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雪忠 民主政治与社会稳定

　　在中国大陆，有些学者一直在重复着一种论调，即民主政治不利于保持社会稳定，因此中国不应该推行以自由选举及多党制为特征的民主政治。这些持“民主不稳定论”的人，总是喜欢举出一些民主社会的具体事例，来“证明”其观点。

　　泰国的街头政治、台湾的蓝绿冲突以及苏联的解体，都是他们津津乐道的话题。但这些人似乎从来都不愿想一想：在自己举出这些有利例证的同时，那些持相反观点的人是否有可能举出同样多的反例呢？

　　如果泰国的事例可以证明民主政治容易导致社会动荡，缅甸的更加血腥的动乱不是可以证明相反的结论吗？这种矛盾甚至在同一个国家也不可避免。朝鲜井然有序的首都广场和北京奥运会的成功，可能会使人得出一种结论，但从边境不断逃离的朝鲜居民和中国的瓮安事件，又可能使人们得出另一种相反的结论。

　　前后一致是一名学者的最大责任，但这一点在那些主张“民主不稳定论”的中国学者身上却极少见到。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面对这些相互矛盾的例证，他们就不可能像现在这样对自己的观点充满自信。

认识方法的错误

　　仅就理论研究而言，这些人所犯的最大错误还是在方法方面。实际上，不管是在民主社会，还是在非民主社会，都会出现各种各样激烈程度不同的社会或政治争执。如果两种具有相反佐证作用的事例在数量上均难以穷尽，人们就不可能指望通过举例和归纳的方法得出可靠的结论。

　　在中国，那些反对民主政治的人最不厌其烦地使用的例子，还是苏联的解体。在这些人眼里，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民主化改革是苏联解体的罪魁祸首，似乎之前七十年的极权体制对此毫无责任。这种将与某种结果在时间或空间上最接近的因素，想当然地视为这一结果的最主要原因的做法，是作为学者的视野狭隘和洞察力不足的显著表现。

　　当问题涉及事物的那些不能直接表现在日常经验中的属性时，这种做法最容易发生。而在简单的日常经验中，这种做法的荒谬却能够一览无遗。例如，当一个人在被他人重伤后经抢救无效而死亡，那些在死者生前最后时刻对伤者全力施救的医务人员，难道应该被视为杀人凶手吗？

　　先是精心选择一些有利的事例，然后再从中归纳出早已成竹在胸的结论，这种做法不可能真正揭示出民主政治与社会稳定（或不稳定）之间的必然关系。在归纳方法不可行的情况下，人们只能首先考察与政治制度及社会稳定最密切相关的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推导出相关结论。

　　政治制度事关一个社会人与人之间的政治关系安排。一种制度能否保障社会稳定，显然与人性密切相关。需要指出的是，通过假定人性具有某种特定的属性所得出某种独断性的结论，并不会有足够的说服力，因为不同的人可能对人性具有不同的看法。

　　但是，如果不只是假定人性具有某种特定的属性，而是一一考察人性在这方面的全部可能情形，所得出的结论则将具有先验的必然性。人性在这方面的属性只有三种不同的可能，我们不妨对它们一一进行考察。

　　第一种可能是，每个人都希望在政治上相互平等，既不想统治他人，也不想被他人统治。在这种情况下，人与人之间的政治不平等状态违背了所有人的意愿，因而不可能长久保持。只有保障个人政治平等的民主政治，才能带来长久的社会稳定。

　　第二种可能是，每个人都想统治他人，而不想被他人统治。在这种情况下，不平等的政治安排必然导致无休止的抗争，而保障政治平等的民主政治尽管会让每个人都不能感到完全满意，但却是人们最有可能共同接受的结果，因而也是最可能保持社会稳定的政治安排。

　　第三种可能是，一部分人希望统治他人，另一部分人则希望被他人统治。这种情形接近于亚里士多德的看法，他认为人类根据天性来说，有些人更宜于“治人”，另一些人则以“治于人”为宜。霍布斯直截了当地批驳了这一说法，他认为这一说法不但违反理性，而且违反经验，因为世间很少有人会愚蠢到不愿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而宁愿受治于人。

维持稳定的还是民主制度

　　但即使假定亚里士多德的看法符合事实，人与人之间的政治不平等仍无法带来社会安宁，因为在一个人数并非屈指可数的社会，人们几乎不可能将这两类不同的人一一甄别出来，并使他们各得其所。在这种情况下，能够维持社会稳定的，还是保障个人政治平等的民主制度。因为，那些甘愿受他人统治的人始终可以自愿的方式服从他人，而在那些具有统治他人的偏好的人之间，政治平等仍是最可能被共同接受的安排。

　　通过上述分析，人们可以看到，自人性角度而言，民主政治始终是确保社会稳定的必然选择。在民主社会，由于每一个人都可以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和对社会问题的看法，因此必然时刻都充满着吵闹与争辩。

　　但在这种看似永无宁日的社会，分歧其实更多是技术性的，人们往往不会质疑政治制度本身的合法性，各种社会问题可以通过辩论和说服而得到和平的解决。民主的政治制度在提供根本性的社会稳定的同时，也为不断解决各种社会问题预留了制度空间。

　　在非民主政治条件下，整个社会在表面上可能显得风平浪静，但这并不是因为人们认同这种政治制度，而是因为存在一刻也不能放松的政治压制。人们对政治权力的服从不是出于认同，而是出于恐惧。但源于恐惧的服从必然包含着愤恨与不满。

　　在非民主社会，无处不在的政治压制不但使社会问题无法得到及时的解决，而且本身就是社会冲突的根源。如果说在民主国家维持国内秩序往往只需要警察，在非民主国家则必须经常出动军队，尽管军队本应用于捍卫国家利益，而不是用于国内政治斗争。

　　民主政治与非民主政治的区别，还在于能否与社会稳定相互促进。一个社会实行民主政治的时间越长，社会稳定往往越牢固。社会稳定不再成其为一个重要的政策目标，而是制度运作的自然结果。

　　相反，一个社会实行非民主政治的时间越长，社会矛盾和政治抗争就越发频繁和激烈，社会稳定问题就显得越发迫切。但如果一种政治制度必须将社会稳定视为压倒一切的政策目标，那只能证明这种制度具有催生社会不稳定的本性。

郑永年 中国的“过度教育”和“教育不足”局面

　　今年年初（1月4日），中国新华社播发了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署名文章《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的文章。文章说，“对目前社会反映义务教育中优质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的问题，要找准症结所在，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措施”，“收入不公平会影响人的一时，但是教育不公平会影响人的一生”。

　　文章特别提到要关注农村孩子受教育问题，“有个现象值得我们注意，过去我们上大学的时候，班里农村的孩子几乎占到80%，甚至还要高，现在不同了，农村学生的比重下降了。这是我常想的一件事情。本来经济社会发展了，农民收入逐步提高了，农村孩子上学的机会多了，但是他们上高职、上大学的比重却下降了”。

　　温家宝的这番讲话再次充分显示出其亲民总理的风格。其任总理以来，无论从经济、社会和教育等改革方面，中国政府的政策一直在努力向社会的弱势群体倾斜。但无论什么样的政策，无论从制定到执行，总会受到现存体制的制约。在教育改革问题上也是如此。

　　温家宝的这番讲话当是有感而发。这里提到了两个不公平，一是收入不公平，二是教育不公平。但两个不公平显然具有相关性。再者，在任何社会，政府在解决这两个不公平过程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过度消费与消费不足

　　实际上，中国的教育和中国的收入分配呈现出同样一个模式。在收入分配领域，无须多说，中国的分布是少数人的过度消费和广大弱势群体的消费不足。

　　掌握中国大部分财富的少数人，他们的消费方式现在是尽人皆知，令很多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富人也会自感不如。同时，广大的弱势群体，尤其是农村人口和城市平民存在着消费严重不足的状态。

　　很多人仍然处于不足温饱阶段。中国尽管在消除贫穷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穷人的绝对人口数还是非常庞大。

　　很显然，少数人过度消费与广大弱势群体的消费不足是今天中国建立全面消费社会的一个结构性矛盾。无论是中国的产业结构还是经济增长模式都是有利于财富向少数人转移的。

　　在教育领域，不公平则表现在一些人的过度教育和另一些人的教育不足上。温家宝这里所说的农村孩子就是教育不足的一个最主要的群体。

　　从全国范围来看，中国目前总人口中绝大多数人还是生活在农村，或者还是农村户口，但城乡大学生的比例是82.3%和17.7%。在30年前的上世纪80年代，高校中农村生源还占30%以上。

　　如同收入分配领域，教育不公也有很多原因。但在诸多原因中大多数还是和钱有关，就是和收入分配不公有关。

　　钱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农民自己的收入过低，供应不起其孩子的高中和大学的费用。这些年来，越来越多的农村孩子尽管高考成绩很好，但家里没有钱提供给他们上大学。

　　第二个和钱相关的问题是政府对农村教育投入严重不足。因为人才的流动性，农村地区的优秀教师往往会离开农村流向比较富有的城市，这使得农村地区的教育质量大受影响，自然影响到农村学生的高考成绩。

　　很多年以来一直以教育产业化为目标的教育改革（尽管有关部门否认有这样的政策）一直对农村的小孩不利。越来越多的高中和大学已经变成了一些人追求经济利益的工具。他们的对象是有钱有势者，而非无钱无势的农村学生。

　　另外一些教育改革如高考对农村学生的英文成绩尤其是口语成绩的要求，实际上是剥夺了农村小孩的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教育部门没有尽到责任在农村建立能够提供学生生产一种产品的基础设施，却要求学生生产该种产品。这完全是教育官僚主义的结果。

巨大的社会政治代价

　　无论是教育过度和教育不足，都会有巨大的社会政治代价。先说教育过度问题。对中国的教育过度问题，笔者已经论述过。就是说，培养出来的学生不能满足和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出现这样一种情况，一方面是缺乏大量技术工人，另一方面是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

　　且不说缺少技术工人对一个国家工业化和技术升级的制约，大量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就会对社会稳定来说是个大问题。现在有关方面的主要方法是要把很大一部分学生留在学校，要他们继续读硕士研究生或博士研究生，但这样做只是把压力往后推一点。等到这些人毕业时，情况更会糟糕。

　　在任何社会，教育过度都会对社会稳定产生负面影响。一个人在过度教育之后能够做什么呢？过度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过度期待。

　　当过度期待不能得到满足时，激进的行为就会自然产生。从这个角度来看，过度教育经常培养的是运动家和革命家。正因为这样，既使受市场影响很大的西方国家，也非常注意过度教育的问题。

　　在冷战时期，一些国家为了抵制所谓的“共产主义运动”，也把注意力放在过度教育上，就是防止学生的过度教育。从另一个侧面，防止过度教育，就是要为社会培养有用的人才，和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相配合。

　　在另一端，教育不足也同样有政治代价。如上面所说，在中国，教育不足主要发生在农村地区，也包括大量的农民工人群中。

　　在这些群体中，教育不足一方面来自教育质量问题。和城市相比，这些社会群体的孩子确少接收良好教育的基础设施，导致成绩不好，没有资格上好的高中和大学。同样重要的是这些社会群体的家庭财务问题。很多小孩的考试成绩尽管非常好，但因为学费昂贵，失去了上高中和大学的机会。

没有任何希望便只有怨恨

　　美国研究中国社会的学者罗珊(Stanley Rosan)教授，在其研究中也注意到了教育不足的问题。在上世纪90年代之前，中国的教育费用不高。那个时候，尽管经济不像现在那样发达，但广大的农村也能分配到一定的教育资源。

　　这个制度比较公正，其优点是使人们相信，只要通过自己的勤奋努力，不管多么贫穷，总会取得成功。实际上，现在各个领域起到领军作用的人正是那个时代的产物。

　　那一代人寻求“生命的意义”，尽管对社会不满，但有理想改造社会。但新一代就很不一样了。他们是教育产业化的结果，金钱是他们的核心价值。

　　在现代中国，社会的流动和金钱的多少相关联，而和自己的努力越来越不相关。“给我钱，我给你小孩找到上大学的路子”。这一代的很多人因此相信，钱而非自己的努力是通往成功的关键要素。

　　尽管人们对罗珊教授的观察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但可以合理地认为，中国教育制度已经失去了人才培养的功能。当学生的才智变得不那么重要的时候，教育制度就从精英培养演变成为精英淘汰制度。学校是个典型的地方，在这里人们竞争的应当是才智，但现在却变成了金钱的竞争。

　　那么对那些才智卓越、但贫于金钱的学生来说，他们会有怎样的感受呢？当这个教育制度不能提供给他们任何希望的时候，他们只有怨恨。

　　在中国历史上，正是这些深刻感受到社会不公平的基层知识者，带头起来改变历史的发展。如果意识到，这个教育不足群体往往属于消费不足群体时，问题就更为严重。

　　这也从另外一个侧面说明了当今中国社会改革（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和教育等）对中国社会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了。

张雪忠 人大制度与三权分立孰优孰劣？

　　最近，中国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在《求是》杂志上撰文表示，人民政协在思想建设中，要“筑牢抵御西方两党制、多党制、两院制和三权鼎立等各种错误思想干扰的防线”。随后，中共党报《人民日报》在理论版以专题形式刊发了三位学者的文章，论述中国“为什么要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而不能搞‘三权分立’”。

　　三权分立制度的理论基础可以溯源至洛克和孟德斯鸠等人提出的分权学说。这一学说基于一个经验性法则，即不受约束的权力必然导致暴政和腐败。根据这一分权学说，国家权力应该分立为立法、行政和司法等三种权力，并使它们互相制衡。

　　分权与制衡原则的基本政治功能，是防止专制并保障公民的自由。三权分立制度与代议制民主的结合，在确保公民普遍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同时，也可以防止国家权力的独断与暴虐。这实际上是现代宪政民主的基本政治架构。

效率无任何自豪之处？

　　在上述三位学者看来，人大制度相对于三权分立的主要优越性之一是，它有很强的组织动员能力和社会掌控能力，有利于集聚国家力量办成大事。但这与其说是人大制度的优越之处，不如说是它秉持了与三权分立不同的制度价值。

　　三权分立的主要制度功能，便是对国家权力支配社会资源的范围和方式进行必要的限制。而人大制度作为一种集权政体，恰恰是为了使政府获得不受约束的资源支配权力，在贯彻政府意志和实现政策目标时，民众意愿和机会成本从来都不是重要的考虑因素。

　　任何社会都存在资源稀缺的问题，在这一前提下，让政府获得不计代价办成一些由政府决定的大事的权力，这并不像上述学者所说的那样，代表一种政治制度在实现民主方面的真实性和优越性。因为民主政治的核心问题恰恰在于，民众是否可以决定政策目标以及为实现这些目标所愿意支付的成本。

　　衡量政府效率的更合理标准，是政府在严格预算约束条件下实现民众所认可的政策目标的能力。从这一角度而言，中国政府在效率方面并无任何值得自豪之处。本次北京奥运会据说举办得极为成功，但政府对其实际成本却一直讳莫如深。在这一问题上，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导演张艺谋可谓一语中的：“其实西方人也想搞‘人海战术’，可是他们找不到这么多人，也花不起这些钱啊。”

　　人大制度与三权分立孰优孰劣，这应该是可以通过经验事实来加以回答的政治科学问题。在实现民主的作用上，人们可以问：哪一种制度更能为民众提供政治参与空间，更能强化政府问责机制？在政府效率上，人们可以问：哪一种制度可用同等资源为民众带来更优良的公共服务？人们还可以进一步追问，哪一种制度更能遏制腐败，哪一种制度可以提供司法公正，哪一种制度可以确保公民免受权势人物的凌辱，等等。

要看民众内心的感受

　　那些赞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人，并不愿意面对这些可以从经验事实中找到答案的问题。他们认为，人大制度可以贯彻共产党的领导，而共产党又是由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因而是人类历史上最具进步性的政党，可以领导民众进入最美好的人类历史阶段。这样一来，这些人就把属于经验世界的政治科学辩论变成了一种超验的、带有神学色彩的诡辩。

　　实际上，任何人都不可能拥有关于人类历史的完整和详尽的知识。人们对5000年前的人类社会的情况显然知之甚少，而即使是对100年后人类社会的发展，人们又能作出多少可靠的预测呢？声称一个政党是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政治力量，因而天然地拥有政治领导权，这种断言并不比早被抛入历史垃圾堆的“君权神授”更为科学和合理。

　　那些提出这种超验主张的人，如果不是出于私利的驱使，便是出于理性的怠惰。正是依恃此类超验主张，一种制度尽管实际剥夺了公民的政治参与权利，却被称为最民主的制度；一个腐败无孔不入的政府，却被说成最能为民谋利的政府；依仗权力视民众如草芥的官员被称为人民的公仆，如此等等。

　　但是，判断一种政治制度是否公正合理的终极标准，决不是那些声称洞察了人类历史客观真理的形而上学体系，而是民众内心的主观感受。根据自身的感受，对影响自身生活的政治制度进行评判，并决定是否要对其进行变更，在任何社会都是民众的自然权利。在这里，“自然”一词是在其最原初意义上被使用的，因为民众的这一权利在客观上既无法放弃也无法剥夺。

　　正是基于自己作为一名普通民众的个人感受，笔者相信人民代表大会这种“代议”机构的最终命运，很可能就像国民政府的“万年国代”一样，只是作为一个笑柄而载入中国政治实践的史册。它唯一正面的作用是可以被用来警示世人，一种不合理的政治制度可能造成的后果，是多么的荒诞和可悲。

作者任教于中国华东政法大学

吴晓波 从国强到民富

从国强到民富
By [ 吴晓波 ] 2009-1-19 10:46:35

我们必须承认，这是一个缺乏共识的年代。
政府与民间，中央与地方，富人与穷人，企业家与知识分子。
我们为同一个议题焦虑，却在利益上形同陌路。
一切含情脉脉的“共识”都已经走到了尽头。甚至，改革本身也已经失去了共同的“假想敌”。或许，对这种缺乏的承认，是我们走向成熟的必由之路。下面是发在FT中文网上的专栏

从国强到民富
2009年是一个充满了寓意性的年份。今年是共和国创建60周年，是“五四运动”的90周年，是洋务运动的140年。在如此重大的历史节点上，尽管面临种种挑战，然而，没有人怀疑一个经济大国正一点一点显示出它的面目，不动声色却蓄满力量。
中国本轮工业革命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的，在此之前，帝国以老大自居，把每一个来旅游的客人都当成是“朝香客”，而之后则突然发现自己成了“东亚病夫”，于是谋求国家强盛成全民共识，大买办郑观应早就说了，“非富无以保邦，非强无以保富。”国家如何强大，在1978年之前用的是激进革命的办法，之后的三十年则用的是商业变革的办法，到今天，中国已俨然成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全球最大债权国，已不可谓不强大了。接下来的问题是，国家强大之后，如何实现民众的同步富足？
千百年来，中国经济的问题，归根到底可以归结为三个利益关系的调整：一是政府利益与公众利益的调整，二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利益的调整，三是富裕公众与贫穷公众的利益调整。
政府应不应该有商业利益，这个问题，中国讨论了二千多年。早在汉昭帝的时候（公元前81年），大臣们就争论政府该不该把当时最重要的两大生产资料――盐和铁垄断专营起来，大家有空可以去读一下桓宽的《盐铁论》。
这场关于盐铁的争论，一直持续了2000多年。到唐朝的时候，朝野争论的重点是要不要把漕运归为国营垄断，到宋明的时候，争论要不要把酒米归为国营垄断，到晚清的时候，争论要不要把铁路矿产归为国营垄断，到民国的时候，争论要不要把银行归为国营垄断，到今天，我们在争论要不要把电信、金融、石油归为国营垄断。
在晚清的洋务运动时，官府与民间的争论曾经非常激烈，结果当然还是管制至上，而在同时，日本的明治政府则支持了一次十分坚决的民营化运动，明治维新启蒙者福泽谕吉说：“政府若为了富国，就认为可以做任何事情，与人民从事相同的寻常事业，甚至与人民竞争工商之成败，其弊极矣。”曾出任明治政府首相的伊藤博文则阐述说，明治政府创办各种企业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示以实利、以诱人民”，当这些工矿企业在引进先进的生产技术和设备以及培养技术工人方面完成了历史使命后，政府就应该把这些官营企业售给民间商社。马克斯·韦伯尝言，“对财富的贪欲确实是企业家的最大敌人”，他说，“只有超乎寻常的坚强性格才能使这样一个新型的企业家不至于丧失适度的自我控制，才能使他免遭道德上和经济上的毁灭。”有时候竟觉得，这句话用在政府身上也同样的适当。
寻租理论的奠定者之一戈登·图洛克在《特权和寻租的经济学》中论述说：“在现代国家中，行业创造的特权导致的总成本是巨大的。而且，如果我们追溯历史，会发现在英国工业革命之前，这个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政府都拥有庞大的特权行业，这也是那时进步如此之慢的重要原因。”
“江中舟船，熙熙攘攘，熙熙为利来，攘攘为利往。”当年，唐太宗与魏征在江畔做如此对话时，不知道有没有讨论到下面的这个话题：政府应当是那条或宽或窄的河流，还是江中的舟船？如果既是河流又是舟船，利来利往又当如何均衡？
“国强民富”是一个常常被顺口联在一起的成语，而事实上，国强未必民富，譬如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日本和苏联，而民富也未必要国强，譬如当今的北欧诸国。此理，很多国民未必了然。未来三十年，中国变革的主题应当是，如何从国强进而到民富，如何让全民都能够享受到社会进步的福祉。
从国强到民富的演进，仍然寄希望于变革。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写道：“任何一制度，绝不能有利而无弊。任何一制度，亦绝不能历久而不衰”，他进而说，“一项好制度，若能永远好下去，便将使政治窒息，再不需后代人来努力政治了。”夫子所言极是，这就是变革的必要性。而下一场变革的难度一点不逊于过往三十年，要知道，我们将穿越的是一个弥漫了2000多年的迷雾，公元前81年的那场争论迄今仍余音未决。这将是一场空前、陌生而让人憧憬的思想解放运动。
对一个市井百姓来说，生活是那么的具体。我们的孩子到了一定的年纪，可以读到书，我们的身体不舒服，要看到病，我们的街道不要有盗贼，我们的衙门不要有贪官，我们的食物不要有农药，我们要有免于恐惧的权利和能力。而这一切，我们要政府来帮助实现，我们已经付出了代价：我们顺从统治并且依法纳税。
如果仅仅国强，而人民竟不富裕，那么，要这个强国却有何用？
科学家爱因斯坦说：“国家是为人而设立的，而人不是为国家而生存的。”这段话现在被铭刻在德国政府大楼门上。这个政府曾经在70年前把爱因斯坦赶出国境，现在，它以他为至高荣耀。

虚拟访谈：亨廷顿视野中的中国转

虚拟访谈：亨廷顿视野中的中国转型 　　 刘军宁

　　问：亨廷顿教授，你的每一部主要著作几乎都已译成了中文。你不关注中国，但是你的著作却在中国产生巨大的影响。中国读者对你的想法有很大的兴趣，积累了许多问题想向你请教，但你竟匆匆离去。现在只有通过虚拟的访谈，中国读者才有机会听到你的答疑解惑。这里请允许我先从一个小问题开始。为什么在有生之年竟未能访问中国？

　　答：应该承认，这一辈子未去中国是我一个很大的遗憾。其实，我有几次机会去中国看看，但是由于当时手头忙于其他事情，最终还是未能成行。我去得比较多的是南非。为了南非的民主化，我去了那里十几次。其中主要是南非外交部邀请安排的。如果中国外交部邀请我去为你们的民主进程出谋划策，我会毫不犹豫。当然现在说这些，权当是玩笑。一切都太迟了。

　　问：你从未声称你是威权主义或民族-民粹主义的军师，但是却有许多中国人以你为他们在这方面的军师。从你的《第三波》中看得出，你更愿意做民主化的军师。我记得，你在书中说，如果你给民主派的建议使你看上去像胸怀大志的民主马基雅维利，那就随它去吧。与后来的《文明冲突》一书不同，《第三波》在中国读者中没有引起什么争论。这本书来到中国使你的影响冲出了以政治学为代表的中国学术界。

　　答：我也听说《第三波》在中国很受欢迎。我不知道是否有人成为民主的马基雅维利，或者用你们的话说，民主化的军师。但是，如你所说，我很乐意做这样的军师。

　　民主化趋势不会变

　　问：你认为人类历史已经经历了第三次浪潮，能给我们简单说说目前的态势吗？

　　答：各国民主化转型的模式各有不同，遇到的种种困难也不胜枚举，但是迈向民主化的趋势却是不会逆转的。虽然世界上还有一些尚未完成转型的国家，包括中国，但是我对民主化已经取得的成就还是非常满意的。

　　在经历了第一次民主化长波之后，上世纪20年代，世界上约有30个作为今日世界之主导政体的自由民主国家。后来，法西斯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的崛起，使得30年代的民主国家的数量减少到12个左右。二战之后，民主国家的数量又回升到30个以上。到60年代末，世界上约有1/3的国家是民主国家。经过随后20年的民主化浪潮的冲击，民主制度在南欧、非洲、拉美、前苏联和东欧以及东南亚的土地上扎下根来。今天世界上约有60％以上的国家是民主国家。在当今世界的总人口中，只有22亿人生活在非民主的体制下。民主政治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急速成长，这毫无疑问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壮观的、也是最重要的政治变革。

　　问：中国也正面临这样的紧迫性。为什么威权国家要转向民主？难道威权政体终将被民主政体所淘汰吗？

　　答：是的，威权终将被淘汰。对此有很多抽象的道理可以讲。但是，作为经验政治学家，我认为，威权统治的合法性危机是导致民主转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推动力。威权国家之所以必然要启动转型走向民主，就是因为威权政体有着不可克服的合法性危机。合法性的概念很难把握，政治分析家们通常都尽量避免使用它。然而，这一概念对于讨论威权政权在当今所面临的问题却是必不可少。这里所说的合法性（legitimacy，也称正当性）是民众对一个政权的统治权利的认可。这里的“法”是指在老百姓心中的不成文“法”，而非统治者制定的“法”。中国今天所面临的许多重大难题与危机与合法性问题也是分不开的。

　　威权政体的特点是没有程序合法性，只有政绩合法性。威权统治者常常把政绩当作合法性的唯一源泉。这样，威权政府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施政绩效来为自己提供合法性。但是政绩合法性有一个两难：如果政绩不能带来人们所期望的成就，如稳定的秩序和有效的经济发展，就难以换取他们对威权统治的容忍，那么政绩合法性就丧失了；如果政绩带来了经济发展和政治秩序，那么，威权政府所采行的专政式统治就是多余的，不再为民众所需要，其统治方式就会遭受挑战。所以，对一个稳定的、可持续的政权来说，不仅要有政绩的合法性，而且还要有程序的合法性。

　　合法性问题

　　问：一些威权主义者认为，只要有政绩合法性就够了，程序合法性是多余的。因为民众对政府的一切要求，最终都要用政绩来回答。你同意这样的看法吗？

　　答：这样的想法有些一厢情愿。因为，政绩的合法性是非常靠不住的。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实现永远高速的经济增长，能够回避一切经济危机。在所有经济发展的前头，都有经济危机在等着。经验与常识都表明，经济增长不可能无限持续，即使能够持续，也不能自动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制度瓶颈与难题。一旦陷入经济衰退，威权统治的合法性就会迅速地、彻底地流失。威权政府的衰败并不仅仅是因为它们变得腐化并无法满足其民众的需要和期望。

　　当威权政权不能持续拿出像样的政绩时，施政的失败就可能成为变革的催化剂。推动第三波许多转型的就是这种失败：希腊、阿根廷、乌拉圭、菲律宾、东欧、贝宁、赞比亚、印度尼西亚以及塞尔维亚、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的颜色革命。决策上的犹豫不决反过来对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推波助澜。在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的压力下，印度尼西亚持续30年的骄人的经济发展仅仅在几个月时间内就破灭了。在1998年5月，当印尼政府宣布减少燃料和电力补助时，普遍的骚乱爆发了。新秩序在大街上崩解了，所以，苏哈托被迫下台，民主转型开始了。

　　威权统治者也常常靠增加难以实现的期望值来维护统治的合法性。公民一旦对政绩失望，威权统治的合法性就会遭到削弱。如果威权政府无力自我更新其合法性，及时填补合法性的亏空，其统治就将摇摇欲坠。

　　问：那么，民主政体在处理合法性的问题上与威权政体有何不同，其优越性何在？

　　答：与威权政体不同，民主政体的合法性由两个部分组成，一个是程序的合法性（即政府民选、权力受到法定程序限制），一个是政绩的合法性（选民对政府工作是否满意）。这两种合法性是相互独立的，不会一荣俱荣，也不会一损俱损。选民对政府工作的不满意不会转换成对政体本身、对政治程序的不满意。选民即便对某届政府及其执政者的政绩不满意，也不会要求改变政体，最多是要求更换领导人。

　　威权体制下情形就不同了。对政绩的任何不满，随时会转化为对政体的不满。这种不满的结果，不仅是要求改变领导人，而且是要求改变体制。其结果，对统治者来说，稳定就变成压倒一切的了。归结起来，威权政体的最大软肋，就是没有程序的合法性。其所行使的统治权没有通过选举的程序来征得民众的自愿同意。当作为唯一合法性的政绩合法性岌岌可危了，威权统治也就岌岌可危了。

　　威权统治者应该明白，政体的合法性与执政者的合法性是不同的，应该分开。不同的统治者，在具有同等的程序合法性之后，政绩合法性才有发挥作用的前提。没有程序合法性的统治者，一切政绩合法性最终都将失效。

　　中国现象

　　问：你知道，中国刚刚纪念了国家改革开放30周年。那么请说说，你所说的合法性问题，与中国所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有什么样的关系？

　　答：从政治学的角度看，合法性问题与中国改革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在整体上可以说，中国的改革所要解决的，正是其在改革前出现的政绩与程序合法性的双重危机。对应起来，经济改革所要解决的是政绩的合法性问题，政治改革所要解决的是程序的合法性问题。哪一项改革进行得好，哪一方面的合法性问题解决得就好。哪里存在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就说明那里已经面临程序合法性的难题。

　　一个合法性基础牢固的政权须具备三重合法性。一是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即政权所代表的价值主张必须被社会成员普遍自愿认同。强制的意识形态灌输不能维持这方面的合法性。二是程序的合法性，政权的产生、更迭和组成、运行方式，必须得到选民以投票的方式来进行检验，统治的权力是有限的，并受到宪法法律和政治程序的约束。三是政绩的合法性，一个得到民众支持的政权必须有良好的政绩。

　　建立在政绩单一合法性基础之上的政权，一旦政绩出现问题，民众就会质疑这个政权所赖以建立的价值基础和这个政权在建立过程中所依据的程序。比较政治的研究也表明，当一个政权没有经过民选的程序合法性，在遭遇经济衰退时，会遇到更大的社会动荡。经济危机是威权政权跨不过去的政治门槛。就算是对政绩合法性的追求能够产生积极的后果，或者说，不论政绩的合法性多么牢固，都不能永久遮盖和弥补在意识形态与程序合法性方面的根本缺陷。

　　如果一个政权在前价值系统和政治程序两个方面的合法性正在消退而且不可再生，那么，政权的合法性只剩下一根支柱了，这就是政绩的合法性。当三根支柱支撑一个平面变成一根支柱支撑一个平面的时候，这个政绩合法性的支柱必须耐用且粗大。GDP无疑是最看得见摸得着的指标。我还没有发现，哪个国家像中国那样给GDP赋予那么大的重要性。所以追求GDP的背后，是追求政绩的合法性。

　　带来短期政绩合法性的改革虽解决了一些旧问题，但是同时又在累积新问题。一旦追求政绩合法性的努力失灵，其统治的合法性将陷入总体的危机。

　　经济与文化因素

　　问：中国在过去30年经历了高速的经济发展，民众的生活也有了很大的改善。你认为，这样的经济发展对中国的民主化前景有何影响？

　　答：民主化像个不挑食的人。经济危机和经济发展，民主化都喜欢，都有利于民主化的实现。过去30年的高速经济发展，对中国未来的民主化当然很有好处。纵观第三波，我认为民主化的动力主要有两个，一个是经济因素，一个是文化因素。就经济因素而言，在民主化与经济发展的水平之间存在着极高的相关性。除产油国外，绝大多数富裕的国家都是实行民主政治的国家，绝大多数穷国多是由威权主义者统治的国家。

　　可见，经济发展对民主化有重大促进作用。总之，如果想要实现民主化，就请促进经济发展。

　　问：您刚才还提到了文化因素。你所说的文化因素，指的是什么？你认为儒家文化是中国民主化的障碍吗？

　　答：所谓文化因素，我指的是一个国家的主导政治文化对民主政治的接受程度。接受的程度越高，民主化就越容易实现，反之，则越难。第三波的一个成就，就是使得起源于西方的自由民主成为一种人类共同的普世价值。

　　关于儒家文化与民主化的关系，我知道关于这个问题争论已久，似乎各方都有响当当的理由。根据我有限的知识，儒家文化强调权威胜于强调自由，强调责任胜于强调权利，强调集体胜于强调个人，强调和谐胜于强调竞争，强调一致胜于强调分歧，强调等级胜于强调平等，这些都是与民主政治文化有抵牾的。坦率地说，我认为，儒家（教）的民主（Confucian democracy）是个自相矛盾的说法。

　　第四波

　　问：你的分析给我们增加了一个理解中国改革的新角度。你虽然主张民主政体应该取代威权统治，但是你似乎并不主张激烈的变革。

　　答：你或许知道，我一辈子都是个保守主义者。我希望变革越小越好，越温和越好。虽然有些一厢情愿，我还是喜欢渐进温和的民主化。审慎是一种政治大智慧，是政治家和政治学家都应该具有的美德。在《第三波》中，我也表达了这样一种倾向：我不喜欢暴力流血的转型，最好的变革是来自内部的良性变革。如果双方间能在妥协与和解中实现民主转型，那就再圆满不过了。因此，我是一个温和的、渐进的保守主义者。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民主转型是一件急不得的事情。

　　当然，政治领导也是非常重要的。经济发展使得民主成为可能；政治领导使得民主政治成为真实。

　　对未来的民主国家来说，未来的政治精英起码必需相信民主体制对他们的社会、对他们自己来说是一种最好的政体。历史是不会直线前进的，但是当有智慧有决心的领袖勇敢地推动历史的时候，历史是会前进的。

　　问：我喜欢《第三波》，因为这本书是一本手册，而不是一本写给同行看的学术专著。我很钦佩你具有敏锐的问题嗅觉，其能够在纷繁复杂，千变万化的局势中捕捉到一些具有重大价值的问题并进行深入的探讨。80年代末90年代初，虽然有一些学者开始零星研究世界范围内的民主化趋势，但是只有《第三波》才是最有影响的、最有价值的一本。

　　答：我承认我把握住了当今人类最重大的政治潮流。自第三次浪潮以后，世界上有2/3的国家的领导人是通过自由的、竞争性的差额选举方式产生的。显而易见，在这个世界上不民主的国家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孤立了。在某些地区，不民主的国家形只影单，变成了被民主国家所“包围”的“飞地”。

　　这次民主化浪潮，几乎遍及世界上每一个大洲，也是最为壮观的、最重要的政治变革。尽管民主化不是人类一切问题的万灵药，民主化时代仍然可能是动荡不定的多事之秋，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说民主化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潮流。发达国家的民主制度将更完善，新兴工业国的民主制度也将更成熟，而落后国家的专制统治必将会被民主政治所代替。此可谓，民主的潮流浩浩荡荡。

　　面对这一民主化的潮流，所剩无几的非民主化国家也面临着日益严峻的抉择：是顺应，还是抗拒？顺应者居多，抗拒者也并非没有。所以，民主化更是非民主国家所必须面对的紧迫课题。尽管民主遭到了种种的指责，民主化遇到了不遗余力的抗拒，在一波高过一波的民主化浪潮推动下，民主政治成了抗拒者的唯一政治出路。

　　让我遗憾的是，民主化的第四波我已经看不到了，让我高兴的是，民主化一定会有第四波！

加藤嘉一 多元的民意

一位研究苏联的学者曾经说过，如果八十年代就有了互联网的话，那苏联可能不会解体。目前正在中国发生的事情似乎可以证明这一说法。

2008年12月10日，匿名人士仿照捷克《七七宪章》起草的，呼吁推广“普世价值”、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零八宪章》在网上发表了。到今天为止，《宪章》在中国和其它国家获得了包括大量知识分子在内的7000多人的网上签名支持。对于至今仍然没有公布自己身份的《宪章》起草者来说，这个数字肯定有点遗憾。

举一个有趣的例子，三年前另一个匿名者发起的反对日本“入常”的运动，以同样的方式在国内获得了60000000个签名，几乎是这次的数字的1万倍。我不知道这两个匿名起草者是不是同一个人，而他恰恰显示中国人除了万分之一以外，对民主这样的“普世价值”都不积极，除了“反对日本入常”外，对政府没有别的诉求。如果邻国真的如此，日本人不免要悲观了吧。

但是，日本的未来其实没有那么糟糕。仔细读过以后，我发现《宪章》并不像“反日”的公开信一样现实。《宪章》对当前的社会问题说的并不多，而把大部分的篇幅放在要求当局采纳民众争取的十九条主张，而这十九条的内容才是正题。十九条主张要求北京学习八十年代末的苏联，保障人权和言论自由，减税，实行联邦制，解散武装部队中的党组织，实现军队国家化。

对于当权者来说，每一条都是自杀性的，实行了的话肯定会造成现在体制的崩溃。而体制崩溃以后中国怎么办？只有几千字的《宪章》并没有回答这个核心问题。“把十九条主张全部实现”本身就是《宪章》的目的，签署者必须相信这些措施一定能消除中国面临的任何风险，并为这个信念付出对抗政府的代价。可见，与不要求国民付出任何代价的反日宣言相比，《宪章》未免太不现实了，而且，不签署《宪章》并不代表不支持民主。

其实，即使不看原文，在经历过了08年的一系列风波之后，《宪章》的前途本来就是不乐观的。在3月份，中国边疆的一个地区发生了12年来最严重的民族冲突，在全国面前暴露出民族政策的问题；而在之后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北京奥运会火炬在全球传递，在每一个发达国家都遇到了相当强烈的抗议，西方和全世界的媒体也站在批评中国的立场上，这一事实也是中国人普遍看到的。

按说这些事全是不利于政府的“坏事”，与全世界联系这么紧密的中国人，看到这些事以后应该会思考：为什么全都反对我们？我们做错了什么事情吗？这正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经常“奉劝”美国人思考的问题。

然而，中国的民众根本没有这样想过，而是非常团结的站在政府一方，相信一切都是西方的阴谋，“要求”政府对达赖、萨科奇等人采取强硬措施，甚至采取抵制家乐福的方式来显示决心。在这个过程中，接触西方生活方式和观念最多的80后年轻人自觉的接受了政府的教育，成为最有力反对西方的群体，令整个世界感到惊讶。而在08年底，金融危机使中国的经济陷入衰退，政府也同样成功的让大部分民众相信“这是美国人造成的，我国没有错”，同样把“坏”变成了“好”。在能把这么大的“坏事”变成“好事”的强大对手面前，谁也不可能用一篇几千字的文章创造奇迹。

而“宪章派”的国际支持者，同样没有起到有效而现实的作用。据我所知，中国政府把自己在舆论上的主要敌人称为“五毒”，包括“（疆、藏、台）独”、“轮”、“（民）运”，分别对待。表面上，政府的态度是宣传“五毒合流”，进行统一的批判；而实际上则想办法鼓励所有的敌人之间互相攻击。对于“宪章派”来说，吸收谁不吸收谁，是很难决定的。一方面，为了避免上述任何一个派别的反对，《宪章》不得不加入“联邦制”的内容，造成所有的国内签署者都“可能”违反了法律；而另一方面，上述派别的公开签名加入，使得“宪章派”进一步被孤立起来。结果，既造成《宪章》的签署状况陷入混乱而无序，也造成《宪章》本身失去实实在在的公信力，只好接近“乌托邦”的境地。

与上述的遭遇相比，更加值得思考的是《宪章》无法落到实处的深层原因。过去，中国传统的“灌输式宣传”是比较愚蠢的，政府彻底控制了所有的宣传渠道，推行政策时，把观点完全一样的内容强行输入国民的心中。这种方式造成国民的逆反心理，碰到改革开放后涌入的大量信息后更是出了严重问题，直接导致了二十年前的那场危机。而在网络改变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以后，无论是“宪章派”也好，中国的当局也好，西方的媒体也好，大家都在互联网上展开propaganda竞争，争取尽可能广泛而可靠的支持者。这种竞争是在比较开放和自由、充满辩论和争吵的环境下进行的，要想有效地在中文网络上建立起影响力，就必须考虑民众的价值观和感受，掌握说服的技巧。

现实是，中国官方和其下属的宣传机构在积累了长期的经验后变得渐渐成熟，特别是在互联网出现以后，政府的宣传和说服更加巧妙了。在早期，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有许多人认为网络会动摇当局的执政合理性，但后来，随着策略的变化和民族主义的几次高潮，中文网络上早已形成了志愿支持政府的强大用户群体。政府宣传部门需要做的事情就是运用手里的各种资源，“发动群众斗群众”，帮助这些“网络志愿者”们尽量说服和“启发”有各种各样观点的反对者，让反对者自主的“觉悟”到当局的合理性。对于从西方来的各种意识、思想，可以有选择性的引入，给国民打“预防针”。有了这些志愿者和“预防针”的帮助，当局就可以用相对低的成本控制住国内的舆论压力，非常“自主”的推行内外政策，避免悲剧的重演。

而与日益成熟、进步极大的对手相比，“宪章派”二十年来却没什么变化和进步，现在说的仍然是和当年在广场上完全一样的言语。就像我的一位朋友说的，《零八宪章》表达的愿望虽然是建立西方式的政府，却不像西方人一样谨慎的说话，而是像“中学里的政治教师”一样，“唠叨个不停”，好像听众什么也不知道一样。其实，中国的执政者虽然没有选举做基础，但其表现至少得到了民众的默许，这就是“灌输”的资本；而“宪章派”没有资本却要“灌输”，更不可能被接受了。

许知远 记忆之年

历史将会缩小到只变成在电视上出现过的东西。

——契斯拉夫·米沃什

蔡元培来了，胡适来了，最终袁世凯也来了。电影《梅兰芳》的导演与编剧的用心良苦，还有什么比他们这三位的同时出场更能显现一代名伶的号召力？

但创作者与他的观众似乎都忘记了，他们是无法同现于同一时空的。蔡元培1917年1月上任北大校长，一直到1917年7月，胡适才从美国回到上海，而袁世凯已在一片辱骂与沮丧中于1916年6月去世了。

是波兰诗人米沃什说的吧：“现代的文盲，他们会读、会写，甚至于还在有大、中、小学执教的——认为历史虽然隐约存在着，却混乱不堪。莫里哀变成和拿破仑同时代，伏尔泰则与列宁同时代了。”

这部2008年12月上映的电影，暗示了2009年中国的特征。比起上一年的一场接一场的欢庆，新的一年将是一个记忆之年，但很可惜，记忆似乎注定是混乱、扭曲的。

1月1日下午，我乘车前往朋友在北京郊区的大兴县的家。二十年前，我曾居住在那一带，却在海淀区上学。每个周六的下午，总是要乘坐901路汽车，在两边种着杨树的公路上一路晃晃悠悠、走走停停。我也记得在1989年夏天的一个傍晚，我在那条路上，看到了被堵截的军车，士兵茫然、群众激动。

旧马路不见了，取而代之的宽阔、冷冰冰、交错纵横、封闭式道路，混凝土平整而簇新，没有一个不平的坑洼，两边也没有了树木。

朋友的家住在一片新别墅区里。如果房子的密度再小一些，每户人家都有草坪，这一路上，我会觉得自己正是去探望一位住在美国大城市郊区的中上阶层的朋友。

这是一个物质丰沛的中国。但在朋友家的厨房里，我们谈到了离这片别墅区所处的大兴县。1966年8月底至9月初的几天内，大兴县内的发生了骇人听闻的暴行，从老人到婴儿，短短几天内几百人被杀害。暴行都是以“阶级斗争”的名义进行的，它或许也是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第一场大规模的屠杀。

在温暖的厨房内，我感到背脊一阵发凉。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段历史，而且它或许就发生在离我不远处的地方，也只不过是一代人的时光。对于十年文革中的骇人听闻的惨剧，我有所耳闻，却从未确切了解。在我小学与中学的历史课本里，那十年的光阴被匆匆跳过，至于再之前的悲剧，不管是“大跃进”还是“大饥荒”，也都被简化成历史进程中一个不重要的注脚。

“我们为什么要记住呢？”上一个冬天，我的朋友在上海一所大学放映他拍摄的文革纪录片之后，一个大眼睛的时髦姑娘站起来问他，语气里充满了真诚和不解。

是啊，记忆，尤其是令人不悦的记忆，有什么用？我们正在一个以信息生产与处理为核心的时代，知识与信息如呼啸的飓风、一刻不停的进入我们的脑海，我们必须不断的吸收它们、再抛弃它们。繁忙的大脑中，还有空间给予那些久远的东西吗？搞错了胡适与袁世凯的不可能相逢，不是无伤大雅吗？忘记了在我们脚下土地几十年前的屠杀，又怎么样？如果年轻一代，不用再理解那些“历史的梦魇”，难道不会生活得更健康吗？很多时候，记忆就像是狭长瓶颈的瓶子中的精灵，你不知道释放它将会导致怎样的结果？

我想不出答案。却想到了福楼拜小说《一颗简单的心》中的“女仆全福”——老实、勤奋却头脑混沌，饱经痛苦，却不知这痛苦由何而来。这个国家和生活在这个国家中的绝大多数人似乎都有这样“一颗简单的心”。他按照惯性、不假思索的原则的生活。在一些时候，它会显现出惊人的能量——它就像一个没有太多顾虑的少年，头也不回的奔向目标。

但是，现实并非总有清晰的跑道，明确的终点，一路上也并非总是平坦。一旦遭遇障碍时，原来的不加思考的方式，就濒临破产。而我们也有另一种方式来对应它，无尽的忍耐。于是中国就像是一个少年与一个老年人的结合，一方面是头脑浑浊，另一方面是充满世故的忍受。

缺乏记忆和记忆的不精确，可能是造成这种现状的主要原因。记忆是智慧与情感的基础，在将一个个的记忆碎片的整理、赋予逻辑的过程中，个人进行了自我训练，并为进一步探索奠定了基础。正是在旧经验与新遭遇的不断碰撞与揉合中，人不断成熟。记忆也是对诚实态度的检验，你是否忠实于你的记忆，因为过往中必定包含着黑暗、痛苦、颤栗、不安，但这些东西拓展你对人生、世事的见识，增加你对复杂性的理解。而且，因为每个人的经验不同，忠实于这些记忆将帮助你寻找到自己的方式。从每一个具体的个人，到由很多个人组成的国家，记忆都起着强大的塑造作用。

从《梅兰芳》中的一幕到大兴县那很少被提及的悲剧，标志着这个国家和生活在其中的每个人的记忆，正面临着两种危险的趋势。一方面，政治权力仍有着很强的压制，国家机器选择一部分记忆，压迫另一部分记忆，并这些记忆统一与固化，通过强大的宣传灌输给每个人，用这种单一的集体化记忆取代个人记忆；另一方面，蜂拥而来的碎片式信息，正在瓦解逻辑，消除记忆的深度，我们都不自觉的沦为了“现代文盲”。

2009年是一个充满了历史纪念的年份。可以想见，政治权力必将按照特定的方式重塑记忆，拥有了过去，才能掌握未来；大多数人也可以对此继续保持无知和混乱。

但是，丧失记忆经常也意味着思维的瘫痪、情感的匮乏，我们失去了深入探索自身和世界的机会。而且，记忆不可能被永远扭曲与掩埋。如果不选择主动选择和昔日的幽灵达成和解，当它在意外的时刻爆发而出，更可能演化成一股谁也无法控制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