育。古典中国的教育属于个体的，师徒的，甚至是江湖帮派的。比如，民国之前的中国是所谓的私塾教育，而且仅仅是初级教育。科目十分单一，往往一个老师许多学生，不可能在具体专业科目上提供高水平教育。古代科举制度也同样引导了一种个体化的学习形式。这种个体式的教育与中国的艺术传统相关。古典式的艺术训练，比如京剧，绘画，乐器，都是单一形式的师傅带徒弟。这种教育不可能给予学生一种泛普的，综合的教育。而这种教育大多为职业性很强的训练。

由于这种传统，即便今天中国的大学校园仍然带有某些旧式的习俗。比如学生中师哥与师妹的称谓，语言中的江湖气息，学术中的门户之见，甚至意识里的非科学思想，理念中的等级观念等等。所有这些都是与真正现代大学理念背道而驰的。另外，无论是媒体还是大学，都公开向社会宣称：高等教育，尤其名牌大学是为了培养精英人才。中国大学的“精英教育” 本身就是违反现代大学普通教育理念的。现代大学并不向社会保证要培养出林肯，罗素，牛顿，沙士比亚式的人物，虽然他们很多毕业于大学。精英教育的思想与中国传统等级观念直接相关。这种十分落后的意识与现代教育理念格格不入。我们应该记住，中国著名大学都是公立学校，是建立于公民税收基础之上的。在美国，即便是私立的哈佛大学，也是面向社会，而不会宣称自己仅仅是为精英而设立的。

现代大学的另一个目的是思想启蒙 (Liberal Education) 。它的含义十分清楚：把一个人从任何思想禁固中解放出来，从而真正的成为一个“个人” (An individual) 。大学教育不仅仅传授已知的技术知识，培养职业人员，而是通过高等教育使得每一个人都可以“自由的思维，” 而不受其它思想的控制。这是一种批判性思考的能力，对于世间事物，每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都能独立地思考，并且通过分析得到自己的结论。更为重要的是，他必须明白，每一个人都有保持自己论点的权力。个性理念与个人意识在西方现代大学教育中深刻的体现在课堂，师生，教学等等方面。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有十分强烈的自我意识，那就是不仅能够独立思考，而且尊重他人的结论，尽管与自己的相异。由于这种思考的能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会十分冷静的面对社会和自己，而不至于狂热和极端。所以，大学为社会，通过高等教育，提供冷静思考的基础。

纽曼在他的“The Idea of a University” 里直言不讳的说，大学应该是培养“绅士的地方”，一语点出现代西方大学的内涵：人文修养和知性培育。纽曼认为，如果一个人没有受过高等教育，那么这个人无论是思维和行为都是杂乱无章的。大学就是教育学生如何思考和行为的地方。至于思考，即独立的，批判的思考。至于行为，特指谈吐与举止。每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都应该温文尔雅，知书达理，谈吐潇洒，做派儒雅，情趣广泛，意识进步，风趣幽默，个性鲜明，道德高尚。现代大学的学生都会具有以上的特点。现代大学希望培养这些所谓的“Renaissance Man。”

事实上职业训练也是现代大学的重要部分。因为只有在大学才可能提供更为高深的专业教育，尤其在理工科。通过十分严谨的学习和实习，学生可以掌握职业中所要求的知识和训练。但是，中国大学过于偏重专业和职业训练。这种教育不仅仅反映在大学，而且十分严重的体现在中小学教育中。这种现象已经众所周知。如果不能调整这种教育上的偏差，也很难从真正意义上建立现代大学。

我们必须清楚，教育不仅仅反应在成绩上和学位上。一个人可以学习过许许多多的高深课程，而且门门都是100分，获得学士，硕士，博士。但是这绝对不能证明他受过良好的教育。笔者认为这是中国大学与现代大学的主要差别之处。

大学的真正意义：思维标记

大学的目的之一是为每一个人在思维和行为上雕塑特定标记，以示区别他类。举一个例子：对于工科的大学生，比如材料科学专业的学生，要求学习很多基础理论课程，比如衍射理论，统计热力学，扩散理论，等等。这些理论知识在大学生毕业之后可能一辈子也不会用到。很多学生会问，为什么要学习这些理论课，我将来也不准备做学术研究。回答很简单：用这些理论来标记你的思维。试想，如果你毕业之后进入公司做研发。如果需要你做一项热处理实验，那里的技术员有十年经验，肯定胜于大学毕业生。那么，如果大学的目的仅仅在于培养技术，在实际工作中体现不出大学教育的意义。但是，有一点，一个没有上过大学的技术员永远也没有能力像一个大学生那样思考，因为他没有衍射理论和统计物理的概念。

这种思维上的训练就是一种独特的标记。高等教育可以赋予大脑逻辑，推理，论证等复杂的能力。这就好像是一种思维的标记，这种标记远远重要于学位的标记。正是由于这种标记，大学生就与没有上过大学的人清楚的区分开来。这种区分的意义并不在于社会中的竞争与实用，也不在于一个人在社会上那种世俗的地位。它仅仅用来标志我们思维的不同，不同的复杂程度，不同的潜力，不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这就是大学真正的意义。没有经过这种训练的人是无法像我们这样思考的。这种思考的能力和标记是大学给予我们最为珍贵的礼物。我们在创建现代大学时必须认识到这种大学的意义。

对话罗大佑——破坏成这样，我们要赶快修复

2009-03-25T20:13:00.002+08:00

和罗大佑的访谈，分两个下午进行，地点从酒店会所到他的家里，话题也不断地跳跃和发散，总是从预设的题目，自然而然地延伸到社会、时事、历史和科技。手势不断，表情丰富，时而激动时而低沉，时而兴奋时而叹息，这位音乐教父展示了他的喜怒哀乐，泄露了他的真性情。

人物周刊：先求证一个问题。2001年，在新浪网和网友访谈的时候，你说“我大概会写到2008到2010年左右”，按照这个说法，现在时间快到了。
罗大佑：那时候看起来，写到2010年是差不多了，没料到金融海啸会来，这个事情可能让我再延续一下。我们在弄纵贯线的时候，根本就没想过这个问题。去年5月10号，乐队开第一次记者会，那时候我在台北，隔两天四川就大地震了，这也是没想到的。
突然之间，很多事情要去handle（应对），很多题材可以写。去年发生太多事情了，雷曼兄弟的破产变成一个全世界的问题，听说全世界的财产从60兆美金跌了一半，这个财产是把股市、楼市、GDP和所有储蓄都算进去的。你看前几天的新闻，赌王的身家就缩水了9成。
人类的共识从来没有达到一致，但这次，所有的人类，从欧洲到美洲到亚洲，大家都认同这个经济危机是前所未有的，这样的话可能大家会团结一点。

人物周刊：萧条时期通常也蕴藏着很多机会，你们纵贯线现在有没有相关的题材？
罗大佑：我觉得《亡命之徒》里，多多少少有点这个影子。那首歌是阿岳（张震岳）的想法，他是从电影里去找感觉，从一个杀人犯要和自己的女朋友分别的角度去写。讨论的时候，李宗盛觉得可以发展下去，我就说，每个人都可以是亡命之徒啊，每个人一辈子总有个时间是像亡命之徒一样地生活。取得这样的共识后，我们觉得可以从每个人的角度去找一个亡命之徒。

人物周刊：看了春晚你们的演出，《亡命之徒》只剩下最后一段，还改名为《出发》。
罗大佑：对对对，歌词改得比较健康一点。

人物周刊：这背后是怎样一个过程？
罗大佑：也没什么，上春晚嘛，就是一个预告。从4月18日的北京开始，接下来会有一系列的演唱会，这个时候做做宣传也不错。春晚你是知道的，是给没有新意的人看的，所以我们也按照上级的指示，哪里不能做就不做。阿岳有一首《爱的初体验》，讲到“是不是我的十八岁”，现场把歌词打出来，我说我们唱成八十岁好不好，那边就说不行，一定要唱十八岁，歌词怎么打就得怎么唱，一板一眼，完全不能有失控的感觉。这蛮有趣的。

人物周刊：现在回过头，怎么看台北？
罗大佑：我现在反而最不会形容台北了，一个人一辈子最不会形容的大概就是自己的家乡，自己出生的地方。

人物周刊：你现在把台北当作自己的家了？
罗大佑：还是有点犹豫。不过现在好多了，自从去年5月，马英九上台之后，就好很多了。陈水扁吓死人了，前所未有的吓死人。

人物周刊：他们一家这几个月占据了很多报纸的版面。
罗大佑：你看这个人，在总统府里搞成这样，在监狱里还能搞成这样。（边摇头边笑）

人物周刊：你现在还是在关注那边的新闻吧？
罗大佑：重要的新闻都会关注。比如说台湾的经济，很多人都说，哎呀，马英九没什么希望，做不了太好。我觉得陈水扁搞了那么大一个烂摊子，其实李登辉的后期已经很糟糕了。马英九一上来就碰到全球性的金融海啸，蓝绿的对立还是很紧张，所以我觉得，还是要给他多一点时间。奥巴马当选之后的演讲说了，金融海啸可能不只一年，甚至不只在总统的一个任期之内就能结束。你想要马英九怎么样嘛。

人物周刊：很多人觉得马英九上台，会让两岸关系往好的方向走，你怎么观察？
罗大佑：我觉得两岸应该往自然的方向走，不要硬是把关系搞得太僵了。我比较赞成两岸慢慢地、自然地走到一起来，不要太牵强地统一，就像香港和大陆，你要太快也是不可能，麻烦事会一大堆，两边本来就很不一样的。
所以，我又说到金融危机可能是个好事情：当人类发现每个人都那么危险的时候，惟一的办法就是大家要彼此信任，每个人都要更努力。人是我们惟一可以相信的共同体，难道你要相信空气吗？相信海水吗？相信动物吗？我觉得每个人在危机里都只能够相信其他人，所以会更团结。
我是乐观的。现在大家经济都不好，都需要共同度过这个难关，政府和银行系统的前所未有的合作也是希望把这个难关解决掉，这些都是空前未有的。温家宝这次去欧洲，应该就是谈论金融这方面的事情。

人物周刊：你对时事的关注挺多的。
罗大佑：这个很重要嘛，亚洲、欧洲、美洲现在是鼎立的，就像中国小说里讲的三国时代，亚洲现在变成了美洲跟欧洲之间的协调者，大国崛起就是这样，我觉得现在怎么去扮演一个好的协调者，去帮助另外两个洲，这是好的事情。中国这个名字，本来就有一个“中”嘛，有点中庸的、中间人的味道。

人物周刊：可是，中国人也经常相互埋怨对方，要么太左要么太右，就是不够中。
罗大佑：你要反过来想，你批评我太左或者太右，其实你是想中的，才会注意到我是不是太左或者太右。中国人是想中而不得其门而入啊。其实中国人是一个蛮矛盾的民族。我觉得归于自然是比较符合中国人的哲学观，像老庄哲学就是，从中国的音乐里可以听出来，从国画里也可以看出来。

人物周刊：当时你离开台湾去纽约，主要是政治方面的原因？
罗大佑：从《明天会更好》那首歌就开始了，那首歌基本上就是被政治操作出来的。当时，党外的人批评我被国民党利用，批评我变节跑过去帮国民党；国民党的人又觉得，我写出这样的歌不伦不类。两边都不是人。

人物周刊：那时有一个逃避的心理？
罗大佑：当然有，我觉得在台湾已经没有地方可以容下我，完全被排斥在这个社会之外，这样很辛苦的。

人物周刊：到了纽约，可能意味着从零开始。
罗大佑：对对对，归零就对了。英语有一句话是“When you are nothing to lose，you win”，你什么都没得可输的话，你就赢了。如果还在意我是罗大佑、在意那么多掌声的话，你就会损失很多。什么都不需要，你就活得理直气壮了嘛。

人物周刊：你在纽约的生活怎么样？
罗大佑：我跑到最乱的、一般来讲中国人都不敢去的地方去住。

人物周刊：为什么？
罗大佑：我觉得这样才踏实，敢在台上唱歌的人，就应该敢到那么危险的地方去住。

人物周刊：站在台上很危险吗？
罗大佑：很多人忽略了，其实舞台蛮危险的。我说的舞台不是一般人讲的舞台，而是一个focus。比如在媒体上，你是所有人注意到的focus，你讲的话可能会被人断章取义，那是很危险的。像狗仔队那样的拍照，你交个女朋友、去夜店之类，都要偷偷摸摸。公众人物都会面对同样的问题，都是危险的。
搭得不好的话，演出的舞台也是危险的。华健就碰到过，舞台搭得不好，从上面掉下去，全身都是血。

人物周刊：现在回头看纽约，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
罗大佑：纽约肯定是全世界最深的一个都市，最大的一个人类原始丛林，它有全人类最好的和最坏的东西，最大的罪恶和最好的人性都在里面。

人物周刊：在纽约的时候都做些什么？
罗大佑：我那时候去考医生执照。临床医学考过了，基础医学还没考。基础医学要念很多书，药理、解剖，一大堆。那时候本来想放弃音乐的，后来跟各种人接触多了，觉得搞艺术还是很好，比较踏实，是我自己喜欢的。

人物周刊：那边的艺术家是怎样的生活状态？
罗大佑：他们会自己做木工活，比如我说我的窗户坏了，帮我修一下，他们就带着整套工具过来，很专业的样子。纽约的那种氛围很好，艺术家之间会互相支持。你要开一个party，我一定会到。中国没有那样的氛围。
华人世界的艺术家，相互的支持不够。你看中国人要搞一个band （乐队），特别难。像我们纵贯线，都是有十几二十年音乐经验的人，知道团结很重要，我们知道，阿岳可以打鼓，大佑会弹keyboard（键盘），李宗盛在弄那个木吉他，华健虽然电吉他弹得不好可是很喜欢这个工作，所以乐队很快就能上手。
最重要的是帮助对方把这个空间开拓出来，支持你就是支持我自己。大家都需要这个天空，这个天空是我们共同的天空，当我们把这个天空创造出来后，它就是人民的天空，是所有人的。
我觉得华人世界有一点比较奇怪，好像崔健做到No.1，我就要打倒崔健。这个概念是有问题的。你为什么要打倒崔健呢？你走另外一条路不就得了？很奇怪。罗大佑走了这条路，你就不能走一条非罗大佑的路吗？你干嘛要做另外一个罗大佑呢？为什么要做另外一个罗大佑来打倒罗大佑呢？不值得嘛。

人物周刊：从纽约来到香港，从西方回到东方，会不会有不适应？
罗大佑：还好啦，都是资本主义，在这个社会上谁也不管谁。不过，毕竟还是中国人的地方，创作上你大胆一点，就会有朋友说，小心点，不要拖我们下水啊，别累到街坊了。如果你太大胆，就没朋友了。在纽约，创作上是谁也不管谁。

人物周刊：当时为什么要来香港？
罗大佑：1986年，我从纽约来香港，担任一个音乐比赛的嘉宾。我发现香港正在面临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一个事情叫“七一”，我觉得这是人类历史上很大的一个事情，一个人一辈子可能都不会碰到一次。那段时间，我在香港写了《东方之珠》，连词带曲，没记错的话，是1986年的9月到11月。
那时候想想，我还是决定做音乐。1987年4月，我给父母写了一封11页的信，当时他们很担心我做音乐，我说我还是喜欢做音乐，你们要相信我，不会让你们失望的。写了那封信之后，他们就不再担心我了。
纽约让我认识到artist（艺术家）的正常状态。香港让我认识到比较好的创作制度，香港有作词作曲人协会，各种制度，包括版税制度比较完善，创作的自由也比较有保障。
那时候香港的翻译歌还比较多，翻译了很多日本歌。我做的是中文原创歌，我总觉得中国人还是要创作中国人的歌曲。

人物周刊：如果不做音乐，你现在会是一个好医生吗？
罗大佑：不敢讲是好医生，但也是不坏的。我是那种集中精神之后就很难分神的人，但集中精神之后，我会给自己很大的压力。医生这个行业其实不是太快乐的，很严肃，我做音乐已经这么严肃了，再去做医生，肯定会给自己更大的压力。

人物周刊：那时学到的东西，现在还有用吗？
罗大佑：有用有用，我想整个医生的行业，都是在学习怎样面对生命、尊重生命。音乐也是这样。创作都要讲感情，感情是生命里最重要的东西。
医生看的生死比较多，可能会无情一点。医生是必须借着无情来表达他的有情，创作则是借着有情来表达生命的无情。

人物周刊：当时对于自己做音乐，有没有怀疑过？
罗大佑：当然有，我到现在还在怀疑，担心自己随时有可能下一首歌写不出来，一直都有这个担心。这个担心是对的，会让我把创作出来的每一首歌都当成是上天的恩赐。

人物周刊：后来，你在内地也生活过。
罗大佑：在北京和上海都住了一年多。北京是2002年3月初到SARS之后。最奇妙的是广州的演唱会，我是2月18日在广州开演唱会，正好过几天是中国国家队打巴西，也在天河体育场。那是SARS最厉害的时候，那天又是我爸爸过世5周年纪念日，这对我特别重要。演唱会之前，我在北京问了很多朋友，你们有没有听到消息，我从香港带了一些口罩，你们拿去用吧。

人物周刊：为什么会去北京生活呢？
罗大佑：去北京之前在台北。2000年，陈水扁上台后，我觉得台湾怪怪的，觉得李登辉出卖了连战让陈水扁赢了。台湾看起来很民主，但这种民主后面有一种很大的欺骗成分，有很多操作在里面。
我觉得蓝绿的斗争，根本就是民进党搞出来的，后来也证明了，这是一场像“文革”那样的，左派跟右派之间的斗争。这个人不是左的就是右的，没有中间路线，“反右”就是这样开始的。民进党把自己定义成绿色，像我这种无党无派的人，就把我弄成蓝的。我什么时候支持过国民党啊？我的歌都是在国民党时期被禁的，但就是被打成蓝色了。我感觉在台湾已经住不下去，就想去北京试试，找个四合院生活一下。

人物周刊：在北京的生活怎么样？
罗大佑：北京的生活还是不错的，但我觉得北京的官僚气氛太重了。北京好像每个人都有个亲戚在中南海做事情一样。现在回头看看，也蛮有趣的，这段时间是北京变化最大的时候，就这五六年，肯定是北京历史上变化最大的时期，不只是因为奥运。像建筑，这几年新建了好多，整个都市的样貌都变了。

人物周刊：你觉得这是好事吗？
罗大佑：有好有坏。为了跟世界接轨，这样是好的；为了把中国传统的官僚气瓦解掉，这也是好事；还有甩掉历史的包袱。中国背着很重的历史包袱，而北京的包袱肯定是最大的，北京要是不把这个包袱松绑的话，中国就很难轻松了。北京松绑了，也是中国的松绑。坏处是，我们和中国文化之间，会不会造成一个脱节，掉到科技的漩涡里。

人物周刊：文化的脱节会造成什么后果？
罗大佑：我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不会写中国字是很严重的，比西方人不会写ABC更严重。西方人只要认识26个字母，但中国字很多，象形文字嘛。你要是连象形文字都不会写，这个文化就很危险，就没有认同感了。我一直觉得认同感很重要的。日本的没落我相信跟这个国家的脱亚入欧有关系。日本到1980年代的时候，经济全世界第一，可是你看现在就不行了。虽然日本这个国家很干净，日本人做事情很有效率，可是你会觉得这个国家缺少了一个东西，少了一个根本，所以亚洲人都不喜欢日本，欧洲人也很奇怪，你日本人怎么会觉得自己是欧洲人呢？成了四不像了。所以说，人一定不能忘本。

人物周刊：你觉得对你这一代台湾人来说，你们的本是什么？
罗大佑：我觉得不管台湾人怎么样了，跟中国必定还是有关系的。就算是原住民，跟中国人在血缘上、地域上都是有关系的。你不能硬把它切开。在台湾做那些去中国化的事情，是很愚蠢的，你还是用筷子吃饭的嘛，除非你硬要训练所有人都用刀叉吃饭，但是这可能吗？
我觉得认同，不管是怎样的感觉，都是一种普世价值。人毕竟是情感的动物。我想我们认同的都是一种不具有大的破坏性的价值，一种有安全感的自由的价值，就像罗斯福讲的，人有免于恐惧的自由，这是人的权利。

人物周刊：你是不是有很深的不安全感？
罗大佑：1985年非洲饥荒的时候，要求支援非洲的，全部都是艺术家。你看艺术，讲的都是人心里面追求的love，人类的爱、和平共处，所以他们最反对的就是破坏者。破坏者就是战争、饥荒、疾病、政治迫害等等。

人物周刊：后来你又去了上海，你觉得上海怎么样？
罗大佑：我觉得在北京、上海、香港和台北4个城市里，最相同的两个是上海跟香港，所以会有一个银行叫香港上海汇丰银行嘛。（大笑）这两个城市太像了，汇聚了很多丰富的东西。大家都不啰嗦，追求利益，精打细算，然后，追求最update的一些东西，从fashion，到news，到information，到股市什么的，CNN最近播什么，YouTube里面最新流行的视频。大家都知道金钱的价值很重要，这是很现实的，金钱不是第一的，但永远都是最重要的。

人物周刊：你不断地换地方生活，是为了体验，还是为了寻找一个对你来说比较有安定感的地方？
罗大佑：可能也是一种好奇心吧。1997之后，内地在很多方面帮到香港，同时香港也带给内地一些新的东西。短短10年之间，那种全球化的速度，让人感觉中国并没有在世界之外。这十几年里中国的变化，比从1997追溯到1901年的变化都大，从这里就可以看出，香港这个窗口是多么厉害。
还有广州，广州以前是扮演香港现在的地位。我去每个地方做演唱会之前，都会做一些study。我发现，广州有全中国第一个做枪炮的实验室，近代以来，很多最先进、最革命性的东西都是从这里开始。所以说，广州的开放要比上海悠久，上海开埠大概就两百年时间，广州大概600年前就开始了。我发现一些英文词汇的引进，是从粤语开始的，像我们把英语的John叫做约翰，用广州话来读，就很接近英语的发音，用国语的发音不像的。用国语将Peter读成彼得，Paul读成保罗，Mary读成玛丽，都是这样的。

人物周刊：八九十年代的时候，你经常提到新世纪，现在新世纪第一个10年已经快过去了，觉得新世纪有什么不同？
罗大佑：新世纪来势汹汹，来势汹汹啊。我觉得新世纪最不同的，是科技的泛滥。从1990年代，开始感觉到电脑的厉害，到21世纪，电脑更厉害，IT的普遍性更可怕，网络的普遍性更可怕，从google一直到YouTube再到facebook，越来越多，很多东西变得越来越空。
我觉得现在人类好像已经到了这样一种情况，就是共识会越来越多。所有的媒介和科技都在改变人的观感。以前查一个资料，要辛辛苦苦打很多电话，上图书馆才能查到，现在上网一输入关键词，哗啦啦都是信息，到了你看不完的地步。这不只是一个人的问题，是所有人的问题，我们都面临一个太多的问题，而不是太少的问题，这很可怕。这是第一个共识。第二个共识，每个人都觉得钱不够，但是又没有大问题出现。虽然金融危机来势汹汹，但媒体和科技的发达，快速有效地警告了所有人，大家也很有准备地慢慢调到相应的水准，不会像以前一样，一下子就跳楼的，一下子就把自己搞得乱七八糟的。
现在看起来，姓“社”的想姓“资”，姓“资”的想姓“社”，美国现在就是特别想姓“社”的感觉嘛。这好像跟当初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特别吻合，很和谐嘛。所以说，现在在香港待得挺好的，香港不就是一个姓“资”又姓“社”的地方嘛，所以我们在这里都很幸福，很合乎世界潮流。（大笑）

人物周刊：你好像对科技的东西比较警惕。
罗大佑：我很小心科技，因为我做过香港第一个48轨录音室，我知道科技的力量大到什么地步，比如说速度越快的车，产生的车祸就越可怕。越是高科技的东西，出问题的时候，越严重。这种东西一定要小心。音乐方面，MIDI太强大了，很可怕。还是得回到人自身。

人物周刊：你有点反现代化吗？
罗大佑：我不是反现代化，我觉得现代化的东西要接触，知道什么是现代化之后，就要回来，去寻找人跟科技之间的平衡。人跟科技跟大自然跟这个世界，要永远处在一种平衡的状态里。

人物周刊：你是客家人，这样四处跑，跟你的客家人身份好像比较相符。
罗大佑：血缘大概是有点关系的，我父亲也是一样，从台北跑到苗栗又跑到高雄。

人物周刊：你的《昨日遗书》里有这样一句话，“小时候，全家人都不善于向彼此表达感情”，这对你有影响吗？
罗大佑：可能有影响。在现实生活中不太会表达，就要放到音乐里来表达。

人物周刊：你父亲的去世对你打击很大？
罗大佑：很大，非常大。不过另外一方面讲，我父亲去世后，我就变得越来越自己了，重新开始扮演自己。

人物周刊：你在《锵锵三人行》里说的第二人生，就是这个概念？
罗大佑：对对对，就从那个时候开始。

人物周刊：第二人生是怎样的概念？
罗大佑：一般人来讲，从父母生你，到走进社会，到有了自己的家庭，第二人生就是有了小孩以后。但是我没有小孩子，我现在是想生个小孩子，以前觉得会束缚自己，可能是现在年纪大了。自从父亲过世以后，觉得好像是他的生命延续到我的生命里，我也想把我的生命再循环下去。

人物周刊：《昨日遗书》里也说到母亲，“上学第一天在教室从头哭到尾，因为妈妈不见了”，“更想回到她的体内”，这算是一种恋母情结吧？
罗大佑：这个东西每个人身上都有的。你从生下来，一直到上学，都是妈妈在照顾，突然到了一个群居的地方叫学校，旁边都是你没看过的人，有个新的人叫老师，这个角色一时还没办法接受，哭了好几天。

人物周刊：后来你母亲中风了。
罗大佑：是的，在纽约中风。脑血管里有一个动脉瘤，破掉了。她有高血压，特别容易破掉。我哥我姐我姐夫都是医生，破掉之后他们还不知道，没留意到是中风，因为她还有青光眼，以为是这个问题，都反对开刀，就我一个人赞成，因为在纽约这样的大城市，开刀是没问题的，最好的医生都在这里。到了医院，医生说，怎么现在才来开刀，说的话跟我一模一样。我的专业知识终于用上一次。（笑）

人物周刊：20年前你选择了做音乐不做医生，现在觉得这个选择有什么得失？
罗大佑：当然有得有失。失去的可能是一份很稳定的工作和生活，但是，我到现在都过得不错，这是相反的一种生活，一种比较漂泊的日子。过去这10年，我至少搬过10次家，搬家对我来说是很平常的事。
中世纪有一种吟游诗人，到处唱歌，到处跑一跑看一看，到一个小镇住一段时间，写一些歌，看一些不一样的人、不一样的风土人情。我到现在多多少少还保留着一点吟游诗人的感觉。在21世纪还能过这种生活，我觉得蛮难得、蛮奢侈的。缺钱的时候就出来唱一唱，赚一点钱，写一些歌，做一点电影配乐。政治人物像陈水扁那样的，看着不爽就骂一骂，好像也不错的。

人物周刊：你在自己的音乐和书里，一直说到“家”，它既是你要逃离的地方，又是你要回归的方向。现在，你想得更多的是逃离还是回归？
罗大佑：现在是想回归比较多，到了一定年纪了。我是巨蟹座的，巨蟹是比较内向的，总喜欢在家里东弄西弄，把家布置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人物周刊：现在的状态还不错吧？
罗大佑：还OK啦，我觉得生活只要保持一种OK的状态就行。可能也跟没有小孩子有关系，有小孩状态就不一样。我后来发现，有小孩的家庭和没小孩的家庭，差别是蛮多的，因为你的生活重点会不一样。我要搬家的话，随时都可以走，没什么顾虑。很多父母要搬家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小孩的教育环境问题。

人物周刊：那你还是想要小孩？
罗大佑：我有点想耶，我也想改变一下生活嘛。

人物周刊：想过再成立一个家吗？
罗大佑：这里就是我的家嘛，自己在哪里，哪里就是家。但我随时都会搬出去。至于要去哪里，跟整个中国的变化有关系。我还是想到处看看，发生了什么。中国现在变得蛮厉害的，这种改变比起20年前的那种改变，差别是很大的。

人物周刊：做乐队这个想法怎么来的？
罗大佑：最早的想法从前年、大前年就开始，一直在想要起什么名字，哪些人来合作，其实也跑不了这几个人。

人物周刊：纵贯线成立的原因，有两个非官方说法：一个是“救市说”，为滚石的唱片市场救市；一个是“救命说”，要感动陈淑桦走出自闭。
罗大佑：淑桦现在是在比较封闭的状态里，我们想能不能给朋友一些帮助，做一些事情。4个男人加一个女的，我们可以写一些歌，我想等到我们4个弄得比较成熟一点再找她可能会好一点。

人物周刊：纵贯线成立的时候，你们说，“要搞非常之建设，先搞非常之破坏。”这个破坏怎么理解？
罗大佑：当初写这个有点耸动了，有点故意要引起注意才写的。现在不必去搞破坏了，整个环境已经被破坏成这个样子了，我们要赶快去修复一些东西。（笑）假如在2009年，有一首像《明天会更好》那样，可以激发大家士气的歌曲出来，也不错啊。虽然我很不喜欢《明天会更好》这首歌，但假如有一首不同风格、能起到同样作用的歌，我觉得是很好的事情。

人物周刊：之前有个说法，说这个乐队成立1年就要解散。如果市场反应特别好，有没有可能继续做下去？
罗大佑：1年应该是差不多的，我觉得不要再延续下去。可以用其他的形式，各自做自己的，因为我还有音乐剧要做，我现在一直在写音乐剧。

人物周刊：写什么样的音乐剧？
罗大佑：跟下一代会有关系，跟儿童会有关系。

人物周刊：另一个《未来的主人翁》？
罗大佑：类似于这样的，但是比较喜剧式的，跟这一代、下一代之间的那种错综复杂的爱情啊、婚姻啊、教育啊都有关系。

人物周刊：有没有想过做完音乐剧之后，或者说到了某一天不做音乐了，你会做些什么？
罗大佑：我想音乐还是我终生的职业，因为跟音乐有关系的东西太多了。科技的发达使每一种行业都连结在一起，但还是要跟音乐有关系，没有音乐会觉得怪怪的。我现在就在帮杜琪峰的一个电影《复仇》做配乐，一个法国投资的电影。这些行业都是分不开的。
我觉得在这个时代，这个环境下，你在本行做得好，也可以在其他行业做下去，不用担心失业的问题，只怕你没有专业的技能。

人物周刊：你会不会害怕被遗忘？
罗大佑：还好。我一直觉得我是处在被遗忘的边缘状态。从《恋曲2000》到《美丽岛》，差不多10年时间，不也是半被遗忘的状态嘛。

人物周刊：很多艺人害怕这种感觉。
罗大佑：我不怕，尤其我是以创作为主的，自己把自己看得比较幕后一点，干扰少一点，比较适合观察。我是那种死掉之后，只要我的歌还能流传，不用记得我是谁都没有关系的。只要歌还在就好。

人物周刊：《昨日遗书》这个书名，好像是要跟过去告别。
罗大佑：人生对我来讲，一直都是一个个的阶段，你到了一个阶段之后，就会觉得是跟上一个阶段告别。写那本书是在1987年刚到香港的时候，那时是在跟离开台北的那个罗大佑告别。当然不可能完全告别过去，只是希望更清楚地活出一个新的未来，在新的环境里做一些新的事情。时代也在改变。从1980年代到1989年，到1997年，到2000年，到美国的“9·11”，到SARS，一个演唱会又一个演唱会，一个都市然后又是一个都市，都不一样。风景在走，人也在往前走。或者空间没动，可人都过去了，永远过去。

人物周刊：等到哪一天真的要告别的时候，你希望墓志铭上刻些什么？
罗大佑：我想过这个事情，以音符来表达生命的人的下葬地，大概是这样。我是用音符来表达我对生命的观点的，我所有的情感和观点都在音符里。

许知远傻瓜，这不是经济问题

2009-03-24T17:37:00.001+08:00

在一九九二年的总统选举中，比尔·克林顿提出了「傻瓜，这是经济问题」。

这句口号戏剧性的改变了选举结果，经验丰富、打赢了海湾战争、外交政策上大获全胜的乔治·布殊，充满遗憾的落选了。一次经济衰退正席卷美国，而这正是在布殊任内。

这像是全球政治的转捩点。那个外交行动、地缘政治主导的冷战年代过去了，人们不再担心冷战、核问题，就业、物价、储蓄、住宅，这些经济因素决定公众情绪，也决定政治议程。克林顿战胜布殊的那一年，也是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的年份。被天安门事件中断的改革，以另一种方式重启。政治上的改革被终止，但经济上的改革要更为大胆。

比起八十年代涉及到政治、教育、军事、农村、经济的全方位变革，九十年代的中国倒是牢牢的回应了克林顿的口号。经济意识已深入政治人物与普通公众，甚至变成了一种新的「意识形态」 ----所有人都只是经济动物，只有经济增长能保持住，其他问题都能迎刃而解，或者继续拖延下去。

一方面，它成功了。中国的确正前所未有的沦为一个经济国家，政府官员们忙于招商引资、建工厂、卖地皮，而普通民垄，则让自己的整个身心被股票、房子、存款所佔据。它们达成了一致。但另一方面，政治的腐烂和社会的衰败，同时到来。

一个不受制约的政治权力，在不断涌现的物质诱惑面前，变得更加肆无忌惮，观察官员们在过去二十年的腐败程度的曲线，你会看到令人瞠目结舌的增长，以至于你听到一个局级官员上千万元的贪污，根本不会吃惊。垄断的政治权力，也造就了庞大的垄断经济实体，它们不依赖于创新和效率，它们让刚刚开始的自由市场相形失色。

社会的溃坏则更为触目惊心。一九八九年的悲剧性事件摧毁了人们对于政治的信念，也埋葬了纯真和社会正义。物质欲望暂时填补了精神真空，但也把我们带入一个「一切都是可以交换的」的年代。这种社会情绪中，有利可图的事务会以极高的效率完成，而和每个人不直接相关的公共事务，则会乏人问津。

在大学教育的领域，更能表现出这一特性。在过去的十年中，中国大学迅速的膨胀，经费迅速的增加，但主要的结果是，大学校园里增添了大量丑陋的楼房，教授们将大量精力用于争夺研究基金，至于大学的理念、研究的课题、学生们的未来，则像是一片没有利用价值的荒草地，被忽略了。

当一个社会中，连大学这样的教育机构都放弃了自己的价值观，变成了另一种权力和经济机构，那揦这个社会的思想混乱、气质的庸俗就可想而知了。大学的失败，也在某种意义上标志著一个国家未来的失败，它无法培育出所需要的创造力、激情、理想和信念。

彻底的经济思维，也妨碍了这个国家对于自己所处的世界的理解。「只有我们强大了，这些问题就都能解决」，每当遇到令人不悦的国际摩擦时，很多人立刻会这揦想。

每当领导人出访时谈到双边关系时，一长串的投资、贸易数字总是被最先谈论的。即使面临国内问题时也同样如此，我们谈论两岸问题，总会说台湾经济对中国大陆的依存度有多高，提到西藏问题，则是中央对于拉萨的经济建设与援助的额度。倘若把这些外交措辞排列在一起，很容易给人这样一副印象----中国是一个小商小贩式的国家，相信一切都可以通过金钱来解决。

此刻的中国，面临著双重的转变。在国内，政治溃坏和社会矛盾都在加剧，但解决它的方式显然不能依靠经济手段，政府通过金钱来收买社会的方式，将会带来更剧烈的社会溃败。每个中国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多元价值观、自由表达、尊重个人权力、能催生美好的文学、艺术的社会中，而不仅仅是天天沉溺于物质生活又贫富差距严重的社会。

而面对中国不可避免的重新崛起的进程，中国也需要理解，物质财富并不总是能转化国家关系中的权力，而没有信念和价值观的政权，则只会以更快的速度衰落。它自身的重量，常常会压垮它。

眼前的金融危机，正给予中国政府新的藉口，使它既可以将过错推给全球市场，又可以延缓急需开始的政治改革和社会重建。一切又都是经济问题了，刺激经济的言辞掩盖了这个国家更根本的困境与挑战。

一个外来者会将美国迟缓的计划和中国迅速行动作类比，从而得出中国政府更为高效的结论。但他们却常常忘记了，当没有一个官僚制度和社会系统来支持时，所有的良好政策与大胆行动都会迅速变形，以至于背道而驰。因为，它从不仅是个经济问题。

许知远《醒来》的自序

2009-03-24T17:28:00.001+08:00

《醒来》的自序

这本书一拖再拖，快四年了。这也是我第一本最像完整的书的书。

多亏了晓波和于威的建议和编辑，才成此模样。其中的很多判断，在经过四年时间的考验，显得更清晰和准确了。

这篇自序写于四年前，对中国社会的种种感受，如今变得更明显了，我们的确在进入一个智力和情感上的小小的黑暗时期。

历史写作是一种创造活动……给我们一种生命的共鸣。
——萨帕瓦利·拉达克里希南

如同之前的所有作品一样，这本书也是一连串疑惑、焦虑与截稿日期的产物。唯一的不同是，这次蕴涵的情感更为复杂。一方面，我继续为长期的个人身份的认定而困惑，终其一生，每个人都在用各种方式言说自己“为何与众不同”。另一方面，我日益认识到，自我身份的寻求与我所生活的国家与时代息息相关。我个人的身份焦虑感与我的国家面临的境况纠缠在一起，它令我沮丧愤懑，更是力量的来源。做为人类规模最为壮观的实验场，中国将为未来几代年轻人，提供一个超出想象的广阔舞台。这其中充满粗俗、不安、混乱，也可能激发起参与者身上的好奇心、创造力、对生活的更深刻的理解。古罗马历史学家波里比乌的感慨令我动容：“在不到五十三年的时间里，整个世界就臣服在罗马的无可置疑的权威之下。对于这样一个过程，无论多么平庸和冷漠，怎么可能不产生探究的好奇心呢？”

这本书试图描述的年代跨越了一百一十年，从一八九四年夏天开始的甲午战争到眼前仍热情高涨的镀金年代，还有对未来模模糊糊的憧憬。它没给出了什么值得倾听的结论，却代表着一个年轻知识分子对于他自己国家的重新认识。他试图用好奇心与探索，来取代长期教条教育所造就的对历史的冷漠感。

几个命题让我如此着迷，却束手无策。历史的动力是什么，在不同的时代，推动中国社会的变革的力到底来自于何方；历史背景将在多大程度上塑造对应的那一代人；中国的国家性格到底什么；哪些因素塑造了今天中国人的价值观；中国社会是以何种方式组织一起，又是如何运转的…… 这些没有结果的思考，潜移默化地赋予了我某种历史意识，燃烧起我对于国家命运的深刻好奇心。
不无好笑的是，我对于中国的主要理解，主要来自于海外那一小群汉学家。史景迁与李文森是我最喜欢的两位，他们毫无东方学者的傲慢与狭隘。前者“像天使一样写作”，同样是在描绘二十世纪的中国，他所呈现的不是破败与愤怒，而是一代代中国人面对困境时表现出的韧性与想象力；而后者则从不把中国当成一个特殊国家，他相信中国的经验也同样是整个世界经验的一部分，用犹太人对身份的敏感性理解中国的儒家传统在现代世界的挫折感。

这多少也代表了我的努力方向。我相信这种探讨恰逢其时，今天的中国人正生活在一种强烈的反智主义情绪中，这种流行情绪带着“理性”、“实用”的面纱，习惯性的嘲笑一切更为单纯、理想主义的情感。它试图将人挤压成一种既平面又被动的生物，他们对过去与未来兴味索然、只生活在现在，他们也对个人信仰与创造力缺乏信心，相信除去加入了众人的大合唱外，别无选择。

在所有的章节里，我都不自觉地流露出对伯格森的哲学某种信服，这个法国人在一个世纪前曾说：“说社会的进步是由于历史某个时期的社会思想条件自然而然发生的，这简直是无稽之谈。它实际只是在这个社会已经下定决心进行实验之后才一蹴而就的。这就是说，这个社会必须要自信，或无论怎样要允许自己受到震撼，而这种震撼始终是由某个人来赋予的。” 我相信，这一个多世纪的中国历史中最让人心醉的时刻，也正是这些震撼发生之时。

吴晓波费孝通和他的江村经济

2009-03-24T13:20:00.000+08:00

费孝通
By [ 吴晓波 ] 2009-3-24 9:50:52

知远说我这篇文章写的好，大抵是因为他和我都坚信费孝通在29岁时写下的这段话：“社会是多么灵巧的一个组织，哪里经得起硬手硬脚的尝试？如果一般人民的知识不足以维持一种新制度时，这种制度迟早会蜕形的。”与激烈的五四精神相比，这是一个同样值得继承的传统。
【】江村经济
今年是费孝通先生（1910－2005年）诞辰九十九岁大寿，也是《江村经济》发表70周年，请允许我用这篇文字纪念这位伟大的中国问题专家。
1939年，29岁的费孝通出版了英文版的《江村经济》一书，日后它被奉为中国人类学的奠基之作，费孝通还是世界上第一个指出乡村也能发展工业经济的经济学家。其实没有“江村”这么一个村庄，它的原型叫开弦弓村，在距离“孤岛”上海一百公里的江苏省吴县。
这本书的诱因是一个让人心碎的青春悲剧。就在四年前的1935年秋天，燕京大学社会系学生费孝通与新婚妻子王同惠前往广西大瑶山做瑶寨实地调查，在翻山越岭中，费孝通误入瑶族猎户为捕捉野兽而设的陷阱，王同惠为了救他独身离去寻援，不慎坠渊身亡。第二年开春，为了疗伤和平抚丧妻之痛，费孝通来到他姐姐费达生居住的开弦弓村，在这里，他拄着双拐，带着一颗破碎的年轻的心，开始了一次细致的田野调查，《江村经济》就是结出来的成果。
苏南的吴县一带自明清以来就是江南蚕织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晚清，欧洲的机织技术引进中国后，这里的纺织工业就开始萌芽，费孝通无意中找到了观察中国乡村工业的最佳试验点。当时流行的经济观点认为，工业的发展必须集中于城市，乡村最多是原料和劳工的来源地，费孝通则不这样认为，他说，“若都市靠了它的技术的方便，代替农村来经营丝业，使本来可以维持生活的农民成了饥民，成了负债的人，结果是农民守不住耕地，都向都市集中。在农村方面，是经济的破产，在都市方面是劳动后备队伍的陡增，影响到都市劳动者的生机···所以，我们想达到的就是把丝业留在农村，使它成为繁荣农村的一种副业。在农村设厂，规模就要受到人口的限制，所以我们寻求最小规模、最大效率的工厂单位。”费孝通的这种观察超出了同时代的所有人，不独在中国，即便在全球学界也是独步一时，它完全不同于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大工业设想，而是一种来自于中国的经济思想灵光。事实上，开始于1978年的中国经济大改革，由乡镇企业为“预料之外”的突破口，正是从这里发芽的。
开弦弓村在1929年1月，就购进了先进的缫丝机，办起了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丝厂，它被认为是现代企业史上第一个农民自己办的丝厂，村里还成立了民间银行性质的信用合作社，费孝通的姐姐、毕业于东京高等蚕茧学校制丝科的费达生正是这一事业的重要倡导者。这些新事物的出现让费孝通好奇不已。他把开弦弓村当成是“中国工业变迁过程中有代表性的例子，主要变化是工厂代替了家庭手工业系统，并从而产生社会问题。”而他最终得出的调查结论是这样的：“由于家庭工业的衰落，农民只能在改进产品或放弃手工业这两者之间进行选择，改进产品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也是一个社会再组织的问题……因此，仅仅实行土地改革、减收地租、平均地权并不能最终解决中国的土地问题。最终解决的办法，不在于紧缩农民的开支，而应该增加农民的收入。因此，让我再重申一遍，恢复农村企业是根本措施。”
1938年春，费孝通在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这就是第二年出版的《江村经济》――这本书一直到1986年才被翻译成了中文在中国出版，它被看成是人类学中国学派的代表作，是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从“异域”转向“本土”，从“原始文化”转向“经济生活”的崭新尝试。不过，它的经济学意义从未被发现。因为从二十世纪的四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尝试在农村培植自己的工业基础，因为这是反大工业的，是可笑的。
费孝通一直以来被看成是一个社会学家，他当过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和中国社会学学会会长，而他的观点在经济学界受到关注是从批判开始的。1957年，他重返二十多年未归的开弦弓村做调研，在那里他又从田野里拾回了三十年前长出来的那个疑惑，“农民为什么还是那么穷？”，他在《重返江村》一文中大胆地设问说，“现在土地制度变了，每个农户都拥有了土地，怎么还是缺粮食呢？”他走村串户，盘帐计算，得出的结论是“问题出在副业上。”
他写道，“我提出这个主张和当前的趋势是不合的。至少过去几年里，似乎有农业社只搞农业，所以加工性质的生产活动，都要交到其他系统的部门，集中到城镇去做。甚至像砻糠加工这样的事都不准在农业社里进行。在开弦弓村我就看到有个砻谷机，很可以把砻糠加工成为养猪的饲料。但是镇上的砻谷厂不准他们这样做，宁可让村里大批砻糠当燃料烧掉。以蚕茧说，烘茧过程也要划归商业部门去做，结果实在不很妙。但是看来国家遭受损失事小，逾越清规却事大。”
费孝通重申了他在年轻时得出的那个结论，“在我们国内有许多轻工业，并不一定要集中到少数都市中去，才能提高技术的。以丝绸而论，我请教过不少专家，他们都承认，一定规模的小工厂，可以制出品质很高的生丝，在经济上打算，把加工业放到原料生产地，有着很多便宜。”他更大胆用数据说明乡村工业的倒退，“总的看来，副业方面现有的水平是没有二十一年前高了。作一个大约的估计，1936年，副业占农副业总收入的40％多，而1956年，却不到20％。”
这样的观点理所当然地受到了猛烈的批判，费孝通被指责“在副业上大做攻击共产党的文章”、“反对社会主义工业化。”在随后开展的反右运动中,他被划为著名的大右派，在其后的二十年中，凄惨度日，自称“连一张书桌都没有。”
1978年，费孝通始得平反。谁也没有料到的是，他在1935年所期望的“农村企业”竟成了日后中国经济改革的突破口。1981年，费孝通第三次访问开弦弓村，他看到家庭工业开始复苏，家庭副业的收入占到了个人平均总收入的一半，而在吴县一带，乡镇工业遍地开花，甚至跟城里的大工厂争原料、争能源和争市场。1983年底，费孝通写出《小城镇再探索》一文，认为“农民充分利用原有的农村生活设施，进镇从事工商业活动，在当前不失为最经济、最有效的办法。” 正是在这篇文章中他第一次提出了“苏南模式”。他写道，“从西方工业革命发展的历史经验上看去，苏南的乡镇工业是不伦不类，难以理解的东西，而从中国农村的家庭经济结构上看去，乡镇工业却是顺乎自然的事情······与西方工业革命的历史相对照，草根工业无疑是中国农民的一个了不起的创举。”
1986年，已经是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费孝通在一篇新闻报道中看到，在浙江南部的温州出现了一种有别于苏南模式的民间工业，他当即以76岁的高龄亲赴温州考察，陪同者描述，“费孝通一行在乡镇政府的接待室里听介绍，四周窗子的玻璃是残缺不全的，冷风丝丝吹进，他虽然穿着呢大衣，可清鼻涕仍不由自主地淌下来，双脚也冻得难受，有点坐不住。”不过，在温州看到的景象还是让这个睿智的老人很兴奋。在当时国内，对温州私人经济的批判和讨伐之声不绝于耳，而开明的费孝通则认为，“用割的办法是不能奏效的，割了还会长出来。” 他撰写的长篇调研报告《温州行》予以传播，后来又提出了“温州模式”的概念。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成为中国民营经济最引人瞩目的两大成长模式，竟然都出自费孝通之观察，斯人贡献，以此为大。1990年之前，每逢宏观调控，乡镇企业都成遭受整顿的对象，费孝通一直是最坚定和大声的捍卫者。
费孝通长寿，逝于2005年，晚年名满天下。他年轻时英俊清瘦，入中年后则胖硕开朗，能写一手好律诗，做起学术文章来却是妇孺能懂，举重若轻。我曾在1997年访问过费老，面对后辈小生，他不厌其烦，耐心以对，反复说的一句话正是，“农民和农村的问题解决了，中国的问题就解决了。”日后，每当谈论农村问题，我总是不由自主地会自问，“费老会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遥想1936年的那个开春，当青年费孝通拄着拐杖，好奇地走进开弦弓村的那一天起，他就是一个小心翼翼的改良主义者，在他看来，“社会是多么灵巧的一个组织，哪里经得起硬手硬脚的尝试？如果一般人民的知识不足以维持一种新制度时，这种制度迟早会蜕形的。”

加藤嘉一中国和西方，各说各话？

2009-03-21T08:37:00.001+08:00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加藤嘉一

最近，我收到了一封来自欧美朋友的电子邮件，题目是《a quarter of Chinese territory is now de facto an armed camp》（中国四分之一的国土成为军管区）。这位朋友想和我探讨一下西藏问题。然而，面对这个问题，我却不敢说话——不是怕得罪了什么人，而是中国和西方在这个问题上完全矛盾的说法，让我这个想保持客观中立的观察者不知该怎样下结论。

我们简单回顾一下，北京和达赖在任何事情上几乎没有一次达成过共识，双方释放的信息令我感到混乱：据中国当局的立场，西藏自古以来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这种关系说不清到底是谁建立的；北京在西藏推行大规模的现代化建设，这种建设却被达赖称为“同化”，遭到批评；达赖批评中国把几千万汉族人移民到西藏，但北京认为只有八万人；北京当局对文革时期的激进民族和宗教政策进行了检讨和补偿，但许多藏族人反而很尊重毛泽东；2008年发生“3?14事件”以后，北京谴责达赖支持恐怖主义，却没有终止与达赖的谈判……

我能确定的是一条主线。那就是，一方面，以汉族为主的华人对中国政府强烈支持，对批评中国政府的外国舆论感到非常愤怒。华人认为西方人对西藏没有发言权，因为那些观点是建立在“几乎等于零”的知识上的。另一方面，知识有多少虽并不是发言权的依据本身，但西方媒体在西藏问题上的确缺少理性、客观、公正的态度和方法。而这位西方朋友的来信使我再次感到“中外沟通”恐怕还要走一段路。

“And even if something somehow does happen there will be no one to independently confirm or observe it, since all foreigners and journalists are ordered out not only from TAR, but also from the other Tibetan ethnic areas of Qinghai, Gansu and Sichuan”(因为所有的外国人和外国记者不仅已经被驱离了西藏自治区，还被驱离了青海、四川、甘肃的藏区，所以即使那里真的发生了什么事情，也没有任何人可以做出令人信服的证实或否定。)

据我观察，这句话不仅带着强烈的情绪，而且不完全属实。就在我收到这封信的同一天，即3月10日，英国《金融时报》的记者Geoff Dyer从青海藏区的尖扎发来了稿件《中国在青海藏民区加强戒备》（http://www.ftchinese.com/story_ce.php?storyid=001025148）。这篇报道详细描述了中国政府和军警在尖扎采取的封锁措施，还提到了青海其他地方的情况。

只要看一看这篇FT的报道就不难了解，尽管中国政府在青海藏区的控制力已经得到加强，并要求记者们离开，境外媒体并没有因此完全失去到藏区采访的机会。中国在西藏和其它藏区的旅行禁令是针对外国人的，而从文章来看，警察只是检查和询问，并没有阻止本国人的旅行。再加上各地中国人可以随意进出西藏，西藏对外的通讯也还在运转。而就这位西方朋友而言，假如认为围绕西藏的一切信息都是“完全没办法相信的”，那你的发言权又从何而来？这也是大家经常陷入的瓶颈，无论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

“I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d nothing to hide why does it chase out everybody out who can inform the world and in order to insure, or more correctly put, enforce "stability" uses armed force to lock out an enormous territory...Stability at what cost? ”（如果中国政府没有什么需要隐藏的，那为什么要在四分之一的国土上，把能向全世界报告情况的人都赶出去，并用武装部队来确保，或者更准确的说，强加一种所谓的“稳定”？为了稳定，代价是什么？）

我身边的大多数中国人都认为，这是一个根本不存在的问题。中国人会认为：“hide（隐瞒）”其实并不成立，政府的做法只是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其动机则不是对外宣传，而是对内治理。

很多中国网民认为，由于去年3月外国记者在拉萨出现，而使示威者或曰暴乱者士气提高，一发而不可收；今年外国记者没有了，示威者和暴乱者就没有热情来“自娱自乐”，于是2009年的拉萨比2008年安静得多，政府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对于这一观点是否正确我不进行评论。但可以说，这确实代表着中国政府和精英的潜意识。必须指出的是，上述观点里没有提到因为禁止外国记者入境，而造成中国形象恶化的问题。之所以如此，在我看来，是因为中国人根本不重视这件事。

如果说2008年的时候，中国还在高度紧张中筹备奥运会，全国上下都害怕万一被抵制了怎么办，所以形象问题还很突出；2009年的中国既然摆脱了奥运会这个大包袱，又没有因为经济危机而特别期待外援，那么，官方也好、精英也好，此时此刻对国际舆论潮流的看法会比较坦率和真诚。《时代周刊》最近发表了一篇社论：《西藏之痛》。它在文章中称；“中国方面，有一些官员怀疑内部镇压并拒绝海外对话，将会导致未来某一天后院起火。”我是几乎没有见过持类似观点的中国官员的。据我了解，中国的官员基本上都相信，西藏的居民是中国的公民，西藏的土地是中国的领土，西藏的官员是中国的公务员，西藏的法律是中国的法律，西藏的事件是中国的内政。

对于具有强烈的利益需求维护主权，实现领土完整的中国当局来说，不付出极大的代价，是不可能做出任何反思的。而在西藏问题上，代价肯定不会是“遭到世界舆论的批评”，因为它对中国人的思维来说是不值得在乎的。如果一个人坚信可以通过加大舆论上的压力而使得中国政府“知难而退”的话，那么他就很难和中国大陆的主流舆论进行对话。即使真的坐到一起，两者也必然陷入“你讲你的，我说我的”的局面。

在网络时代，中国和西方拥有了前所未有的交流机会，然而西藏问题反映出的却是中外交流的悲剧。西方人本来有意愿把自己的价值观传播到中国，中国人却对此进行强烈指责，称“虚伪、傲慢、伪善”。中国人也真心认为自己在维护真实和正义，却也被批评为自以为是，盲目自大。西方人也好，中国人也好，在我看来，只顾“走自己的路”是不可取的，要防止“让自己无路可退”的困境。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作者邮箱：kyoshikazu@gmail.com；作者新近译作：《日本走向何方》。

郎咸平中国企业存在病态心理

2009-03-17T21:22:00.002+08:00

我在全中国各在演讲，西到乌鲁木齐，北到内蒙，东到丹东，南到三亚，我走到任何一个地方，企业家问我问题之类似让我感到震惊。他们问：郎教授，你能不能谈一下，哪一个行业是最有潜力的，我想去投资。地方干部也会问我一个问题：郎教授能不能请你谈一下我们这个区域的区域竞争优势。他们问的这些问题都是错的，问这些问题的原因就是僵化思维，企业家也是这么想问题的。我现在就想从中华文化来谈谈，什么是中华文化的本质。

　　从数学角度看《三国演义》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是没有错的，这个没有人会有意见。在这种博大精深的外衣之下，我们谈谈小问题。我认为中华文化有两个小问题，第一个小问题，投机取巧；第二个小问题，浮躁。《三国演义》这本书的本质几乎囊括了我们中华文化的小问题之一，那就是投机取巧。《三国演义》里面有位男主角是诸葛亮，这个男主角在《三国演义》里面最著名的就是赤壁之战和空城计，你们一下子想到的也是这两个。

　　赤壁之战和空城计不但你想的到，在京剧，在我们各种章回小说里面、古典小说里面重复提到。当然了，历史上不一定有这两个事。但是真正的历史不重要，而是《三国演义》影响了我们的历史，赤壁之战的决胜因素是什么？有人说了是借东风！因为当时是冬天，刮的西北风，曹操的战船在北面，东吴和蜀在南面，如果要用火攻的话刚好逆风，因此一定要等到东西风来才行，所以我们的男主角诸葛亮同志登场了，终于借来了东风，火攻成功，大败曹营。我请大家想一想，你们跟我来个逆向思维想一个问题，万一这位男主角东风没有借到怎么办？如果东风没有借到，百万将士生命将置于何处？这是什么事件，是标准的小概率事件。第二件是什么事就是空城计，诸葛亮同志弹琴，他在赌司马懿同志多心，因为司马懿同志就是个多心的人。可是万一那一天跟他老婆吵了一架不多心了呢，被他老婆骂一顿心里一毛，桌子一拍上来把诸葛亮抓走了，有没有可能呢？当然有可能了，吵架是天经地义的事，如果司马懿如果真的把诸葛亮抓走的话就没有《三国演义》了，就变成“二国演义”了。你身为堂堂蜀国的宰相，冒这种风险，这就是小概率事件。你有没有听过“杀鸡不用牛刀”？有没有听过“四两拨千斤”？很有道理是吧！只要你认为有道理的，基本上都是错的。你们顺着郎教授的思想再来想一想，如果拨不了咋办，被千斤压死了。为什么中华文化不喜欢“千斤拨四两”？为什么杀鸡不能用牛刀？我用机关枪不是更好，保证能打死是不更好吗？为什么“千斤不能拨四两”，想一想，“千斤拨四两”一个必胜的把握有什么不好？

　　中国企业的“病态心理”

　　中化民族是一个崇拜悲剧英雄的国家。你看我们的京剧、电视剧、甚至我们的章回小说崇拜杨家将、文天祥、史可法、岳飞、屈原等人，我们再换一个逆向思维，你有没有想到我们这个民族，对于他为何而失败是没有兴趣知道的，对吧？我们从小学念到大学，什么时候老师教我们说：你们为何对岳飞被十二道金牌召回，仔细研究一下他背后的原因。屈原跳汩罗江，好悲壮，我们只能说：你看看楚怀王的昏庸。再讲一句大家熟悉的谚语叫做“失败是成功之母”，这是全世界最荒谬的逻辑，失败加失败加失败竟然能够成功。如果你把这一句话翻译成英文叫失败是成功的妈妈，你把这句话讲给老外听人家肯定不知道。哪有失败加失败加失败等于成功的道理。我们对于失败背后的原因从来不去深究，从来不去研究，可是我告诉各位每一次失败都有原因，不是管理的问题就是战略的问题要不然就是其它的问题，但是我们的文化从来不鼓励我们去研究失败的原因。我们只看表面现象，不看背后真正的原因，这种只看表面的民族是浮躁的。因为我们看什么事情，不往深里去挖，不看真实的东西，不看本质的东西，只看表面现象，所以我今天讲这么多历史故事。

　　我给大家讲了两个观点，第一在这种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之下产生两个影响极为深远的文化异类，叫做投机取巧以及浮躁。我今天准备拿投机取巧以及浮躁来谈谈我们企业家。我们的企业家是我常常批评的，他们有世界五百强的病态心理，做到一定规模就要做大做强，这就是浮躁的心态。当去问这些企业家为什么要做大做强时，他们是讲不清的，他们认为做企业就是要做大做强，这个问题就来源于他的浮躁心态，他们认为企业做大做强才是正确的。

　　中国的企业比如联想，做到一个阶段之后收购了IBM的手提电脑部门，这是什么心态造成的呢？难道收购这个部门是正确的吗？想一想IBM为什么不要了？你知不知道IBM的战略是什么？联想收购IBM的举动就是我从文化层面来做的剖析，而且我觉的我们很多企业家有世界五百强的病态心理，做到一定阶段之后就想成为世界500强。另外，你用收购兼并的方法做到五百强，在他们看来收购兼并是容易的办法。这种现象非常值的我们关切，而且我们对于事物本质的把握是非常不到位的。联想2004年之前曾经做大做强过，他们想搞IT服务、手机、互联网，到04年之后宣布失败，随后又收购IBM的手提电脑部门。这一切的做法就是我讲的，一个浮躁的心态让他喜欢做大做强，而其手法是投机取巧，喜欢小概率事件。

　　中国企业还在大厨师炒菜阶段

　　你不太喜欢看事物的灵魂、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基础，表面上看起来他不要电脑部门了，表面上看起他最大的业务是IT服务。我想告诉各位，IBM的战略非常清楚他就是要回归行业本质。软件分成三种，一个是基础，一个是中间件，一个下是游软件，SAP、用友软件属于下游软件，甲骨文、IBM是中游，IBM比甲骨文做的还要好，最上游是系统。你知道IBM为什么要把电脑卖掉吗？因为他集中所有的精力去做中间件，而中间件的行业本质就是囊括所有的中间件一个都不能缺，囊括所有的中间件的管道会使得下游的用户必定经过中游，这才是IBM全心全力打造软件中间件的行业本质。这个心态我们过去有吗？再看看华为，你认为他还是设备制造商吗？华为今天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设备制造商，他已经进入一个大流通领域，包括产品设计，订单处理、仓储运输、原料采购等等，也就是产业链环节，这个环节是谁帮你设计的呢？是IBM，这才是厉害的地方。IBM是5分，华为是2点7分。这方面比不上IBM，但是他已经算一个比较好的企业，我相信他是少数几个能看清目前情况但是还是做的不够完美的企业。

　　送给大家一句话，我们整个中华文化缺乏一个工序流程的概念，也就是说我们中华文化对于企业家而言还在大厨师炒菜的阶段，当你一旦夸奖一个企业家做事厉害的时候，你就已经是大厨师的概念了。可大厨师必然的缺点就是这个大厨师一走就什么都带走了，我们要一套工序流程制度留下大厨师的手艺，而这一点是我们最差的。举个例子，我们把大厨师炒菜的水平分成二十道工序，第一个人切葱花，第二个切肉丝。。。。。。第十八个人倒三勺酱油，第十九个人把火开到六百度，第二十个人炒三下，如果不好吃，重新进行调整。经过无数次的调整之后总有一套工序是能炒出和大厨师做的一样好吃的菜，这一套的积累就是今天企业成功的必然关键。但是我们中国文化的水平还停留在大厨师的水平，甚至我们会过分夸大企业家的能力，你要知道，一个企业家把企业做的如此之好的时候，当你把目标都放在大企业家身上的时候，你要注意了，这个人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企业家，因为他受中华文化传统的束缚，他还是大厨师的水平，但是永远不知道要把他炒菜的技术用二十道工序流程分解下来，而且是科学的、积累式的、数据式的。我们今天引进汽车制造商，引进他的技术，引进他的仿真及模拟模型，请问，他的整套工序流程你积累了吗？浮躁使得你想迅速做大，总想找捷径，比如收购兼并，比如联想在2004年做的手机、互联网及IT服务，没有的我讲的行业本质，所以你买了IBM的电脑部门本身就是一种浮躁的表现，而你不理解IBM的成功是把握了行业本质。要成为现代企业，真正要在国际市场上一争长短，走到华为那一步就很不容易了，因为华为已经做到了工序流程，但是他的评分只有2点7分。可悲的是，我们99%的企业还没有弄清楚华为内部的工序流程的积累。

　　中国企业何以成长

　　做大做强通常的做法是寻找最有潜力的行业进行投资或者是收购兼并，因为有潜力当然比较好发展，找最有潜力可以省很多的事，就是“四两拔千斤”。可能我们的企业家听了这两句话会不高兴，也不要不高兴，我可以这么说你这一生的企业战略抉择基本上就是这两个词，脱离不了的。哪两个词呢，就是浮躁和投机取巧。浮躁怎么定义，我们企业家都想做大，怎么投机取巧，就是寻找最有潜力的行业，不然就是投资，不然就是收购兼并。

　　我所批评过的几个企业基本上都有这种毛病，包括我当时所批评的德隆就是这样的，这种企业非常多。这种心态非常的危险，因为他是浮躁与投机取巧的两种给合，这两种组合让他缺乏创造力，他甚至没有想到是不是不要做大做强，是不是投资在没有潜力的行业上，他就没这样想过问题。这两个原因会使得我们的思维，固定在这两个轮廓上面，就用在浮躁与投机取巧奠定我们未来几乎所有的企业战略，这个路走下去非常危险。企业家的创造力我想谈一谈，你注意一下，这个国家如果他的企业好的话，他的文化艺术一定是最好的，比如说美国，美国的企业好这是很明显的，那美国的好莱坞呢，那种文化与艺术对于整个世界的影响是你不可想象的。那么亚洲国家你们认为哪个国家会继日本之后会在亚洲成为经济方面的强权国家呢？韩国!在你研究韩国企业之前，请你先研究一下韩国的文化。韩国文化的创造力是值的我们关切的，比如说，他曾经拍了一个电视剧叫大《大长今》。《大长今》讲的是一个非常烦人的故事，就是在皇宫的一个后宫，一个厨房中女人的事故。如果今天你要我郎咸平来拍的话我只能拍两集，就拍不下去了。可是韩国拍了80集，而这个电视剧不但是在韩国热播，在日本，在我们内地甚至西方各国也热播造成很大的影响。在台湾也出来了一个新的题材，一个姓许的韩国人画了一本漫画书叫《食客》，也是非常有创造力，这就是韩国文化。不要简单的看韩国文化，而是要一个国家的企业要做的好首先必须要有超强的创造力，而文化艺术方面是首先表现出来的，所以你看这个国家的文化艺术好不好，就能判定这个国家的创造力如何！再看看我们的电视剧，这五年比较热卖的一个叫做《汉武大帝》，一个叫《走向共和》这两个电视剧非常受观众喜爱，按我个人的意见，他接近事实的程度超过90%，你们再看一看我们现在的电视节目里面这种剧是占大多数的，你有创造力吗？《汉武大帝》包括服装等都是如此的符合史实，你觉的是一种悲剧还是一种喜剧？我可以这么讲，中华文化从大宋王朝开始逐渐丧失创造力，因为宋朝的理学的本质就是考据学，因此从宋朝朱熹之后的八股考试，完全扼杀了我们的创造力，因为他在搞考据。一千年之后的今天，我们还在搞考据，那我们的创造力在哪里？丧失创造力的当儿，你可想象到我们企业的发展一定是困难重重。在文化的束缚之下，你是浮躁的，你是喜欢投机取巧的，只有打破这个束缚你才能发挥创造力。

　　在当前金融危机的情况下，国内外的环境不容乐观，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企业如何发展呢？我们在这个时候更需要的是什么？关于这些我的官网（http://www.jsmedia.tv/bbs/viewthread.php?tid=44406&extra=page%3D1）上的网友纷纷展开了讨论，很热烈。我在官网上与网友交流的时候提对年青的朋友一些建议，那就是踏踏实实的走好每一步，打好基础，不要想着走捷径，对于企业何尝不是呢？

郑永年中国意识形态的两极化及其后果

2009-03-17T12:35:00.001+08:00

中国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高速经济发展，导致多元社会利益。但是因为社会群体之间、地区之间的收入差异越来越大，多元利益很快演变成为分化社会。

　　任何经济体在发展早期都会经历一个收入分配差异拉大的阶段。收入分配差异对一个社会的政治影响也取决于该一社会的接受程度。在中国，收入差异不仅从客观上说（即从基尼系数来衡量）已经超过了一般国际水平，更超过了中国社会的接受程度。

　　很多社会阶层对收入分配不公已经从不满转向忿恨。实际上，收入分配差异及其造成的政治社会影响也是中国官员多年来关注的焦点。

　　尽管中国政府在缩小分配差异、实现社会公平方面已经作了诸多的努力，但是没有迹象看到这些努力已经遏制了收入差异的扩大。反之，因为政府还没有发展出足够有效的能力来管治资本，收入分配差异还在继续扩大。

　　这次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更是增加了问题的严重性。在沿海地区，随着大量的工厂的倒闭，失业工人队伍越来越大，尤其是农民工。问题是：这种状况对中国的政治生态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影响当然是多方面的。但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利益分化已经导致了中国意识形态层面的分化。

各种主义，各有支持

　　这里指的是中国社会层面的意识形态，就是社会中的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对某一种主义或者意识的认同，而另一部分人则对另一种主义和意识的认同。尽管官方仍然控制着中国的舆论界，但这并不妨碍各种主义的流行。

　　今天的中国思想界有如晚清和民国初年，各种主义一一涌现，例如所谓的“左派”、“右派”、“保守主义”、“民族主义”，还有其他各种从本土培育的或者西方进口的主义。各种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宗教也反映了这个趋势。

　　意识是对社会现实的反映，各种主义在中国崛起是个常态。不过中国的各种主义之间并没有多少直接的争论和沟通。各种主义都在以各种方式和社会支持力量结合，寻求政策层面甚至政治层面的效应和结果。

　　很多年来，主导中国经济改革的是经济自由主义话语。经济自由主义在推动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型到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今天的经济自由主义处于一个非常难堪的局面。
　　经济自由主义很难解释中国社会的分化，也缺乏有效的政策来改变这种局面。相反，在很多人看来，经济自由主义已经沦落为既得利益集团的工具。在一些人看来，经济自由主义现在已经变成了中国进一步改革，尤其是社会改革的障碍。

　　在另一端，一些社会阶层成为经济自由主义主导下的改革的受害者或者牺牲品。他们也看不到未来改革的出路。所以，近年来，一些人开始全面否定改革开放政策。他们对邓小平的改革路线开始抱怀疑态度，要求反思和纠正改革路线。

　　因为市场化导向的改革出现了问题，他们往往向后看。无论新老“左派”还是国外称为“毛泽东派”的社会团体和知识分子都在不同程度上有这种倾向性。当然，这里也有一些从理想出发来审视和批判现实的知识分子。

看不到有效的妥协政策

　　各种主要的主义都呈现出激进化的趋向。在非理性的情况下，各种主义都可以表现出“民粹”的特点。“民粹”往往被用于指向社会低层被动员起来的状况。但是在今天的中国，既存在着“左派”民粹主义，其基础是社会低层和弱势群体，也存在“右派”民粹主义，其基础是既得利益和特权阶层。

　　双方面似乎很难找得到妥协的基础。一方面，既得利益的心态是“穷人该死”，他们动员一切尽可能的力量在千方百计地保护自己已经取得的利益基础上再扩大利益。另一方面，低层社会层面也越来越难以忍受一个越来越不公正的社会，视既得利益为“不义之财”。他们和他们的代言人当然也要动员自己的支持力量。

　　在这两者之间，中国的中间力量非常小而弱。中国的中产阶级本来就不大，但现在这个还是弱小的中产阶级处于一个困局。因为财富加速从多数人手中转移和集中到少数人手中，中产阶级中的少数一部分人已经通过积累财富和扩张，进入既得利益阶层。

　　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尤其是城市居民重新贫穷化，成为新穷人阶层。尽管经济的发展在继续制造中产阶级，但目前中国的经济结构决定了中国的中产阶级不会很快成长。

　　执政党当然不想看到社会的激进化。官方对社会意识形态的激进化也是有相当认识的。官方在舆论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控制还在继续。但因为利益的多元化，这种控制的有效性是相当有问题的。

　　即使在执政党内部也已经出现思想多元化的局面。这使得建立一种各方都可认可的意识形态重要起来。
　　很容易理解，官方的意识形态强调的是各种利益之间的妥协。但总体来说，官方的意识形态还是处于一个衰落状态。因为长期秉持“不争论”路线，有关方面倾向于持一种超然的态度，不时地干预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争论，但对自己的意识形态立场并不明确。

　　尽管努力达成个阶层利益之间的妥协，但既看不到妥协的意识形态，也看不到有效的妥协政策。虽然各社会阶层都能看到社会利益妥协的好处，但对低层社会阶层来说，在没有看到建立能够造就社会利益妥协的具体制度和政策之前，还是难以忍受现在的社会不公状态。

须建立基本社会正义的制度

　　社会意识形态激进化已经开始表现在社会行动的一些方面。最显著的是表现在近年来的社会群体事件上。早期的群体事件由具体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所引发，参与者也更多地表现为对具体利益的争取。但是这些年来，社会群体事件开始超越出经济和社会范围，具有政治性。

　　也不可否认，一些群体事件开始由理想的概念所引导，就是说社会意识形态开始在群体事件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中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

　　如果高度分化的利益不能达成妥协，那么最终可能会演变成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不想看到的革命局面。尽管有人会说一场以社会正义为目标的革命也并不可怕。可是，中国现在的社会结构表明革命之后可能又来一个重复。这与革命的愿望刚好相背。

　　中国社会的这种现状表明执政党要明确确立本身的改革路线及其方向。一方面要通过政府与社会各阶层的全面接触政策而达成改革共识，另一方面更需要下大力气加快建立能够促成社会利益妥协从而实现基本社会正义的制度。

　　要达到社会共识，“不争论”路线应当得到修正。这个路线如果继续下去，只会导致执政党改革话语权的继续弱化甚至丧失。当社会的各种力量各自对自己的支持力量拥有了强大的话语权的时候，执政党本身更应当感到迫切的压力。

　　如何通过大争论来达到社会的共识，确立社会的共同价值，这应当是执政党宣传和理论部门改革的重要内容。

张雪忠虚妄型爱国主义的根源

2009-03-13T10:58:00.001+08:00

在目前的中国，有一种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即人们经常只是因为在某些社会问题上看法不一，便轻易地以爱国来标榜自己，以卖国来指责别人。对自己生长于斯的国土怀有一种浓烈的感情，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但一个需要认真分析的问题是：为什么有些中国人总是想当然地认为自己比别人更爱国？

　　由于人性方面可能存在的缺陷，爱国主义情感容易衍生两种有害的变种。个人在道德上的缺陷，容易导致伪善型爱国主义，在理智上的缺陷则容易导致虚狂型爱国主义。

理智缺陷导致伪善爱国

　　伪善型爱国主义者高喊爱国主义的口号，往往不是因为他比别人更爱国，而是为了谋求不太体面的私利。例如，人们经常会看到一些人一边高喊爱国的口号，一边却将有毒的食品卖给自己的同胞，或是利用职权大肆敛财并将钱财和家人一齐送至国外。

　　只有了解足够的事实，人们就完全可以看清伪善型爱国主义者的真正面目。但对于因理智缺陷导致的虚狂型爱国主义，人们却并不容易弄清它的根源。这一方面是因为虚狂型爱国主义者在道德上有可能无可指责，人们在认可其品格的同时也容易不假思索地相信其判断，另一方面是因为虚狂型爱国主义者所犯的理智错误，对人类理性而言极为自然和常见。

　　国家这一词语，本来只是被用来笼统地指代范围极为广泛的不具有人格的各种事物，比如某一特定范围内的地理疆域以及在其中生发的语言、文化、和社会制度等。当一个人说喜欢中国时，他可能既喜欢这个国家的自然景观，又喜欢这个国家的风俗、饮食和历史，但为了表达的简便，他可能只是简单地说，“我喜欢中国”，而不是不厌其烦地一一列举他所喜欢的与中国有关的具体事物。

　　但是，人们在使用国家这一概念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就忘记了这个概念只不过是用于指代在表达的过程中不便一一列举的各种事物，而是不自觉地把国家这个概念本身，视为独立于其所指代的事物的一个单纯而统一的实体，并且认为这一实体像自然人那样具有意识或精神。也就是说，人们总是倾向于将国家这一抽象概念实在化，并在此基础上将其人格化。

　　一般来说，如果一个人所爱对象具有人格时，这种爱往往不但是无条件的，而且是不求回报的。例如，一个人如果爱他的母亲，他就绝不会嫌弃她苍老的面容或是佝偻的身躯；一个男人如果爱上一个女人，他不会在爱她其他方面的同时嫌她眼睛太小。另外，这种爱往往不是出于私利上的目的。人们很少会认为父母爱自己的子女，只是为了从子女身上得到些什么。个人对个人的爱总是及于对象的全部，在范围上是全面而无限制的。

　　国家这一概念只是人们在不同的情境下对各种不同事物的指称，如果脱离了所指代的事物，其本身并不具有独立的实在性，更不可能具有人格。人们完全有可能在总体上热爱一个国家的自然景观，但同时并不喜欢它某些被污染的河流；热爱它的文化但却厌恶其中的某一成分；热爱它的风土人情但却不喜欢它的政治制度或制度的某些方面，等等。另外，人们往往会根据自身的利害，来表达对组成一个国家的各种事物的爱憎。

将国家概念人格化
　　虚狂型爱国主义的根源就在于将国家概念人格化。一个人如果将国家的概念人格化，那么即使他实际上没有任何具体行为或付出，也容易把自己想象为比别的同胞更加爱国的人。因为人们总是能更强烈、真切地感受到自己的情感，而爱一个并不存在的对象毕竟不需要任何真正的付出。

　　基于一种想象中的道德优势，虚狂型爱国主义者尽管自己实际上不可能完全做到，也总是会要求别人不问是非且不计利害地热爱和偏袒一个国家的各个方面。那些对政府进行批评的人，那些对本国历史或文化进行反思的人，那些指出国内各种社会问题的人，那些对国外的某些事物表示肯定的人，在虚狂型爱国主义者眼里，都是不够爱国的。

　　不幸的是，脱离国家概念原本指代的不具有人格的各种事物，进而将它实在化和人格化，这不但是普通人的理性容易出现的倾向，而且也是一些伟大的思想者经常会犯的错误。实际上，不少哲学及思想巨人在推动人们将国家概念人格化方面，曾经起到过非常重要的作用。这其中就包括柏拉图、费希特、黑格尔、鲍桑葵甚至卢梭等。

　　然而，如果人们冷静下来对一些历史人物加以考察就会发现，那些公认的爱国者必然是成熟的爱国者。他们热爱自己的国家，但从不回避本国存在的问题。相反，他们总是愿意去发现那些不加以解决就将危害日深的问题，并竭力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

　　一个成熟的爱国者如果同时又能为国家作出巨大的牺牲，那他这种不求回报的爱国情感就不但不是虚狂，而是一种让人敬重的高尚。那些成熟而高尚的爱国者，总是身怀对祖国的热爱却从不回避本国存在的问题与不足，总是不求回报地为国家无私奉献却从不认为对自己的同胞具有哪怕一丝一毫的道德优势。

　　实际上，成熟而高尚的爱国者最为热爱的恰恰是自己的同胞，因为他们知道，在他们所热爱的与祖国有关的各种不同的对象中，唯一具有人格因而配得上无条件和不求回报的挚爱的，正是生活在同一片国土上的一个个活生生的人。

许知远史景迁眼中的邓小平

2009-03-12T17:51:00.001+08:00

“中国学研究领域的毕加索”，一份报纸曾这样评价著名的汉学家史景迁。

在英语世界，没人比这位耶鲁大学教授写出“更好看”的中国研究作品。

据说史景迁教授是在咖啡馆中撰写那些历史著作的，浸泡在历史灰尘中的人物都重新获得了生命力。事实上，他的中国历史作品就像小说一样精彩，它们不仅要接受来自同行的由衷赞扬，还登上了《纽约时报》畅销书榜。

出生于1936年的史景迁相信，历史并不仅仅是由枯燥的数字与冰冷无情的事实组成，而是那些活生生的个人，他们的喜怒哀乐、雄心与感伤，才是理解历史的关键。他对于中国的历史描述也尽量超越地域所限，而将之置放于人类普遍的经验与情感中。他更看重历史的连续性，在《追寻现代中国》中，他将现代中国的形成上溯于明代晚期，直到今天，中国仍在向一个现代国家的转变过程中。

这篇对话发生于2004前，那是邓小平诞辰100周年，人人认定正是这位杰出人物把中国引入了正确的航道。如今，5年过去了，由邓小平倡导的改革却陷入了某种停滞，实验精神正让位于一种新的僵化，浓重的意识形态色彩卷土重来。此刻，重温这篇访问，或许能够提醒我们，中国发展本应有的轨迹。

1997年，您在一篇悼念邓小平的文章中将邓小平时代与晚清时代相比较，您为何这样做？

我认为在这两个时代都出现了中国的“洋务派”，他们在接触外界、在改革内部构架、进行经济和政治变革时面临同样的困难。我仍然认为，他（邓小平）的作用在于推动他周围的人，让他们更加灵活。

所以，这仍然是中国现代化过程的一个延续？或者，中国追求现代化的过程已经完成？

哦，从晚清到邓小平时代之间发生了那么多事情，那么多的动乱，你在世界其他地方几乎找不到同样的例子。

再没有比这更难回答的问题了。整个世界都在重新审视“现代化”这个词的意义，因此这个术语正处于争论之中。我们不能说中国已经完成了变化的阶段，这是不可能的。中国在不同层面、不同地区、不同人群中还有不同速度的发展需要完成，中国的构造中仍然存在巨大的断裂。我在英国和美国居住多年，这两个国家也存在巨大的断裂，也还有很多发展没有完成。

中国在经济上的发展是惊人的，从它的整个外观面貌来看非常明显，中产阶级的收入增长等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人类社会是如此难于组织……英国和美国仍然在寻求许多关于社会和经济方面问题的解答。

您在您的书中说过，中国的历史总是在不断循环。今天的中国是否已经打破了这个循环？

我希望我的观点不是那么简单。不过我确实说过中国有一个内部不断巩固的过程，这个过程在其他国家并不常见，其他国家更常见的现象是分裂或者与邻国融合。今天，中国内部经济的联系当然是在不断加强，中国有很多很多的道路可以走。我不认为今天的中国处于一个恒定状态，而是处于一个重组构架的巩固阶段。它仍然在扩展、在实验、在探索阶段，充满了机遇，也充满了风险。它需要一个能够面对这些挑战的领导层。

在中国历史上有过这样的相似阶段吗？

我得深思熟虑地回答这个问题，否则会显得头脑简单。1905年到1920年之间有过这样的时候，中国人开放心胸，准备改变组织规则、改变行为准则甚至在某些方面改变语言，从外国引入词语、不停地探索世界。那时，中国处于困境之中，人们充满实验精神，显示出愿意在某些方面抛弃过去的意愿——但是正如我所说，我不愿意过于简单地做出比较。如果你看看其它时期的中国，比如康熙时代，人们也同样显示出灵活性；我现在研究的晚明时代也是一个充满质疑精神的时代，当时的学者开始与西方学者对话，开始接受一些科学的新观念，西方也开始从中国接受一些新想法。

今天的中国与历史上的某些时段相比不是那么独特，但是它的独特性在于变化的规模。我认为今天变化的规模是史无前例的，如果按照过去的速度，这样的变化可能需要整个宋王朝的时间才能完成。

您曾经写过关于康熙、毛泽东和其他一些重要的中国历史人物传记，您认为邓小平在这些历史人物中占据什么地位？

我非常肯定，邓小平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他给自己建立了一个很强的地位。作为一个外国人，评价他是件困难的事。但是我认为，他是一位非常忠诚的中共党员，但与此同时，他坚信中国必须从毛泽东时代的经济和政治束缚中摆脱出来。在毛泽东去世后他对当时情况作出的反应是非常精明灵活的，包括在党内团结哪些人，如何巩固自己几度不牢固的地位。他的信念就是通过结束束缚来解放中国人的力量，包括缓慢地关闭一些国有企业和集体农庄。

这些信念大概是他在后期逐渐形成的。在1978、1979这两年里，中国人需要更新思想，党的领导人也必须考虑如何迎接这一新的挑战。当时发生了很多事情，包括吉米·卡特访华，后来邓小平访美——我当时很惊讶，怎么别的中国领导人没有阻止他这么做。他在党内团结支持自己的力量方面一定是非常有技巧的。

您会写一本关于邓小平的传记吗？

我不知道。这个想法有意思，但是可能很难得到邓小平在私人生活方面的资料。我很难在他身上挖出更深的东西，只能通过他制定的政治经济政策，而不是私人生活来了解他。关于他的个性我也只能凭猜测，除了他有很强的个性、很有政治技巧之外，我对他一无所知。我曾经在华盛顿见过他一面，他是一个充满了力量的人，成百上千的人蜂拥而至，只为一睹尊颜。他毫无疑问是个强者。

那么，在过去300年中，邓小平处于怎样的地位？

在过去300年里，我所能想到的中国领袖包括康熙、雍正，然后就是一个大跳跃：曾国藩，他也是一个非常灵活的人……邓小平的强大影响持续了25年，比雍正和曾国藩还要长。

邓小平的经历是非常独特、非常有趣的，他比戈尔巴乔夫要有力得多。

您是何时开始注意邓小平的？

开始的时候是在1966年，我注意到他曾经与周恩来等人留学法国。但是我并没有特别注意他，认为他只是一个党内的组织人物。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我才开始注意到他，那时他是作为一个强硬人物引起我的注意的。他的改革也引起了很多关注，但是当时的改变是非常缓慢的，偶尔有一些外国企业进驻，但是不像今天这种速度。

在后来那些年里，您对邓小平的看法是否随着改革的进程而改变？

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你知道，他的长寿起了一定作用——你活得越长，得到注意的机会就越多。对我来说，他一直是一个强硬人物，他对什么事情应该有什么限度是非常清楚的。值得注意的是，在他生命中的最后年份里，他已经不太出现在公众场合，也不太出来说话，但是他的政策依然继续。这体现出政策有自己的动力，即使领袖本人已经不再推行它们。在人类历史上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

在人们对邓小平的评价中，有什么重要的东西被遗漏了吗？

这很难说。他的外交政策、政治和经济政策、提拔年轻人的习惯……他对前苏联和美国的态度、对越南的政策……这些都不是我所熟知的。如果有人写一本关于他的传记，所有这些都必须考虑在内，还有他在法国、在四川和广西的经历，他和周恩来的背景的相似之处要多于和毛泽东的相似之处。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物，是一个适时出现的适当人物。

在过去100年里，中国是否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

首先我不太敢肯定是否是结构性的变化。中国与历史的割裂程度是前所未有的，来自外国的意识形态将一些中国的传统价值观割断了。但是与此同时，中国的历史研究又是如此发达。真正可能的结构性变化是中国人的开放心态，他们准备接受如此之多的外来事物：外来文化、外来制度、实用主义、计算机世界、经济理论……诸如此类。

更有意思的是观察在某些领域是否会发生结构性变化，比如家庭关系、尊老的传统等等。

那么，在权力结构中是否发生了变化呢？

对我来说，似乎传统的价值观仍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但是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有所加强，不过这仍然是一个非常微妙的领域。中国的长年动乱的历史和庞大的人口使得中央政府必须非常小心地解决问题，避免灾祸和痛苦。如果家庭组织弱化了，那么必须有新的组织替代它留下的空白。这些问题不能仅仅由政府来解决，而必须由各类组织参与，共同寻找出路。

今天的改革是否是在与邓小平时代非常不同的语境下进行的？假如邓小平依然在世，您认为他能否理解今日的变革？

这是个非常复杂的好问题。我认为他大概会把握住主要的概念，今天的技术发展、能源问题等等，因为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而且他善于把握中国的强国之道和弱点所在。至于他能否就此做什么，那是很难猜测的。

我被锁在了自己50年前的价值观中，邓小平则是一个非常善于与时俱进的人。我无法理解新技术，在中国的小县城中我看到很多网吧，但是我不知道那意味着什么……这是一个太过复杂、难以理解的系统，领导人们也需要问自己同样的问题。

今天的中国与7年前邓小平去世之际所面临的挑战有何不同吗？

在我看来，人们在讨论问题方面更为坦率和开放了，束缚似乎更少了，行动更为自由了。外国人可以跳上飞机就来到中国，可惜你们仍不能随便来美国……

有人认为邓小平的改革只局限在经济领域，您是否同意？

他的改革也延伸到了教育和军事领域。但是我认为，在一个曾经如此中央集权的、中央计划经济的国家，经济改革的内涵是非常复杂的，它必然伸向不同方向包括政治。它一定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一定会影响家庭、父母对孩子的态度、新一代对世界的态度，这些东西都是会变化的。

(这篇对话是覃里雯和我共同完成的，是我们合作的一系列采访之一，还有小新，我们三个人一个TEAM。如今想起，那真是个激动人心的时光)

许知远甜蜜的表象

2009-03-10T19:09:00.001+08:00

二零零一年的七月一日，在那篇提出了「三个代表」的著名演讲中，江泽民向私营企业家发出了温暖而明确的信号——邀请他们加入中国共产党。

　　即使人人都习惯于在餐桌上嘲笑「共产主义已死」，这篇演讲仍引发了巨大的争议。自从一九七八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最显著的特征即是——经济与社会早已变得面目全非，但意识形态却保持了惊人的僵化。

　　中国已进入了Windows、麦当劳、夜总会、大量失业工人构成的新时代，但是翻开《人民日报》、收听《新闻联播》，你看到的、听到的仍是三十年前的语言系统。尽管大批工人下岗，农村陷入破产，它仍在宣称中国共产党是工人与农民阶级的代表。彷佛这么多年来，人民大会主席台上的发言人，只是改动了一下演讲稿的日期。

　　但这一次，演讲者捅破了这层纸。三个代表的讲话，旋即被视作中国深层改革的某种信号。在九十年代兴起的企业家不仅在经济生活中获取发言权，并可能接着进入政治领域。这不正是经济增长催生政治变革的前奏吗？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马克思经典的诠释。中国的经济基础已经发生改变，那么上层建筑呢？它也被视作中国共产党灵活性的象征，这个将近七千万人的庞大组织，放弃意识形态的禁锢，跟随着时代变化而调整自身，将可能的挑战力量纳入自己的怀抱。

　　但对于怀疑者来说，这不过又一个花招，这个党和它领导的官僚阶层不准备进行任何深层变化，它不再代表工人与农民的利益，它也不准备代表新兴的富裕阶层和中产阶级的利益，它自身已经形成一个巨大的利益阶层，其它人必须为此服务。知识分子的批判声音早已消失了，更技术化的知识精英选择了和权力坐到一起，而现在又明确的为企业家提供了一席。

　　二零零三年之后的政治领导人不再热衷于给企业家们提供荣誉、讨论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的重要性、接见跨国公司的CEO。他们去煤矿、乡村、为民工讨工资、取消农业税，他们用市民化的语言作政治讲话，他们喜欢和网友交流，准备和那些叫「军委丑鱼」、「夏季清风」的人，谈论他对于中国外交、经济的看法。并准备接受那些匿名者们在Facebook上称呼他们为「涛哥」、「温宝宝」。它被视作开放性的增强、公共舆论的胜利、平民精神的回归。温家宝二月二十八日与网友在线交流后，新华网评论说，网友称赞温总理「处女秀」：很草根很实在。

　　从「三个代表」到「很草根很实在」，象征着中国政治生活的特质——表面上它正发生着戏剧性的变化，但在深层上，它却保持着非凡的顽固。过去的八年，可以轻易的被视作从「精英」向「平民」的转变，从片面追求高速经济增长到寻求整体社会的平衡与和谐的转变，从封闭统治到重视民意的转变……但是，变化真的发生了吗？还是这变化只反映了我们头脑中一厢情愿的期待？

　　对于企业家加入共产党的期待，是「经济决定论」的延续——经济增长必然能导致民主政治，财富必然能够转化成社会进步。但这种期待，迟迟未能实现。八年过去了。人们不再热情洋溢的谈论党员企业家，甚至企业家们都不再在受关注的人群之列。

　　他们不仅没有成为政治变革的力量，似乎变得更脆弱了。他们要在政治权力面前，保持过度的谦卑，而新兴的公众舆论也可能随时让他们不知所措。还记得二零零八年的五月吗，中国企业家中最具有影响力的一位——万科地产公司的领导人王石——因为个人的措辞，而给公司引发了信任危机。

　　于是，我们又改来相信「技术决定论」。那些活跃的网民，那些网络世界的公共舆论，是新兴互联网技术的象征，它必然是反权威的、多中心的、开放的、自由流动的，它被视作制衡政治权力、催促变革的最有力工具。

　　但是，与其说领导人的活跃的在线交流表明了政治公开性和公众的政治热情，不如说这无情的反映了中国社会的政治参与机会是多么的稀缺，意见表达的公共空间是多么匮乏。它也表明了政治如何沦为一种语言和姿态的表演，公众轻易的被没有行动支持的豪言壮语或是暂时的温情所感染。一种浅薄的民粹主义正在兴起，互联网也无法造就稳定性的反对组织和反对声音，政治生活所需要的多层级、多中心的复杂性始终没有形成。相反的，政治生活越发变成了一种表演。

　　比起八年前，这个庞大的政党与官僚阶层，更熟练的适应了新环境，但或许也陷入了更大的惰性——他们用种种姿态，来掩饰他们内心对深层变化的抗拒。我们或许无法立刻改变它，但至少不应被这些表象所迷惑。

郑永年中国官僚化教育评审制度的恶果

2009-03-03T12:29:00.001+08:00

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国杰教授曾经很形象地把“科学引文索引”(SCI，science citation index)称之为“愚蠢的中国式观念”(stupid Chinese idea)。SCI的原意是要帮助科研人员有效获取文献信息，但引入到中国之后逐渐演变和异化，到今天已经成为学校排名、科研项目评审、科研申报、科研人员评介奖励等几乎是覆盖所有科研领域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的评价标准。

　　实际上，情况要比李教授所言严重得多。考虑到类似的评审制度已经渗透到包括人文社会科学在内的所有教育活动领域，如果各种异化了的官僚化评审制度得不到纠正，长期以往，就会使得中国人变得愚蠢，永远培养不出一流的人才，国家也永远成不了一流的强国。

　　历史地看，引入西方的一些科学评审实践方法有其必然性。在中国，尽管有数千年的辉煌的科学技术发展历史，但并没有发展出像近代西方那样系统的科学研究体系。在社会科学方面尤其如此。

　　中国只有史学传统，而缺少社会科学传统。从90年以前“五四运动”提出的“民主”与“科学”的口号来看，中国人早就意识到科学技术是国家强大的一个最主要根源。要强大，学习西方和引入西方科学体系不可避免。

　　近20多年来，中国大量引入西方科学研究（包括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评审体系，更有其深刻的政治背景。可以说，它主要是对改革开放前意识形态作为评审标准的反动。

马克思主义从科学变成意识形态

　　在改革开放前的很多年里，除了在对国家的生存至关重要的少数领域，中国说不上有什么科研。一切科学研究都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因此在80年代，就有科学家讥讽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物理学。在人文社会科学中更不用说了，如果没有提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名字，就算不上研究。

　　应当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在西方一直被视为一种科学的方法，一直到今天，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仍然乐此不疲。只有到了中国才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味道。从这个角度来说，引入西方评审方法是必要的矫正。

　　在西方，科学评审明明是科学研究的一部分，但一到中国就马上异化。原因可能再也简单不过了。在西方，这样那样的评估体系只是科学研究者们方便和促进科学研究的工具。但在中国，它们则成了官僚机构衡量一切的有效武器。就是说，它们已经不再是研究者群体本身的工具，而是官僚制度管理学术研究的一项制度安排。

　　也很显然，类似的评审制度不仅仅局限在科学研究部门，也发展到了其他所有教育和研究活动。例如这些年纷纷流行开来的教育考核制度。

　　教育考核很多国家都有，但这些都是要专业人士来确定和推行的。在中国，各种考核却都是教育官僚决定，教育官僚推行。中国的教育资源，也大多是教育官僚来分配的。教育评估者和资源分配者的合一导致了教育官僚的专制权力。

　　一些地方出现一大群校长和教授围着教育部门派来的一个小官员团团转的事情。尽管这样的事情使得中国的校长和教授们蒙羞，但在这个制度环境下非常能够理解他们的行为。

　　因为教育官僚的一言一行决定了学校的等级和所能获得资源的多少，校长和教授们要取悦的并非那个小官员，而是金钱。

不了解本身社会，遑论改造

　　类似的评审制度多得出奇，不可胜数，如职称的评审、博士点、教育基地的设置，等等。教育部门能动性很高，乐此不疲地从西方引入各种评审制度。如果西方没有的，他们也可主动创新。因为这些既是权威的象征，同时也涉及到巨大的经济利益。

　　再者，长期以来，教育部门对西方引入的东西从来是不加以怀疑的。在缺失自信的教育官僚眼中，由西方引入的东西甚至已经有了道德的含义。

　　他们根本就没有考量到在西方是科学的东西，到了他们自己的手中则成了反科学的了。人们往往只看到这里面所涉及到的经济上的腐败，但更为严重的是整体教育制度的腐败。

　　教育官僚把这样那样的评审制度套到中国，反而使得中国的教育和研究没有创新能力。无论是科研制度还是科研评审制度的移植，在自然科学和工程学还说得过去，因为纯科学有其普遍性。但到了人文和社会科学则毫无道理可言。

　　在社会科学，例如经济学，中国的学者们一方面大叫现存西方经济学解释不了中国的经济发展，但另一方面则继续不加思考地把西方经济学强加给中国学生身上。把解释苹果（西方）的理论套到橛子头上，结果是不伦不类。

　　在马克思那里，知识分子担负着双重的功能，即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很显然，改造世界是以认识世界为前提的。很长时间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直在口口声声地要改造社会，但是如果连自己的社会是什么样子都搞不清楚，还想改造它？中国的知识分子从来就没有成功地改造过中国，这并不难理解。
　　学习是一个再创造和创新的过程，而不是简单地接受。社会科学就是解释特定社会现象的科学。在学习西方和美国的时候，人们只学概念性的东西，而不是方法。

　　西方社会科学中概念性的东西都是西方社会科学家在观察西方社会现象过程中提取出来的。现在中国学者把解释西方社会的概念，机械地应用到了中国，而不是用科学的方法来观察自己的社会，通过这种观察抽象出新的概念和理论。

　　很多学者只知道搬用西方概念，而忘记了去考察这些概念从何而来。要学习西方的是人家如何观察社会现象，也就是方法，而不是人家观察的结果（概念和理论）。

应让专业人士担当更重要角色

　　现在各种由西方进口的主义充塞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很多人都爱讲这个主义、那个主义，但他们实际上学到的只是形式和概念，而没有学到西方社会科学的本质。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现在的国际社会科学理论中没有一个概念是和中国相关的，更不要说是理论了。今天人们所看到的大多数社会科学家和思想家，都是欧洲转型的产物。就是说，他们的学说和知识产生于对欧洲转型的观察和研究。

　　中国的转型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巨大的，但到现在为止，没有产生一个和中国转型相关的社会科学理论。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者如果光简单地接受西方理论，就永远建立不起能够解释中国社会现象的科学，或者中国社会科学。

　　要建立中国自己的社会科学，就要避免中国思维的美国化或者西方化。但事实上，西方化已经根深蒂固地被制度化了，因为西方的概念已经深深融入中国教育官僚所主导的各种评介体系里面了。

　　比如，运用西方尤其是美国社会科学的概念来分析中国的问题，这样的研究很容易被国际主流社会所接受，因为这个“主流”是由西方来确定的。更重要的是，很多权威学术管理机构和学术评估机构都以美国为自己的标准。一篇文章只要发表在美国的刊物上，就是好文章。

　　因为自己没有社会科学研究和评估体系，只好搬用他国的。但在搬用过程中，所建立的体系可以说是比美国人还美国化。美国和西方的评估体系是开放的，具有竞争性，评审标准也与时俱进。
　　西方学界根本不认为存在着唯一的标准，因此其评估体系也是多元体系。但这套东西一旦到了中国，就具有垄断性和封闭性。这是现有的教育和研究体制官僚化造成的。

　　美国和西方的思维霸权在美国西方没有建立起来，但在中国很容易就建立起来了。照这样下去，中国永远不可能实现真正的理论创新，建立中国的社会科学更是遥遥无期。

　　对后发展中国家来说，在教育和研究发展过程中，政府的确应当扮演一个更为重要的作用。西方国家在数百年中确立起现代教育和研究标准。如果没有政府的大力加入和推动，后发展中国家很难赶上西方发达国家。但是，政府的作用不应当理解成为政府官员或者教育官僚的作用。

　　专业人士应当扮演一个比政府官僚更为重要的角色，或者说政府官僚应当配合专业人士而发生作用。德国政府曾经这样做，日本政府也曾经这样做，这两个国家无论在教育和科研方面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如果不能对中国教育科研官僚主导的评审制度进行深刻的改革，中国永远会处于贫于创新和贫于思想的状态。

陈志武资本化的奥秘

2009-03-03T09:50:00.001+08:00

资本化的奥秘

陈志武

作者系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长江商学院访问教授

中国已尝到资本化的好处，但总体资本化水平还很低，土地还是国有，几乎所有大型企业也还是国有，这些会继续抑制中国资本化的深化。特别是，如果想要产生出最大限度的资本，产权保护、契约权利保护等法治架构还必须改善，否则，只能做些粗糙的资本化运作，难以深化。

“流动性过剩”，“钱太多”，这是时下时髦的话题。实际上，在全球范围内，中东石油“钱”、俄罗斯与加拿大自然资源“钱”、美国高科技“钱”等等，到处是“钱”，以至于开放式基金、对冲基金、私人股权基金公司，随便就有几百亿、几千亿美元管理，中国工商银行在海外上市不费吹灰之力就融资200亿美元。在中国，“钱”更是多得不得了。如果按广义货币与GDP之比来衡量，那么，1980年中国的广义“钱”量只是GDP的22%，相对于每一块钱的GDP，只有0.22元钱在流通。从那以后，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中国经济的“钱”化程度直线上升，到2003年达到最高，流通的“钱”量是GDP的1.9倍，相对于每一块钱的GDP产出差不多有2元钱在流通，社会上的确到处是钱！

从表面看，今天世界的钱似乎太多，有一种非理性繁荣，中国的货币供应水平尤其是历史上少有的，也比世界其他国家都高。就以2006年为例，日本的广义货币相当于GDP的140%，美国的广义货币为7万亿美元，相当于GDP的50%。

不过，单纯从货币供应占GDP之比还不能判断“钱”是太多还是太少，关键还要看通货膨胀率的高低。如果通货膨胀不是问题，货币供应、资本供应再多也没问题，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各国中央银行都以通货膨胀为货币政策的目标。虽然各国货币供应多，但目前主要国家的通货膨胀却都在2%至3%左右，这说明货币供应多的有因。

可是，这么说并没有从根本上解释为什么中国的“钱多”、世界流通性“过剩”不是问题。为什么“钱”多、资本多而通货却不膨胀呢？跟以往历史时期比，今天的世界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不是已经有一种全球金融大泡沫，而且会像一些人预测的那样不久要破灭？这些的确是新时代的新现象，我们不妨借这种难得的历史时期，来重新审视资本的奥秘，以看清当今经济的根本特征。以往，我们更关注过去200年工业革命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却忽视了发生于过去150年的金融革命。不认识这场金融革命，就难以认清资本的奥秘，当然也就不能深入理解美国经济的本质以及正在中国发生的经济与社会变革。

钱、资本和财富

我们先要回答一个问题：什么是钱？资本？财富？简单讲，“钱”主要是一个货币的概念，流动性最好，可直接用于交换，并同时又是市场交换的结果，是具有最普遍接收性的价值载体。钱既可以是纸币，也可以为东西，比如金银、丝绸，只要大家都认就行。资本也是活的价值，尽管其“活”性较钱低，但它是能够生产价值的价值。而财富既包括流动性的，也包括不流动的价值，即死的有价物，一般的财富并不一定能产生财富。从契约理论的角度讲，财富往往是物、是“东西”，货币是把“东西”卖掉之后的价值载体，而资本更多是“东西”的“产权证”，它是广义的货币，是跟具体的“东西”相对应的产权。

最能区分这三者的“东西”要算土地，土地是财富，但它不一定是资本，更不一定是钱。首先，土地必须能买卖交易，否则它既不是钱，又不能转换成资本。比如，如果土地是国有，就不能被买卖，土地顶多是财富，不是资本，也不能变成钱，更生不了多少钱。如果土地是私有并且能被买卖，那么土地跟钱间只有一次交易相隔，土地就能随时变成钱，就像钱了。当然，即使私有土地可以买卖，除了直接出售外土地还不一定能转换成资本。也就是说，只有在产权保护制度和契约权益保护相对可靠的情况下，土地即使不卖掉，也可以被抵押转换成资本。这时，土地的“产权证”就最重要，“产权证”的流动性使土地权成为资本，以资本的形式让土地所承载的财富赚更多钱。

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未来收入，比如，个人的未来收入是财富，但是如果没有金融工具把未来收入做票据化、证券化变现，那也顶多是可以感觉到但不能花的财富，也不是资本。通过将部分未来收入以“产权证”(抵押)形式流动起来，未来收入流也能成为资本。

财富不一定能一下子变成钱，财富的范围比资本大，资本比钱的范围大。问题是：什么决定财富、资本与钱之间的相互距离呢？一个国家对“东西”、对未来收入流进行资本化的能力，也就是市场、契约与产权制度，决定了这三者间的距离。从根本上讲，货币是将“财富”卖掉的所得，资本是以产权契约、金融票据、证券契约等形式将“财富”资本化的所得，是资产和未来收入流的“产权证”。只不过，通过这些“产权证”，把本来就已存在但是“死”的“东西”和未来收入流变活了。在这个意义上，只要金融票据、证券、货币是相对于实在的价值而发行的，金融化在增加价值载体的流通性的同时，本身并不必然导致通货膨胀或经济危机。

市场化改革让中国的钱多了

那么，这些年中国的“钱”为什么多了？简单说，是由于“改革开放”，但从更深的层面，我们可以从“钱化”和“资本化”的角度来理解中国这些年的经历。过去28年的改革开放大致可分成两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78年至1990年代中期，其核心是给老百姓买卖东西的自由，他们有选择生产什么、到哪里卖、如何卖的自由，包括劳动力市场与创业市场上的自由，那是从计划到市场的“市场化”或说“钱化”阶段。1990年代中期开始，特别是1998年之后的阶段，可以概括为“资本化”时期，就是让企业资产(包括有形资产和未来收入流)、土地和各类自然资源、劳动者未来收入流，都可通过产权化、证券化或者金融票据化转变成流通的金融资本。一个国家可以卖的东西越多，或者已经资本化或能够被资本化的资产和未来收入流越多，它的“钱”自然就越多。

当然，“市场化”阶段使中国“钱”多，这好理解。在计划经济时期，人们普遍没“钱”。而之所以没“钱”，并非完全由于没有“东西”，而是由于那时的市场化水平极低，几乎没有“东西”可以通过市场换成“钱”，也没有什么出口贸易，经济被“钱”化得太少，所以，那时候张三可以有“东西”、有一双手，也有许多时间，但他没有“钱”。文革时期在农村，大人出差旅行时，都得带上一袋大米、菜以及被子、席子等等，而不能带“钱”。也就是说，那时候要东西，有，但要钱则没有。我们不妨想象一下，如果出差旅行要靠自己带粮菜、被席，一方面旅行在外的时间不可能太久、走的距离不能太远，另一方面能够跨地区运输的货物也必然有限。因此，“钱”化程度低的社会自然是人口流动少、跨地区贸易有限的社会。

1978年后的市场化改革，使几乎所有的“东西”可以在市场上交易，包括各类农产品、制造品、劳动力、房产等等都可交易，市场的交易自由度在逐年上升。不管国内贸易、出口贸易，还是简单的日常市场交易，这些都需要货币支付，自然地对“钱”的需求上升了，“钱”的供应必然要上去。因此，在“东西”产出相同的情况下，市场化程度越高，货币相对于GDP的比例必然会升高。与此同时，外贸出口在逐年猛增，这本身就加快了中国资源和劳动力的变现规模和速度，必然也使中国钱多。

不过，钱多的原因还不只如此。一方面，货币化的上升催化人口流动、催化跨区域贸易。也就是说，如果市场很发达、“钱”的供应不稀缺，张三出差之前可先把自己产的粮食、蔬菜、家禽等在本地市场卖掉，换成“钱”，然后带着“钱”而不是“东西”出差，每到一家目的地餐馆、酒店用现金支付即可。到今天，当然连现钞都不用带，信用卡更方便，远道旅行就容易得多。因此，货币化发展对人口流动、异地贸易是一种根本性的催化剂。许多人会说，虽然货币化带来方便，可是各地市场物价差别很大，张三家乡的大米、蔬菜、肉食比外地更便宜，所以，权衡之下，还是自带食物、被絮合算。—— 这当然有道理，但这恰恰说明市场化的重要性，如果市场化发展足够到位，如果跨地区的“投机倒把”商业运作畅通无阻，那么，到最后，各地之间的物价可能会因为运输成本还有差别，但那种价差会低于异地运输成本。在这种情况下，张三当然会选择先将“东西”换成“钱”，带“钱”出差。从某种意义上讲，只要有人还选择带粮菜出差，那说明中国的市场化还有路要走。

另一方面，人口流动的增加、异地贸易的上升也反过来增加对“钱”的需求，又刺激中国经济货币化水平的提升。当一个村、一个镇、一个社会的人哪里也不远游、不外出的时候，他们对“钱”的需要会很少，金融在经济中的分量会很低。可是，一旦远游盛行，一旦异地就业日益普遍，金融在经济中的地位会越来越高，“钱”相对于经济产出的比例就越多。换句话说，即使人均收入没有上升，人口流动以及异地就业的逐年增加也会让货币供应量增加，更何况GDP在快速增长呢！这种因真实需要而增加的货币供应，当然不一定带来通货膨胀。

城市化和工业化是社会“钱化”的另一个催化剂。1800年时，美国95%的人口生活在农场上，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由于吃住都靠自己的农场，许多农民连续数周见不着一分“钱”，也用不着“钱”，最多与邻村农民以货易货就够了。那时，全美国的货币供应才2800万美元，农业经济不需要“钱”。反过来说，农业经济也就没“钱”！十九世纪的工业革命在城市创造了众多更高收入的就业机会，美国人逐渐离开农场进入城市，靠领薪水过日子，这时，人们的吃住行都要靠“钱”买！对货币的需求因非农的发展、因城市化而自然地猛增，到1900年基础货币供应量升至24亿美元。到去年，美国经济已完全以服务业为主，农业占GDP不到2%，服务业在GDP中的份额超过80%，对“钱”的需求自不用说，2006年仅基础货币量就高达13000亿美元，比1900年的水平上了许多层楼！

中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在过去28年也在飞速发展，1978年中国的城市人口占16%，到2004年超过40%的人生活在城镇；1978年时，农业占中国GDP的41.3%，到2002年则只占14.5%。就像美国社会的经历一样，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以及城市化当然也使中国社会的货币化程度上升，“什么都需要钱”！这不是一种价值判断，也不表明中国人本质上更自私、更自利了，而是工业化与城市化后生活方式、工作性质的必需。农村人的温饱可以通过自己双手、不用现金就能实现，而城市人连基本温饱都要用钱买。所以，因工业化和城市化而增加的货币供应不是在制造虚假繁荣，由产业结构调整而增加的货币供应也是“钱多的有因”。

“资本化”带来经济增长

市场化改革只是缩短了“财富”跟“钱”之间的距离，而“资本化”改革则是过去十几年中国“钱”越来越多的更重要原因。也就是说，第二阶段改革的直接效果是将以下四大类“财富”转换成“资本”，使中国的金融资本大增。第一是土地和自然资源，第二是企业财产和未来收入流，第三是社会个人和家庭的未来劳动收入，第四是政府未来财政收入。——这四类财富是任何国家的核心资本源。但并不是所有国家都能把这些资产、未来收入流转变成资本，能这样做的前提条件是这些资本源的产权被明确界定、能被买卖，最好是能以产权契约的形式自由买卖。

前面谈到，1978年时，中国所有土地和自然资源是国有，不能交易买卖，所以，那时的土地、自然资源没有资本价值。企业基本全是国有或集体所有，它们的资产和未来收入流当然也不可以买卖，更何况这些产权也没清楚界定过。那时，老百姓的未来劳动收入流是否能被“资本化”呢？当然不可能，作为社会主义大机器中的“螺丝钉”，老百姓换工作、结婚都没有自我决定的自由，都要领导批准，个人的双手、大脑也属于国有财产，个人的未来劳动收入不可能被金融票据化。所以，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是一个有财富但没有资本的社会。

虽然在第一阶段改革中商品交易自由、劳动力交易自由在中国慢慢恢复，人们可以选择辞职换工作，也可以选择以自我创业的形式使用自己的劳动力，但还不等于有资源资本化、企业资本化、收入流资本化、人力资本化了！正如前面所说，在财富、资产、未来收入能资本化之前，它们首先必须被产权化，产权的范围和归属要清晰，而且这些产权必须可以通过票据化形式自由交易，流通起来才变成资本。

以往，我们更关注过去200年工业革命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却忽视了发生于过去150年的金融革命。不认识这场金融革命，就难以认清资本的奥秘，当然也就不能深入理解美国经济的本质以及正在中国发生的经济与社会变革。

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首先是股份制企业形式的恢复，在一片争论中股票市场于1990年推出。对此后的资本化改革来说，当时围绕股份制和产权的讨论是非常基础性的铺垫工作，没有那些讨论，就没有后来资本化改革所需要的认知储备和法律制度上的深化。当然，在明晰了产权制度的同时，企业产权还必须从国有转变成可以私有，否则，明晰后的产权只要还是国有，就不能真正做市场化的交易，从而就不能被资本化。好在从90年代初到现在，一方面是国有企业不断民营化，私有经济不断发展，另一方面是股市也在发展，包括境内股市和境外股市。这两方面的发展大大强化了中国经济资本化的能力，到今天A股市值17万亿元，境外上市公司市值近1万5千亿美元，值11万多亿元，境内外股市共为中国经济提供了超过28万亿元的资本！上市后的公司股票本身就是新的资本供给，新资本供给量等于股票价格。

这28万亿元的金融资本代表的是什么呢？其中一部分是这些公司有形资产的价值，比如厂房、设备等等，相当于公司的账面值或说净资产，反映公司过去的投入，但这只是公司市值很小的一部分，更大部分是公司未来收入的折现，是对未来收入的资本化。以无锡尚德为例，它的市值是53亿美元，但其净资产只有6.6亿美元，是公司总市值的八分之一，所以，有46.4亿美元是无锡尚德未来收益的贴现值。如果没有股市这种未来收入折现机器，今天这46.4亿美元的资本供给是没有的，中国的“钱”就会少46.4亿美元！中国银行A股价格是每股净资产的3.8倍，其中2.8倍是未来收入预期的贴现，因此中国银行近四分之三的市值是未来收入资本化的结果！

也就是说，一个国家可以有千千万万个无锡尚德公司，但是，如果没有股市这种未来收入折现机器，这些公司的未来收入流再多，这个国家不见得有多少金融资本。比如，在80年代中国还没有股市，中国企业也不少，只是不能在境内或到境外上市，所以中国当时没有能力将未来收入流转化成资本，中国就很缺资本，只好靠引进外资。

除股市之外，各类企业债也是将企业未来收入流做证券资本化的方式，可惜中国企业债市场规模还只有2千亿元左右，为GDP的1%。当然，企业的短期银行贷款和商业票据也是对企业未来收入的资本化，只是期限往往较短，资本属性相对较低。

土地、资源与未来劳动收入的资本化

第二个资本源是土地、自然资源和房地产。在1998年住房市场化之前，由于住房基本属于单位、不能交易，这块财富巨大但也是死的。

从1998年开始，土地以两种方式在资本化，其一，各地政府每年将部分土地出售，供房地产开发或者工业建设，这是土地的直接货币化，本身还不是资本化。卖土地的收入是为地方政府贪污和浪费埋单的主要方式。按平新桥教授的估算，仅2004年，全国地方政府大约有6150亿元的“土地财政收入”，这当然为腐败浪费提供了极大的空间。土地使用权由政府出售之后，这种使用权在二级市场上可以交易，让使用权证具备了资本的属性，而且是相对独立于土地之外的资本，使全社会的资本供给也因此增加。换言之，那些土地照样存在、不会跑掉，但其使用权作为可交易的契约具有单独的资本价值。

其二，房地产商品化带出的不只是住房交易这种实物市场，而且在住房私有并可交易的情况下，房产又可拿来作抵押借贷，通过住房按揭贷款，将房产所占用的土地、房子本身的资产以及业主自己的未来劳动收入作金融资本化。也就是说，虽然住房按揭贷款的质押物是房屋，但真正用来做支付保障的不是房屋，而是买主的未来工资收入，所以，住房按揭贷款体现的主要是买主未来劳动收入的资本价值，而这种资本化也是在土地使用权私有、房地产市场化之后才有的事。因此，从本质上看，1998年的房地产改革是一个划时代意义的转折点，为中国的土地、资源以及老百姓未来劳动收入的资本化开了大门。1997年时的住房按揭贷款余额是190亿，2006年底升到2.2万亿元，也就是说，所有住房按揭贷款票据所代表的资本总值为2.2万亿元，这是许多家庭未来收入流的折现值。所以，那次改革为今天提供了至少2.2万亿的金融资本，如果没有住房按揭贷款，人们未来的收入照样会有，但却无法变成今天的资本了。

第三个资本源是众多个人的未来收入流。虽然住房按揭贷款已将劳动者的部分未来收入资本化，但那只是一小部分，2.2万亿的住房按揭贷款只是中国GDP的11%，而美国的13万亿美元按揭贷款是其GDP的100%，所以中国的个人收入资本化空间还巨大。其他消费信贷还在起步阶段，汽车信贷、信用卡借贷、学生信贷等都可看成是将个人未来收入流提前资本化的金融契约，这些工具当然也增加中国的资本供应，但到目前的消费信贷规模还只是2千多亿元，是中国GDP的1%，相比之下，美国消费信贷为3.5万亿美元，是美国GDP的30%。

资本化正在改变“钱”的含意

中国这些年所经历的转型与变革从许多方面给我们难得的学习机会。原来，一个社会可以有很多“东西”收入，但并不一定有“钱”；只有在充分市场化、交易充分自由的规则下，“东西”才能更可靠地转换成“钱”，才能“钱化”。同样地，一个社会可以有很多资源与“资产”、很多未来收入，但它可能没有金融资本，只能靠从资本化能力强的国家引进外资；只有在产权明晰、产权与契约权利保护可靠的情况下，人们才会认金融票据、证券等权证的价值，未来收入与资产才可以被资本化。资本化的效果是加快资源的配置速度，降低配置成本，提升配置效率。

从许多方面看，中国过去28年以及在不久的未来所经历的金融化发展是美国过去150年的缩影。正如前面所说，1800年以农业为主的美国，其经济的金融化水平极低，货币供应才2800万美元，是工业革命和城市化使美国经济的金融化程度猛增。除美国经济货币化的变迁历程之外，更令人启发的是美国经济“资本化”发展的故事。虽然证券市场在18世纪末就出现在美国，但金融市场的大发展却是1860年后的事情。到1900年时，美国各类证券与金融票据(包括银行存款单、债券、股票、保险、基金等等)的总价值是640亿美元，相当于当时GDP的3.2倍，也就是说，相对于一美元的GDP，有3.2美元的金融票据与证券在流通。1945年，各类金融票据和证券的总值为一万亿美元，是GDP的4.6倍；到1970年金融票据与证券总值升到4.8万亿美元，是GDP的4.6倍；1980年时，金融票据与证券总值破新高，14万亿美元，是GDP的5倍；可是，在2006年，金融票据与证券总值达到129万亿美元，是GDP的9.7倍：相对于每一美元GDP，有近10美元的金融票据与证券在流通！这129万亿美元中，股票市场占21万亿美元，债券占28万亿，住房按揭贷款占11万亿，消费者贷款占2.5万亿美元，这些都是对资产和未来收入流资本化的结果。

美国社会的金融化程度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这么高过，高度金融化带来的是前所未有的金融资本供给，有了这么多流通起来的金融资本，科技创新、对外投资、个人创业所需要的资本当然不成问题。美国经济的“钱化”和“资本化”能力也让其自然成为全球金融中心，以致于其金融业以及相关行业占GDP的份额超过35%。资本化的结果是：美国的财富能够以比其他国家快得多的速度创造更多新的财富。

哪个国家都有土地，有资源，也有各种未来收入流，但并不是所有国家都能将这些财富转变成资本，甚至也不知道将这些资产与收入流资本化的意义。其实，美国经济跟其他国家的差别不在别的，而在于它有着让任何资产、任何未来收入流都能提前变现的证券化、资本化体系。一般的看法是把过去200年美国经济的奇迹归功于工业革命和科技创新，完全忽视金融技术对美国经济的根本性贡献。可是，如果离开美国式的金融资本模式，我们真的很难理解为什么美国的创新、创业能量这么强。更何况，虽然美国式资本化会大大增加流动性、增加“钱”的供应量，却不一定带来通货膨胀。之所以美国式的资本金融不会带来通货膨胀，是因为股票、债券、按揭贷款等产权型金融资本都跟具体的资产或未来收入流相对应，不是凭空发行。这跟一般的货币金融有明显的差别，政府的信用货币更容易被滥发，后者就容易导致通货膨胀。换言之，美国式金融资本的发行是市场行为，受市场制约，因此滥发空间较小；而传统的信用货币由政府发行，由于政府的权力垄断地位，它更容易滥发钞票。所以，今天由资本市场带来的流动性“过剩”跟传统经济中货币发行过剩，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全球资本供应的确多，但物价却不飞涨的原因。

以前，当中国人说“张三有钱”，意思是“张三过去赚了很多钱，并还剩下许多”，是一个“过去”的概念。但在美国，人们说“盖茨有钱”，这不仅包括他过去剩余收入的总和，还包括盖茨未来各种收入的折现值，是一个“过去”加“未来”的概念。也就是说，盖茨500亿美元财富的大部分是未来收入的折现值，更确切地说，是微软未来收入的折现值的一部分。因此，当中国人的“钱”指的只是过去的收入，而美国人的“钱”包括过去加未来的收入，那么，即使中国人和美国人的过去与未来的收入完全一样，美国人也显得更有钱，中国照样需要从美国引进外资。之所以如此，关键在于美国有着让人们能放心进行证券、票据交易的制度架构和金融中介体系，是资本化技术改变了“钱”的含意。这就是资本化的奥秘！

好在中国也在加速资本化的运作，在GDP增长的同时，也在利用美国式的资本化机器给中国社会创造大量的金融资本，让美国式的资本秘诀在中国发挥作用。在政府、企业和个人将未来收入流通过资本化变现的能力增加之后，“钱”的含意在中国也在改变，今天中国人可以花的“钱”也包括过去剩余的收入加部分未来收入的折现值。结果是中国的钱也越来越多。

中国已尝到资本化的好处，但总体资本化水平还很低，美国股市、债市以及住房按揭贷款的市值分别为GDP的1.56倍、2.1倍和0.9倍，而中国相应的比值为0.8倍、0.01倍和0.11倍，所以中国资本化的空间还很大，还可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许多年的金融资本。只不过，土地还是国有，几乎所有大型企业也还是国有，这些会继续抑制中国资本化的深化。特别是，如果想要产生出最大限度的资本，产权保护、契约权利保护等法治架构还必须改善，否则，只能做些粗糙的资本化运作，难以深化。

一个三十岁男人的爱情婚姻思考zz

2009-03-02T19:50:00.000+08:00

发信人: smilature (露珠中的世界), 信区: Age
标题: 非常经典~~一个三十岁男人的爱情婚姻思考（转载）
发信站: 水木社区 (Sun Mar 1 23:24:13 2009), 站内

我不知道这样的帖子发在这个版是不是合适，就暂且放在这里吧，呵呵。刚刚看到的，非常想和大家一起分享，希望能给更多的人更多启示：）

比较长，不过还是推荐大家最好静下心来花十几二十分钟来读读~~

今年30了,结婚4年多了。平心而论，我的婚姻生活很幸福，但是很多时候我似乎并不满足。因为，我妻子是一个没有正式工作的人，现在给别人打工，也不可能有什么发展。文凭也不高，估计再过几年，也就会成为全职的家庭主妇。我的收入尚可，因此，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感到很大的经济压力。但是，以后呢？在中国这个社会，普通工薪阶层，靠一个人的收入想让一家三口过的很好，是比较有压力的。我从来没有在妻子面前表现过担心，也不知道她心里想过没有，但埋在我心里的郁闷是一直存在的，特别是工作不顺心的时候，我甚至想过很后悔，当初为什么要选择她呢？每次，看到身边朋友同事的妻子都是有正式工作人，我心里甚至想过，如果叫我第二次选择，我不会选择妻子。结果婚，似乎才知道，原来婚姻是如此现实。但是，有时候我突然假设，如果我有几百万，上千万，我会后悔选择妻子吗？结果是不后悔。我会毫不犹豫的选择我的妻子，因为我爱她，她也爱我。理智的我，突然发现，原来我和妻子的爱情是真的！但是，即便如此，在物质面前，我甚至会动摇。我在鄙视自己的同时，把这个矛盾埋在心里，对谁也没有说过。
婚姻真的如此现实？我在网上，在现实生活中看到很多夫妻搞的像仇人一样，我甚至觉得不可思义。我难于理解！如果在网上，我甚至会觉得对方再编故事！是骗子!不是我幼稚，而是我的婚姻经历和感情生活，让我无法理解。
如果有一天我和妻子离婚了，在财产分割上，我甚至不会有任何反对意见，即使离婚，我也会时常关心她的生活。我觉得离开妻子，心里愧疚。当然这本生就是矛盾的，我有这样的想法，我根本不会和妻子离婚！
我是一个唯感情论者，这不知是我的成功还是失败。我到目前为止，我只谈过一场恋爱，只和一个女人有肌肤之亲，这个女人就是我现在的妻子。在我眼里，爱情是圣洁的。我对那些在感情生活中游戏的人，是非常不理解的。
婚姻也许真的要讲缘分？我是一个无神论者，常常嘲笑一些人对一些事情的崇拜。但是，对婚姻，我几乎要相信，这是缘分，不是你想改变就能改变的。
因为和妻子的相识，相爱，结婚，真的无法解释。大学毕业分配到一个中型城市，这个城市是个旅游城市，但是并不发达。甚至开始他们的话我都听着有困难。第一次和妻子见面是她是一个同学的女朋友的朋友。我永远也忘不了她当时的样子。很瘦，很高，穿着很素雅，不施任何粉黛。当时，她远远走来，脸上带着微笑，听不到一点脚步声，就像风吹来的一样，当时是7月的黄昏，阳光在她背后。我觉得一阵心动。走近了，我也不敢正式她。她倒是很大方的微笑，行为举止很文静。那次聚会，我们说的很多，但是她除了微笑，话不多，声音也很小。现在，我想起她，只能用柔情两个字是最合适的了。
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要把她介绍给我。因为，觉得我们不相配。她只是一个中专毕业，而且是是成人中专。父母也是一般退休工人，退休工资很低。而我好歹也有不错的家庭，一个不错的国家工作单位，而且是正规的重点大学本科毕业。因此，大家都觉得不可能。我也觉得不可能。尽管，第一次见面，她让我心动。
我不是见女人就心动的人，比她漂亮的女人现实中我见过很多，但是我从来没有这样的感觉。到现在为止，我也没有想通，每次和我妻子谈起我当时的感受，妻子都要兴奋好几天。不服“缘分”还真的不行。
后来的事情，真和电视剧里面演的差不多。每次和那个同学见面，她都带着她女朋友，也许是怕我寂寞，每次我妻子都是作陪的。一直这样持续了半年，没有任何人提我和妻子怎么怎么样，连开玩笑都没有。也许大家都觉得不可能。但是，在我心里，这半年，已经把当时的妻子牢牢的刻在心里了。当时年轻，没有想过未来。只是觉得，每次聚会，没有她不行。每次聚会，觉得有她就会非常高兴，我的表现也很兴奋。因为，同学和她女朋友有时候需要独处，所以，玩的时候，都是我们一组的，潜意识里面已经把她当成我的女朋友了。我现在曾经追问过妻子，当时是否和我一样的感受，但是她很认真的回答，当时，她确实没有想过我会成为她的男朋友，真的认为大家都是普通朋友而已，没有多想，我听了，很是不爽，怀疑她没有说真话，要她承认当初对我就有“打猫儿”心肠，每次，妻子都是认真的说，真的没有，看到我不爽的表情，立刻嬉皮笑脸的哄我，其实第一次见面就爱上了我，然后哈哈大笑收场。
我们关系的进步，是那次牵手开始的。有一次，她们到我们宿舍来玩，当时我和那个同学住同一个集体宿舍。下楼的时候，突然停电了。当时很黑，我怕她摔倒，立刻下意识的用手去扶她，牵住了她的手，当时有一种触电的感觉，我也感觉到她很不自然的颤抖。当时，脑子里面一片空白，下那几级楼梯，似乎花了半个世纪。下了楼，她低着头，不敢看我，匆匆到了别，飞似的跑了。现在想来，真和80年代的爱情电影差不多，但是，这是事实。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我突然觉得要她作我女朋友的冲动。也许，人太年轻了，24岁呀，没有考虑将来，似乎觉得婚姻对我是个遥远的事情。作女朋友有什么呢？何必考虑那么多。
第二天，我给我同学的女朋友打电话，要她介绍我妻子作我女朋友。当时，她听了我的话，过了大约半分钟才开始大笑起来。然后说，没问题，她给我说。
结果晚上，她们就又来了。同学和她女友找个理由出去了。我妻子突然变得很不自然起来，以前相处的那种大方得体的举止现在都没有了，就是红着脸低着头，不说话。我也对着她傻笑，她也对着我傻笑。我并没有像她表白什么，但是从那是时候开始，她便成为我的女朋友了。
　　
后来的事情，可以写成一部小说。太多值得回忆的细节了。这是我的初恋。后来，我便能自然的牵她的手了，她也自然的挽我的胳膊了。我们单独相处的时间越来越长。后来就有了第一次接吻。真是让人终生难忘，现在想起来，我觉得爱情真是太美好了。我们都是第一次接吻，现在和妻子回想起来，妻子都会沉侵其中，像喝醉酒一样，半天不能说话。
再后来，就有烦心的事情了。因为每次，我考虑到结婚的时候，我就心烦。我怎么给父母说？我怎么给同事说？当时我还没有考虑未来的经济压力，也许年轻。当时我最大的障碍是父母和面子。
妻子似乎也明白这些，从来不和我谈这些事情。每次我们都很快乐。我们回避这个话题。
后来，我想了很多。我问自己：你是真心爱她的吗？我知道我是真心爱她的。但是，你能娶她吗？我心里犹豫了。后来，作了很多的思想斗争。那一段时间，和妻子约会都心事重重，对妻子的态度也没以前好了。细心的妻子当然发现了这一切。她什么也没有说。
我开始不给妻子主动打电话了。开始，妻子每天还打电话问候我，后来也许感觉到我态度的变化。她也没有打电话来了。这样持续了大约2周，我们没有联系过。这两周我都在煎熬中度过。我很想找到妻子，对她说，我们结婚吧。然后，抱着她大哭一场。但是，我没有。我潜意识里面似乎觉得应该分手。
记得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我不舒服，请了假在宿舍休息。我像一个驱壳一样躺在床上，那个妻子送我的枕头包围着我。2周的煎熬，我不知道我到底是真的感冒了，还是心病。我没有力气。我看到，妻子来了，手来拿着一束花，我记得是红色的月季花。妻子表情很严肃。她有我们宿舍的钥匙，她经常抽休息时间给我洗衣服和做饭。
　　
当时，她看到我躺在床上，似乎也很诧异。她以为我没在家。看到我病了，她很紧张。立刻很能干的给我测体温，同时给我买了药，烧开水，服侍我吃完。我默默看着她像个妻子一样为了作的一切，那温暖的感觉，真的有家的感觉。
一切停当之后，妻子把那束花插在他带来的花瓶中。我觉得她今天来的很不寻常。她第一次买花，连花瓶都买了。她很喜欢花，但是每次我要给她买，她都说太贵了。她呆呆的看着她插好的花，一个人坐在哪里傻看足足有半个钟头，然后悄悄的把一些照片放到我的书桌上，并且把我的一张照片收进她的包里，后来我知道那都是一些平时我表示比较喜欢的她的照片。
然后回到我床边，我看到她眼睛依稀有泪光。她悠悠说了句，声音都变了：我走了，照片作个纪念吧。说完，就转身走了。
压抑在我心中的郁闷终于爆发了，我突然抱着枕头，大哭起来。哭声因为被枕头压着，声音很小。但是很恐怖。我的身体剧烈的颤抖着。我不是矫情，也不是脆弱，我长到25岁，从来没有这么哭过。一次都没有。我清晰的记得，我当时心好痛。你们知道什么是心痛的感觉吗？我深刻的知道，因为我体会过那种痛苦。
据后来妻子说，当时我把她吓坏了。因为她从来没有想过我会这样。
妻子当时似乎忘了自己的伤痛，冲过来不停的问我：你怎么了，你怎么了。
我没有理他，仍然在发泄着我的郁闷，我感觉我上时间积累的郁闷正在说着泪水一丝丝流出我的身体。
妻子也开始不说话了，吧嗒吧嗒就往下掉泪，看着我就这么掉泪。
　　
终于发泄完了，我不知道过了多久。我翻身起来，擦干眼泪。我似乎下了决心。我替妻子擦干眼泪。我们都开始冷静下来。我说:走吧，我送送你。
我们谁也没有说话，默默的走着。到了一个饭店门口，我说咱们去吃个饭吧，妻子摇头说，不想吃。我说:就当我们的分手饭吧。妻子不再坚持，默默跟我进来饭店。
已经记不清当时吃的什么了。反正，我叫了很多菜，妻子也没说什么。但是，我们似乎都没有食欲。
记得付帐的时候，花了当时我们平时在外面吃3倍的钱。但是很多菜基本动也没动。
吃完饭，我和妻子分手了。我一直看着她的背影消失成模糊不见的黑点，完全看不到。我心碎了。我真是理智呀，我成功的和我爱的人分手了。我多么伟大，我自嘲着自己。
后来的日子，我不知道是怎么过的，反正没有任何事情能让我开心起来，只要一有空时间，我的脑海里面全部都是妻子的音容笑貌。挥都挥不掉！
从那个时候起，我知道了什么是刻骨铭心的感觉！！
我的生活开始昏暗起来。我越来越发现，我确实爱她，爱那个和我分了手的女人。我只能用工作来麻醉自己，我每天上班很早，下班很晚，累的自己倒到床上就能立刻入睡。但是我一点也不快乐。
一直到春节，我回了家。那是我生命中第一个感到不快乐的春节。本以为时间可以抚平一切。分手半年中，别人给我也介绍过不少的女孩，工作很好，人也不错。但是无论如何，她们无法代替她在我心中的位置。初恋是最难于忘怀的。和其他女孩相处，我觉得平淡。事实上，我并不排斥其他女孩。而且试图接受她们，忘掉妻子。但是，我发现我无法做到。
开始上班了，有一天，我无意中听到我同学说，我妻子生病了，而且很严重。我脑子嗡的一下，我不知道当初是怎么想的，我只是记得我问了医院的名字，立刻就飞奔出去了。
我很快就找到妻子的病房，当时她脸色苍白，躺在哪里，睡着了。我又一次感受到了心痛的感觉。我走近她，看到她细细的胳膊上插的吊针，我能清晰的看到她的白皙皮肤上的血管。她瘦了好多。
后来我才知道，妻子和我分手之后，也不快乐。每天只是吃一点点饭，经常独自流泪。睡眠也不好，她本来就瘦，这样几个月下来，哪里经的住，人瘦了一圈，终于病倒了。
我握住她的手，她感觉倒了，睁开眼睛，黯淡的眼睛立刻闪出神采。笑了下，说：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我什么都没说，就是把她的手紧紧握住。后来，她的父母进来了，看到我很诧异，他们并不知道我们的事情。她只说我她朋友的朋友。他的父母都是很慈祥的老人，对我很热情。我想他们应该看出我们之间的关系不一般，因为眼神是瞒不了人的。现在我看一对男女是否是恋人，我一眼就能看出来，真的，那个眼神是不会撒谎的。
她住院的日子，是我们快乐的日子，我们谁也没有说什么。我每天有空去看她，给她买她喜欢吃的零食。她精神很好，食欲很好。本来就没什么大病，所以，3天就出院了。
后来，她上班了。我们恢复了见面。就是见面而已，大家也没有说其他的，但是我已经满足了。我心情很愉快。
她当时在电台上班，有时候需要值夜班。我就会偷偷溜去陪她。我们经常晚上也拥抱着倒在沙发上过一夜。当时我觉得很满足，根本就没有想过要怎么样，也没有想过性。真的没想过，现在觉得不可思义，但是当时觉得这样就足够了，已经很幸福很满足了。这就是爱情。
现在妻子经常抱怨我晚上睡觉不抱着她睡。我解释说，如果我抱着她睡觉，第二天我胳膊会痛，她立刻反驳说，当初我们谈恋爱的时候，你不是经常一晚上一晚上抱她吗，怎么重来没见你喊胳膊疼？想想也是，当初真的不疼，还觉得很幸福。每当这时候，我就傻笑，说，我也不知道。妻子呵呵笑几声，也不再追究了。
也许，恋爱和婚姻确实是不同的。恋爱的感觉太美妙了，如果你没有经历过真正的恋爱，我觉得太可惜了。如果可能，我真希望自己一辈子停留在那个恋爱的时间，永远幸福。
但是，人必须要成熟。婚姻是另外一种幸福。
我开始暗暗下了决心，我要和妻子结婚。转眼，我26岁了。我对妻子说，我们结婚吧，妻子严肃你来，说：你一定要考虑清楚，别一时冲动。我说：我早考虑清楚了。其实，自从那次分手失败之后，我已经下定决定，就是这个女人了，其他女人我都不要。管她的那些困难，我都能克服。大不了生活的比别人稍稍差一点点。但是我一定能让我们幸福的。
决定结婚之后，我带她拜见我的家人。开始我没有告诉父母她的真实情况，只说她的工作很好。父母对她这个人比较满意。她比较讨人喜欢。后来，几次见面，混熟悉了之后，我才逐渐说出她工作的事情。我的父母都是知识分子，非常开通。母亲郁闷过一阵，看我坚持，也没说什么。让我感到很开心。我真的感谢我的父母，她们太体贴儿子的感受了。
父母和我不在一个城市，很远，所以我的事情他们除了给钱，基本就无法帮忙了。在妻子的坚持之下，我么坚决拒绝了父母的资助。单位已经取消了福利分房的制度，所以，我们必须租房子。
我们找了一个每月150元的平房，阴暗潮湿，整天都必须开灯。两间房，一个厨房，一个卫生间。开始了我们的家庭生活。现在想来，条件真的很差。但是我们现在还很怀念那段时光。
妻子很幸福的用她能够想到的方法把我们的新房间布置的很温馨。虽然简陋，但是真的有家的感觉。当时，我们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我们请了几个朋友，领了结婚证，然后在一家不高档的照相馆花150元照了一张很臭屁的婚纱照。无限满足的挂在我们床头。两个人傻呼呼的倒在床上欣赏了好久。所以，我看《结婚十年》的那一段特别有共鸣，因为我们也有相似的经历。
我们的新婚之夜也就是在那个简陋的房子里面度过的。说起新婚之夜，我觉得真的很有趣。因为我们第一次有了男女之实。在坛子里面的都是成年人了，我不怕说出来。其实，第一次根本没什么快感，有的只是好奇和紧张。我记得我们直到后来昏昏睡去，也没有完全成功。天亮的时候，醒了，又努力了很久，终于成功了。但是因为她喊痛，所以我也不敢动。最后还是完成了。当时，我们都觉得很好笑。但是，这是人生中一段美好回忆，现在我们想起当时的情况，还觉得甜蜜。
我们的小日子开始了，我每天上班下班，她上班下班。家里的一切，包括我穿什么衣服，妻子都能照顾的好好的。我回到家里，除了看书，看电视，看报纸，什么都不用作。妻子是个好女人，很贤惠。但是，妻子在她的父母家里也是什么不作的人（她是家里唯一的小女儿，有两个哥哥），她的爸爸妈妈知道我们家里面是妻子作饭之后，诧异了好久，觉得不可想象。妻子在为我改变，说实话，开始妻子的饭着的真是难吃。开始，我没觉得。可能是新婚幸福吧。后来，我就会说。妻子于是找了很多菜谱学了很多。现在我除妻子的饭菜，连我爸爸妈妈的饭菜都吃不惯了。每次到妻子父母家里，我觉得她爸爸妈妈手艺比我老婆差多了，呵呵。
日子一天一天过，新婚的幸福逐渐淡去。但是我们的感情还是和谈恋爱的时候一样，我活的很快乐。即使在工作中遇到不顺心的事情，对妻子没什么好脸色，她也会默默的不来打扰我或者宽慰我。每次看到她，我都觉得无限的柔情，很多不愉快的情绪都消失了。
妻子身材很好，怎么吃都不怕胖的那种，好多女人都羡慕她。但是她很节俭。给我买东西很舍得花钱，给她自己买都是买比较便宜的。其实我们的经济并不紧张。每次都是我给她买好的外套。
我们经常出去玩，经常去散步。非常快乐，晚上，在床上也经常缠绵不休。我们眼里没有别人。
在那个难忘的平房里面住了不到2年，我们有了自己的房子。我们自己买了房子，每次回到家里，看到妻子，我就觉得自己都多了一份责任，我就暗下决心，一定要努力。这种动力，让我工作很努力，除了本质工作，我到外面给别人作工程，赚了不少钱，提前实现了自己的房子梦想。搬到新家之后，我们时常回忆那段平房的简陋时光。满脸都是幸福。1年之后，我们有了自己的车，虽然车子很抵挡，但是毕竟是自己的吧。妻子也比以前胖了不少，更加丰满，具有少妇的韵味了。
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基本没有什么改变，我在家里什么都不作，即使她上班去了，依然会给我把每顿吃的东西规划好，到时候到微波炉里面热一热就ok了。而且每天都会打电话回家问我吃了没有。
家是我下班之后唯一想回去的地方。新婚的激情早就腿尽了。因为我的工作经常接触异性，经常在被窝里面，妻子会问我你想过没有要找个情人什么的？我笑了笑，如果有感觉，也可以呀。妻子立刻紧张的问：那你遇到有感觉的了吗？我说：没有，她们都不如我老婆。我有病呀，放着老婆不要，到外面去冒风险？老婆一边幸福的笑，一边说我虚伪。呵呵，其实我说的是真话，很多人都说，男人都是下半身指挥大脑的。但是，根据我的感觉是，那是他们没有遇到真正喜欢的人，如果你的妻子是你真正喜欢的，你真的不会背叛她的。男人好色，这是对的，但是好男人和坏男人的区别在于是否能够控制自己。
我每次想到如果我背叛妻子，妻子那伤心的眼神，我就会心痛。我会毫不犹豫的打消不该有的念头。
这也奉劝女人们，你们抓住男人最好的办法是从心里征服他，而不是通过其他方法。
有位朋友问我，你到底想表述什么？是为了表示你的后悔还是你的幸福。我回答说：都不是。我只是客观的给大家叙述一个我自己的故事和我自己的真实感受。结论由你自己作出。而且你应该认识到婚姻更多的是责任。下面继续我的故事……
　　
应该说我是一个感情论者。我觉得没有感情的婚姻是悲惨的。我生活中很多认识的人都离婚了，似乎离婚已经不是什么大事情。我的大哥就是一个婚姻的失败者，所以他的经历对我婚姻观影响很大。大哥到目前为止，已经结过3次婚了，和现在的大嫂关系也不好。每次回家都能听到父母的抱怨。从某个程度上，我要感谢大哥婚姻经历。因为正是他的失败婚姻，让父母觉得夫妻相爱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和妻子的事情尽管母亲觉得不满意，但是，看到我们很相爱，最后没有拦阻，只是说希望不要像大哥一样就行了。
大哥当初上大学的时候，也是有初恋的。当时我上高一，所以我知道的很清楚。大哥爱上了一个高中生。那个女孩很美很有气质。每次放假，大哥都和她再一起。后来，那个女孩没有考上大学，大哥毕业分配到父母所在的城市。那个女孩后来在一个厂子里面当了工人。父母终于知道了这件事情，大哥的婚姻是我们家第一宗婚姻，父母很重视，当然是反对的。而且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大哥很坚持，和父母闹的很僵。又来还是那个女孩知道了情况，主动离开了那个城市，大哥消沉了很久。后来在家里的介绍下，和另外一个条件好的女孩子结了婚。大哥长的又高又帅，爱好交际，是很有女人缘的那种男人。后来就有了外遇。平心而论，我的第一个大嫂也是很好的女人，这件事情上完全是大哥的不对。大哥背叛了家庭。结果就是离婚，但是2年之后又是离婚，再后来还是离婚。
我工作了之后，以一个男人的身份和大哥谈过很多，当时我们在酒吧喝得大醉，我对大哥说：对婚姻要慎重，不要再伤父母的心了。爸爸妈妈不容易，年纪也大了，还有多少时光？我们为什么不让他们开心一些呢？我记得大哥没有反驳我，沉默了很久，一口气把一大杯啤酒倒如口中，呜呜哭起来。我虽然已经有了8分醉意，但是我心目中坚忍的大哥的表现仍然让我很意外。大哥哭了很久，对我说：兄弟，以后你记得一定要找个自己喜欢的人。
后来我结婚了，我真正明白了大哥的痛苦。大哥在很多人眼里是个风流不负责任的男人，对3个嫂子而言，无疑是一种伤害。一个男人可以和任何一个自己不讨厌的女人结婚，而且也能对这个女人好。但是当有外界诱惑的时候，这个男人能否抵制诱惑，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男人对她的妻子爱的有多深。
骂男人不是好东西的女人很多。她们说的其实有道理。但是爱情的力量是可以让一个男人无坚不催的。我是深有体会。
我结婚后其实遇到过不少自己喜欢，而且她也喜欢我的女人。我甚至有时候想我能否作第二次选择呢？离婚，再和一个条件更好的女人结婚。也许你会鄙视我，但是我真的曾经有过这个念头。
妻子其实长的身材好，也很美。但是我不得不承认我和妻子之间已经没有了激情。当我真有这个想法之后，我才发现，我无法这么作，因为我和妻子之间的关系已经演变成了一种亲情。这是婚姻的必然经历，是一种更高境界的爱情，所以大家不必恐慌。妻子不在家，我可以几天都不想她。她给我打电话，我也可以爱理不理，但是，如果告诉我妻子永远不会回来了，我会难过，我会不能接受，我会尽我的所以能量去改变这个事实。这就是我现在的感受。
我怕看到妻子伤心，这是我最怕的事情。每次，看到她的眼泪，我的所有怨气都会消失的无影无踪。我会在内心狠狠的骂自己，骂自己无能，骂自己不是男人，为什么要把怨气撒在妻子身上呢？
结婚之后，你会发现，其实你爱的人不是十全十美的。妻子最吸引我的地方就是温柔。事实上，婚后我享尽了妻子的温柔。但是妻子温柔的背后也有野蛮的一面。这是我没有想到的。
记得那是一次去参加一个朋友的婚礼。朋友的老婆的条件很好。我想到自己的妻子，心情郁闷起来。朋友在郊区，我们回家是需要5快钱的车费，当时我们还没有自己的车。我没有话，自顾自的走着。妻子上来和我搭话，我没有理她。也许她知道我的心情，很敏感的往前走了，据她说她是想在车站等我。因为我身上没钱，我和老婆在一起，没有带钱的习惯，都是她负责。我看她往前走了，我误会她是想甩掉我，自己走，她知道我没钱，还想甩掉我，不是故意要我出丑吗？当时我就是这么想。
本来郁闷的心情现在化作了愤怒。当时我兜里恰好有10块钱，上次没用完的。妻子不知道的。因此，我故意没有跟着她，在车站外等了很一阵，等到了一辆车就自己走了。本来以为，妻子肯定先回家了，正准备找她问罪。没想到，居然我先到家。我突然意识到情况不妙，可能误会她了，她说不定还在车站等我呢。但是，我没有管他，自己就在家里看电视。后来来了个电话，听到我的声音立刻就挂了。
我预感她就是妻子。果然，1个小时之后，妻子回来了。
平时的温柔模样全然没有了，一进门就喊：你到什么地方去了，我在车站到处找你。我其实也知道我错了，但是我仍然说：你是不是因为我身上没钱，就故意甩开我？妻子愣了一下，立刻爆发了。她大哭起来，狠狠抓起茶几上的烟灰缸（我不抽烟，为客人准备的），砸在地上，只听见啪的一生巨响，地上全是玻璃碎片。妻子继续大哭，没有理我，冲进卧室，扑在床上私心裂肺的大哭，剩下我一个人像木头一样呆在客厅。
我呆在客厅里，很久都没有动。我知道自己错了。同时，我惊异妻子居然如此火爆。听到妻子的哭声，我又有了心痛的感觉，这个感觉我清晰的记得谈恋爱的时候和妻子分手的时候有过。我心完全融化了。我开始骂自己。
我走到卧室，碰了碰妻子的背，轻声说了句：别哭了。妻子狠狠把我的手打开，好疼呀。妻子继续苦着。我懵了一阵，突然不顾一切的把妻子搂进怀里，妻子反抗着，我不管，我拼命地抱紧她，妻子终于没有发抗，用手楼住我，把头埋在我胸前，比刚才更大声的哭呀。我抱紧她，在她耳边说：对不起，是我错了。别哭了，你伤心，我会心痛的。妻子哭的更厉害了。
就这样过了很久，妻子哭累了，在我怀里睡着了。后来醒来的时候，妻子揉揉哭肿的眼睛，又恢复了以前的温柔，我再次道歉，她温柔的笑笑，说，算了。就作晚饭去了。
晚上睡觉的时候，妻子突然抱着我说：老公，你爱我吗？我说爱。妻子犹豫半饷，轻声说：你是不是后悔和我结婚了？我赶紧说：没有。其实，我心里知道，自己有时候真的有点后悔。但是，一看到妻子，我的后悔就会烟消云散。妻子沉默了一阵，悠悠说道：其实，我知道你后悔了，不过没关系，你什么时候想离婚，给我说，我会答应你的。我立刻开玩笑的说：你离开我，是不是有更好的人拉。妻子悠悠道：离开你，我就出家当尼姑。我哈哈大笑起来，开始嘻闹她。妻子没笑，只是把我抱的更紧。我也搂住她，心里感慨很多。我突然觉得，我这一辈子都要守护这个女人，这个我爱的女人，无论是贫穷还是富裕，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这是责任，一个男人的责任。每次我遇到挫折的时候，我都会想起妻子，我会想如果我倒下，妻子怎么办，每当此时，我都会百折不挠的对待我工作和事业上的事情。
问世间，情为何物，只叫人生死相许？这是我在金庸小说里面看到的词，他原来的出处我不知道。爱情是什么，婚姻是什么？我时常思考这个问题。
我有时候想，爱情是男女两个人的事情，但是婚姻却不是仅仅是两个人的事情，他还是两个家庭的事情。很多过来人也说过，爱情和婚姻是可以分离的。结过婚，你会发现父母的建议并不是没有道理的。我见过很多女孩的父母，年轻时候也是爱情第一的，但是对待自己的子女的婚姻却现实的很。这是为什么？不少女孩子现在的求偶标准也是现实的很，什么没房子没车免谈。有时候我听到这些，我都不禁哑然失笑。如果天下都这样的话，恐怕男人打光棍，女人当二奶的比例会越来越多。我很看不起那些第三者，如果不谈感情，光从经济学分析，她们的行为绝对不是用不道德几个字能形容的，实际上和盗窃罪有相同的意义。很多男人没钱的时候可以和老婆相处，有了钱就抛弃妻子，那些第三者往往就是靠自己的青春来换取金钱。这对人家原来的老婆就是盗窃，人家辛辛苦苦经营多年，成果出来了，却成了没有任何投资的女人的，这难道公平吗？
说归说，但是感情的是说不清楚的。我很爱自己的妻子，当初决定结婚的时候也想过这些问题，但是，当激情散去，自己真的面对的时候，却发现没有想象的那么从容。
我的同事和朋友到过我家的都特别羡慕我。因为，我在家里就像上帝，什么都不作。连扫地都很少。每次，不管老婆在不在，我都会辩解：哪里嘛，你们没有看到我干活的时候，其实家里的重活都是我干的，比如买米，买油这些都是我干的。如果妻子在旁边，一般听到我吹牛，都会温柔的看着我笑，还给我作鬼脸，但也不揭破我。还说，家里买米买油确实是我干的。其实，我就买过几回，后来都是我打电话叫送的。
我也知道，我的朋友的老婆在家里基本和我差不多，家务基本都是我朋友干的。但是我确羡慕他们的经济压力比我小，也许这就是围城效应？
家里的任何事情，妻子从来不自作主张，都是会和我商量。我们家的钱全部都是妻子在管理，包括我的工资帐号，我基本不知道我每个月领了多少钱。但是，家里除了伙食费用和零用钱，只要超过100元的以上的开销，都要我知道，我认同才行。我常说，我们这是最民主的管理方式，两权分离，谁也不吃亏。
结了婚，我发觉大部分女人都爱三样东西。一个是首饰，一个是花，还有一个是化妆品。妻子也是女人，她同样爱前面两个东西。妻子比较特别的是她不喜欢化妆品，她从来不化浓妆，都是略施粉黛，挺和我心意。每次到首饰店，妻子都会强拉我进去看，还会问我这个好不好看，像个孩子一样。但是当我说好看，买吧，她就会拉我飞快的跑开。每次看到花，就会兴奋的大叫。男人也许是实用主义者，我对这些都不以为然，我甚至不能理解。我觉得假的首饰和真的没什么区别，那么贵的花还不如去买本书看看。
妻子目前只有我们恋爱的时候我送给她的一枚黄金戒指。这是我送给她的定情之物。现在因为变形，已经没有戴了。她很珍惜，小心奕奕的放在她的梳妆盒里。时常拿出来看看。我对她说：干脆融了重新打一个吧。她想了想对我说：结婚戒指不能动的。要好好保存。我说，那就买个白金镶钻的吧？她说看看吧。但是每次都是只看不买，有几次我游说的她动了心，但是最后她还没买，但是每次上街必然逛首饰店。
我的印象中，我没有送过妻子一次花。不对，应该有一次，还是恋爱的时候出去吃麻辣烫，卖花的小姑娘看我们是恋人，拼命叫我买的，不买就不走。妻子当时是反对的，但是我买了之后，她表现的很兴奋。后来那朵红玫瑰凋谢了，她也没丢，后来居然成了干花，现在还被她放在梳妆盒里，每次批评我不给她买花的时候就会拿出来给我现场演示，说，看，这就是你送给我的花.
每次我都辩解说，我买花还是要找你拿钱，不如你自己直接去买，喜欢什么买什么，不是更方便吗？妻子没有辩解，但是每次逛超市，家里要买花的时候，她都逼我去拿，而且付帐的时候，她会给我钱叫我单独付帐，常常让我觉得一头雾水。但是，我依然如故，一般不会给她买花，因为我觉得其实有点浪费钱财，不值得，妻子也觉得是。特别是情人节，花是天价，我就更不会买了。
我们就这么现实和琐碎的活着，我感到很幸福和满足，妻子也是。因为我看到她的脸上那阳光一般的快乐。尽管送我时常会因为想到我们的未来的压力而闷闷不乐，有时候在家里也会一言不发，但是我看到妻子忙碌的身影在家里穿梭，我就觉得一丝责任，一丝温暖。家，是一个男人永远不会感到厌倦的地方，尤其是有一个自己爱的女人的家，无论你飘到哪里，最后你还是会觉得只有在这样的家里，你才会感到平静和安逸。
我和妻子从来没有出现过像有些夫妻一样的大规模战争，比如对骂什么，互相指责什么的，有时候我觉得妻子和我心是相通的。我感觉她能敏锐的感觉我心里想什么。
有一次，我工作上有了不顺心的事情，回家闷闷不乐，妻子和我主动说话，我说了一句：别理我，我不想说话。语气很无情。妻子愣了一下，出去了，做好午饭，自己吃了。叫我一声吃饭了，我没搭理她。那天很冷，妻子带上她的那条蓝色毛围巾就出去上班了，那天她上夜班，要第二天早上才会回来。晚上，她打电话回来，问我吃饭没有，我没好气的说：我不是小孩，我能不知道吃饭吗？说完就把电话挂了。我知道妻子肯定会很伤心，但是我那天确实心情很烦。
第二天，一大早，我出门上班，在楼下遇到妻子下班回来。风很大，我缩着脖子，说了句：回来拉，然后就自己走。妻子叫我：等等。我回头看到妻子向我跑来，我不知有什么事情，妻子解下自己的围巾，仔细的给我系在脖子上，顿时，一股温柔涌上心头，那条围巾有了妻子的体温，还有我熟悉的淡淡香味，我顿时觉得天气并不寒冷。我当时有点发楞，也许妻子觉得很正常。她不知道我的感受。我都是自责起来，为什么对她不能好一点呢？那不是你最爱的女人吗？为什么不能让她感到快乐，少一点忧愁呢？妻子离开的时候，我向她温柔的笑笑，说：别冻着了，快回去吧。
当我转身的，我觉得自己眼里有了泪光，这些妻子都没有看到。不能让她看到。上次看到韩国电视剧《看了又看》看到民言和盛美也有这样的镜头，一下子勾动了我心中的某条玄。可惜导演最后终于没有让他们成功，这个让我郁闷了很久，也萌发了很多感慨，婚姻真的如此现实？
如果叫我现在回答这个问题，我会说：婚姻是现实的。但是要让我抛弃妻子，我又会心痛一辈子。也许，世界上本来就没有绝对正确于错误的事情？我不知道。
不少回帖的朋友都说，我是一个好男人。我是吗？我自己也不知道。客观的说，我不是一个好男人。我在这里抱怨，一边述说我自己的幸福，一边流露出自己对妻子的不满足。我知道妻子为了我改变了很多。很多事情都是从我的角度出发，但是我为她有什么付出的呢？妻子不是什么名门之后，但是也是爸爸妈妈的掌上明珠。
妻子在家里，是个很贤惠的妻子。但是，每次岳父岳母来了之后，我才能看出其实妻子也是人家的宝贝。岳父岳母经常会来我们家看看他们的女儿，每次来，都不会空着手，带很多东西。尽管那些东西加起来也不值几个钱，但是他们对我们关心让我很感激他们。当然，这一切都是因为妻子。他们来了，我会看到妻子很开心，而且像公主一样什么都不作，爸爸妈妈开始给我们收拾屋子，给我们作饭。每次我都说到外面去吃，但是每次都会被拒绝，妻子也不坚持。
每次看到妻子在岳父岳母面前撒娇的样儿，我突然觉得我是个好男人吗？我什么也没有作，家务都是妻子在作，而且妻子从来没有要求过我作什么。我给了妻子什么，妻子自己赚的工资也能养活自己，她不欠我什么，但是为了我，她总是毫无怨言的营造这个家。每次，我都感到很愧疚，但是想过之后，我依然依旧。没有多大改变，只是发脾气的时间少了，对妻子说话温柔一些了。
我是一个好男人吗？我是家里最小的，从小过惯了衣来张口，饭来张口的日子，我从来就喜欢别人的关心，但是我确很少想到关心他人。妻子身体不是很好，刚结婚的时候人太瘦。咽喉总是发炎。一生病就会不停呕吐，让我很烦。我是个奇怪的人，妻子一生病，我就会一边照顾他，一边发脾气。妻子开始赌气不让我管他，但是我在书房里面确无法安心作任何事情。只好又回到卧室一边照顾他，一边发脾气。后来，妻子习惯了，不管我怎么发脾气，也会温柔的享受我的照顾。每次，发完脾气，我又后悔，我问妻子：你烦我吗？她居然说：不烦，你发脾气的样儿让我感到你很关心我。我说不出话来，心想这个傻丫头，我发脾气居然也不生气。
其实别看我30了，也许从小没有受过挫折，所以心里年龄要小很多。婚姻，让我变得成熟。我不喜欢照顾别人，但是，结了婚，让我有了责任感，我必须照顾她，她是我的爱人呀。
我是一个好男人吗？我是一个普通的男人，我不是卫道主义者。我一样会看色情网站。街上看到美女，我一样会多看几眼。我在网上很多异性朋友。我也会和她们开开玩笑，甚至打情骂俏。但是我有我的原则，婚姻必须是要有规则的。性忠实是婚姻起码的规则，如果连这一点都作不到，我觉得这样的婚姻还有任何意义吗？
这一点，妻子好像是对我绝对的信任的。从来没有对我表现过这方面的担心。我不是性无能，实际上我表现很完美，妻子对这一点赞不绝口。其实我有时候调侃她，你不知道其他人是什么样子，你怎么就知道我好呢？妻子想了好久，似乎觉得我说的很有道理。呵呵傻笑一阵，拿出一本她经常看的《人之初》，调侃我道：根据书上统计数字，你绝对算是非常非常棒的。每次得到妻子的肯定，我的男人自尊心得到极大的满足。后来追问妻子为什么对我这么放心的时候，她狡诈的说，呵呵，当初我就考察过你，否则，才不会嫁给你呢！
　
一个30岁男人的爱情婚姻思考 (二)
这牵起一段往事回忆。那是我刚到这个城市的时候，一个外地的同学到这里玩，那是一个我们班出名的花花公子。他居然要求我们到ok厅去玩。我们当然就带他去了。他很富有，一进去就给我们一人叫了一个小姐。而且他买单。我当时脸皮很薄，说不要。但是熬不过他。结果每人都来一个小姐。我根本没有看那个小姐一眼，不是讨厌她，而是不好意思。我只是叫那个小姐给我点歌，我不停的唱歌。那位同学早就搂着小姐到包厢里面去了，不时传出各种声音。
　
我那位小姐不停的邀请我到包厢去跳舞，我都拒绝了。正是青春年少，我之所以没有和这位小姐怎么怎么的。完全是因为我一直相信没有爱情的男女之亲是不符合我的原则的。后来这件事情被我的单位的那个同学知道了，那个同学的女朋友是我妻子的密友，自然我妻子也知道了这件事情，我想因为这个，我在她心中的地位恐怕又多了几分。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也许是不好意思。毕竟是没有经验。现在自己结婚了，如果还是那样，自己还会把握那个原则吗？都说男人很容易把性和爱分离开来，而且没什么负罪感。我觉得说的很准确。男人和女人比较起来，男人是比女人更容易把爱和性分离的。一个女人如果不爱你了，她才会出轨。但是一个男人，恐怕他即使很爱你，但是他同样可能出轨。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这样的男人。尽管每次我想到妻子，心里就是温馨。我只是觉得这样作会伤害妻子，但是如果你问我想不想一个漂亮的女人上床，我会说：我想。但是我能克制自己，因为婚姻绝对不是性。妻子除了给予我性，还给了我温情。像父母一样的温情，这是任何人无法代替的。如果世界上让我找出我最有信心对方不会背叛我的人，我会毫不犹豫的说出妻子的名字，还有就是我的父母。这就是爱，这就是有爱的婚姻。
　
上帝给了男人雄性的特质，但是也给了人理性的思想。这结合起来，才叫男人。没有理性的男人其实就是动物。如果你真的爱对方，我想这不是一种痛苦，而是一种幸福。
随着文章的贴出，我的内心的感情似乎找到了一个出口。刚开始的很有激情，现在写的时候就好像婚姻一样的平淡。朋友们也给出了批评和肯定，谢谢你们。
　
我把自己赤裸裸的展现在你们面前，因为我们并不相识，网络的魅力就在这里。这是真实的我，不管是对还是错，不论是让你憎恨还是喜欢，我不管，我只能保证这就是真实的我。
　
记得结婚前，单位的前辈都异口同声的说：如果你要小孩，一定要早要，如果不要就不要。我当时很不以为然，觉得自己还是个孩子，拖个孩子多凄惨，管他的，以后再说吧。现在我也结婚四年了，我同样会把这句话送给还没结婚，或者刚结婚还没要小孩的朋友们：如果你打算要小孩，就早要吧。
　
现在30岁了，才突然醒悟过来，我该要个小孩了。我老的时候并不想当孤家寡人。但是真的面对的时候，才发现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怀孕要1年，带孩子又是几年。孩子上学了，经济的压力。一想到这些，我心里就郁闷起来。
　　
如果，我们刚结婚的时候，那个孩子不打掉，现在也该3岁了吧。正是可爱的时候。和妻子每次谈起这件事情，我们都后悔不已。当时觉得没条件，现在想起来，其实条件都是没有止境的，要了也要了，条件再苦，孩子依然会长大的。
　　
现在突然要孩子了，但是我的压力却更大了，要考研究生。要评职称。如果我上学去了，妻子生孩子，谁来支持这个家呢？想到这些，我就头痛，不敢下决心。
　　
妻子很喜欢孩子的，常常在被窝里面给我勾勒我们的孩子会是什么样子。但是从来没有对我说过我们要个孩子吧。我知道她也明白压力的存在。虽然喜欢，但是也不敢说。
　　
每次这种时候，我都觉得很难过，我突然觉得自己这个男人当的很窝囊，连给予妻子孩子的能力都没有。当然，这样的感受我从来都是埋在心里，我不想伤她的心，尽管她其实清楚的知道我想什么。
　　
尽管如此，我还是非常自信的说：老婆，你赶快把身体养的棒棒的，只要你身体好了，我们立刻要个孩子，男孩女孩我都喜欢。妻子脸上漾起笑容，说：我们能养的起吗？我把胸脯拍的咚咚响:没问题，我就不信养不活老婆孩子！妻子听了，很是高兴，她对我很崇拜，因为婚后我确实给我们的家赚了一些钱，她看到过我的努力对家庭经济的改变情况。我想妻子是相信了我的话，其实我心里是没有底的。我不知道大家的情况怎么样，我只是看到街上有钱人越来越豪华，但是我们的工作和我赚外快却越来越难，大学毕业的硕士生越来越多。我不知道国家整天叫嚷经济增长，到底增长到什么地方去了。
　　
我感到压力越来越大，我不知道现在幸福生活还能维持多久。
　　
我曾经设想过最坏的情况，如果有一天失业了，我如何去养我的家，我的生活会是怎样？我相信我的妻子不会离我而去，但是我如何忍心她跟着我受苦？
　　
妻子也许天生就不应该过苦日子，因为她很瘦，身体很弱，她没有力气干苦力，她也没有能力从事技术水平高的工作。她有的就是一颗善良的心。也许这只是我一厢情愿的想法，也许，到了那一天，妻子也能迸发出生命力，我不知道。
　　
如果到了最坏那一天，我有信心能养活自己，无论社会变成怎么样，我想我能养活自己，甚至我能养活妻子，只要她要求不太高的话。但是，如果加个孩子，我能让他受良好的教育吗？我没有信心。
　　
看到妻子每天高兴的读育儿的书籍，经常到医院作健康检查。尽量不座车，增加步行机会。看到她有意识的买有益于我们下一代的菜和营养品，我没有在她面前表露丝毫的担心。但是，我内心的感受，能对谁说呢？
　　
妻子现在已经很丰满了，体重到了50多公斤。还不停的督促我要锻炼身体，不准我熬夜。好像一切都在计划中进行。
　　
妻子计划7－10月份怀孕，明年孩子就出世了。
　　
每当在这个时候，我才发现我其实很失败。我连养家的能力都没有信心，面对以后的日子，我该怎么办呢？
　　
突然很怀念年少的时光，我突然发现，我已经老了。那时候，真是好呀，无忧无虑，天马行空。
　　
也许，这就是人生。
也有不少朋友和我有相似的经历。还有个朋友说自己就像我的妻子一样，她的另外一半就像我一样的景况，问是否应该选择离开？
　　
她的这个问题，我思考了很久，让我把自己的经历又回忆了一遍，但是我最后还是没有答案，这个责任太重了，我不敢回答。
　　
我只是希望你们幸福快乐，相守终生，我害怕因为我的回答让你们痛苦或者后悔，所以我不敢回答。
　　
更多的朋友很尖锐的指出，其实你是一个自私的人，你只爱自己。你的妻子也是一个有自尊的人，你潜意识中何曾对自己的妻子有过尊重？
　　
我想了很多，我想了很多理由来辩解，我不想承认这样的结论。但是，最后，我不得不说，你们是对的。我没有理由辩驳。我的潜意识中确实认为妻子不如我，理应为我付出。一开始，我就认为自己和妻子结婚，是对妻子的一种恩惠。妻子对我发脾气的忍让，是理所当然的。
　　
其实我是一个思维很理性的人，任何事情，我一般都有自己独到见解，外界的因素很难毫无理由的影响到我对问题的认识。但是，尽管如此，面对自己婚姻，面对自己的生活，我还是不自觉的引入了自己主观的意识。这是我的局限性，或者这是人的局限性。
　　
回想起来，我和妻子之间，妻子关心我的多，我关心妻子的少。也许妻子觉得男人的关心的方法不一样，所以，她仍然觉得我是个好男人，好丈夫。她很满足现在的情况。
　　
对家务的分担，妻子早以习惯了她全部包揽的现状。其实，对这个问题，妻子也不是没有努力过，她曾经试图让我不自觉的分担她的家务。妻子的方法很含蓄和隐蔽，她的不少方法都是来自她常看的《人之初》杂志。后来，我无意中看到，觉得怎么上面的方法我都这么熟悉呢，我才恍然大悟。
　　
妻子采用的第一个方法是激将法。首先妻子会大赞我妈妈的饭菜很好吃。问我作为妈妈的儿子，难道就没学到一点儿？太丢脸了吧。我当然不会承认自己不会拉。我开始吹牛，呵呵，其实我早得到我妈妈真传。她打死不信。我就说，我给你证明一下，我的招牌菜，回锅肉和麻婆豆腐。第二天，妻子就把我原料买好了。我很有兴致的给他作了两个菜，我自己觉得很好吃，妻子也不停夸张的说，果然厉害。不过就是烧焦了，希望下次能吃到更好的。后来，我真的不停给他作过好几次，她还把她姐妹一起叫过来，品尝我的手艺，那一天，她什么也没作，就和姐妹在客厅里面聊天，我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对。
　　
妻子第二种方法是穿插法。她作菜的时候，会没事就叫我，老公，给我挽挽袖子。一会儿，老公，帮我把锅拿过来；老公，摆筷子吃饭了…….每次，我很不耐烦，但是由于每次的工作一般几秒就能完成，所以我也没办法发火，而且看到她这么忙，我也不好意思说什么。
　　
妻子的第三个方法，就是累积法。她会连着几天不洗碗，让碗放在水池里面。每次都用新碗。每次当她上班的时候，就是家里的碗耗尽之时。我在家里要热饭菜，也是需要碗的，但是，我找不到一个干净的碗。看着水池里面的碗，我只好动手把她洗掉。然后，我当然要批评她的，每次她都会可怜吧吧的给我道歉，我看着她真诚的模样，哪里还忍心生气呢？
　　
妻子第四个方法是博取同情法。每次，晚上吃了饭，她就一个人在那里看书看电视。但是，到了我们要睡觉的时候，她会说，老公，我碗还没洗呢，我先睡吧，我马上就来。然后，一个人很凄惨的在厨房脑动，你说我一个人在卧室听到她的响动，我能睡着吗，我一般会黑着脸过去帮她把碗洗了。然后一起睡觉。
　　
当然这一切，我并不知道是妻子故意要调动我对家务的关注。后来，我看到那些文章，我才明白过来。尽管如此，妻子最后还是放弃了努力，也许她觉得花了这么心思，但是收效不大，也许已经习惯了。
　　
其实想来，我有时候也在欺骗妻子。妻子爱我，对我崇拜。因为我的知识比她丰富，我比她口才更好。所以，我会给他灌输一些对我有利的思想。
　　
妻子很多时候会抱怨我，你这个家伙什么都好，就是太懒了，家里的事情一点不管。每到这个时候，我就会故作深沉的给妻子上课。我说，男人和女人平等这是对的。但是平等不是体现到对任何事情都绝对一半一半就表示平等。比如，男人去干苦力，女人就没有必要去干。而女人生孩子，男人也没必要去生。这才是真正的平等。利用自己的特点，发挥出自己的长处，这才是平等。家务的事情没必要分得太细，你做饭，我就必须洗碗。这样并不代表平等。只要大家互相尊重就够了。比如我尽量为家里多赚钱，让家里条件改善一下。你多分担一点家务，有什么不可以呢，我们彼此相爱，何必分的那么清楚呢？我心里明白你作的事情，我们为这个家的努力都是为这个家，而不是为某个人而作的，我们的目的就是把家建设的更好，不是吗？
　　
也许我的这篇歪理，真的触动了妻子，妻子开始不再让我作家务了。再加上，有段时间我的兼职任务很重，已经大大超出了我正常工作量的2倍。我一回到家，一句话都不想说，就倒在沙发上一动不动。妻子是爱我的，看到我这样拼命，对我爱护有加，即使后来我的工作开始恢复到正常值的时候，也没有见妻子再要求过我什么。
　　
虽然我很感激妻子，但是我心里同样出现过很自私的想法。我觉得自己在外面拼命赚钱，妻子处理家务难道不应该吗？
　　
夫妻之间不要太计较，大家只要有爱，多体谅，让家庭温馨，无论是男女双方，都想把自己的家作为最后港湾，这就够了！
　
一个30岁男人的爱情婚姻思考 (三)
结过婚的人都知道，激情迟早要褪去。婚姻是具体的。一旦你选择了，你就必须面对。责任，不仅对男人，对女人都是一样的。
结过婚才会知道,其实人生必须要经历一些苦难和挫折。常说：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不要说大难，我看过太多的夫妻因为生活琐事而互相埋怨，反目成仇。
　　
这一点应该说我是幸运的，我和妻子遇到任何事情，不管谁对谁错，从来不会相互埋怨，都是共同面对。我不知道妻子的感受怎么样，从我的角度，即使妻子出了什么过失，我看到她难受的样子，通常是不会忍心去责备她的，我觉得是因为爱，我爱她，所以我不忍心看到她难过的样子，我不会给她伤口上再刺一刀。我想妻子，对我也一样，我感觉的到。
　　
这一辈子，感觉都很顺利，一直读书到大学毕业，然后自己很容易找到了工作，然后遇到了妻子，然后结婚。我们遇到的第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曾经觉得天都要踏下来了。
　　
结婚后，我们租的房子离单位有大约3公里。因此，我买了我的第一辆车，一辆吉利100的脚踏摩托车，当时用了5000多块。这是我们家当时最值钱的东西。但是不幸很快发生了，在一个烟雨朦朦的黄昏，我和妻子在家里边看新闻联播，边开着玩笑，其乐融融。
　　
妻子给我说了几次，把车子推进来吧，现在偷摩托车的可多。我不以为然，说等会儿吧。
　　
可是事情就发生在等会儿这里，我突然听到熟悉的摩托发动的声音，等我意识到，追出去的时候，已经没有踪影了，留给我的就是废气的臭味。我们当时几乎根本就以为这是一个梦。接下来报警，沮丧到了极点，妻子的眼泪都下来了。我心里也憋屈的慌。也许一辈子没经历过太大的挫折，我觉得郁闷到极点。家里顿时沉闷起来。我开始自责起来，骂自己怎么没听妻子的话呢？
　　
妻子沉默了半天，居然什么也没说，推着自行车就往外走，我一惊，赶忙问：老婆，你干什么？妻子恨恨的说：我要去找，肯定不会走远的！说着，人就出了门，当时我完全懵了，等我意识到要把妻子栏下的时候，她早已经不见人影。
　　
我但是很着急，我倒是不担心车子，我担心妻子现在正是失魂落魄的时候，不要出什么事情。后来赶快给朋友打电话，朋友骑着摩托车就过来了，我们赶忙到处去找妻子。
　　
城市这个时候就显得很大了，哪里能找到？
　　
半夜的时候，妻子推着车子回来了，衣服都湿了。我紧紧的把妻子搂进怀里，妻子抱着我哭泣起来，孩子一般说了一句：老公，车子没找着。
　　
现在和妻子和回忆起这些细节，我们都觉得很好笑，一个摩托车算什么呢，我们当初居然有天塌下来的感觉。呵呵。
　　
以后的几个月内，我们都一直耿耿于怀，但是，妻子从来没有埋怨过我什么。我们两个都有个很好的习惯，任何事情，只要已经出了，无论是谁的错，我们从来不会互相任何埋怨。
　　
现在想起来，那次丢失摩托的事件，让我和妻子的心贴的更紧了，我们开始知道，很多事情，夫妻必须共同去面对。
　　
后来我们有了第二辆摩托车，可惜好景不长，我们那天幸匆匆从街上回家的时候，转弯的时候不幸把一个骑自行车横穿马路的中年妇女撞了，因此，妻子又一次掉了泪。当时那个人躺在地上一动不动，我们都以为她死了，妻子吓坏了，居然在街上就哭了。我一边安慰她，一边将对方送到医院。后来，发现虚惊一场，对方没有任何损伤，但是因为对方的不讲理，我们同样付出了3000元的代价。当时，妻子哭着给岳父岳母打电话，电话里面没说清楚，岳父岳母以为我伤了，立刻从几十公里外赶到医院，紧张的不得了。后来，发现事情的原委，立刻命令我将摩托车处理掉。估计他们也是担心。看来我天生没有骑摩托车的命，于是一直走路，骑自行车，后来自行车也掉了，直到后来买了一辆抵挡汽车。发觉，开汽车其实是最安全的，小偷也不会光顾。小偷看不上。呵呵。
　　
女人其实是个很奇怪的动物，她们在男人面前往往表现柔弱的一面，但当她们自己面对的时候，却处理的从从容容的。妻子外表和给我的感觉是柔柔弱弱，但是有些事情是决不让步，显得很有主见。
　　
结过婚的男人通常都比结婚前好显得干净的多。穿的衣服干干净净，睡的床干干净净，很多不良的习惯都会逐渐改掉。其他事情都好说，唯独这个卫生方面的问题，在妻子面前是毫无道理可讲的，也是毫无商量的。
　　
我年轻的时候喜欢穿牛仔，穿运动和休闲装的人，所以我的性格很是懒散，我不喜欢束缚。结了婚之后，为了这个卫生习惯，我开始很不习惯，后来给妻子给彻底统治了。
　　
我晚上可以不洗脚就上床，但是，结了婚，为了这个我没少和妻子斗争。妻子挺好，为了让我能洗脚，她通常会洗完之后，给我放一盆洗脚水，监督我洗完才去睡觉。有时候我太疲倦，就开始耍赖，我躺在床上就是不洗脚。任凭妻子怎么喊，我就是不理她。我试图能蒙混过关。妻子，没有办法，她把洗脚水端到床前，将我的脚强行拖离，然后把我的脚按在水里，然后就幸灾乐祸的看电视去了。没办法，都这样了，我还能怎么办，只好迷迷糊糊洗了。如此几次之后，我知道我不可能有蒙混过关的可能，也就自己主动洗了。几年下来，已经习惯了，现在不洗脚就上床，我自己都不习惯。
　　
婚姻可以改变一个人。结了婚，我的内衣内裤换的很勤，每次都是妻子将叠的好好的衣裤放到我床头柜上，我不需要操心。每次夸奖妻子真好的时候，妻子都会调侃道：没办法，关系到我自己的福利。我怎么可能让我的床有异味呢？想不让你上床吧，你又是我老公，没办法呀，没办法。
　　
结了婚，你会发现很多都不是你以前想象的那样。以前，看爱情电视剧，发现女人最喜欢问男人一个问题：你爱不爱我。觉得不可思义。谈恋爱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很少问对方：你爱不爱我这样的问题。我们觉得很可笑，爱不爱你自己知道，瞎问什么呢？但是结了婚，我发现妻子也特别爱问这个问题。
　　
每天睡觉的时候，妻子只要一开心，就会抱着我问：老公，你爱我吗？不开心，同样会问这个问题，胖了，也会问这个问题，瘦了也会问这个问题。实话实说，我很多时候，都回答的很敷衍。妻子每次都会将脊梁骨给我，只好害的我去哄她，好半天才能原谅我。在男人的映象当中，好像爱不爱这样的问题，最多在恋爱的时候偶尔提起，结婚之后一般是不会再说了了，而女人恰恰相反，恋爱的时候一般不提，但是结了婚，这个问题就会经常问的。
　　
妻子经常说她的前世是条蛇，而且是条水蛇。因为她妈妈生她的前一天看见过一条水蛇。妻子人瘦，最怕冷。于是我就是她最好的取暖器。冬天也罢了，因为温暖是舒服的，所以我不怕妻子整天晚上紧紧的抱着我。夏天也不怕，因为气温够高，她不会向我取暖。但是，不冷不热的春天麻烦就大了。我经常是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被妻子抱着那一边，经常出汗，另外一边，被妻子挤到床边的那边露在被窝外，经常冷的冰凉。我受不了，我抗议。妻子说，保证不再犯了，而且睡觉前还特意和我拉开距离，来证明她的诚意。不过，第二天早上，她绝对依然像一条水蛇一样缠着我。直到现在，这个问题依然存在，每次说她，她就蒙混过关，以后依然如故。
　　
婚姻，其实是琐碎的。不像恋爱那么激情。整天出门一个kiss，进门一个kiss，见面必叫darling的夫妻我是觉得很怪异的，我怀疑她们是否是真的夫妻？婚姻又是温馨的，在家里不会有寂寞的感觉，任何时候，你都会发现，世界上还有一个你牵挂的另外一半。
仔细的看了披着狼皮的羊羔的爱情经历，作为过来人，我提示你思考几个问题：1.你确信以后能找到比现在的女朋友的条件更好的吗？我是说自己不讨厌，家世，工作方面都比现在好。2.如果你确信能的话，那么你和现在的女朋友分手自己的感情能否承受？我是说会很伤心吗？伤心的自己无法承受。3.尝试分开一段时间，看自己能否承受？
　　
我和妻子的情况就是我能确信能找到工作，家庭条件都比她好的多的，事实上我因为妻子而拒绝了不少别人的介绍。别人介绍的，大都是大家认为“相配”的。我尝试着和妻子分开，但是我的感情无法承受。我们分开过很长一段时间，仍然无法彼此淡忘，因此我们走到了今天。
　　
我说过，到目前为止，我们是非常幸福的。但是，客观的条件和潜在的压力，依然影响了我们的生活和彼此的心情。这是一个事实。作为后来者，你要有思想准备。
实事求是的说，大部分的家庭的组成的女性都会弱于男性，我认为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这是一个正常而且合理的现象，当然，我说的只是一个统计结果，并不代表不可以有相反的情况。而且男人的能力和成功也是少数才能成功的，这个社会并不是只要有能力就可以成功。有能力的人很多，但成功的是少数。如果我们任何时候都希望男人怎么样怎么样，男人是活的很累的，那么男人也有理由反过来要求女人该怎么怎么样。
　　
我对我现在的情况思考过很多，我试图努力的要改变现在的情况。很多朋友说，为什么不让妻子进步呢？其实，我怎么没想过呢？但是，现在大学毕业生尚且如此艰难，对我妻子这样基础的人，即使有了大专文凭，又能如何呢？而且，我的妻子并不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包括我也不是，我不过是芸芸众生中一个普通的男人，即使我以后读了博士，我仍然是一个普通的男人。我只不过希望在国家规定的规则当中，尽量获得更大的分配而已。我不可能改变世界。
年轻的时候都有梦想，都以为自己会成功。都以为自己是不平凡的。但是，1年又1年，你会发现其实你是很平凡的，你不过就是在重复着前辈的足迹而已。我想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老了之后，她们对子女的爱情婚姻观和自己年轻的时候会发生如此巨大差异的原因吧？
　　
面对现在的社会的堕落，我一直相信，世界上有真正的爱情。我也试图去追寻。我到现在依然固执的认为我和妻子之间是纯粹的爱情。尽管，生活的现实让她逐渐变得没有以前那么光亮。但是，这种感情我从来没有放弃过。
　　
也许等我老的时候，对待我的孩子的婚姻我同样会变得很现实很俗气，但是我年轻的时候我曾经感受过那种人间最美好的情感，我们毕竟在这个世俗的世界里面相守了终身。无论后悔或者不后悔，我们经历了，我们过来了。我们有很多美好的回忆，我们仍然会觉得不枉来人间一次。
男人，其实活的很累。他一生都要承担很多不管他愿意以否的责任。男人很多事情，他不会说，就象我一样，放在心里，也许一辈子我的妻子也不会知道我现在的苦闷和担忧，我呈现在她面前的永远都是坚强的一面。有我在，她什么都不怕。
　　
就在敲这些文字的时候，妻子在上班。我一个人在家，妻子在家的时候，我通常不敢写，我怕她无意中看到。也许有一天，我会把我写的文字作为礼品送给她，但不是现在。
　　
我自己看了好几次自己写的文字，虽然错别字不少，但是仍然感动了我。我心里一阵柔情荡漾开来，妻子的音容笑貌立刻浮现在脑海里面。我突然想起给妻子打个电话。
　　
“喂，是我”。
　 “啊，家里出事了吗？”妻子居然紧张起来。
　 “没有呀”我很惊异。
　 "喔，没事情你怎么会给我打电话？“妻子平静下来。不过，语气中感到她非常开心。
　　”我只是想问你吃饭没，中午吃什么了？“
　　
平时，只要妻子不在家里，吃饭时间都会打电话回家催我吃饭。有时候，我还会不耐烦，但是尽管如此，妻子依然没有为此而停止过。
　　
我听到妻子诧异的声音，我才知道我平时几乎就没有给妻子打电话问候过，通常是家里东西找不到了，才会想起妻子。
　　
第二天妻子回来后，不停的看我。眼里闪烁的光彩。我问她看什么，她说你昨天居然主动给我打电话了。我呵呵傻笑了几声。朋友们说的没错，女人其实有时候要求并不高，你给他一丝甘露，她就会抱以小溪。一个电话，一句问候，可以让她高兴好几天。为什么我居然不注意这些呢？爱她，就让她快乐，不是吗？
　　
甚至有段时间，我都以为我和妻子的爱情消失了。因为我们过的平淡的不能在平淡了。我们甚至一个晚上都可以各作各的事情，而一句话也不说。但是，有一件事情，让我突然明白我对妻子的感情居然还在。
　　
一次，妻子和朋友出去逛街，临时去作头发。结果晚上8点了，居然还没回家。这是从来没有过的，我知道她那天休息。家里也没有任何便条，以前有什么事情，都会在冰箱上给我贴张便条。当时，天已经全黑了，妻子交际不多，没有手机。
　　
开始，我没有在意，但是7点过了之后，我开始坐卧不安。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我觉得似乎缺少点什么。甚至连电脑游戏也无法让我集中精神。我到处给她的朋友打电话，但是她们都不知道。和她在一起的朋友恰好手机也关机了。
　　
我心情开始下沉，不会出什么事情吧，被车撞了？现在我才发现妻子在我心中的地位是如此重要。8点半的时候，妻子兴高采烈的回来了，一进门，看见我铁青着脸，立刻陪笑道：老公，不好意思，临时作头发去了，饿坏了吧，看，我给你带好吃的东西回来了。她挥舞着手里的烤牛肉。我心里的石头落了地，但是仍然没好脸色的说：我还以为你出事情了，害的我担心半天。妻子愣了一下，立刻不顾我的坏脸色，脸上笑成了一朵花，殷勤的把烤牛肉一片一片的送到我的口中，在牛肉面前，我强装出来的不高兴很快就融化了。
　　
晚上睡觉的时候，妻子依然很高兴。我在看书，她在被窝里面不停捣乱，看我不理她，她突然问道：老公，你说，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你会怎么样呢？我一愣，说：你怎么会不在。妻子说：比如被车撞了，比如出意外了。现在的事情可说不准。说完，眼睛象钉子一样钉着我看。我愣了一下，心里突然痛了一下，但是我立刻调侃到：那么最好先给你买巨额的人生保险，哈哈哈。妻子拧了我一下，嘟着嘴逐渐睡着了。我的眼睛看着书，但是思绪依然集中在妻子的问题上。
　　
如果有一天，妻子突然去了，我会怎么样呢？我问着自己。我把自己置入那种假设的想象中，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我想到那个场景，我眼睛居然开始湿润起来，心也隐隐作痛！这种心痛好久没有出现过了。我会快乐吗？也许我会再次结婚，但是她在我心中的位置，有谁能代替呢？这个世界上还会有其他女人会象我妻子一样对我这么好吗？我环顾一下这个家，头顶的结婚照，梳妆台，床头柜，甚至被子的气味那一样不让我想起我身边的这个女人，我能忘掉她吗？
　　
有人说，失去了才知道珍惜，这句话说的相当深刻。我每天和妻子当对，她在家里，我时常会嫌她打扰了我的清净。她不在家，我甚至会觉得自由自在，但是如果要我永远失去她？我能接受吗？
　　
想到妻子刚才的问题，我才发现妻子已经像血液一样，已经渗入了我的身体，如果硬要分离，也许我也会枯竭而死。
　　
婚姻就是这样，平淡之中见真情。和她再没有恋爱般的死去活来，但是她却是你的另外一半，是你生活的一部分。
　　
我叹了一口气，轻轻的吻了一下那个满足，快乐已经进入梦乡的女人，满足的闭上了自己的眼睛。
　
一个30岁男人的爱情婚姻思考 (四)
今年对我来说，应该是个坎。决定着我现在的幸福生活的结束还是继续幸福？我现在也无法知道。生活不是光有精神就行的。今年我要去上研究生了。孩子恐怕也要考虑了。如果这些真的面对，我们家庭的收入立刻会下降到不到1000块（妻子有了孩子就要辞职），我很难想象能维持家里的开销，而且还有个孩子。存款有几万块，估计支付我的学费之后，勉强能坚持生活。如果有意外情况发生，那么这个家完全可能会面临经济问题。在生存问题面前，我敢说任何伟大的爱情都会褪色。生活让我已经认识到这一点。
　　
这一切都是我在心里慢慢的考虑，我没有给妻子提过。因为我知道，她知道了只会让她感到压力和不快乐，她没有能力改变这一切。看到她每天快乐的生活着，我不忍心破坏这种快乐。她快乐，我就快乐。她不快乐，那么我仅有的一点快乐也将不存在了。我并不想这样。
　　
那天在网络上看东西，看到一个网吧管理员的工资是400块钱。包吃包住。我心里一阵悲凉。我突然想到如果我有一天也赚400元钱。该怎么办呢？
　　
妻子在客厅里面叫：“老公，吃饭了”。我看着妻子作的我爱吃的饭菜，我突然说：“老婆，如果我赚400块钱，我就全部给你，一分也不留”。妻子愣了，说，都给我，你吃什么？我说，老板不是包吃包住吗？我只要能吃饱就行了。妻子问，你怎么拉？什么包吃包住？
我突然醒悟过来，赶紧给妻子解释，一个网吧管理员每个月400元钱的事情。妻子没什么感觉，因为她赚的也不比这个管理员多多少。只是很感动的说：“老公，真的吗？你真的这么好吗？”。我说是。妻子兴高采烈。最后还是说,如果你真的赚400，我怎么舍得拿你的钱？
当时我听了，心里一阵感动，同时一阵悲凉。心里有点发紧，很难说，我以后不会面对这样的窘景。如果真的面对了，我该如何？我不知道？
我现在工作的时候，收入是妻子的6－8倍，所以我们现在过的很自在。但是从今年开始，我变的很节约。甚至有点抠门。我想妻子也感到了我的变化。因为，她现在开玩笑的时候，会叫我“葛朗台。”
我一般不会生气。因为我不想让妻子知道事情的真相。因为我了解她，如果她知道了的话，她不会像现在这么开心，甚至孩子的事情，妻子可能也会重新安排。她知道我在事业单位，收入很稳定。所以她不能想到如果我不上班会给家里带来什么影响。她也不知道如果我不提高自己的学历是无法继续很好生存的。给她说，除了让她不开心，不会有任何的好处。因此我希望她一直像现在这么快乐。
以前到了有假期的时候，我都会开车带着妻子到外面去游玩。开车出去玩，很是花钱的。以前我们每次都玩的很开心，几乎没考虑钱的问题。但是今年，我把这些都取消了。包括5。1的时候我们也只是在附近郊游了一下而已。
妻子最喜欢拉我逛街。因为我的眼光很独特。只要我说好看的衣服，事后证明不仅质量上乘，性价比高，而且大方得体。没有人说不好看的。开始妻子对我的建议不以为然，但是经过几次后，她也不得不服。很多衣服不是新的能看出来的，要洗过几次之后，就能对比质量的好坏了。
偏偏我最不喜欢逛街，而且最不喜欢逛服装店。我觉得我在里面完全像个傻子，手都不知道放什么地方。因此，我极力鼓动妻子找她的好朋友去。但是，每次妻子要决定买什么的时候，还是要拉我去最后鉴定，这样很有目的的行为我一般也不会拒绝，因为目的很强，直接奔那个店，然后说yes 还是no，轻松多了。很有成就感。呵呵。
妻子也明白了和朋友逛街，朋友往往会说好看，不错。一般不会说100％的真话，容易对她误导。但是遇到我，那就不会客气了。如果遇到难看的，我会说：老婆，你品味太差了吧？说的妻子脸都红了。很是好玩。如果遇到很满意的，我会说：老婆眼光果然不一般，厉害厉害，就是它了！每到这个时候，看到妻子眼睛中闪烁的光彩，我心里都会受到感染。妻子真的很美。
就这样，妻子和我在一起之后，消费观念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以前，妻子和其他女孩一样，逛街没有目的，看到任何自己喜欢的，不管需要不需要，买下再说。当然，由于不是富翁，而且经常这样，所以，每次买的东西就不能太贵，这样一年下来，东西倒是买了一大堆，但是你仔细看看你会发现，没一件能上的了档次的。
为了改变妻子这个消费习惯，我甚至背上了“抠门”的恶名。我开始严格限定妻子购买服装的费用。几乎到了禁止妻子上街买服装的权利。开始妻子不习惯，每次和密友逛街回来，就会说人家又买了多少多少东西。羡慕之情溢于言表，同时又暗示我的"抠门“。但是说归说，妻子很尊重我，她从来不会对着干，我真的上街就不买衣服和化妆品。
但是，每年到换季节的时候。我会根据妻子的情况，给他制定购物计划，比如什么衣服需要多少，什么鞋子需要多少。什么化妆品需要多少。然后亲自陪她去买。因为我们有计划，目的明确，而且早就规划了资金，所以上街底气十足，连我都喜欢这样的感觉。由于这个时候的资金是单独列出的，所以，我一般就会让她进比较高档的时装店。当然我说的高档，是指质量和价格确实相符，而不是那些天价的品牌。比如一套衣服，如果超过其他同种品牌的2倍，我认为就是虚无的品牌了，这些我们普通百姓并不需要这样的虚无。我们需要的实惠。比如鞋子，妻子基本只穿达芙妮。到不是这个品牌好，而是事实证明这个牌子的鞋子质量很好，价格也不贵。基本一双鞋子，妻子穿3－4年也依然不变形，还很舒服。
衣服，套装我也只让她买质量确实好的。一般价格都在300以上。这样几年下来，效果立刻出来了。妻子和她的朋友同事走在一起，衣服质量的差别立刻就凸现出来了。妻子衣服不多，但是任何一件都是做工精细，大方得体。于是我的"抠门”终于背平反了。
有一次妻子对我说：老公，你的消费观念很好。这样购物又不觉得心痛，东西都是精品。实际上，这种有计划的购物，我们一般1年2次，但是一次花的钱，恐怕比她平时乱购物10次都多的多。
平时，让你花200元钱你都会有点心痛。但是，我们计划购物的时候，花1000块钱也不觉得什么，因为这是计划中的，有时候没花完，还觉得跟拣了便宜似的。
妻子开始适应这种新的消费方式。而且还不停的将这个观点灌输给她的朋友，因为她的朋友时常问她为什么买的衣服都这么好。
前几天妻子突然给我说她想穿牛仔裤。妻子腿很修长，穿牛仔非常好看。她和她的朋友逛了一阵，5.1就拉我去拍版。
和她去看了之后，我才明白，天，妻子看中的都是些什么“假冒伪劣”产品呀？看来妻子一点都不懂得牛仔。大学的时候，我就是喜欢穿牛仔的，对牛仔服，我非常内行。这些东西如何能瞒的了我？
那些看起来又脏又旧，还有股怪味的牛仔，老板说这是流行，故意磨成这样的.呵呵，骗鬼呢，谁知道从哪个洋鬼子的尸体上拔下来的？可笑，很多中国人穿在身上还以为很流行。
于是我将妻子全盘否动，她很不服气。说，那你给我找个好的，我看看。其实我想减少今年的开销，所以我动员妻子不要买。那天上街，妻子闹着要给我买一件短袖的衬衣。被我回绝了。因为，那个店子刚开张酬宾，那件衣服质量没的说，做工面调款式都是顶好，价格还便宜，我几乎都动心了。看到那么多人在选购，妻子更是想买，看来，购物欲望也是要传染的。我狠了狠心，把妻子拉出店外，妻子居然生我气了。我说，我不需要。妻子说，你就是需要。我说我夏天衬衣很多，妻子说：短袖的你就一件。
　　
我没有理她，赶紧说我要吃烤牛肉。妻子于是屁颠屁颠就去买烤肉了。花钱的欲望女人只要上街就很强烈，如果不给她宣泄她是会郁闷的。所以，买了烤肉之后，妻子又开心了。因为她购买欲望得到了满足，这种满足于花200元和2块钱其实本质上是一样的。我最后还是决定同意妻子买条牛仔裤。不是因为我的原则发生了什么变化，而是回家的时候妻子对我说了一句：我从来没有穿过牛仔裤。
　　妻子说这句话的时候没有任何感情色彩，轻描淡写的。但是就是这句话让我心里无法平静。我爱妻子，作为一个男人，我难道连让妻子穿条牛仔裤的能力都没有了吗？至少目前，要满足妻子的这个愿望对我们家庭来说完全是不值一提的。否则，妻子也不会提出这样的要求了。她肯定不能理解为什么对这样的小事情，我也会反对？
我心里突然一阵悲壮的感觉。真好笑，但是我当时真的就是一种热血涌上头顶的悲壮感觉。
我二话没说，拉着妻子就开车上街了。妻子一路上很是高兴，同时她不停看我，大概是惊异我变化太快？
这次上街是我主动的，所以我拉着妻子跑了很多店子，没有平时的那种拘束感。但是发现要找到一条真正满意的牛仔裤还真的不容易。市场上充斥着太多的价格不菲的“假冒伪劣”的产品！
最后好不容易在一个新开的牛仔专卖店看到基本满意的。哪里的男裤是blue牌子，质量还不错。女裤没有男裤质量那么好，但是也还相对较好。而且款式很多。我一进去就看到一条适合妻子的牛仔裤，立刻将她提出来。妻子也很喜欢，不过为了证明我的没有眼光，妻子偏偏喜欢其他的款式。我就让她都试一下，最后自己最喜欢那条就买哪条。
女人在服装店里面，才会觉得再多的时间都是不够的。妻子几乎把那个店里面能试的所有裤子都试过一次，最后居然连里面的衣服也不放过，搞得我都觉得自己好过分。还好，那个店家一点也没有流露出不高兴的意思，还很殷勤的给妻子拿这拿那。
不知过了多久，反正我已经视觉疲劳了，妻子让我看过的款式太多了，最后妻子换完衣服出来，店家手里已经报着一大堆衣服裤子了。
我问妻子，最喜欢哪一条。妻子把那条最喜欢的裤子给我看。呵呵，不就是我介绍的那条吗？搞了半天，还不是证明了我的正确性。
现在妻子也比较服气了，小声给我说：老公，还是你看的那条最适合我。我也小声的说：那你试这么多干什么？妻子白我一眼：试一下不可以吗？不试怎么知道你说那条好呢？晕，感情女人们有时候买衣服就是为了过过服装show的影子？
给钱的时候，我觉得店家真不容易。店家是个老实的商人，要价和这裤子的质量基本相符，所以没有讨价还价。妻子也觉得比她以前看过的都要便宜而且质量更好，所以她也没有说什么，像拣到宝一般乐个不停。
看到妻子快乐的笑容，我心里也愉快起来，生活有时候并不复杂，一点小小的满足也能让妻子快乐。她快乐，所以我快乐。
日子总会过去，该面对都要面对。也许10年之后，我们会怀恋这些美好的点点滴滴。珍惜每一个笑容和幸福，就是我现在要做的吧？

张雪忠民主政治与社会稳定

2009-02-27T12:28:00.001+08:00

在中国大陆，有些学者一直在重复着一种论调，即民主政治不利于保持社会稳定，因此中国不应该推行以自由选举及多党制为特征的民主政治。这些持“民主不稳定论”的人，总是喜欢举出一些民主社会的具体事例，来“证明”其观点。

　　泰国的街头政治、台湾的蓝绿冲突以及苏联的解体，都是他们津津乐道的话题。但这些人似乎从来都不愿想一想：在自己举出这些有利例证的同时，那些持相反观点的人是否有可能举出同样多的反例呢？

　　如果泰国的事例可以证明民主政治容易导致社会动荡，缅甸的更加血腥的动乱不是可以证明相反的结论吗？这种矛盾甚至在同一个国家也不可避免。朝鲜井然有序的首都广场和北京奥运会的成功，可能会使人得出一种结论，但从边境不断逃离的朝鲜居民和中国的瓮安事件，又可能使人们得出另一种相反的结论。

　　前后一致是一名学者的最大责任，但这一点在那些主张“民主不稳定论”的中国学者身上却极少见到。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面对这些相互矛盾的例证，他们就不可能像现在这样对自己的观点充满自信。

认识方法的错误

　　仅就理论研究而言，这些人所犯的最大错误还是在方法方面。实际上，不管是在民主社会，还是在非民主社会，都会出现各种各样激烈程度不同的社会或政治争执。如果两种具有相反佐证作用的事例在数量上均难以穷尽，人们就不可能指望通过举例和归纳的方法得出可靠的结论。

　　在中国，那些反对民主政治的人最不厌其烦地使用的例子，还是苏联的解体。在这些人眼里，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民主化改革是苏联解体的罪魁祸首，似乎之前七十年的极权体制对此毫无责任。这种将与某种结果在时间或空间上最接近的因素，想当然地视为这一结果的最主要原因的做法，是作为学者的视野狭隘和洞察力不足的显著表现。

　　当问题涉及事物的那些不能直接表现在日常经验中的属性时，这种做法最容易发生。而在简单的日常经验中，这种做法的荒谬却能够一览无遗。例如，当一个人在被他人重伤后经抢救无效而死亡，那些在死者生前最后时刻对伤者全力施救的医务人员，难道应该被视为杀人凶手吗？

　　先是精心选择一些有利的事例，然后再从中归纳出早已成竹在胸的结论，这种做法不可能真正揭示出民主政治与社会稳定（或不稳定）之间的必然关系。在归纳方法不可行的情况下，人们只能首先考察与政治制度及社会稳定最密切相关的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推导出相关结论。

　　政治制度事关一个社会人与人之间的政治关系安排。一种制度能否保障社会稳定，显然与人性密切相关。需要指出的是，通过假定人性具有某种特定的属性所得出某种独断性的结论，并不会有足够的说服力，因为不同的人可能对人性具有不同的看法。

　　但是，如果不只是假定人性具有某种特定的属性，而是一一考察人性在这方面的全部可能情形，所得出的结论则将具有先验的必然性。人性在这方面的属性只有三种不同的可能，我们不妨对它们一一进行考察。

　　第一种可能是，每个人都希望在政治上相互平等，既不想统治他人，也不想被他人统治。在这种情况下，人与人之间的政治不平等状态违背了所有人的意愿，因而不可能长久保持。只有保障个人政治平等的民主政治，才能带来长久的社会稳定。

　　第二种可能是，每个人都想统治他人，而不想被他人统治。在这种情况下，不平等的政治安排必然导致无休止的抗争，而保障政治平等的民主政治尽管会让每个人都不能感到完全满意，但却是人们最有可能共同接受的结果，因而也是最可能保持社会稳定的政治安排。

　　第三种可能是，一部分人希望统治他人，另一部分人则希望被他人统治。这种情形接近于亚里士多德的看法，他认为人类根据天性来说，有些人更宜于“治人”，另一些人则以“治于人”为宜。霍布斯直截了当地批驳了这一说法，他认为这一说法不但违反理性，而且违反经验，因为世间很少有人会愚蠢到不愿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而宁愿受治于人。

维持稳定的还是民主制度

　　但即使假定亚里士多德的看法符合事实，人与人之间的政治不平等仍无法带来社会安宁，因为在一个人数并非屈指可数的社会，人们几乎不可能将这两类不同的人一一甄别出来，并使他们各得其所。在这种情况下，能够维持社会稳定的，还是保障个人政治平等的民主制度。因为，那些甘愿受他人统治的人始终可以自愿的方式服从他人，而在那些具有统治他人的偏好的人之间，政治平等仍是最可能被共同接受的安排。

　　通过上述分析，人们可以看到，自人性角度而言，民主政治始终是确保社会稳定的必然选择。在民主社会，由于每一个人都可以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和对社会问题的看法，因此必然时刻都充满着吵闹与争辩。

　　但在这种看似永无宁日的社会，分歧其实更多是技术性的，人们往往不会质疑政治制度本身的合法性，各种社会问题可以通过辩论和说服而得到和平的解决。民主的政治制度在提供根本性的社会稳定的同时，也为不断解决各种社会问题预留了制度空间。

　　在非民主政治条件下，整个社会在表面上可能显得风平浪静，但这并不是因为人们认同这种政治制度，而是因为存在一刻也不能放松的政治压制。人们对政治权力的服从不是出于认同，而是出于恐惧。但源于恐惧的服从必然包含着愤恨与不满。

　　在非民主社会，无处不在的政治压制不但使社会问题无法得到及时的解决，而且本身就是社会冲突的根源。如果说在民主国家维持国内秩序往往只需要警察，在非民主国家则必须经常出动军队，尽管军队本应用于捍卫国家利益，而不是用于国内政治斗争。

　　民主政治与非民主政治的区别，还在于能否与社会稳定相互促进。一个社会实行民主政治的时间越长，社会稳定往往越牢固。社会稳定不再成其为一个重要的政策目标，而是制度运作的自然结果。

　　相反，一个社会实行非民主政治的时间越长，社会矛盾和政治抗争就越发频繁和激烈，社会稳定问题就显得越发迫切。但如果一种政治制度必须将社会稳定视为压倒一切的政策目标，那只能证明这种制度具有催生社会不稳定的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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