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朔：陈水扁A钱时，你在哪里?

人们通常都有一个最大的劣根性，那就是出了大灾难或大问题，就把那个最重要的当事人打成过街老鼠，人人都赶来踹上两脚，在打过街老鼠里，一切问题似乎都告解决，大家复杂不安的心情也得以安顿。

而现在，阿扁无疑的已成了台湾最大的过街老鼠，阿扁由A钱到洗钱，的确罪无可逭。但看到那些昔日阿扁的长官、战友、死忠挺扁的名嘴和群众也来赶这场打过街老鼠的游戏，却给人一种虽然欣慰但却难免不安的感受。因为他们应该面对的问题，不是借着打扁而划清界线以自保，而是该更深刻的去面对“阿扁A钱时，我在那里？”这个道德与政治上的难题。看着一堆其实并没有资格批扁的民进党人物在那里忙着划清界线，却闪避了他们在政治上与道德上可能的“共犯”问题，就觉得这些人实在可悲。

其实，任何个人或群体的大恶大错，都不可能只是一人的犯错或偶然的偏差，当年纳粹的暴行，不可能只是希特勒一人的残酷暴虐，而是德国人心里千千万万个小希特勒在那里造势助长；过去马可仕贪赃枉法，也不能只怪罪他们夫妇，而是庞大的政治党派长期相互朋分，遮盖及声援所致。这就是政治上和道德上的“共犯结构”。当问题爆发，撇清和自保并不可能让这些人从此就被洗清。只有诚实面对自己过去的助恶行径而深自忏悔觉悟，才是自己成长和集体进步的契机。

阿扁由三级贫户起家，当权后整个家族的风格日益奢华腐化，最后演变成大胃口的A钱洗钱，权力让人腐化固然是原因之一，但在扁家弊案陆续被揭露的过程里，整个社会里许多人“只管立场，不论是非”的挺扁到底，或许才是更大的关键。

有些所谓名流，不管他的弊案和治理无能，硬是要“再给他一次机会”；许多名流名嘴和同党，在他的弊案被揭露后，二话不说的就往“蓝绿恶斗”，“国民党搞清算”上做文章，搞转移焦点及泛政治化，当护短护到如此程度，其实已等于不管他如何违法妄为，都会有一个庞大的铁卫队在撑腰。

阿扁由不错的政客堕落到A钱和海外大规模洗钱的程度，他的胆子愈来愈大，不正是那一大群铁卫队所变相鼓励出来的吗？当阿扁A钱时，他们的“只管立场，不论是非”已使他们成了道德及政治上的共犯。坦白说，这次他利用家人身份在海外洗钱，幸好是瑞士联邦检察署所揭露，整个阿扁的铁卫队过去那种护短的论调才无用武之地。

如果这个案子是台湾特侦组或任何司法检调系统捅出来的，保证“国民党清算”之类的护短说法会取代目前舆论发展的方向，而让问题又兜回到意识形态的恶斗中。在冥冥之中，瑞士真的可说是在无心中拯救了台湾日益堕落的政治！

阿扁海外洗钱已无任何再说辩的空间。洗钱追踪到A钱及贪腐贿赂，对台湾严重失责的司法检调单位，将是严峻的考验。而在政治上，由此案的爆发，其实已把台湾民主真正致命的缺陷澈底的显露了出来。台湾的民主缺乏严格的规范，再加上它的泛民粹风格，于是所有的政治是非都不再有客观的基础，而只剩上立场上的党同伐异。于是奸滑者可以借着煽起民粹情绪而遮盖自己的贪腐，同志们为了立场的团结而可以指鹿为马，明明是贪腐也一路曲意维护。这是一种相互的绑架。今天在那里大骂阿扁断送民进党前途的人，其实并不是无辜的，真正断送民进党的，是那个护短和硬拗早已成了习惯性的庞大共犯结构。他们过去鼓励出胆大妄为的陈水扁，如果不把那种护短的积习改变，谁知道将来不会再鼓励出另一个同样恶劣的领袖呢？

目前全岛民众都在打阿扁这个过街老鼠，但由这起洗钱案，我们也应看到它对目前的政治文化及风格，实在深具警示意义。阿扁从未丢民进党的脸，丢脸的是过去挺扁到底的整个共犯结构。阿扁A钱时，你们在那里？问问自己吧！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专访

台湾时事双周刊《天下杂志》最新一期刊登了对李显龙总理的专访，李总理在专访中除了提到吸引来自全世界的人才对我国的未来发展至关重要之外，也指出新加坡必须不断求新求变，因为这是一场“跑不完的马拉松”。

　　当驻警拉开白色锻铁大门，四周花木扶疏，一望无际的绿意绵延伸展，在33度高温的夏日亦暑气全消。一座壮观、华丽的白色英式殖民地建筑优雅地耸立其中，这里，是新加坡最高权力机构，Istana，马来语的“宫殿”之意。

　　182公分身高的李显龙起身迎客，举手投足，一言一语有着“王子”（李光耀之子）的敬慎与必须杰出的沉重。

　　三年半前，当时52岁的李显龙，在此宣誓成为第三任总理，但却不是坐享荣华富贵的开端。

　　当时亚洲金融风暴余悸犹存，中国与印度崛起，制造业爆发大出走潮，重挫小国的经济命脉，2003年时新加坡经济增长率只有3.5％，同年的失业率更高达4％。（全年增长应是1.1％、同年失业效超过4％）

　　经济挑战之外，刚上任的李显龙还同时面对着人民的信心问题，许多新加坡人民将他视为他父亲的影子。

　　然而，如同当年《Fortune》杂志的报道，李显龙很清楚自己面对的问题，他说：“我与我的父亲并不相同，我就是我自己，人民必须从我本身，还有我所能够为他们做的事情中，来认识真正的我。”

　　不到五年，新加坡果然成功翻身，去年，新加坡经济增长高达7.7％，年底失业率更是下滑至1.6％，创下十年来新低。在IMD公布的2008年世界各国竞争力排名，新加坡仅次于美国，勇夺全球第二名。李显龙已成功扮演重振国家经济力的重要推手。

　　从全球的视野来看台湾现在的处境，马（英九）政府新手上路，国内百业萧条，在全球面临通货膨胀威胁之下，眼前的道路更为崎岖。

　　六月底，《天下杂志》远赴星国（新加坡）独家专访李显龙，从培育人才、建立团队及新加坡的未来战略三点切入，畅谈小国富强的经验，也诚恳地对台湾提出建言。

　　李显龙的办公室俭朴，不到十坪，没有珍奇宝物或古董字画，墙上挂着“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办公桌上则摆着一个斜斜的黑架子，用来放公文或书籍，避免长时间低着头看，保护颈椎。

　　而在采访的前一晚，李显龙高龄87岁的母亲柯玉芝，因为右侧颅内再度出血，情况危急。但李显龙仍然坚持如约，接受采访。

　　在长达70多分钟的访谈过程，李显龙充分展现流利的中文，不时窜出生动却十分精确的比喻。爽朗的笑容也缓和了他脸部刚毅的线条。

　　什么是这位掌舵者能够破浪乘风，带领新加坡顺势富强的策略？以下为访谈摘要。

　　问：有部长说，曾在半夜两、三点，接到您的e-mail？

　　答：偶尔会发生。可是我们不鼓励这样的深夜活动（呵呵大笑）。因为沟通效率提高了，以前你寄出一封信可以等两三天，现在送出e-mail，几分钟之内没有得到答复，已经相当紧张。

　　不只是我们自己工作，跟人民的来往也是这样的。人民跟政府的很多接触是通过e-mail，在网路上有部长公开的网址，民众希望很快可以得到答复，不然的话，他们就开始追问了。

　　这样的改变，一方面是科技，一方面是风气。科技改变了，有迅速回答的可能性，风气也改变了，大家工作效率提高，都觉得事情要赶快做好。我们商讨问题的次数也增加，以前如果准备一份文件，提早修改三、四次已经算是做了很多准备工作，现在要准备一份文件给大家看，修改了再改，十多二十次也不稀奇。修改、交换意见的方便性提高了很多。

现今领导人面对的挑战

　　问：我们注意到，全世界的领导人都在水深火热，比如南韩总统李明博。现今的领导人面对什么样的时代挑战？

　　答：韩国是全世界新媒体最发达的国家，人人都上网，而且是宽频，所以Blog、手机、MSN，有一点消息或谣言，马上就传遍全国。

　　传统的社会，大家讨论问题有时间讲一讲、考虑一下、镇定一下、观察一下，明天再重新思考，三思而后行。现在十分钟之内就想三次了，马上就达成共识，却不一定是正确的。过两天，共识又改变了。

　　这种情况下，治理国家不容易。我看大陆也面对这样的问题，同样有网民的意见与压力，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甚至也需要做一个网上的讨论。我都还没有这样做过！可是他觉得必须这样做，就反映了对自己情况的评估，觉得这是重要的。

　　一个中国的领导人会这样做，我觉得是空前的。

　　问：全球化威力横扫世界，不管是金钱、人才及技术都跨越国土疆界。这种情况下，您觉得亚洲有哪些机会与挑战？

　　答：说亚洲整个都在崛起是太简单了，中国崛起肯定是事实，印度崛起也正在发生。因为有这两个大国的崛起，所以整个亚洲都会带动，跟中国与印度的经济联系都加深了很多。韩国、日本及很多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国是中国；印度第二大贸易伙伴国也是中国。亚洲已经加深很多区域的合作，并且多元化，不只贸易、通商，人才流动、旅游等各种交流，媒体也互有影响，对整个亚洲都有振奋性的作用。亚洲今年能够维持不错的经济成长，就是因为这个因素。

　　如果我们能够趁这个大局，搭一段顺风车，就有机会提升自己的经济，并且从中国与印度的转型中得到一些利益。

　　这也是一种挑战，不只经济膨胀，还有面对经济的转型与提升。提升的过程中，有赢也有输。旧的行业被淘汰是很痛苦的一件事，不只对个人而言，对整个社会国家也不容易接受。因为过程是很快的，如果是五年、十年，我们能够适应，可是一、两年或几个月之内，市场就改变了。整个公司从一个国家搬到另外一个国家去，工人要去哪里？要怎么帮助他们？

　　问：台湾从七月起开放与中国直航。新加坡如何看两岸关系的进展？

　　答：两岸关系最大的改变其实是台湾新政府、新领导人，不然，没有新的开始。所以，两边都说是新的历史际遇，必须抓紧这个际遇，搞好两岸关系，并且从经济合作开始。

　　如果要谈国际空间这个比较困难、比较复杂的问题，要谈两岸和平协议这个是更困难的。但如果要谈经济合作，对两边都有好处，并且是最容易着手的课题，且已经开始有进展了。当然还必须讨论，一歩一歩慢慢地建立互信，加深关系。

　　我刚才说了，亚洲每一个经济，中国都是他们最大的贸易伙伴国，是经济发展很重要的因素。台湾如果不发展这个关系，其实对台湾没有好处。当然台湾也希望跟世界其他国家搞好经济关系，搞好多方面的关系。

　　如果两岸关系搞得好，全亚洲都松了一口气。因为没有一个亚洲国家希望在两岸关系间必须被迫做选择。更没有国家希望选择在中、美之间选一个。所以我们都很高兴，两岸关系有好的进展，希望会继续下去。

接受国际化 欢迎国际化

　　问：新加坡面对全球化，有什么新挑战？

　　答：我们的挑战是接受国际化，欢迎全球化，因为我们别无选择。

　　我们很清楚有这个压力。我们也知道，必须具备一些足够的条件，才能适应这样的环境，所以我们的定位是成为亚洲经济的一个有用的成员，必须是有竞争力的经济体，与有竞争力的劳动队伍。所以个别的活动效率必须高，整个适应能力必须强。

　　在这样的情况下，人民可以维持生计，国家维持经济增长，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光靠政府分发津贴，或实行福利制度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只有靠个人有生产能力、有用的技能，能自己营业、或是替跨国公司工作，或在区域里找机会、找商机，这样才是有前途的方法。

　　问：新加坡提出新口号，要成为宜居的城市中心（Center for Liveable Cities）。新加坡不只输出产品，也输出很多顾问规划的服务。比如过去的苏州工业园与大连港。现在又要跟天津市合作，帮天津建设生态城（Eco- city）。新加坡一直在转型？

　　答：我们如果没有办法找到新的办法，就饿死了。因为中国改变很快，世界改变得很快。

　　现在环保在中国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所以我们跟他们讨论，与天津实行一个环保的生态城。已经谈成了，九月开始动土。我有信心可以做到。要迈向Liveable city，一部分是经济因素，必须有一个蓬勃的经济，否则不用说。一部分是硬体设备，就是城市规划，包括基础设施、公共交通、公园、海边。这些需要严格但有创意的规划，及有系统且严格的管理，要治理的好。

　　第三，是社会风气，人跟人之间的交往是否觉得有文明的风气。这个比较难做，我们可以鼓励，但要实现，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

人才从哪里来

　　问：新加坡常说，没有天然资源，只有人才。人才从哪里来？

　　答：首先必须发掘自己的。我们人口不多，有才干的人，必须充分培养及提拔。不一定是学术性的才干，其他方面的才华，艺术、体育、商业方面的才干都要。

　　新加坡人只有320万，再加上100多万外来的工人与专业人士，人口不够，人才也肯定不够。上海有一千万人，可是上海的人才不只来自这一千万人，而是来自全长江流域，甚至全中国，所以可以成为一个龙头。台北人才很多，也不只光是台北市，而是来自整个台湾，还有许多是五十多年前从中国来的。人才是从一个很大的腹地吸收来的。

　　我们要成为一个有竞争力、有魄力、有朝气的城市，必须吸引大批的人才到新加坡。从印度、东南亚、或整个亚洲区域、韩国、日本，甚至从其他地区，也吸引人才到新加坡。

　　关键不只是人才数字，而是他们不同的背景和经验。跨国公司，尤其是美国的跨国公司高级领导或是董事会，总有许多国家的人才。你去Pixar（皮克斯）或 Microsoft（微软），东欧的、南美洲的、印度的、非洲的，网罗全世界的人才，他们都带来个别的背景与经验、个别分析问题、了解事情的看法，所以能够造就一个了不起的跨国公司。

　　所谓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我们没有泰山，更不得不采取这样子的政策。

　　问：（新加坡）有什么具体政策吸引人才？

　　答：第一，必须是开放宽容的社会。让这些人才觉得在这个地方自在舒服，愿意居住，把家人带来。所以必须是一个开放、平安、有法治的、有系统的国家。

　　第二，新加坡是一个以英语为工作语言的社会，全世界的人才到新加坡，都可以共同工作。一个日本公司可以聘请中国工程师、印度和马来西亚的人员一起工作，用英语交流。我们有语言的优势，并且是一种社会风气。

　　第三，要创造经济机会。如果环境好，没有经济机会，新加坡可能成为一个度假胜地，但不能成为一个经济枢纽。所以这是一个互动性的良性循环，把人才吸引到新加坡、人才再吸引人才。所以我们推动bio-medical（生物医学）的R&D、或是纳米科技等新科技，若不能吸引一流的科学家来，自己绝对做不到。

培养高效廉能的公务人员

　　问：新加坡政府一向非常有效率，公务人员具备廉能。如何做到的？

　　答：政府的管理机制，对国家的成功发挥很大的作用。政府本身不能创造财富，但政府能为企业界提供创造财富的条件，这是我们的责任。

　　因此，政府的工作效率必须跟私人企业同样高；政府的思考能力、分析能力、办事能力也必须跟私人企业的专业人员一样强。如果私人律师比法官聪明的话，法治就发生问题了。如果企业家比我们经济管理人员来得聪明，创造经济发展的环境会发生问题。如果反对党比政府来的厉害的话，应该交换位置，否则不能够维持这个制度。所以，大前提是，我们要有高效率、有好的工作表现的一整套制度。

　　不但要有良好的公务人员人选，还有提拔公务人员、培养公务人员、赏罚公务人员的制度。赏罚必须分明。在整个公务员系统，每个人都必须能胜任工作，且完全专心做工作。做的好，会奖励你，做不好，当然会有后果，不能是铁饭碗。如果大家觉得是有铁饭碗，敷衍了事、想着几年就退休了，那绝对不行。

　　整个系统从上到下，每个阶层都必须任人唯贤。你担任这个职位，是因为你是最好的人选，不是因为你有裙带关系，或因为在这个部门的时间最长，所以轮到你。不能这样做，要有很透明、客观的人事系统。

　　问：带领一个政府团队跟一个企业团队有什么不同？

　　答：政府团队有两层，一个是政治，譬如部长跟国会议员，另外一层是公务员。公务员跟大企业，一个很重要的差别是，公务员必须有使命感。了解这样做，是为了新加坡长远的未来。如果没有这个概念，不能做一个好的公务员。整个组织的风气也必须是这样的。

　　政治的层面跟私人企业完全不相同。政治没有保障。下一次大选，可能胜、可能输，输了就完了，不管你是部长或是议员，人民要你服务就服务，人民对你失去信心，你就必须走。

　　进入政治，必须觉得这是一份值得做的工作，不只为照顾自己与家人的生计，同时要对国家长远的前途，扮演一个有用的角色。

　　问：新加坡未来的愿景在哪？

　　答：没有一个终点。我们有一个形容词：“跑不完的马拉松”。十年后希望是一个不同的新加坡，希望是一个人文方面比现在好的国家，经济上肯定必须转型，政治上则希望有新一代的领导人，适应新一代选民的欲望、需求与习惯。（您所遭遇的最大挑战？）物色下一个领导班子，是最大的挑战。

贝淡宁 中国学生的建设性民族主义

中国学生的建设性民族主义

　　去年六月，加拿大一电台请我找几个中国学生一起做一个现代中国的专题节目。在过去四年来，我一直在清华大学讲授政治理论。我给几个学生发了电子邮件，他们很友好地接受了采访要求。我们在万圣书园（All Sages Café）会面，这或许是最好的一家销售中文学术著作的书店，我也常常把来访的学术界朋友带到这里浏览，向他们显示他们的书已经被翻译成为中文出版，不过他们也会发现很少中文著作被翻译成英语。

　　节目制作人要求我们围坐成一个圈，要录制典型的小组讨论的片断。鼓励我们就像平常一样相互之间用中文交谈。我还被要求拿着菜单，做出我在看备课讲义的样子，这引得学生哄堂大笑。这种背景有点做作，中途需要停下来以便让工作人员更换带子，因为一次只能录制小组中一半人的话。不过我们的讨论仍然很活跃。

　　我提到了奥运会这个话题，希望能引发一些争论。就在清华东北门口外面，有个狗肉饭馆，大大的“狗”字非常醒目。东亚许多人喜欢吃狗肉，据说味道鲜美，滋补壮阳，尤其是在冬天的时候。但是韩国政府在1988年奥运会期间因为不愿意惹恼西方游客，禁止狗肉销售。我就问中国政府在北京奥运会期间是否应该禁止狗肉呢？

　　让我惊讶的是，大部分学生说不。我在这里感到开心的部分原因就是不断遭遇惊讶。政府为什么要迎合西方人的情感呢？正如我的硕士生曾雪灵所说“对于忌讳猪肉的穆斯林和忌讳牛肉的印度教徒该怎么办呢？如果只禁止狗肉似乎对于这些人不公平。”一个本科生陈梦吉注意到吃狗肉是中国东北文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来自那些地方的客人的利益受到不公平的剥夺。而且，有些饭馆需要卖狗肉才能生存下来。

　　只有一个学生支持禁止狗肉：我的博士生武云，不过她的观点受到普遍的厌恶吃肉观点的影响。她认识到素食的好处，虽然她自己不是素食者。（在中国和法国这样有漫长丰富的肉食饮食文化的社会里成为素食者非常困难）。她没有提出特别的禁止狗肉的理由。她说“从古代以来狗就是人类的忠实的朋友了，是特别的动物，人们怎么能没有丝毫内疚地吃狗肉呢？”

　　接下来用英语和电视台工作人员的讨论涉及到常见的话题如中国的民主、人权、经济现代化等。采访者约翰·施莱辛格（Joe Schlesinger）或许是加拿大最著名的电视记者，文化大革命后就再没有来过中国，所以他在讲一个像瑞普·范·温克尔（Rip Van Winkle）（美国作家欧文的著名小说中的人物）一样经历人类历史上最迅速和彻底的社会变革的国家的故事。

　　这种转变的部分内容包括重新获得的对于自己国家文化遗产的自豪，以及勇敢面对外来挑战的欲望。可以说中国的学生比中国政府更加具有民族主义情感，我们的讨论部分证实了这种说法的可靠性。就在我们这次讨论不久，政府宣布奥运期间禁止狗肉烹调。一个学生给我电子邮件抗议说这样的决定应该经过更广泛的讨论后才能决定。

　　有点民族自豪感有什么错吗？学生们不再如二十世纪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做的那样，盲目听从西方政治理想或者全盘否定自己的文化遗产。不错，它可能导致问题的出现，如民族主义可能采取丑陋的形式，“爱国者”清除异端观点，煽动对于敌人的仇恨等。但是我自己的学生没有这种思想：他们有思想，了解全面的信息。

　　西方人发现在中国的年轻人中缺乏对于西方民主的热情而感到困惑和沮丧，但是学生表示怀疑或许是有充分理由的。在1989年中国学生对于民主有理想化的信念，却没有民主的经验，因此民主能够代表他们最热烈的幻想。这并不是意味着中国当今的学生会为政府在1989年的六四行动动辩护。

　　但是因为许多学生留学海外，在中国可以广泛阅读国际新闻，因特网比印刷媒体受到的限制少些，国际新闻比国内新闻更少宣传色彩，中国受教育的民众更容易得到关于民主的优势和劣势的全面认识。比如，美国入侵伊拉克就破坏了许多受教育的中国人对于民主模式的影响力。

　　学生们对中国问题的复杂性有了更多的认识，不再相信有解决所有问题的灵丹妙药。我班上的学生的理想也是五花八门。其中一个非常热衷于维护同性恋者的权利。另外一个担心全球气候变暖。一个学工程的学生渴望建设更安全的建筑。一个学法律的学生关心刑事被告人的权利。还有学生关心民工和少数民族权利。这些问题中有些需要当地政府解决，还有些要求更加全球性的眼光，但是没有人相信民主选举国家领导人就能解决所有这些问题。对于把改变中国的杠杆交给八亿只受过小学教育的农民的前景感到犹豫不决的决不仅仅是政府。

　　或许最让人困惑的是有海外留学经历的学生往往是最具有“民族主义情绪的人”。常常出现的是他们对于他人当今中国的错误观念反应强烈，比如中国存在对于思想文本的专制控制的观点。在国内猛烈批评政府的学生在消息不灵通的外国人开始攻击中国的时候，往往为祖国辩护。他们为中国取得的成就辩护，因而被指控为政府的辩护士，这又往往产生更多的辩护。

　　我的有些学生成为在决心学习更多中国文化和哲学的意义上的“民族主义者”。在他们与其他文化发生冲突的时候，确实遭遇到了思考自身文化根源的需要。这并不是说学生全盘否定了西方影响，许多学生仍然渴望出国留学，学习西方。但是今天的学生普遍相信要创立任何稳定和合法的政治安排都需要至少部分地建立在自己传统文化理想的基础上。这种观点帮助解释了最近人们重新产生了对于儒家价值比如精英统治、和谐、文明等的兴趣。

　　如果和文革期间的专制时期相比，北京已经几乎彻底转变了。实际上，天安门广场及其周围的建筑可能是北京唯一在时间上静止不动的地方了。或许天安门广场上还会发生学生领导的示威游行活动，但是激起人们热情和兴奋的象征更可能是孔子的塑像而不是自由女神像。（贝淡宁/著 吴万伟/译）

郑永年 奥运会当告别中国百年悲情

　　奥运会尽管是个体育事件，但不可否认具有非体育的意义。无论在发达民主国家还是在广大发展中国家都是这样。在东亚社会，日本和韩国的奥运会当时促成了这两个国家的政治巨变。因此，每当奥运会来临，人们总会试图从不同的角度来审视奥运会对举办国的非体育方面的意义。

　　如何认识奥运会对中国的意义？从中国申奥一开始，西方世界主流社会主要在中国民族主义的话语中来讨论奥运会对中国的意义。在这个话语中，故事的主题是中国的百年雪耻。

　　中国自进入近代史以来，很长时间里一直受列强欺负，而奥运会则表示中国终于成为世界强国，站到了世界政治的舞台上。在一些西方人看来，百年雪耻对中国的内政和外交都有深刻的意义。

　　如果“雪耻”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报仇”和“复仇”的意味，那么延伸到中国的外交领域，就意味着中国的民族主义有可能发展成为往日德国和日本式的民族主义。

　　实际上，西方谈论中国民族主义的威胁已经有很多年了。把民族主义和中国举办奥运会联系起来并不足为奇。对内，中国民族主义一直是巩固执政党的执政合法性的其中一个最重要的资源。也就是说， 中国民族主义往往会强化中国现存权威主义政权。

　　因此就有西方媒体宣称，中国成功举办奥运会表明一个权威主义新时代的来临。而这种新权威主义则是对西方民主的最大的威胁。

国家积弱时需要民族主义

　　西方主流社会对中国民族主义话语的强调也并非无中生有。在很大程度上，中国本身的媒体也是这样来看待奥运会的。奥运会每每会强化举办国人民的爱国主义情操。中国也不例外。百年奥梦终于实现，这对中国人的爱国主义具有深远的意义。有关方面当然也不想放过这次机会来强化人们的爱国主义精神。这也无可非议。

　　中国本身媒体多年来形成了“弘扬民族主义总不会错”的心态。这次对奥运会的解读也比里外。但问题是仅仅在民族主义甚至爱国主义的话语中来解读奥运会并不确切。

　　相反，笔者认为，如果奥运会脱离不了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那么奥运会也应当成为告别中国百年民族主义悲情的一个契机。

　　实际上中国举办这次奥运会过程中也在很多方面显示出告别悲情的趋向。中国的体育迷和观众不仅为中国队而且也为外国队的优秀表演喝彩和鼓掌。

　　在奥运会前中国和西方一些国家有这样那样的不愉快，并且一些西方国家的领导人不时想借用奥运会来要挟中国政府。这招致了中国人民的强烈不满，很多人表示不想看到这样的领导人来北京参加奥运会活动。但是，当这些国家的领导人最终决定来华参与奥运会时，无论是中国领导人还是普通人民都表现出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开放态度，欢迎一切来中国参与奥运会的朋友。

　　这些现象表明中国人正在超越百年民族悲情，开始具有一个正常大国国民的心态。而这种心态对中国的真正崛起，在国际舞台上担负大国责任具有深刻的意义。

　　中国人民受西方列强的欺负长达一个多世纪，民族主义悲情的产生不可避免。同样，也不能忽视民族主义在近代中国发展过程中的巨大作用。民族主义作为凝聚民族力量的精神，很长时间里一直是推动中国进步的动力。

　　在国家积弱的时候，如果没有民族主义精神，就很难想象中国会变成什么样子。无论是在反对帝国主义还是民族国家建设过程中，民族主义都起到了任何其他主义所不能发挥的作用。

　　很显然，民族主义精神体现在毛泽东的思想中，也体现在邓小平的思想中，只不过民族主义在他们两者思想中具有不同的体现形式罢了。

民族主义使民族关系复杂化

　　但是也不可否认，世纪之久积累起来的民族悲情也经常产生很多负面的作用。顾名思义，民族悲情是一种强烈的情绪。一旦把所遇到的问题，尤其是来自外来的问题放到民族主义的话语中来审视，就经常会出现过分情绪化的情况。

　　这可以从很多年来具有民族主义色彩的大众抗议运动中可以看出。前些年的反日情绪是一个例子。近年来，中日两国领导层为了两个国家的根本利益，做出了很大的努力来改善两国关系。但中国领导层的这些努力，总会遇到中国民间民族主义的抵制。（同样，日本方面也经常遇到来自右派的压力。）

　　在奥运会火炬传递过程中，很多中国民众对西方一些政治力量对中国的不公正做法也做出了强烈的民族主义的回应。民族主义式的回应本身没有什么问题，问题在于，很多经济、商业、社会和政治问题统统被放到了民族主义的话语中。很自然，过分的民族主义情绪并不能解决问题，到最后还是要通过理性的方法加以解决。

　　国家弱小的时候，人们很容易理解中国人民所爆发出来的民族主义情绪。但是当国家强大的时候，如果还继续那种情绪化的民族主义，那么就很难让人理解。有人说，小国、弱国需要民族主义，但大国和强国并不需要民族主义，这并非没有一点道理。

　　大国，尤其是一个强大的大国，本来就容易让其他国家感到不安全。如果这个大的强国还存在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那么，其他国家更对其感到不安了。

　　考虑到中国周边的情形，这一点更需要强调。和中国接壤的周边国家有数十个，不仅都较中国小或者弱，而且和中国存在着各种历史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中国的民族主义过于强烈，就会造成其他国家对中国的不安全感。

　　其实，对内部来说也是这样。中国是个多民族国家，民族关系非常复杂。尽管应当提倡各民族都能认同的国家意识，但不能过分提倡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只能使民族关系复杂化。要达到各民族间的和谐，就要求个方面能够有意识地淡化民族主义。

　　中国成功举行奥运会有可能使得中国摆脱百年民族主义悲情。只有摆脱了悲情，民族主义才能变得理性。当然，从百年悲情中摆脱出来并不是要忘记历史，而是要意识到，除了民族主义，还有其他很多更为有效的方法来实现和保护国家利益。

　　在很大程度上说，中国能否摆脱民族主义悲情是中国能否成为一个正常大国的重要标志。只有一个摆脱了民族主义悲情的大国才能在国际舞台上有理性的行为，并且履行大国责任。

国家与社会的互动新模式

　　释 然

　　今年被称为中国的“多事之年”。它喜忧参半，牵动着每位关注者的心。且说四川5·12特大地震与2008奥运会，这两个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事件，经过以下三个程序融为一体。首先由于中国这一国家的全面介入，使两者在制度上得以结合。其次，社会的崛起发生在每一个人的心理层面。最后，媒体在国家与社会之间起到了穿针引线的作用。

　　社会力量的未来

　　地震和奥运会，两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并没有逻辑关系，但它们惊人的相似之处在于均定位在同样的格局。首先，政府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是冷战之后中国政府给自己的一个定位。它意味着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可以改革，而在非经济生产领域，如人权、福利、安全等公共领域应占有主导地位。其次，周边有社会力量摇旗呐喊。社会力量来自各行各业，一旦进入这个领域，世俗的等级、性别似乎没有太大的意义，人与人相互平等、认同，因此在这个群体中他或者她能够找到自我。这一点是在科层制的单位或理性分工的企业中不容易找得到的感觉。

　　进入新世纪以后出现的上述新型的治理模式和认同模式需要一种集体意识(意识形态)来贯穿。换句话说，如果不使 “以人为本”、“和谐社会”流于形式，那就需要进行“以人为本”的人性化建设和“和谐社会”的社会化建设。摆在中国人面前的这两个建设遇到了这样两个历史性重大事件，它给我们也提出了问题。其一，把社会力量的这种积极向上的情绪引向何方？其二，如何让人们不忘？

　　看得出，这个非常时刻让中国人又一次感到了力量。它究竟是一种什么力量呢？我们常听媒体话语里有“中华民族” 、“华夏儿女”、“中国人”、“民族精神”这类的民族性的词语，似乎这样的大爱降临到了中国。

　　某种力量可以集结在一个象征性符号，也可以团结在一种权力下，当然也可以聚集在对未来的憧憬上。上个世纪末，认为民族是建构的观点在社会科学理论界占据上风。民族主义者向人民反复灌输一个国家、一个想象的民族共同体，或者通过对一个共同历史的记忆来超越当下的差异(包括思想)。这种想象和记忆需要一种情感力量来追忆他们在民族独立或爱国战争中所洒下的鲜血和牺牲的英雄。对民族国家来说，民族情感是一种纽带。这种纽带通过扩展个人活动领域，使权力得以强化，并通过设立明确的理想来扩大合作对象。这种情感有积极性和创造性的一面。但是，这种情感往往演变为对自我的偏执，特别强调和注重自身的价值和利益。这恰恰是民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的基础。

　　而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反映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促进团结的方式：赞扬本族的优越，以激起成员的团结。这是一种认为自己文化优于他者文化的信条。这一点非常主观，偏执本族群的生活方式，以自己的生活方式为准，用否定的态度，否定或贬低其他族群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成就。这一思想集中体现在冷战过程之中。当时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对峙中，社会主义的中国将这种政治意识形态与民族主义情绪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实现了民族大团结，这应当是实现伟大复兴的前提。

　　然而，这大团结是建立在一个记忆犹新的冷战思维当中的，常常使我们在理解他者问题上举步维艰。冷战思维已是上世纪政治留给中国人思想的紧箍咒。它主张非此即彼的二元化方法和敌对化情绪的表达。当然，利用民族排他的自然情绪，也是一个管理成本极低的社会动员的方式。

　　其二，促进意识形态再生产的方式：政治运动。中国自解放以来，进行了大大小小数以万计的运动。“大跃进”、“ 反右”、“灭四害”、“学雷锋”、“文革”、“学大寨”、“五讲四美”等等，它很像一种戏剧化的宣传活动。这种行动可以将中央的意志传达到行政末端，而且它比红头文件要实在、生动，可操作、易推广。传统上在中国，面对识字率不高的广大农村群众，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以民间戏剧、口传文学、民间仪式等形式贯彻意识形态的价值观。政党也采取了这样一个见效的方式开展较为深邃的政治运动。在这个过程中，人们无疑要被分为两大类，即革命的或反革命的、先进的或落后的、改革的或保守的，等等。这样一来，末端的群众始终与高层的中央保持信息同步。

　　反思民族主义

　　从抗震救灾和办奥运中仍然能够比较清晰地看到上述两个基本特征，即政治动员和群众运动。经济改革30年之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已成为人类发展模式中的一种，即生产过程为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社会福利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如果我们还没有一个互惠的集体意识去充实我们目前的“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的思想，就很容易被那个传统的冷战思维占据，演变成“以我的人为本”、“向我的社会和谐”，走向以我为中心的民族主义的老路上去。

　　一个以本民族为中心的爱国主义分子如何才能理解另一个与他同样执著的他国极端爱国主义分子？不理不睬，当然是最为简便的想法。民族学家认为，民族性的概念本身被“我们”和“他们”的界线所区分。有了他者才能更加清楚地认识自我。其中所采取的方法就是对比。二元化的方法可以使它清晰地展现在众人面前，起到凝聚、团结和异化他者的作用。但是，这与21世纪的当今世界并不合拍。如果我们只习惯于冷战思维，习惯于本民族中心主义的情绪，那就会倒退。

　　抗震救灾过程中，无论是普通市民还是职业军人，都呈现出同心协力共渡难关的精神面貌，而在奥运会筹办过程中，特别是圣火全球传递过程中，中华民族也呈现出众志成城的气魄。但不能因此就将功劳归结于一直以来的民族主义教育，而应当看到，在新形势下，中华民族的精神也构成了国际人道主义的一部分。换言之，四川和北京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表达的机会，我们共筑了向往进步和共赢的世界。

　　另外有一种说法，“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它的前提应当是像爱护自己一样去欣赏他者(另一个主体性)。如果仅仅认为自己才是“勤劳”、“勇敢的 ”，那么这样的民族自豪感只能是一厢情愿。这种民族也不会懂得理解他者，也只能陷入不具备对话能力的“本民族中心主义”的自我封闭的困境。

　　在中国，民族这一说法具有特殊历史使命。从“天下观”到“国家观”，这一转变让中国人更加唯物主义了。但是在民族问题的符号化过程中，始终存在着模糊性，甚至有很大的想象成分。因为本来民族疆界是历史的，代表其核心价值的生活观念也是与时俱进的。加之当今世界流动如此频繁，波及范围如此广大，这个概念始终缺乏严谨性。同时，这个问题也是当朝政治家必须考虑和面对的一个棘手的问题。它做不好往往会使一个国家处于两难境地：过之会影响国际关系；欠之会波及自身政权的巩固——难道我们的智慧不足以让我们超越这种民族神化吗?

　　笔者认为：“以人为本”没有用“族群”作为基本单位，也是试图超越冷战带给我们的思维上的困境。以人为本、和谐社会是让我们落实人性化建设和社会化建设的纲领，那么如何使它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习惯性行为呢？结合恰巧发生在2 008年中国的两个重大事件，我们可以说，这两个重大事件给我们机会凝视自我，同时也得到了观察他者的机会。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

张艺谋：我绝对没有忽略人的本性

　　专访奥运会开幕式总导演张艺谋：我绝对没有忽略人的本性

　　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演出结束后，张艺谋在北京接受了《外滩画报》专访。他说：“这是中国人最伟大的节日，我们要让全世界的人感受到中国人的激情、浪漫。”开幕式运用了很多高科技术，“我也绝对没有忽略人的本性。如果传统的人海战术是老观念的话，我们是用人海战术和新媒体的结合，是一种新力量。”

　　文/ 李俊

　　“你根本就不能失败，也没有余地。”张艺谋说。

　　凌晨3 点的北京，张艺谋穿着粉红色的T 恤，坐在酒店26 楼接受记者的专访。说到兴奋的地方，还会站起来手舞足蹈。

　　从他身后的窗口望出去，隐约看到灯火闪烁的国家体育场鸟巢。就在31小时之前，那里向全世界40 亿观众展现了中国特色的奥运开幕式表演。

　　见到记者之前，张艺谋已经有40多个小时没有合过眼，眼帘下的眼袋已经鼓出来了。“最近两个月几乎每天都是通宵，熬夜都熬成了习惯，从一年多前就开始了”。张艺谋很清楚地记得，那一天是去年6 月10 日，他们从开幕式运作中心正式进入鸟巢内工作。

　　国外媒体对奥运会开幕式好评如潮。《纽约时报》评价：“如果说这个惊人的开幕式表达了对中华古老文明的至高敬意，试图激发一个古老民族的骄傲，那它同时也对充满疑虑的外国传递了这样的信号：别害怕，我们没有恶意。”《今日美国》说：“这一荣誉属于总导演张艺谋。”《卫报》评论道：“张艺谋全力扫清了所有障碍，让这场演出和周围的一切相匹配，并很好地诠释出，中国是在古老文明基础上崛起的一个现代国家这个意图。”

　　开幕式后的新闻发布会上，有外国记者问导演张艺谋，在“和”字之前出现的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其实，“和”字的演变原来有5 个过程，为了简洁且便于理解，张艺谋已经去掉了中间的3个变化过程，只保留了两个。

　　“你不能苛求他们在50 分钟的表演中，就把文化概念弄懂了，就像我们对外国的很多概念，认识也都非常肤浅。这不是我们的终极目标，这个目标太大了，完不成”。张艺谋告诉记者，外国观众认不认识这个“和”不重要，他们知道这是中国人的方块字就可以了，“你永远要记住，任何文艺表演都无法诠释那么复杂、准确的文化历史知识”。

　　开幕式前一周，奥运圣火点燃方案确认。奥组委给张艺谋推荐两位退役的运动员，一位是许海峰，一位是李宁。张艺谋把两人带到鸟巢内实地讲解的时候，许海峰当场就说：“这是李宁的活。我是搞射击的，职业要求就是要稳、准，肯定没办法完成这个任务。”

　　对于李宁来说，这不是件轻松的事情。李宁提前1 个月开始训练。白天在家里练体能，晚上就到鸟巢来跑圈，瘦掉10 斤。李宁还记得，第一天去鸟巢是去看看场地，第二天就在空中走了20 米，第三天走下全程。

　　李宁绕场一周是500 米，呈倾斜角度奔跑，需要3 分50 秒左右的时间。为了避免李宁发生意外，必须还有一位运动员做替补，他就是熊倪。张艺谋认为，熊倪也是幕后英雄，李宁在训练的时候，他也陪着每天高空跑。

　　李宁跑步用的钢丝轨道是电动控制的，为了避免发生意外，组委会还特别预备了人工控制的方案，就是人拖着钢丝绕场一周跑。李宁跑一圈需要休息1个多小时才能缓过来，而拖钢丝轨道的工作人员则需要休息两个小时才能缓过气来。

　　在中国队入场的时候，很多人都注意到，和姚明走在一起的是来自汶川地震灾区的救灾小英雄林浩。林浩差点没能入场。据张艺谋透露，开幕式的安保非常严格，在运动员进场的时候，他们对意外出现一个小男孩表示怀疑，林浩就被拦到了场外，迟迟不能进入内场。张艺谋着急万分，自己亲自打电话解决问题，把林浩从安保防线外拽进来。那时候姚明已经开始上场了。

　　张艺谋在奥运运营中心的办公室非常简单，90 多平米的套房，包括一个会议室，所有工作人员的讨论都集中在这个会议室内。墙上悬挂着一把宝剑，这是高仓健花重金从日本请当地高人，为张艺谋专门打造的。当时他也没有提前通知，就一个人坐飞机到了北京，把这把剑留给张艺谋。“我想他就是表达自己的敬重吧，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东西，我就把它放在这里，作为一种鼓励”。

　　办公室墙上还贴着一幅白纸写的草书：不亦乐乎。张艺谋透露，这也是当时开幕式的创意之一：从空中将水墨直接泼到画卷上，然后还能形成“不亦乐乎”这样的草书书法。但是实验了几次后发现，可行性不高，不容易控制，很容易失败，只能忍痛舍弃。

　　B= 外滩画报 Z= 张艺谋

　　有人不用人海战术，我就不姓张

　　B：你的核心团队只有6 个人，几个人就能运作15000 人，是不是借鉴了以前你拍大片的经验？

　　Z：在拍大片中积累的指挥、管理、协调经验都是很有用的，包括用很多人去呈现某种大型的视觉化，都是很有经验可以借鉴的。说心里话，广场表演是一种世界的大型化表演。谁都知道，不能把广场搞成剧场，不能就是一小撮人在那里搞。他真的是需要某种人海战术。人海战术不是贬义，全世界的广场表演都需要人海战术。当我们看到很多人在表演的时候，这不是人海战术，而是由这些人参与带来的现场激动，许多人组成一个图案、做一个变化，这种人气是非常可爱的。

　　从西方、全世界来看，都是如此。在大型广场表演上，如果谁敢说他不用人海战术，我就不姓张！如果拿三个演员在那里搞表演，观众肯定都要走了。人处在10 万人的广场中，就是为了看到人的力量、人的精神集合出来的某种东西。换个角度说，拍大片的经验对这种大型的半陈列式的表演是有帮助的。

　　B：为什么这是半陈列的表演？

　　Z：半陈列式，就是铺排开就可以了。在广场上不像拍电影，不像在舞台上，它是不及细说的，没办法去讲一个戏剧和情结。你只要打几个点就可以了，不用去编排它了。举例来说，我们用人搭建了一个变化的和平鸽，和长画卷有个配合，接着搭建变成了鸟巢。这时，一个放风筝的小女孩飞过来了，就是打到这个点就可以了。小女孩放风筝的事情不能再往下演了，再演就小气了。把空间留给大家，就是广场艺术，不能往下去挖，如果进一步去发掘那个情感，那就是剧场了，它是激发人的想象和空间。

　　B：您以前的电影一直喜欢运用人海战术来营造大气的东西，但是这一点恰恰很容易被挑刺，认为这是您的缺点。

　　Z：如果有人批评人海战术，那我就反问：在10 万人观看的广场上，是否可以30 个人演完全场？谁有这个本事？这不可能带动现场的情感感受，没有那个人气、激情。300 人搁在那里都看上去都没感觉，要让我们的场地看上去有点规模、有点人气，必须要有3000 人站在那里才行。击缶的那个场面里才2008个人，还有2008 个大道具，如果把那些道具都撤走，2008 个人一样显得空。很多人老喜欢说人海战术，似乎用这个简单的贬义词，就把这个永恒的规律否定了。在大型的广场上做文化展示活动，你不用人，用什么？全世界都用这个规律。

　　何况，这是中国人最伟大的节日，我们要让全世界的人感受到中国人的激情、浪漫，我们不用人用什么？拐那么多弯干吗，弄得冷冰冰的，观众还不会跟着你走。有时候就是要人多，人看人就不是不一样，什么好看，就是人，人看人也最好看。哪怕我们用了很多高科技战术，我也绝对没有忽略人的本性。如果传统的人海战术，是传统的老观念的话，我们是用人海战术和新媒体的结合，这个一加一绝对不是简单等于二，是一种新力量。

　　节俭办奥运，我没有滥用新技术

　　B：我们看到很多新科技LED 技术的应用，在视觉上造成很多奇观，也是这次开幕式让大家惊叹的地方，您是怎么和这些映像、光影的新高科技结缘的？

　　Z：我对技术一点不陌生。说心里话，我可以一点不惭愧地说，我是中国这些导演中，对这些东西最熟悉的一个。我是摄影师出身，我对灯光、摄影新技术方面的本身都很熟悉。又拍了几部大片，对场面调度方面的新技术都接触过。另外大片又都有动画特技效果，让我能接触到很新的电脑技术，长了很多知识。我还做了舞台剧，大型的表演比如印象系列，这就是观念性的大型实景陈列表演。

　　即便，你还是可以把它讥讽为人海战术，但是歌剧、舞台表演方面，我个人认为自己积累非常多。但是科技、高科技，永远没有最新，最重要是怎么使用，体现出它的现代感。我不能有了最新的科技，还做出很旧的东西，把技术给糟蹋了。其实我们表演中，那些汉字模块下面不是高科技，都是人，彻底的人工，属于传统道具，但是那场表演非常有现代感。

　　B：传说你有个神秘小黑本子，是你的秘密武器，上面记录了全世界最厉害的技术专家名字，是不是真的？

　　Z：这是传闻，我哪里有这东西。我不懂外语，英文一句不会说，我怎么可能有那些人的东西。我们请了一些专家来，但是说实话，他们都是请了来开一两次会，就走了，谁会呆在北京陪你呀。工钱也不多，如果这些人能被称为专家的话，肯定都很忙。我们都要靠自己。我们还专门去麻省理工学院，参观了一天，去看他们教授、博士创造的会影响下一代的技术，但是这些东西我们一项都没有用。

　　我们必须要用成熟技术，不能在奥运开幕上用还用试验阶段的技术，万一出了问题怎么办？我们用的高新的技术都是成熟的，甚至很多技术场面在我们国内的文艺晚会上已经广泛使用。

　　B：它呈现的效果怎么会是截然全新的？

　　Z：这就是我认为的观念最重要。大家都觉得我们拿到了最新、最高的技术, 其实不然。

　　B：有人就是认为，你们花了很多钱去买最新、最高的技术，才能有现在的效果？

　　Z：我们哪里有钱呀。所以我开玩笑说，我们4 个仪式(奥运会开、闭幕式，残奥会开、闭幕式)，还不如人家多哈搞一个亚运会开幕式花的钱多。当然，人家是卖石油的，有钱。我们是勤俭办奥运，经费一点不高。

　　我们用成熟的技术，甚至是最广泛使用的，侧重营造观念，制造出这种时尚、现代的感觉。如果你全都拿最新技术，感觉你就是暴发户。就像你盖房子，全部用的都是美国、意大利最贵的大理石，但盖出来还是很土。这种技术性的、产品性的、陈列的奢华被滥用，就是另外一种土。很多技术，都做两套方案，除了技术版，必须要有人工版，否则就觉得不保险。

　　B：国外媒体报道，这笔费用是5千万英镑，也就是5 亿多人民币，这个数字准确吗？

　　Z：差不多。这个数字真不算多。两年多时间里，你要付这些人的人工费都需要多少钱？

　　我们有一万名演员，他们每个人不算工钱，仅仅是每天给他们发100 元钱的水、盒饭、水果，这一天的开销就已经是100 万了。我觉得我们做了很多取舍，就是花最少的钱，办最多的事情。

　　我不能失败，老百姓也不答应

　　B：有种说法是，张艺谋的想象力事关国家大事，你认可这种说法吗？

　　Z：也许吧，可以这么说吧。承担着这个事情，责任就是这样。

　　B：拿到这个任务之后，你是举重若重，还是举重若轻呢？

　　Z：我在心态上是举重若轻。这就是我经常和有些媒体反复提到的平常心，必须保证创作上的平常心，知道什么可为，什么不可为。我知道这是个伟大的创作机遇，同时，也是一场正常的演出，必须这样考虑才不会让你的动作失常。

　　但是做事情上，一定要举重若重，我知道它在40 亿观众的面前不能失败。我们的制度是，买任何东西，一定要总导演最后签字才行。比如这两瓶水，就一定要考虑究竟该选择甲，还是乙。看上去很简单，但你一点都不敢掉以轻心。

　　B：这中间想过失败吗？

　　Z：没想过，不允许失败！这时必须面对这个职务所承担的压力，你根本不能失败，你没有余地！仔细想想，全中国人民能接受你的失败吗？能接受开幕式一结束，国外媒体一片嘘声吗？

　　所以，我老说，这和遗臭万年就是一层纸之隔，我就在边上悬着呢，因为这是翻不了台的。我和我的朋友们说，如果演完一片嘘声的话，我就根本出不了门。家里窗户一定有人砸；出门，一定有人的耳光往你脸上抡。那时候只能到哪个英属群岛上去，在那里过你的后半生吧。别人见你一次，就打你一次，真有这种人。当然这是开玩笑，但是实际上，老百姓真的不能接受今晚上你给大家丢脸。

　　你还不可能去向老百姓诉苦，说这个事情我没做好，是因为什么，所以什么......没办法，你看我从来没有说过一个字。虽然我们面临的困难之巨大，是一部电影的100 倍。

　　B：主要的困难都集中在哪里？

　　Z：太多了，数不过来啦。

　　B：开场画卷出现在舞台上，非常惊艳，它成为主心骨，也从头到尾贯穿整个文艺演出。但是这种概念先行的做法，是否也限制了表演上的自由发挥？

　　Z：任何概念都有局限性，主题概念的建立是一把双刃剑，这次也不例外。我们需要浪漫、梦幻的风格，希望中国的山水写意画主打，用画卷作为表现手段，就必须要把这个符号保持下去。要在广场表演中保持一个符号是相当难的，要让人觉得不讨厌、有的放矢，时不时还能出现点妙笔。我们做得不是那么好，但是我们让这个符号一直保持到点火，成为有机的整体，真的花了很多心思。并不是技术难度、实践难度有多少，而是这个构思妙不妙。

　　我自己认为，头和尾都好。头是中国画卷打开，尾是由李宁引领着向世界打开。一头一尾，我们都掌握得很好，理念很清楚，而且做得很到位。有了这个意图，中间就是尽力而为，不符合画卷表演的东西，哪怕再好的创意都要舍弃、割爱，不能让延续在这里中断。

　　B：在客观上是不是也存在着技术难度？

　　Z： 对。在广场上，那两个画轴打开之后，你想把它瞬间抬走，就不可能了。一个轴就是20 米长，有好几吨重，几乎是不可能在瞬间把它拿走。凡是和它有悖的都不能采纳，就变成制约，但是这种制约，又让主题走向纯粹化。反正是双刃剑嘛，掌握分寸就好了。

　　我不浪漫，但也不适合从政

　　B：我发现，您最近多次接受采访，每个人都会问您最喜欢哪个节目，您每次说法都不一样，有时候是唱国歌的女孩，有时是击缶，有时候是那幅画，有时候是太极……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

　　Z：我故意的，不想给出一个权威的答案。所有的节目都是一个团队巨大的付出，我们没有不喜欢的。我自己心里太清楚，哪些节目我们没有做好，哪些节目我们做得超乎预期。但是媒体经常要你打分，一定要说最怎么，我是经常照顾媒体朋友的面子，去回答这样的问题。但是我更愿意去尊重全体工作人员的劳动，不让他们觉得，总导演认为我们演得不好。所以，有时候我就说说这个，有时候说说那个，但是基本上凡是我说的，也算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些节目。这种所谓的比较喜欢，就是俗话说的内容和形式结合得比较好，第二点是它展示了大国风范，我喜欢这个东西。

　　B：在你看来，怎么才是大国风范？

　　Z：大国风范不是民族性的东西。为什么这次浪漫和梦幻是我们的主打，我认为只有一个民族自信了，才会做浪漫、梦幻的东西。如果它永远沉浸在强大、个子大、我家比你有钱，比你猛......其实透露的就是自卑和脆弱的心态。要放松。奥林匹克的开幕式不是一个文化的全方位陈列就结束了，它应该是心态很宽广的，是人类的角度和眼光，而不是仅仅是民族的。哪怕是民族的，我也会把它上升到人的角度。比如你们看到的点火方式，是传说中的夸父追日的意象，更是关于人和人类。李宁你要把他看做是“人”，而不仅仅是中国人。我看过很多普通老百姓写给我们的点火方式，有几万个，但是坦率地说，许多许多的想法只是站在弘扬中国文化、民族情感的角度去点燃圣火。我认为，应该站在人的角度，因为奥运会是全世界的。

　　B：您一直在强调，这届奥运会的主题是浪漫，中国人很少会展现这一面。您本人在大家的印象中，是个工作严谨的工作狂。您认为自己浪漫吗？

　　Z：生活里，我一点都不浪漫。但是这不妨碍我去创作它。我觉得创作的魅力就在于，并不是按照你这人来画像，它的想象力空间是非常大的。浪漫和我不划等号，但是绝对不等于我不能创造出这么浪漫的表演。我觉得我们这次制造浪漫和梦幻的表演是对的，在某种程度上，是一反过去中国人的面貌，给大家一个惊喜。

　　B：大家都很关心你奥运过后会做什么。现在有三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是，你从政？

　　Z：从政？这个不可能，我根本就不是从政的人。我现在只是在为中国人做事情。第一个说法肯定不可靠。还有的说法是什么？

　　B：另外两种说法是，你要拍一部古装片《金陵十三钗》，或者是要拍一部现代题材的《圈》？

　　Z：我还是会拍电影。《金陵十三钗》在我的视野当中，是我现在抓的几个剧本之一。但是这个《圈》我也是在媒体上看的，我不知道这个事情，估计是以讹传讹吧。我手里当然有几个剧本，但是因为奥运会需要我全情投入，所以我的剧本修改、改编工作一直都荒芜在这里。大概就是残奥会之后，也就是9 月份之后，我就要全力投入剧本创作中。

　　B：你没拍电影的这几年，电影界折腾变化很大，你会因此也有些变化吗？

　　Z：这几年很热闹。再变，我还是拍电影，这个职业也是我的爱好，也是终身的。我倒是觉得现在的电影越来越呈现多元化的趋势，我们终于看到随着银幕的增加，中国电影市场的潜力很大。现在已经成为港台和内地的视觉中心，所以我很希望我们能够把市场越做越大，每年都有高票房的电影，让市场真的形成良性的工业体制。如果没有良性的市场工业体系，说实话，中国那些艺术电影都活不下去，那些不屑于市场的艺术导演也没有饭吃。所以，不要嘲笑、嘲讽市场，也不要嘲讽这些拍商业片的导演。所有的工作都是需要大家来做，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北京奥运与中国模式

● 赖洪毅
　　北京奥运，是世界各地最优秀运动员云集中国，力拼奖牌的时候，也是各国媒体登陆中国，从多角度去认识和感觉的中国的时候。

　　就像一位中国网民所言：“奥运会是一场体育盛会，也是中国百年不遇的喜庆事儿。”对13亿中国人大部分而言，奥运是个世界体育的盛会，更是中国人的盛会。中国可向世界各国展示改革开放30年后巨大变化。

　　北京奥运后，世界对中国发展模式的关注可能有增无减。在外界看来，中国发展模式有哪些成功之处呢？世界上许多大的发展中国家，没有一个比得过中国如此大的经济成就。简略而言，中国经济飞速发展是中国模式最突出和最令人赞叹的地方。中国在以下方面成绩显著，因而成为经济现代化中的佼佼者。

基础设施大有改善

　　一、中国各级政府（特别是沿海和内陆大城市）花大力气普及基础教育，改善基础设施，建设现代化城市。良好的人力资本和方便的基础设施，让中国的经济增长有扎实条件和充分的投入要素。

　　自90年代以来，基础设施更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内容和来源。最近，《纽约时报》等西方报刊显著报道北京几个“世界级”的创新建筑设计，其中包括央视新大楼、新首都机场工程、奥运鸟巢体育场、水立方游泳馆等。北京现代化建筑和设施令人耳目一新。

　　相比之下，西方普遍看好的越南和印度的国民基础教育特别是基础设施方面，远远落后于中国。印度许多城市的公路还是土路，城市里污水垃圾遍地；由于缺乏公厕和好的卫生习惯，城市随地大小便见怪不怪。另外，由于政府过于屈从民众压力，基础建设速度缓慢。印度最大的机场之一孟买机场，还不如上海已经沦为二级机场的虹桥机场，更无法与上海最新的浦东机场和北京首都机场媲美。

　　笔者在两三年前去过越南的“上海”胡志明市（即西贡），发现其经济发达水平和基础设施水平相当于广东佛山80年代初。

　　许多经济学家理所当然地认为，政府就应当提供这些公共服务品。但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在这些方面的欠缺甚至失败，证明他们的这种假设是过于乐观，太低估了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二、中国在过去30年内在减少贫穷人口方面，成绩显著，远远超过印度和越南。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中国的贫穷人口，从改革初1981年的65%，大幅减少到2001年的18%左右。其下降幅度（约47%），是世界少见的。贫穷人口，从6.5亿减少到约2.3亿，减少了4.2亿。

　　从贫穷人口总数的减少看，这是世界上前所未有的。同期，印度贫困人口，从55% 减少到35%，虽下降明显（20%），但与中国比（约47%），差得太远了，还不到中国的一半。

增长速度远超世界水平

　　三、改革30年间，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和国民收入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世界的平均速度。1978到2004年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7%，比世界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高出6.6%。同期，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11.3倍，而世界生产总值仅增长1.3倍。

　　在毛泽东的时代，在1952到1976年24年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仅增长了2.9倍。1978年到2005年的27年期间，中国居民的平均收入为毛泽东时代的5倍。

　　中国大部分农村已解决温饱问题。摩托车、固定电话、彩电、洗衣机已成为近半农村家庭的消费品。印度和越南的许多城市居民普及的消费品，仅与中国农村水平相当，还在普及电视、自行车、摩托车、收音机。而在中国城市，音响、彩色电视、电冰箱、空调器、影碟机、淋浴热水器、电脑、新住房和汽车，则成为普遍追求的消费品。

　　中国在世界经济的地位飞跃上升。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在世界的排位，从改革开始时1978年的第10位，上升到2005年的第四位，2008年会跃居第三位。

　　四、中国各级政府在推动经济开放、吸引外资、扩大出口、招商引资方面，成绩显著。中国在1980年建立头四个经济特区，在1992年接受市场经济，在 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拥抱市场经济和全球化方面，步子大，也有相应的防范措施，是发展中国家做得最出色的。这也是中国经济、出口、吸引的外资持续快速的重要原因。

相对的稳定值得借鉴

　　中国政府不惜一切代价，维持国内经济的相对稳定和政治稳定；中国政府支持渐进式改革战略，摸着石头过河，反对震荡疗法：这应该是中国发展模式一个重要的特点。

　　在经济开放的同时，中国政府保持对宏观经济的调控能力，防范经济和金融危机，尽量防止经济大起大落。但是，与东南亚一些国家比，如与印尼、泰国、菲律宾甚至马来西亚与越南比，中国政府权力集中，防范意识强，能对经济问题尽快做出回应，避免了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

　　在过去一年，中国也防止了通货膨胀失控和汇率的过度波动，而印度和越南则面临严重的通货膨胀和汇率贬值。

　　中国领导人反对激进的政治民主化，只支持渐进的政治试验和温和改革。中国的这一政治做法，引起外界争议。中国保持了政治稳定，保证了投资者的信心。相比之下，印尼在民主化后，地方势力和宗教激进势力抬头，政局不太稳，许多外来投资对印尼缺乏信心；另外，亚洲金融危机对印尼经济打击较大。印尼还在努力走出这种阴影。

　　近年来，民主化进程加快的泰国和马来西亚，也出现国内政局动荡与民主化的反复。这也影响了投资者对两国的信心和经济增长。

　　以上几点说明，邓小平确立的、江朱与胡温继续推行的中国经济改革与开放，不仅大大改善了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极快地提升了中国的经济实力。不少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的精英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很值得他们借鉴。中国已成为发展中国家参考的、可供选择的模式之一。

　　当然，在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列强眼中，中国的模式也同时存有可资批评与检讨的地方，值得我们继续深论。

·作者是英国诺丁汉大学当代中国学学院讲师、新加坡东亚研究所高级访问研究员。

谷歌让我们变得更愚蠢吗？

　　传播学大师马歇尔·麦克卢汉指出，“所有媒体都会对我们产生全方位的影响。它们无所不在，改变着政治、经济、美学、心理、道德、社会……所有的一切都会变化。传媒即按摩。(麦克卢汉曾提出传媒即信息(message)的经典理论。但他同时也给出传媒即按摩(massage)理论，指出媒体的精神按摩作用。)信息和按摩虽一字之差，却不是纯粹的文字游戏。只有了解了媒体作为环境的影响，才能理解由此引发的社会和文化变革。”

　　麦克卢汉虽然没有亲历互联网革命，但他早已预见这场变革将给人类带来的深刻变革。他曾引用苏格拉底的话说：“字母的发明给人们带来忘性，因为这不会花费他们的记忆；人们转而信任外在的字母，而不再动用自己的记忆和思考。”

　　“不再像从前一样思考了”

　　“Google让我们变傻了吗？”这是著名科技作家尼可拉斯·卡尔抛出的疑问。因为他正为一些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变化而不安：“我不再像从前一样思考了，尤其是在阅读的时候。从前，全身心地融入一本书或长篇文章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是现在已不是这样了。我才看完一两页，注意力就无法再集中，而是愈发焦躁，总要找些别的事去做。我不得不努力地让自己回到书本，这使得阅读成为一个异常艰苦的过程。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和周围的大部分人一样，卡尔已经习惯于互联网的世界———上网搜索、浏览、也在网上发表作品，做出自己的贡献。对于作家卡尔而言，互联网是再好不过的助手，只要输入几个字母，就能找到他所需要的准确信息，而不用花大把的时间在图书馆检索。即使在不上网的时候，卡尔也习惯在网上看新闻，浏览博客，或者只是从一个链接跳到另一个链接。

　　今天的互联网俨然已成为最主要的信息载体，它不仅给世界带来翻天覆地的外在变化，也在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着我们。

　　“跳跃式”阅读替代细嚼慢咽

　　麦克卢汉在上世纪60年代指出，“媒体不仅只是被动的提供信息渠道，而是在传输资源的同时改变思考的模式”。前所未有的互联网变革更是如此：对于习惯了纸张和书本的人们而言，高速网络让人无法集中注意力，难以深度思考。大脑处理网络信息的方式正如网络本身一样———是对信息流的高速传输，而非细嚼慢咽。

　　卡尔就此给出了一个形象的比喻：过去人们习惯在文字的海洋潜水，现在则在奔腾的信息海洋上冲浪！这样的变化显然不止发生在卡尔一个人身上。网络写手斯科特·卡尔普也在博客中提到，曾经酷爱读书的自己完全放弃了阅读印刷作品。“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为什么如此倚赖网络，这难道只是因为方便，还是我的思考方式已经变化了。”

　　密歇根医学院教授布鲁斯·弗里德曼也在博客上写道，互联网如何改变了他的思维习惯。“现在我已几乎完全丧失了阅读稍长些文章的能力，不管是在网上，还是在纸上。”弗里德曼告诉卡尔，他的思维呈现出一种“片断式”特性，这反映了他上网快速浏览多方短文的习惯。“我再也读不了《战争与和平》了。我失去了这个能力。即便是一篇超过了三四段的博文，也难以吸收。我就只扫一眼。”弗里德曼说。

　　人们在互联网上形成的特殊阅读习惯正在得到验证。伦敦大学的学者最近公布了一个有关网络阅读习惯的研究结果。在这个为期5年的项目中，研究者提取了两个学术网站的电脑日志。它们分别由英国图书馆和英国教育协会运作，提供电子期刊、电子书及其他文字信息的在线阅读，一直拥有大批网上读者。

　　通过对电脑日志的分析，研究人员发现，两个网站的访客都喜欢“匆匆掠过”，总是从一篇文章“跳跃”到另一篇浏览，而且几乎不会看已经访问过的文章。他们打开一篇文章后，通常读上一两页，然后就转到了别的网站。有时他们会把长篇文章保存下来，但没有证据显示他们会回头再读。

　　研究者在报告中结论称：很明显，用户不是在以传统方式进行在线阅读；相反，一种新的方式正在出现：网民们在标题、内容页和摘要间进行着平行式“海量浏览”，为的是很快得到结果。也可以说，人们上网正是为了避开传统意义上的阅读。

　　网络让注意力愈发分散

　　卡尔和一些学者认为，互联网的迅捷和内容丰富带来的一大副产品是扰乱注意力，让人无法专注于某个事物。心理学研究人员指出，没有人能同时写邮件和打电话，因为大脑无法如此迅速地转移注意力，而长期的“一心二意”导致的后果可能和吸烟一样危险。

　　科技作家麦琪·杰克逊在新作《正在到来的黑暗时代》中警告说，当我们的注意力愈发分散，沉溺于走马观花式的认知，我们可能沦为介于人和机器之间的半成品。

　　互联网兴起之初，人们总谈论网络给教育带来的变革———过去父母们需要在图书馆苦苦搜寻才能得到的信息，他们的孩子只需轻点一两下鼠标就能得到。但现实并非这样简单，研究显示，青少年访问的网站中，90%都是社交类网站，相比起在网络的知识海洋里畅游，年轻人更喜欢沉溺于网络的社交群落。在《最愚蠢的一代：数码时代如何让美国人变得更蠢》一书中，埃默里大学教授马克·鲍尔雷描绘了网络时代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无法保持足够的注意力来读完一本书，甚至无法用心领会一首诗的含义。

　　在信息时代成长的年轻人所拥有的网友数量让他们的父母难以置信，这样的交往方式也更让人担忧。研究人员曾对一位24岁青年的电邮通讯进行了5年的跟踪研究，他们发现，这位年轻人的网上联系对象超过一千万人，但多数的联系都陷于肤浅的交流，因为在互联网上缺乏现实世界中交往的深度和复杂。

　　如果你在社交网站Facebook或MySpace注册，不出几个小时，就能“朋友遍天下”。但是这很难被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朋友。互联网的友情能像闪电般诞生，也能同样快地终结。杰克逊由此担心，网络可能危及年轻人在真实社会的社交———他们可能习惯于随心所欲的喜欢或憎恨某个人，由此抛弃现实社会中真实友情所依赖的考验和坚持。

　　“效率”和“直接”至上影响阅读

　　由于网络承载的前所未有的海量信息，今天的人们显然要比20、30年前读到更多的东西。但这是一种新的阅读方式，或许也代表着新的思维模式和自我认知。

　　“我们并非只由阅读的内容影响，”塔夫茨大学的心理学家玛雅妮·沃尔夫说：“我们也被阅读的方式所定义。”她也因此担心，将“效率”和“直接” 至上的新阅读风格可能会损害我们进行深度阅读的能力。几百年前的印刷术，让阅读长而深奥的作品成为寻常之事，也让人们能坐下来静心阅读，而今天人们上网阅读时，扮演的角色只是“信息解码器”。人们在专注地深度阅读时所形成的那种理解文本的能力，以及丰富的精神联想力，都被我们抛弃了。

　　沃尔夫解释说，阅读并非人类与生俱来的技巧，不像语言那样是人类基因的一部分。人们必须训练自己的大脑，让它将看到的字符翻译成可以理解的语言。而阅读所需的媒体和技术则对大脑的神经系统产生影响。实验证明，使用意表文字的人，如中国人，和使用字母的人在阅读时相比较，神经环路上有明显不同。这样的区别在大脑各个部位都有出现，其中包括掌控核心认知功能的区域。因此，也可以这样推测，在线阅读和读书读报也会产生不同的神经环路。

　　回顾历史，从文字的发明到互联网的诞生，人类掌握和传播信息方式的每一个变革，都对我们的思维方式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1882年，尼采买了一台打字机。当时他的视力正严重下降，如果长时间读书，会感到十分痛苦疲劳。尼采担心会被迫停止写作，但是，打字机救了他。尼采很快熟练掌握了这门技能，闭着眼睛也能打字，让他顺利地把思想变成文字。

　　但是，打字机也让尼采作品的风格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一个作曲家朋友写信告诉他，尼采原本很简洁的风格变得更加干练。朋友还说，自己写曲子时，风格经常因纸和笔的特性不同而改变。

　　“你说得对，”尼采在回信中说：“我们的写作工具参与了思想的形成。”有人甚至这样形容改用打字机后，尼采文风的变化：“从争辩变成了格言，将思索变为一语双关，从繁复论证变成了简洁的电报式风格”。

　　从“像钟表”到“像计算机”

　　人们原本认为，我们大脑中复杂的神经联结网在成年时就会定型。但研究人员并不这样认为。

　　乔治·曼森大学神经学家詹姆斯·奥尔兹指出，成年人的大脑仍然颇具可塑性，神经细胞经常把原有的联结断开，不断形成新的联结，也因此不断改变着自己。当人们在利用“智能技术”提高我们的大脑能力时，我们也不可避免地采用了这些技术的特性。

　　机械钟表在14世纪的广泛普及就是很好的例子。钟表的机械运作帮助人们更好地计算时间，但同样也让我们付出了代价。人们开始根据钟表来决定何时起床、吃饭、工作、睡觉，而不是凭自己的感觉行事。

　　这一点也反映在人们经常作的比喻，机械钟表普及时，人们喜欢说大脑“像时钟一样工作”。在今天的信息时代，这个比喻被替换成：大脑“像计算机一样运转”。

　　而网络不仅是无数计算机的联结，也融入了人类所有的技术：钟表、计算器、电话、广播和电视。当互联网吸收一个旧媒体时，它的形象就得以在网络的环境里重塑，以新的方式展现。

　　不光对于我们的大脑，新媒体同样对传统媒体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迫使他们适应新媒体制定的规则。为了满足互联网时代观众和读者的需要，电视节目中出现了滚动字幕和弹出广告，报纸和杂志的文章越来越短，并在版面加入更多导读标题，为的是提高阅读的效率。今年3月，《纽约时报》决定将其第2和第3版改为内容精粹，以便忙碌的读者可以更快“品尝”当天的新闻。抛弃原本先在封面看标题，再进内页读新闻的“低效”读报方式。

　　信息时代的“泰勒主义”

　　在尼采用上新打字机的同一时代，美国费城，一位名叫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的年轻人将一块计时秒表带到费城一家炼钢厂，进行劳动时间和工作方法的研究。他把所有工作分成独立的程序，以提高每个程序的工作效率，对此，工人深表不满，认为这将他们变成了机器，但与此同时，钢厂产量得到显著提高。

　　这一“系统”今天被称为流水线生产方式。泰勒的发明随后被各地的工厂老板采用，因为它能带来最高效率和最大产量，1911年，泰勒宣称，流水线生产并非局限于工厂的运作，而是将把效率追求放到最重要地位，给社会带来深远影响。“在过去，人是首要的，在未来，系统是首要的。”他说。

　　直到今天，流水线生产方式仍在沿用，不止于此，其理念也得以被信息时代继承。互联网的作用是为了有效的信息获取和传播，而其背后的程序员则致力于寻找最好的获得信息的方法。(谢来)

郑永年 文人传统的衰落与中国政治的困局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基层社会的群体事件层出不穷。往往是，一个偶然的事件会招致众人的高度关切，最终转化成为严重的政治事件。这尤其表现在贵州瓮安群体性事件上。从一个偶然事件转化成为群体性政治事件，这其中有其复杂的因素，有人说是有黑社会在背后操作，有人认为是地方政府的黑社会化，也有人认为是具有政治意图的人在鼓动。

　　不管是什么样的原因，这种群体性事件可以说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街头民主”。在民主社会，随时发生的街头民主为民众提供了表达自己声音的管道。因为没有其他管道来表达声音或者认为其他管道的表达没有像街头民主那样有效，民众就选择街头民主。在中国，从法理上说，街头民主也具有合法性，但在实际上，有关部门很少会批准街头民主。这样，一旦找到机会，民众就会抓住机会来表露不满，并且表达方式往往是爆发式的，对有关部门来说也是防不胜防的。

群体事件为何不减反增？

　　中央政府不是没有意识到群体事件的严重性。很显然，类似的群体性事件并不新鲜。很多年前，重庆也发生过类似的事件。正因为如此，这些年来，中国领导层一直强调和谐社会的建设。为了达到此目标，领导层注重的是基层民主的发展和基层政权建设。信访制度也不断得到重视。但为什么群体事件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在增加呢？问题得不到解决，原因有很多。笔者这里要强调的是一个长期以来被人们所忽视的因素，那就是中国文人传统的衰落。

　　文人传统如何和政府和民众（或者国家与社会）联系起来？这里可以从信息流通和政策执行的角度来讨论。回到群体性事件的例子，频繁发生的群体性事件至少说明了几个问题。

　　首先，是中央政府的政策没有被有效地执行下去，或者在执行过程中变了样。例如信访制度就是这样。信访制度本来就是要为基层民众提供一个越级“请愿”、“陈情”或者“告状”的机制。如果事情不能在地方得到解决，那么民众就可以越级报告。但信访制度在地方政府政治责任制下消失了。地方政府要为其所管辖的地方事务负责。任何地方政府都不乐意自己地方的民众越级上访。因此，如何防止上访则成了地方政府的责任。

　　其次，是各级政府之间、政府和社会之间的沟通存在着很大的问题。如同上访制度的例子，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地方政府是不愿意把负面的信息向上级报告的，因为这会影响到上级对自己政绩的评介。实际上，在中国的体制内，上级政府也不愿意听到来自下级的负面信息。这样，越来越多的问题一直在下面累积着，直到遏制不住，爆发出来。尽管现在有互联网的作用，但互联网更多的是一种城市现象，发生在广大农村和小城镇的事情很难用通过互联网形式表达出来。

基层政府和民众对立

　　更为重要的是群体事件中所表露出来的基层政府和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因为地方政府往往用强制的手段来压制问题或者解决问题，在很多地方，社会对政府的不信任已经到了无法容忍的程度。用“对立”状态来描绘地方政权和民众的关系更为贴切。

　　在中国的传统中，文人或者知识阶层在解决政府和民众之间的矛盾过程中扮演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文人居于社会和皇权之间，既非完全属于社会力量，也并不完全是皇权的代言人。在儒家的传统里，当文人作为皇权的一部分时，他们就要为社会着想；当他们作为社会的一部分时，就要为皇权着想。这样就在皇权和社会之间产生了一个中间地带，很多问题就是在这个中间地带消化掉的。在社会的基层，文人甚至完全代替政府治理地方，为皇权效力。这就是传统绅士阶层的作用。天高皇帝远，绅士阶层的存在使得传统中国社会的自治成为可能。

　　但同时，这也意味着文人和皇权之间存在一定的张力或者矛盾。在历史上，如果文人被视为是挑战皇权，或者被视为是站到了公开的对立面，皇权就会用强力来镇压文人阶层。但也有很多时候，文人和皇帝共享权力。如果两者之间能够保持一种均衡，那么社会和政权处于稳定状态。但一旦皇权彻底地把文人边缘化的时候，社会稳定甚至是政权的稳定就成为大问题。

　　在毛泽东时代，通过各种政治运动，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中国传统文人阶层几乎消失。改革开放后，文人被界定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取得了合法性。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的文人阶层异常活跃。但在九十年代以来，通过政治的或者经济的手段，文人阶层很快被容纳进政权体系，传统文人和政权之间的 “张力”或者“反对”成分被有效消化。

社会的良心还存在吗？

　　在过去很多年里，有关部门也提倡社会科学为政府决策服务。但因为体制的制约，政策研究往往是投上所好。在社会科学研究体制里，从课题审查到经费分配，“政治上正确”是前提条件。从很大程度上说，在体制不改的情况下，国家对人文社会科学的财政金融力量的支持的增加和文人阶层的独立性的衰落是同时进行的。在很多场合，这种支持不仅导致了一般意义上的经济腐败，更重要的是导致了专业精神的消失。历史上，知识分子一直被视为是社会的良心，但这个良心现在是否存在，可以争论。不过，明确的是，这个良心即使存在，也很少有积极的回报了，更多的是面临有形或者无形的惩罚。

　　当文人阶层消失之后，政府所能依靠的力量就是党政官僚体制了。在没有强大的社会力量参与政治过程的情况下，官僚体制本身很难对付自身和社会之间的矛盾。相反，如上所分析的，官僚体制本身往往是矛盾的根源。

　　地方政权不能有效解决社会矛盾，就表明地方政治权力出现真空。这就直接导致了武侠小说所描述的“侠义精神”在一些地方的崛起。黑社会有很多种含义，但在一些时候，黑社会可以说是正常社会和法律秩序之外的另一种秩序，当前者失灵的时候，后者就跟随而来。在一些地方，地方政府也要求助于这些力量来解决问题，形成黑白共存的局面。

　　中国基本上是一党执政体制，或者说是一党独大体制。官方所定义的“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多党合作制度”就其实质来说也是一种一党独大的制度。一党执政体制和传统皇权有很多相似之处。也就是说，如果这个体制要运转有效，文人阶层应当发挥积极的政治作用。毫无疑问，如何为文人阶层的成长创造一个制度条件？如何重建中国的文人传统？文人阶层如何去官僚化而扮演一个独立的政治角色？这些都是中国政治发展过程所面临的重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