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波 从国强到民富

从国强到民富
By [ 吴晓波 ] 2009-1-19 10:46:35

我们必须承认，这是一个缺乏共识的年代。
政府与民间，中央与地方，富人与穷人，企业家与知识分子。
我们为同一个议题焦虑，却在利益上形同陌路。
一切含情脉脉的“共识”都已经走到了尽头。甚至，改革本身也已经失去了共同的“假想敌”。或许，对这种缺乏的承认，是我们走向成熟的必由之路。下面是发在FT中文网上的专栏

从国强到民富
2009年是一个充满了寓意性的年份。今年是共和国创建60周年，是“五四运动”的90周年，是洋务运动的140年。在如此重大的历史节点上，尽管面临种种挑战，然而，没有人怀疑一个经济大国正一点一点显示出它的面目，不动声色却蓄满力量。
中国本轮工业革命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的，在此之前，帝国以老大自居，把每一个来旅游的客人都当成是“朝香客”，而之后则突然发现自己成了“东亚病夫”，于是谋求国家强盛成全民共识，大买办郑观应早就说了，“非富无以保邦，非强无以保富。”国家如何强大，在1978年之前用的是激进革命的办法，之后的三十年则用的是商业变革的办法，到今天，中国已俨然成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全球最大债权国，已不可谓不强大了。接下来的问题是，国家强大之后，如何实现民众的同步富足？
千百年来，中国经济的问题，归根到底可以归结为三个利益关系的调整：一是政府利益与公众利益的调整，二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利益的调整，三是富裕公众与贫穷公众的利益调整。
政府应不应该有商业利益，这个问题，中国讨论了二千多年。早在汉昭帝的时候（公元前81年），大臣们就争论政府该不该把当时最重要的两大生产资料――盐和铁垄断专营起来，大家有空可以去读一下桓宽的《盐铁论》。
这场关于盐铁的争论，一直持续了2000多年。到唐朝的时候，朝野争论的重点是要不要把漕运归为国营垄断，到宋明的时候，争论要不要把酒米归为国营垄断，到晚清的时候，争论要不要把铁路矿产归为国营垄断，到民国的时候，争论要不要把银行归为国营垄断，到今天，我们在争论要不要把电信、金融、石油归为国营垄断。
在晚清的洋务运动时，官府与民间的争论曾经非常激烈，结果当然还是管制至上，而在同时，日本的明治政府则支持了一次十分坚决的民营化运动，明治维新启蒙者福泽谕吉说：“政府若为了富国，就认为可以做任何事情，与人民从事相同的寻常事业，甚至与人民竞争工商之成败，其弊极矣。”曾出任明治政府首相的伊藤博文则阐述说，明治政府创办各种企业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示以实利、以诱人民”，当这些工矿企业在引进先进的生产技术和设备以及培养技术工人方面完成了历史使命后，政府就应该把这些官营企业售给民间商社。马克斯·韦伯尝言，“对财富的贪欲确实是企业家的最大敌人”，他说，“只有超乎寻常的坚强性格才能使这样一个新型的企业家不至于丧失适度的自我控制，才能使他免遭道德上和经济上的毁灭。”有时候竟觉得，这句话用在政府身上也同样的适当。
寻租理论的奠定者之一戈登·图洛克在《特权和寻租的经济学》中论述说：“在现代国家中，行业创造的特权导致的总成本是巨大的。而且，如果我们追溯历史，会发现在英国工业革命之前，这个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政府都拥有庞大的特权行业，这也是那时进步如此之慢的重要原因。”
“江中舟船，熙熙攘攘，熙熙为利来，攘攘为利往。”当年，唐太宗与魏征在江畔做如此对话时，不知道有没有讨论到下面的这个话题：政府应当是那条或宽或窄的河流，还是江中的舟船？如果既是河流又是舟船，利来利往又当如何均衡？
“国强民富”是一个常常被顺口联在一起的成语，而事实上，国强未必民富，譬如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日本和苏联，而民富也未必要国强，譬如当今的北欧诸国。此理，很多国民未必了然。未来三十年，中国变革的主题应当是，如何从国强进而到民富，如何让全民都能够享受到社会进步的福祉。
从国强到民富的演进，仍然寄希望于变革。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写道：“任何一制度，绝不能有利而无弊。任何一制度，亦绝不能历久而不衰”，他进而说，“一项好制度，若能永远好下去，便将使政治窒息，再不需后代人来努力政治了。”夫子所言极是，这就是变革的必要性。而下一场变革的难度一点不逊于过往三十年，要知道，我们将穿越的是一个弥漫了2000多年的迷雾，公元前81年的那场争论迄今仍余音未决。这将是一场空前、陌生而让人憧憬的思想解放运动。
对一个市井百姓来说，生活是那么的具体。我们的孩子到了一定的年纪，可以读到书，我们的身体不舒服，要看到病，我们的街道不要有盗贼，我们的衙门不要有贪官，我们的食物不要有农药，我们要有免于恐惧的权利和能力。而这一切，我们要政府来帮助实现，我们已经付出了代价：我们顺从统治并且依法纳税。
如果仅仅国强，而人民竟不富裕，那么，要这个强国却有何用？
科学家爱因斯坦说：“国家是为人而设立的，而人不是为国家而生存的。”这段话现在被铭刻在德国政府大楼门上。这个政府曾经在70年前把爱因斯坦赶出国境，现在，它以他为至高荣耀。

虚拟访谈：亨廷顿视野中的中国转

虚拟访谈：亨廷顿视野中的中国转型 　　 刘军宁

　　问：亨廷顿教授，你的每一部主要著作几乎都已译成了中文。你不关注中国，但是你的著作却在中国产生巨大的影响。中国读者对你的想法有很大的兴趣，积累了许多问题想向你请教，但你竟匆匆离去。现在只有通过虚拟的访谈，中国读者才有机会听到你的答疑解惑。这里请允许我先从一个小问题开始。为什么在有生之年竟未能访问中国？

　　答：应该承认，这一辈子未去中国是我一个很大的遗憾。其实，我有几次机会去中国看看，但是由于当时手头忙于其他事情，最终还是未能成行。我去得比较多的是南非。为了南非的民主化，我去了那里十几次。其中主要是南非外交部邀请安排的。如果中国外交部邀请我去为你们的民主进程出谋划策，我会毫不犹豫。当然现在说这些，权当是玩笑。一切都太迟了。

　　问：你从未声称你是威权主义或民族-民粹主义的军师，但是却有许多中国人以你为他们在这方面的军师。从你的《第三波》中看得出，你更愿意做民主化的军师。我记得，你在书中说，如果你给民主派的建议使你看上去像胸怀大志的民主马基雅维利，那就随它去吧。与后来的《文明冲突》一书不同，《第三波》在中国读者中没有引起什么争论。这本书来到中国使你的影响冲出了以政治学为代表的中国学术界。

　　答：我也听说《第三波》在中国很受欢迎。我不知道是否有人成为民主的马基雅维利，或者用你们的话说，民主化的军师。但是，如你所说，我很乐意做这样的军师。

　　民主化趋势不会变

　　问：你认为人类历史已经经历了第三次浪潮，能给我们简单说说目前的态势吗？

　　答：各国民主化转型的模式各有不同，遇到的种种困难也不胜枚举，但是迈向民主化的趋势却是不会逆转的。虽然世界上还有一些尚未完成转型的国家，包括中国，但是我对民主化已经取得的成就还是非常满意的。

　　在经历了第一次民主化长波之后，上世纪20年代，世界上约有30个作为今日世界之主导政体的自由民主国家。后来，法西斯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的崛起，使得30年代的民主国家的数量减少到12个左右。二战之后，民主国家的数量又回升到30个以上。到60年代末，世界上约有1/3的国家是民主国家。经过随后20年的民主化浪潮的冲击，民主制度在南欧、非洲、拉美、前苏联和东欧以及东南亚的土地上扎下根来。今天世界上约有60％以上的国家是民主国家。在当今世界的总人口中，只有22亿人生活在非民主的体制下。民主政治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急速成长，这毫无疑问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壮观的、也是最重要的政治变革。

　　问：中国也正面临这样的紧迫性。为什么威权国家要转向民主？难道威权政体终将被民主政体所淘汰吗？

　　答：是的，威权终将被淘汰。对此有很多抽象的道理可以讲。但是，作为经验政治学家，我认为，威权统治的合法性危机是导致民主转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推动力。威权国家之所以必然要启动转型走向民主，就是因为威权政体有着不可克服的合法性危机。合法性的概念很难把握，政治分析家们通常都尽量避免使用它。然而，这一概念对于讨论威权政权在当今所面临的问题却是必不可少。这里所说的合法性（legitimacy，也称正当性）是民众对一个政权的统治权利的认可。这里的“法”是指在老百姓心中的不成文“法”，而非统治者制定的“法”。中国今天所面临的许多重大难题与危机与合法性问题也是分不开的。

　　威权政体的特点是没有程序合法性，只有政绩合法性。威权统治者常常把政绩当作合法性的唯一源泉。这样，威权政府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施政绩效来为自己提供合法性。但是政绩合法性有一个两难：如果政绩不能带来人们所期望的成就，如稳定的秩序和有效的经济发展，就难以换取他们对威权统治的容忍，那么政绩合法性就丧失了；如果政绩带来了经济发展和政治秩序，那么，威权政府所采行的专政式统治就是多余的，不再为民众所需要，其统治方式就会遭受挑战。所以，对一个稳定的、可持续的政权来说，不仅要有政绩的合法性，而且还要有程序的合法性。

　　合法性问题

　　问：一些威权主义者认为，只要有政绩合法性就够了，程序合法性是多余的。因为民众对政府的一切要求，最终都要用政绩来回答。你同意这样的看法吗？

　　答：这样的想法有些一厢情愿。因为，政绩的合法性是非常靠不住的。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实现永远高速的经济增长，能够回避一切经济危机。在所有经济发展的前头，都有经济危机在等着。经验与常识都表明，经济增长不可能无限持续，即使能够持续，也不能自动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制度瓶颈与难题。一旦陷入经济衰退，威权统治的合法性就会迅速地、彻底地流失。威权政府的衰败并不仅仅是因为它们变得腐化并无法满足其民众的需要和期望。

　　当威权政权不能持续拿出像样的政绩时，施政的失败就可能成为变革的催化剂。推动第三波许多转型的就是这种失败：希腊、阿根廷、乌拉圭、菲律宾、东欧、贝宁、赞比亚、印度尼西亚以及塞尔维亚、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的颜色革命。决策上的犹豫不决反过来对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推波助澜。在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的压力下，印度尼西亚持续30年的骄人的经济发展仅仅在几个月时间内就破灭了。在1998年5月，当印尼政府宣布减少燃料和电力补助时，普遍的骚乱爆发了。新秩序在大街上崩解了，所以，苏哈托被迫下台，民主转型开始了。

　　威权统治者也常常靠增加难以实现的期望值来维护统治的合法性。公民一旦对政绩失望，威权统治的合法性就会遭到削弱。如果威权政府无力自我更新其合法性，及时填补合法性的亏空，其统治就将摇摇欲坠。

　　问：那么，民主政体在处理合法性的问题上与威权政体有何不同，其优越性何在？

　　答：与威权政体不同，民主政体的合法性由两个部分组成，一个是程序的合法性（即政府民选、权力受到法定程序限制），一个是政绩的合法性（选民对政府工作是否满意）。这两种合法性是相互独立的，不会一荣俱荣，也不会一损俱损。选民对政府工作的不满意不会转换成对政体本身、对政治程序的不满意。选民即便对某届政府及其执政者的政绩不满意，也不会要求改变政体，最多是要求更换领导人。

　　威权体制下情形就不同了。对政绩的任何不满，随时会转化为对政体的不满。这种不满的结果，不仅是要求改变领导人，而且是要求改变体制。其结果，对统治者来说，稳定就变成压倒一切的了。归结起来，威权政体的最大软肋，就是没有程序的合法性。其所行使的统治权没有通过选举的程序来征得民众的自愿同意。当作为唯一合法性的政绩合法性岌岌可危了，威权统治也就岌岌可危了。

　　威权统治者应该明白，政体的合法性与执政者的合法性是不同的，应该分开。不同的统治者，在具有同等的程序合法性之后，政绩合法性才有发挥作用的前提。没有程序合法性的统治者，一切政绩合法性最终都将失效。

　　中国现象

　　问：你知道，中国刚刚纪念了国家改革开放30周年。那么请说说，你所说的合法性问题，与中国所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有什么样的关系？

　　答：从政治学的角度看，合法性问题与中国改革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在整体上可以说，中国的改革所要解决的，正是其在改革前出现的政绩与程序合法性的双重危机。对应起来，经济改革所要解决的是政绩的合法性问题，政治改革所要解决的是程序的合法性问题。哪一项改革进行得好，哪一方面的合法性问题解决得就好。哪里存在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就说明那里已经面临程序合法性的难题。

　　一个合法性基础牢固的政权须具备三重合法性。一是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即政权所代表的价值主张必须被社会成员普遍自愿认同。强制的意识形态灌输不能维持这方面的合法性。二是程序的合法性，政权的产生、更迭和组成、运行方式，必须得到选民以投票的方式来进行检验，统治的权力是有限的，并受到宪法法律和政治程序的约束。三是政绩的合法性，一个得到民众支持的政权必须有良好的政绩。

　　建立在政绩单一合法性基础之上的政权，一旦政绩出现问题，民众就会质疑这个政权所赖以建立的价值基础和这个政权在建立过程中所依据的程序。比较政治的研究也表明，当一个政权没有经过民选的程序合法性，在遭遇经济衰退时，会遇到更大的社会动荡。经济危机是威权政权跨不过去的政治门槛。就算是对政绩合法性的追求能够产生积极的后果，或者说，不论政绩的合法性多么牢固，都不能永久遮盖和弥补在意识形态与程序合法性方面的根本缺陷。

　　如果一个政权在前价值系统和政治程序两个方面的合法性正在消退而且不可再生，那么，政权的合法性只剩下一根支柱了，这就是政绩的合法性。当三根支柱支撑一个平面变成一根支柱支撑一个平面的时候，这个政绩合法性的支柱必须耐用且粗大。GDP无疑是最看得见摸得着的指标。我还没有发现，哪个国家像中国那样给GDP赋予那么大的重要性。所以追求GDP的背后，是追求政绩的合法性。

　　带来短期政绩合法性的改革虽解决了一些旧问题，但是同时又在累积新问题。一旦追求政绩合法性的努力失灵，其统治的合法性将陷入总体的危机。

　　经济与文化因素

　　问：中国在过去30年经历了高速的经济发展，民众的生活也有了很大的改善。你认为，这样的经济发展对中国的民主化前景有何影响？

　　答：民主化像个不挑食的人。经济危机和经济发展，民主化都喜欢，都有利于民主化的实现。过去30年的高速经济发展，对中国未来的民主化当然很有好处。纵观第三波，我认为民主化的动力主要有两个，一个是经济因素，一个是文化因素。就经济因素而言，在民主化与经济发展的水平之间存在着极高的相关性。除产油国外，绝大多数富裕的国家都是实行民主政治的国家，绝大多数穷国多是由威权主义者统治的国家。

　　可见，经济发展对民主化有重大促进作用。总之，如果想要实现民主化，就请促进经济发展。

　　问：您刚才还提到了文化因素。你所说的文化因素，指的是什么？你认为儒家文化是中国民主化的障碍吗？

　　答：所谓文化因素，我指的是一个国家的主导政治文化对民主政治的接受程度。接受的程度越高，民主化就越容易实现，反之，则越难。第三波的一个成就，就是使得起源于西方的自由民主成为一种人类共同的普世价值。

　　关于儒家文化与民主化的关系，我知道关于这个问题争论已久，似乎各方都有响当当的理由。根据我有限的知识，儒家文化强调权威胜于强调自由，强调责任胜于强调权利，强调集体胜于强调个人，强调和谐胜于强调竞争，强调一致胜于强调分歧，强调等级胜于强调平等，这些都是与民主政治文化有抵牾的。坦率地说，我认为，儒家（教）的民主（Confucian democracy）是个自相矛盾的说法。

　　第四波

　　问：你的分析给我们增加了一个理解中国改革的新角度。你虽然主张民主政体应该取代威权统治，但是你似乎并不主张激烈的变革。

　　答：你或许知道，我一辈子都是个保守主义者。我希望变革越小越好，越温和越好。虽然有些一厢情愿，我还是喜欢渐进温和的民主化。审慎是一种政治大智慧，是政治家和政治学家都应该具有的美德。在《第三波》中，我也表达了这样一种倾向：我不喜欢暴力流血的转型，最好的变革是来自内部的良性变革。如果双方间能在妥协与和解中实现民主转型，那就再圆满不过了。因此，我是一个温和的、渐进的保守主义者。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民主转型是一件急不得的事情。

　　当然，政治领导也是非常重要的。经济发展使得民主成为可能；政治领导使得民主政治成为真实。

　　对未来的民主国家来说，未来的政治精英起码必需相信民主体制对他们的社会、对他们自己来说是一种最好的政体。历史是不会直线前进的，但是当有智慧有决心的领袖勇敢地推动历史的时候，历史是会前进的。

　　问：我喜欢《第三波》，因为这本书是一本手册，而不是一本写给同行看的学术专著。我很钦佩你具有敏锐的问题嗅觉，其能够在纷繁复杂，千变万化的局势中捕捉到一些具有重大价值的问题并进行深入的探讨。80年代末90年代初，虽然有一些学者开始零星研究世界范围内的民主化趋势，但是只有《第三波》才是最有影响的、最有价值的一本。

　　答：我承认我把握住了当今人类最重大的政治潮流。自第三次浪潮以后，世界上有2/3的国家的领导人是通过自由的、竞争性的差额选举方式产生的。显而易见，在这个世界上不民主的国家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孤立了。在某些地区，不民主的国家形只影单，变成了被民主国家所“包围”的“飞地”。

　　这次民主化浪潮，几乎遍及世界上每一个大洲，也是最为壮观的、最重要的政治变革。尽管民主化不是人类一切问题的万灵药，民主化时代仍然可能是动荡不定的多事之秋，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说民主化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潮流。发达国家的民主制度将更完善，新兴工业国的民主制度也将更成熟，而落后国家的专制统治必将会被民主政治所代替。此可谓，民主的潮流浩浩荡荡。

　　面对这一民主化的潮流，所剩无几的非民主化国家也面临着日益严峻的抉择：是顺应，还是抗拒？顺应者居多，抗拒者也并非没有。所以，民主化更是非民主国家所必须面对的紧迫课题。尽管民主遭到了种种的指责，民主化遇到了不遗余力的抗拒，在一波高过一波的民主化浪潮推动下，民主政治成了抗拒者的唯一政治出路。

　　让我遗憾的是，民主化的第四波我已经看不到了，让我高兴的是，民主化一定会有第四波！

加藤嘉一 多元的民意

一位研究苏联的学者曾经说过，如果八十年代就有了互联网的话，那苏联可能不会解体。目前正在中国发生的事情似乎可以证明这一说法。

2008年12月10日，匿名人士仿照捷克《七七宪章》起草的，呼吁推广“普世价值”、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零八宪章》在网上发表了。到今天为止，《宪章》在中国和其它国家获得了包括大量知识分子在内的7000多人的网上签名支持。对于至今仍然没有公布自己身份的《宪章》起草者来说，这个数字肯定有点遗憾。

举一个有趣的例子，三年前另一个匿名者发起的反对日本“入常”的运动，以同样的方式在国内获得了60000000个签名，几乎是这次的数字的1万倍。我不知道这两个匿名起草者是不是同一个人，而他恰恰显示中国人除了万分之一以外，对民主这样的“普世价值”都不积极，除了“反对日本入常”外，对政府没有别的诉求。如果邻国真的如此，日本人不免要悲观了吧。

但是，日本的未来其实没有那么糟糕。仔细读过以后，我发现《宪章》并不像“反日”的公开信一样现实。《宪章》对当前的社会问题说的并不多，而把大部分的篇幅放在要求当局采纳民众争取的十九条主张，而这十九条的内容才是正题。十九条主张要求北京学习八十年代末的苏联，保障人权和言论自由，减税，实行联邦制，解散武装部队中的党组织，实现军队国家化。

对于当权者来说，每一条都是自杀性的，实行了的话肯定会造成现在体制的崩溃。而体制崩溃以后中国怎么办？只有几千字的《宪章》并没有回答这个核心问题。“把十九条主张全部实现”本身就是《宪章》的目的，签署者必须相信这些措施一定能消除中国面临的任何风险，并为这个信念付出对抗政府的代价。可见，与不要求国民付出任何代价的反日宣言相比，《宪章》未免太不现实了，而且，不签署《宪章》并不代表不支持民主。

其实，即使不看原文，在经历过了08年的一系列风波之后，《宪章》的前途本来就是不乐观的。在3月份，中国边疆的一个地区发生了12年来最严重的民族冲突，在全国面前暴露出民族政策的问题；而在之后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北京奥运会火炬在全球传递，在每一个发达国家都遇到了相当强烈的抗议，西方和全世界的媒体也站在批评中国的立场上，这一事实也是中国人普遍看到的。

按说这些事全是不利于政府的“坏事”，与全世界联系这么紧密的中国人，看到这些事以后应该会思考：为什么全都反对我们？我们做错了什么事情吗？这正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经常“奉劝”美国人思考的问题。

然而，中国的民众根本没有这样想过，而是非常团结的站在政府一方，相信一切都是西方的阴谋，“要求”政府对达赖、萨科奇等人采取强硬措施，甚至采取抵制家乐福的方式来显示决心。在这个过程中，接触西方生活方式和观念最多的80后年轻人自觉的接受了政府的教育，成为最有力反对西方的群体，令整个世界感到惊讶。而在08年底，金融危机使中国的经济陷入衰退，政府也同样成功的让大部分民众相信“这是美国人造成的，我国没有错”，同样把“坏”变成了“好”。在能把这么大的“坏事”变成“好事”的强大对手面前，谁也不可能用一篇几千字的文章创造奇迹。

而“宪章派”的国际支持者，同样没有起到有效而现实的作用。据我所知，中国政府把自己在舆论上的主要敌人称为“五毒”，包括“（疆、藏、台）独”、“轮”、“（民）运”，分别对待。表面上，政府的态度是宣传“五毒合流”，进行统一的批判；而实际上则想办法鼓励所有的敌人之间互相攻击。对于“宪章派”来说，吸收谁不吸收谁，是很难决定的。一方面，为了避免上述任何一个派别的反对，《宪章》不得不加入“联邦制”的内容，造成所有的国内签署者都“可能”违反了法律；而另一方面，上述派别的公开签名加入，使得“宪章派”进一步被孤立起来。结果，既造成《宪章》的签署状况陷入混乱而无序，也造成《宪章》本身失去实实在在的公信力，只好接近“乌托邦”的境地。

与上述的遭遇相比，更加值得思考的是《宪章》无法落到实处的深层原因。过去，中国传统的“灌输式宣传”是比较愚蠢的，政府彻底控制了所有的宣传渠道，推行政策时，把观点完全一样的内容强行输入国民的心中。这种方式造成国民的逆反心理，碰到改革开放后涌入的大量信息后更是出了严重问题，直接导致了二十年前的那场危机。而在网络改变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以后，无论是“宪章派”也好，中国的当局也好，西方的媒体也好，大家都在互联网上展开propaganda竞争，争取尽可能广泛而可靠的支持者。这种竞争是在比较开放和自由、充满辩论和争吵的环境下进行的，要想有效地在中文网络上建立起影响力，就必须考虑民众的价值观和感受，掌握说服的技巧。

现实是，中国官方和其下属的宣传机构在积累了长期的经验后变得渐渐成熟，特别是在互联网出现以后，政府的宣传和说服更加巧妙了。在早期，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有许多人认为网络会动摇当局的执政合理性，但后来，随着策略的变化和民族主义的几次高潮，中文网络上早已形成了志愿支持政府的强大用户群体。政府宣传部门需要做的事情就是运用手里的各种资源，“发动群众斗群众”，帮助这些“网络志愿者”们尽量说服和“启发”有各种各样观点的反对者，让反对者自主的“觉悟”到当局的合理性。对于从西方来的各种意识、思想，可以有选择性的引入，给国民打“预防针”。有了这些志愿者和“预防针”的帮助，当局就可以用相对低的成本控制住国内的舆论压力，非常“自主”的推行内外政策，避免悲剧的重演。

而与日益成熟、进步极大的对手相比，“宪章派”二十年来却没什么变化和进步，现在说的仍然是和当年在广场上完全一样的言语。就像我的一位朋友说的，《零八宪章》表达的愿望虽然是建立西方式的政府，却不像西方人一样谨慎的说话，而是像“中学里的政治教师”一样，“唠叨个不停”，好像听众什么也不知道一样。其实，中国的执政者虽然没有选举做基础，但其表现至少得到了民众的默许，这就是“灌输”的资本；而“宪章派”没有资本却要“灌输”，更不可能被接受了。

许知远 记忆之年

历史将会缩小到只变成在电视上出现过的东西。

——契斯拉夫·米沃什

蔡元培来了，胡适来了，最终袁世凯也来了。电影《梅兰芳》的导演与编剧的用心良苦，还有什么比他们这三位的同时出场更能显现一代名伶的号召力？

但创作者与他的观众似乎都忘记了，他们是无法同现于同一时空的。蔡元培1917年1月上任北大校长，一直到1917年7月，胡适才从美国回到上海，而袁世凯已在一片辱骂与沮丧中于1916年6月去世了。

是波兰诗人米沃什说的吧：“现代的文盲，他们会读、会写，甚至于还在有大、中、小学执教的——认为历史虽然隐约存在着，却混乱不堪。莫里哀变成和拿破仑同时代，伏尔泰则与列宁同时代了。”

这部2008年12月上映的电影，暗示了2009年中国的特征。比起上一年的一场接一场的欢庆，新的一年将是一个记忆之年，但很可惜，记忆似乎注定是混乱、扭曲的。

1月1日下午，我乘车前往朋友在北京郊区的大兴县的家。二十年前，我曾居住在那一带，却在海淀区上学。每个周六的下午，总是要乘坐901路汽车，在两边种着杨树的公路上一路晃晃悠悠、走走停停。我也记得在1989年夏天的一个傍晚，我在那条路上，看到了被堵截的军车，士兵茫然、群众激动。

旧马路不见了，取而代之的宽阔、冷冰冰、交错纵横、封闭式道路，混凝土平整而簇新，没有一个不平的坑洼，两边也没有了树木。

朋友的家住在一片新别墅区里。如果房子的密度再小一些，每户人家都有草坪，这一路上，我会觉得自己正是去探望一位住在美国大城市郊区的中上阶层的朋友。

这是一个物质丰沛的中国。但在朋友家的厨房里，我们谈到了离这片别墅区所处的大兴县。1966年8月底至9月初的几天内，大兴县内的发生了骇人听闻的暴行，从老人到婴儿，短短几天内几百人被杀害。暴行都是以“阶级斗争”的名义进行的，它或许也是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第一场大规模的屠杀。

在温暖的厨房内，我感到背脊一阵发凉。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段历史，而且它或许就发生在离我不远处的地方，也只不过是一代人的时光。对于十年文革中的骇人听闻的惨剧，我有所耳闻，却从未确切了解。在我小学与中学的历史课本里，那十年的光阴被匆匆跳过，至于再之前的悲剧，不管是“大跃进”还是“大饥荒”，也都被简化成历史进程中一个不重要的注脚。

“我们为什么要记住呢？”上一个冬天，我的朋友在上海一所大学放映他拍摄的文革纪录片之后，一个大眼睛的时髦姑娘站起来问他，语气里充满了真诚和不解。

是啊，记忆，尤其是令人不悦的记忆，有什么用？我们正在一个以信息生产与处理为核心的时代，知识与信息如呼啸的飓风、一刻不停的进入我们的脑海，我们必须不断的吸收它们、再抛弃它们。繁忙的大脑中，还有空间给予那些久远的东西吗？搞错了胡适与袁世凯的不可能相逢，不是无伤大雅吗？忘记了在我们脚下土地几十年前的屠杀，又怎么样？如果年轻一代，不用再理解那些“历史的梦魇”，难道不会生活得更健康吗？很多时候，记忆就像是狭长瓶颈的瓶子中的精灵，你不知道释放它将会导致怎样的结果？

我想不出答案。却想到了福楼拜小说《一颗简单的心》中的“女仆全福”——老实、勤奋却头脑混沌，饱经痛苦，却不知这痛苦由何而来。这个国家和生活在这个国家中的绝大多数人似乎都有这样“一颗简单的心”。他按照惯性、不假思索的原则的生活。在一些时候，它会显现出惊人的能量——它就像一个没有太多顾虑的少年，头也不回的奔向目标。

但是，现实并非总有清晰的跑道，明确的终点，一路上也并非总是平坦。一旦遭遇障碍时，原来的不加思考的方式，就濒临破产。而我们也有另一种方式来对应它，无尽的忍耐。于是中国就像是一个少年与一个老年人的结合，一方面是头脑浑浊，另一方面是充满世故的忍受。

缺乏记忆和记忆的不精确，可能是造成这种现状的主要原因。记忆是智慧与情感的基础，在将一个个的记忆碎片的整理、赋予逻辑的过程中，个人进行了自我训练，并为进一步探索奠定了基础。正是在旧经验与新遭遇的不断碰撞与揉合中，人不断成熟。记忆也是对诚实态度的检验，你是否忠实于你的记忆，因为过往中必定包含着黑暗、痛苦、颤栗、不安，但这些东西拓展你对人生、世事的见识，增加你对复杂性的理解。而且，因为每个人的经验不同，忠实于这些记忆将帮助你寻找到自己的方式。从每一个具体的个人，到由很多个人组成的国家，记忆都起着强大的塑造作用。

从《梅兰芳》中的一幕到大兴县那很少被提及的悲剧，标志着这个国家和生活在其中的每个人的记忆，正面临着两种危险的趋势。一方面，政治权力仍有着很强的压制，国家机器选择一部分记忆，压迫另一部分记忆，并这些记忆统一与固化，通过强大的宣传灌输给每个人，用这种单一的集体化记忆取代个人记忆；另一方面，蜂拥而来的碎片式信息，正在瓦解逻辑，消除记忆的深度，我们都不自觉的沦为了“现代文盲”。

2009年是一个充满了历史纪念的年份。可以想见，政治权力必将按照特定的方式重塑记忆，拥有了过去，才能掌握未来；大多数人也可以对此继续保持无知和混乱。

但是，丧失记忆经常也意味着思维的瘫痪、情感的匮乏，我们失去了深入探索自身和世界的机会。而且，记忆不可能被永远扭曲与掩埋。如果不选择主动选择和昔日的幽灵达成和解，当它在意外的时刻爆发而出，更可能演化成一股谁也无法控制的力量。

郑永年 中国必须进行一场社会改革的攻坚战

　　本世纪初以来，在“以人为本”的亲民政策构架中，中国领导层逐渐把社会改革摆在了改革的头等议程。社会改革的目标是建立一系列或一整套社会制度。这场改革的意义并不亚于七十年代末期以后的经济改革。在很多方面，社会改革远较经济改革困难。对这场改革的意义，人们可以至少从三个方面来认识。

解决经改的负面后果

　　首先，社会改革是为了应付和解决经济改革所带来的负面结果。在前三十年，经济主义可以说是中国发展的主题，经济发展就是一切。中国在短短时间里，创造了世界经济史奇迹。此前，没有任何国家能够在这样短的时间里能够帮助数以亿计的人民脱离贫困状态，能够帮助这样大规模的社会群体提高生活水平。

　　但经济主义在促进经济繁荣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各级政府GDP主义盛行，非经济方面的发展大多被大大忽视，导致环保恶化，资源大量浪费，贫富差异扩大和社会分化严重。这些由经济发展导致的后果，加上党政官员的大面积的深度腐败，反映到社会层面就是政府在人民眼中的合法性越来越低，群体事件越来越频繁，多数表现在各级政府和社会的对立。

　　很显然，经济主义的后果不加以纠正，经济发展就不可持续。这一点毋需再多说。这些年来中共领导层努力加以确定的“科学发展观”就是对这种单向面发展反思的产物。而社会改革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主题。

为未来经济增长奠基

　　其次，社会改革要为未来经济增长奠定新的制度基础。前面三十年的经济增长总体上来说来源于经济制度的改革和创新。但迄今，经济改革的很多方面已经很难深入下去，说明过去的增长模式已达到了顶点。进行社会改革和建设社会制度的目标是推动中国从一个非消费型社会向消费型社会的转型。
　　笔者已经多次论述消费型社会是中国未来长期经济增长的最主要来源。很简单，经济增长有两大来源，即投资和消费，而投资的最终目的也是消费。中国在过去三十年里建立了一个外向型经济。增长来自投资，但投资是为外部市场服务，主要是西方市场，或者说中国的经济体基本上是为外国人服务的。这就是中国制造、西方消费的模式。
　　随着全球经济危机的发生，来自西方的需求遽然下降，中国这种发展模式的局限性一下子就显现出来了。中国要向消费社会转型，就必须建立一整套有助于消费社会发展的社会制度，例如医疗保险、社会保障、教育和环保等等。没有这样一套制度，没有可能出现消费社会。

　　金融危机也说明了，不仅中国增长模式已经缺失新增长动力，更表明这种模式下发展出来的经济体的脆弱性。人们一般认为中国是个大陆型经济体，就是说中国对外来危机应当具有很强的抵御能力。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中国大陆型经济体的优势根本体现不出来，西方一发生危机，马上就会影响到中国。就是说，中国的经济体尽管从量上说非常庞大，但也非常脆弱，没有消化西方危机的能力。

　　根本原因在于中国还没有建设成大陆型经济体。中国只有沿海一带通过和西方市场的整合发展起来了，成为经济增长源，而中部和西部没有发展起来；城市发展起来了，而乡村没有发展起来。内陆和农村消费不足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发展不够。要发展，就必须把眼光从国外市场转向国内市场。社会改革和社会制度的建立既有助于减少区域间和社会群体间收入分配差异，也有助于在促进发展的同时鼓励消费。

为未来政治改革做制度准备

　　其三，更为重要的是社会改革要为中国未来的政治改革做制度准备。中国的改革进程大致可以分为经济改革，再社会改革，再政治改革三个阶段。

　　从改革开放开始到本世纪初，一直是以经济改革为主。本世纪初以来也就是中共十六大以来，社会改革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的政治发展进程应当是基本国家制度建设在先，民主化随后。民主制度的有效运作不仅需要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的水平，更需要诸多基本国家制度成为其基础结构。

　　世界上，凡是基本国家制度建设得好的国家，民主化过程比较和平，新建立的民主制度能够有效运作。反之，在缺乏基本国家制度的情况下，如果发生民主化，就会出现无政府状态、社会不稳定和政治的恶斗。现在，亚洲很多国家所经历的民主危机就说明了这个问题。在过去三十年中，中国已经建立了一套基本的国家经济制度。但社会制度则远远没有建立。如果基本国家制度中缺失了社会制度这一块的情况下，发生政治民主化，那么必定出现动乱频繁发生的政治局面。

　　这些年来，中国的社会改革往往是雷声大、雨点小。医疗卫生改革已经争论了很多年，但还是没有一个让各方都能普遍接受的好方案。社会保障制度有了一些进展，但远离社会的客观需求。教育改革也缺乏一个好的方向。环保恶化到了不可忍受的程度。尽管国家税收能力大大提高，但收入分配和社会分化继续恶化。另一方面，社会群体事件的频繁发生，加上国际经济环境的恶化，表明社会的不稳定因素还会遽然增加。

　　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社会改革和社会制度的建设已经刻不容缓。但是，各方面的利益一直在这些问题上争论不休。在很多领域，一会儿集权，一会儿分权。尽管谁都说改革很重要，但就是解决不了谁来改革的问题。这背后无非是既得利益在抵制改革。

各国社会制度改革都是攻坚战

　　在任何国家，社会改革和建立社会制度都是一场攻坚战。在当今发达国家，社会制度的建立往往和持久的充满暴力的工人阶级运动，甚至革命联系在一起的。不难看到，从原始市场经济或者资本主义转型到现代福利型资本主义并非一个自然的过程，而是社会改革的结果。一些国家的政治精英能够实行“铁血”政策，超越既得利益，进行自觉的改革；但另一些国家的政治精英则受制于既得利益，没有能力进行改革，让暴力式社会运动和革命发生。

　　有一点很明确，到现在为止，所有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一个良好的社会制度都是保障其市场运作和社会稳定的制度基础。

　　中国的社会改革如果继续流于形式，深入不下去，后果不堪设想。如上面所说，不仅应付不了已经出现的由单向面经济发展所导致了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而且经济增长没有新的和持续的动力。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民主化可能会提前到来。改革开放已经造就了一个庞大的工人阶级队伍，一支比较独立的队伍。而农民工（工人阶级的变种）则更为独立。不管有关部门的镇压功能如何健全，一旦造就了全国性的工人阶级运动或者其他任何形式的社会运动，镇压功能很难行使。同时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高度依赖于国际市场的事实表明国际力量很容易找到影响中国内部发展的途径和方式。多种力量结合在一起，释放出来的能量谁也阻挡不了。

确定中央政府在社改中的主体地位

　　金融危机的确是个进行社会改革和建立社会制度的好机会。但现在看来，在这方面，有关方面并没有明确的思路。所推出的各种拯救经济的举措，其重点还是在原来意义上的经济增长模式上。例如外贸，还是想通过各种途径来促进外贸。但谁都知道，这种方式已经无效。大量的资金因为背后存在着庞大的既得利益而流向基础设施的投资。中央政府尽管也强调了民生经济，但因为其背后没有“既得利益”，资金很难流向民生经济。

　　要进行社会改革和建立社会制度，一要好的思路，二要坚定的政治信心，更为重要的是确定中央政府在改革中的主体地位。社会制度属于基本国家制度，其建立不可能自下而上。也就是说中央政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不可以把责任推给各级地方政府。实际上，中央政府已经集中了足够的财力，现在也是时候把社会改革这份责任集中起来了。基本社会制度的确立既是执政党长期执政的社会基础，更是国家真正崛起的制度基础。这一关必须闯过去；否则，不仅中国社会会变得越来越难以治理，国家难以长治久安，执政党的执政危机随时都会发生。

张雪忠 唯物史观崇拜的流弊

　　1991年10月，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第一份人权白皮书，明确提出“生存权是中国人民长期争取的首要人权”。此后，“生存权”概念一直被中国政府在各种人权领域广泛使用。在2008年12月10日《世界人权宣言》发表60周年纪念日前夕，胡锦涛致信中国人权研究会，再次强调将“把保障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放在保障人权的首要位置”。

　　应当承认，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下去对任何人都极为重要，因为这是每一个人追求和实现其他目标的前提和基础。但是，人类生活的意义却不是由生存本身所界定，而是由生存以外的其他目标来界定的。正如古老的拉丁谚语所揭示的那样，“Edo ut vivam, non vivo ut edam（吃饭是为了活着，活着不是为了吃饭）”。

马克思唯物史观被神化

　　生存对于其他动物的重要性，甚至更甚于对人类的重要性。生存几乎是其他动物生活意义的全部，但人类只是将其作为实现其他意义的起点。只有人类才可能将一些目标置于比生存更重要的位置，并且为了捍卫某种价值或信念而不惜献出生命。

　　因此，对生存的渴求并不能成为区别人与其他动物的标准。人与其他动物的根本区别，莫如说在于在生存之外是否还有其他的价值和追求。

　　如果生存只是实现人生意义的前提，而不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独特生活意义之所在，那么对人权的内涵界定和制度保障就不应着眼于生存这一低层渴求，而应着眼于人的尊严和社会承认等更高的生活目标。准此而言，人权首先应是社会、政治和文化权利，而不是生存权。否则，必将把人降至与动物等同的地步。

　　将生存权置于人权首要地位的观念，似乎主要不是源于中国的文化传统，而是源于马克思主义的所谓历史唯物主义的影响。汉朝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所引管仲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既阐述了人对生存和温饱的普遍的动物性渴求，更强调了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对个人尊严和社会承认的追求。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强调经济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这本来是无可厚非的。如果人们只是将其作为众多历史哲学的一种，唯物史观必然会因其独特甚至是深刻的洞识而给人以启迪，并且因此而具有真正科学上的意义。

　　但是，任何科学研究或作为研究结果的科学理论，都只能选取现实世界的某一方面从某种角度加以分析或解释。如果说有一种理论可以在总体上全面地把握现实世界（甚至是现实世界某一部分，如人类社会生活或人类历史过程），这种理论肯定不是属于人世的科学，而是属于神世的法力。
　　不幸的是，很多马克思主义者总是要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加以神化。对于这种强调经济因素的唯物史观，他们不是把它和其他强调宗教、技术、文化、政治、地理环境等因素的历史理论归于一列，并且承认这些历史理论都从不同方面揭示了人类社会生活的实质，因而具有各自的科学上的认识意义。
政治权利决定生存状态

　　相反，许多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者总是将唯物史观置于和其他一切历史理论对立的位置。他们认为其他历史理论都没有摸到社会关系发展的规律，只有唯物史观看出了物质生产发展程度是社会关系的根源，因而找到了这种不可抗拒的客观规律。

　　他们认为，其他的历史理论至多只是收集了一些片断性的事实，只是描述了人类社会生活的个别方面，而“历史唯物主义则对人类历史过程进行了全面而周密的研究，考察了一切矛盾趋势的总和，因而排除了其他历史理论所抱的主观主义和武断态度，揭示了物质生产力的状况是所有一切思想和各种趋向的根源（列宁语）”。

　　唯物史观一直是中国的官方意识形态，政府也一直利用对教育资源垄断，向人们强行灌输单一的哲学思想体系。这种将近两百年前的一名欧洲人的思想视为国教的做法，已经严重阻碍和扭曲了中国民族精神的成长与发展。对马克思最恰当的评价似乎是：他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但却只是古今中外众多伟大思想家中的一位而已。

　　实际上，在历史唯物主义那里，人们不但可以看到将生存权置于人权之首的思想源头，也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为何长期不计环境代价、不问社会后果地坚持对“经济增长奇迹”的神化和膜拜。

　　必须指出的是，尽管在逻辑分析上可以将生存作为人类实现其他追求的起点和前提，但在现实中，一个人的政治权利状况和社会地位却往往会决定其生存状态。作为政治的动物，人的谋生能力已不像其他动物那样取决于体形之大小，而是取决于政治地位之高低。在任何社会，最缺乏政治权利的阶层往往是生存状况最恶劣的阶层。

　　一个国家如果是为了走出经济濒临崩溃的局面，临时性地对生存权加以强调，这仍不失为一种具有短期政策意义的权宜之计。但在据说取得了30年的“巨大经济建设成就”之后，还将生存权置于人权的首要地位，这只能说明一个国家的人权状况仍是多么落后，或者说人们生活的主要内容还只是“为在食槽边争得一个位置而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