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从清朝末年开始建立现代大学到今天已经整整一百年了。目前中国的教育界，科技界十分关心中国的大学与学术如何能进入世界前列，并成为世界一流。但是，中国大学进入世界一流的行列，并不单单是一个学术问题。笔者认为这是一个教育传统的问题，同时也是思维方式的问题，甚至是历史文化的问题。本文通过对中国现代大学的历史回顾，探讨中国大学在世界的位置与未来走向。
民国时代的大学 - 中国现代大学的稚型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在民国之前的所谓中国“大学” ，比如北宋年间公元976年在湖南创办的岳麓书院，与我们今天所言的“大学” 无论在定义和形式上都有本质的不同 [1, 2]。我们今天所讲的“大学” 是“现代大学” 的简称。现代大学定义为那些基于纽曼模型 (Newman Model) [3]与洪堡模型 (Humboldt Model) [4]，自19世纪中叶，在欧洲古典大学的基础上建立发展起来的大学。目前西方世界的主流普通大学都建立于这两个模型。由于这两个模型源于欧洲的英国牛津大学(纽曼)和德国柏林大学(洪堡) ，所以实质上现代大学即西方大学。在这种定义上，我们很容易联系到所谓的“现代科学” 和“现代医学” 这两个名词。从纯粹的定义出发，我们完全可以定义“西方科学” 为“现代科学；” 定义“西方医学” 为“现代医学。” 从名词的选择上，也许因人而异。但是在本文中我们仅仅对现代大学的渊源和本质感兴趣，而不刻意寻找“现代” 与“西方” 在定义上的区别。
事实上中国从80年代才开始建立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研究型大学。当然，我们无法否定民国年间我们的前辈们为创建现代大学所付出的努力。但是，当时的大学，规模很小。无论是师生人数，教学资金，还是研究设备都非常有限。民国时代的大学主要以本科教学为主，因为还没有设立博士和硕士学位制度。民国时代，中国开始创办区别于古典学堂的现代大学。这些学校的基本理念是基于19世纪英国牛津大学的纽曼模型，注重启蒙教育 (Liberal Education) 与人文修养 (Character building) 。当时的办学人物大多留学欧美。而这些著名教育界人士又大多具有文科背景。历数北京大学民国时期的校长们，几乎每位都来自人文学科。比如：
章士钊,1909 - 1911，留学英国阿伯丁大学法律系，未获学位，1911年回国
蒋梦麟,19012-1917，留学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博士，1917年回国
胡适,1914-1917，留学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学位不详， 1917年回国
严复,1877-1879，留学英国普茨茅斯大学(普通本科)，学位不详，1879年回国
蔡元培,1907-1911，留学德国莱比锡大学(心理学)，学位不详，1911年回国
汤用彤,1919-1922，留学哈佛大学哲学系，哲学硕士，1922年回国
从以上北京大学各任校长的留学经历可以看出，他们在欧美的时间并不是很长。其中蒋梦麟最长，共5年时间。他们大多数在毕业之后便立即回国。并且得到国家的重用。章士钊回国之后任北京农业大学校长，司法部长。胡适任驻美国大使。
当时的中国，正经历“五四” 的洗礼。中国无论是社会政治，还是学术教育，以至文化艺术都在学习，效仿西方。比如“共和政体，” “科学与民主，” “现代教育，” 等等。有些极端的意识甚至推崇“脱亚入欧” 的口号。在效仿西方文化方面，李叔同引进许多西方音乐，并且改编，注词，使其成为“中国音乐，” 是最为典型，而且十分生动的范例。他的工作对今天中国的现代音乐仍然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
在高等教育界，许多回国留学生很自然的带有以西方最新意识拯救中国的愿望。北京大学民国时期的那些校长们就是这些留学生中间的娇娇者。他们带着自己的理想：“科学救国，” “教育救国，” 试图在中国建立现代的教育体系。在那个时代，蔡元培们在中国尝试建立现代大学。但是由于种种历史条件的限制，以及中国多年的战乱，他们的理想并没有得到全面的实现。
可以认为，蔡元培时代，中国的教育还局限于对西方高等教育的领会和模仿。并没有能力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和对现代大学基本模型的发展。蔡元培的教育思想主要来自纽曼模型和洪堡模型, 比如：“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来自洪堡的“学术独立” 的理念。而他提倡的“使被教者传布普通之知识，陶铸文明之人格；” “教育者，养成人格之事业也，” “养成共和国民健全之人格，”是典型的纽曼教育思想。纽曼教育思想的核心：大学为社会培养优秀公民。
民国时代的中国明显重文轻理，无论从政府官员还是大学校长，以至社会名流，几乎清一色的人文学者。其中包括国学，艺术，法律，教育，哲学，历史等方面，从而形成了一种“中国学者” 的特色。这也许是前清甚至是古典中国的遗风。因为民国以前的中国根本没有理工科高等教育，所以也没有现代科学研究的学术传统。蔡元培很可能在德国留学期间接触到当时十分流行的洪堡大学理念。从而他强调科学研究的重要性。他指出大学学生应该以研究学术为天职。并建议在北大创办研究所。但是。由于当时的中国还没有研究生院和硕士，博士制度，这种本科生进行研究的建议一定遇到关键性的困难。
首先，按照纽曼模型，大学本科仅仅在于传授已知的知识，而不在于创造和探索新的知识。纽曼甚至极端地认为，学术研究应该与本科教学严然分开。那些以探索为主要兴趣的学者应该离开校园。只是到了洪堡时代，他才将知识的传授与学术研究统一起来。不过，这种教学与研究的统一是针对教授和学者而言。洪堡模型发展到今天，通俗的解释就是，作为一个大学教授，即要教学，也要做科研。而两者之间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只有在探索中传授知识，才会更有意义。
蔡元培时代仅仅有本科教育。虽然他鼓励学生参与学术研究，但这会是十分困难的。因为本科生并没有学术研究的基本训练。他们不具备科学研究的基本资格和条件(研究生学位)。
另外，当时中国的所谓文人学者与今天的现代学者 (包括社会科学) 有很多根本的区别。那时的人文学者带有十分浓厚的古典思维习惯和传统“做学问” 方式。他们所从事的“研究” 在今天看来还不能被完全定义为现代意义上的“学术活动。” 他们大多以著书和在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为主要“学术活动。” 首先，许多报刊和杂志都不是学术刊物。比如，当时最为著名<<新青年>>发表胡适的“文学改良诌议” 一文并不是学术文章。<<新青年>>也不是学术刊物。我们知道，学术研究必须是对最新问题的探索，批判，研究，和在此基础上的创造。当时中国的大学刚刚开始接触现代学术研究。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民国时期的大学基本上是一种在纽曼模型基础上建立的现代大学稚型。虽然办学者希望建立学术研究，但是限于当时社会的历史条件，以及学者的传统思维，中国还没有能力建立所谓的洪堡研究型大学。因此，当时的高等教育主要侧重于本科教学，而并没有明显的学术研究活动。比如，民国时代的大学几乎很少在世界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而中国自己建立的学术期刊也十分有限。也正是由于这种学术传统，当时大学所重视的是对已知知识掌握。那时的大学更为推崇“知识渊博” 和“学富五车。”但是对于如何质疑已知，探索未知，创造新知识没有敏感的意识和深刻的理解。这种传统甚至遗留至今。中国的学生对已知非常熟悉，但是缺乏质疑已知，勇于提问的习惯。20世纪的中国十分推崇“知识就是力量” 的名言。这种差别，来自中国和西方不同的近代思想历史。
尽管如此，蔡元培们那种献身理想的精神和为国报效的激情是十分可贵的。他们为中国建立现代大学做了最初始的尝试和奠基性的工作。
自蔡元培1917年上任北大校长到今天，中国对于现代大学的尝试已经走过近一个世纪。那么，如果我们自问：今天中国的大学是否是真正的现代大学？我们的办学理念是像蔡元培那样基于纽曼和洪堡模型，还是在探索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中国的高等教育应该向哪个方向发展？种种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今天的学者和教育人士回答。
中国现代大学
我们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是：我们是在把中国的大学办成欧美式的现代大学吗？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我们离欧美式的现代大学有什么本质的差别？为什么我们会有这种差别？
如果回答是否定的，那么我们需要办一个什么样的大学？我们的办学理念是什么？中国传统的教育理念还适合于现代中国和未来中国吗？
从最近20年的中国大学发展观察，我们的确在按照欧美大学的模式办学。但是，欧美各个大学都在过去的一百年中按照自己的风格发展了纽曼和洪堡模型。比如芝加哥大学在保持“大学的本质” 上由为突出。很多学者指出，今天的世界，如果还有“大学” 存在，那只能是芝加哥大学。言外之意，许多大学已经偏离了纽曼和洪堡的原本模型。比如，
1。大学在急剧的扩大
2。社会对大学的深度影响
3。学术的政治化倾向
4。政府的干涉
5。大学庞大的官僚机构
6。工业导向科研
7。媒体对大学的歪曲
8。过分的追求学术成果
9。学术道德的腐败现象
芝加哥大学执着地保持“大学” 的特点，在理念上抗拒现实社会的影响，以最纯粹的学术和教育体现大学的真正意义。芝加哥大学为了保持自己“大学的本色”甚至拒绝建立工学院。芝加哥大学百年来推崇和坚持自己的理念：学术独立，教研统一，培育知性，自由思考，思想批判，强调个性，探寻思索，热衷质疑，挑战权威，关爱人类。
但是，对于中国的现代大学，可谓历尽艰辛。从蔡元培时代的初创时期 (1917-1937)，到战火纷飞的岁月(1937-1949) 。从五十年代效仿前苏联建立专业院校和院系调正，到文化革命 (1966) ，中国现代大学的建立几经磨难。因此，在八十年代建立学位制度之前，中国的大学基本上是以本科教育为主。而这种本科教育在50年代之后完全背离了纽曼模型，而采纳了前苏联的教育理念：大学主要为国家利益服务；其一为国家重点项目的研发基地，其二为国家需要培养专门技术人才。这种由国家导向的高等教育一直延续至今。所以，如果为中国现代大学标定时间分界，20世纪前五十年效仿欧美，以纽曼教育理念建立西方现代大学。20世纪后五十年以前苏联高教思想取代欧美纽曼型大学，建立以国家利益为中心的高等教育和国家科研基地。52年院系调整时把许多纽曼型大学并入国立大学，从而实行改革。例如当时的燕京大学并入北京大学；上海的震旦大学并入复旦大学。
因此，在真正意义上中国以洪堡模型为基础建立研究型大学不过20年的历史。而自1950年之后，中国再没有恢复纽曼型大学。那么，在这20年中，中国是在何种程度上，方式上建立现代研究型大学的呢。笔者认为，主要还是从形式上，制度上，管理上模仿西方大学。比如：
学位制度： 学士，硕士，博士；
管理制度： 学院，系，研究所，中心；
系统形式： 所有大学体系的职称和名词基本来自于西方大学。
比如：校长(President)，院长(Dean), 系主任(Department Chair), 教学大纲(Syllabus), 实验室(Laboratory), 研究中心(Research Center), 研究项目(Research program), 研究经费(Research grant), 等等。这些名词和概念在古典中国都不存在。因而，可以认为，中国基本上是以西方大学为模型进行效仿和学习。不过有些大学更偏向欧洲大学，比如德国，以资深教授带数名年轻教师组成研究组。而有些则欣赏美国系统，以单一青年教授为小组进行研究。在评审职称，项目评估，课程设置，学位答辩, 科研项目等众多方面几乎与欧美大学无异。需要指出的是，中国著名大学的经费已经相当客观。至此，我们可以认为，中国在短短20年迅速的完成了现代大学的基础建设。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发现，通过20年的努力 (或者可以说是一百年的努力) ，今天中国的大学，尤其那些著名大学，已经在规模，管理，形式，等方面初具规模。事实上，中国著名大学在校园和实验室建设，经费水平，部分科研能力上已经达到世界水平。但是这种评估机制还是建立在数量上和形式上的，比如实验面积，科研资助，设备水平，文章档次。笔者认为，中国的著名大学很快会在文章数量，研究水平，科研资助方面达到目前许多世界主流大学的水平。但是，我们无法定义，在指标上达到同等水平的大学就一定是现代大学。
那么，中国的大学与西方现代大学的本质区别在哪里呢？笔者作出以下几个方面的对比分析：
西方大学的历史传统
在完成大学基础建设之后，中国大学，尤其著名大学最为感兴趣的就是如何建立世界一流大学。在这些著名大学里，有面积最大的校园，最充足的经费，最先进的设备，最宽大的实验室，最聪明的研究者。但是，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的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毕竟有相当的差距。这种差距不仅仅是在学术上，因为中国已经有许多一流学者。而这种差距主要表现在理念上，意识上，文化上。
中国近代历史，与西方社会最为关键的差别在于没有科学传统与思想启蒙运动。正是由于没有经历过这两个思想上根本性的变革，中国在思维方法，高等教育，科学研究等方面都与西方社会存在十分明显的区别。而这种文化上的差异深刻地反映在大学理念里。
十分有趣的是，在教育形式上，古代中国与希腊时代有些相似的地方。春秋后期的鲁国人孔丘 (公元前551年) 与希腊学者苏格拉底 (公元前469年) 几乎是同时期的人。对于孔丘，素有“弟子三千” 的之称。而苏格拉底培育出像柏拉图这样的伟大哲人。虽然，他们的时代距离今天两千多年，但是他们的教育传统却十分相似。都是各自为师，而周围有一群崇拜者和追随者(学生) 。正是由于当时十分自由的思想环境，即便是早期文明，已经诞生了许多伟大的哲理。但是，那时的教育，学习，研究还是十分个体的，分散的，没有严格组织的。
但是，公元3世纪以后，基督教不断地扩大，在罗马社会形成巨大的影响。由于基督教的出现，使得罗马文化不断背离古希腊的价值观。公元4世纪罗马帝国将基督教合法化，并立为国教。基督教的诞生和发展对西方文化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成为今天西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西方文化的许多重要发展都与基督教和教堂息息相关。比如：音乐，伦理，哲学，教育，艺术，文学，工程，设计，建筑。事实上，西方的学术研究，大学教育，甚至科学，都来自于宗教体系。
学术传统
最早的西方大学，都是中世纪时期由天主教会建立的。大学的主要活动，除了研究神学，还学习语言，修辞，音乐，数学，天文，哲学，等等。今天十分著名的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巴黎大学都是中世纪时代建立起来的教会大学。中世纪的大学主要培养神职人员。许多大学训练出来的学者专门从事神学学术研究。美国的哈佛大学在19世纪末期之前也仅仅是培养神职人员的大学。所以，西方大学的历史，就是神学的历史，教会的历史，同时也是教育的历史和学术的历史。
西方大学有着上千年悠久的基督教传统。这种传统很容易从大学的早期建筑上体现出来。剑桥大学那些古老的学院在中世纪就是神学的经院和学术研究的圣地。虽然现代科学是从17世纪以后才开始的，但是“学术研究“在西方社会自希腊时期就开始了。而十分严谨的，系统性的，学院式的学术活动是基督教经典传统。教会建立的那些经院就是大学的前身。在3世纪左右建立基督教之后，神学不仅统治了政治，思想，社会，而且主导了人类的知识系统。世间所有认知, 无论是人类起源，还是自然万物都来自圣经。今天，对于知识的认可来自学术界的科学研究活动。但是人类早期许多知识的的建立是通过教会和政府的权威。例如，康斯坦丁大帝在公元4世纪时就雇佣过许多宗教学者参与解读，翻译，筛选古代神学材料，并在此基础上撰写，汇编圣经的部分内容。这种整理神学资料的工作是当时典型的“学术活动。”
自基督教在3世纪建立之后，所有社会承认的知识就来自于圣经了。这些知识对人间万物无所不包，是致上的，唯一的权威。但是，由于所谓的“旧约” 是用希伯莱文，而“新约”希腊文写的。所以，历史中很多学术工作是把它们翻译成为拉丁文，英文，和通用语言。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会按照雇佣者的旨意把原作进行图解和发挥，于是形成了形形色色的版本。由于各自对原作的解释不同，就出现了不同的学派和教派。这种对圣经，同时也是对“知识” 的考证，图解，判断，推理，发挥构成历史上学术工作的一个十分主要的部分。由于圣经之浩瀚，历史之悠久(公元前一千多年前就出现了) ，再加上教会和政府的极度重视，围绕圣经所进行的学术工作十分可观。不仅建立了许多经院，大学，而且培养了许多训练有素的学者。他们精通语言，修辞，文法，以至数学，天文，哲学，艺术，和希腊经典。在一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由于这种学术活动，形成了西方历史独特的学术传统。
这种学术传统具有方法严谨，研究系统，模式规范，逻辑清晰，推理求证，重视证据，学术集中(大学与经院)，等西方研究的特点。即便在今天，也可以从现代学术中体现出来。今天的学者从事研究时，已经十分熟悉现代学术的规范，方法，理念。但是这些学术方式并不是在近代才产生的，它经历过人类社会漫长的演变。而它的源头就是神学研究。
质疑的传统
也正是由于神学研究的传统，培养了许多优秀的学者。他们对探索自然充满好奇，同时又掌握严谨的研究方法。在专心研究神学的过程中，他们越发无法满足圣经对自然的解释，比如“地心说。” 于是，很自然，出现了像哥白尼这样伟大的学者。哥白尼就是神学经院里训练有素的学者和神甫。于是，好奇使得他走出圣经的光环。哥白尼时代(1473-1543) ，世界已经经历的“文艺复兴” 的洗礼。人们重温希腊经典，质疑基督说教，开始寻找思想的新空间。但是，哥白尼所面临的不仅仅是“地心说” 的正确与错误，而是一个更为巨大的命题：什么是知识的基础。很多人都认为哥白尼挑战了教会。其实他在发现“日心说” 时犹豫了很久，因为“知识的权威是谁”的基本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为了这个问题，哥白尼整整等了十年才发表他的发现。
在哥白尼之前，真理的权威，知识的权威毫无疑问的属于圣经，属于教会，属于基督。没有任何人可以挑战这一点。事实上，哥白尼本人也没有在真正的意义上质疑教会。他仅仅是在自己的研究中发现了“日心说，” 而只是从事实出发宣布了自己的发现。他即没有反对上帝，也没有抗拒教会，只是在另外一个真理面前表现了极大的困惑和不安。
真正从思维上挑战圣经真理的就是哥白尼之后，17世纪的伟大哲学家，数学家笛卡尔 [5]。这位不太安分守己，喜好周游世界的法律学毕业生，由于受到荷兰哲学家皮克曼启蒙性的引导而开始对数学和哲学发生极大的兴趣。笔者认为，笛卡尔最大的贡献是质疑了传统的知识系统：什么才可能成为知识 (真理)。在他之前，知识全部来自圣经，即所谓的“圣经真理” (Biblical Truth) 。由于圣经的形成是基于对长达上千年流传的神学文献书稿进行整理，翻译，解释，甚至发挥，因而带有极强的各人因素，文化影响，历史演变，政府控制。而17世纪时的圣经已经基本形成完整的系统而为教会和社会广泛的接受。所有人类的知识都来自圣经。可是人们发现，真实的世界与圣经有明显的差别。于是，寻找新的认知方法成为17世纪社会思想的焦点。而笛卡尔就是在这个关键的历史时刻提出了自己伟大的学说：“质疑说” (Skepticism) 。他认为客观真理是与每个人的感觉，看法，意识无关的。只有通过对自然的观察之后 (每个人观察的结果可能不一样) ，进行现象分析和逻辑推理，才有可能得到推论和证实。而这种推论又必须经过反复质疑才有可能是结论，而成为知识的一部分。一旦成为知识便不可毁灭。所以，圣经真理不是唯一的真理，因为还有另外一种方法可以得到真理：数学。
在古典中国, 没有科学的传统。因而在学术方面的传统，以考证，注释，解译，整理，汇编为主。很少有剧烈的挑战和质疑。对于古典学说，大多以解释和考证为主要学术活动。比如，对于孔子的哲学，历史上与今天的学术成果基本上是对孔子的解译，试图更为深刻的认识他的思想。在学术行为上，这一点十分类似西方历史上对于神学的研究。比如对于圣经资料，历代学者经过上千年的考证，注释，翻译，整理，才汇编成为今天的<圣经>。在学术活动中，圣经里的章节，理念，观点都是神的旨意，具有绝对的权威，是无法质疑的。
对于孔子也是如此，孔子的思想是中国哲学的核心。学者们只能著译，不能质疑，即便是今天。虽然在历史上，尤其是<五四>时期出现过反孔的浪潮，但是那种运动主要是为了接受西方理念而简单的从口号上，情绪化的反孔，而并没有从思想上深刻的批判，并在观点上标新立异。所以，笔者认为，<五四>时期的反孔仅仅具有时代上的进步意义，但是没有太多思想上的学术价值。然而笛卡尔不仅讥讽了基督，而且从思想上批判了宗教。更为重要的是，他提出了新的理念，改变了人类的思维方式，是一盏历史上的思想明灯。
前面提到，中国传统教育界几乎清一色文人学者，而没有很多人经历过科学训练和思想洗礼。他们在思想上受到中国传统意识的深刻影响。所以，他们创办的中国大学传统与西方现代大学在学术研究的理念上也存在很多差别。中国的大学在传统上更加强调“知识”对知识的理解。上世纪50年代，中国社会十分推崇“知识就是力量” 这句培根的名言。在这种口号下，大学教育鼓励，推崇单方向的求知，学习，演算，和熟练的技巧。但是现代大学，尤其现代研究型大学更为重视思考，想象，和创造。而创造的前提一定是“提问”和“质疑。”因此，西方大学在教学上的一个核心理念就是如何启发学生们“提出问题。” 芝加哥大学认为，大学应该培育学生“提出最难回答的问题” 的能力。老师和学生将一起寻找问题的答案。因为，对于很多问题，老师并没有解答。所以大学并不仅仅是教学已知，而且是探索未知的地方。
研究型大学最为重要的价值之一在于对知识的贡献。而产生新知识的学术行为就是一种创造活动。学术成果里必须含有许多丰富的，原创的，有意义的，有价值的知识。这成为对所有学术活动的唯一判据。博士论文定义为：“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to knowledge.” 换句话说，如果一个论文没有对知识的重要贡献是不能通过的。
现代科学传统
笛卡尔的挑战是历史性的，他的质疑是前所未有的，他的认知哲学是现代科学的奠基。从此，人类在思维上走上不归之路。就在笛卡尔之后仅仅几十年，就出现了现代物理的鼻祖伽利略。在伽利略之后又出现了牛顿和达尔文。至此，西方世界的科学研究一发而不可收拾。更为重要的是，由于笛卡尔的思想，动摇了教会的权威；由于伽利略的工作，导致了现代科学的诞生。
我们知道，现代科学是在近代诞生的。现代科学研究的一个主要标志是科学学会的诞生。1660年英国首次成立了伦敦皇家学会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不久，法国巴黎组建了巴黎科学院 (Paris academy of Sciences) 。之后，类似的学术团体如雨后春笋，相继在欧洲各地建立起来。这种学术团体的形成标志着现代学术研究的开始。而在此之前，许多探索工作都是个体，独立的，方法不规范的。因此，以学术单位为基地，以科学学会为活动范围，从事研究工作是现代科学的一个十分基本的，重要的特征。今天的学术活动必须依附学术研究单位。而完全个体的学术研究很难得到承认。
现代科学的核心就是基于科学的理念，通过统一，规范，系统，严谨的方法研究自然与社会。正是因为科学学会的建立，才有可能建立统一的，规范的，系统的，科学的研究方法。这种现代科学的方式根本性的区别于世界上所有其它的认知方法和途径。比如神学的，预言的，玄学的，易经的，感应的，等等。任何科学知识的获取必须通过严格的科学方法。其它方法得到的知识，即便是可行的，有用的也不属于科学的范畴，而不被科学界接受。
现代大学的另外一个特征就是仅仅以科学方法研究世界，包括自然和社会。世界上存在许多思想，理念，方法，但是对于现代大学，只有一种理念和方法：科学。大学所探寻的仅仅是科学真理；大学所创造的也仅仅是科学知识。大学的研究者们必须归属当代科学学会，参加学术会议，并且在学术界认可的学术杂志发表论文。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其它可能的方式。这种以科学的思维区别与社会上其它任何团体的特征是现代大学至高无上的标志。大学的学者们无论来自何种文化，宗教和信仰，都必需在校园从事科学活动，而不能把非科学的东西带入课堂。对于中国传统社会的理念和方法，比如感应术，算命，玄学，预言，都必须杜绝于校园之外。但是，完全可以用科学的方法研究这些社会现象和宗教历史。比如美国大学设立神学，历史，宗教等方面的学术研究。这与信仰完全是两回事。
思想启蒙运动传统
近代中国与西欧在历史进程上另一个本质的区别，就是自文艺复兴之后最为重要的思想变革：思想启蒙运动 [6]。笛卡尔的哲学思想历史性地动摇了社会思维和教会统治。伴随现代科学的诞生，宗教社会开始分化而形成了所谓的“世俗社会。” 当笛卡尔第一个向权威吹响了挑战的号角之后，许多学者开始从认知上提出新的思维模型。其中包括法国人伏尔泰，苏格兰人休谟，德国人康德，尼采。这些思想家从哲学的角度出发，以学术的方式，深刻地批判教会。这些学者大多谙熟数学，因而懂得假设，逻辑，推理，结论等学术方法。他们以科学为武器，非常雄辩地指出宗教的荒唐，神学的非理性，教会的愚昧，以及圣经对人类思想的禁固和腐蚀。他们以自己独特的幽默,讥讽教会和迷信。我们来看看他们的名言：
伏尔泰：
Theological religion is the source of all imaginable follies and disorders; it is the mother of fanaticism and civil discord; it is the enemy of mankind.
Christianity is the most ridiculous, the most absurd and bloody religion that has ever infected the world.
The truths of religion are never so well understood as by those who have lost the power of reasoning.
Doubt is not a pleasant condition, but certainty is a ridiculous one.
休谟:
Is God willing to prevent evil, but not able? Then is he important. Is he able, but not willing? Then is he malevolent. Is he both able and willing? Whence then is evil?
Generally speaking, the errors in religion are dangerous; those in philosophy only ridiculous.
尼采:
Do not let yourself be deceived: great intellects are skeptical.
God is a thought - it makes all the straight crooked, and all that stand reel.
“Faith” means the will to avoid knowing what is true.
西方启蒙思想家的特点是：他们都具备良好的学术训练和修养；不仅掌握语言，修辞，历史，和艺术的丰富知识，而且有深厚的数学和逻辑功底。他们的学术行为具有理性，逻辑，推理，分析，证据等科学研究的内涵和特点。因此，他们的批判非常致命。他们在分析和批判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思想体系。值得指出的是，启蒙思想家的工作具有极强的学术性。所以，他们的思想被世界学术界接受，成为经典知识。比如，尼采的存在主义成为影响人类当代思维的哲学基础之一。
思想启蒙运动的伟大不仅仅在于挑战教会，而在于提出了革命性的思维理念。从而在根本上导致人类在思想上的进步。人们从教会走出来，形成了所谓的“世俗社会。” 而启蒙思想家便成为世俗社会的领路人。这种思想革命直接影响了大学的理念。于是，十九世纪的大学同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大学教育开始摆脱教会的控制和基督教育而转型为普通高等教育。许多大学，包括美国哈佛大学开始增加非宗教人文课程与科学课程。在办学理念上，也从培养神职人员转向普通人文教育(Liberal Arts Education) 。而这种转型的理论依据，就是纽曼模型。十九世纪下叶，由于洪堡柏林大学的建立，西方大学纷纷效仿，从而导致十九世纪末期的“美国大学运动。” 美国南加州大学，Johns Hopkins 大学派人到德国学习柏林大学的“研究型大学” 模式。很快，世界研究型大学如雨后春笋，在20世纪遍布西方各国。
由于思想启蒙运动，西方世界不仅产生了世俗社会，更为重要的是在十九世纪末期形成了“知识分子” 的群体。而大学为培养知识分子提供了教育的基础和活动的场所。知识分子的出现，给大学教育赋予了更有价值的目的和内容。
学术独立的传统
我们知道，西方大学渊源于教会大学。大学的教学与学术完全被教会控制。如果教会与政府是合为一体的，那么大学也受到政府的制约。在这样的环境下，学术是不可能独立的。虽然今天的西方大学摆脱了宗教和政府的控制，但是由于经费的要求，又必须依赖于政府和工业界的资助，从而产生了由政府和工业界导向的大学研究。但是工业界与大学在理念上格格不入。因此，过多的介入工业研发，会侵蚀大学的本质。另外，由于当今世界媒体的发达，社会思潮不断进入校园，使得大学的原本理念发生变异。比如，商业理念，市场意识，职业竞争，等等，都与大学发生根本性的冲突。
所以，即便是今天的现代大学，也都从不同的程度发展了纽曼和洪堡堡模型，而建立了各自在21世纪的新理念。比如，有的大学强调教育市场，而把管理机制与招生就业紧密联系起来，从而获得竞争力。还有些教育界人士认为，二十一世纪的大学必须运用企业的运作机制。比如经济核算，工作量评估等等。但是在高等教育的理念上并没有本质的变化。在众多的大学中，芝加哥大学是少数保持“原本大学模型”的著名大学之一。但是无论世界如何变化，西方大学都在尽力保持大学的独立和学术的独立，因为这是高等教育的命脉和认同。如果校园等同于社会和企业，大学就会失去自己的意义和生命。
普通教育的传统
中世纪的神学就是人类探索宇宙的全部学问。这种学问，由教会的学者通过自己的学术活动获得，并通过教会认可，接受，建立，从而具有绝对的权威性，是任何人都无法质疑的。这种知识再通过神父与牧师传授人间。这种循环规则便奠定了学术的两个重要方面：学术研究与神学教育，即古典大学的两大重要活动。需要指出的是，中世纪的社会，每一个人都是基督教徒。因为教堂就是传授神学知识的地方，所以这种教育十分普遍。由此，大学的学术活动与社会普及教育关系非常紧密。
这一点与中国的传统有关键的不同。中国的“大学，” 比如岳麓书院，是人数极少，远离社会，学者和学生独立活动的地方。在古代中国的教育传统中，尤其在对应于中世纪的时代 (岳麓书院时期在西方是中世纪) ，根本没有普通教育的概念。正好相反，统治者甚至刻意的把知识控制在极为少数人手中。有学者指出，南宋时期，中国统治者甚至雇用专职人员，刻意地制定十分繁复的文字，使得普及教育更为困难，以便更好的统治。所以，普通大学教育的意识在西方世界已经十分久远。而中国即便在今天，仍然推崇“精英教育。”
大学的目的是为社会培养优秀公民。其次才是训练工程技术人员的职业性目的。现代大学，尤其公立大学是建立于民众税收基础上的。这是现代文明社会的基础。这种普通教育的理念不是凭空而生，它来自于许多西方社会的历史传统，比如教会大学，现代科学，启蒙运动，民主自由，学术独立，等等。正是因为西方历史经历了漫长的中世纪，政教合一，基督统治，思想禁固，人们才要求有新式的现代大学。这种大学不为任何集团服务，不传授某一种知识，不限于一种思想，没有宗教的控制。大学仅仅为社会提供一种广泛的，普通的，没有等级限制的，人人享有的高等教育。或者说，现代大学是一种大众教育，启蒙教育，综合教育，专业教育。
中国的教育传统恰恰没有普通教育。古典中国的教育属于个体的，师徒的，甚至是江湖帮派的。比如，民国之前的中国是所谓的私塾教育，而且仅仅是初级教育。科目十分单一，往往一个老师许多学生，不可能在具体专业科目上提供高水平教育。古代科举制度也同样引导了一种个体化的学习形式。这种个体式的教育与中国的艺术传统相关。古典式的艺术训练，比如京剧，绘画，乐器，都是单一形式的师傅带徒弟。这种教育不可能给予学生一种泛普的，综合的教育。而这种教育大多为职业性很强的训练。
由于这种传统，即便今天中国的大学校园仍然带有某些旧式的习俗。比如学生中师哥与师妹的称谓，语言中的江湖气息，学术中的门户之见，甚至意识里的非科学思想，理念中的等级观念等等。所有这些都是与真正现代大学理念背道而驰的。另外，无论是媒体还是大学，都公开向社会宣称：高等教育，尤其名牌大学是为了培养精英人才。中国大学的“精英教育” 本身就是违反现代大学普通教育理念的。现代大学并不向社会保证要培养出林肯，罗素，牛顿，沙士比亚式的人物，虽然他们很多毕业于大学。精英教育的思想与中国传统等级观念直接相关。这种十分落后的意识与现代教育理念格格不入。我们应该记住，中国著名大学都是公立学校，是建立于公民税收基础之上的。在美国，即便是私立的哈佛大学，也是面向社会，而不会宣称自己仅仅是为精英而设立的。
现代大学的另一个目的是思想启蒙 (Liberal Education) 。它的含义十分清楚：把一个人从任何思想禁固中解放出来，从而真正的成为一个“个人” (An individual) 。大学教育不仅仅传授已知的技术知识，培养职业人员，而是通过高等教育使得每一个人都可以“自由的思维，” 而不受其它思想的控制。这是一种批判性思考的能力，对于世间事物，每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都能独立地思考，并且通过分析得到自己的结论。更为重要的是，他必须明白，每一个人都有保持自己论点的权力。个性理念与个人意识在西方现代大学教育中深刻的体现在课堂，师生，教学等等方面。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有十分强烈的自我意识，那就是不仅能够独立思考，而且尊重他人的结论，尽管与自己的相异。由于这种思考的能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会十分冷静的面对社会和自己，而不至于狂热和极端。所以，大学为社会，通过高等教育，提供冷静思考的基础。
纽曼在他的“The Idea of a University” 里直言不讳的说，大学应该是培养“绅士的地方”，一语点出现代西方大学的内涵：人文修养和知性培育。纽曼认为，如果一个人没有受过高等教育，那么这个人无论是思维和行为都是杂乱无章的。大学就是教育学生如何思考和行为的地方。至于思考，即独立的，批判的思考。至于行为，特指谈吐与举止。每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都应该温文尔雅，知书达理，谈吐潇洒，做派儒雅，情趣广泛，意识进步，风趣幽默，个性鲜明，道德高尚。现代大学的学生都会具有以上的特点。现代大学希望培养这些所谓的“Renaissance Man。”
事实上职业训练也是现代大学的重要部分。因为只有在大学才可能提供更为高深的专业教育，尤其在理工科。通过十分严谨的学习和实习，学生可以掌握职业中所要求的知识和训练。但是，中国大学过于偏重专业和职业训练。这种教育不仅仅反映在大学，而且十分严重的体现在中小学教育中。这种现象已经众所周知。如果不能调整这种教育上的偏差，也很难从真正意义上建立现代大学。
我们必须清楚，教育不仅仅反应在成绩上和学位上。一个人可以学习过许许多多的高深课程，而且门门都是100分，获得学士，硕士，博士。但是这绝对不能证明他受过良好的教育。笔者认为这是中国大学与现代大学的主要差别之处。
大学的真正意义：思维标记
大学的目的之一是为每一个人在思维和行为上雕塑特定标记，以示区别他类。举一个例子：对于工科的大学生，比如材料科学专业的学生，要求学习很多基础理论课程，比如衍射理论，统计热力学，扩散理论，等等。这些理论知识在大学生毕业之后可能一辈子也不会用到。很多学生会问，为什么要学习这些理论课，我将来也不准备做学术研究。回答很简单：用这些理论来标记你的思维。试想，如果你毕业之后进入公司做研发。如果需要你做一项热处理实验，那里的技术员有十年经验，肯定胜于大学毕业生。那么，如果大学的目的仅仅在于培养技术，在实际工作中体现不出大学教育的意义。但是，有一点，一个没有上过大学的技术员永远也没有能力像一个大学生那样思考，因为他没有衍射理论和统计物理的概念。
这种思维上的训练就是一种独特的标记。高等教育可以赋予大脑逻辑，推理，论证等复杂的能力。这就好像是一种思维的标记，这种标记远远重要于学位的标记。正是由于这种标记，大学生就与没有上过大学的人清楚的区分开来。这种区分的意义并不在于社会中的竞争与实用，也不在于一个人在社会上那种世俗的地位。它仅仅用来标志我们思维的不同，不同的复杂程度，不同的潜力，不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这就是大学真正的意义。没有经过这种训练的人是无法像我们这样思考的。这种思考的能力和标记是大学给予我们最为珍贵的礼物。我们在创建现代大学时必须认识到这种大学的意义。
2009年3月25日
对话罗大佑——破坏成这样，我们要赶快修复
和罗大佑的访谈，分两个下午进行，地点从酒店会所到他的家里，话题也不断地跳跃和发散，总是从预设的题目，自然而然地延伸到社会、时事、历史和科技。手势不断，表情丰富，时而激动时而低沉，时而兴奋时而叹息，这位音乐教父展示了他的喜怒哀乐，泄露了他的真性情。
人物周刊：先求证一个问题。2001年，在新浪网和网友访谈的时候，你说“我大概会写到2008到2010年左右”，按照这个说法，现在时间快到了。
罗大佑：那时候看起来，写到2010年是差不多了，没料到金融海啸会来，这个事情可能让我再延续一下。我们在弄纵贯线的时候，根本就没想过这个问题。去年5月10号，乐队开第一次记者会，那时候我在台北，隔两天四川就大地震了，这也是没想到的。
突然之间，很多事情要去handle（应对），很多题材可以写。去年发生太多事情了，雷曼兄弟的破产变成一个全世界的问题，听说全世界的财产从60兆美金跌了一半，这个财产是把股市、楼市、GDP和所有储蓄都算进去的。你看前几天的新闻，赌王的身家就缩水了9成。
人类的共识从来没有达到一致，但这次，所有的人类，从欧洲到美洲到亚洲，大家都认同这个经济危机是前所未有的，这样的话可能大家会团结一点。
人物周刊：萧条时期通常也蕴藏着很多机会，你们纵贯线现在有没有相关的题材？
罗大佑：我觉得《亡命之徒》里，多多少少有点这个影子。那首歌是阿岳（张震岳）的想法，他是从电影里去找感觉，从一个杀人犯要和自己的女朋友分别的角度去写。讨论的时候，李宗盛觉得可以发展下去，我就说，每个人都可以是亡命之徒啊，每个人一辈子总有个时间是像亡命之徒一样地生活。取得这样的共识后，我们觉得可以从每个人的角度去找一个亡命之徒。
人物周刊：看了春晚你们的演出，《亡命之徒》只剩下最后一段，还改名为《出发》。
罗大佑：对对对，歌词改得比较健康一点。
人物周刊：这背后是怎样一个过程？
罗大佑：也没什么，上春晚嘛，就是一个预告。从4月18日的北京开始，接下来会有一系列的演唱会，这个时候做做宣传也不错。春晚你是知道的，是给没有新意的人看的，所以我们也按照上级的指示，哪里不能做就不做。阿岳有一首《爱的初体验》，讲到“是不是我的十八岁”，现场把歌词打出来，我说我们唱成八十岁好不好，那边就说不行，一定要唱十八岁，歌词怎么打就得怎么唱，一板一眼，完全不能有失控的感觉。这蛮有趣的。
人物周刊：现在回过头，怎么看台北？
罗大佑：我现在反而最不会形容台北了，一个人一辈子最不会形容的大概就是自己的家乡，自己出生的地方。
人物周刊：你现在把台北当作自己的家了？
罗大佑：还是有点犹豫。不过现在好多了，自从去年5月，马英九上台之后，就好很多了。陈水扁吓死人了，前所未有的吓死人。
人物周刊：他们一家这几个月占据了很多报纸的版面。
罗大佑：你看这个人，在总统府里搞成这样，在监狱里还能搞成这样。（边摇头边笑）
人物周刊：你现在还是在关注那边的新闻吧？
罗大佑：重要的新闻都会关注。比如说台湾的经济，很多人都说，哎呀，马英九没什么希望，做不了太好。我觉得陈水扁搞了那么大一个烂摊子，其实李登辉的后期已经很糟糕了。马英九一上来就碰到全球性的金融海啸，蓝绿的对立还是很紧张，所以我觉得，还是要给他多一点时间。奥巴马当选之后的演讲说了，金融海啸可能不只一年，甚至不只在总统的一个任期之内就能结束。你想要马英九怎么样嘛。
人物周刊：很多人觉得马英九上台，会让两岸关系往好的方向走，你怎么观察？
罗大佑：我觉得两岸应该往自然的方向走，不要硬是把关系搞得太僵了。我比较赞成两岸慢慢地、自然地走到一起来，不要太牵强地统一，就像香港和大陆，你要太快也是不可能，麻烦事会一大堆，两边本来就很不一样的。
所以，我又说到金融危机可能是个好事情：当人类发现每个人都那么危险的时候，惟一的办法就是大家要彼此信任，每个人都要更努力。人是我们惟一可以相信的共同体，难道你要相信空气吗？相信海水吗？相信动物吗？我觉得每个人在危机里都只能够相信其他人，所以会更团结。
我是乐观的。现在大家经济都不好，都需要共同度过这个难关，政府和银行系统的前所未有的合作也是希望把这个难关解决掉，这些都是空前未有的。温家宝这次去欧洲，应该就是谈论金融这方面的事情。
人物周刊：你对时事的关注挺多的。
罗大佑：这个很重要嘛，亚洲、欧洲、美洲现在是鼎立的，就像中国小说里讲的三国时代，亚洲现在变成了美洲跟欧洲之间的协调者，大国崛起就是这样，我觉得现在怎么去扮演一个好的协调者，去帮助另外两个洲，这是好的事情。中国这个名字，本来就有一个“中”嘛，有点中庸的、中间人的味道。
人物周刊：可是，中国人也经常相互埋怨对方，要么太左要么太右，就是不够中。
罗大佑：你要反过来想，你批评我太左或者太右，其实你是想中的，才会注意到我是不是太左或者太右。中国人是想中而不得其门而入啊。其实中国人是一个蛮矛盾的民族。我觉得归于自然是比较符合中国人的哲学观，像老庄哲学就是，从中国的音乐里可以听出来，从国画里也可以看出来。
人物周刊：当时你离开台湾去纽约，主要是政治方面的原因？
罗大佑：从《明天会更好》那首歌就开始了，那首歌基本上就是被政治操作出来的。当时，党外的人批评我被国民党利用，批评我变节跑过去帮国民党；国民党的人又觉得，我写出这样的歌不伦不类。两边都不是人。
人物周刊：那时有一个逃避的心理？
罗大佑：当然有，我觉得在台湾已经没有地方可以容下我，完全被排斥在这个社会之外，这样很辛苦的。
人物周刊：到了纽约，可能意味着从零开始。
罗大佑：对对对，归零就对了。英语有一句话是“When you are nothing to lose，you win”，你什么都没得可输的话，你就赢了。如果还在意我是罗大佑、在意那么多掌声的话，你就会损失很多。什么都不需要，你就活得理直气壮了嘛。
人物周刊：你在纽约的生活怎么样？
罗大佑：我跑到最乱的、一般来讲中国人都不敢去的地方去住。
人物周刊：为什么？
罗大佑：我觉得这样才踏实，敢在台上唱歌的人，就应该敢到那么危险的地方去住。
人物周刊：站在台上很危险吗？
罗大佑：很多人忽略了，其实舞台蛮危险的。我说的舞台不是一般人讲的舞台，而是一个focus。比如在媒体上，你是所有人注意到的focus，你讲的话可能会被人断章取义，那是很危险的。像狗仔队那样的拍照，你交个女朋友、去夜店之类，都要偷偷摸摸。公众人物都会面对同样的问题，都是危险的。
搭得不好的话，演出的舞台也是危险的。华健就碰到过，舞台搭得不好，从上面掉下去，全身都是血。
人物周刊：现在回头看纽约，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
罗大佑：纽约肯定是全世界最深的一个都市，最大的一个人类原始丛林，它有全人类最好的和最坏的东西，最大的罪恶和最好的人性都在里面。
人物周刊：在纽约的时候都做些什么？
罗大佑：我那时候去考医生执照。临床医学考过了，基础医学还没考。基础医学要念很多书，药理、解剖，一大堆。那时候本来想放弃音乐的，后来跟各种人接触多了，觉得搞艺术还是很好，比较踏实，是我自己喜欢的。
人物周刊：那边的艺术家是怎样的生活状态？
罗大佑：他们会自己做木工活，比如我说我的窗户坏了，帮我修一下，他们就带着整套工具过来，很专业的样子。纽约的那种氛围很好，艺术家之间会互相支持。你要开一个party，我一定会到。中国没有那样的氛围。
华人世界的艺术家，相互的支持不够。你看中国人要搞一个band （乐队），特别难。像我们纵贯线，都是有十几二十年音乐经验的人，知道团结很重要，我们知道，阿岳可以打鼓，大佑会弹keyboard（键盘），李宗盛在弄那个木吉他，华健虽然电吉他弹得不好可是很喜欢这个工作，所以乐队很快就能上手。
最重要的是帮助对方把这个空间开拓出来，支持你就是支持我自己。大家都需要这个天空，这个天空是我们共同的天空，当我们把这个天空创造出来后，它就是人民的天空，是所有人的。
我觉得华人世界有一点比较奇怪，好像崔健做到No.1，我就要打倒崔健。这个概念是有问题的。你为什么要打倒崔健呢？你走另外一条路不就得了？很奇怪。罗大佑走了这条路，你就不能走一条非罗大佑的路吗？你干嘛要做另外一个罗大佑呢？为什么要做另外一个罗大佑来打倒罗大佑呢？不值得嘛。
人物周刊：从纽约来到香港，从西方回到东方，会不会有不适应？
罗大佑：还好啦，都是资本主义，在这个社会上谁也不管谁。不过，毕竟还是中国人的地方，创作上你大胆一点，就会有朋友说，小心点，不要拖我们下水啊，别累到街坊了。如果你太大胆，就没朋友了。在纽约，创作上是谁也不管谁。
人物周刊：当时为什么要来香港？
罗大佑：1986年，我从纽约来香港，担任一个音乐比赛的嘉宾。我发现香港正在面临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一个事情叫“七一”，我觉得这是人类历史上很大的一个事情，一个人一辈子可能都不会碰到一次。那段时间，我在香港写了《东方之珠》，连词带曲，没记错的话，是1986年的9月到11月。
那时候想想，我还是决定做音乐。1987年4月，我给父母写了一封11页的信，当时他们很担心我做音乐，我说我还是喜欢做音乐，你们要相信我，不会让你们失望的。写了那封信之后，他们就不再担心我了。
纽约让我认识到artist（艺术家）的正常状态。香港让我认识到比较好的创作制度，香港有作词作曲人协会，各种制度，包括版税制度比较完善，创作的自由也比较有保障。
那时候香港的翻译歌还比较多，翻译了很多日本歌。我做的是中文原创歌，我总觉得中国人还是要创作中国人的歌曲。
人物周刊：如果不做音乐，你现在会是一个好医生吗？
罗大佑：不敢讲是好医生，但也是不坏的。我是那种集中精神之后就很难分神的人，但集中精神之后，我会给自己很大的压力。医生这个行业其实不是太快乐的，很严肃，我做音乐已经这么严肃了，再去做医生，肯定会给自己更大的压力。
人物周刊：那时学到的东西，现在还有用吗？
罗大佑：有用有用，我想整个医生的行业，都是在学习怎样面对生命、尊重生命。音乐也是这样。创作都要讲感情，感情是生命里最重要的东西。
医生看的生死比较多，可能会无情一点。医生是必须借着无情来表达他的有情，创作则是借着有情来表达生命的无情。
人物周刊：当时对于自己做音乐，有没有怀疑过？
罗大佑：当然有，我到现在还在怀疑，担心自己随时有可能下一首歌写不出来，一直都有这个担心。这个担心是对的，会让我把创作出来的每一首歌都当成是上天的恩赐。
人物周刊：后来，你在内地也生活过。
罗大佑：在北京和上海都住了一年多。北京是2002年3月初到SARS之后。最奇妙的是广州的演唱会，我是2月18日在广州开演唱会，正好过几天是中国国家队打巴西，也在天河体育场。那是SARS最厉害的时候，那天又是我爸爸过世5周年纪念日，这对我特别重要。演唱会之前，我在北京问了很多朋友，你们有没有听到消息，我从香港带了一些口罩，你们拿去用吧。
人物周刊：为什么会去北京生活呢？
罗大佑：去北京之前在台北。2000年，陈水扁上台后，我觉得台湾怪怪的，觉得李登辉出卖了连战让陈水扁赢了。台湾看起来很民主，但这种民主后面有一种很大的欺骗成分，有很多操作在里面。
我觉得蓝绿的斗争，根本就是民进党搞出来的，后来也证明了，这是一场像“文革”那样的，左派跟右派之间的斗争。这个人不是左的就是右的，没有中间路线，“反右”就是这样开始的。民进党把自己定义成绿色，像我这种无党无派的人，就把我弄成蓝的。我什么时候支持过国民党啊？我的歌都是在国民党时期被禁的，但就是被打成蓝色了。我感觉在台湾已经住不下去，就想去北京试试，找个四合院生活一下。
人物周刊：在北京的生活怎么样？
罗大佑：北京的生活还是不错的，但我觉得北京的官僚气氛太重了。北京好像每个人都有个亲戚在中南海做事情一样。现在回头看看，也蛮有趣的，这段时间是北京变化最大的时候，就这五六年，肯定是北京历史上变化最大的时期，不只是因为奥运。像建筑，这几年新建了好多，整个都市的样貌都变了。
人物周刊：你觉得这是好事吗？
罗大佑：有好有坏。为了跟世界接轨，这样是好的；为了把中国传统的官僚气瓦解掉，这也是好事；还有甩掉历史的包袱。中国背着很重的历史包袱，而北京的包袱肯定是最大的，北京要是不把这个包袱松绑的话，中国就很难轻松了。北京松绑了，也是中国的松绑。坏处是，我们和中国文化之间，会不会造成一个脱节，掉到科技的漩涡里。
人物周刊：文化的脱节会造成什么后果？
罗大佑：我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不会写中国字是很严重的，比西方人不会写ABC更严重。西方人只要认识26个字母，但中国字很多，象形文字嘛。你要是连象形文字都不会写，这个文化就很危险，就没有认同感了。我一直觉得认同感很重要的。日本的没落我相信跟这个国家的脱亚入欧有关系。日本到1980年代的时候，经济全世界第一，可是你看现在就不行了。虽然日本这个国家很干净，日本人做事情很有效率，可是你会觉得这个国家缺少了一个东西，少了一个根本，所以亚洲人都不喜欢日本，欧洲人也很奇怪，你日本人怎么会觉得自己是欧洲人呢？成了四不像了。所以说，人一定不能忘本。
人物周刊：你觉得对你这一代台湾人来说，你们的本是什么？
罗大佑：我觉得不管台湾人怎么样了，跟中国必定还是有关系的。就算是原住民，跟中国人在血缘上、地域上都是有关系的。你不能硬把它切开。在台湾做那些去中国化的事情，是很愚蠢的，你还是用筷子吃饭的嘛，除非你硬要训练所有人都用刀叉吃饭，但是这可能吗？
我觉得认同，不管是怎样的感觉，都是一种普世价值。人毕竟是情感的动物。我想我们认同的都是一种不具有大的破坏性的价值，一种有安全感的自由的价值，就像罗斯福讲的，人有免于恐惧的自由，这是人的权利。
人物周刊：你是不是有很深的不安全感？
罗大佑：1985年非洲饥荒的时候，要求支援非洲的，全部都是艺术家。你看艺术，讲的都是人心里面追求的love，人类的爱、和平共处，所以他们最反对的就是破坏者。破坏者就是战争、饥荒、疾病、政治迫害等等。
人物周刊：后来你又去了上海，你觉得上海怎么样？
罗大佑：我觉得在北京、上海、香港和台北4个城市里，最相同的两个是上海跟香港，所以会有一个银行叫香港上海汇丰银行嘛。（大笑）这两个城市太像了，汇聚了很多丰富的东西。大家都不啰嗦，追求利益，精打细算，然后，追求最update的一些东西，从fashion，到news，到information，到股市什么的，CNN最近播什么，YouTube里面最新流行的视频。大家都知道金钱的价值很重要，这是很现实的，金钱不是第一的，但永远都是最重要的。
人物周刊：你不断地换地方生活，是为了体验，还是为了寻找一个对你来说比较有安定感的地方？
罗大佑：可能也是一种好奇心吧。1997之后，内地在很多方面帮到香港，同时香港也带给内地一些新的东西。短短10年之间，那种全球化的速度，让人感觉中国并没有在世界之外。这十几年里中国的变化，比从1997追溯到1901年的变化都大，从这里就可以看出，香港这个窗口是多么厉害。
还有广州，广州以前是扮演香港现在的地位。我去每个地方做演唱会之前，都会做一些study。我发现，广州有全中国第一个做枪炮的实验室，近代以来，很多最先进、最革命性的东西都是从这里开始。所以说，广州的开放要比上海悠久，上海开埠大概就两百年时间，广州大概600年前就开始了。我发现一些英文词汇的引进，是从粤语开始的，像我们把英语的John叫做约翰，用广州话来读，就很接近英语的发音，用国语的发音不像的。用国语将Peter读成彼得，Paul读成保罗，Mary读成玛丽，都是这样的。
人物周刊：八九十年代的时候，你经常提到新世纪，现在新世纪第一个10年已经快过去了，觉得新世纪有什么不同？
罗大佑：新世纪来势汹汹，来势汹汹啊。我觉得新世纪最不同的，是科技的泛滥。从1990年代，开始感觉到电脑的厉害，到21世纪，电脑更厉害，IT的普遍性更可怕，网络的普遍性更可怕，从google一直到YouTube再到facebook，越来越多，很多东西变得越来越空。
我觉得现在人类好像已经到了这样一种情况，就是共识会越来越多。所有的媒介和科技都在改变人的观感。以前查一个资料，要辛辛苦苦打很多电话，上图书馆才能查到，现在上网一输入关键词，哗啦啦都是信息，到了你看不完的地步。这不只是一个人的问题，是所有人的问题，我们都面临一个太多的问题，而不是太少的问题，这很可怕。这是第一个共识。第二个共识，每个人都觉得钱不够，但是又没有大问题出现。虽然金融危机来势汹汹，但媒体和科技的发达，快速有效地警告了所有人，大家也很有准备地慢慢调到相应的水准，不会像以前一样，一下子就跳楼的，一下子就把自己搞得乱七八糟的。
现在看起来，姓“社”的想姓“资”，姓“资”的想姓“社”，美国现在就是特别想姓“社”的感觉嘛。这好像跟当初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特别吻合，很和谐嘛。所以说，现在在香港待得挺好的，香港不就是一个姓“资”又姓“社”的地方嘛，所以我们在这里都很幸福，很合乎世界潮流。（大笑）
人物周刊：你好像对科技的东西比较警惕。
罗大佑：我很小心科技，因为我做过香港第一个48轨录音室，我知道科技的力量大到什么地步，比如说速度越快的车，产生的车祸就越可怕。越是高科技的东西，出问题的时候，越严重。这种东西一定要小心。音乐方面，MIDI太强大了，很可怕。还是得回到人自身。
人物周刊：你有点反现代化吗？
罗大佑：我不是反现代化，我觉得现代化的东西要接触，知道什么是现代化之后，就要回来，去寻找人跟科技之间的平衡。人跟科技跟大自然跟这个世界，要永远处在一种平衡的状态里。
人物周刊：你是客家人，这样四处跑，跟你的客家人身份好像比较相符。
罗大佑：血缘大概是有点关系的，我父亲也是一样，从台北跑到苗栗又跑到高雄。
人物周刊：你的《昨日遗书》里有这样一句话，“小时候，全家人都不善于向彼此表达感情”，这对你有影响吗？
罗大佑：可能有影响。在现实生活中不太会表达，就要放到音乐里来表达。
人物周刊：你父亲的去世对你打击很大？
罗大佑：很大，非常大。不过另外一方面讲，我父亲去世后，我就变得越来越自己了，重新开始扮演自己。
人物周刊：你在《锵锵三人行》里说的第二人生，就是这个概念？
罗大佑：对对对，就从那个时候开始。
人物周刊：第二人生是怎样的概念？
罗大佑：一般人来讲，从父母生你，到走进社会，到有了自己的家庭，第二人生就是有了小孩以后。但是我没有小孩子，我现在是想生个小孩子，以前觉得会束缚自己，可能是现在年纪大了。自从父亲过世以后，觉得好像是他的生命延续到我的生命里，我也想把我的生命再循环下去。
人物周刊 ：《昨日遗书》里也说到母亲，“上学第一天在教室从头哭到尾，因为妈妈不见了”，“更想回到她的体内”，这算是一种恋母情结吧？
罗大佑：这个东西每个人身上都有的。你从生下来，一直到上学，都是妈妈在照顾，突然到了一个群居的地方叫学校，旁边都是你没看过的人，有个新的人叫老师，这个角色一时还没办法接受，哭了好几天。
人物周刊：后来你母亲中风了。
罗大佑：是的，在纽约中风。脑血管里有一个动脉瘤，破掉了。她有高血压，特别容易破掉。我哥我姐我姐夫都是医生，破掉之后他们还不知道，没留意到是中风，因为她还有青光眼，以为是这个问题，都反对开刀，就我一个人赞成，因为在纽约这样的大城市，开刀是没问题的，最好的医生都在这里。到了医院，医生说，怎么现在才来开刀，说的话跟我一模一样。我的专业知识终于用上一次。（笑）
人物周刊：20年前你选择了做音乐不做医生，现在觉得这个选择有什么得失？
罗大佑：当然有得有失。失去的可能是一份很稳定的工作和生活，但是，我到现在都过得不错，这是相反的一种生活，一种比较漂泊的日子。过去这10年，我至少搬过10次家，搬家对我来说是很平常的事。
中世纪有一种吟游诗人，到处唱歌，到处跑一跑看一看，到一个小镇住一段时间，写一些歌，看一些不一样的人、不一样的风土人情。我到现在多多少少还保留着一点吟游诗人的感觉。在21世纪还能过这种生活，我觉得蛮难得、蛮奢侈的。缺钱的时候就出来唱一唱，赚一点钱，写一些歌，做一点电影配乐。政治人物像陈水扁那样的，看着不爽就骂一骂，好像也不错的。
人物周刊：你在自己的音乐和书里，一直说到“家”，它既是你要逃离的地方，又是你要回归的方向。现在，你想得更多的是逃离还是回归？
罗大佑：现在是想回归比较多，到了一定年纪了。我是巨蟹座的，巨蟹是比较内向的，总喜欢在家里东弄西弄，把家布置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人物周刊：现在的状态还不错吧？
罗大佑：还OK啦，我觉得生活只要保持一种OK的状态就行。可能也跟没有小孩子有关系，有小孩状态就不一样。我后来发现，有小孩的家庭和没小孩的家庭，差别是蛮多的，因为你的生活重点会不一样。我要搬家的话，随时都可以走，没什么顾虑。很多父母要搬家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小孩的教育环境问题。
人物周刊：那你还是想要小孩？
罗大佑：我有点想耶，我也想改变一下生活嘛。
人物周刊：想过再成立一个家吗？
罗大佑：这里就是我的家嘛，自己在哪里，哪里就是家。但我随时都会搬出去。至于要去哪里，跟整个中国的变化有关系。我还是想到处看看，发生了什么。中国现在变得蛮厉害的，这种改变比起20年前的那种改变，差别是很大的。
人物周刊：做乐队这个想法怎么来的？
罗大佑：最早的想法从前年、大前年就开始，一直在想要起什么名字，哪些人来合作，其实也跑不了这几个人。
人物周刊：纵贯线成立的原因，有两个非官方说法：一个是“救市说”，为滚石的唱片市场救市；一个是“救命说”，要感动陈淑桦走出自闭。
罗大佑：淑桦现在是在比较封闭的状态里，我们想能不能给朋友一些帮助，做一些事情。4个男人加一个女的，我们可以写一些歌，我想等到我们4个弄得比较成熟一点再找她可能会好一点。
人物周刊 ：纵贯线成立的时候，你们说，“要搞非常之建设，先搞非常之破坏。”这个破坏怎么理解？
罗大佑：当初写这个有点耸动了，有点故意要引起注意才写的。现在不必去搞破坏了，整个环境已经被破坏成这个样子了，我们要赶快去修复一些东西。（笑）假如在2009年，有一首像《明天会更好》那样，可以激发大家士气的歌曲出来，也不错啊。虽然我很不喜欢《明天会更好》这首歌，但假如有一首不同风格、能起到同样作用的歌，我觉得是很好的事情。
人物周刊：之前有个说法，说这个乐队成立1年就要解散。如果市场反应特别好，有没有可能继续做下去？
罗大佑：1年应该是差不多的，我觉得不要再延续下去。可以用其他的形式，各自做自己的，因为我还有音乐剧要做，我现在一直在写音乐剧。
人物周刊：写什么样的音乐剧？
罗大佑：跟下一代会有关系，跟儿童会有关系。
人物周刊：另一个《未来的主人翁》？
罗大佑：类似于这样的，但是比较喜剧式的，跟这一代、下一代之间的那种错综复杂的爱情啊、婚姻啊、教育啊都有关系。
人物周刊：有没有想过做完音乐剧之后，或者说到了某一天不做音乐了，你会做些什么？
罗大佑：我想音乐还是我终生的职业，因为跟音乐有关系的东西太多了。科技的发达使每一种行业都连结在一起，但还是要跟音乐有关系，没有音乐会觉得怪怪的。我现在就在帮杜琪峰的一个电影《复仇》做配乐，一个法国投资的电影。这些行业都是分不开的。
我觉得在这个时代，这个环境下，你在本行做得好，也可以在其他行业做下去，不用担心失业的问题，只怕你没有专业的技能。
人物周刊：你会不会害怕被遗忘？
罗大佑：还好。我一直觉得我是处在被遗忘的边缘状态。从《恋曲2000》到《美丽岛》，差不多10年时间，不也是半被遗忘的状态嘛。
人物周刊：很多艺人害怕这种感觉。
罗大佑：我不怕，尤其我是以创作为主的，自己把自己看得比较幕后一点，干扰少一点，比较适合观察。我是那种死掉之后，只要我的歌还能流传，不用记得我是谁都没有关系的。只要歌还在就好。
人物周刊：《昨日遗书》这个书名，好像是要跟过去告别。
罗大佑：人生对我来讲，一直都是一个个的阶段，你到了一个阶段之后，就会觉得是跟上一个阶段告别。写那本书是在1987年刚到香港的时候，那时是在跟离开台北的那个罗大佑告别。当然不可能完全告别过去，只是希望更清楚地活出一个新的未来，在新的环境里做一些新的事情。时代也在改变。从1980年代到1989年，到1997年，到2000年，到美国的“9·11”，到SARS，一个演唱会又一个演唱会，一个都市然后又是一个都市，都不一样。风景在走，人也在往前走。或者空间没动，可人都过去了，永远过去。
人物周刊：等到哪一天真的要告别的时候，你希望墓志铭上刻些什么？
罗大佑：我想过这个事情，以音符来表达生命的人的下葬地，大概是这样。我是用音符来表达我对生命的观点的，我所有的情感和观点都在音符里。
人物周刊：先求证一个问题。2001年，在新浪网和网友访谈的时候，你说“我大概会写到2008到2010年左右”，按照这个说法，现在时间快到了。
罗大佑：那时候看起来，写到2010年是差不多了，没料到金融海啸会来，这个事情可能让我再延续一下。我们在弄纵贯线的时候，根本就没想过这个问题。去年5月10号，乐队开第一次记者会，那时候我在台北，隔两天四川就大地震了，这也是没想到的。
突然之间，很多事情要去handle（应对），很多题材可以写。去年发生太多事情了，雷曼兄弟的破产变成一个全世界的问题，听说全世界的财产从60兆美金跌了一半，这个财产是把股市、楼市、GDP和所有储蓄都算进去的。你看前几天的新闻，赌王的身家就缩水了9成。
人类的共识从来没有达到一致，但这次，所有的人类，从欧洲到美洲到亚洲，大家都认同这个经济危机是前所未有的，这样的话可能大家会团结一点。
人物周刊：萧条时期通常也蕴藏着很多机会，你们纵贯线现在有没有相关的题材？
罗大佑：我觉得《亡命之徒》里，多多少少有点这个影子。那首歌是阿岳（张震岳）的想法，他是从电影里去找感觉，从一个杀人犯要和自己的女朋友分别的角度去写。讨论的时候，李宗盛觉得可以发展下去，我就说，每个人都可以是亡命之徒啊，每个人一辈子总有个时间是像亡命之徒一样地生活。取得这样的共识后，我们觉得可以从每个人的角度去找一个亡命之徒。
人物周刊：看了春晚你们的演出，《亡命之徒》只剩下最后一段，还改名为《出发》。
罗大佑：对对对，歌词改得比较健康一点。
人物周刊：这背后是怎样一个过程？
罗大佑：也没什么，上春晚嘛，就是一个预告。从4月18日的北京开始，接下来会有一系列的演唱会，这个时候做做宣传也不错。春晚你是知道的，是给没有新意的人看的，所以我们也按照上级的指示，哪里不能做就不做。阿岳有一首《爱的初体验》，讲到“是不是我的十八岁”，现场把歌词打出来，我说我们唱成八十岁好不好，那边就说不行，一定要唱十八岁，歌词怎么打就得怎么唱，一板一眼，完全不能有失控的感觉。这蛮有趣的。
人物周刊：现在回过头，怎么看台北？
罗大佑：我现在反而最不会形容台北了，一个人一辈子最不会形容的大概就是自己的家乡，自己出生的地方。
人物周刊：你现在把台北当作自己的家了？
罗大佑：还是有点犹豫。不过现在好多了，自从去年5月，马英九上台之后，就好很多了。陈水扁吓死人了，前所未有的吓死人。
人物周刊：他们一家这几个月占据了很多报纸的版面。
罗大佑：你看这个人，在总统府里搞成这样，在监狱里还能搞成这样。（边摇头边笑）
人物周刊：你现在还是在关注那边的新闻吧？
罗大佑：重要的新闻都会关注。比如说台湾的经济，很多人都说，哎呀，马英九没什么希望，做不了太好。我觉得陈水扁搞了那么大一个烂摊子，其实李登辉的后期已经很糟糕了。马英九一上来就碰到全球性的金融海啸，蓝绿的对立还是很紧张，所以我觉得，还是要给他多一点时间。奥巴马当选之后的演讲说了，金融海啸可能不只一年，甚至不只在总统的一个任期之内就能结束。你想要马英九怎么样嘛。
人物周刊：很多人觉得马英九上台，会让两岸关系往好的方向走，你怎么观察？
罗大佑：我觉得两岸应该往自然的方向走，不要硬是把关系搞得太僵了。我比较赞成两岸慢慢地、自然地走到一起来，不要太牵强地统一，就像香港和大陆，你要太快也是不可能，麻烦事会一大堆，两边本来就很不一样的。
所以，我又说到金融危机可能是个好事情：当人类发现每个人都那么危险的时候，惟一的办法就是大家要彼此信任，每个人都要更努力。人是我们惟一可以相信的共同体，难道你要相信空气吗？相信海水吗？相信动物吗？我觉得每个人在危机里都只能够相信其他人，所以会更团结。
我是乐观的。现在大家经济都不好，都需要共同度过这个难关，政府和银行系统的前所未有的合作也是希望把这个难关解决掉，这些都是空前未有的。温家宝这次去欧洲，应该就是谈论金融这方面的事情。
人物周刊：你对时事的关注挺多的。
罗大佑：这个很重要嘛，亚洲、欧洲、美洲现在是鼎立的，就像中国小说里讲的三国时代，亚洲现在变成了美洲跟欧洲之间的协调者，大国崛起就是这样，我觉得现在怎么去扮演一个好的协调者，去帮助另外两个洲，这是好的事情。中国这个名字，本来就有一个“中”嘛，有点中庸的、中间人的味道。
人物周刊：可是，中国人也经常相互埋怨对方，要么太左要么太右，就是不够中。
罗大佑：你要反过来想，你批评我太左或者太右，其实你是想中的，才会注意到我是不是太左或者太右。中国人是想中而不得其门而入啊。其实中国人是一个蛮矛盾的民族。我觉得归于自然是比较符合中国人的哲学观，像老庄哲学就是，从中国的音乐里可以听出来，从国画里也可以看出来。
人物周刊：当时你离开台湾去纽约，主要是政治方面的原因？
罗大佑：从《明天会更好》那首歌就开始了，那首歌基本上就是被政治操作出来的。当时，党外的人批评我被国民党利用，批评我变节跑过去帮国民党；国民党的人又觉得，我写出这样的歌不伦不类。两边都不是人。
人物周刊：那时有一个逃避的心理？
罗大佑：当然有，我觉得在台湾已经没有地方可以容下我，完全被排斥在这个社会之外，这样很辛苦的。
人物周刊：到了纽约，可能意味着从零开始。
罗大佑：对对对，归零就对了。英语有一句话是“When you are nothing to lose，you win”，你什么都没得可输的话，你就赢了。如果还在意我是罗大佑、在意那么多掌声的话，你就会损失很多。什么都不需要，你就活得理直气壮了嘛。
人物周刊：你在纽约的生活怎么样？
罗大佑：我跑到最乱的、一般来讲中国人都不敢去的地方去住。
人物周刊：为什么？
罗大佑：我觉得这样才踏实，敢在台上唱歌的人，就应该敢到那么危险的地方去住。
人物周刊：站在台上很危险吗？
罗大佑：很多人忽略了，其实舞台蛮危险的。我说的舞台不是一般人讲的舞台，而是一个focus。比如在媒体上，你是所有人注意到的focus，你讲的话可能会被人断章取义，那是很危险的。像狗仔队那样的拍照，你交个女朋友、去夜店之类，都要偷偷摸摸。公众人物都会面对同样的问题，都是危险的。
搭得不好的话，演出的舞台也是危险的。华健就碰到过，舞台搭得不好，从上面掉下去，全身都是血。
人物周刊：现在回头看纽约，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
罗大佑：纽约肯定是全世界最深的一个都市，最大的一个人类原始丛林，它有全人类最好的和最坏的东西，最大的罪恶和最好的人性都在里面。
人物周刊：在纽约的时候都做些什么？
罗大佑：我那时候去考医生执照。临床医学考过了，基础医学还没考。基础医学要念很多书，药理、解剖，一大堆。那时候本来想放弃音乐的，后来跟各种人接触多了，觉得搞艺术还是很好，比较踏实，是我自己喜欢的。
人物周刊：那边的艺术家是怎样的生活状态？
罗大佑：他们会自己做木工活，比如我说我的窗户坏了，帮我修一下，他们就带着整套工具过来，很专业的样子。纽约的那种氛围很好，艺术家之间会互相支持。你要开一个party，我一定会到。中国没有那样的氛围。
华人世界的艺术家，相互的支持不够。你看中国人要搞一个band （乐队），特别难。像我们纵贯线，都是有十几二十年音乐经验的人，知道团结很重要，我们知道，阿岳可以打鼓，大佑会弹keyboard（键盘），李宗盛在弄那个木吉他，华健虽然电吉他弹得不好可是很喜欢这个工作，所以乐队很快就能上手。
最重要的是帮助对方把这个空间开拓出来，支持你就是支持我自己。大家都需要这个天空，这个天空是我们共同的天空，当我们把这个天空创造出来后，它就是人民的天空，是所有人的。
我觉得华人世界有一点比较奇怪，好像崔健做到No.1，我就要打倒崔健。这个概念是有问题的。你为什么要打倒崔健呢？你走另外一条路不就得了？很奇怪。罗大佑走了这条路，你就不能走一条非罗大佑的路吗？你干嘛要做另外一个罗大佑呢？为什么要做另外一个罗大佑来打倒罗大佑呢？不值得嘛。
人物周刊：从纽约来到香港，从西方回到东方，会不会有不适应？
罗大佑：还好啦，都是资本主义，在这个社会上谁也不管谁。不过，毕竟还是中国人的地方，创作上你大胆一点，就会有朋友说，小心点，不要拖我们下水啊，别累到街坊了。如果你太大胆，就没朋友了。在纽约，创作上是谁也不管谁。
人物周刊：当时为什么要来香港？
罗大佑：1986年，我从纽约来香港，担任一个音乐比赛的嘉宾。我发现香港正在面临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一个事情叫“七一”，我觉得这是人类历史上很大的一个事情，一个人一辈子可能都不会碰到一次。那段时间，我在香港写了《东方之珠》，连词带曲，没记错的话，是1986年的9月到11月。
那时候想想，我还是决定做音乐。1987年4月，我给父母写了一封11页的信，当时他们很担心我做音乐，我说我还是喜欢做音乐，你们要相信我，不会让你们失望的。写了那封信之后，他们就不再担心我了。
纽约让我认识到artist（艺术家）的正常状态。香港让我认识到比较好的创作制度，香港有作词作曲人协会，各种制度，包括版税制度比较完善，创作的自由也比较有保障。
那时候香港的翻译歌还比较多，翻译了很多日本歌。我做的是中文原创歌，我总觉得中国人还是要创作中国人的歌曲。
人物周刊：如果不做音乐，你现在会是一个好医生吗？
罗大佑：不敢讲是好医生，但也是不坏的。我是那种集中精神之后就很难分神的人，但集中精神之后，我会给自己很大的压力。医生这个行业其实不是太快乐的，很严肃，我做音乐已经这么严肃了，再去做医生，肯定会给自己更大的压力。
人物周刊：那时学到的东西，现在还有用吗？
罗大佑：有用有用，我想整个医生的行业，都是在学习怎样面对生命、尊重生命。音乐也是这样。创作都要讲感情，感情是生命里最重要的东西。
医生看的生死比较多，可能会无情一点。医生是必须借着无情来表达他的有情，创作则是借着有情来表达生命的无情。
人物周刊：当时对于自己做音乐，有没有怀疑过？
罗大佑：当然有，我到现在还在怀疑，担心自己随时有可能下一首歌写不出来，一直都有这个担心。这个担心是对的，会让我把创作出来的每一首歌都当成是上天的恩赐。
人物周刊：后来，你在内地也生活过。
罗大佑：在北京和上海都住了一年多。北京是2002年3月初到SARS之后。最奇妙的是广州的演唱会，我是2月18日在广州开演唱会，正好过几天是中国国家队打巴西，也在天河体育场。那是SARS最厉害的时候，那天又是我爸爸过世5周年纪念日，这对我特别重要。演唱会之前，我在北京问了很多朋友，你们有没有听到消息，我从香港带了一些口罩，你们拿去用吧。
人物周刊：为什么会去北京生活呢？
罗大佑：去北京之前在台北。2000年，陈水扁上台后，我觉得台湾怪怪的，觉得李登辉出卖了连战让陈水扁赢了。台湾看起来很民主，但这种民主后面有一种很大的欺骗成分，有很多操作在里面。
我觉得蓝绿的斗争，根本就是民进党搞出来的，后来也证明了，这是一场像“文革”那样的，左派跟右派之间的斗争。这个人不是左的就是右的，没有中间路线，“反右”就是这样开始的。民进党把自己定义成绿色，像我这种无党无派的人，就把我弄成蓝的。我什么时候支持过国民党啊？我的歌都是在国民党时期被禁的，但就是被打成蓝色了。我感觉在台湾已经住不下去，就想去北京试试，找个四合院生活一下。
人物周刊：在北京的生活怎么样？
罗大佑：北京的生活还是不错的，但我觉得北京的官僚气氛太重了。北京好像每个人都有个亲戚在中南海做事情一样。现在回头看看，也蛮有趣的，这段时间是北京变化最大的时候，就这五六年，肯定是北京历史上变化最大的时期，不只是因为奥运。像建筑，这几年新建了好多，整个都市的样貌都变了。
人物周刊：你觉得这是好事吗？
罗大佑：有好有坏。为了跟世界接轨，这样是好的；为了把中国传统的官僚气瓦解掉，这也是好事；还有甩掉历史的包袱。中国背着很重的历史包袱，而北京的包袱肯定是最大的，北京要是不把这个包袱松绑的话，中国就很难轻松了。北京松绑了，也是中国的松绑。坏处是，我们和中国文化之间，会不会造成一个脱节，掉到科技的漩涡里。
人物周刊：文化的脱节会造成什么后果？
罗大佑：我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不会写中国字是很严重的，比西方人不会写ABC更严重。西方人只要认识26个字母，但中国字很多，象形文字嘛。你要是连象形文字都不会写，这个文化就很危险，就没有认同感了。我一直觉得认同感很重要的。日本的没落我相信跟这个国家的脱亚入欧有关系。日本到1980年代的时候，经济全世界第一，可是你看现在就不行了。虽然日本这个国家很干净，日本人做事情很有效率，可是你会觉得这个国家缺少了一个东西，少了一个根本，所以亚洲人都不喜欢日本，欧洲人也很奇怪，你日本人怎么会觉得自己是欧洲人呢？成了四不像了。所以说，人一定不能忘本。
人物周刊：你觉得对你这一代台湾人来说，你们的本是什么？
罗大佑：我觉得不管台湾人怎么样了，跟中国必定还是有关系的。就算是原住民，跟中国人在血缘上、地域上都是有关系的。你不能硬把它切开。在台湾做那些去中国化的事情，是很愚蠢的，你还是用筷子吃饭的嘛，除非你硬要训练所有人都用刀叉吃饭，但是这可能吗？
我觉得认同，不管是怎样的感觉，都是一种普世价值。人毕竟是情感的动物。我想我们认同的都是一种不具有大的破坏性的价值，一种有安全感的自由的价值，就像罗斯福讲的，人有免于恐惧的自由，这是人的权利。
人物周刊：你是不是有很深的不安全感？
罗大佑：1985年非洲饥荒的时候，要求支援非洲的，全部都是艺术家。你看艺术，讲的都是人心里面追求的love，人类的爱、和平共处，所以他们最反对的就是破坏者。破坏者就是战争、饥荒、疾病、政治迫害等等。
人物周刊：后来你又去了上海，你觉得上海怎么样？
罗大佑：我觉得在北京、上海、香港和台北4个城市里，最相同的两个是上海跟香港，所以会有一个银行叫香港上海汇丰银行嘛。（大笑）这两个城市太像了，汇聚了很多丰富的东西。大家都不啰嗦，追求利益，精打细算，然后，追求最update的一些东西，从fashion，到news，到information，到股市什么的，CNN最近播什么，YouTube里面最新流行的视频。大家都知道金钱的价值很重要，这是很现实的，金钱不是第一的，但永远都是最重要的。
人物周刊：你不断地换地方生活，是为了体验，还是为了寻找一个对你来说比较有安定感的地方？
罗大佑：可能也是一种好奇心吧。1997之后，内地在很多方面帮到香港，同时香港也带给内地一些新的东西。短短10年之间，那种全球化的速度，让人感觉中国并没有在世界之外。这十几年里中国的变化，比从1997追溯到1901年的变化都大，从这里就可以看出，香港这个窗口是多么厉害。
还有广州，广州以前是扮演香港现在的地位。我去每个地方做演唱会之前，都会做一些study。我发现，广州有全中国第一个做枪炮的实验室，近代以来，很多最先进、最革命性的东西都是从这里开始。所以说，广州的开放要比上海悠久，上海开埠大概就两百年时间，广州大概600年前就开始了。我发现一些英文词汇的引进，是从粤语开始的，像我们把英语的John叫做约翰，用广州话来读，就很接近英语的发音，用国语的发音不像的。用国语将Peter读成彼得，Paul读成保罗，Mary读成玛丽，都是这样的。
人物周刊：八九十年代的时候，你经常提到新世纪，现在新世纪第一个10年已经快过去了，觉得新世纪有什么不同？
罗大佑：新世纪来势汹汹，来势汹汹啊。我觉得新世纪最不同的，是科技的泛滥。从1990年代，开始感觉到电脑的厉害，到21世纪，电脑更厉害，IT的普遍性更可怕，网络的普遍性更可怕，从google一直到YouTube再到facebook，越来越多，很多东西变得越来越空。
我觉得现在人类好像已经到了这样一种情况，就是共识会越来越多。所有的媒介和科技都在改变人的观感。以前查一个资料，要辛辛苦苦打很多电话，上图书馆才能查到，现在上网一输入关键词，哗啦啦都是信息，到了你看不完的地步。这不只是一个人的问题，是所有人的问题，我们都面临一个太多的问题，而不是太少的问题，这很可怕。这是第一个共识。第二个共识，每个人都觉得钱不够，但是又没有大问题出现。虽然金融危机来势汹汹，但媒体和科技的发达，快速有效地警告了所有人，大家也很有准备地慢慢调到相应的水准，不会像以前一样，一下子就跳楼的，一下子就把自己搞得乱七八糟的。
现在看起来，姓“社”的想姓“资”，姓“资”的想姓“社”，美国现在就是特别想姓“社”的感觉嘛。这好像跟当初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特别吻合，很和谐嘛。所以说，现在在香港待得挺好的，香港不就是一个姓“资”又姓“社”的地方嘛，所以我们在这里都很幸福，很合乎世界潮流。（大笑）
人物周刊：你好像对科技的东西比较警惕。
罗大佑：我很小心科技，因为我做过香港第一个48轨录音室，我知道科技的力量大到什么地步，比如说速度越快的车，产生的车祸就越可怕。越是高科技的东西，出问题的时候，越严重。这种东西一定要小心。音乐方面，MIDI太强大了，很可怕。还是得回到人自身。
人物周刊：你有点反现代化吗？
罗大佑：我不是反现代化，我觉得现代化的东西要接触，知道什么是现代化之后，就要回来，去寻找人跟科技之间的平衡。人跟科技跟大自然跟这个世界，要永远处在一种平衡的状态里。
人物周刊：你是客家人，这样四处跑，跟你的客家人身份好像比较相符。
罗大佑：血缘大概是有点关系的，我父亲也是一样，从台北跑到苗栗又跑到高雄。
人物周刊：你的《昨日遗书》里有这样一句话，“小时候，全家人都不善于向彼此表达感情”，这对你有影响吗？
罗大佑：可能有影响。在现实生活中不太会表达，就要放到音乐里来表达。
人物周刊：你父亲的去世对你打击很大？
罗大佑：很大，非常大。不过另外一方面讲，我父亲去世后，我就变得越来越自己了，重新开始扮演自己。
人物周刊：你在《锵锵三人行》里说的第二人生，就是这个概念？
罗大佑：对对对，就从那个时候开始。
人物周刊：第二人生是怎样的概念？
罗大佑：一般人来讲，从父母生你，到走进社会，到有了自己的家庭，第二人生就是有了小孩以后。但是我没有小孩子，我现在是想生个小孩子，以前觉得会束缚自己，可能是现在年纪大了。自从父亲过世以后，觉得好像是他的生命延续到我的生命里，我也想把我的生命再循环下去。
人物周刊 ：《昨日遗书》里也说到母亲，“上学第一天在教室从头哭到尾，因为妈妈不见了”，“更想回到她的体内”，这算是一种恋母情结吧？
罗大佑：这个东西每个人身上都有的。你从生下来，一直到上学，都是妈妈在照顾，突然到了一个群居的地方叫学校，旁边都是你没看过的人，有个新的人叫老师，这个角色一时还没办法接受，哭了好几天。
人物周刊：后来你母亲中风了。
罗大佑：是的，在纽约中风。脑血管里有一个动脉瘤，破掉了。她有高血压，特别容易破掉。我哥我姐我姐夫都是医生，破掉之后他们还不知道，没留意到是中风，因为她还有青光眼，以为是这个问题，都反对开刀，就我一个人赞成，因为在纽约这样的大城市，开刀是没问题的，最好的医生都在这里。到了医院，医生说，怎么现在才来开刀，说的话跟我一模一样。我的专业知识终于用上一次。（笑）
人物周刊：20年前你选择了做音乐不做医生，现在觉得这个选择有什么得失？
罗大佑：当然有得有失。失去的可能是一份很稳定的工作和生活，但是，我到现在都过得不错，这是相反的一种生活，一种比较漂泊的日子。过去这10年，我至少搬过10次家，搬家对我来说是很平常的事。
中世纪有一种吟游诗人，到处唱歌，到处跑一跑看一看，到一个小镇住一段时间，写一些歌，看一些不一样的人、不一样的风土人情。我到现在多多少少还保留着一点吟游诗人的感觉。在21世纪还能过这种生活，我觉得蛮难得、蛮奢侈的。缺钱的时候就出来唱一唱，赚一点钱，写一些歌，做一点电影配乐。政治人物像陈水扁那样的，看着不爽就骂一骂，好像也不错的。
人物周刊：你在自己的音乐和书里，一直说到“家”，它既是你要逃离的地方，又是你要回归的方向。现在，你想得更多的是逃离还是回归？
罗大佑：现在是想回归比较多，到了一定年纪了。我是巨蟹座的，巨蟹是比较内向的，总喜欢在家里东弄西弄，把家布置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人物周刊：现在的状态还不错吧？
罗大佑：还OK啦，我觉得生活只要保持一种OK的状态就行。可能也跟没有小孩子有关系，有小孩状态就不一样。我后来发现，有小孩的家庭和没小孩的家庭，差别是蛮多的，因为你的生活重点会不一样。我要搬家的话，随时都可以走，没什么顾虑。很多父母要搬家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小孩的教育环境问题。
人物周刊：那你还是想要小孩？
罗大佑：我有点想耶，我也想改变一下生活嘛。
人物周刊：想过再成立一个家吗？
罗大佑：这里就是我的家嘛，自己在哪里，哪里就是家。但我随时都会搬出去。至于要去哪里，跟整个中国的变化有关系。我还是想到处看看，发生了什么。中国现在变得蛮厉害的，这种改变比起20年前的那种改变，差别是很大的。
人物周刊：做乐队这个想法怎么来的？
罗大佑：最早的想法从前年、大前年就开始，一直在想要起什么名字，哪些人来合作，其实也跑不了这几个人。
人物周刊：纵贯线成立的原因，有两个非官方说法：一个是“救市说”，为滚石的唱片市场救市；一个是“救命说”，要感动陈淑桦走出自闭。
罗大佑：淑桦现在是在比较封闭的状态里，我们想能不能给朋友一些帮助，做一些事情。4个男人加一个女的，我们可以写一些歌，我想等到我们4个弄得比较成熟一点再找她可能会好一点。
人物周刊 ：纵贯线成立的时候，你们说，“要搞非常之建设，先搞非常之破坏。”这个破坏怎么理解？
罗大佑：当初写这个有点耸动了，有点故意要引起注意才写的。现在不必去搞破坏了，整个环境已经被破坏成这个样子了，我们要赶快去修复一些东西。（笑）假如在2009年，有一首像《明天会更好》那样，可以激发大家士气的歌曲出来，也不错啊。虽然我很不喜欢《明天会更好》这首歌，但假如有一首不同风格、能起到同样作用的歌，我觉得是很好的事情。
人物周刊：之前有个说法，说这个乐队成立1年就要解散。如果市场反应特别好，有没有可能继续做下去？
罗大佑：1年应该是差不多的，我觉得不要再延续下去。可以用其他的形式，各自做自己的，因为我还有音乐剧要做，我现在一直在写音乐剧。
人物周刊：写什么样的音乐剧？
罗大佑：跟下一代会有关系，跟儿童会有关系。
人物周刊：另一个《未来的主人翁》？
罗大佑：类似于这样的，但是比较喜剧式的，跟这一代、下一代之间的那种错综复杂的爱情啊、婚姻啊、教育啊都有关系。
人物周刊：有没有想过做完音乐剧之后，或者说到了某一天不做音乐了，你会做些什么？
罗大佑：我想音乐还是我终生的职业，因为跟音乐有关系的东西太多了。科技的发达使每一种行业都连结在一起，但还是要跟音乐有关系，没有音乐会觉得怪怪的。我现在就在帮杜琪峰的一个电影《复仇》做配乐，一个法国投资的电影。这些行业都是分不开的。
我觉得在这个时代，这个环境下，你在本行做得好，也可以在其他行业做下去，不用担心失业的问题，只怕你没有专业的技能。
人物周刊：你会不会害怕被遗忘？
罗大佑：还好。我一直觉得我是处在被遗忘的边缘状态。从《恋曲2000》到《美丽岛》，差不多10年时间，不也是半被遗忘的状态嘛。
人物周刊：很多艺人害怕这种感觉。
罗大佑：我不怕，尤其我是以创作为主的，自己把自己看得比较幕后一点，干扰少一点，比较适合观察。我是那种死掉之后，只要我的歌还能流传，不用记得我是谁都没有关系的。只要歌还在就好。
人物周刊：《昨日遗书》这个书名，好像是要跟过去告别。
罗大佑：人生对我来讲，一直都是一个个的阶段，你到了一个阶段之后，就会觉得是跟上一个阶段告别。写那本书是在1987年刚到香港的时候，那时是在跟离开台北的那个罗大佑告别。当然不可能完全告别过去，只是希望更清楚地活出一个新的未来，在新的环境里做一些新的事情。时代也在改变。从1980年代到1989年，到1997年，到2000年，到美国的“9·11”，到SARS，一个演唱会又一个演唱会，一个都市然后又是一个都市，都不一样。风景在走，人也在往前走。或者空间没动，可人都过去了，永远过去。
人物周刊：等到哪一天真的要告别的时候，你希望墓志铭上刻些什么？
罗大佑：我想过这个事情，以音符来表达生命的人的下葬地，大概是这样。我是用音符来表达我对生命的观点的，我所有的情感和观点都在音符里。
2009年3月24日
许知远 傻瓜，这不是经济问题
在一九九二年的总统选举中，比尔·克林顿提出了「傻瓜，这是经济问题」。
这句口号戏剧性的改变了选举结果，经验丰富、打赢了海湾战争、外交政策上大获全胜的乔治·布殊，充满遗憾的落选了。一次经济衰退正席卷美国，而这正是在布殊任内。
这像是全球政治的转捩点。那个外交行动、地缘政治主导的冷战年代过去了，人们不再担心冷战、核问题，就业、物价、储蓄、住宅，这些经济因素决定公众情绪，也决定政治议程。克林顿战胜布殊的那一年，也是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的年份。被天安门事件中断的改革，以另一种方式重启。政治上的改革被终止，但经济上的改革要更为大胆。
比起八十年代涉及到政治、教育、军事、农村、经济的全方位变革，九十年代的中国倒是牢牢的回应了克林顿的口号。经济意识已深入政治人物与普通公众，甚至变成了一种新的「意识形态」 ----所有人都只是经济动物，只有经济增长能保持住，其他问题都能迎刃而解，或者继续拖延下去。
一方面，它成功了。中国的确正前所未有的沦为一个经济国家，政府官员们忙于招商引资、建工厂、卖地皮，而普通民垄，则让自己的整个身心被股票、房子、存款所佔据。它们达成了一致。但另一方面，政治的腐烂和社会的衰败，同时到来。
一个不受制约的政治权力，在不断涌现的物质诱惑面前，变得更加肆无忌惮，观察官员们在过去二十年的腐败程度的曲线，你会看到令人瞠目结舌的增长，以至于你听到一个局级官员上千万元的贪污，根本不会吃惊。垄断的政治权力，也造就了庞大的垄断经济实体，它们不依赖于创新和效率，它们让刚刚开始的自由市场相形失色。
社会的溃坏则更为触目惊心。一九八九年的悲剧性事件摧毁了人们对于政治的信念，也埋葬了纯真和社会正义。物质欲望暂时填补了精神真空，但也把我们带入一个「一切都是可以交换的」的年代。这种社会情绪中，有利可图的事务会以极高的效率完成，而和每个人不直接相关的公共事务，则会乏人问津。
在大学教育的领域，更能表现出这一特性。在过去的十年中，中国大学迅速的膨胀，经费迅速的增加，但主要的结果是，大学校园里增添了大量丑陋的楼房，教授们将大量精力用于争夺研究基金，至于大学的理念、研究的课题、学生们的未来，则像是一片没有利用价值的荒草地，被忽略了。
当一个社会中，连大学这样的教育机构都放弃了自己的价值观，变成了另一种权力和经济机构，那揦这个社会的思想混乱、气质的庸俗就可想而知了。大学的失败，也在某种意义上标志著一个国家未来的失败，它无法培育出所需要的创造力、激情、理想和信念。
彻底的经济思维，也妨碍了这个国家对于自己所处的世界的理解。「只有我们强大了，这些问题就都能解决」，每当遇到令人不悦的国际摩擦时，很多人立刻会这揦想。
每当领导人出访时谈到双边关系时，一长串的投资、贸易数字总是被最先谈论的。即使面临国内问题时也同样如此，我们谈论两岸问题，总会说台湾经济对中国大陆的依存度有多高，提到西藏问题，则是中央对于拉萨的经济建设与援助的额度。倘若把这些外交措辞排列在一起，很容易给人这样一副印象----中国是一个小商小贩式的国家，相信一切都可以通过金钱来解决。
此刻的中国，面临著双重的转变。在国内，政治溃坏和社会矛盾都在加剧，但解决它的方式显然不能依靠经济手段，政府通过金钱来收买社会的方式，将会带来更剧烈的社会溃败。每个中国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多元价值观、自由表达、尊重个人权力、能催生美好的文学、艺术的社会中，而不仅仅是天天沉溺于物质生活又贫富差距严重的社会。
而面对中国不可避免的重新崛起的进程，中国也需要理解，物质财富并不总是能转化国家关系中的权力，而没有信念和价值观的政权，则只会以更快的速度衰落。它自身的重量，常常会压垮它。
眼前的金融危机，正给予中国政府新的藉口，使它既可以将过错推给全球市场，又可以延缓急需开始的政治改革和社会重建。一切又都是经济问题了，刺激经济的言辞掩盖了这个国家更根本的困境与挑战。
一个外来者会将美国迟缓的计划和中国迅速行动作类比，从而得出中国政府更为高效的结论。但他们却常常忘记了，当没有一个官僚制度和社会系统来支持时，所有的良好政策与大胆行动都会迅速变形，以至于背道而驰。因为，它从不仅是个经济问题。
这句口号戏剧性的改变了选举结果，经验丰富、打赢了海湾战争、外交政策上大获全胜的乔治·布殊，充满遗憾的落选了。一次经济衰退正席卷美国，而这正是在布殊任内。
这像是全球政治的转捩点。那个外交行动、地缘政治主导的冷战年代过去了，人们不再担心冷战、核问题，就业、物价、储蓄、住宅，这些经济因素决定公众情绪，也决定政治议程。克林顿战胜布殊的那一年，也是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的年份。被天安门事件中断的改革，以另一种方式重启。政治上的改革被终止，但经济上的改革要更为大胆。
比起八十年代涉及到政治、教育、军事、农村、经济的全方位变革，九十年代的中国倒是牢牢的回应了克林顿的口号。经济意识已深入政治人物与普通公众，甚至变成了一种新的「意识形态」 ----所有人都只是经济动物，只有经济增长能保持住，其他问题都能迎刃而解，或者继续拖延下去。
一方面，它成功了。中国的确正前所未有的沦为一个经济国家，政府官员们忙于招商引资、建工厂、卖地皮，而普通民垄，则让自己的整个身心被股票、房子、存款所佔据。它们达成了一致。但另一方面，政治的腐烂和社会的衰败，同时到来。
一个不受制约的政治权力，在不断涌现的物质诱惑面前，变得更加肆无忌惮，观察官员们在过去二十年的腐败程度的曲线，你会看到令人瞠目结舌的增长，以至于你听到一个局级官员上千万元的贪污，根本不会吃惊。垄断的政治权力，也造就了庞大的垄断经济实体，它们不依赖于创新和效率，它们让刚刚开始的自由市场相形失色。
社会的溃坏则更为触目惊心。一九八九年的悲剧性事件摧毁了人们对于政治的信念，也埋葬了纯真和社会正义。物质欲望暂时填补了精神真空，但也把我们带入一个「一切都是可以交换的」的年代。这种社会情绪中，有利可图的事务会以极高的效率完成，而和每个人不直接相关的公共事务，则会乏人问津。
在大学教育的领域，更能表现出这一特性。在过去的十年中，中国大学迅速的膨胀，经费迅速的增加，但主要的结果是，大学校园里增添了大量丑陋的楼房，教授们将大量精力用于争夺研究基金，至于大学的理念、研究的课题、学生们的未来，则像是一片没有利用价值的荒草地，被忽略了。
当一个社会中，连大学这样的教育机构都放弃了自己的价值观，变成了另一种权力和经济机构，那揦这个社会的思想混乱、气质的庸俗就可想而知了。大学的失败，也在某种意义上标志著一个国家未来的失败，它无法培育出所需要的创造力、激情、理想和信念。
彻底的经济思维，也妨碍了这个国家对于自己所处的世界的理解。「只有我们强大了，这些问题就都能解决」，每当遇到令人不悦的国际摩擦时，很多人立刻会这揦想。
每当领导人出访时谈到双边关系时，一长串的投资、贸易数字总是被最先谈论的。即使面临国内问题时也同样如此，我们谈论两岸问题，总会说台湾经济对中国大陆的依存度有多高，提到西藏问题，则是中央对于拉萨的经济建设与援助的额度。倘若把这些外交措辞排列在一起，很容易给人这样一副印象----中国是一个小商小贩式的国家，相信一切都可以通过金钱来解决。
此刻的中国，面临著双重的转变。在国内，政治溃坏和社会矛盾都在加剧，但解决它的方式显然不能依靠经济手段，政府通过金钱来收买社会的方式，将会带来更剧烈的社会溃败。每个中国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多元价值观、自由表达、尊重个人权力、能催生美好的文学、艺术的社会中，而不仅仅是天天沉溺于物质生活又贫富差距严重的社会。
而面对中国不可避免的重新崛起的进程，中国也需要理解，物质财富并不总是能转化国家关系中的权力，而没有信念和价值观的政权，则只会以更快的速度衰落。它自身的重量，常常会压垮它。
眼前的金融危机，正给予中国政府新的藉口，使它既可以将过错推给全球市场，又可以延缓急需开始的政治改革和社会重建。一切又都是经济问题了，刺激经济的言辞掩盖了这个国家更根本的困境与挑战。
一个外来者会将美国迟缓的计划和中国迅速行动作类比，从而得出中国政府更为高效的结论。但他们却常常忘记了，当没有一个官僚制度和社会系统来支持时，所有的良好政策与大胆行动都会迅速变形，以至于背道而驰。因为，它从不仅是个经济问题。
许知远 《醒来》的自序
《醒来》的自序
这本书一拖再拖，快四年了。这也是我第一本最像完整的书的书。
多亏了晓波和于威的建议和编辑，才成此模样。其中的很多判断，在经过四年时间的考验，显得更清晰和准确了。
这篇自序写于四年前，对中国社会的种种感受，如今变得更明显了，我们的确在进入一个智力和情感上的小小的黑暗时期。
历史写作是一种创造活动……给我们一种生命的共鸣。
——萨帕瓦利·拉达克里希南
如同之前的所有作品一样，这本书也是一连串疑惑、焦虑与截稿日期的产物。唯一的不同是，这次蕴涵的情感更为复杂。一方面，我继续为长期的个人身份的认定而困惑，终其一生，每个人都在用各种方式言说自己“为何与众不同”。另一方面，我日益认识到，自我身份的寻求与我所生活的国家与时代息息相关。我个人的身份焦虑感与我的国家面临的境况纠缠在一起，它令我沮丧愤懑，更是力量的来源。做为人类规模最为壮观的实验场，中国将为未来几代年轻人，提供一个超出想象的广阔舞台。这其中充满粗俗、不安、混乱，也可能激发起参与者身上的好奇心、创造力、对生活的更深刻的理解。古罗马历史学家波里比乌的感慨令我动容：“在不到五十三年的时间里，整个世界就臣服在罗马的无可置疑的权威之下。对于这样一个过程，无论多么平庸和冷漠，怎么可能不产生探究的好奇心呢？”
这本书试图描述的年代跨越了一百一十年，从一八九四年夏天开始的甲午战争到眼前仍热情高涨的镀金年代，还有对未来模模糊糊的憧憬。它没给出了什么值得倾听的结论，却代表着一个年轻知识分子对于他自己国家的重新认识。他试图用好奇心与探索，来取代长期教条教育所造就的对历史的冷漠感。
几个命题让我如此着迷，却束手无策。历史的动力是什么，在不同的时代，推动中国社会的变革的力到底来自于何方；历史背景将在多大程度上塑造对应的那一代人；中国的国家性格到底什么；哪些因素塑造了今天中国人的价值观；中国社会是以何种方式组织一起，又是如何运转的…… 这些没有结果的思考，潜移默化地赋予了我某种历史意识，燃烧起我对于国家命运的深刻好奇心。
不无好笑的是，我对于中国的主要理解，主要来自于海外那一小群汉学家。史景迁与李文森是我最喜欢的两位，他们毫无东方学者的傲慢与狭隘。前者“像天使一样写作”，同样是在描绘二十世纪的中国，他所呈现的不是破败与愤怒，而是一代代中国人面对困境时表现出的韧性与想象力；而后者则从不把中国当成一个特殊国家，他相信中国的经验也同样是整个世界经验的一部分，用犹太人对身份的敏感性理解中国的儒家传统在现代世界的挫折感。
这多少也代表了我的努力方向。我相信这种探讨恰逢其时，今天的中国人正生活在一种强烈的反智主义情绪中，这种流行情绪带着“理性”、“实用”的面纱，习惯性的嘲笑一切更为单纯、理想主义的情感。它试图将人挤压成一种既平面又被动的生物，他们对过去与未来兴味索然、只生活在现在，他们也对个人信仰与创造力缺乏信心，相信除去加入了众人的大合唱外，别无选择。
在所有的章节里，我都不自觉地流露出对伯格森的哲学某种信服，这个法国人在一个世纪前曾说：“说社会的进步是由于历史某个时期的社会思想条件自然而然发生的，这简直是无稽之谈。它实际只是在这个社会已经下定决心进行实验之后才一蹴而就的。这就是说，这个社会必须要自信，或无论怎样要允许自己受到震撼，而这种震撼始终是由某个人来赋予的。” 我相信，这一个多世纪的中国历史中最让人心醉的时刻，也正是这些震撼发生之时。
这本书一拖再拖，快四年了。这也是我第一本最像完整的书的书。
多亏了晓波和于威的建议和编辑，才成此模样。其中的很多判断，在经过四年时间的考验，显得更清晰和准确了。
这篇自序写于四年前，对中国社会的种种感受，如今变得更明显了，我们的确在进入一个智力和情感上的小小的黑暗时期。
历史写作是一种创造活动……给我们一种生命的共鸣。
——萨帕瓦利·拉达克里希南
如同之前的所有作品一样，这本书也是一连串疑惑、焦虑与截稿日期的产物。唯一的不同是，这次蕴涵的情感更为复杂。一方面，我继续为长期的个人身份的认定而困惑，终其一生，每个人都在用各种方式言说自己“为何与众不同”。另一方面，我日益认识到，自我身份的寻求与我所生活的国家与时代息息相关。我个人的身份焦虑感与我的国家面临的境况纠缠在一起，它令我沮丧愤懑，更是力量的来源。做为人类规模最为壮观的实验场，中国将为未来几代年轻人，提供一个超出想象的广阔舞台。这其中充满粗俗、不安、混乱，也可能激发起参与者身上的好奇心、创造力、对生活的更深刻的理解。古罗马历史学家波里比乌的感慨令我动容：“在不到五十三年的时间里，整个世界就臣服在罗马的无可置疑的权威之下。对于这样一个过程，无论多么平庸和冷漠，怎么可能不产生探究的好奇心呢？”
这本书试图描述的年代跨越了一百一十年，从一八九四年夏天开始的甲午战争到眼前仍热情高涨的镀金年代，还有对未来模模糊糊的憧憬。它没给出了什么值得倾听的结论，却代表着一个年轻知识分子对于他自己国家的重新认识。他试图用好奇心与探索，来取代长期教条教育所造就的对历史的冷漠感。
几个命题让我如此着迷，却束手无策。历史的动力是什么，在不同的时代，推动中国社会的变革的力到底来自于何方；历史背景将在多大程度上塑造对应的那一代人；中国的国家性格到底什么；哪些因素塑造了今天中国人的价值观；中国社会是以何种方式组织一起，又是如何运转的…… 这些没有结果的思考，潜移默化地赋予了我某种历史意识，燃烧起我对于国家命运的深刻好奇心。
不无好笑的是，我对于中国的主要理解，主要来自于海外那一小群汉学家。史景迁与李文森是我最喜欢的两位，他们毫无东方学者的傲慢与狭隘。前者“像天使一样写作”，同样是在描绘二十世纪的中国，他所呈现的不是破败与愤怒，而是一代代中国人面对困境时表现出的韧性与想象力；而后者则从不把中国当成一个特殊国家，他相信中国的经验也同样是整个世界经验的一部分，用犹太人对身份的敏感性理解中国的儒家传统在现代世界的挫折感。
这多少也代表了我的努力方向。我相信这种探讨恰逢其时，今天的中国人正生活在一种强烈的反智主义情绪中，这种流行情绪带着“理性”、“实用”的面纱，习惯性的嘲笑一切更为单纯、理想主义的情感。它试图将人挤压成一种既平面又被动的生物，他们对过去与未来兴味索然、只生活在现在，他们也对个人信仰与创造力缺乏信心，相信除去加入了众人的大合唱外，别无选择。
在所有的章节里，我都不自觉地流露出对伯格森的哲学某种信服，这个法国人在一个世纪前曾说：“说社会的进步是由于历史某个时期的社会思想条件自然而然发生的，这简直是无稽之谈。它实际只是在这个社会已经下定决心进行实验之后才一蹴而就的。这就是说，这个社会必须要自信，或无论怎样要允许自己受到震撼，而这种震撼始终是由某个人来赋予的。” 我相信，这一个多世纪的中国历史中最让人心醉的时刻，也正是这些震撼发生之时。
吴晓波 费孝通和他的江村经济
费孝通
By [ 吴晓波 ] 2009-3-24 9:50:52
知远说我这篇文章写的好，大抵是因为他和我都坚信费孝通在29岁时写下的这段话：“社会是多么灵巧的一个组织，哪里经得起硬手硬脚的尝试？如果一般人民的知识不足以维持一种新制度时，这种制度迟早会蜕形的。”与激烈的五四精神相比，这是一个同样值得继承的传统。
【】江村经济
今年是费孝通先生（1910－2005年）诞辰九十九岁大寿，也是《江村经济》发表70周年，请允许我用这篇文字纪念这位伟大的中国问题专家。
1939年，29岁的费孝通出版了英文版的《江村经济》一书，日后它被奉为中国人类学的奠基之作，费孝通还是世界上第一个指出乡村也能发展工业经济的经济学家。其实没有“江村”这么一个村庄，它的原型叫开弦弓村，在距离“孤岛”上海一百公里的江苏省吴县。
这本书的诱因是一个让人心碎的青春悲剧。就在四年前的1935年秋天，燕京大学社会系学生费孝通与新婚妻子王同惠前往广西大瑶山做瑶寨实地调查，在翻山越岭中，费孝通误入瑶族猎户为捕捉野兽而设的陷阱，王同惠为了救他独身离去寻援，不慎坠渊身亡。第二年开春，为了疗伤和平抚丧妻之痛，费孝通来到他姐姐费达生居住的开弦弓村，在这里，他拄着双拐，带着一颗破碎的年轻的心，开始了一次细致的田野调查，《江村经济》就是结出来的成果。
苏南的吴县一带自明清以来就是江南蚕织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晚清，欧洲的机织技术引进中国后，这里的纺织工业就开始萌芽，费孝通无意中找到了观察中国乡村工业的最佳试验点。当时流行的经济观点认为，工业的发展必须集中于城市，乡村最多是原料和劳工的来源地，费孝通则不这样认为，他说，“若都市靠了它的技术的方便，代替农村来经营丝业，使本来可以维持生活的农民成了饥民，成了负债的人，结果是农民守不住耕地，都向都市集中。在农村方面，是经济的破产，在都市方面是劳动后备队伍的陡增，影响到都市劳动者的生机···所以，我们想达到的就是把丝业留在农村，使它成为繁荣农村的一种副业。在农村设厂，规模就要受到人口的限制，所以我们寻求最小规模、最大效率的工厂单位。”费孝通的这种观察超出了同时代的所有人，不独在中国，即便在全球学界也是独步一时，它完全不同于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大工业设想，而是一种来自于中国的经济思想灵光。事实上，开始于1978年的中国经济大改革，由乡镇企业为“预料之外”的突破口，正是从这里发芽的。
开弦弓村在1929年1月，就购进了先进的缫丝机，办起了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丝厂，它被认为是现代企业史上第一个农民自己办的丝厂，村里还成立了民间银行性质的信用合作社，费孝通的姐姐、毕业于东京高等蚕茧学校制丝科的费达生正是这一事业的重要倡导者。这些新事物的出现让费孝通好奇不已。他把开弦弓村当成是“中国工业变迁过程中有代表性的例子，主要变化是工厂代替了家庭手工业系统，并从而产生社会问题。”而他最终得出的调查结论是这样的：“由于家庭工业的衰落，农民只能在改进产品或放弃手工业这两者之间进行选择，改进产品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也是一个社会再组织的问题……因此，仅仅实行土地改革、减收地租、平均地权并不能最终解决中国的土地问题。最终解决的办法，不在于紧缩农民的开支，而应该增加农民的收入。因此，让我再重申一遍，恢复农村企业是根本措施。”
1938年春，费孝通在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这就是第二年出版的《江村经济》――这本书一直到1986年才被翻译成了中文在中国出版，它被看成是人类学中国学派的代表作，是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从“异域”转向“本土”，从“原始文化”转向“经济生活”的崭新尝试。不过，它的经济学意义从未被发现。因为从二十世纪的四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尝试在农村培植自己的工业基础，因为这是反大工业的，是可笑的。
费孝通一直以来被看成是一个社会学家，他当过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和中国社会学学会会长，而他的观点在经济学界受到关注是从批判开始的。1957年，他重返二十多年未归的开弦弓村做调研，在那里他又从田野里拾回了三十年前长出来的那个疑惑，“农民为什么还是那么穷？”，他在《重返江村》一文中大胆地设问说，“现在土地制度变了，每个农户都拥有了土地，怎么还是缺粮食呢？”他走村串户，盘帐计算，得出的结论是“问题出在副业上。”
他写道，“我提出这个主张和当前的趋势是不合的。至少过去几年里，似乎有农业社只搞农业，所以加工性质的生产活动，都要交到其他系统的部门，集中到城镇去做。甚至像砻糠加工这样的事都不准在农业社里进行。在开弦弓村我就看到有个砻谷机，很可以把砻糠加工成为养猪的饲料。但是镇上的砻谷厂不准他们这样做，宁可让村里大批砻糠当燃料烧掉。以蚕茧说，烘茧过程也要划归商业部门去做，结果实在不很妙。但是看来国家遭受损失事小，逾越清规却事大。”
费孝通重申了他在年轻时得出的那个结论，“在我们国内有许多轻工业，并不一定要集中到少数都市中去，才能提高技术的。以丝绸而论，我请教过不少专家，他们都承认，一定规模的小工厂，可以制出品质很高的生丝，在经济上打算，把加工业放到原料生产地，有着很多便宜。”他更大胆用数据说明乡村工业的倒退，“总的看来，副业方面现有的水平是没有二十一年前高了。作一个大约的估计，1936年，副业占农副业总收入的40％多，而1956年，却不到20％。”
这样的观点理所当然地受到了猛烈的批判，费孝通被指责“在副业上大做攻击共产党的文章”、“反对社会主义工业化。”在随后开展的反右运动中,他被划为著名的大右派，在其后的二十年中，凄惨度日，自称“连一张书桌都没有。”
1978年，费孝通始得平反。谁也没有料到的是，他在1935年所期望的“农村企业”竟成了日后中国经济改革的突破口。1981年，费孝通第三次访问开弦弓村，他看到家庭工业开始复苏，家庭副业的收入占到了个人平均总收入的一半，而在吴县一带，乡镇工业遍地开花，甚至跟城里的大工厂争原料、争能源和争市场。1983年底，费孝通写出《小城镇再探索》一文，认为“农民充分利用原有的农村生活设施，进镇从事工商业活动，在当前不失为最经济、最有效的办法。” 正是在这篇文章中他第一次提出了“苏南模式”。他写道，“从西方工业革命发展的历史经验上看去，苏南的乡镇工业是不伦不类，难以理解的东西，而从中国农村的家庭经济结构上看去，乡镇工业却是顺乎自然的事情······与西方工业革命的历史相对照，草根工业无疑是中国农民的一个了不起的创举。”
1986年，已经是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费孝通在一篇新闻报道中看到，在浙江南部的温州出现了一种有别于苏南模式的民间工业，他当即以76岁的高龄亲赴温州考察，陪同者描述，“费孝通一行在乡镇政府的接待室里听介绍，四周窗子的玻璃是残缺不全的，冷风丝丝吹进，他虽然穿着呢大衣，可清鼻涕仍不由自主地淌下来，双脚也冻得难受，有点坐不住。”不过，在温州看到的景象还是让这个睿智的老人很兴奋。在当时国内，对温州私人经济的批判和讨伐之声不绝于耳，而开明的费孝通则认为，“用割的办法是不能奏效的，割了还会长出来。” 他撰写的长篇调研报告《温州行》予以传播，后来又提出了“温州模式”的概念。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成为中国民营经济最引人瞩目的两大成长模式，竟然都出自费孝通之观察，斯人贡献，以此为大。1990年之前，每逢宏观调控，乡镇企业都成遭受整顿的对象，费孝通一直是最坚定和大声的捍卫者。
费孝通长寿，逝于2005年，晚年名满天下。他年轻时英俊清瘦，入中年后则胖硕开朗，能写一手好律诗，做起学术文章来却是妇孺能懂，举重若轻。我曾在1997年访问过费老，面对后辈小生，他不厌其烦，耐心以对，反复说的一句话正是，“农民和农村的问题解决了，中国的问题就解决了。”日后，每当谈论农村问题，我总是不由自主地会自问，“费老会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遥想1936年的那个开春，当青年费孝通拄着拐杖，好奇地走进开弦弓村的那一天起，他就是一个小心翼翼的改良主义者，在他看来，“社会是多么灵巧的一个组织，哪里经得起硬手硬脚的尝试？如果一般人民的知识不足以维持一种新制度时，这种制度迟早会蜕形的。”
By [ 吴晓波 ] 2009-3-24 9:50:52
知远说我这篇文章写的好，大抵是因为他和我都坚信费孝通在29岁时写下的这段话：“社会是多么灵巧的一个组织，哪里经得起硬手硬脚的尝试？如果一般人民的知识不足以维持一种新制度时，这种制度迟早会蜕形的。”与激烈的五四精神相比，这是一个同样值得继承的传统。
【】江村经济
今年是费孝通先生（1910－2005年）诞辰九十九岁大寿，也是《江村经济》发表70周年，请允许我用这篇文字纪念这位伟大的中国问题专家。
1939年，29岁的费孝通出版了英文版的《江村经济》一书，日后它被奉为中国人类学的奠基之作，费孝通还是世界上第一个指出乡村也能发展工业经济的经济学家。其实没有“江村”这么一个村庄，它的原型叫开弦弓村，在距离“孤岛”上海一百公里的江苏省吴县。
这本书的诱因是一个让人心碎的青春悲剧。就在四年前的1935年秋天，燕京大学社会系学生费孝通与新婚妻子王同惠前往广西大瑶山做瑶寨实地调查，在翻山越岭中，费孝通误入瑶族猎户为捕捉野兽而设的陷阱，王同惠为了救他独身离去寻援，不慎坠渊身亡。第二年开春，为了疗伤和平抚丧妻之痛，费孝通来到他姐姐费达生居住的开弦弓村，在这里，他拄着双拐，带着一颗破碎的年轻的心，开始了一次细致的田野调查，《江村经济》就是结出来的成果。
苏南的吴县一带自明清以来就是江南蚕织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晚清，欧洲的机织技术引进中国后，这里的纺织工业就开始萌芽，费孝通无意中找到了观察中国乡村工业的最佳试验点。当时流行的经济观点认为，工业的发展必须集中于城市，乡村最多是原料和劳工的来源地，费孝通则不这样认为，他说，“若都市靠了它的技术的方便，代替农村来经营丝业，使本来可以维持生活的农民成了饥民，成了负债的人，结果是农民守不住耕地，都向都市集中。在农村方面，是经济的破产，在都市方面是劳动后备队伍的陡增，影响到都市劳动者的生机···所以，我们想达到的就是把丝业留在农村，使它成为繁荣农村的一种副业。在农村设厂，规模就要受到人口的限制，所以我们寻求最小规模、最大效率的工厂单位。”费孝通的这种观察超出了同时代的所有人，不独在中国，即便在全球学界也是独步一时，它完全不同于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大工业设想，而是一种来自于中国的经济思想灵光。事实上，开始于1978年的中国经济大改革，由乡镇企业为“预料之外”的突破口，正是从这里发芽的。
开弦弓村在1929年1月，就购进了先进的缫丝机，办起了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丝厂，它被认为是现代企业史上第一个农民自己办的丝厂，村里还成立了民间银行性质的信用合作社，费孝通的姐姐、毕业于东京高等蚕茧学校制丝科的费达生正是这一事业的重要倡导者。这些新事物的出现让费孝通好奇不已。他把开弦弓村当成是“中国工业变迁过程中有代表性的例子，主要变化是工厂代替了家庭手工业系统，并从而产生社会问题。”而他最终得出的调查结论是这样的：“由于家庭工业的衰落，农民只能在改进产品或放弃手工业这两者之间进行选择，改进产品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也是一个社会再组织的问题……因此，仅仅实行土地改革、减收地租、平均地权并不能最终解决中国的土地问题。最终解决的办法，不在于紧缩农民的开支，而应该增加农民的收入。因此，让我再重申一遍，恢复农村企业是根本措施。”
1938年春，费孝通在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这就是第二年出版的《江村经济》――这本书一直到1986年才被翻译成了中文在中国出版，它被看成是人类学中国学派的代表作，是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从“异域”转向“本土”，从“原始文化”转向“经济生活”的崭新尝试。不过，它的经济学意义从未被发现。因为从二十世纪的四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尝试在农村培植自己的工业基础，因为这是反大工业的，是可笑的。
费孝通一直以来被看成是一个社会学家，他当过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和中国社会学学会会长，而他的观点在经济学界受到关注是从批判开始的。1957年，他重返二十多年未归的开弦弓村做调研，在那里他又从田野里拾回了三十年前长出来的那个疑惑，“农民为什么还是那么穷？”，他在《重返江村》一文中大胆地设问说，“现在土地制度变了，每个农户都拥有了土地，怎么还是缺粮食呢？”他走村串户，盘帐计算，得出的结论是“问题出在副业上。”
他写道，“我提出这个主张和当前的趋势是不合的。至少过去几年里，似乎有农业社只搞农业，所以加工性质的生产活动，都要交到其他系统的部门，集中到城镇去做。甚至像砻糠加工这样的事都不准在农业社里进行。在开弦弓村我就看到有个砻谷机，很可以把砻糠加工成为养猪的饲料。但是镇上的砻谷厂不准他们这样做，宁可让村里大批砻糠当燃料烧掉。以蚕茧说，烘茧过程也要划归商业部门去做，结果实在不很妙。但是看来国家遭受损失事小，逾越清规却事大。”
费孝通重申了他在年轻时得出的那个结论，“在我们国内有许多轻工业，并不一定要集中到少数都市中去，才能提高技术的。以丝绸而论，我请教过不少专家，他们都承认，一定规模的小工厂，可以制出品质很高的生丝，在经济上打算，把加工业放到原料生产地，有着很多便宜。”他更大胆用数据说明乡村工业的倒退，“总的看来，副业方面现有的水平是没有二十一年前高了。作一个大约的估计，1936年，副业占农副业总收入的40％多，而1956年，却不到20％。”
这样的观点理所当然地受到了猛烈的批判，费孝通被指责“在副业上大做攻击共产党的文章”、“反对社会主义工业化。”在随后开展的反右运动中,他被划为著名的大右派，在其后的二十年中，凄惨度日，自称“连一张书桌都没有。”
1978年，费孝通始得平反。谁也没有料到的是，他在1935年所期望的“农村企业”竟成了日后中国经济改革的突破口。1981年，费孝通第三次访问开弦弓村，他看到家庭工业开始复苏，家庭副业的收入占到了个人平均总收入的一半，而在吴县一带，乡镇工业遍地开花，甚至跟城里的大工厂争原料、争能源和争市场。1983年底，费孝通写出《小城镇再探索》一文，认为“农民充分利用原有的农村生活设施，进镇从事工商业活动，在当前不失为最经济、最有效的办法。” 正是在这篇文章中他第一次提出了“苏南模式”。他写道，“从西方工业革命发展的历史经验上看去，苏南的乡镇工业是不伦不类，难以理解的东西，而从中国农村的家庭经济结构上看去，乡镇工业却是顺乎自然的事情······与西方工业革命的历史相对照，草根工业无疑是中国农民的一个了不起的创举。”
1986年，已经是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费孝通在一篇新闻报道中看到，在浙江南部的温州出现了一种有别于苏南模式的民间工业，他当即以76岁的高龄亲赴温州考察，陪同者描述，“费孝通一行在乡镇政府的接待室里听介绍，四周窗子的玻璃是残缺不全的，冷风丝丝吹进，他虽然穿着呢大衣，可清鼻涕仍不由自主地淌下来，双脚也冻得难受，有点坐不住。”不过，在温州看到的景象还是让这个睿智的老人很兴奋。在当时国内，对温州私人经济的批判和讨伐之声不绝于耳，而开明的费孝通则认为，“用割的办法是不能奏效的，割了还会长出来。” 他撰写的长篇调研报告《温州行》予以传播，后来又提出了“温州模式”的概念。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成为中国民营经济最引人瞩目的两大成长模式，竟然都出自费孝通之观察，斯人贡献，以此为大。1990年之前，每逢宏观调控，乡镇企业都成遭受整顿的对象，费孝通一直是最坚定和大声的捍卫者。
费孝通长寿，逝于2005年，晚年名满天下。他年轻时英俊清瘦，入中年后则胖硕开朗，能写一手好律诗，做起学术文章来却是妇孺能懂，举重若轻。我曾在1997年访问过费老，面对后辈小生，他不厌其烦，耐心以对，反复说的一句话正是，“农民和农村的问题解决了，中国的问题就解决了。”日后，每当谈论农村问题，我总是不由自主地会自问，“费老会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遥想1936年的那个开春，当青年费孝通拄着拐杖，好奇地走进开弦弓村的那一天起，他就是一个小心翼翼的改良主义者，在他看来，“社会是多么灵巧的一个组织，哪里经得起硬手硬脚的尝试？如果一般人民的知识不足以维持一种新制度时，这种制度迟早会蜕形的。”
2009年3月21日
加藤嘉一 中国和西方，各说各话？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加藤嘉一
最近，我收到了一封来自欧美朋友的电子邮件，题目是《a quarter of Chinese territory is now de facto an armed camp》（中国四分之一的国土成为军管区）。这位朋友想和我探讨一下西藏问题。然而，面对这个问题，我却不敢说话——不是怕得罪了什么人，而是中国和西方在这个问题上完全矛盾的说法，让我这个想保持客观中立的观察者不知该怎样下结论。
我们简单回顾一下，北京和达赖在任何事情上几乎没有一次达成过共识，双方释放的信息令我感到混乱：据中国当局的立场，西藏自古以来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这种关系说不清到底是谁建立的；北京在西藏推行大规模的现代化建设，这种建设却被达赖称为“同化”，遭到批评；达赖批评中国把几千万汉族人移民到西藏，但北京认为只有八万人；北京当局对文革时期的激进民族和宗教政策进行了检讨和补偿，但许多藏族人反而很尊重毛泽东；2008年发生“3?14事件”以后，北京谴责达赖支持恐怖主义，却没有终止与达赖的谈判……
我能确定的是一条主线。那就是，一方面，以汉族为主的华人对中国政府强烈支持，对批评中国政府的外国舆论感到非常愤怒。华人认为西方人对西藏没有发言权，因为那些观点是建立在“几乎等于零”的知识上的。另一方面，知识有多少虽并不是发言权的依据本身，但西方媒体在西藏问题上的确缺少理性、客观、公正的态度和方法。而这位西方朋友的来信使我再次感到“中外沟通”恐怕还要走一段路。
“And even if something somehow does happen there will be no one to independently confirm or observe it, since all foreigners and journalists are ordered out not only from TAR, but also from the other Tibetan ethnic areas of Qinghai, Gansu and Sichuan”(因为所有的外国人和外国记者不仅已经被驱离了西藏自治区，还被驱离了青海、四川、甘肃的藏区，所以即使那里真的发生了什么事情，也没有任何人可以做出令人信服的证实或否定。)
据我观察，这句话不仅带着强烈的情绪，而且不完全属实。就在我收到这封信的同一天，即3月10日，英国《金融时报》的记者Geoff Dyer从青海藏区的尖扎发来了稿件《中国在青海藏民区加强戒备》（http://www.ftchinese.com/story_ce.php?storyid=001025148）。这篇报道详细描述了中国政府和军警在尖扎采取的封锁措施，还提到了青海其他地方的情况。
只要看一看这篇FT的报道就不难了解，尽管中国政府在青海藏区的控制力已经得到加强，并要求记者们离开，境外媒体并没有因此完全失去到藏区采访的机会。中国在西藏和其它藏区的旅行禁令是针对外国人的，而从文章来看，警察只是检查和询问，并没有阻止本国人的旅行。再加上各地中国人可以随意进出西藏，西藏对外的通讯也还在运转。而就这位西方朋友而言，假如认为围绕西藏的一切信息都是“完全没办法相信的”，那你的发言权又从何而来？这也是大家经常陷入的瓶颈，无论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
“I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d nothing to hide why does it chase out everybody out who can inform the world and in order to insure, or more correctly put, enforce "stability" uses armed force to lock out an enormous territory...Stability at what cost? ”（如果中国政府没有什么需要隐藏的，那为什么要在四分之一的国土上，把能向全世界报告情况的人都赶出去，并用武装部队来确保，或者更准确的说，强加一种所谓的“稳定”？为了稳定，代价是什么？）
我身边的大多数中国人都认为，这是一个根本不存在的问题。中国人会认为：“hide（隐瞒）”其实并不成立，政府的做法只是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其动机则不是对外宣传，而是对内治理。
很多中国网民认为，由于去年3月外国记者在拉萨出现，而使示威者或曰暴乱者士气提高，一发而不可收；今年外国记者没有了，示威者和暴乱者就没有热情来“自娱自乐”，于是2009年的拉萨比2008年安静得多，政府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对于这一观点是否正确我不进行评论。但可以说，这确实代表着中国政府和精英的潜意识。必须指出的是，上述观点里没有提到因为禁止外国记者入境，而造成中国形象恶化的问题。之所以如此，在我看来，是因为中国人根本不重视这件事。
如果说2008年的时候，中国还在高度紧张中筹备奥运会，全国上下都害怕万一被抵制了怎么办，所以形象问题还很突出；2009年的中国既然摆脱了奥运会这个大包袱，又没有因为经济危机而特别期待外援，那么，官方也好、精英也好，此时此刻对国际舆论潮流的看法会比较坦率和真诚。《时代周刊》最近发表了一篇社论：《西藏之痛》。它在文章中称；“中国方面，有一些官员怀疑内部镇压并拒绝海外对话，将会导致未来某一天后院起火。”我是几乎没有见过持类似观点的中国官员的。据我了解，中国的官员基本上都相信，西藏的居民是中国的公民，西藏的土地是中国的领土，西藏的官员是中国的公务员，西藏的法律是中国的法律，西藏的事件是中国的内政。
对于具有强烈的利益需求维护主权，实现领土完整的中国当局来说，不付出极大的代价，是不可能做出任何反思的。而在西藏问题上，代价肯定不会是“遭到世界舆论的批评”，因为它对中国人的思维来说是不值得在乎的。如果一个人坚信可以通过加大舆论上的压力而使得中国政府“知难而退”的话，那么他就很难和中国大陆的主流舆论进行对话。即使真的坐到一起，两者也必然陷入“你讲你的，我说我的”的局面。
在网络时代，中国和西方拥有了前所未有的交流机会，然而西藏问题反映出的却是中外交流的悲剧。西方人本来有意愿把自己的价值观传播到中国，中国人却对此进行强烈指责，称“虚伪、傲慢、伪善”。中国人也真心认为自己在维护真实和正义，却也被批评为自以为是，盲目自大。西方人也好，中国人也好，在我看来，只顾“走自己的路”是不可取的，要防止“让自己无路可退”的困境。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作者邮箱：kyoshikazu@gmail.com；作者新近译作：《日本走向何方》。
最近，我收到了一封来自欧美朋友的电子邮件，题目是《a quarter of Chinese territory is now de facto an armed camp》（中国四分之一的国土成为军管区）。这位朋友想和我探讨一下西藏问题。然而，面对这个问题，我却不敢说话——不是怕得罪了什么人，而是中国和西方在这个问题上完全矛盾的说法，让我这个想保持客观中立的观察者不知该怎样下结论。
我们简单回顾一下，北京和达赖在任何事情上几乎没有一次达成过共识，双方释放的信息令我感到混乱：据中国当局的立场，西藏自古以来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这种关系说不清到底是谁建立的；北京在西藏推行大规模的现代化建设，这种建设却被达赖称为“同化”，遭到批评；达赖批评中国把几千万汉族人移民到西藏，但北京认为只有八万人；北京当局对文革时期的激进民族和宗教政策进行了检讨和补偿，但许多藏族人反而很尊重毛泽东；2008年发生“3?14事件”以后，北京谴责达赖支持恐怖主义，却没有终止与达赖的谈判……
我能确定的是一条主线。那就是，一方面，以汉族为主的华人对中国政府强烈支持，对批评中国政府的外国舆论感到非常愤怒。华人认为西方人对西藏没有发言权，因为那些观点是建立在“几乎等于零”的知识上的。另一方面，知识有多少虽并不是发言权的依据本身，但西方媒体在西藏问题上的确缺少理性、客观、公正的态度和方法。而这位西方朋友的来信使我再次感到“中外沟通”恐怕还要走一段路。
“And even if something somehow does happen there will be no one to independently confirm or observe it, since all foreigners and journalists are ordered out not only from TAR, but also from the other Tibetan ethnic areas of Qinghai, Gansu and Sichuan”(因为所有的外国人和外国记者不仅已经被驱离了西藏自治区，还被驱离了青海、四川、甘肃的藏区，所以即使那里真的发生了什么事情，也没有任何人可以做出令人信服的证实或否定。)
据我观察，这句话不仅带着强烈的情绪，而且不完全属实。就在我收到这封信的同一天，即3月10日，英国《金融时报》的记者Geoff Dyer从青海藏区的尖扎发来了稿件《中国在青海藏民区加强戒备》（http://www.ftchinese.com/story_ce.php?storyid=001025148）。这篇报道详细描述了中国政府和军警在尖扎采取的封锁措施，还提到了青海其他地方的情况。
只要看一看这篇FT的报道就不难了解，尽管中国政府在青海藏区的控制力已经得到加强，并要求记者们离开，境外媒体并没有因此完全失去到藏区采访的机会。中国在西藏和其它藏区的旅行禁令是针对外国人的，而从文章来看，警察只是检查和询问，并没有阻止本国人的旅行。再加上各地中国人可以随意进出西藏，西藏对外的通讯也还在运转。而就这位西方朋友而言，假如认为围绕西藏的一切信息都是“完全没办法相信的”，那你的发言权又从何而来？这也是大家经常陷入的瓶颈，无论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
“I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d nothing to hide why does it chase out everybody out who can inform the world and in order to insure, or more correctly put, enforce "stability" uses armed force to lock out an enormous territory...Stability at what cost? ”（如果中国政府没有什么需要隐藏的，那为什么要在四分之一的国土上，把能向全世界报告情况的人都赶出去，并用武装部队来确保，或者更准确的说，强加一种所谓的“稳定”？为了稳定，代价是什么？）
我身边的大多数中国人都认为，这是一个根本不存在的问题。中国人会认为：“hide（隐瞒）”其实并不成立，政府的做法只是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其动机则不是对外宣传，而是对内治理。
很多中国网民认为，由于去年3月外国记者在拉萨出现，而使示威者或曰暴乱者士气提高，一发而不可收；今年外国记者没有了，示威者和暴乱者就没有热情来“自娱自乐”，于是2009年的拉萨比2008年安静得多，政府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对于这一观点是否正确我不进行评论。但可以说，这确实代表着中国政府和精英的潜意识。必须指出的是，上述观点里没有提到因为禁止外国记者入境，而造成中国形象恶化的问题。之所以如此，在我看来，是因为中国人根本不重视这件事。
如果说2008年的时候，中国还在高度紧张中筹备奥运会，全国上下都害怕万一被抵制了怎么办，所以形象问题还很突出；2009年的中国既然摆脱了奥运会这个大包袱，又没有因为经济危机而特别期待外援，那么，官方也好、精英也好，此时此刻对国际舆论潮流的看法会比较坦率和真诚。《时代周刊》最近发表了一篇社论：《西藏之痛》。它在文章中称；“中国方面，有一些官员怀疑内部镇压并拒绝海外对话，将会导致未来某一天后院起火。”我是几乎没有见过持类似观点的中国官员的。据我了解，中国的官员基本上都相信，西藏的居民是中国的公民，西藏的土地是中国的领土，西藏的官员是中国的公务员，西藏的法律是中国的法律，西藏的事件是中国的内政。
对于具有强烈的利益需求维护主权，实现领土完整的中国当局来说，不付出极大的代价，是不可能做出任何反思的。而在西藏问题上，代价肯定不会是“遭到世界舆论的批评”，因为它对中国人的思维来说是不值得在乎的。如果一个人坚信可以通过加大舆论上的压力而使得中国政府“知难而退”的话，那么他就很难和中国大陆的主流舆论进行对话。即使真的坐到一起，两者也必然陷入“你讲你的，我说我的”的局面。
在网络时代，中国和西方拥有了前所未有的交流机会，然而西藏问题反映出的却是中外交流的悲剧。西方人本来有意愿把自己的价值观传播到中国，中国人却对此进行强烈指责，称“虚伪、傲慢、伪善”。中国人也真心认为自己在维护真实和正义，却也被批评为自以为是，盲目自大。西方人也好，中国人也好，在我看来，只顾“走自己的路”是不可取的，要防止“让自己无路可退”的困境。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作者邮箱：kyoshikazu@gmail.com；作者新近译作：《日本走向何方》。
2009年3月17日
郎咸平 中国企业存在病态心理
我在全中国各在演讲，西到乌鲁木齐，北到内蒙，东到丹东，南到三亚，我走到任何一个地方，企业家问我问题之类似让我感到震惊。他们问：郎教授，你能不能谈一下，哪一个行业是最有潜力的， 我想去投资。地方干部也会问我一个问题：郎教授能不能请你谈一下我们这个区域的区域竞争优势。他们问的这些问题都是错的，问这些问题的原因就是僵化思维，企业家也是这么想问题的。我现在就想从中华文化来谈谈，什么是中华文化的本质。
从数学角度看《三国演义》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是没有错的，这个没有人会有意见。在这种博大精深的外衣之下，我们谈谈小问题。我认为中华文化有两个小问题，第一个小问题，投机取巧；第二个小问题，浮躁。《三国演义》这本书的本质几乎囊括了我们中华文化的小问题之一，那就是投机取巧。《三国演义》里面有位男主角是诸葛亮，这个男主角在《三国演义》里面最著名的就是赤壁之战和空城计，你们一下子想到的也是这两个。
赤壁之战和空城计不但你想的到，在京剧，在我们各种章回小说里面、古典小说里面重复提到。当然了，历史上不一定有这两个事。但是真正的历史不重要，而是《三国演义》影响了我们的历史，赤壁之战的决胜因素是什么？有人说了是借东风！因为当时是冬天，刮的西北风，曹操的战船在北面，东吴和蜀在南面，如果要用火攻的话刚好逆风，因此一定要等到东西风来才行，所以我们的男主角诸葛亮同志登场了，终于借来了东风，火攻成功，大败曹营。我请大家想一想，你们跟我来个逆向思维想一个问题，万一这位男主角东风没有借到怎么办？如果东风没有借到，百万将士生命将置于何处？这是什么事件，是标准的小概率事件。第二件是什么事就是空城计，诸葛亮同志弹琴，他在赌司马懿同志多心，因为司马懿同志就是个多心的人。可是万一那一天跟他老婆吵了一架不多心了呢，被他老婆骂一顿心里一毛，桌子一拍上来把诸葛亮抓走了，有没有可能呢？当然有可能了， 吵架是天经地义的事，如果司马懿如果真的把诸葛亮抓走的话就没有《三国演义》了，就变成“二国演义”了。你身为堂堂蜀国的宰相，冒这种风险，这就是小概率事件。你有没有听过“杀鸡不用牛刀”？有没有听过“四两拨千斤”？很有道理是吧！只要你认为有道理的，基本上都是错的。你们顺着郎教授的思想再来想一想，如果拨不了咋办，被千斤压死了。为什么中华文化不喜欢“千斤拨四两”？为什么杀鸡不能用牛刀？我用机关枪不是更好，保证能打死是不更好吗？为什么“千斤不能拨四两”，想一想，“千斤拨四两”一个必胜的把握有什么不好？
中国企业的“病态心理”
中化民族是一个崇拜悲剧英雄的国家。你看我们的京剧、电视剧、甚至我们的章回小说崇拜杨家将、文天祥、史可法、岳飞、屈原等人，我们再换一个逆向思维，你有没有想到我们这个民族，对于他为何而失败是没有兴趣知道的，对吧？我们从小学念到大学，什么时候老师教我们说：你们为何对岳飞被十二道金牌召回，仔细研究一下他背后的原因。屈原跳汩罗江，好悲壮，我们只能说：你看看楚怀王的昏庸。再讲一句大家熟悉的谚语叫做“失败是成功之母”，这是全世界最荒谬的逻辑，失败加失败加失败竟然能够成功。如果你把这一句话翻译成英文叫失败是成功的妈妈，你把这句话讲给老外听人家肯定不知道。哪有失败加失败加失败等于成功的道理。我们对于失败背后的原因从来不去深究，从来不去研究，可是我告诉各位每一次失败都有原因，不是管理的问题就是战略的问题要不然就是其它的问题，但是我们的文化从来不鼓励我们去研究失败的原因。我们只看表面现象，不看背后真正的原因，这种只看表面的民族是浮躁的。因为我们看什么事情，不往深里去挖，不看真实的东西，不看本质的东西，只看表面现象，所以我今天讲这么多历史故事。
我给大家讲了两个观点，第一在这种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之下产生两个影响极为深远的文化异类，叫做投机取巧以及浮躁。我今天准备拿投机取巧以及浮躁来谈谈我们企业家。我们的企业家是我常常批评的，他们有世界五百强的病态心理，做到一定规模就要做大做强，这就是浮躁的心态。当去问这些企业家为什么要做大做强时，他们是讲不清的， 他们认为做企业就是要做大做强，这个问题就来源于他的浮躁心态，他们认为企业做大做强才是正确的。
中国的企业比如联想，做到一个阶段之后收购了IBM的手提电脑部门，这是什么心态造成的呢？难道收购这个部门是正确的吗？想一想IBM为什么不要了？你知不知道IBM的战略是什么？联想收购IBM的举动就是我从文化层面来做的剖析，而且我觉的我们很多企业家有世界五百强的病态心理，做到一定阶段之后就想成为世界500强。另外，你用收购兼并的方法做到五百强，在他们看来收购兼并是容易的办法。这种现象非常值的我们关切，而且我们对于事物本质的把握是非常不到位的。联想2004年之前曾经做大做强过，他们想搞IT服务、手机、互联网，到04年之后宣布失败，随后又收购IBM的手提电脑部门。这一切的做法就是我讲的，一个浮躁的心态让他喜欢做大做强，而其手法是投机取巧，喜欢小概率事件。
中国企业还在大厨师炒菜阶段
你不太喜欢看事物的灵魂、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基础，表面上看起来他不要电脑部门了，表面上看起他最大的业务是IT服务。我想告诉各位，IBM的战略非常清楚他就是要回归行业本质。软件分成三种，一个是基础，一个是中间件，一个下是游软件，SAP、用友软件属于下游软件，甲骨文、IBM是中游，IBM比甲骨文做的还要好，最上游是系统。你知道IBM为什么要把电脑卖掉吗？因为他集中所有的精力去做中间件，而中间件的行业本质就是囊括所有的中间件一个都不能缺，囊括所有的中间件的管道会使得下游的用户必定经过中游，这才是IBM全心全力打造软件中间件的行业本质。这个心态我们过去有吗？再看看华为，你认为他还是设备制造商吗？华为今天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设备制造商，他已经进入一个大流通领域，包括产品设计，订单处理、仓储运输、原料采购等等，也就是产业链环节，这个环节是谁帮你设计的呢？是IBM，这才是厉害的地方。IBM是5分， 华为是2点7分。这方面比不上IBM，但是他已经算一个比较好的企业，我相信他是少数几个能看清目前情况但是还是做的不够完美的企业。
送给大家一句话，我们整个中华文化缺乏一个工序流程的概念，也就是说我们中华文化对于企业家而言还在大厨师炒菜的阶段，当你一旦夸奖一个企业家做事厉害的时候，你就已经是大厨师的概念了。可大厨师必然的缺点就是这个大厨师一走就什么都带走了，我们要一套工序流程制度留下大厨师的手艺，而这一点是我们最差的。举个例子， 我们把大厨师炒菜的水平分成二十道工序，第一个人切葱花，第二个切肉丝。。。。。。第十八个人倒三勺酱油，第十九个人把火开到六百度，第二十个人炒三下，如果不好吃，重新进行调整。经过无数次的调整之后总有一套工序是能炒出和大厨师做的一样好吃的菜，这一套的积累就是今天企业成功的必然关键。但是我们中国文化的水平还停留在大厨师的水平，甚至我们会过分夸大企业家的能力，你要知道，一个企业家把企业做的如此之好的时候，当你把目标都放在大企业家身上的时候，你要注意了， 这个人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企业家，因为他受中华文化传统的束缚，他还是大厨师的水平，但是永远不知道要把他炒菜的技术用二十道工序流程分解下来，而且是科学的、积累式的、数据式的。我们今天引进汽车制造商，引进他的技术，引进他的仿真及模拟模型，请问，他的整套工序流程你积累了吗？浮躁使得你想迅速做大，总想找捷径，比如收购兼并，比如联想在2004年做的手机、互联网及IT服务，没有的我讲的行业本质，所以你买了IBM的电脑部门本身就是一种浮躁的表现，而你不理解IBM的成功是把握了行业本质。要成为现代企业，真正要在国际市场上一争长短，走到华为那一步就很不容易了，因为华为已经做到了工序流程，但是他的评分只有2点7分。可悲的是，我们99%的企业还没有弄清楚华为内部的工序流程的积累。
中国企业何以成长
做大做强通常的做法是寻找最有潜力的行业进行投资或者是收购兼并，因为有潜力当然比较好发展，找最有潜力可以省很多的事，就是“四两拔千斤”。可能我们的企业家听了这两句话会不高兴，也不要不高兴，我可以这么说你这一生的企业战略抉择基本上就是这两个词，脱离不了的。哪两个词呢， 就是浮躁和投机取巧。浮躁怎么定义，我们企业家都想做大，怎么投机取巧，就是寻找最有潜力的行业，不然就是投资，不然就是收购兼并。
我所批评过的几个企业基本上都有这种毛病，包括我当时所批评的德隆就是这样的，这种企业非常多。这种心态非常的危险，因为他是浮躁与投机取巧的两种给合，这两种组合让他缺乏创造力，他甚至没有想到是不是不要做大做强，是不是投资在没有潜力的行业上，他就没这样想过问题。这两个原因会使得我们的思维，固定在这两个轮廓上面，就用在浮躁与投机取巧奠定我们未来几乎所有的企业战略，这个路走下去非常危险。企业家的创造力我想谈一谈，你注意一下，这个国家如果他的企业好的话，他的文化艺术一定是最好的，比如说美国，美国的企业好这是很明显的，那美国的好莱坞呢，那种文化与艺术对于整个世界的影响是你不可想象的。那么亚洲国家你们认为哪个国家会继日本之后会在亚洲成为经济方面的强权国家呢？韩国!在你研究韩国企业之前，请你先研究一下韩国的文化。韩国文化的创造力是值的我们关切的，比如说，他曾经拍了一个电视剧叫大《大长今》。《大长今》讲的是一个非常烦人的故事，就是在皇宫的一个后宫，一个厨房中女人的事故。如果今天你要我郎咸平来拍的话我只能拍两集，就拍不下去了。可是韩国拍了80集，而这个电视剧不但是在韩国热播，在日本，在我们内地甚至西方各国也热播造成很大的影响。在台湾也出来了一个新的题材，一个姓许的韩国人画了一本漫画书叫《食客》，也是非常有创造力，这就是韩国文化。不要简单的看韩国文化，而是要一个国家的企业要做的好首先必须要有超强的创造力，而文化艺术方面是首先表现出来的，所以你看这个国家的文化艺术好不好，就能判定这个国家的创造力如何！再看看我们的电视剧，这五年比较热卖的一个叫做《汉武大帝》，一个叫《走向共和》这两个电视剧非常受观众喜爱，按我个人的意见，他接近事实的程度超过90%，你们再看一看我们现在的电视节目里面这种剧是占大多数的，你有创造力吗？《汉武大帝》包括服装等都是如此的符合史实，你觉的是一种悲剧还是一种喜剧？我可以这么讲，中华文化从大宋王朝开始逐渐丧失创造力，因为宋朝的理学的本质就是考据学，因此从宋朝朱熹之后的八股考试，完全扼杀了我们的创造力，因为他在搞考据。一千年之后的今天，我们还在搞考据，那我们的创造力在哪里？丧失创造力的当儿，你可想象到我们企业的发展一定是困难重重。在文化的束缚之下，你是浮躁的，你是喜欢投机取巧的，只有打破这个束缚你才能发挥创造力。
在当前金融危机的情况下，国内外的环境不容乐观，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企业如何发展呢？我们在这个时候更需要的是什么？关于这些我的官网（http://www.jsmedia.tv/bbs/viewthread.php?tid=44406&extra=page%3D1）上的网友纷纷展开了讨论，很热烈。我在官网上与网友交流的时候提对年青的朋友一些建议，那就是踏踏实实的走好每一步，打好基础，不要想着走捷径，对于企业何尝不是呢？
从数学角度看《三国演义》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是没有错的，这个没有人会有意见。在这种博大精深的外衣之下，我们谈谈小问题。我认为中华文化有两个小问题，第一个小问题，投机取巧；第二个小问题，浮躁。《三国演义》这本书的本质几乎囊括了我们中华文化的小问题之一，那就是投机取巧。《三国演义》里面有位男主角是诸葛亮，这个男主角在《三国演义》里面最著名的就是赤壁之战和空城计，你们一下子想到的也是这两个。
赤壁之战和空城计不但你想的到，在京剧，在我们各种章回小说里面、古典小说里面重复提到。当然了，历史上不一定有这两个事。但是真正的历史不重要，而是《三国演义》影响了我们的历史，赤壁之战的决胜因素是什么？有人说了是借东风！因为当时是冬天，刮的西北风，曹操的战船在北面，东吴和蜀在南面，如果要用火攻的话刚好逆风，因此一定要等到东西风来才行，所以我们的男主角诸葛亮同志登场了，终于借来了东风，火攻成功，大败曹营。我请大家想一想，你们跟我来个逆向思维想一个问题，万一这位男主角东风没有借到怎么办？如果东风没有借到，百万将士生命将置于何处？这是什么事件，是标准的小概率事件。第二件是什么事就是空城计，诸葛亮同志弹琴，他在赌司马懿同志多心，因为司马懿同志就是个多心的人。可是万一那一天跟他老婆吵了一架不多心了呢，被他老婆骂一顿心里一毛，桌子一拍上来把诸葛亮抓走了，有没有可能呢？当然有可能了， 吵架是天经地义的事，如果司马懿如果真的把诸葛亮抓走的话就没有《三国演义》了，就变成“二国演义”了。你身为堂堂蜀国的宰相，冒这种风险，这就是小概率事件。你有没有听过“杀鸡不用牛刀”？有没有听过“四两拨千斤”？很有道理是吧！只要你认为有道理的，基本上都是错的。你们顺着郎教授的思想再来想一想，如果拨不了咋办，被千斤压死了。为什么中华文化不喜欢“千斤拨四两”？为什么杀鸡不能用牛刀？我用机关枪不是更好，保证能打死是不更好吗？为什么“千斤不能拨四两”，想一想，“千斤拨四两”一个必胜的把握有什么不好？
中国企业的“病态心理”
中化民族是一个崇拜悲剧英雄的国家。你看我们的京剧、电视剧、甚至我们的章回小说崇拜杨家将、文天祥、史可法、岳飞、屈原等人，我们再换一个逆向思维，你有没有想到我们这个民族，对于他为何而失败是没有兴趣知道的，对吧？我们从小学念到大学，什么时候老师教我们说：你们为何对岳飞被十二道金牌召回，仔细研究一下他背后的原因。屈原跳汩罗江，好悲壮，我们只能说：你看看楚怀王的昏庸。再讲一句大家熟悉的谚语叫做“失败是成功之母”，这是全世界最荒谬的逻辑，失败加失败加失败竟然能够成功。如果你把这一句话翻译成英文叫失败是成功的妈妈，你把这句话讲给老外听人家肯定不知道。哪有失败加失败加失败等于成功的道理。我们对于失败背后的原因从来不去深究，从来不去研究，可是我告诉各位每一次失败都有原因，不是管理的问题就是战略的问题要不然就是其它的问题，但是我们的文化从来不鼓励我们去研究失败的原因。我们只看表面现象，不看背后真正的原因，这种只看表面的民族是浮躁的。因为我们看什么事情，不往深里去挖，不看真实的东西，不看本质的东西，只看表面现象，所以我今天讲这么多历史故事。
我给大家讲了两个观点，第一在这种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之下产生两个影响极为深远的文化异类，叫做投机取巧以及浮躁。我今天准备拿投机取巧以及浮躁来谈谈我们企业家。我们的企业家是我常常批评的，他们有世界五百强的病态心理，做到一定规模就要做大做强，这就是浮躁的心态。当去问这些企业家为什么要做大做强时，他们是讲不清的， 他们认为做企业就是要做大做强，这个问题就来源于他的浮躁心态，他们认为企业做大做强才是正确的。
中国的企业比如联想，做到一个阶段之后收购了IBM的手提电脑部门，这是什么心态造成的呢？难道收购这个部门是正确的吗？想一想IBM为什么不要了？你知不知道IBM的战略是什么？联想收购IBM的举动就是我从文化层面来做的剖析，而且我觉的我们很多企业家有世界五百强的病态心理，做到一定阶段之后就想成为世界500强。另外，你用收购兼并的方法做到五百强，在他们看来收购兼并是容易的办法。这种现象非常值的我们关切，而且我们对于事物本质的把握是非常不到位的。联想2004年之前曾经做大做强过，他们想搞IT服务、手机、互联网，到04年之后宣布失败，随后又收购IBM的手提电脑部门。这一切的做法就是我讲的，一个浮躁的心态让他喜欢做大做强，而其手法是投机取巧，喜欢小概率事件。
中国企业还在大厨师炒菜阶段
你不太喜欢看事物的灵魂、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基础，表面上看起来他不要电脑部门了，表面上看起他最大的业务是IT服务。我想告诉各位，IBM的战略非常清楚他就是要回归行业本质。软件分成三种，一个是基础，一个是中间件，一个下是游软件，SAP、用友软件属于下游软件，甲骨文、IBM是中游，IBM比甲骨文做的还要好，最上游是系统。你知道IBM为什么要把电脑卖掉吗？因为他集中所有的精力去做中间件，而中间件的行业本质就是囊括所有的中间件一个都不能缺，囊括所有的中间件的管道会使得下游的用户必定经过中游，这才是IBM全心全力打造软件中间件的行业本质。这个心态我们过去有吗？再看看华为，你认为他还是设备制造商吗？华为今天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设备制造商，他已经进入一个大流通领域，包括产品设计，订单处理、仓储运输、原料采购等等，也就是产业链环节，这个环节是谁帮你设计的呢？是IBM，这才是厉害的地方。IBM是5分， 华为是2点7分。这方面比不上IBM，但是他已经算一个比较好的企业，我相信他是少数几个能看清目前情况但是还是做的不够完美的企业。
送给大家一句话，我们整个中华文化缺乏一个工序流程的概念，也就是说我们中华文化对于企业家而言还在大厨师炒菜的阶段，当你一旦夸奖一个企业家做事厉害的时候，你就已经是大厨师的概念了。可大厨师必然的缺点就是这个大厨师一走就什么都带走了，我们要一套工序流程制度留下大厨师的手艺，而这一点是我们最差的。举个例子， 我们把大厨师炒菜的水平分成二十道工序，第一个人切葱花，第二个切肉丝。。。。。。第十八个人倒三勺酱油，第十九个人把火开到六百度，第二十个人炒三下，如果不好吃，重新进行调整。经过无数次的调整之后总有一套工序是能炒出和大厨师做的一样好吃的菜，这一套的积累就是今天企业成功的必然关键。但是我们中国文化的水平还停留在大厨师的水平，甚至我们会过分夸大企业家的能力，你要知道，一个企业家把企业做的如此之好的时候，当你把目标都放在大企业家身上的时候，你要注意了， 这个人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企业家，因为他受中华文化传统的束缚，他还是大厨师的水平，但是永远不知道要把他炒菜的技术用二十道工序流程分解下来，而且是科学的、积累式的、数据式的。我们今天引进汽车制造商，引进他的技术，引进他的仿真及模拟模型，请问，他的整套工序流程你积累了吗？浮躁使得你想迅速做大，总想找捷径，比如收购兼并，比如联想在2004年做的手机、互联网及IT服务，没有的我讲的行业本质，所以你买了IBM的电脑部门本身就是一种浮躁的表现，而你不理解IBM的成功是把握了行业本质。要成为现代企业，真正要在国际市场上一争长短，走到华为那一步就很不容易了，因为华为已经做到了工序流程，但是他的评分只有2点7分。可悲的是，我们99%的企业还没有弄清楚华为内部的工序流程的积累。
中国企业何以成长
做大做强通常的做法是寻找最有潜力的行业进行投资或者是收购兼并，因为有潜力当然比较好发展，找最有潜力可以省很多的事，就是“四两拔千斤”。可能我们的企业家听了这两句话会不高兴，也不要不高兴，我可以这么说你这一生的企业战略抉择基本上就是这两个词，脱离不了的。哪两个词呢， 就是浮躁和投机取巧。浮躁怎么定义，我们企业家都想做大，怎么投机取巧，就是寻找最有潜力的行业，不然就是投资，不然就是收购兼并。
我所批评过的几个企业基本上都有这种毛病，包括我当时所批评的德隆就是这样的，这种企业非常多。这种心态非常的危险，因为他是浮躁与投机取巧的两种给合，这两种组合让他缺乏创造力，他甚至没有想到是不是不要做大做强，是不是投资在没有潜力的行业上，他就没这样想过问题。这两个原因会使得我们的思维，固定在这两个轮廓上面，就用在浮躁与投机取巧奠定我们未来几乎所有的企业战略，这个路走下去非常危险。企业家的创造力我想谈一谈，你注意一下，这个国家如果他的企业好的话，他的文化艺术一定是最好的，比如说美国，美国的企业好这是很明显的，那美国的好莱坞呢，那种文化与艺术对于整个世界的影响是你不可想象的。那么亚洲国家你们认为哪个国家会继日本之后会在亚洲成为经济方面的强权国家呢？韩国!在你研究韩国企业之前，请你先研究一下韩国的文化。韩国文化的创造力是值的我们关切的，比如说，他曾经拍了一个电视剧叫大《大长今》。《大长今》讲的是一个非常烦人的故事，就是在皇宫的一个后宫，一个厨房中女人的事故。如果今天你要我郎咸平来拍的话我只能拍两集，就拍不下去了。可是韩国拍了80集，而这个电视剧不但是在韩国热播，在日本，在我们内地甚至西方各国也热播造成很大的影响。在台湾也出来了一个新的题材，一个姓许的韩国人画了一本漫画书叫《食客》，也是非常有创造力，这就是韩国文化。不要简单的看韩国文化，而是要一个国家的企业要做的好首先必须要有超强的创造力，而文化艺术方面是首先表现出来的，所以你看这个国家的文化艺术好不好，就能判定这个国家的创造力如何！再看看我们的电视剧，这五年比较热卖的一个叫做《汉武大帝》，一个叫《走向共和》这两个电视剧非常受观众喜爱，按我个人的意见，他接近事实的程度超过90%，你们再看一看我们现在的电视节目里面这种剧是占大多数的，你有创造力吗？《汉武大帝》包括服装等都是如此的符合史实，你觉的是一种悲剧还是一种喜剧？我可以这么讲，中华文化从大宋王朝开始逐渐丧失创造力，因为宋朝的理学的本质就是考据学，因此从宋朝朱熹之后的八股考试，完全扼杀了我们的创造力，因为他在搞考据。一千年之后的今天，我们还在搞考据，那我们的创造力在哪里？丧失创造力的当儿，你可想象到我们企业的发展一定是困难重重。在文化的束缚之下，你是浮躁的，你是喜欢投机取巧的，只有打破这个束缚你才能发挥创造力。
在当前金融危机的情况下，国内外的环境不容乐观，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企业如何发展呢？我们在这个时候更需要的是什么？关于这些我的官网（http://www.jsmedia.tv/bbs/viewthread.php?tid=44406&extra=page%3D1）上的网友纷纷展开了讨论，很热烈。我在官网上与网友交流的时候提对年青的朋友一些建议，那就是踏踏实实的走好每一步，打好基础，不要想着走捷径，对于企业何尝不是呢？
郑永年 中国意识形态的两极化及其后果
中国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高速经济发展，导致多元社会利益。但是因为社会群体之间、地区之间的收入差异越来越大，多元利益很快演变成为分化社会。
任何经济体在发展早期都会经历一个收入分配差异拉大的阶段。收入分配差异对一个社会的政治影响也取决于该一社会的接受程度。在中国，收入差异不仅从客观上说（即从基尼系数来衡量）已经超过了一般国际水平，更超过了中国社会的接受程度。
很多社会阶层对收入分配不公已经从不满转向忿恨。实际上，收入分配差异及其造成的政治社会影响也是中国官员多年来关注的焦点。
尽管中国政府在缩小分配差异、实现社会公平方面已经作了诸多的努力，但是没有迹象看到这些努力已经遏制了收入差异的扩大。反之，因为政府还没有发展出足够有效的能力来管治资本，收入分配差异还在继续扩大。
这次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更是增加了问题的严重性。在沿海地区，随着大量的工厂的倒闭，失业工人队伍越来越大，尤其是农民工。问题是：这种状况对中国的政治生态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影响当然是多方面的。但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利益分化已经导致了中国意识形态层面的分化。
各种主义，各有支持
这里指的是中国社会层面的意识形态，就是社会中的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对某一种主义或者意识的认同，而另一部分人则对另一种主义和意识的认同。尽管官方仍然控制着中国的舆论界，但这并不妨碍各种主义的流行。
今天的中国思想界有如晚清和民国初年，各种主义一一涌现，例如所谓的“左派”、“右派”、“保守主义”、“民族主义”，还有其他各种从本土培育的或者西方进口的主义。各种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宗教也反映了这个趋势。
意识是对社会现实的反映，各种主义在中国崛起是个常态。不过中国的各种主义之间并没有多少直接的争论和沟通。各种主义都在以各种方式和社会支持力量结合，寻求政策层面甚至政治层面的效应和结果。
很多年来，主导中国经济改革的是经济自由主义话语。经济自由主义在推动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型到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今天的经济自由主义处于一个非常难堪的局面。
经济自由主义很难解释中国社会的分化，也缺乏有效的政策来改变这种局面。相反，在很多人看来，经济自由主义已经沦落为既得利益集团的工具。在一些人看来，经济自由主义现在已经变成了中国进一步改革，尤其是社会改革的障碍。
在另一端，一些社会阶层成为经济自由主义主导下的改革的受害者或者牺牲品。他们也看不到未来改革的出路。所以，近年来，一些人开始全面否定改革开放政策。他们对邓小平的改革路线开始抱怀疑态度，要求反思和纠正改革路线。
因为市场化导向的改革出现了问题，他们往往向后看。无论新老“左派”还是国外称为“毛泽东派”的社会团体和知识分子都在不同程度上有这种倾向性。当然，这里也有一些从理想出发来审视和批判现实的知识分子。
看不到有效的妥协政策
各种主要的主义都呈现出激进化的趋向。在非理性的情况下，各种主义都可以表现出“民粹”的特点。“民粹”往往被用于指向社会低层被动员起来的状况。但是在今天的中国，既存在着“左派”民粹主义，其基础是社会低层和弱势群体，也存在“右派”民粹主义，其基础是既得利益和特权阶层。
双方面似乎很难找得到妥协的基础。一方面，既得利益的心态是“穷人该死”，他们动员一切尽可能的力量在千方百计地保护自己已经取得的利益基础上再扩大利益。另一方面，低层社会层面也越来越难以忍受一个越来越不公正的社会，视既得利益为“不义之财”。他们和他们的代言人当然也要动员自己的支持力量。
在这两者之间，中国的中间力量非常小而弱。中国的中产阶级本来就不大，但现在这个还是弱小的中产阶级处于一个困局。因为财富加速从多数人手中转移和集中到少数人手中，中产阶级中的少数一部分人已经通过积累财富和扩张，进入既得利益阶层。
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尤其是城市居民重新贫穷化，成为新穷人阶层。尽管经济的发展在继续制造中产阶级，但目前中国的经济结构决定了中国的中产阶级不会很快成长。
执政党当然不想看到社会的激进化。官方对社会意识形态的激进化也是有相当认识的。官方在舆论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控制还在继续。但因为利益的多元化，这种控制的有效性是相当有问题的。
即使在执政党内部也已经出现思想多元化的局面。这使得建立一种各方都可认可的意识形态重要起来。
很容易理解，官方的意识形态强调的是各种利益之间的妥协。但总体来说，官方的意识形态还是处于一个衰落状态。因为长期秉持“不争论”路线，有关方面倾向于持一种超然的态度，不时地干预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争论，但对自己的意识形态立场并不明确。
尽管努力达成个阶层利益之间的妥协，但既看不到妥协的意识形态，也看不到有效的妥协政策。虽然各社会阶层都能看到社会利益妥协的好处，但对低层社会阶层来说，在没有看到建立能够造就社会利益妥协的具体制度和政策之前，还是难以忍受现在的社会不公状态。
须建立基本社会正义的制度
社会意识形态激进化已经开始表现在社会行动的一些方面。最显著的是表现在近年来的社会群体事件上。早期的群体事件由具体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所引发，参与者也更多地表现为对具体利益的争取。但是这些年来，社会群体事件开始超越出经济和社会范围，具有政治性。
也不可否认，一些群体事件开始由理想的概念所引导，就是说社会意识形态开始在群体事件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中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
如果高度分化的利益不能达成妥协，那么最终可能会演变成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不想看到的革命局面。尽管有人会说一场以社会正义为目标的革命也并不可怕。可是，中国现在的社会结构表明革命之后可能又来一个重复。这与革命的愿望刚好相背。
中国社会的这种现状表明执政党要明确确立本身的改革路线及其方向。一方面要通过政府与社会各阶层的全面接触政策而达成改革共识，另一方面更需要下大力气加快建立能够促成社会利益妥协从而实现基本社会正义的制度。
要达到社会共识，“不争论”路线应当得到修正。这个路线如果继续下去，只会导致执政党改革话语权的继续弱化甚至丧失。当社会的各种力量各自对自己的支持力量拥有了强大的话语权的时候，执政党本身更应当感到迫切的压力。
如何通过大争论来达到社会的共识，确立社会的共同价值，这应当是执政党宣传和理论部门改革的重要内容。
任何经济体在发展早期都会经历一个收入分配差异拉大的阶段。收入分配差异对一个社会的政治影响也取决于该一社会的接受程度。在中国，收入差异不仅从客观上说（即从基尼系数来衡量）已经超过了一般国际水平，更超过了中国社会的接受程度。
很多社会阶层对收入分配不公已经从不满转向忿恨。实际上，收入分配差异及其造成的政治社会影响也是中国官员多年来关注的焦点。
尽管中国政府在缩小分配差异、实现社会公平方面已经作了诸多的努力，但是没有迹象看到这些努力已经遏制了收入差异的扩大。反之，因为政府还没有发展出足够有效的能力来管治资本，收入分配差异还在继续扩大。
这次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更是增加了问题的严重性。在沿海地区，随着大量的工厂的倒闭，失业工人队伍越来越大，尤其是农民工。问题是：这种状况对中国的政治生态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影响当然是多方面的。但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利益分化已经导致了中国意识形态层面的分化。
各种主义，各有支持
这里指的是中国社会层面的意识形态，就是社会中的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对某一种主义或者意识的认同，而另一部分人则对另一种主义和意识的认同。尽管官方仍然控制着中国的舆论界，但这并不妨碍各种主义的流行。
今天的中国思想界有如晚清和民国初年，各种主义一一涌现，例如所谓的“左派”、“右派”、“保守主义”、“民族主义”，还有其他各种从本土培育的或者西方进口的主义。各种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宗教也反映了这个趋势。
意识是对社会现实的反映，各种主义在中国崛起是个常态。不过中国的各种主义之间并没有多少直接的争论和沟通。各种主义都在以各种方式和社会支持力量结合，寻求政策层面甚至政治层面的效应和结果。
很多年来，主导中国经济改革的是经济自由主义话语。经济自由主义在推动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型到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今天的经济自由主义处于一个非常难堪的局面。
经济自由主义很难解释中国社会的分化，也缺乏有效的政策来改变这种局面。相反，在很多人看来，经济自由主义已经沦落为既得利益集团的工具。在一些人看来，经济自由主义现在已经变成了中国进一步改革，尤其是社会改革的障碍。
在另一端，一些社会阶层成为经济自由主义主导下的改革的受害者或者牺牲品。他们也看不到未来改革的出路。所以，近年来，一些人开始全面否定改革开放政策。他们对邓小平的改革路线开始抱怀疑态度，要求反思和纠正改革路线。
因为市场化导向的改革出现了问题，他们往往向后看。无论新老“左派”还是国外称为“毛泽东派”的社会团体和知识分子都在不同程度上有这种倾向性。当然，这里也有一些从理想出发来审视和批判现实的知识分子。
看不到有效的妥协政策
各种主要的主义都呈现出激进化的趋向。在非理性的情况下，各种主义都可以表现出“民粹”的特点。“民粹”往往被用于指向社会低层被动员起来的状况。但是在今天的中国，既存在着“左派”民粹主义，其基础是社会低层和弱势群体，也存在“右派”民粹主义，其基础是既得利益和特权阶层。
双方面似乎很难找得到妥协的基础。一方面，既得利益的心态是“穷人该死”，他们动员一切尽可能的力量在千方百计地保护自己已经取得的利益基础上再扩大利益。另一方面，低层社会层面也越来越难以忍受一个越来越不公正的社会，视既得利益为“不义之财”。他们和他们的代言人当然也要动员自己的支持力量。
在这两者之间，中国的中间力量非常小而弱。中国的中产阶级本来就不大，但现在这个还是弱小的中产阶级处于一个困局。因为财富加速从多数人手中转移和集中到少数人手中，中产阶级中的少数一部分人已经通过积累财富和扩张，进入既得利益阶层。
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尤其是城市居民重新贫穷化，成为新穷人阶层。尽管经济的发展在继续制造中产阶级，但目前中国的经济结构决定了中国的中产阶级不会很快成长。
执政党当然不想看到社会的激进化。官方对社会意识形态的激进化也是有相当认识的。官方在舆论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控制还在继续。但因为利益的多元化，这种控制的有效性是相当有问题的。
即使在执政党内部也已经出现思想多元化的局面。这使得建立一种各方都可认可的意识形态重要起来。
很容易理解，官方的意识形态强调的是各种利益之间的妥协。但总体来说，官方的意识形态还是处于一个衰落状态。因为长期秉持“不争论”路线，有关方面倾向于持一种超然的态度，不时地干预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争论，但对自己的意识形态立场并不明确。
尽管努力达成个阶层利益之间的妥协，但既看不到妥协的意识形态，也看不到有效的妥协政策。虽然各社会阶层都能看到社会利益妥协的好处，但对低层社会阶层来说，在没有看到建立能够造就社会利益妥协的具体制度和政策之前，还是难以忍受现在的社会不公状态。
须建立基本社会正义的制度
社会意识形态激进化已经开始表现在社会行动的一些方面。最显著的是表现在近年来的社会群体事件上。早期的群体事件由具体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所引发，参与者也更多地表现为对具体利益的争取。但是这些年来，社会群体事件开始超越出经济和社会范围，具有政治性。
也不可否认，一些群体事件开始由理想的概念所引导，就是说社会意识形态开始在群体事件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中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
如果高度分化的利益不能达成妥协，那么最终可能会演变成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不想看到的革命局面。尽管有人会说一场以社会正义为目标的革命也并不可怕。可是，中国现在的社会结构表明革命之后可能又来一个重复。这与革命的愿望刚好相背。
中国社会的这种现状表明执政党要明确确立本身的改革路线及其方向。一方面要通过政府与社会各阶层的全面接触政策而达成改革共识，另一方面更需要下大力气加快建立能够促成社会利益妥协从而实现基本社会正义的制度。
要达到社会共识，“不争论”路线应当得到修正。这个路线如果继续下去，只会导致执政党改革话语权的继续弱化甚至丧失。当社会的各种力量各自对自己的支持力量拥有了强大的话语权的时候，执政党本身更应当感到迫切的压力。
如何通过大争论来达到社会的共识，确立社会的共同价值，这应当是执政党宣传和理论部门改革的重要内容。
2009年3月13日
张雪忠 虚妄型爱国主义的根源
在目前的中国，有一种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即人们经常只是因为在某些社会问题上看法不一，便轻易地以爱国来标榜自己，以卖国来指责别人。对自己生长于斯的国土怀有一种浓烈的感情，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但一个需要认真分析的问题是：为什么有些中国人总是想当然地认为自己比别人更爱国？
由于人性方面可能存在的缺陷，爱国主义情感容易衍生两种有害的变种。个人在道德上的缺陷，容易导致伪善型爱国主义，在理智上的缺陷则容易导致虚狂型爱国主义。
理智缺陷导致伪善爱国
伪善型爱国主义者高喊爱国主义的口号，往往不是因为他比别人更爱国，而是为了谋求不太体面的私利。例如，人们经常会看到一些人一边高喊爱国的口号，一边却将有毒的食品卖给自己的同胞，或是利用职权大肆敛财并将钱财和家人一齐送至国外。
只有了解足够的事实，人们就完全可以看清伪善型爱国主义者的真正面目。但对于因理智缺陷导致的虚狂型爱国主义，人们却并不容易弄清它的根源。这一方面是因为虚狂型爱国主义者在道德上有可能无可指责，人们在认可其品格的同时也容易不假思索地相信其判断，另一方面是因为虚狂型爱国主义者所犯的理智错误，对人类理性而言极为自然和常见。
国家这一词语，本来只是被用来笼统地指代范围极为广泛的不具有人格的各种事物，比如某一特定范围内的地理疆域以及在其中生发的语言、文化、和社会制度等。当一个人说喜欢中国时，他可能既喜欢这个国家的自然景观，又喜欢这个国家的风俗、饮食和历史，但为了表达的简便，他可能只是简单地说，“我喜欢中国”，而不是不厌其烦地一一列举他所喜欢的与中国有关的具体事物。
但是，人们在使用国家这一概念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就忘记了这个概念只不过是用于指代在表达的过程中不便一一列举的各种事物，而是不自觉地把国家这个概念本身，视为独立于其所指代的事物的一个单纯而统一的实体，并且认为这一实体像自然人那样具有意识或精神。也就是说，人们总是倾向于将国家这一抽象概念实在化，并在此基础上将其人格化。
一般来说，如果一个人所爱对象具有人格时，这种爱往往不但是无条件的，而且是不求回报的。例如，一个人如果爱他的母亲，他就绝不会嫌弃她苍老的面容或是佝偻的身躯；一个男人如果爱上一个女人，他不会在爱她其他方面的同时嫌她眼睛太小。另外，这种爱往往不是出于私利上的目的。人们很少会认为父母爱自己的子女，只是为了从子女身上得到些什么。个人对个人的爱总是及于对象的全部，在范围上是全面而无限制的。
国家这一概念只是人们在不同的情境下对各种不同事物的指称，如果脱离了所指代的事物，其本身并不具有独立的实在性，更不可能具有人格。人们完全有可能在总体上热爱一个国家的自然景观，但同时并不喜欢它某些被污染的河流；热爱它的文化但却厌恶其中的某一成分；热爱它的风土人情但却不喜欢它的政治制度或制度的某些方面，等等。另外，人们往往会根据自身的利害，来表达对组成一个国家的各种事物的爱憎。
将国家概念人格化
虚狂型爱国主义的根源就在于将国家概念人格化。一个人如果将国家的概念人格化，那么即使他实际上没有任何具体行为或付出，也容易把自己想象为比别的同胞更加爱国的人。因为人们总是能更强烈、真切地感受到自己的情感，而爱一个并不存在的对象毕竟不需要任何真正的付出。
基于一种想象中的道德优势，虚狂型爱国主义者尽管自己实际上不可能完全做到，也总是会要求别人不问是非且不计利害地热爱和偏袒一个国家的各个方面。那些对政府进行批评的人，那些对本国历史或文化进行反思的人，那些指出国内各种社会问题的人，那些对国外的某些事物表示肯定的人，在虚狂型爱国主义者眼里，都是不够爱国的。
不幸的是，脱离国家概念原本指代的不具有人格的各种事物，进而将它实在化和人格化，这不但是普通人的理性容易出现的倾向，而且也是一些伟大的思想者经常会犯的错误。实际上，不少哲学及思想巨人在推动人们将国家概念人格化方面，曾经起到过非常重要的作用。这其中就包括柏拉图、费希特、黑格尔、鲍桑葵甚至卢梭等。
然而，如果人们冷静下来对一些历史人物加以考察就会发现，那些公认的爱国者必然是成熟的爱国者。他们热爱自己的国家，但从不回避本国存在的问题。相反，他们总是愿意去发现那些不加以解决就将危害日深的问题，并竭力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
一个成熟的爱国者如果同时又能为国家作出巨大的牺牲，那他这种不求回报的爱国情感就不但不是虚狂，而是一种让人敬重的高尚。那些成熟而高尚的爱国者，总是身怀对祖国的热爱却从不回避本国存在的问题与不足，总是不求回报地为国家无私奉献却从不认为对自己的同胞具有哪怕一丝一毫的道德优势。
实际上，成熟而高尚的爱国者最为热爱的恰恰是自己的同胞，因为他们知道，在他们所热爱的与祖国有关的各种不同的对象中，唯一具有人格因而配得上无条件和不求回报的挚爱的，正是生活在同一片国土上的一个个活生生的人。
由于人性方面可能存在的缺陷，爱国主义情感容易衍生两种有害的变种。个人在道德上的缺陷，容易导致伪善型爱国主义，在理智上的缺陷则容易导致虚狂型爱国主义。
理智缺陷导致伪善爱国
伪善型爱国主义者高喊爱国主义的口号，往往不是因为他比别人更爱国，而是为了谋求不太体面的私利。例如，人们经常会看到一些人一边高喊爱国的口号，一边却将有毒的食品卖给自己的同胞，或是利用职权大肆敛财并将钱财和家人一齐送至国外。
只有了解足够的事实，人们就完全可以看清伪善型爱国主义者的真正面目。但对于因理智缺陷导致的虚狂型爱国主义，人们却并不容易弄清它的根源。这一方面是因为虚狂型爱国主义者在道德上有可能无可指责，人们在认可其品格的同时也容易不假思索地相信其判断，另一方面是因为虚狂型爱国主义者所犯的理智错误，对人类理性而言极为自然和常见。
国家这一词语，本来只是被用来笼统地指代范围极为广泛的不具有人格的各种事物，比如某一特定范围内的地理疆域以及在其中生发的语言、文化、和社会制度等。当一个人说喜欢中国时，他可能既喜欢这个国家的自然景观，又喜欢这个国家的风俗、饮食和历史，但为了表达的简便，他可能只是简单地说，“我喜欢中国”，而不是不厌其烦地一一列举他所喜欢的与中国有关的具体事物。
但是，人们在使用国家这一概念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就忘记了这个概念只不过是用于指代在表达的过程中不便一一列举的各种事物，而是不自觉地把国家这个概念本身，视为独立于其所指代的事物的一个单纯而统一的实体，并且认为这一实体像自然人那样具有意识或精神。也就是说，人们总是倾向于将国家这一抽象概念实在化，并在此基础上将其人格化。
一般来说，如果一个人所爱对象具有人格时，这种爱往往不但是无条件的，而且是不求回报的。例如，一个人如果爱他的母亲，他就绝不会嫌弃她苍老的面容或是佝偻的身躯；一个男人如果爱上一个女人，他不会在爱她其他方面的同时嫌她眼睛太小。另外，这种爱往往不是出于私利上的目的。人们很少会认为父母爱自己的子女，只是为了从子女身上得到些什么。个人对个人的爱总是及于对象的全部，在范围上是全面而无限制的。
国家这一概念只是人们在不同的情境下对各种不同事物的指称，如果脱离了所指代的事物，其本身并不具有独立的实在性，更不可能具有人格。人们完全有可能在总体上热爱一个国家的自然景观，但同时并不喜欢它某些被污染的河流；热爱它的文化但却厌恶其中的某一成分；热爱它的风土人情但却不喜欢它的政治制度或制度的某些方面，等等。另外，人们往往会根据自身的利害，来表达对组成一个国家的各种事物的爱憎。
将国家概念人格化
虚狂型爱国主义的根源就在于将国家概念人格化。一个人如果将国家的概念人格化，那么即使他实际上没有任何具体行为或付出，也容易把自己想象为比别的同胞更加爱国的人。因为人们总是能更强烈、真切地感受到自己的情感，而爱一个并不存在的对象毕竟不需要任何真正的付出。
基于一种想象中的道德优势，虚狂型爱国主义者尽管自己实际上不可能完全做到，也总是会要求别人不问是非且不计利害地热爱和偏袒一个国家的各个方面。那些对政府进行批评的人，那些对本国历史或文化进行反思的人，那些指出国内各种社会问题的人，那些对国外的某些事物表示肯定的人，在虚狂型爱国主义者眼里，都是不够爱国的。
不幸的是，脱离国家概念原本指代的不具有人格的各种事物，进而将它实在化和人格化，这不但是普通人的理性容易出现的倾向，而且也是一些伟大的思想者经常会犯的错误。实际上，不少哲学及思想巨人在推动人们将国家概念人格化方面，曾经起到过非常重要的作用。这其中就包括柏拉图、费希特、黑格尔、鲍桑葵甚至卢梭等。
然而，如果人们冷静下来对一些历史人物加以考察就会发现，那些公认的爱国者必然是成熟的爱国者。他们热爱自己的国家，但从不回避本国存在的问题。相反，他们总是愿意去发现那些不加以解决就将危害日深的问题，并竭力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
一个成熟的爱国者如果同时又能为国家作出巨大的牺牲，那他这种不求回报的爱国情感就不但不是虚狂，而是一种让人敬重的高尚。那些成熟而高尚的爱国者，总是身怀对祖国的热爱却从不回避本国存在的问题与不足，总是不求回报地为国家无私奉献却从不认为对自己的同胞具有哪怕一丝一毫的道德优势。
实际上，成熟而高尚的爱国者最为热爱的恰恰是自己的同胞，因为他们知道，在他们所热爱的与祖国有关的各种不同的对象中，唯一具有人格因而配得上无条件和不求回报的挚爱的，正是生活在同一片国土上的一个个活生生的人。
2009年3月12日
许知远 史景迁眼中的邓小平
“中国学研究领域的毕加索”，一份报纸曾这样评价著名的汉学家史景迁。
在英语世界，没人比这位耶鲁大学教授写出“更好看”的中国研究作品。
据说史景迁教授是在咖啡馆中撰写那些历史著作的，浸泡在历史灰尘中的人物都重新获得了生命力。事实上，他的中国历史作品就像小说一样精彩，它们不仅要接受来自同行的由衷赞扬，还登上了《纽约时报》畅销书榜。
出生于1936年的史景迁相信，历史并不仅仅是由枯燥的数字与冰冷无情的事实组成，而是那些活生生的个人，他们的喜怒哀乐、雄心与感伤，才是理解历史的关键。他对于中国的历史描述也尽量超越地域所限，而将之置放于人类普遍的经验与情感中。他更看重历史的连续性，在《追寻现代中国》中，他将现代中国的形成上溯于明代晚期，直到今天，中国仍在向一个现代国家的转变过程中。
这篇对话发生于2004前，那是邓小平诞辰100周年，人人认定正是这位杰出人物把中国引入了正确的航道。如今，5年过去了，由邓小平倡导的改革却陷入了某种停滞，实验精神正让位于一种新的僵化，浓重的意识形态色彩卷土重来。此刻，重温这篇访问，或许能够提醒我们，中国发展本应有的轨迹。
1997年，您在一篇悼念邓小平的文章中将邓小平时代与晚清时代相比较，您为何这样做？
我认为在这两个时代都出现了中国的“洋务派”，他们在接触外界、在改革内部构架、进行经济和政治变革时面临同样的困难。我仍然认为，他（邓小平）的作用在于推动他周围的人，让他们更加灵活。
所以，这仍然是中国现代化过程的一个延续？或者，中国追求现代化的过程已经完成？
哦，从晚清到邓小平时代之间发生了那么多事情，那么多的动乱，你在世界其他地方几乎找不到同样的例子。
再没有比这更难回答的问题了。整个世界都在重新审视“现代化”这个词的意义，因此这个术语正处于争论之中。我们不能说中国已经完成了变化的阶段，这是不可能的。中国在不同层面、不同地区、不同人群中还有不同速度的发展需要完成，中国的构造中仍然存在巨大的断裂。我在英国和美国居住多年，这两个国家也存在巨大的断裂，也还有很多发展没有完成。
中国在经济上的发展是惊人的，从它的整个外观面貌来看非常明显，中产阶级的收入增长等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人类社会是如此难于组织……英国和美国仍然在寻求许多关于社会和经济方面问题的解答。
您在您的书中说过，中国的历史总是在不断循环。今天的中国是否已经打破了这个循环？
我希望我的观点不是那么简单。不过我确实说过中国有一个内部不断巩固的过程，这个过程在其他国家并不常见，其他国家更常见的现象是分裂或者与邻国融合。今天，中国内部经济的联系当然是在不断加强，中国有很多很多的道路可以走。我不认为今天的中国处于一个恒定状态，而是处于一个重组构架的巩固阶段。它仍然在扩展、在实验、在探索阶段，充满了机遇，也充满了风险。它需要一个能够面对这些挑战的领导层。
在中国历史上有过这样的相似阶段吗？
我得深思熟虑地回答这个问题，否则会显得头脑简单。1905年到1920年之间有过这样的时候，中国人开放心胸，准备改变组织规则、改变行为准则甚至在某些方面改变语言，从外国引入词语、不停地探索世界。那时，中国处于困境之中，人们充满实验精神，显示出愿意在某些方面抛弃过去的意愿——但是正如我所说，我不愿意过于简单地做出比较。如果你看看其它时期的中国，比如康熙时代，人们也同样显示出灵活性；我现在研究的晚明时代也是一个充满质疑精神的时代，当时的学者开始与西方学者对话，开始接受一些科学的新观念，西方也开始从中国接受一些新想法。
今天的中国与历史上的某些时段相比不是那么独特，但是它的独特性在于变化的规模。我认为今天变化的规模是史无前例的，如果按照过去的速度，这样的变化可能需要整个宋王朝的时间才能完成。
您曾经写过关于康熙、毛泽东和其他一些重要的中国历史人物传记，您认为邓小平在这些历史人物中占据什么地位？
我非常肯定，邓小平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他给自己建立了一个很强的地位。作为一个外国人，评价他是件困难的事。但是我认为，他是一位非常忠诚的中共党员，但与此同时，他坚信中国必须从毛泽东时代的经济和政治束缚中摆脱出来。在毛泽东去世后他对当时情况作出的反应是非常精明灵活的，包括在党内团结哪些人，如何巩固自己几度不牢固的地位。他的信念就是通过结束束缚来解放中国人的力量，包括缓慢地关闭一些国有企业和集体农庄。
这些信念大概是他在后期逐渐形成的。在1978、1979这两年里，中国人需要更新思想，党的领导人也必须考虑如何迎接这一新的挑战。当时发生了很多事情，包括吉米·卡特访华，后来邓小平访美——我当时很惊讶，怎么别的中国领导人没有阻止他这么做。他在党内团结支持自己的力量方面一定是非常有技巧的。
您会写一本关于邓小平的传记吗？
我不知道。这个想法有意思，但是可能很难得到邓小平在私人生活方面的资料。我很难在他身上挖出更深的东西，只能通过他制定的政治经济政策，而不是私人生活来了解他。关于他的个性我也只能凭猜测，除了他有很强的个性、很有政治技巧之外，我对他一无所知。我曾经在华盛顿见过他一面，他是一个充满了力量的人，成百上千的人蜂拥而至，只为一睹尊颜。他毫无疑问是个强者。
那么，在过去300年中，邓小平处于怎样的地位？
在过去300年里，我所能想到的中国领袖包括康熙、雍正，然后就是一个大跳跃：曾国藩，他也是一个非常灵活的人……邓小平的强大影响持续了25年，比雍正和曾国藩还要长。
邓小平的经历是非常独特、非常有趣的，他比戈尔巴乔夫要有力得多。
您是何时开始注意邓小平的？
开始的时候是在1966年，我注意到他曾经与周恩来等人留学法国。但是我并没有特别注意他，认为他只是一个党内的组织人物。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我才开始注意到他，那时他是作为一个强硬人物引起我的注意的。他的改革也引起了很多关注，但是当时的改变是非常缓慢的，偶尔有一些外国企业进驻，但是不像今天这种速度。
在后来那些年里，您对邓小平的看法是否随着改革的进程而改变？
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你知道，他的长寿起了一定作用——你活得越长，得到注意的机会就越多。对我来说，他一直是一个强硬人物，他对什么事情应该有什么限度是非常清楚的。值得注意的是，在他生命中的最后年份里，他已经不太出现在公众场合，也不太出来说话，但是他的政策依然继续。这体现出政策有自己的动力，即使领袖本人已经不再推行它们。在人类历史上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
在人们对邓小平的评价中，有什么重要的东西被遗漏了吗？
这很难说。他的外交政策、政治和经济政策、提拔年轻人的习惯……他对前苏联和美国的态度、对越南的政策……这些都不是我所熟知的。如果有人写一本关于他的传记，所有这些都必须考虑在内，还有他在法国、在四川和广西的经历，他和周恩来的背景的相似之处要多于和毛泽东的相似之处。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物，是一个适时出现的适当人物。
在过去100年里，中国是否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
首先我不太敢肯定是否是结构性的变化。中国与历史的割裂程度是前所未有的，来自外国的意识形态将一些中国的传统价值观割断了。但是与此同时，中国的历史研究又是如此发达。真正可能的结构性变化是中国人的开放心态，他们准备接受如此之多的外来事物：外来文化、外来制度、实用主义、计算机世界、经济理论……诸如此类。
更有意思的是观察在某些领域是否会发生结构性变化，比如家庭关系、尊老的传统等等。
那么，在权力结构中是否发生了变化呢？
对我来说，似乎传统的价值观仍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但是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有所加强，不过这仍然是一个非常微妙的领域。中国的长年动乱的历史和庞大的人口使得中央政府必须非常小心地解决问题，避免灾祸和痛苦。如果家庭组织弱化了，那么必须有新的组织替代它留下的空白。这些问题不能仅仅由政府来解决，而必须由各类组织参与，共同寻找出路。
今天的改革是否是在与邓小平时代非常不同的语境下进行的？假如邓小平依然在世，您认为他能否理解今日的变革？
这是个非常复杂的好问题。我认为他大概会把握住主要的概念，今天的技术发展、能源问题等等，因为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而且他善于把握中国的强国之道和弱点所在。至于他能否就此做什么，那是很难猜测的。
我被锁在了自己50年前的价值观中，邓小平则是一个非常善于与时俱进的人。我无法理解新技术，在中国的小县城中我看到很多网吧，但是我不知道那意味着什么……这是一个太过复杂、难以理解的系统，领导人们也需要问自己同样的问题。
今天的中国与7年前邓小平去世之际所面临的挑战有何不同吗？
在我看来，人们在讨论问题方面更为坦率和开放了，束缚似乎更少了，行动更为自由了。外国人可以跳上飞机就来到中国，可惜你们仍不能随便来美国……
有人认为邓小平的改革只局限在经济领域，您是否同意？
他的改革也延伸到了教育和军事领域。但是我认为，在一个曾经如此中央集权的、中央计划经济的国家，经济改革的内涵是非常复杂的，它必然伸向不同方向包括政治。它一定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一定会影响家庭、父母对孩子的态度、新一代对世界的态度，这些东西都是会变化的。
(这篇对话是覃里雯和我共同完成的，是我们合作的一系列采访之一，还有小新，我们三个人一个TEAM。如今想起，那真是个激动人心的时光)
在英语世界，没人比这位耶鲁大学教授写出“更好看”的中国研究作品。
据说史景迁教授是在咖啡馆中撰写那些历史著作的，浸泡在历史灰尘中的人物都重新获得了生命力。事实上，他的中国历史作品就像小说一样精彩，它们不仅要接受来自同行的由衷赞扬，还登上了《纽约时报》畅销书榜。
出生于1936年的史景迁相信，历史并不仅仅是由枯燥的数字与冰冷无情的事实组成，而是那些活生生的个人，他们的喜怒哀乐、雄心与感伤，才是理解历史的关键。他对于中国的历史描述也尽量超越地域所限，而将之置放于人类普遍的经验与情感中。他更看重历史的连续性，在《追寻现代中国》中，他将现代中国的形成上溯于明代晚期，直到今天，中国仍在向一个现代国家的转变过程中。
这篇对话发生于2004前，那是邓小平诞辰100周年，人人认定正是这位杰出人物把中国引入了正确的航道。如今，5年过去了，由邓小平倡导的改革却陷入了某种停滞，实验精神正让位于一种新的僵化，浓重的意识形态色彩卷土重来。此刻，重温这篇访问，或许能够提醒我们，中国发展本应有的轨迹。
1997年，您在一篇悼念邓小平的文章中将邓小平时代与晚清时代相比较，您为何这样做？
我认为在这两个时代都出现了中国的“洋务派”，他们在接触外界、在改革内部构架、进行经济和政治变革时面临同样的困难。我仍然认为，他（邓小平）的作用在于推动他周围的人，让他们更加灵活。
所以，这仍然是中国现代化过程的一个延续？或者，中国追求现代化的过程已经完成？
哦，从晚清到邓小平时代之间发生了那么多事情，那么多的动乱，你在世界其他地方几乎找不到同样的例子。
再没有比这更难回答的问题了。整个世界都在重新审视“现代化”这个词的意义，因此这个术语正处于争论之中。我们不能说中国已经完成了变化的阶段，这是不可能的。中国在不同层面、不同地区、不同人群中还有不同速度的发展需要完成，中国的构造中仍然存在巨大的断裂。我在英国和美国居住多年，这两个国家也存在巨大的断裂，也还有很多发展没有完成。
中国在经济上的发展是惊人的，从它的整个外观面貌来看非常明显，中产阶级的收入增长等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人类社会是如此难于组织……英国和美国仍然在寻求许多关于社会和经济方面问题的解答。
您在您的书中说过，中国的历史总是在不断循环。今天的中国是否已经打破了这个循环？
我希望我的观点不是那么简单。不过我确实说过中国有一个内部不断巩固的过程，这个过程在其他国家并不常见，其他国家更常见的现象是分裂或者与邻国融合。今天，中国内部经济的联系当然是在不断加强，中国有很多很多的道路可以走。我不认为今天的中国处于一个恒定状态，而是处于一个重组构架的巩固阶段。它仍然在扩展、在实验、在探索阶段，充满了机遇，也充满了风险。它需要一个能够面对这些挑战的领导层。
在中国历史上有过这样的相似阶段吗？
我得深思熟虑地回答这个问题，否则会显得头脑简单。1905年到1920年之间有过这样的时候，中国人开放心胸，准备改变组织规则、改变行为准则甚至在某些方面改变语言，从外国引入词语、不停地探索世界。那时，中国处于困境之中，人们充满实验精神，显示出愿意在某些方面抛弃过去的意愿——但是正如我所说，我不愿意过于简单地做出比较。如果你看看其它时期的中国，比如康熙时代，人们也同样显示出灵活性；我现在研究的晚明时代也是一个充满质疑精神的时代，当时的学者开始与西方学者对话，开始接受一些科学的新观念，西方也开始从中国接受一些新想法。
今天的中国与历史上的某些时段相比不是那么独特，但是它的独特性在于变化的规模。我认为今天变化的规模是史无前例的，如果按照过去的速度，这样的变化可能需要整个宋王朝的时间才能完成。
您曾经写过关于康熙、毛泽东和其他一些重要的中国历史人物传记，您认为邓小平在这些历史人物中占据什么地位？
我非常肯定，邓小平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他给自己建立了一个很强的地位。作为一个外国人，评价他是件困难的事。但是我认为，他是一位非常忠诚的中共党员，但与此同时，他坚信中国必须从毛泽东时代的经济和政治束缚中摆脱出来。在毛泽东去世后他对当时情况作出的反应是非常精明灵活的，包括在党内团结哪些人，如何巩固自己几度不牢固的地位。他的信念就是通过结束束缚来解放中国人的力量，包括缓慢地关闭一些国有企业和集体农庄。
这些信念大概是他在后期逐渐形成的。在1978、1979这两年里，中国人需要更新思想，党的领导人也必须考虑如何迎接这一新的挑战。当时发生了很多事情，包括吉米·卡特访华，后来邓小平访美——我当时很惊讶，怎么别的中国领导人没有阻止他这么做。他在党内团结支持自己的力量方面一定是非常有技巧的。
您会写一本关于邓小平的传记吗？
我不知道。这个想法有意思，但是可能很难得到邓小平在私人生活方面的资料。我很难在他身上挖出更深的东西，只能通过他制定的政治经济政策，而不是私人生活来了解他。关于他的个性我也只能凭猜测，除了他有很强的个性、很有政治技巧之外，我对他一无所知。我曾经在华盛顿见过他一面，他是一个充满了力量的人，成百上千的人蜂拥而至，只为一睹尊颜。他毫无疑问是个强者。
那么，在过去300年中，邓小平处于怎样的地位？
在过去300年里，我所能想到的中国领袖包括康熙、雍正，然后就是一个大跳跃：曾国藩，他也是一个非常灵活的人……邓小平的强大影响持续了25年，比雍正和曾国藩还要长。
邓小平的经历是非常独特、非常有趣的，他比戈尔巴乔夫要有力得多。
您是何时开始注意邓小平的？
开始的时候是在1966年，我注意到他曾经与周恩来等人留学法国。但是我并没有特别注意他，认为他只是一个党内的组织人物。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我才开始注意到他，那时他是作为一个强硬人物引起我的注意的。他的改革也引起了很多关注，但是当时的改变是非常缓慢的，偶尔有一些外国企业进驻，但是不像今天这种速度。
在后来那些年里，您对邓小平的看法是否随着改革的进程而改变？
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你知道，他的长寿起了一定作用——你活得越长，得到注意的机会就越多。对我来说，他一直是一个强硬人物，他对什么事情应该有什么限度是非常清楚的。值得注意的是，在他生命中的最后年份里，他已经不太出现在公众场合，也不太出来说话，但是他的政策依然继续。这体现出政策有自己的动力，即使领袖本人已经不再推行它们。在人类历史上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
在人们对邓小平的评价中，有什么重要的东西被遗漏了吗？
这很难说。他的外交政策、政治和经济政策、提拔年轻人的习惯……他对前苏联和美国的态度、对越南的政策……这些都不是我所熟知的。如果有人写一本关于他的传记，所有这些都必须考虑在内，还有他在法国、在四川和广西的经历，他和周恩来的背景的相似之处要多于和毛泽东的相似之处。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物，是一个适时出现的适当人物。
在过去100年里，中国是否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
首先我不太敢肯定是否是结构性的变化。中国与历史的割裂程度是前所未有的，来自外国的意识形态将一些中国的传统价值观割断了。但是与此同时，中国的历史研究又是如此发达。真正可能的结构性变化是中国人的开放心态，他们准备接受如此之多的外来事物：外来文化、外来制度、实用主义、计算机世界、经济理论……诸如此类。
更有意思的是观察在某些领域是否会发生结构性变化，比如家庭关系、尊老的传统等等。
那么，在权力结构中是否发生了变化呢？
对我来说，似乎传统的价值观仍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但是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有所加强，不过这仍然是一个非常微妙的领域。中国的长年动乱的历史和庞大的人口使得中央政府必须非常小心地解决问题，避免灾祸和痛苦。如果家庭组织弱化了，那么必须有新的组织替代它留下的空白。这些问题不能仅仅由政府来解决，而必须由各类组织参与，共同寻找出路。
今天的改革是否是在与邓小平时代非常不同的语境下进行的？假如邓小平依然在世，您认为他能否理解今日的变革？
这是个非常复杂的好问题。我认为他大概会把握住主要的概念，今天的技术发展、能源问题等等，因为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而且他善于把握中国的强国之道和弱点所在。至于他能否就此做什么，那是很难猜测的。
我被锁在了自己50年前的价值观中，邓小平则是一个非常善于与时俱进的人。我无法理解新技术，在中国的小县城中我看到很多网吧，但是我不知道那意味着什么……这是一个太过复杂、难以理解的系统，领导人们也需要问自己同样的问题。
今天的中国与7年前邓小平去世之际所面临的挑战有何不同吗？
在我看来，人们在讨论问题方面更为坦率和开放了，束缚似乎更少了，行动更为自由了。外国人可以跳上飞机就来到中国，可惜你们仍不能随便来美国……
有人认为邓小平的改革只局限在经济领域，您是否同意？
他的改革也延伸到了教育和军事领域。但是我认为，在一个曾经如此中央集权的、中央计划经济的国家，经济改革的内涵是非常复杂的，它必然伸向不同方向包括政治。它一定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一定会影响家庭、父母对孩子的态度、新一代对世界的态度，这些东西都是会变化的。
(这篇对话是覃里雯和我共同完成的，是我们合作的一系列采访之一，还有小新，我们三个人一个TEAM。如今想起，那真是个激动人心的时光)
2009年3月10日
许知远 甜蜜的表象
二零零一年的七月一日，在那篇提出了「三个代表」的著名演讲中，江泽民向私营企业家发出了温暖而明确的信号——邀请他们加入中国共产党。
即使人人都习惯于在餐桌上嘲笑「共产主义已死」，这篇演讲仍引发了巨大的争议。自从一九七八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最显著的特征即是——经济与社会早已变得面目全非，但意识形态却保持了惊人的僵化。
中国已进入了Windows、麦当劳、夜总会、大量失业工人构成的新时代，但是翻开《人民日报》、收听《新闻联播》，你看到的、听到的仍是三十年前的语言系统。尽管大批工人下岗，农村陷入破产，它仍在宣称中国共产党是工人与农民阶级的代表。彷佛这么多年来，人民大会主席台上的发言人，只是改动了一下演讲稿的日期。
但这一次，演讲者捅破了这层纸。三个代表的讲话，旋即被视作中国深层改革的某种信号。在九十年代兴起的企业家不仅在经济生活中获取发言权，并可能接着进入政治领域。这不正是经济增长催生政治变革的前奏吗？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马克思经典的诠释。中国的经济基础已经发生改变，那么上层建筑呢？它也被视作中国共产党灵活性的象征，这个将近七千万人的庞大组织，放弃意识形态的禁锢，跟随着时代变化而调整自身，将可能的挑战力量纳入自己的怀抱。
但对于怀疑者来说，这不过又一个花招，这个党和它领导的官僚阶层不准备进行任何深层变化，它不再代表工人与农民的利益，它也不准备代表新兴的富裕阶层和中产阶级的利益，它自身已经形成一个巨大的利益阶层，其它人必须为此服务。知识分子的批判声音早已消失了，更技术化的知识精英选择了和权力坐到一起，而现在又明确的为企业家提供了一席。
二零零三年之后的政治领导人不再热衷于给企业家们提供荣誉、讨论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的重要性、接见跨国公司的CEO。他们去煤矿、乡村、为民工讨工资、取消农业税，他们用市民化的语言作政治讲话，他们喜欢和网友交流，准备和那些叫「军委丑鱼」、「夏季清风」的人，谈论他对于中国外交、经济的看法。并准备接受那些匿名者们在Facebook上称呼他们为「涛哥」、「温宝宝」。它被视作开放性的增强、公共舆论的胜利、平民精神的回归。温家宝二月二十八日与网友在线交流后，新华网评论说，网友称赞温总理「处女秀」：很草根很实在。
从「三个代表」到「很草根很实在」，象征着中国政治生活的特质——表面上它正发生着戏剧性的变化，但在深层上，它却保持着非凡的顽固。过去的八年，可以轻易的被视作从「精英」向「平民」的转变，从片面追求高速经济增长到寻求整体社会的平衡与和谐的转变，从封闭统治到重视民意的转变……但是，变化真的发生了吗？还是这变化只反映了我们头脑中一厢情愿的期待？
对于企业家加入共产党的期待，是「经济决定论」的延续——经济增长必然能导致民主政治，财富必然能够转化成社会进步。但这种期待，迟迟未能实现。八年过去了。人们不再热情洋溢的谈论党员企业家，甚至企业家们都不再在受关注的人群之列。
他们不仅没有成为政治变革的力量，似乎变得更脆弱了。他们要在政治权力面前，保持过度的谦卑，而新兴的公众舆论也可能随时让他们不知所措。还记得二零零八年的五月吗，中国企业家中最具有影响力的一位——万科地产公司的领导人王石——因为个人的措辞，而给公司引发了信任危机。
于是，我们又改来相信「技术决定论」。那些活跃的网民，那些网络世界的公共舆论，是新兴互联网技术的象征，它必然是反权威的、多中心的、开放的、自由流动的，它被视作制衡政治权力、催促变革的最有力工具。
但是，与其说领导人的活跃的在线交流表明了政治公开性和公众的政治热情，不如说这无情的反映了中国社会的政治参与机会是多么的稀缺，意见表达的公共空间是多么匮乏。它也表明了政治如何沦为一种语言和姿态的表演，公众轻易的被没有行动支持的豪言壮语或是暂时的温情所感染。一种浅薄的民粹主义正在兴起，互联网也无法造就稳定性的反对组织和反对声音，政治生活所需要的多层级、多中心的复杂性始终没有形成。相反的，政治生活越发变成了一种表演。
比起八年前，这个庞大的政党与官僚阶层，更熟练的适应了新环境，但或许也陷入了更大的惰性——他们用种种姿态，来掩饰他们内心对深层变化的抗拒。我们或许无法立刻改变它，但至少不应被这些表象所迷惑。
即使人人都习惯于在餐桌上嘲笑「共产主义已死」，这篇演讲仍引发了巨大的争议。自从一九七八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最显著的特征即是——经济与社会早已变得面目全非，但意识形态却保持了惊人的僵化。
中国已进入了Windows、麦当劳、夜总会、大量失业工人构成的新时代，但是翻开《人民日报》、收听《新闻联播》，你看到的、听到的仍是三十年前的语言系统。尽管大批工人下岗，农村陷入破产，它仍在宣称中国共产党是工人与农民阶级的代表。彷佛这么多年来，人民大会主席台上的发言人，只是改动了一下演讲稿的日期。
但这一次，演讲者捅破了这层纸。三个代表的讲话，旋即被视作中国深层改革的某种信号。在九十年代兴起的企业家不仅在经济生活中获取发言权，并可能接着进入政治领域。这不正是经济增长催生政治变革的前奏吗？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马克思经典的诠释。中国的经济基础已经发生改变，那么上层建筑呢？它也被视作中国共产党灵活性的象征，这个将近七千万人的庞大组织，放弃意识形态的禁锢，跟随着时代变化而调整自身，将可能的挑战力量纳入自己的怀抱。
但对于怀疑者来说，这不过又一个花招，这个党和它领导的官僚阶层不准备进行任何深层变化，它不再代表工人与农民的利益，它也不准备代表新兴的富裕阶层和中产阶级的利益，它自身已经形成一个巨大的利益阶层，其它人必须为此服务。知识分子的批判声音早已消失了，更技术化的知识精英选择了和权力坐到一起，而现在又明确的为企业家提供了一席。
二零零三年之后的政治领导人不再热衷于给企业家们提供荣誉、讨论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的重要性、接见跨国公司的CEO。他们去煤矿、乡村、为民工讨工资、取消农业税，他们用市民化的语言作政治讲话，他们喜欢和网友交流，准备和那些叫「军委丑鱼」、「夏季清风」的人，谈论他对于中国外交、经济的看法。并准备接受那些匿名者们在Facebook上称呼他们为「涛哥」、「温宝宝」。它被视作开放性的增强、公共舆论的胜利、平民精神的回归。温家宝二月二十八日与网友在线交流后，新华网评论说，网友称赞温总理「处女秀」：很草根很实在。
从「三个代表」到「很草根很实在」，象征着中国政治生活的特质——表面上它正发生着戏剧性的变化，但在深层上，它却保持着非凡的顽固。过去的八年，可以轻易的被视作从「精英」向「平民」的转变，从片面追求高速经济增长到寻求整体社会的平衡与和谐的转变，从封闭统治到重视民意的转变……但是，变化真的发生了吗？还是这变化只反映了我们头脑中一厢情愿的期待？
对于企业家加入共产党的期待，是「经济决定论」的延续——经济增长必然能导致民主政治，财富必然能够转化成社会进步。但这种期待，迟迟未能实现。八年过去了。人们不再热情洋溢的谈论党员企业家，甚至企业家们都不再在受关注的人群之列。
他们不仅没有成为政治变革的力量，似乎变得更脆弱了。他们要在政治权力面前，保持过度的谦卑，而新兴的公众舆论也可能随时让他们不知所措。还记得二零零八年的五月吗，中国企业家中最具有影响力的一位——万科地产公司的领导人王石——因为个人的措辞，而给公司引发了信任危机。
于是，我们又改来相信「技术决定论」。那些活跃的网民，那些网络世界的公共舆论，是新兴互联网技术的象征，它必然是反权威的、多中心的、开放的、自由流动的，它被视作制衡政治权力、催促变革的最有力工具。
但是，与其说领导人的活跃的在线交流表明了政治公开性和公众的政治热情，不如说这无情的反映了中国社会的政治参与机会是多么的稀缺，意见表达的公共空间是多么匮乏。它也表明了政治如何沦为一种语言和姿态的表演，公众轻易的被没有行动支持的豪言壮语或是暂时的温情所感染。一种浅薄的民粹主义正在兴起，互联网也无法造就稳定性的反对组织和反对声音，政治生活所需要的多层级、多中心的复杂性始终没有形成。相反的，政治生活越发变成了一种表演。
比起八年前，这个庞大的政党与官僚阶层，更熟练的适应了新环境，但或许也陷入了更大的惰性——他们用种种姿态，来掩饰他们内心对深层变化的抗拒。我们或许无法立刻改变它，但至少不应被这些表象所迷惑。
2009年3月3日
郑永年 中国官僚化教育评审制度的恶果
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国杰教授曾经很形象地把“科学引文索引”(SCI，science citation index)称之为“愚蠢的中国式观念”(stupid Chinese idea)。SCI的原意是要帮助科研人员有效获取文献信息，但引入到中国之后逐渐演变和异化，到今天已经成为学校排名、科研项目评审、科研申报、科研人员评介奖励等几乎是覆盖所有科研领域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的评价标准。
实际上，情况要比李教授所言严重得多。考虑到类似的评审制度已经渗透到包括人文社会科学在内的所有教育活动领域，如果各种异化了的官僚化评审制度得不到纠正，长期以往，就会使得中国人变得愚蠢，永远培养不出一流的人才，国家也永远成不了一流的强国。
历史地看，引入西方的一些科学评审实践方法有其必然性。在中国，尽管有数千年的辉煌的科学技术发展历史，但并没有发展出像近代西方那样系统的科学研究体系。在社会科学方面尤其如此。
中国只有史学传统，而缺少社会科学传统。从90年以前“五四运动”提出的“民主”与“科学”的口号来看，中国人早就意识到科学技术是国家强大的一个最主要根源。要强大，学习西方和引入西方科学体系不可避免。
近20多年来，中国大量引入西方科学研究（包括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评审体系，更有其深刻的政治背景。可以说，它主要是对改革开放前意识形态作为评审标准的反动。
马克思主义从科学变成意识形态
在改革开放前的很多年里，除了在对国家的生存至关重要的少数领域，中国说不上有什么科研。一切科学研究都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因此在80年代，就有科学家讥讽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物理学。在人文社会科学中更不用说了，如果没有提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名字，就算不上研究。
应当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在西方一直被视为一种科学的方法，一直到今天，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仍然乐此不疲。只有到了中国才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味道。从这个角度来说，引入西方评审方法是必要的矫正。
在西方，科学评审明明是科学研究的一部分，但一到中国就马上异化。原因可能再也简单不过了。在西方，这样那样的评估体系只是科学研究者们方便和促进科学研究的工具。但在中国，它们则成了官僚机构衡量一切的有效武器。就是说，它们已经不再是研究者群体本身的工具，而是官僚制度管理学术研究的一项制度安排。
也很显然，类似的评审制度不仅仅局限在科学研究部门，也发展到了其他所有教育和研究活动。例如这些年纷纷流行开来的教育考核制度。
教育考核很多国家都有，但这些都是要专业人士来确定和推行的。在中国，各种考核却都是教育官僚决定，教育官僚推行。中国的教育资源，也大多是教育官僚来分配的。教育评估者和资源分配者的合一导致了教育官僚的专制权力。
一些地方出现一大群校长和教授围着教育部门派来的一个小官员团团转的事情。尽管这样的事情使得中国的校长和教授们蒙羞，但在这个制度环境下非常能够理解他们的行为。
因为教育官僚的一言一行决定了学校的等级和所能获得资源的多少，校长和教授们要取悦的并非那个小官员，而是金钱。
不了解本身社会，遑论改造
类似的评审制度多得出奇，不可胜数，如职称的评审、博士点、教育基地的设置，等等。教育部门能动性很高，乐此不疲地从西方引入各种评审制度。如果西方没有的，他们也可主动创新。因为这些既是权威的象征，同时也涉及到巨大的经济利益。
再者，长期以来，教育部门对西方引入的东西从来是不加以怀疑的。在缺失自信的教育官僚眼中，由西方引入的东西甚至已经有了道德的含义。
他们根本就没有考量到在西方是科学的东西，到了他们自己的手中则成了反科学的了。人们往往只看到这里面所涉及到的经济上的腐败，但更为严重的是整体教育制度的腐败。
教育官僚把这样那样的评审制度套到中国，反而使得中国的教育和研究没有创新能力。无论是科研制度还是科研评审制度的移植，在自然科学和工程学还说得过去，因为纯科学有其普遍性。但到了人文和社会科学则毫无道理可言。
在社会科学，例如经济学，中国的学者们一方面大叫现存西方经济学解释不了中国的经济发展，但另一方面则继续不加思考地把西方经济学强加给中国学生身上。把解释苹果（西方）的理论套到橛子头上，结果是不伦不类。
在马克思那里，知识分子担负着双重的功能，即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很显然，改造世界是以认识世界为前提的。很长时间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直在口口声声地要改造社会，但是如果连自己的社会是什么样子都搞不清楚，还想改造它？中国的知识分子从来就没有成功地改造过中国，这并不难理解。
学习是一个再创造和创新的过程，而不是简单地接受。社会科学就是解释特定社会现象的科学。在学习西方和美国的时候，人们只学概念性的东西，而不是方法。
西方社会科学中概念性的东西都是西方社会科学家在观察西方社会现象过程中提取出来的。现在中国学者把解释西方社会的概念，机械地应用到了中国，而不是用科学的方法来观察自己的社会，通过这种观察抽象出新的概念和理论。
很多学者只知道搬用西方概念，而忘记了去考察这些概念从何而来。要学习西方的是人家如何观察社会现象，也就是方法，而不是人家观察的结果（概念和理论）。
应让专业人士担当更重要角色
现在各种由西方进口的主义充塞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很多人都爱讲这个主义、那个主义，但他们实际上学到的只是形式和概念，而没有学到西方社会科学的本质。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现在的国际社会科学理论中没有一个概念是和中国相关的，更不要说是理论了。今天人们所看到的大多数社会科学家和思想家，都是欧洲转型的产物。就是说，他们的学说和知识产生于对欧洲转型的观察和研究。
中国的转型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巨大的，但到现在为止，没有产生一个和中国转型相关的社会科学理论。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者如果光简单地接受西方理论，就永远建立不起能够解释中国社会现象的科学，或者中国社会科学。
要建立中国自己的社会科学，就要避免中国思维的美国化或者西方化。但事实上，西方化已经根深蒂固地被制度化了，因为西方的概念已经深深融入中国教育官僚所主导的各种评介体系里面了。
比如，运用西方尤其是美国社会科学的概念来分析中国的问题，这样的研究很容易被国际主流社会所接受，因为这个“主流”是由西方来确定的。更重要的是，很多权威学术管理机构和学术评估机构都以美国为自己的标准。一篇文章只要发表在美国的刊物上，就是好文章。
因为自己没有社会科学研究和评估体系，只好搬用他国的。但在搬用过程中，所建立的体系可以说是比美国人还美国化。美国和西方的评估体系是开放的，具有竞争性，评审标准也与时俱进。
西方学界根本不认为存在着唯一的标准，因此其评估体系也是多元体系。但这套东西一旦到了中国，就具有垄断性和封闭性。这是现有的教育和研究体制官僚化造成的。
美国和西方的思维霸权在美国西方没有建立起来，但在中国很容易就建立起来了。照这样下去，中国永远不可能实现真正的理论创新，建立中国的社会科学更是遥遥无期。
对后发展中国家来说，在教育和研究发展过程中，政府的确应当扮演一个更为重要的作用。西方国家在数百年中确立起现代教育和研究标准。如果没有政府的大力加入和推动，后发展中国家很难赶上西方发达国家。但是，政府的作用不应当理解成为政府官员或者教育官僚的作用。
专业人士应当扮演一个比政府官僚更为重要的角色，或者说政府官僚应当配合专业人士而发生作用。德国政府曾经这样做，日本政府也曾经这样做，这两个国家无论在教育和科研方面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如果不能对中国教育科研官僚主导的评审制度进行深刻的改革，中国永远会处于贫于创新和贫于思想的状态。
实际上，情况要比李教授所言严重得多。考虑到类似的评审制度已经渗透到包括人文社会科学在内的所有教育活动领域，如果各种异化了的官僚化评审制度得不到纠正，长期以往，就会使得中国人变得愚蠢，永远培养不出一流的人才，国家也永远成不了一流的强国。
历史地看，引入西方的一些科学评审实践方法有其必然性。在中国，尽管有数千年的辉煌的科学技术发展历史，但并没有发展出像近代西方那样系统的科学研究体系。在社会科学方面尤其如此。
中国只有史学传统，而缺少社会科学传统。从90年以前“五四运动”提出的“民主”与“科学”的口号来看，中国人早就意识到科学技术是国家强大的一个最主要根源。要强大，学习西方和引入西方科学体系不可避免。
近20多年来，中国大量引入西方科学研究（包括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评审体系，更有其深刻的政治背景。可以说，它主要是对改革开放前意识形态作为评审标准的反动。
马克思主义从科学变成意识形态
在改革开放前的很多年里，除了在对国家的生存至关重要的少数领域，中国说不上有什么科研。一切科学研究都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因此在80年代，就有科学家讥讽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物理学。在人文社会科学中更不用说了，如果没有提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名字，就算不上研究。
应当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在西方一直被视为一种科学的方法，一直到今天，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仍然乐此不疲。只有到了中国才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味道。从这个角度来说，引入西方评审方法是必要的矫正。
在西方，科学评审明明是科学研究的一部分，但一到中国就马上异化。原因可能再也简单不过了。在西方，这样那样的评估体系只是科学研究者们方便和促进科学研究的工具。但在中国，它们则成了官僚机构衡量一切的有效武器。就是说，它们已经不再是研究者群体本身的工具，而是官僚制度管理学术研究的一项制度安排。
也很显然，类似的评审制度不仅仅局限在科学研究部门，也发展到了其他所有教育和研究活动。例如这些年纷纷流行开来的教育考核制度。
教育考核很多国家都有，但这些都是要专业人士来确定和推行的。在中国，各种考核却都是教育官僚决定，教育官僚推行。中国的教育资源，也大多是教育官僚来分配的。教育评估者和资源分配者的合一导致了教育官僚的专制权力。
一些地方出现一大群校长和教授围着教育部门派来的一个小官员团团转的事情。尽管这样的事情使得中国的校长和教授们蒙羞，但在这个制度环境下非常能够理解他们的行为。
因为教育官僚的一言一行决定了学校的等级和所能获得资源的多少，校长和教授们要取悦的并非那个小官员，而是金钱。
不了解本身社会，遑论改造
类似的评审制度多得出奇，不可胜数，如职称的评审、博士点、教育基地的设置，等等。教育部门能动性很高，乐此不疲地从西方引入各种评审制度。如果西方没有的，他们也可主动创新。因为这些既是权威的象征，同时也涉及到巨大的经济利益。
再者，长期以来，教育部门对西方引入的东西从来是不加以怀疑的。在缺失自信的教育官僚眼中，由西方引入的东西甚至已经有了道德的含义。
他们根本就没有考量到在西方是科学的东西，到了他们自己的手中则成了反科学的了。人们往往只看到这里面所涉及到的经济上的腐败，但更为严重的是整体教育制度的腐败。
教育官僚把这样那样的评审制度套到中国，反而使得中国的教育和研究没有创新能力。无论是科研制度还是科研评审制度的移植，在自然科学和工程学还说得过去，因为纯科学有其普遍性。但到了人文和社会科学则毫无道理可言。
在社会科学，例如经济学，中国的学者们一方面大叫现存西方经济学解释不了中国的经济发展，但另一方面则继续不加思考地把西方经济学强加给中国学生身上。把解释苹果（西方）的理论套到橛子头上，结果是不伦不类。
在马克思那里，知识分子担负着双重的功能，即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很显然，改造世界是以认识世界为前提的。很长时间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直在口口声声地要改造社会，但是如果连自己的社会是什么样子都搞不清楚，还想改造它？中国的知识分子从来就没有成功地改造过中国，这并不难理解。
学习是一个再创造和创新的过程，而不是简单地接受。社会科学就是解释特定社会现象的科学。在学习西方和美国的时候，人们只学概念性的东西，而不是方法。
西方社会科学中概念性的东西都是西方社会科学家在观察西方社会现象过程中提取出来的。现在中国学者把解释西方社会的概念，机械地应用到了中国，而不是用科学的方法来观察自己的社会，通过这种观察抽象出新的概念和理论。
很多学者只知道搬用西方概念，而忘记了去考察这些概念从何而来。要学习西方的是人家如何观察社会现象，也就是方法，而不是人家观察的结果（概念和理论）。
应让专业人士担当更重要角色
现在各种由西方进口的主义充塞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很多人都爱讲这个主义、那个主义，但他们实际上学到的只是形式和概念，而没有学到西方社会科学的本质。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现在的国际社会科学理论中没有一个概念是和中国相关的，更不要说是理论了。今天人们所看到的大多数社会科学家和思想家，都是欧洲转型的产物。就是说，他们的学说和知识产生于对欧洲转型的观察和研究。
中国的转型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巨大的，但到现在为止，没有产生一个和中国转型相关的社会科学理论。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者如果光简单地接受西方理论，就永远建立不起能够解释中国社会现象的科学，或者中国社会科学。
要建立中国自己的社会科学，就要避免中国思维的美国化或者西方化。但事实上，西方化已经根深蒂固地被制度化了，因为西方的概念已经深深融入中国教育官僚所主导的各种评介体系里面了。
比如，运用西方尤其是美国社会科学的概念来分析中国的问题，这样的研究很容易被国际主流社会所接受，因为这个“主流”是由西方来确定的。更重要的是，很多权威学术管理机构和学术评估机构都以美国为自己的标准。一篇文章只要发表在美国的刊物上，就是好文章。
因为自己没有社会科学研究和评估体系，只好搬用他国的。但在搬用过程中，所建立的体系可以说是比美国人还美国化。美国和西方的评估体系是开放的，具有竞争性，评审标准也与时俱进。
西方学界根本不认为存在着唯一的标准，因此其评估体系也是多元体系。但这套东西一旦到了中国，就具有垄断性和封闭性。这是现有的教育和研究体制官僚化造成的。
美国和西方的思维霸权在美国西方没有建立起来，但在中国很容易就建立起来了。照这样下去，中国永远不可能实现真正的理论创新，建立中国的社会科学更是遥遥无期。
对后发展中国家来说，在教育和研究发展过程中，政府的确应当扮演一个更为重要的作用。西方国家在数百年中确立起现代教育和研究标准。如果没有政府的大力加入和推动，后发展中国家很难赶上西方发达国家。但是，政府的作用不应当理解成为政府官员或者教育官僚的作用。
专业人士应当扮演一个比政府官僚更为重要的角色，或者说政府官僚应当配合专业人士而发生作用。德国政府曾经这样做，日本政府也曾经这样做，这两个国家无论在教育和科研方面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如果不能对中国教育科研官僚主导的评审制度进行深刻的改革，中国永远会处于贫于创新和贫于思想的状态。
陈志武 资本化的奥秘
资本化的奥秘
陈志武
作者系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长江商学院访问教授
中国已尝到资本化的好处，但总体资本化水平还很低，土地还是国有，几乎所有大型企业也还是国有，这些会继续抑制中国资本化的深化。特别是，如果想要产生出最大限度的资本，产权保护、契约权利保护等法治架构还必须改善，否则，只能做些粗糙的资本化运作，难以深化。
“流动性过剩”，“钱太多”，这是时下时髦的话题。实际上，在全球范围内，中东石油“钱”、俄罗斯与加拿大自然资源“钱”、美国高科技“钱”等等，到处是“钱”，以至于开放式基金、对冲基金、私人股权基金公司，随便就有几百亿、几千亿美元管理，中国工商银行在海外上市不费吹灰之力就融资200亿美元。在中国，“钱”更是多得不得了。如果按广义货币与GDP之比来衡量，那么，1980年中国的广义“钱”量只是GDP的22%，相对于每一块钱的GDP，只有0.22元钱在流通。从那以后，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中国经济的“钱”化程度直线上升，到2003年达到最高，流通的“钱”量是GDP的1.9倍，相对于每一块钱的GDP产出差不多有2元钱在流通，社会上的确到处是钱！
从表面看，今天世界的钱似乎太多，有一种非理性繁荣，中国的货币供应水平尤其是历史上少有的，也比世界其他国家都高。就以2006年为例，日本的广义货币相当于GDP的140%，美国的广义货币为7万亿美元，相当于GDP的50%。
不过，单纯从货币供应占GDP之比还不能判断“钱”是太多还是太少，关键还要看通货膨胀率的高低。如果通货膨胀不是问题，货币供应、资本供应再多也没问题，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各国中央银行都以通货膨胀为货币政策的目标。虽然各国货币供应多，但目前主要国家的通货膨胀却都在2%至3%左右，这说明货币供应多的有因。
可是，这么说并没有从根本上解释为什么中国的“钱多”、世界流通性“过剩”不是问题。为什么“钱”多、资本多而通货却不膨胀呢？跟以往历史时期比，今天的世界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不是已经有一种全球金融大泡沫，而且会像一些人预测的那样不久要破灭？这些的确是新时代的新现象，我们不妨借这种难得的历史时期，来重新审视资本的奥秘，以看清当今经济的根本特征。以往，我们更关注过去200年工业革命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却忽视了发生于过去150年的金融革命。不认识这场金融革命，就难以认清资本的奥秘，当然也就不能深入理解美国经济的本质以及正在中国发生的经济与社会变革。
钱、资本和财富
我们先要回答一个问题：什么是钱？资本？财富？简单讲，“钱”主要是一个货币的概念，流动性最好，可直接用于交换，并同时又是市场交换的结果，是具有最普遍接收性的价值载体。钱既可以是纸币，也可以为东西，比如金银、丝绸，只要大家都认就行。资本也是活的价值，尽管其“活”性较钱低，但它是能够生产价值的价值。而财富既包括流动性的，也包括不流动的价值，即死的有价物，一般的财富并不一定能产生财富。从契约理论的角度讲，财富往往是物、是“东西”，货币是把“东西”卖掉之后的价值载体，而资本更多是“东西”的“产权证”，它是广义的货币，是跟具体的“东西”相对应的产权。
最能区分这三者的“东西”要算土地，土地是财富，但它不一定是资本，更不一定是钱。首先，土地必须能买卖交易，否则它既不是钱，又不能转换成资本。比如，如果土地是国有，就不能被买卖，土地顶多是财富，不是资本，也不能变成钱，更生不了多少钱。如果土地是私有并且能被买卖，那么土地跟钱间只有一次交易相隔，土地就能随时变成钱，就像钱了。当然，即使私有土地可以买卖，除了直接出售外土地还不一定能转换成资本。也就是说，只有在产权保护制度和契约权益保护相对可靠的情况下，土地即使不卖掉，也可以被抵押转换成资本。这时，土地的“产权证”就最重要，“产权证”的流动性使土地权成为资本，以资本的形式让土地所承载的财富赚更多钱。
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未来收入，比如，个人的未来收入是财富，但是如果没有金融工具把未来收入做票据化、证券化变现，那也顶多是可以感觉到但不能花的财富，也不是资本。通过将部分未来收入以“产权证”(抵押)形式流动起来，未来收入流也能成为资本。
财富不一定能一下子变成钱，财富的范围比资本大，资本比钱的范围大。问题是：什么决定财富、资本与钱之间的相互距离呢？一个国家对“东西”、对未来收入流进行资本化的能力，也就是市场、契约与产权制度，决定了这三者间的距离。从根本上讲，货币是将“财富”卖掉的所得，资本是以产权契约、金融票据、证券契约等形式将“财富”资本化的所得，是资产和未来收入流的“产权证”。只不过，通过这些“产权证”，把本来就已存在但是“死”的“东西”和未来收入流变活了。在这个意义上，只要金融票据、证券、货币是相对于实在的价值而发行的，金融化在增加价值载体的流通性的同时，本身并不必然导致通货膨胀或经济危机。
市场化改革让中国的钱多了
那么，这些年中国的“钱”为什么多了？简单说，是由于“改革开放”，但从更深的层面，我们可以从“钱化”和“资本化”的角度来理解中国这些年的经历。过去28年的改革开放大致可分成两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78年至1990年代中期，其核心是给老百姓买卖东西的自由，他们有选择生产什么、到哪里卖、如何卖的自由，包括劳动力市场与创业市场上的自由，那是从计划到市场的“市场化”或说“钱化”阶段。1990年代中期开始，特别是1998年之后的阶段，可以概括为“资本化”时期，就是让企业资产(包括有形资产和未来收入流)、土地和各类自然资源、劳动者未来收入流，都可通过产权化、证券化或者金融票据化转变成流通的金融资本。一个国家可以卖的东西越多，或者已经资本化或能够被资本化的资产和未来收入流越多，它的“钱”自然就越多。
当然，“市场化”阶段使中国“钱”多，这好理解。在计划经济时期，人们普遍没“钱”。而之所以没“钱”，并非完全由于没有“东西”，而是由于那时的市场化水平极低，几乎没有“东西”可以通过市场换成“钱”，也没有什么出口贸易，经济被“钱”化得太少，所以，那时候张三可以有“东西”、有一双手，也有许多时间，但他没有“钱”。文革时期在农村，大人出差旅行时，都得带上一袋大米、菜以及被子、席子等等，而不能带“钱”。也就是说，那时候要东西，有，但要钱则没有。我们不妨想象一下，如果出差旅行要靠自己带粮菜、被席，一方面旅行在外的时间不可能太久、走的距离不能太远，另一方面能够跨地区运输的货物也必然有限。因此，“钱”化程度低的社会自然是人口流动少、跨地区贸易有限的社会。
1978年后的市场化改革，使几乎所有的“东西”可以在市场上交易，包括各类农产品、制造品、劳动力、房产等等都可交易，市场的交易自由度在逐年上升。不管国内贸易、出口贸易，还是简单的日常市场交易，这些都需要货币支付，自然地对“钱”的需求上升了，“钱”的供应必然要上去。因此，在“东西”产出相同的情况下，市场化程度越高，货币相对于GDP的比例必然会升高。与此同时，外贸出口在逐年猛增，这本身就加快了中国资源和劳动力的变现规模和速度，必然也使中国钱多。
不过，钱多的原因还不只如此。一方面，货币化的上升催化人口流动、催化跨区域贸易。也就是说，如果市场很发达、“钱”的供应不稀缺，张三出差之前可先把自己产的粮食、蔬菜、家禽等在本地市场卖掉，换成“钱”，然后带着“钱”而不是“东西”出差，每到一家目的地餐馆、酒店用现金支付即可。到今天，当然连现钞都不用带，信用卡更方便，远道旅行就容易得多。因此，货币化发展对人口流动、异地贸易是一种根本性的催化剂。许多人会说，虽然货币化带来方便，可是各地市场物价差别很大，张三家乡的大米、蔬菜、肉食比外地更便宜，所以，权衡之下，还是自带食物、被絮合算。—— 这当然有道理，但这恰恰说明市场化的重要性，如果市场化发展足够到位，如果跨地区的“投机倒把”商业运作畅通无阻，那么，到最后，各地之间的物价可能会因为运输成本还有差别，但那种价差会低于异地运输成本。在这种情况下，张三当然会选择先将“东西”换成“钱”，带“钱”出差。从某种意义上讲，只要有人还选择带粮菜出差，那说明中国的市场化还有路要走。
另一方面，人口流动的增加、异地贸易的上升也反过来增加对“钱”的需求，又刺激中国经济货币化水平的提升。当一个村、一个镇、一个社会的人哪里也不远游、不外出的时候，他们对“钱”的需要会很少，金融在经济中的分量会很低。可是，一旦远游盛行，一旦异地就业日益普遍，金融在经济中的地位会越来越高，“钱”相对于经济产出的比例就越多。换句话说，即使人均收入没有上升，人口流动以及异地就业的逐年增加也会让货币供应量增加，更何况GDP在快速增长呢！这种因真实需要而增加的货币供应，当然不一定带来通货膨胀。
城市化和工业化是社会“钱化”的另一个催化剂。1800年时，美国95%的人口生活在农场上，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由于吃住都靠自己的农场，许多农民连续数周见不着一分“钱”，也用不着“钱”，最多与邻村农民以货易货就够了。那时，全美国的货币供应才2800万美元，农业经济不需要“钱”。反过来说，农业经济也就没“钱”！十九世纪的工业革命在城市创造了众多更高收入的就业机会，美国人逐渐离开农场进入城市，靠领薪水过日子，这时，人们的吃住行都要靠“钱”买！对货币的需求因非农的发展、因城市化而自然地猛增，到1900年基础货币供应量升至24亿美元。到去年，美国经济已完全以服务业为主，农业占GDP不到2%，服务业在GDP中的份额超过80%，对“钱”的需求自不用说，2006年仅基础货币量就高达13000亿美元，比1900年的水平上了许多层楼！
中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在过去28年也在飞速发展，1978年中国的城市人口占16%，到2004年超过40%的人生活在城镇；1978年时，农业占中国GDP的41.3%，到2002年则只占14.5%。就像美国社会的经历一样，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以及城市化当然也使中国社会的货币化程度上升，“什么都需要钱”！这不是一种价值判断，也不表明中国人本质上更自私、更自利了，而是工业化与城市化后生活方式、工作性质的必需。农村人的温饱可以通过自己双手、不用现金就能实现，而城市人连基本温饱都要用钱买。所以，因工业化和城市化而增加的货币供应不是在制造虚假繁荣，由产业结构调整而增加的货币供应也是“钱多的有因”。
“资本化”带来经济增长
市场化改革只是缩短了“财富”跟“钱”之间的距离，而“资本化”改革则是过去十几年中国“钱”越来越多的更重要原因。也就是说，第二阶段改革的直接效果是将以下四大类“财富”转换成“资本”，使中国的金融资本大增。第一是土地和自然资源，第二是企业财产和未来收入流，第三是社会个人和家庭的未来劳动收入，第四是政府未来财政收入。——这四类财富是任何国家的核心资本源。但并不是所有国家都能把这些资产、未来收入流转变成资本，能这样做的前提条件是这些资本源的产权被明确界定、能被买卖，最好是能以产权契约的形式自由买卖。
前面谈到，1978年时，中国所有土地和自然资源是国有，不能交易买卖，所以，那时的土地、自然资源没有资本价值。企业基本全是国有或集体所有，它们的资产和未来收入流当然也不可以买卖，更何况这些产权也没清楚界定过。那时，老百姓的未来劳动收入流是否能被“资本化”呢？当然不可能，作为社会主义大机器中的“螺丝钉”，老百姓换工作、结婚都没有自我决定的自由，都要领导批准，个人的双手、大脑也属于国有财产，个人的未来劳动收入不可能被金融票据化。所以，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是一个有财富但没有资本的社会。
虽然在第一阶段改革中商品交易自由、劳动力交易自由在中国慢慢恢复，人们可以选择辞职换工作，也可以选择以自我创业的形式使用自己的劳动力，但还不等于有资源资本化、企业资本化、收入流资本化、人力资本化了！正如前面所说，在财富、资产、未来收入能资本化之前，它们首先必须被产权化，产权的范围和归属要清晰，而且这些产权必须可以通过票据化形式自由交易，流通起来才变成资本。
以往，我们更关注过去200年工业革命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却忽视了发生于过去150年的金融革命。不认识这场金融革命，就难以认清资本的奥秘，当然也就不能深入理解美国经济的本质以及正在中国发生的经济与社会变革。
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首先是股份制企业形式的恢复，在一片争论中股票市场于1990年推出。对此后的资本化改革来说，当时围绕股份制和产权的讨论是非常基础性的铺垫工作，没有那些讨论，就没有后来资本化改革所需要的认知储备和法律制度上的深化。当然，在明晰了产权制度的同时，企业产权还必须从国有转变成可以私有，否则，明晰后的产权只要还是国有，就不能真正做市场化的交易，从而就不能被资本化。好在从90年代初到现在，一方面是国有企业不断民营化，私有经济不断发展，另一方面是股市也在发展，包括境内股市和境外股市。这两方面的发展大大强化了中国经济资本化的能力，到今天A股市值17万亿元，境外上市公司市值近1万5千亿美元，值11万多亿元，境内外股市共为中国经济提供了超过28万亿元的资本！上市后的公司股票本身就是新的资本供给，新资本供给量等于股票价格。
这28万亿元的金融资本代表的是什么呢？其中一部分是这些公司有形资产的价值，比如厂房、设备等等，相当于公司的账面值或说净资产，反映公司过去的投入，但这只是公司市值很小的一部分，更大部分是公司未来收入的折现，是对未来收入的资本化。以无锡尚德为例，它的市值是53亿美元，但其净资产只有6.6亿美元，是公司总市值的八分之一，所以，有46.4亿美元是无锡尚德未来收益的贴现值。如果没有股市这种未来收入折现机器，今天这46.4亿美元的资本供给是没有的，中国的“钱”就会少46.4亿美元！中国银行A股价格是每股净资产的3.8倍，其中2.8倍是未来收入预期的贴现，因此中国银行近四分之三的市值是未来收入资本化的结果！
也就是说，一个国家可以有千千万万个无锡尚德公司，但是，如果没有股市这种未来收入折现机器，这些公司的未来收入流再多，这个国家不见得有多少金融资本。比如，在80年代中国还没有股市，中国企业也不少，只是不能在境内或到境外上市，所以中国当时没有能力将未来收入流转化成资本，中国就很缺资本，只好靠引进外资。
除股市之外，各类企业债也是将企业未来收入流做证券资本化的方式，可惜中国企业债市场规模还只有2千亿元左右，为GDP的1%。当然，企业的短期银行贷款和商业票据也是对企业未来收入的资本化，只是期限往往较短，资本属性相对较低。
土地、资源与未来劳动收入的资本化
第二个资本源是土地、自然资源和房地产。在1998年住房市场化之前，由于住房基本属于单位、不能交易，这块财富巨大但也是死的。
从1998年开始，土地以两种方式在资本化，其一，各地政府每年将部分土地出售，供房地产开发或者工业建设，这是土地的直接货币化，本身还不是资本化。卖土地的收入是为地方政府贪污和浪费埋单的主要方式。按平新桥教授的估算，仅2004年，全国地方政府大约有6150亿元的“土地财政收入”，这当然为腐败浪费提供了极大的空间。土地使用权由政府出售之后，这种使用权在二级市场上可以交易，让使用权证具备了资本的属性，而且是相对独立于土地之外的资本，使全社会的资本供给也因此增加。换言之，那些土地照样存在、不会跑掉，但其使用权作为可交易的契约具有单独的资本价值。
其二，房地产商品化带出的不只是住房交易这种实物市场，而且在住房私有并可交易的情况下，房产又可拿来作抵押借贷，通过住房按揭贷款，将房产所占用的土地、房子本身的资产以及业主自己的未来劳动收入作金融资本化。也就是说，虽然住房按揭贷款的质押物是房屋，但真正用来做支付保障的不是房屋，而是买主的未来工资收入，所以，住房按揭贷款体现的主要是买主未来劳动收入的资本价值，而这种资本化也是在土地使用权私有、房地产市场化之后才有的事。因此，从本质上看，1998年的房地产改革是一个划时代意义的转折点，为中国的土地、资源以及老百姓未来劳动收入的资本化开了大门。1997年时的住房按揭贷款余额是190亿，2006年底升到2.2万亿元，也就是说，所有住房按揭贷款票据所代表的资本总值为2.2万亿元，这是许多家庭未来收入流的折现值。所以，那次改革为今天提供了至少2.2万亿的金融资本，如果没有住房按揭贷款，人们未来的收入照样会有，但却无法变成今天的资本了。
第三个资本源是众多个人的未来收入流。虽然住房按揭贷款已将劳动者的部分未来收入资本化，但那只是一小部分，2.2万亿的住房按揭贷款只是中国GDP的11%，而美国的13万亿美元按揭贷款是其GDP的100%，所以中国的个人收入资本化空间还巨大。其他消费信贷还在起步阶段，汽车信贷、信用卡借贷、学生信贷等都可看成是将个人未来收入流提前资本化的金融契约，这些工具当然也增加中国的资本供应，但到目前的消费信贷规模还只是2千多亿元，是中国GDP的1%，相比之下，美国消费信贷为3.5万亿美元，是美国GDP的30%。
资本化正在改变“钱”的含意
中国这些年所经历的转型与变革从许多方面给我们难得的学习机会。原来，一个社会可以有很多“东西”收入，但并不一定有“钱”；只有在充分市场化、交易充分自由的规则下，“东西”才能更可靠地转换成“钱”，才能“钱化”。同样地，一个社会可以有很多资源与“资产”、很多未来收入，但它可能没有金融资本，只能靠从资本化能力强的国家引进外资；只有在产权明晰、产权与契约权利保护可靠的情况下，人们才会认金融票据、证券等权证的价值，未来收入与资产才可以被资本化。资本化的效果是加快资源的配置速度，降低配置成本，提升配置效率。
从许多方面看，中国过去28年以及在不久的未来所经历的金融化发展是美国过去150年的缩影。正如前面所说，1800年以农业为主的美国，其经济的金融化水平极低，货币供应才2800万美元，是工业革命和城市化使美国经济的金融化程度猛增。除美国经济货币化的变迁历程之外，更令人启发的是美国经济“资本化”发展的故事。虽然证券市场在18世纪末就出现在美国，但金融市场的大发展却是1860年后的事情。到1900年时，美国各类证券与金融票据(包括银行存款单、债券、股票、保险、基金等等)的总价值是640亿美元，相当于当时GDP的3.2倍，也就是说，相对于一美元的GDP，有3.2美元的金融票据与证券在流通。1945年，各类金融票据和证券的总值为一万亿美元，是GDP的4.6倍；到1970年金融票据与证券总值升到4.8万亿美元，是GDP的4.6倍；1980年时，金融票据与证券总值破新高，14万亿美元，是GDP的5倍；可是，在2006年，金融票据与证券总值达到129万亿美元，是GDP的9.7倍：相对于每一美元GDP，有近10美元的金融票据与证券在流通！这129万亿美元中，股票市场占21万亿美元，债券占28万亿，住房按揭贷款占11万亿，消费者贷款占2.5万亿美元，这些都是对资产和未来收入流资本化的结果。
美国社会的金融化程度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这么高过，高度金融化带来的是前所未有的金融资本供给，有了这么多流通起来的金融资本，科技创新、对外投资、个人创业所需要的资本当然不成问题。美国经济的“钱化”和“资本化”能力也让其自然成为全球金融中心，以致于其金融业以及相关行业占GDP的份额超过35%。资本化的结果是：美国的财富能够以比其他国家快得多的速度创造更多新的财富。
哪个国家都有土地，有资源，也有各种未来收入流，但并不是所有国家都能将这些财富转变成资本，甚至也不知道将这些资产与收入流资本化的意义。其实，美国经济跟其他国家的差别不在别的，而在于它有着让任何资产、任何未来收入流都能提前变现的证券化、资本化体系。一般的看法是把过去200年美国经济的奇迹归功于工业革命和科技创新，完全忽视金融技术对美国经济的根本性贡献。可是，如果离开美国式的金融资本模式，我们真的很难理解为什么美国的创新、创业能量这么强。更何况，虽然美国式资本化会大大增加流动性、增加“钱”的供应量，却不一定带来通货膨胀。之所以美国式的资本金融不会带来通货膨胀，是因为股票、债券、按揭贷款等产权型金融资本都跟具体的资产或未来收入流相对应，不是凭空发行。这跟一般的货币金融有明显的差别，政府的信用货币更容易被滥发，后者就容易导致通货膨胀。换言之，美国式金融资本的发行是市场行为，受市场制约，因此滥发空间较小；而传统的信用货币由政府发行，由于政府的权力垄断地位，它更容易滥发钞票。所以，今天由资本市场带来的流动性“过剩”跟传统经济中货币发行过剩，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全球资本供应的确多，但物价却不飞涨的原因。
以前，当中国人说“张三有钱”，意思是“张三过去赚了很多钱，并还剩下许多”，是一个“过去”的概念。但在美国，人们说“盖茨有钱”，这不仅包括他过去剩余收入的总和，还包括盖茨未来各种收入的折现值，是一个“过去”加“未来”的概念。也就是说，盖茨500亿美元财富的大部分是未来收入的折现值，更确切地说，是微软未来收入的折现值的一部分。因此，当中国人的“钱”指的只是过去的收入，而美国人的“钱”包括过去加未来的收入，那么，即使中国人和美国人的过去与未来的收入完全一样，美国人也显得更有钱，中国照样需要从美国引进外资。之所以如此，关键在于美国有着让人们能放心进行证券、票据交易的制度架构和金融中介体系，是资本化技术改变了“钱”的含意。这就是资本化的奥秘！
好在中国也在加速资本化的运作，在GDP增长的同时，也在利用美国式的资本化机器给中国社会创造大量的金融资本，让美国式的资本秘诀在中国发挥作用。在政府、企业和个人将未来收入流通过资本化变现的能力增加之后，“钱”的含意在中国也在改变，今天中国人可以花的“钱”也包括过去剩余的收入加部分未来收入的折现值。结果是中国的钱也越来越多。
中国已尝到资本化的好处，但总体资本化水平还很低，美国股市、债市以及住房按揭贷款的市值分别为GDP的1.56倍、2.1倍和0.9倍，而中国相应的比值为0.8倍、0.01倍和0.11倍，所以中国资本化的空间还很大，还可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许多年的金融资本。只不过，土地还是国有，几乎所有大型企业也还是国有，这些会继续抑制中国资本化的深化。特别是，如果想要产生出最大限度的资本，产权保护、契约权利保护等法治架构还必须改善，否则，只能做些粗糙的资本化运作，难以深化。
陈志武
作者系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长江商学院访问教授
中国已尝到资本化的好处，但总体资本化水平还很低，土地还是国有，几乎所有大型企业也还是国有，这些会继续抑制中国资本化的深化。特别是，如果想要产生出最大限度的资本，产权保护、契约权利保护等法治架构还必须改善，否则，只能做些粗糙的资本化运作，难以深化。
“流动性过剩”，“钱太多”，这是时下时髦的话题。实际上，在全球范围内，中东石油“钱”、俄罗斯与加拿大自然资源“钱”、美国高科技“钱”等等，到处是“钱”，以至于开放式基金、对冲基金、私人股权基金公司，随便就有几百亿、几千亿美元管理，中国工商银行在海外上市不费吹灰之力就融资200亿美元。在中国，“钱”更是多得不得了。如果按广义货币与GDP之比来衡量，那么，1980年中国的广义“钱”量只是GDP的22%，相对于每一块钱的GDP，只有0.22元钱在流通。从那以后，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中国经济的“钱”化程度直线上升，到2003年达到最高，流通的“钱”量是GDP的1.9倍，相对于每一块钱的GDP产出差不多有2元钱在流通，社会上的确到处是钱！
从表面看，今天世界的钱似乎太多，有一种非理性繁荣，中国的货币供应水平尤其是历史上少有的，也比世界其他国家都高。就以2006年为例，日本的广义货币相当于GDP的140%，美国的广义货币为7万亿美元，相当于GDP的50%。
不过，单纯从货币供应占GDP之比还不能判断“钱”是太多还是太少，关键还要看通货膨胀率的高低。如果通货膨胀不是问题，货币供应、资本供应再多也没问题，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各国中央银行都以通货膨胀为货币政策的目标。虽然各国货币供应多，但目前主要国家的通货膨胀却都在2%至3%左右，这说明货币供应多的有因。
可是，这么说并没有从根本上解释为什么中国的“钱多”、世界流通性“过剩”不是问题。为什么“钱”多、资本多而通货却不膨胀呢？跟以往历史时期比，今天的世界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不是已经有一种全球金融大泡沫，而且会像一些人预测的那样不久要破灭？这些的确是新时代的新现象，我们不妨借这种难得的历史时期，来重新审视资本的奥秘，以看清当今经济的根本特征。以往，我们更关注过去200年工业革命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却忽视了发生于过去150年的金融革命。不认识这场金融革命，就难以认清资本的奥秘，当然也就不能深入理解美国经济的本质以及正在中国发生的经济与社会变革。
钱、资本和财富
我们先要回答一个问题：什么是钱？资本？财富？简单讲，“钱”主要是一个货币的概念，流动性最好，可直接用于交换，并同时又是市场交换的结果，是具有最普遍接收性的价值载体。钱既可以是纸币，也可以为东西，比如金银、丝绸，只要大家都认就行。资本也是活的价值，尽管其“活”性较钱低，但它是能够生产价值的价值。而财富既包括流动性的，也包括不流动的价值，即死的有价物，一般的财富并不一定能产生财富。从契约理论的角度讲，财富往往是物、是“东西”，货币是把“东西”卖掉之后的价值载体，而资本更多是“东西”的“产权证”，它是广义的货币，是跟具体的“东西”相对应的产权。
最能区分这三者的“东西”要算土地，土地是财富，但它不一定是资本，更不一定是钱。首先，土地必须能买卖交易，否则它既不是钱，又不能转换成资本。比如，如果土地是国有，就不能被买卖，土地顶多是财富，不是资本，也不能变成钱，更生不了多少钱。如果土地是私有并且能被买卖，那么土地跟钱间只有一次交易相隔，土地就能随时变成钱，就像钱了。当然，即使私有土地可以买卖，除了直接出售外土地还不一定能转换成资本。也就是说，只有在产权保护制度和契约权益保护相对可靠的情况下，土地即使不卖掉，也可以被抵押转换成资本。这时，土地的“产权证”就最重要，“产权证”的流动性使土地权成为资本，以资本的形式让土地所承载的财富赚更多钱。
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未来收入，比如，个人的未来收入是财富，但是如果没有金融工具把未来收入做票据化、证券化变现，那也顶多是可以感觉到但不能花的财富，也不是资本。通过将部分未来收入以“产权证”(抵押)形式流动起来，未来收入流也能成为资本。
财富不一定能一下子变成钱，财富的范围比资本大，资本比钱的范围大。问题是：什么决定财富、资本与钱之间的相互距离呢？一个国家对“东西”、对未来收入流进行资本化的能力，也就是市场、契约与产权制度，决定了这三者间的距离。从根本上讲，货币是将“财富”卖掉的所得，资本是以产权契约、金融票据、证券契约等形式将“财富”资本化的所得，是资产和未来收入流的“产权证”。只不过，通过这些“产权证”，把本来就已存在但是“死”的“东西”和未来收入流变活了。在这个意义上，只要金融票据、证券、货币是相对于实在的价值而发行的，金融化在增加价值载体的流通性的同时，本身并不必然导致通货膨胀或经济危机。
市场化改革让中国的钱多了
那么，这些年中国的“钱”为什么多了？简单说，是由于“改革开放”，但从更深的层面，我们可以从“钱化”和“资本化”的角度来理解中国这些年的经历。过去28年的改革开放大致可分成两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78年至1990年代中期，其核心是给老百姓买卖东西的自由，他们有选择生产什么、到哪里卖、如何卖的自由，包括劳动力市场与创业市场上的自由，那是从计划到市场的“市场化”或说“钱化”阶段。1990年代中期开始，特别是1998年之后的阶段，可以概括为“资本化”时期，就是让企业资产(包括有形资产和未来收入流)、土地和各类自然资源、劳动者未来收入流，都可通过产权化、证券化或者金融票据化转变成流通的金融资本。一个国家可以卖的东西越多，或者已经资本化或能够被资本化的资产和未来收入流越多，它的“钱”自然就越多。
当然，“市场化”阶段使中国“钱”多，这好理解。在计划经济时期，人们普遍没“钱”。而之所以没“钱”，并非完全由于没有“东西”，而是由于那时的市场化水平极低，几乎没有“东西”可以通过市场换成“钱”，也没有什么出口贸易，经济被“钱”化得太少，所以，那时候张三可以有“东西”、有一双手，也有许多时间，但他没有“钱”。文革时期在农村，大人出差旅行时，都得带上一袋大米、菜以及被子、席子等等，而不能带“钱”。也就是说，那时候要东西，有，但要钱则没有。我们不妨想象一下，如果出差旅行要靠自己带粮菜、被席，一方面旅行在外的时间不可能太久、走的距离不能太远，另一方面能够跨地区运输的货物也必然有限。因此，“钱”化程度低的社会自然是人口流动少、跨地区贸易有限的社会。
1978年后的市场化改革，使几乎所有的“东西”可以在市场上交易，包括各类农产品、制造品、劳动力、房产等等都可交易，市场的交易自由度在逐年上升。不管国内贸易、出口贸易，还是简单的日常市场交易，这些都需要货币支付，自然地对“钱”的需求上升了，“钱”的供应必然要上去。因此，在“东西”产出相同的情况下，市场化程度越高，货币相对于GDP的比例必然会升高。与此同时，外贸出口在逐年猛增，这本身就加快了中国资源和劳动力的变现规模和速度，必然也使中国钱多。
不过，钱多的原因还不只如此。一方面，货币化的上升催化人口流动、催化跨区域贸易。也就是说，如果市场很发达、“钱”的供应不稀缺，张三出差之前可先把自己产的粮食、蔬菜、家禽等在本地市场卖掉，换成“钱”，然后带着“钱”而不是“东西”出差，每到一家目的地餐馆、酒店用现金支付即可。到今天，当然连现钞都不用带，信用卡更方便，远道旅行就容易得多。因此，货币化发展对人口流动、异地贸易是一种根本性的催化剂。许多人会说，虽然货币化带来方便，可是各地市场物价差别很大，张三家乡的大米、蔬菜、肉食比外地更便宜，所以，权衡之下，还是自带食物、被絮合算。—— 这当然有道理，但这恰恰说明市场化的重要性，如果市场化发展足够到位，如果跨地区的“投机倒把”商业运作畅通无阻，那么，到最后，各地之间的物价可能会因为运输成本还有差别，但那种价差会低于异地运输成本。在这种情况下，张三当然会选择先将“东西”换成“钱”，带“钱”出差。从某种意义上讲，只要有人还选择带粮菜出差，那说明中国的市场化还有路要走。
另一方面，人口流动的增加、异地贸易的上升也反过来增加对“钱”的需求，又刺激中国经济货币化水平的提升。当一个村、一个镇、一个社会的人哪里也不远游、不外出的时候，他们对“钱”的需要会很少，金融在经济中的分量会很低。可是，一旦远游盛行，一旦异地就业日益普遍，金融在经济中的地位会越来越高，“钱”相对于经济产出的比例就越多。换句话说，即使人均收入没有上升，人口流动以及异地就业的逐年增加也会让货币供应量增加，更何况GDP在快速增长呢！这种因真实需要而增加的货币供应，当然不一定带来通货膨胀。
城市化和工业化是社会“钱化”的另一个催化剂。1800年时，美国95%的人口生活在农场上，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由于吃住都靠自己的农场，许多农民连续数周见不着一分“钱”，也用不着“钱”，最多与邻村农民以货易货就够了。那时，全美国的货币供应才2800万美元，农业经济不需要“钱”。反过来说，农业经济也就没“钱”！十九世纪的工业革命在城市创造了众多更高收入的就业机会，美国人逐渐离开农场进入城市，靠领薪水过日子，这时，人们的吃住行都要靠“钱”买！对货币的需求因非农的发展、因城市化而自然地猛增，到1900年基础货币供应量升至24亿美元。到去年，美国经济已完全以服务业为主，农业占GDP不到2%，服务业在GDP中的份额超过80%，对“钱”的需求自不用说，2006年仅基础货币量就高达13000亿美元，比1900年的水平上了许多层楼！
中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在过去28年也在飞速发展，1978年中国的城市人口占16%，到2004年超过40%的人生活在城镇；1978年时，农业占中国GDP的41.3%，到2002年则只占14.5%。就像美国社会的经历一样，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以及城市化当然也使中国社会的货币化程度上升，“什么都需要钱”！这不是一种价值判断，也不表明中国人本质上更自私、更自利了，而是工业化与城市化后生活方式、工作性质的必需。农村人的温饱可以通过自己双手、不用现金就能实现，而城市人连基本温饱都要用钱买。所以，因工业化和城市化而增加的货币供应不是在制造虚假繁荣，由产业结构调整而增加的货币供应也是“钱多的有因”。
“资本化”带来经济增长
市场化改革只是缩短了“财富”跟“钱”之间的距离，而“资本化”改革则是过去十几年中国“钱”越来越多的更重要原因。也就是说，第二阶段改革的直接效果是将以下四大类“财富”转换成“资本”，使中国的金融资本大增。第一是土地和自然资源，第二是企业财产和未来收入流，第三是社会个人和家庭的未来劳动收入，第四是政府未来财政收入。——这四类财富是任何国家的核心资本源。但并不是所有国家都能把这些资产、未来收入流转变成资本，能这样做的前提条件是这些资本源的产权被明确界定、能被买卖，最好是能以产权契约的形式自由买卖。
前面谈到，1978年时，中国所有土地和自然资源是国有，不能交易买卖，所以，那时的土地、自然资源没有资本价值。企业基本全是国有或集体所有，它们的资产和未来收入流当然也不可以买卖，更何况这些产权也没清楚界定过。那时，老百姓的未来劳动收入流是否能被“资本化”呢？当然不可能，作为社会主义大机器中的“螺丝钉”，老百姓换工作、结婚都没有自我决定的自由，都要领导批准，个人的双手、大脑也属于国有财产，个人的未来劳动收入不可能被金融票据化。所以，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是一个有财富但没有资本的社会。
虽然在第一阶段改革中商品交易自由、劳动力交易自由在中国慢慢恢复，人们可以选择辞职换工作，也可以选择以自我创业的形式使用自己的劳动力，但还不等于有资源资本化、企业资本化、收入流资本化、人力资本化了！正如前面所说，在财富、资产、未来收入能资本化之前，它们首先必须被产权化，产权的范围和归属要清晰，而且这些产权必须可以通过票据化形式自由交易，流通起来才变成资本。
以往，我们更关注过去200年工业革命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却忽视了发生于过去150年的金融革命。不认识这场金融革命，就难以认清资本的奥秘，当然也就不能深入理解美国经济的本质以及正在中国发生的经济与社会变革。
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首先是股份制企业形式的恢复，在一片争论中股票市场于1990年推出。对此后的资本化改革来说，当时围绕股份制和产权的讨论是非常基础性的铺垫工作，没有那些讨论，就没有后来资本化改革所需要的认知储备和法律制度上的深化。当然，在明晰了产权制度的同时，企业产权还必须从国有转变成可以私有，否则，明晰后的产权只要还是国有，就不能真正做市场化的交易，从而就不能被资本化。好在从90年代初到现在，一方面是国有企业不断民营化，私有经济不断发展，另一方面是股市也在发展，包括境内股市和境外股市。这两方面的发展大大强化了中国经济资本化的能力，到今天A股市值17万亿元，境外上市公司市值近1万5千亿美元，值11万多亿元，境内外股市共为中国经济提供了超过28万亿元的资本！上市后的公司股票本身就是新的资本供给，新资本供给量等于股票价格。
这28万亿元的金融资本代表的是什么呢？其中一部分是这些公司有形资产的价值，比如厂房、设备等等，相当于公司的账面值或说净资产，反映公司过去的投入，但这只是公司市值很小的一部分，更大部分是公司未来收入的折现，是对未来收入的资本化。以无锡尚德为例，它的市值是53亿美元，但其净资产只有6.6亿美元，是公司总市值的八分之一，所以，有46.4亿美元是无锡尚德未来收益的贴现值。如果没有股市这种未来收入折现机器，今天这46.4亿美元的资本供给是没有的，中国的“钱”就会少46.4亿美元！中国银行A股价格是每股净资产的3.8倍，其中2.8倍是未来收入预期的贴现，因此中国银行近四分之三的市值是未来收入资本化的结果！
也就是说，一个国家可以有千千万万个无锡尚德公司，但是，如果没有股市这种未来收入折现机器，这些公司的未来收入流再多，这个国家不见得有多少金融资本。比如，在80年代中国还没有股市，中国企业也不少，只是不能在境内或到境外上市，所以中国当时没有能力将未来收入流转化成资本，中国就很缺资本，只好靠引进外资。
除股市之外，各类企业债也是将企业未来收入流做证券资本化的方式，可惜中国企业债市场规模还只有2千亿元左右，为GDP的1%。当然，企业的短期银行贷款和商业票据也是对企业未来收入的资本化，只是期限往往较短，资本属性相对较低。
土地、资源与未来劳动收入的资本化
第二个资本源是土地、自然资源和房地产。在1998年住房市场化之前，由于住房基本属于单位、不能交易，这块财富巨大但也是死的。
从1998年开始，土地以两种方式在资本化，其一，各地政府每年将部分土地出售，供房地产开发或者工业建设，这是土地的直接货币化，本身还不是资本化。卖土地的收入是为地方政府贪污和浪费埋单的主要方式。按平新桥教授的估算，仅2004年，全国地方政府大约有6150亿元的“土地财政收入”，这当然为腐败浪费提供了极大的空间。土地使用权由政府出售之后，这种使用权在二级市场上可以交易，让使用权证具备了资本的属性，而且是相对独立于土地之外的资本，使全社会的资本供给也因此增加。换言之，那些土地照样存在、不会跑掉，但其使用权作为可交易的契约具有单独的资本价值。
其二，房地产商品化带出的不只是住房交易这种实物市场，而且在住房私有并可交易的情况下，房产又可拿来作抵押借贷，通过住房按揭贷款，将房产所占用的土地、房子本身的资产以及业主自己的未来劳动收入作金融资本化。也就是说，虽然住房按揭贷款的质押物是房屋，但真正用来做支付保障的不是房屋，而是买主的未来工资收入，所以，住房按揭贷款体现的主要是买主未来劳动收入的资本价值，而这种资本化也是在土地使用权私有、房地产市场化之后才有的事。因此，从本质上看，1998年的房地产改革是一个划时代意义的转折点，为中国的土地、资源以及老百姓未来劳动收入的资本化开了大门。1997年时的住房按揭贷款余额是190亿，2006年底升到2.2万亿元，也就是说，所有住房按揭贷款票据所代表的资本总值为2.2万亿元，这是许多家庭未来收入流的折现值。所以，那次改革为今天提供了至少2.2万亿的金融资本，如果没有住房按揭贷款，人们未来的收入照样会有，但却无法变成今天的资本了。
第三个资本源是众多个人的未来收入流。虽然住房按揭贷款已将劳动者的部分未来收入资本化，但那只是一小部分，2.2万亿的住房按揭贷款只是中国GDP的11%，而美国的13万亿美元按揭贷款是其GDP的100%，所以中国的个人收入资本化空间还巨大。其他消费信贷还在起步阶段，汽车信贷、信用卡借贷、学生信贷等都可看成是将个人未来收入流提前资本化的金融契约，这些工具当然也增加中国的资本供应，但到目前的消费信贷规模还只是2千多亿元，是中国GDP的1%，相比之下，美国消费信贷为3.5万亿美元，是美国GDP的30%。
资本化正在改变“钱”的含意
中国这些年所经历的转型与变革从许多方面给我们难得的学习机会。原来，一个社会可以有很多“东西”收入，但并不一定有“钱”；只有在充分市场化、交易充分自由的规则下，“东西”才能更可靠地转换成“钱”，才能“钱化”。同样地，一个社会可以有很多资源与“资产”、很多未来收入，但它可能没有金融资本，只能靠从资本化能力强的国家引进外资；只有在产权明晰、产权与契约权利保护可靠的情况下，人们才会认金融票据、证券等权证的价值，未来收入与资产才可以被资本化。资本化的效果是加快资源的配置速度，降低配置成本，提升配置效率。
从许多方面看，中国过去28年以及在不久的未来所经历的金融化发展是美国过去150年的缩影。正如前面所说，1800年以农业为主的美国，其经济的金融化水平极低，货币供应才2800万美元，是工业革命和城市化使美国经济的金融化程度猛增。除美国经济货币化的变迁历程之外，更令人启发的是美国经济“资本化”发展的故事。虽然证券市场在18世纪末就出现在美国，但金融市场的大发展却是1860年后的事情。到1900年时，美国各类证券与金融票据(包括银行存款单、债券、股票、保险、基金等等)的总价值是640亿美元，相当于当时GDP的3.2倍，也就是说，相对于一美元的GDP，有3.2美元的金融票据与证券在流通。1945年，各类金融票据和证券的总值为一万亿美元，是GDP的4.6倍；到1970年金融票据与证券总值升到4.8万亿美元，是GDP的4.6倍；1980年时，金融票据与证券总值破新高，14万亿美元，是GDP的5倍；可是，在2006年，金融票据与证券总值达到129万亿美元，是GDP的9.7倍：相对于每一美元GDP，有近10美元的金融票据与证券在流通！这129万亿美元中，股票市场占21万亿美元，债券占28万亿，住房按揭贷款占11万亿，消费者贷款占2.5万亿美元，这些都是对资产和未来收入流资本化的结果。
美国社会的金融化程度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这么高过，高度金融化带来的是前所未有的金融资本供给，有了这么多流通起来的金融资本，科技创新、对外投资、个人创业所需要的资本当然不成问题。美国经济的“钱化”和“资本化”能力也让其自然成为全球金融中心，以致于其金融业以及相关行业占GDP的份额超过35%。资本化的结果是：美国的财富能够以比其他国家快得多的速度创造更多新的财富。
哪个国家都有土地，有资源，也有各种未来收入流，但并不是所有国家都能将这些财富转变成资本，甚至也不知道将这些资产与收入流资本化的意义。其实，美国经济跟其他国家的差别不在别的，而在于它有着让任何资产、任何未来收入流都能提前变现的证券化、资本化体系。一般的看法是把过去200年美国经济的奇迹归功于工业革命和科技创新，完全忽视金融技术对美国经济的根本性贡献。可是，如果离开美国式的金融资本模式，我们真的很难理解为什么美国的创新、创业能量这么强。更何况，虽然美国式资本化会大大增加流动性、增加“钱”的供应量，却不一定带来通货膨胀。之所以美国式的资本金融不会带来通货膨胀，是因为股票、债券、按揭贷款等产权型金融资本都跟具体的资产或未来收入流相对应，不是凭空发行。这跟一般的货币金融有明显的差别，政府的信用货币更容易被滥发，后者就容易导致通货膨胀。换言之，美国式金融资本的发行是市场行为，受市场制约，因此滥发空间较小；而传统的信用货币由政府发行，由于政府的权力垄断地位，它更容易滥发钞票。所以，今天由资本市场带来的流动性“过剩”跟传统经济中货币发行过剩，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全球资本供应的确多，但物价却不飞涨的原因。
以前，当中国人说“张三有钱”，意思是“张三过去赚了很多钱，并还剩下许多”，是一个“过去”的概念。但在美国，人们说“盖茨有钱”，这不仅包括他过去剩余收入的总和，还包括盖茨未来各种收入的折现值，是一个“过去”加“未来”的概念。也就是说，盖茨500亿美元财富的大部分是未来收入的折现值，更确切地说，是微软未来收入的折现值的一部分。因此，当中国人的“钱”指的只是过去的收入，而美国人的“钱”包括过去加未来的收入，那么，即使中国人和美国人的过去与未来的收入完全一样，美国人也显得更有钱，中国照样需要从美国引进外资。之所以如此，关键在于美国有着让人们能放心进行证券、票据交易的制度架构和金融中介体系，是资本化技术改变了“钱”的含意。这就是资本化的奥秘！
好在中国也在加速资本化的运作，在GDP增长的同时，也在利用美国式的资本化机器给中国社会创造大量的金融资本，让美国式的资本秘诀在中国发挥作用。在政府、企业和个人将未来收入流通过资本化变现的能力增加之后，“钱”的含意在中国也在改变，今天中国人可以花的“钱”也包括过去剩余的收入加部分未来收入的折现值。结果是中国的钱也越来越多。
中国已尝到资本化的好处，但总体资本化水平还很低，美国股市、债市以及住房按揭贷款的市值分别为GDP的1.56倍、2.1倍和0.9倍，而中国相应的比值为0.8倍、0.01倍和0.11倍，所以中国资本化的空间还很大，还可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许多年的金融资本。只不过，土地还是国有，几乎所有大型企业也还是国有，这些会继续抑制中国资本化的深化。特别是，如果想要产生出最大限度的资本，产权保护、契约权利保护等法治架构还必须改善，否则，只能做些粗糙的资本化运作，难以深化。
2009年3月2日
一个三十岁男人的爱情婚姻思考zz
发信人: smilature (露珠中的世界), 信区: Age
标 题: 非常经典~~一个三十岁男人的爱情婚姻思考（转载）
发信站: 水木社区 (Sun Mar 1 23:24:13 2009), 站内
我不知道这样的帖子发在这个版是不是合适，就暂且放在这里吧，呵呵。刚刚看到的，非常想和大家一起分享，希望能给更多的人更多启示：）
比较长，不过还是推荐大家最好静下心来花十几二十分钟来读读~~
今年30了,结婚4年多了。平心而论，我的婚姻生活很幸福，但是很多时候我似乎并不满足。因为，我妻子是一个没有正式工作的人，现在给别人打工，也不可能有什么发展。文凭也不高，估计再过几年，也就会成为全职的家庭主妇。我的收入尚可，因此，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感到很大的经济压力。但是，以后呢？在中国这个社会，普通工薪阶层，靠一个人的收入想让一家三口过的很好，是比较有压力的。我从来没有在妻子面前表现过担心，也不知道她心里想过没有，但埋在我心里的郁闷是一直存在的，特别是工作不顺心的时候，我甚至想过很后悔，当初为什么要选择她呢？每次，看到身边朋友同事的妻子都是有正式工作人，我心里甚至想过，如果叫我第二次选择，我不会选择妻子。结果婚，似乎才知道，原来婚姻是如此现实。但是，有时候我突然假设，如果我有几百万，上千万，我会后悔选择妻子吗？结果是不后悔。我会毫不犹豫的选择我的妻子，因为我爱她，她也爱我。理智的我，突然发现，原来我和妻子的爱情是真的！但是，即便如此，在物质面前，我甚至会动摇。我在鄙视自己的同时，把这个矛盾埋在心里，对谁也没有说过。
婚姻真的如此现实？我在网上，在现实生活中看到很多夫妻搞的像仇人一样，我甚至觉得不可思义。我难于理解！如果在网上，我甚至会觉得对方再编故事！是骗子!不是我幼稚，而是我的婚姻经历和感情生活，让我无法理解。
如果有一天我和妻子离婚了，在财产分割上，我甚至不会有任何反对意见，即使离婚，我也会时常关心她的生活。我觉得离开妻子，心里愧疚。当然这本生就是矛盾的，我有这样的想法，我根本不会和妻子离婚！
我是一个唯感情论者，这不知是我的成功还是失败。我到目前为止，我只谈过一场恋爱，只和一个女人有肌肤之亲，这个女人就是我现在的妻子。在我眼里，爱情是圣洁的。我对那些在感情生活中游戏的人，是非常不理解的。
婚姻也许真的要讲缘分？我是一个无神论者，常常嘲笑一些人对一些事情的崇拜。但是，对婚姻，我几乎要相信，这是缘分，不是你想改变就能改变的。
因为和妻子的相识，相爱，结婚，真的无法解释。大学毕业分配到一个中型城市，这个城市是个旅游城市，但是并不发达。甚至开始他们的话我都听着有困难。第一次和妻子见面是她是一个同学的女朋友的朋友。我永远也忘不了她当时的样子。很瘦，很高，穿着很素雅，不施任何粉黛。当时，她远远走来，脸上带着微笑，听不到一点脚步声，就像风吹来的一样，当时是7月的黄昏，阳光在她背后。我觉得一阵心动。走近了，我也不敢正式她。她倒是很大方的微笑，行为举止很文静。那次聚会，我们说的很多，但是她除了微笑，话不多，声音也很小。现在，我想起她，只能用柔情两个字是最合适的了。
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要把她介绍给我。因为，觉得我们不相配。她只是一个中专毕业，而且是是成人中专。父母也是一般退休工人，退休工资很低。而我好歹也有不错的家庭，一个不错的国家工作单位，而且是正规的重点大学本科毕业。因此，大家都觉得不可能。我也觉得不可能。尽管，第一次见面，她让我心动。
我不是见女人就心动的人，比她漂亮的女人现实中我见过很多，但是我从来没有这样的感觉。到现在为止，我也没有想通，每次和我妻子谈起我当时的感受，妻子都要兴奋好几天。不服“缘分”还真的不行。
后来的事情，真和电视剧里面演的差不多。每次和那个同学见面，她都带着她女朋友，也许是怕我寂寞，每次我妻子都是作陪的。一直这样持续了半年，没有任何人提我和妻子怎么怎么样，连开玩笑都没有。也许大家都觉得不可能。但是，在我心里，这半年，已经把当时的妻子牢牢的刻在心里了。当时年轻，没有想过未来。只是觉得，每次聚会，没有她不行。每次聚会，觉得有她就会非常高兴，我的表现也很兴奋。因为，同学和她女朋友有时候需要独处，所以，玩的时候，都是我们一组的，潜意识里面已经把她当成我的女朋友了。我现在曾经追问过妻子，当时是否和我一样的感受，但是她很认真的回答，当时，她确实没有想过我会成为她的男朋友，真的认为大家都是普通朋友而已，没有多想，我听了，很是不爽，怀疑她没有说真话，要她承认当初对我就有“打猫儿”心肠，每次，妻子都是认真的说，真的没有，看到我不爽的表情，立刻嬉皮笑脸的哄我，其实第一次见面就爱上了我，然后哈哈大笑收场。
我们关系的进步，是那次牵手开始的。有一次，她们到我们宿舍来玩，当时我和那个同学住同一个集体宿舍。下楼的时候，突然停电了。当时很黑，我怕她摔倒，立刻下意识的用手去扶她，牵住了她的手，当时有一种触电的感觉，我也感觉到她很不自然的颤抖。当时，脑子里面一片空白，下那几级楼梯，似乎花了半个世纪。下了楼，她低着头，不敢看我，匆匆到了别，飞似的跑了。现在想来，真和80年代的爱情电影差不多，但是，这是事实。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我突然觉得要她作我女朋友的冲动。也许，人太年轻了，24岁呀，没有考虑将来，似乎觉得婚姻对我是个遥远的事情。作女朋友有什么呢？何必考虑那么多。
第二天，我给我同学的女朋友打电话，要她介绍我妻子作我女朋友。当时，她听了我的话，过了大约半分钟才开始大笑起来。然后说，没问题，她给我说。
结果晚上，她们就又来了。同学和她女友找个理由出去了。我妻子突然变得很不自然起来，以前相处的那种大方得体的举止现在都没有了，就是红着脸低着头，不说话。我也对着她傻笑，她也对着我傻笑。我并没有像她表白什么，但是从那是时候开始，她便成为我的女朋友了。
后来的事情，可以写成一部小说。太多值得回忆的细节了。这是我的初恋。后来，我便能自然的牵她的手了，她也自然的挽我的胳膊了。我们单独相处的时间越来越长。后来就有了第一次接吻。真是让人终生难忘，现在想起来，我觉得爱情真是太美好了。我们都是第一次接吻，现在和妻子回想起来，妻子都会沉侵其中，像喝醉酒一样，半天不能说话。
再后来，就有烦心的事情了。因为每次，我考虑到结婚的时候，我就心烦。我怎么给父母说？我怎么给同事说？当时我还没有考虑未来的经济压力，也许年轻。当时我最大的障碍是父母和面子。
妻子似乎也明白这些，从来不和我谈这些事情。每次我们都很快乐。我们回避这个话题。
后来，我想了很多。我问自己：你是真心爱她的吗？我知道我是真心爱她的。但是，你能娶她吗？我心里犹豫了。后来，作了很多的思想斗争。那一段时间，和妻子约会都心事重重，对妻子的态度也没以前好了。细心的妻子当然发现了这一切。她什么也没有说。
我开始不给妻子主动打电话了。开始，妻子每天还打电话问候我，后来也许感觉到我态度的变化。她也没有打电话来了。这样持续了大约2周，我们没有联系过。这两周我都在煎熬中度过。我很想找到妻子，对她说，我们结婚吧。然后，抱着她大哭一场。但是，我没有。我潜意识里面似乎觉得应该分手。
记得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我不舒服，请了假在宿舍休息。我像一个驱壳一样躺在床上，那个妻子送我的枕头包围着我。2周的煎熬，我不知道我到底是真的感冒了，还是心病。我没有力气。我看到，妻子来了，手来拿着一束花，我记得是红色的月季花。妻子表情很严肃。她有我们宿舍的钥匙，她经常抽休息时间给我洗衣服和做饭。
当时，她看到我躺在床上，似乎也很诧异。她以为我没在家。看到我病了，她很紧张。立刻很能干的给我测体温，同时给我买了药，烧开水，服侍我吃完。我默默看着她像个妻子一样为了作的一切，那温暖的感觉，真的有家的感觉。
一切停当之后，妻子把那束花插在他带来的花瓶中。我觉得她今天来的很不寻常。她第一次买花，连花瓶都买了。她很喜欢花，但是每次我要给她买，她都说太贵了。她呆呆的看着她插好的花，一个人坐在哪里傻看足足有半个钟头，然后悄悄的把一些照片放到我的书桌上，并且把我的一张照片收进她的包里，后来我知道那都是一些平时我表示比较喜欢的她的照片。
然后回到我床边，我看到她眼睛依稀有泪光。她悠悠说了句，声音都变了：我走了，照片作个纪念吧。说完，就转身走了。
压抑在我心中的郁闷终于爆发了，我突然抱着枕头，大哭起来。哭声因为被枕头压着，声音很小。但是很恐怖。我的身体剧烈的颤抖着。我不是矫情，也不是脆弱，我长到25岁，从来没有这么哭过。一次都没有。我清晰的记得，我当时心好痛。你们知道什么是心痛的感觉吗？我深刻的知道，因为我体会过那种痛苦。
据后来妻子说，当时我把她吓坏了。因为她从来没有想过我会这样。
妻子当时似乎忘了自己的伤痛，冲过来不停的问我：你怎么了，你怎么了。
我没有理他，仍然在发泄着我的郁闷，我感觉我上时间积累的郁闷正在说着泪水一丝丝流出我的身体。
妻子也开始不说话了，吧嗒吧嗒就往下掉泪，看着我就这么掉泪。
终于发泄完了，我不知道过了多久。我翻身起来，擦干眼泪。我似乎下了决心。我替妻子擦干眼泪。我们都开始冷静下来。我说:走吧，我送送你。
我们谁也没有说话，默默的走着。到了一个饭店门口，我说咱们去吃个饭吧，妻子摇头说，不想吃。我说:就当我们的分手饭吧。妻子不再坚持，默默跟我进来饭店。
已经记不清当时吃的什么了。反正，我叫了很多菜，妻子也没说什么。但是，我们似乎都没有食欲。
记得付帐的时候，花了当时我们平时在外面吃3倍的钱。但是很多菜基本动也没动。
吃完饭，我和妻子分手了。我一直看着她的背影消失成模糊不见的黑点，完全看不到。我心碎了。我真是理智呀，我成功的和我爱的人分手了。我多么伟大，我自嘲着自己。
后来的日子，我不知道是怎么过的，反正没有任何事情能让我开心起来，只要一有空时间，我的脑海里面全部都是妻子的音容笑貌。挥都挥不掉！
从那个时候起，我知道了什么是刻骨铭心的感觉！！
我的生活开始昏暗起来。我越来越发现，我确实爱她，爱那个和我分了手的女人。我只能用工作来麻醉自己，我每天上班很早，下班很晚，累的自己倒到床上就能立刻入睡。但是我一点也不快乐。
一直到春节，我回了家。那是我生命中第一个感到不快乐的春节。本以为时间可以抚平一切。分手半年中，别人给我也介绍过不少的女孩，工作很好，人也不错。但是无论如何，她们无法代替她在我心中的位置。初恋是最难于忘怀的。和其他女孩相处，我觉得平淡。事实上，我并不排斥其他女孩。而且试图接受她们，忘掉妻子。但是，我发现我无法做到。
开始上班了，有一天，我无意中听到我同学说，我妻子生病了，而且很严重。我脑子嗡的一下，我不知道当初是怎么想的，我只是记得我问了医院的名字，立刻就飞奔出去了。
我很快就找到妻子的病房，当时她脸色苍白，躺在哪里，睡着了。我又一次感受到了心痛的感觉。我走近她，看到她细细的胳膊上插的吊针，我能清晰的看到她的白皙皮肤上的血管。她瘦了好多。
后来我才知道，妻子和我分手之后，也不快乐。每天只是吃一点点饭，经常独自流泪。睡眠也不好，她本来就瘦，这样几个月下来，哪里经的住，人瘦了一圈，终于病倒了。
我握住她的手，她感觉倒了，睁开眼睛，黯淡的眼睛立刻闪出神采。笑了下，说：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我什么都没说，就是把她的手紧紧握住。后来，她的父母进来了，看到我很诧异，他们并不知道我们的事情。她只说我她朋友的朋友。他的父母都是很慈祥的老人，对我很热情。我想他们应该看出我们之间的关系不一般，因为眼神是瞒不了人的。现在我看一对男女是否是恋人，我一眼就能看出来，真的，那个眼神是不会撒谎的。
她住院的日子，是我们快乐的日子，我们谁也没有说什么。我每天有空去看她，给她买她喜欢吃的零食。她精神很好，食欲很好。本来就没什么大病，所以，3天就出院了。
后来，她上班了。我们恢复了见面。就是见面而已，大家也没有说其他的，但是我已经满足了。我心情很愉快。
她当时在电台上班，有时候需要值夜班。我就会偷偷溜去陪她。我们经常晚上也拥抱着倒在沙发上过一夜。当时我觉得很满足，根本就没有想过要怎么样，也没有想过性。真的没想过，现在觉得不可思义，但是当时觉得这样就足够了，已经很幸福很满足了。这就是爱情。
现在妻子经常抱怨我晚上睡觉不抱着她睡。我解释说，如果我抱着她睡觉，第二天我胳膊会痛，她立刻反驳说，当初我们谈恋爱的时候，你不是经常一晚上一晚上抱她吗，怎么重来没见你喊胳膊疼？想想也是，当初真的不疼，还觉得很幸福。每当这时候，我就傻笑，说，我也不知道。妻子呵呵笑几声，也不再追究了。
也许，恋爱和婚姻确实是不同的。恋爱的感觉太美妙了，如果你没有经历过真正的恋爱，我觉得太可惜了。如果可能，我真希望自己一辈子停留在那个恋爱的时间，永远幸福。
但是，人必须要成熟。婚姻是另外一种幸福。
我开始暗暗下了决心，我要和妻子结婚。转眼，我26岁了。我对妻子说，我们结婚吧，妻子严肃你来，说：你一定要考虑清楚，别一时冲动。我说：我早考虑清楚了。其实，自从那次分手失败之后，我已经下定决定，就是这个女人了，其他女人我都不要。管她的那些困难，我都能克服。大不了生活的比别人稍稍差一点点。但是我一定能让我们幸福的。
决定结婚之后，我带她拜见我的家人。开始我没有告诉父母她的真实情况，只说她的工作很好。父母对她这个人比较满意。她比较讨人喜欢。后来，几次见面，混熟悉了之后，我才逐渐说出她工作的事情。我的父母都是知识分子，非常开通。母亲郁闷过一阵，看我坚持，也没说什么。让我感到很开心。我真的感谢我的父母，她们太体贴儿子的感受了。
父母和我不在一个城市，很远，所以我的事情他们除了给钱，基本就无法帮忙了。在妻子的坚持之下，我么坚决拒绝了父母的资助。单位已经取消了福利分房的制度，所以，我们必须租房子。
我们找了一个每月150元的平房，阴暗潮湿，整天都必须开灯。两间房，一个厨房，一个卫生间。开始了我们的家庭生活。现在想来，条件真的很差。但是我们现在还很怀念那段时光。
妻子很幸福的用她能够想到的方法把我们的新房间布置的很温馨。虽然简陋，但是真的有家的感觉。当时，我们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我们请了几个朋友，领了结婚证，然后在一家不高档的照相馆花150元照了一张很臭屁的婚纱照。无限满足的挂在我们床头。两个人傻呼呼的倒在床上欣赏了好久。所以，我看《结婚十年》的那一段特别有共鸣，因为我们也有相似的经历。
我们的新婚之夜也就是在那个简陋的房子里面度过的。说起新婚之夜，我觉得真的很有趣。因为我们第一次有了男女之实。在坛子里面的都是成年人了，我不怕说出来。其实，第一次根本没什么快感，有的只是好奇和紧张。我记得我们直到后来昏昏睡去，也没有完全成功。天亮的时候，醒了，又努力了很久，终于成功了。但是因为她喊痛，所以我也不敢动。最后还是完成了。当时，我们都觉得很好笑。但是，这是人生中一段美好回忆，现在我们想起当时的情况，还觉得甜蜜。
我们的小日子开始了，我每天上班下班，她上班下班。家里的一切，包括我穿什么衣服，妻子都能照顾的好好的。我回到家里，除了看书，看电视，看报纸，什么都不用作。妻子是个好女人，很贤惠。但是，妻子在她的父母家里也是什么不作的人（她是家里唯一的小女儿，有两个哥哥），她的爸爸妈妈知道我们家里面是妻子作饭之后，诧异了好久，觉得不可想象。妻子在为我改变，说实话，开始妻子的饭着的真是难吃。开始，我没觉得。可能是新婚幸福吧。后来，我就会说。妻子于是找了很多菜谱学了很多。现在我除妻子的饭菜，连我爸爸妈妈的饭菜都吃不惯了。每次到妻子父母家里，我觉得她爸爸妈妈手艺比我老婆差多了，呵呵。
日子一天一天过，新婚的幸福逐渐淡去。但是我们的感情还是和谈恋爱的时候一样，我活的很快乐。即使在工作中遇到不顺心的事情，对妻子没什么好脸色，她也会默默的不来打扰我或者宽慰我。每次看到她，我都觉得无限的柔情，很多不愉快的情绪都消失了。
妻子身材很好，怎么吃都不怕胖的那种，好多女人都羡慕她。但是她很节俭。给我买东西很舍得花钱，给她自己买都是买比较便宜的。其实我们的经济并不紧张。每次都是我给她买好的外套。
我们经常出去玩，经常去散步。非常快乐，晚上，在床上也经常缠绵不休。我们眼里没有别人。
在那个难忘的平房里面住了不到2年，我们有了自己的房子。我们自己买了房子，每次回到家里，看到妻子，我就觉得自己都多了一份责任，我就暗下决心，一定要努力。这种动力，让我工作很努力，除了本质工作，我到外面给别人作工程，赚了不少钱，提前实现了自己的房子梦想。搬到新家之后，我们时常回忆那段平房的简陋时光。满脸都是幸福。1年之后，我们有了自己的车，虽然车子很抵挡，但是毕竟是自己的吧。妻子也比以前胖了不少，更加丰满，具有少妇的韵味了。
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基本没有什么改变，我在家里什么都不作，即使她上班去了，依然会给我把每顿吃的东西规划好，到时候到微波炉里面热一热就ok了。而且每天都会打电话回家问我吃了没有。
家是我下班之后唯一想回去的地方。新婚的激情早就腿尽了。因为我的工作经常接触异性，经常在被窝里面，妻子会问我你想过没有要找个情人什么的？我笑了笑，如果有感觉，也可以呀。妻子立刻紧张的问：那你遇到有感觉的了吗？我说：没有，她们都不如我老婆。我有病呀，放着老婆不要，到外面去冒风险？老婆一边幸福的笑，一边说我虚伪。呵呵，其实我说的是真话，很多人都说，男人都是下半身指挥大脑的。但是，根据我的感觉是，那是他们没有遇到真正喜欢的人，如果你的妻子是你真正喜欢的，你真的不会背叛她的。男人好色，这是对的，但是好男人和坏男人的区别在于是否能够控制自己。
我每次想到如果我背叛妻子，妻子那伤心的眼神，我就会心痛。我会毫不犹豫的打消不该有的念头。
这也奉劝女人们，你们抓住男人最好的办法是从心里征服他，而不是通过其他方法。
有位朋友问我，你到底想表述什么？是为了表示你的后悔还是你的幸福。我回答说：都不是。我只是客观的给大家叙述一个我自己的故事和我自己的真实感受。结论由你自己作出。而且你应该认识到婚姻更多的是责任。下面继续我的故事……
应该说我是一个感情论者。我觉得没有感情的婚姻是悲惨的。我生活中很多认识的人都离婚了，似乎离婚已经不是什么大事情。我的大哥就是一个婚姻的失败者，所以他的经历对我婚姻观影响很大。大哥到目前为止，已经结过3次婚了，和现在的大嫂关系也不好。每次回家都能听到父母的抱怨。从某个程度上，我要感谢大哥婚姻经历。因为正是他的失败婚姻，让父母觉得夫妻相爱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和妻子的事情尽管母亲觉得不满意，但是，看到我们很相爱，最后没有拦阻，只是说希望不要像大哥一样就行了。
大哥当初上大学的时候，也是有初恋的。当时我上高一，所以我知道的很清楚。大哥爱上了一个高中生。那个女孩很美很有气质。每次放假，大哥都和她再一起。后来，那个女孩没有考上大学，大哥毕业分配到父母所在的城市。那个女孩后来在一个厂子里面当了工人。父母终于知道了这件事情，大哥的婚姻是我们家第一宗婚姻，父母很重视，当然是反对的。而且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大哥很坚持，和父母闹的很僵。又来还是那个女孩知道了情况，主动离开了那个城市，大哥消沉了很久。后来在家里的介绍下，和另外一个条件好的女孩子结了婚。大哥长的又高又帅，爱好交际，是很有女人缘的那种男人。后来就有了外遇。平心而论，我的第一个大嫂也是很好的女人，这件事情上完全是大哥的不对。大哥背叛了家庭。结果就是离婚，但是2年之后又是离婚，再后来还是离婚。
我工作了之后，以一个男人的身份和大哥谈过很多，当时我们在酒吧喝得大醉，我对大哥说：对婚姻要慎重，不要再伤父母的心了。爸爸妈妈不容易，年纪也大了，还有多少时光？我们为什么不让他们开心一些呢？我记得大哥没有反驳我，沉默了很久，一口气把一大杯啤酒倒如口中，呜呜哭起来。我虽然已经有了8分醉意，但是我心目中坚忍的大哥的表现仍然让我很意外。大哥哭了很久，对我说：兄弟，以后你记得一定要找个自己喜欢的人。
后来我结婚了，我真正明白了大哥的痛苦。大哥在很多人眼里是个风流不负责任的男人，对3个嫂子而言，无疑是一种伤害。一个男人可以和任何一个自己不讨厌的女人结婚，而且也能对这个女人好。但是当有外界诱惑的时候，这个男人能否抵制诱惑，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男人对她的妻子爱的有多深。
骂男人不是好东西的女人很多。她们说的其实有道理。但是爱情的力量是可以让一个男人无坚不催的。我是深有体会。
我结婚后其实遇到过不少自己喜欢，而且她也喜欢我的女人。我甚至有时候想我能否作第二次选择呢？离婚，再和一个条件更好的女人结婚。也许你会鄙视我，但是我真的曾经有过这个念头。
妻子其实长的身材好，也很美。但是我不得不承认我和妻子之间已经没有了激情。当我真有这个想法之后，我才发现，我无法这么作，因为我和妻子之间的关系已经演变成了一种亲情。这是婚姻的必然经历，是一种更高境界的爱情，所以大家不必恐慌。妻子不在家，我可以几天都不想她。她给我打电话，我也可以爱理不理，但是，如果告诉我妻子永远不会回来了，我会难过，我会不能接受，我会尽我的所以能量去改变这个事实。这就是我现在的感受。
我怕看到妻子伤心，这是我最怕的事情。每次，看到她的眼泪，我的所有怨气都会消失的无影无踪。我会在内心狠狠的骂自己，骂自己无能，骂自己不是男人，为什么要把怨气撒在妻子身上呢？
结婚之后，你会发现，其实你爱的人不是十全十美的。妻子最吸引我的地方就是温柔。事实上，婚后我享尽了妻子的温柔。但是妻子温柔的背后也有野蛮的一面。这是我没有想到的。
记得那是一次去参加一个朋友的婚礼。朋友的老婆的条件很好。我想到自己的妻子，心情郁闷起来。朋友在郊区，我们回家是需要5快钱的车费，当时我们还没有自己的车。我没有话，自顾自的走着。妻子上来和我搭话，我没有理她。也许她知道我的心情，很敏感的往前走了，据她说她是想在车站等我。因为我身上没钱，我和老婆在一起，没有带钱的习惯，都是她负责。我看她往前走了，我误会她是想甩掉我，自己走，她知道我没钱，还想甩掉我，不是故意要我出丑吗？当时我就是这么想。
本来郁闷的心情现在化作了愤怒。当时我兜里恰好有10块钱，上次没用完的。妻子不知道的。因此，我故意没有跟着她，在车站外等了很一阵，等到了一辆车就自己走了。本来以为，妻子肯定先回家了，正准备找她问罪。没想到，居然我先到家。我突然意识到情况不妙，可能误会她了，她说不定还在车站等我呢。但是，我没有管他，自己就在家里看电视。后来来了个电话，听到我的声音立刻就挂了。
我预感她就是妻子。果然，1个小时之后，妻子回来了。
平时的温柔模样全然没有了，一进门就喊：你到什么地方去了，我在车站到处找你。我其实也知道我错了，但是我仍然说：你是不是因为我身上没钱，就故意甩开我？妻子愣了一下，立刻爆发了。她大哭起来，狠狠抓起茶几上的烟灰缸（我不抽烟，为客人准备的），砸在地上，只听见啪的一生巨响，地上全是玻璃碎片。妻子继续大哭，没有理我，冲进卧室，扑在床上私心裂肺的大哭，剩下我一个人像木头一样呆在客厅。
我呆在客厅里，很久都没有动。我知道自己错了。同时，我惊异妻子居然如此火爆。听到妻子的哭声，我又有了心痛的感觉，这个感觉我清晰的记得谈恋爱的时候和妻子分手的时候有过。我心完全融化了。我开始骂自己。
我走到卧室，碰了碰妻子的背，轻声说了句：别哭了。妻子狠狠把我的手打开，好疼呀。妻子继续苦着。我懵了一阵，突然不顾一切的把妻子搂进怀里，妻子反抗着，我不管，我拼命地抱紧她，妻子终于没有发抗，用手楼住我，把头埋在我胸前，比刚才更大声的哭呀。我抱紧她，在她耳边说：对不起，是我错了。别哭了，你伤心，我会心痛的。妻子哭的更厉害了。
就这样过了很久，妻子哭累了，在我怀里睡着了。后来醒来的时候，妻子揉揉哭肿的眼睛，又恢复了以前的温柔，我再次道歉，她温柔的笑笑，说，算了。就作晚饭去了。
晚上睡觉的时候，妻子突然抱着我说：老公，你爱我吗？我说爱。妻子犹豫半饷，轻声说：你是不是后悔和我结婚了？我赶紧说：没有。其实，我心里知道，自己有时候真的有点后悔。但是，一看到妻子，我的后悔就会烟消云散。妻子沉默了一阵，悠悠说道：其实，我知道你后悔了，不过没关系，你什么时候想离婚，给我说，我会答应你的。我立刻开玩笑的说：你离开我，是不是有更好的人拉。妻子悠悠道：离开你，我就出家当尼姑。我哈哈大笑起来，开始嘻闹她。妻子没笑，只是把我抱的更紧。我也搂住她，心里感慨很多。我突然觉得，我这一辈子都要守护这个女人，这个我爱的女人，无论是贫穷还是富裕，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这是责任，一个男人的责任。每次我遇到挫折的时候，我都会想起妻子，我会想如果我倒下，妻子怎么办，每当此时，我都会百折不挠的对待我工作和事业上的事情。
问世间，情为何物，只叫人生死相许？这是我在金庸小说里面看到的词，他原来的出处我不知道。爱情是什么，婚姻是什么？我时常思考这个问题。
我有时候想，爱情是男女两个人的事情，但是婚姻却不是仅仅是两个人的事情，他还是两个家庭的事情。很多过来人也说过，爱情和婚姻是可以分离的。结过婚，你会发现父母的建议并不是没有道理的。我见过很多女孩的父母，年轻时候也是爱情第一的，但是对待自己的子女的婚姻却现实的很。这是为什么？不少女孩子现在的求偶标准也是现实的很，什么没房子没车免谈。有时候我听到这些，我都不禁哑然失笑。如果天下都这样的话，恐怕男人打光棍，女人当二奶的比例会越来越多。我很看不起那些第三者，如果不谈感情，光从经济学分析，她们的行为绝对不是用不道德几个字能形容的，实际上和盗窃罪有相同的意义。很多男人没钱的时候可以和老婆相处，有了钱就抛弃妻子，那些第三者往往就是靠自己的青春来换取金钱。这对人家原来的老婆就是盗窃，人家辛辛苦苦经营多年，成果出来了，却成了没有任何投资的女人的，这难道公平吗？
说归说，但是感情的是说不清楚的。我很爱自己的妻子，当初决定结婚的时候也想过这些问题，但是，当激情散去，自己真的面对的时候，却发现没有想象的那么从容。
我的同事和朋友到过我家的都特别羡慕我。因为，我在家里就像上帝，什么都不作。连扫地都很少。每次，不管老婆在不在，我都会辩解：哪里嘛，你们没有看到我干活的时候，其实家里的重活都是我干的，比如买米，买油这些都是我干的。如果妻子在旁边，一般听到我吹牛，都会温柔的看着我笑，还给我作鬼脸，但也不揭破我。还说，家里买米买油确实是我干的。其实，我就买过几回，后来都是我打电话叫送的。
我也知道，我的朋友的老婆在家里基本和我差不多，家务基本都是我朋友干的。但是我确羡慕他们的经济压力比我小，也许这就是围城效应？
家里的任何事情，妻子从来不自作主张，都是会和我商量。我们家的钱全部都是妻子在管理，包括我的工资帐号，我基本不知道我每个月领了多少钱。但是，家里除了伙食费用和零用钱，只要超过100元的以上的开销，都要我知道，我认同才行。我常说，我们这是最民主的管理方式，两权分离，谁也不吃亏。
结了婚，我发觉大部分女人都爱三样东西。一个是首饰，一个是花，还有一个是化妆品。妻子也是女人，她同样爱前面两个东西。妻子比较特别的是她不喜欢化妆品，她从来不化浓妆，都是略施粉黛，挺和我心意。每次到首饰店，妻子都会强拉我进去看，还会问我这个好不好看，像个孩子一样。但是当我说好看，买吧，她就会拉我飞快的跑开。每次看到花，就会兴奋的大叫。男人也许是实用主义者，我对这些都不以为然，我甚至不能理解。我觉得假的首饰和真的没什么区别，那么贵的花还不如去买本书看看。
妻子目前只有我们恋爱的时候我送给她的一枚黄金戒指。这是我送给她的定情之物。现在因为变形，已经没有戴了。她很珍惜，小心奕奕的放在她的梳妆盒里。时常拿出来看看。我对她说：干脆融了重新打一个吧。她想了想对我说：结婚戒指不能动的。要好好保存。我说，那就买个白金镶钻的吧？她说看看吧。但是每次都是只看不买，有几次我游说的她动了心，但是最后她还没买，但是每次上街必然逛首饰店。
我的印象中，我没有送过妻子一次花。不对，应该有一次，还是恋爱的时候出去吃麻辣烫，卖花的小姑娘看我们是恋人，拼命叫我买的，不买就不走。妻子当时是反对的，但是我买了之后，她表现的很兴奋。后来那朵红玫瑰凋谢了，她也没丢，后来居然成了干花，现在还被她放在梳妆盒里，每次批评我不给她买花的时候就会拿出来给我现场演示，说，看，这就是你送给我的花.
每次我都辩解说，我买花还是要找你拿钱，不如你自己直接去买，喜欢什么买什么，不是更方便吗？妻子没有辩解，但是每次逛超市，家里要买花的时候，她都逼我去拿，而且付帐的时候，她会给我钱叫我单独付帐，常常让我觉得一头雾水。但是，我依然如故，一般不会给她买花，因为我觉得其实有点浪费钱财，不值得，妻子也觉得是。特别是情人节，花是天价，我就更不会买了。
我们就这么现实和琐碎的活着，我感到很幸福和满足，妻子也是。因为我看到她的脸上那阳光一般的快乐。尽管送我时常会因为想到我们的未来的压力而闷闷不乐，有时候在家里也会一言不发，但是我看到妻子忙碌的身影在家里穿梭，我就觉得一丝责任，一丝温暖。家，是一个男人永远不会感到厌倦的地方，尤其是有一个自己爱的女人的家，无论你飘到哪里，最后你还是会觉得只有在这样的家里，你才会感到平静和安逸。
我和妻子从来没有出现过像有些夫妻一样的大规模战争，比如对骂什么，互相指责什么的，有时候我觉得妻子和我心是相通的。我感觉她能敏锐的感觉我心里想什么。
有一次，我工作上有了不顺心的事情，回家闷闷不乐，妻子和我主动说话，我说了一句：别理我，我不想说话。语气很无情。妻子愣了一下，出去了，做好午饭，自己吃了。叫我一声吃饭了，我没搭理她。那天很冷，妻子带上她的那条蓝色毛围巾就出去上班了，那天她上夜班，要第二天早上才会回来。晚上，她打电话回来，问我吃饭没有，我没好气的说：我不是小孩，我能不知道吃饭吗？说完就把电话挂了。我知道妻子肯定会很伤心，但是我那天确实心情很烦。
第二天，一大早，我出门上班，在楼下遇到妻子下班回来。风很大，我缩着脖子，说了句：回来拉，然后就自己走。妻子叫我：等等。我回头看到妻子向我跑来，我不知有什么事情，妻子解下自己的围巾，仔细的给我系在脖子上，顿时，一股温柔涌上心头，那条围巾有了妻子的体温，还有我熟悉的淡淡香味，我顿时觉得天气并不寒冷。我当时有点发楞，也许妻子觉得很正常。她不知道我的感受。我都是自责起来，为什么对她不能好一点呢？那不是你最爱的女人吗？为什么不能让她感到快乐，少一点忧愁呢？妻子离开的时候，我向她温柔的笑笑，说：别冻着了，快回去吧。
当我转身的，我觉得自己眼里有了泪光，这些妻子都没有看到。不能让她看到。上次看到韩国电视剧《看了又看》看到民言和盛美也有这样的镜头，一下子勾动了我心中的某条玄。可惜导演最后终于没有让他们成功，这个让我郁闷了很久，也萌发了很多感慨，婚姻真的如此现实？
如果叫我现在回答这个问题，我会说：婚姻是现实的。但是要让我抛弃妻子，我又会心痛一辈子。也许，世界上本来就没有绝对正确于错误的事情？我不知道。
不少回帖的朋友都说，我是一个好男人。我是吗？我自己也不知道。客观的说，我不是一个好男人。我在这里抱怨，一边述说我自己的幸福，一边流露出自己对妻子的不满足。我知道妻子为了我改变了很多。很多事情都是从我的角度出发，但是我为她有什么付出的呢？妻子不是什么名门之后，但是也是爸爸妈妈的掌上明珠。
妻子在家里，是个很贤惠的妻子。但是，每次岳父岳母来了之后，我才能看出其实妻子也是人家的宝贝。岳父岳母经常会来我们家看看他们的女儿，每次来，都不会空着手，带很多东西。尽管那些东西加起来也不值几个钱，但是他们对我们关心让我很感激他们。当然，这一切都是因为妻子。他们来了，我会看到妻子很开心，而且像公主一样什么都不作，爸爸妈妈开始给我们收拾屋子，给我们作饭。每次我都说到外面去吃，但是每次都会被拒绝，妻子也不坚持。
每次看到妻子在岳父岳母面前撒娇的样儿，我突然觉得我是个好男人吗？我什么也没有作，家务都是妻子在作，而且妻子从来没有要求过我作什么。我给了妻子什么，妻子自己赚的工资也能养活自己，她不欠我什么，但是为了我，她总是毫无怨言的营造这个家。每次，我都感到很愧疚，但是想过之后，我依然依旧。没有多大改变，只是发脾气的时间少了，对妻子说话温柔一些了。
我是一个好男人吗？我是家里最小的，从小过惯了衣来张口，饭来张口的日子，我从来就喜欢别人的关心，但是我确很少想到关心他人。妻子身体不是很好，刚结婚的时候人太瘦。咽喉总是发炎。一生病就会不停呕吐，让我很烦。我是个奇怪的人，妻子一生病，我就会一边照顾他，一边发脾气。妻子开始赌气不让我管他，但是我在书房里面确无法安心作任何事情。只好又回到卧室一边照顾他，一边发脾气。后来，妻子习惯了，不管我怎么发脾气，也会温柔的享受我的照顾。每次，发完脾气，我又后悔，我问妻子：你烦我吗？她居然说：不烦，你发脾气的样儿让我感到你很关心我。我说不出话来，心想这个傻丫头，我发脾气居然也不生气。
其实别看我30了，也许从小没有受过挫折，所以心里年龄要小很多。婚姻，让我变得成熟。我不喜欢照顾别人，但是，结了婚，让我有了责任感，我必须照顾她，她是我的爱人呀。
我是一个好男人吗？我是一个普通的男人，我不是卫道主义者。我一样会看色情网站。街上看到美女，我一样会多看几眼。我在网上很多异性朋友。我也会和她们开开玩笑，甚至打情骂俏。但是我有我的原则，婚姻必须是要有规则的。性忠实是婚姻起码的规则，如果连这一点都作不到，我觉得这样的婚姻还有任何意义吗？
这一点，妻子好像是对我绝对的信任的。从来没有对我表现过这方面的担心。我不是性无能，实际上我表现很完美，妻子对这一点赞不绝口。其实我有时候调侃她，你不知道其他人是什么样子，你怎么就知道我好呢？妻子想了好久，似乎觉得我说的很有道理。呵呵傻笑一阵，拿出一本她经常看的《人之初》，调侃我道：根据书上统计数字，你绝对算是非常非常棒的。每次得到妻子的肯定，我的男人自尊心得到极大的满足。后来追问妻子为什么对我这么放心的时候，她狡诈的说，呵呵，当初我就考察过你，否则，才不会嫁给你呢！
一个30岁男人的爱情婚姻思考 (二)
这牵起一段往事回忆。那是我刚到这个城市的时候，一个外地的同学到这里玩，那是一个我们班出名的花花公子。他居然要求我们到ok厅去玩。我们当然就带他去了。他很富有，一进去就给我们一人叫了一个小姐。而且他买单。我当时脸皮很薄，说不要。但是熬不过他。结果每人都来一个小姐。我根本没有看那个小姐一眼，不是讨厌她，而是不好意思。我只是叫那个小姐给我点歌，我不停的唱歌。那位同学早就搂着小姐到包厢里面去了，不时传出各种声音。
我那位小姐不停的邀请我到包厢去跳舞，我都拒绝了。正是青春年少，我之所以没有和这位小姐怎么怎么的。完全是因为我一直相信没有爱情的男女之亲是不符合我的原则的。后来这件事情被我的单位的那个同学知道了，那个同学的女朋友是我妻子的密友，自然我妻子也知道了这件事情，我想因为这个，我在她心中的地位恐怕又多了几分。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也许是不好意思。毕竟是没有经验。现在自己结婚了，如果还是那样，自己还会把握那个原则吗？都说男人很容易把性和爱分离开来，而且没什么负罪感。我觉得说的很准确。男人和女人比较起来，男人是比女人更容易把爱和性分离的。一个女人如果不爱你了，她才会出轨。但是一个男人，恐怕他即使很爱你，但是他同样可能出轨。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这样的男人。尽管每次我想到妻子，心里就是温馨。我只是觉得这样作会伤害妻子，但是如果你问我想不想一个漂亮的女人上床，我会说：我想。但是我能克制自己，因为婚姻绝对不是性。妻子除了给予我性，还给了我温情。像父母一样的温情，这是任何人无法代替的。如果世界上让我找出我最有信心对方不会背叛我的人，我会毫不犹豫的说出妻子的名字，还有就是我的父母。这就是爱，这就是有爱的婚姻。
上帝给了男人雄性的特质，但是也给了人理性的思想。这结合起来，才叫男人。没有理性的男人其实就是动物。如果你真的爱对方，我想这不是一种痛苦，而是一种幸福。
随着文章的贴出，我的内心的感情似乎找到了一个出口。刚开始的很有激情，现在写的时候就好像婚姻一样的平淡。朋友们也给出了批评和肯定，谢谢你们。
我把自己赤裸裸的展现在你们面前，因为我们并不相识，网络的魅力就在这里。这是真实的我，不管是对还是错，不论是让你憎恨还是喜欢，我不管，我只能保证这就是真实的我。
记得结婚前，单位的前辈都异口同声的说：如果你要小孩，一定要早要，如果不要就不要。我当时很不以为然，觉得自己还是个孩子，拖个孩子多凄惨，管他的，以后再说吧。现在我也结婚四年了，我同样会把这句话送给还没结婚，或者刚结婚还没要小孩的朋友们：如果你打算要小孩，就早要吧。
现在30岁了，才突然醒悟过来，我该要个小孩了。我老的时候并不想当孤家寡人。但是真的面对的时候，才发现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怀孕要1年，带孩子又是几年。孩子上学了，经济的压力。一想到这些，我心里就郁闷起来。
如果，我们刚结婚的时候，那个孩子不打掉，现在也该3岁了吧。正是可爱的时候。和妻子每次谈起这件事情，我们都后悔不已。当时觉得没条件，现在想起来，其实条件都是没有止境的，要了也要了，条件再苦，孩子依然会长大的。
现在突然要孩子了，但是我的压力却更大了，要考研究生。要评职称。如果我上学去了，妻子生孩子，谁来支持这个家呢？想到这些，我就头痛，不敢下决心。
妻子很喜欢孩子的，常常在被窝里面给我勾勒我们的孩子会是什么样子。但是从来没有对我说过我们要个孩子吧。我知道她也明白压力的存在。虽然喜欢，但是也不敢说。
每次这种时候，我都觉得很难过，我突然觉得自己这个男人当的很窝囊，连给予妻子孩子的能力都没有。当然，这样的感受我从来都是埋在心里，我不想伤她的心，尽管她其实清楚的知道我想什么。
尽管如此，我还是非常自信的说：老婆，你赶快把身体养的棒棒的，只要你身体好了，我们立刻要个孩子，男孩女孩我都喜欢。妻子脸上漾起笑容，说：我们能养的起吗？我把胸脯拍的咚咚响:没问题，我就不信养不活老婆孩子！妻子听了，很是高兴，她对我很崇拜，因为婚后我确实给我们的家赚了一些钱，她看到过我的努力对家庭经济的改变情况。我想妻子是相信了我的话，其实我心里是没有底的。我不知道大家的情况怎么样，我只是看到街上有钱人越来越豪华，但是我们的工作和我赚外快却越来越难，大学毕业的硕士生越来越多。我不知道国家整天叫嚷经济增长，到底增长到什么地方去了。
我感到压力越来越大，我不知道现在幸福生活还能维持多久。
我曾经设想过最坏的情况，如果有一天失业了，我如何去养我的家，我的生活会是怎样？我相信我的妻子不会离我而去，但是我如何忍心她跟着我受苦？
妻子也许天生就不应该过苦日子，因为她很瘦，身体很弱，她没有力气干苦力，她也没有能力从事技术水平高的工作。她有的就是一颗善良的心。也许这只是我一厢情愿的想法，也许，到了那一天，妻子也能迸发出生命力，我不知道。
如果到了最坏那一天，我有信心能养活自己，无论社会变成怎么样，我想我能养活自己，甚至我能养活妻子，只要她要求不太高的话。但是，如果加个孩子，我能让他受良好的教育吗？我没有信心。
看到妻子每天高兴的读育儿的书籍，经常到医院作健康检查。尽量不座车，增加步行机会。看到她有意识的买有益于我们下一代的菜和营养品，我没有在她面前表露丝毫的担心。但是，我内心的感受，能对谁说呢？
妻子现在已经很丰满了，体重到了50多公斤。还不停的督促我要锻炼身体，不准我熬夜。好像一切都在计划中进行。
妻子计划7－10月份怀孕，明年孩子就出世了。
每当在这个时候，我才发现我其实很失败。我连养家的能力都没有信心，面对以后的日子，我该怎么办呢？
突然很怀念年少的时光，我突然发现，我已经老了。那时候，真是好呀，无忧无虑，天马行空。
也许，这就是人生。
也有不少朋友和我有相似的经历。还有个朋友说自己就像我的妻子一样，她的另外一半就像我一样的景况，问是否应该选择离开？
她的这个问题，我思考了很久，让我把自己的经历又回忆了一遍，但是我最后还是没有答案，这个责任太重了，我不敢回答。
我只是希望你们幸福快乐，相守终生，我害怕因为我的回答让你们痛苦或者后悔，所以我不敢回答。
更多的朋友很尖锐的指出，其实你是一个自私的人，你只爱自己。你的妻子也是一个有自尊的人，你潜意识中何曾对自己的妻子有过尊重？
我想了很多，我想了很多理由来辩解，我不想承认这样的结论。但是，最后，我不得不说，你们是对的。我没有理由辩驳。我的潜意识中确实认为妻子不如我，理应为我付出。一开始，我就认为自己和妻子结婚，是对妻子的一种恩惠。妻子对我发脾气的忍让，是理所当然的。
其实我是一个思维很理性的人，任何事情，我一般都有自己独到见解，外界的因素很难毫无理由的影响到我对问题的认识。但是，尽管如此，面对自己婚姻，面对自己的生活，我还是不自觉的引入了自己主观的意识。这是我的局限性，或者这是人的局限性。
回想起来，我和妻子之间，妻子关心我的多，我关心妻子的少。也许妻子觉得男人的关心的方法不一样，所以，她仍然觉得我是个好男人，好丈夫。她很满足现在的情况。
对家务的分担，妻子早以习惯了她全部包揽的现状。其实，对这个问题，妻子也不是没有努力过，她曾经试图让我不自觉的分担她的家务。妻子的方法很含蓄和隐蔽，她的不少方法都是来自她常看的《人之初》杂志。后来，我无意中看到，觉得怎么上面的方法我都这么熟悉呢，我才恍然大悟。
妻子采用的第一个方法是激将法。首先妻子会大赞我妈妈的饭菜很好吃。问我作为妈妈的儿子，难道就没学到一点儿？太丢脸了吧。我当然不会承认自己不会拉。我开始吹牛，呵呵，其实我早得到我妈妈真传。她打死不信。我就说，我给你证明一下，我的招牌菜，回锅肉和麻婆豆腐。第二天，妻子就把我原料买好了。我很有兴致的给他作了两个菜，我自己觉得很好吃，妻子也不停夸张的说，果然厉害。不过就是烧焦了，希望下次能吃到更好的。后来，我真的不停给他作过好几次，她还把她姐妹一起叫过来，品尝我的手艺，那一天，她什么也没作，就和姐妹在客厅里面聊天，我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对。
妻子第二种方法是穿插法。她作菜的时候，会没事就叫我，老公，给我挽挽袖子。一会儿，老公，帮我把锅拿过来；老公，摆筷子吃饭了…….每次，我很不耐烦，但是由于每次的工作一般几秒就能完成，所以我也没办法发火，而且看到她这么忙，我也不好意思说什么。
妻子的第三个方法，就是累积法。她会连着几天不洗碗，让碗放在水池里面。每次都用新碗。每次当她上班的时候，就是家里的碗耗尽之时。我在家里要热饭菜，也是需要碗的，但是，我找不到一个干净的碗。看着水池里面的碗，我只好动手把她洗掉。然后，我当然要批评她的，每次她都会可怜吧吧的给我道歉，我看着她真诚的模样，哪里还忍心生气呢？
妻子第四个方法是博取同情法。每次，晚上吃了饭，她就一个人在那里看书看电视。但是，到了我们要睡觉的时候，她会说，老公，我碗还没洗呢，我先睡吧，我马上就来。然后，一个人很凄惨的在厨房脑动，你说我一个人在卧室听到她的响动，我能睡着吗，我一般会黑着脸过去帮她把碗洗了。然后一起睡觉。
当然这一切，我并不知道是妻子故意要调动我对家务的关注。后来，我看到那些文章，我才明白过来。尽管如此，妻子最后还是放弃了努力，也许她觉得花了这么心思，但是收效不大，也许已经习惯了。
其实想来，我有时候也在欺骗妻子。妻子爱我，对我崇拜。因为我的知识比她丰富，我比她口才更好。所以，我会给他灌输一些对我有利的思想。
妻子很多时候会抱怨我，你这个家伙什么都好，就是太懒了，家里的事情一点不管。每到这个时候，我就会故作深沉的给妻子上课。我说，男人和女人平等这是对的。但是平等不是体现到对任何事情都绝对一半一半就表示平等。比如，男人去干苦力，女人就没有必要去干。而女人生孩子，男人也没必要去生。这才是真正的平等。利用自己的特点，发挥出自己的长处，这才是平等。家务的事情没必要分得太细，你做饭，我就必须洗碗。这样并不代表平等。只要大家互相尊重就够了。比如我尽量为家里多赚钱，让家里条件改善一下。你多分担一点家务，有什么不可以呢，我们彼此相爱，何必分的那么清楚呢？我心里明白你作的事情，我们为这个家的努力都是为这个家，而不是为某个人而作的，我们的目的就是把家建设的更好，不是吗？
也许我的这篇歪理，真的触动了妻子，妻子开始不再让我作家务了。再加上，有段时间我的兼职任务很重，已经大大超出了我正常工作量的2倍。我一回到家，一句话都不想说，就倒在沙发上一动不动。妻子是爱我的，看到我这样拼命，对我爱护有加，即使后来我的工作开始恢复到正常值的时候，也没有见妻子再要求过我什么。
虽然我很感激妻子，但是我心里同样出现过很自私的想法。我觉得自己在外面拼命赚钱，妻子处理家务难道不应该吗？
夫妻之间不要太计较，大家只要有爱，多体谅，让家庭温馨，无论是男女双方，都想把自己的家作为最后港湾，这就够了！
一个30岁男人的爱情婚姻思考 (三)
结过婚的人都知道，激情迟早要褪去。婚姻是具体的。一旦你选择了，你就必须面对。责任，不仅对男人，对女人都是一样的。
结过婚才会知道,其实人生必须要经历一些苦难和挫折。常说：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不要说大难，我看过太多的夫妻因为生活琐事而互相埋怨，反目成仇。
这一点应该说我是幸运的，我和妻子遇到任何事情，不管谁对谁错，从来不会相互埋怨，都是共同面对。我不知道妻子的感受怎么样，从我的角度，即使妻子出了什么过失，我看到她难受的样子，通常是不会忍心去责备她的，我觉得是因为爱，我爱她，所以我不忍心看到她难过的样子，我不会给她伤口上再刺一刀。我想妻子，对我也一样，我感觉的到。
这一辈子，感觉都很顺利，一直读书到大学毕业，然后自己很容易找到了工作，然后遇到了妻子，然后结婚。我们遇到的第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曾经觉得天都要踏下来了。
结婚后，我们租的房子离单位有大约3公里。因此，我买了我的第一辆车，一辆吉利100的脚踏摩托车，当时用了5000多块。这是我们家当时最值钱的东西。但是不幸很快发生了，在一个烟雨朦朦的黄昏，我和妻子在家里边看新闻联播，边开着玩笑，其乐融融。
妻子给我说了几次，把车子推进来吧，现在偷摩托车的可多。我不以为然，说等会儿吧。
可是事情就发生在等会儿这里，我突然听到熟悉的摩托发动的声音，等我意识到，追出去的时候，已经没有踪影了，留给我的就是废气的臭味。我们当时几乎根本就以为这是一个梦。接下来报警，沮丧到了极点，妻子的眼泪都下来了。我心里也憋屈的慌。也许一辈子没经历过太大的挫折，我觉得郁闷到极点。家里顿时沉闷起来。我开始自责起来，骂自己怎么没听妻子的话呢？
妻子沉默了半天，居然什么也没说，推着自行车就往外走，我一惊，赶忙问：老婆，你干什么？妻子恨恨的说：我要去找，肯定不会走远的！说着，人就出了门，当时我完全懵了，等我意识到要把妻子栏下的时候，她早已经不见人影。
我但是很着急，我倒是不担心车子，我担心妻子现在正是失魂落魄的时候，不要出什么事情。后来赶快给朋友打电话，朋友骑着摩托车就过来了，我们赶忙到处去找妻子。
城市这个时候就显得很大了，哪里能找到？
半夜的时候，妻子推着车子回来了，衣服都湿了。我紧紧的把妻子搂进怀里，妻子抱着我哭泣起来，孩子一般说了一句：老公，车子没找着。
现在和妻子和回忆起这些细节，我们都觉得很好笑，一个摩托车算什么呢，我们当初居然有天塌下来的感觉。呵呵。
以后的几个月内，我们都一直耿耿于怀，但是，妻子从来没有埋怨过我什么。我们两个都有个很好的习惯，任何事情，只要已经出了，无论是谁的错，我们从来不会互相任何埋怨。
现在想起来，那次丢失摩托的事件，让我和妻子的心贴的更紧了，我们开始知道，很多事情，夫妻必须共同去面对。
后来我们有了第二辆摩托车，可惜好景不长，我们那天幸匆匆从街上回家的时候，转弯的时候不幸把一个骑自行车横穿马路的中年妇女撞了，因此，妻子又一次掉了泪。当时那个人躺在地上一动不动，我们都以为她死了，妻子吓坏了，居然在街上就哭了。我一边安慰她，一边将对方送到医院。后来，发现虚惊一场，对方没有任何损伤，但是因为对方的不讲理，我们同样付出了3000元的代价。当时，妻子哭着给岳父岳母打电话，电话里面没说清楚，岳父岳母以为我伤了，立刻从几十公里外赶到医院，紧张的不得了。后来，发现事情的原委，立刻命令我将摩托车处理掉。估计他们也是担心。看来我天生没有骑摩托车的命，于是一直走路，骑自行车，后来自行车也掉了，直到后来买了一辆抵挡汽车。发觉，开汽车其实是最安全的，小偷也不会光顾。小偷看不上。呵呵。
女人其实是个很奇怪的动物，她们在男人面前往往表现柔弱的一面，但当她们自己面对的时候，却处理的从从容容的。妻子外表和给我的感觉是柔柔弱弱，但是有些事情是决不让步，显得很有主见。
结过婚的男人通常都比结婚前好显得干净的多。穿的衣服干干净净，睡的床干干净净，很多不良的习惯都会逐渐改掉。其他事情都好说，唯独这个卫生方面的问题，在妻子面前是毫无道理可讲的，也是毫无商量的。
我年轻的时候喜欢穿牛仔，穿运动和休闲装的人，所以我的性格很是懒散，我不喜欢束缚。结了婚之后，为了这个卫生习惯，我开始很不习惯，后来给妻子给彻底统治了。
我晚上可以不洗脚就上床，但是，结了婚，为了这个我没少和妻子斗争。妻子挺好，为了让我能洗脚，她通常会洗完之后，给我放一盆洗脚水，监督我洗完才去睡觉。有时候我太疲倦，就开始耍赖，我躺在床上就是不洗脚。任凭妻子怎么喊，我就是不理她。我试图能蒙混过关。妻子，没有办法，她把洗脚水端到床前，将我的脚强行拖离，然后把我的脚按在水里，然后就幸灾乐祸的看电视去了。没办法，都这样了，我还能怎么办，只好迷迷糊糊洗了。如此几次之后，我知道我不可能有蒙混过关的可能，也就自己主动洗了。几年下来，已经习惯了，现在不洗脚就上床，我自己都不习惯。
婚姻可以改变一个人。结了婚，我的内衣内裤换的很勤，每次都是妻子将叠的好好的衣裤放到我床头柜上，我不需要操心。每次夸奖妻子真好的时候，妻子都会调侃道：没办法，关系到我自己的福利。我怎么可能让我的床有异味呢？想不让你上床吧，你又是我老公，没办法呀，没办法。
结了婚，你会发现很多都不是你以前想象的那样。以前，看爱情电视剧，发现女人最喜欢问男人一个问题：你爱不爱我。觉得不可思义。谈恋爱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很少问对方：你爱不爱我这样的问题。我们觉得很可笑，爱不爱你自己知道，瞎问什么呢？但是结了婚，我发现妻子也特别爱问这个问题。
每天睡觉的时候，妻子只要一开心，就会抱着我问：老公，你爱我吗？不开心，同样会问这个问题，胖了，也会问这个问题，瘦了也会问这个问题。实话实说，我很多时候，都回答的很敷衍。妻子每次都会将脊梁骨给我，只好害的我去哄她，好半天才能原谅我。在男人的映象当中，好像爱不爱这样的问题，最多在恋爱的时候偶尔提起，结婚之后一般是不会再说了了，而女人恰恰相反，恋爱的时候一般不提，但是结了婚，这个问题就会经常问的。
妻子经常说她的前世是条蛇，而且是条水蛇。因为她妈妈生她的前一天看见过一条水蛇。妻子人瘦，最怕冷。于是我就是她最好的取暖器。冬天也罢了，因为温暖是舒服的，所以我不怕妻子整天晚上紧紧的抱着我。夏天也不怕，因为气温够高，她不会向我取暖。但是，不冷不热的春天麻烦就大了。我经常是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被妻子抱着那一边，经常出汗，另外一边，被妻子挤到床边的那边露在被窝外，经常冷的冰凉。我受不了，我抗议。妻子说，保证不再犯了，而且睡觉前还特意和我拉开距离，来证明她的诚意。不过，第二天早上，她绝对依然像一条水蛇一样缠着我。直到现在，这个问题依然存在，每次说她，她就蒙混过关，以后依然如故。
婚姻，其实是琐碎的。不像恋爱那么激情。整天出门一个kiss，进门一个kiss，见面必叫darling的夫妻我是觉得很怪异的，我怀疑她们是否是真的夫妻？婚姻又是温馨的，在家里不会有寂寞的感觉，任何时候，你都会发现，世界上还有一个你牵挂的另外一半。
仔细的看了披着狼皮的羊羔的爱情经历，作为过来人，我提示你思考几个问题：1.你确信以后能找到比现在的女朋友的条件更好的吗？我是说自己不讨厌，家世，工作方面都比现在好。2.如果你确信能的话，那么你和现在的女朋友分手自己的感情能否承受？我是说会很伤心吗？伤心的自己无法承受。3.尝试分开一段时间，看自己能否承受？
我和妻子的情况就是我能确信能找到工作，家庭条件都比她好的多的，事实上我因为妻子而拒绝了不少别人的介绍。别人介绍的，大都是大家认为“相配”的。我尝试着和妻子分开，但是我的感情无法承受。我们分开过很长一段时间，仍然无法彼此淡忘，因此我们走到了今天。
我说过，到目前为止，我们是非常幸福的。但是，客观的条件和潜在的压力，依然影响了我们的生活和彼此的心情。这是一个事实。作为后来者，你要有思想准备。
实事求是的说，大部分的家庭的组成的女性都会弱于男性，我认为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这是一个正常而且合理的现象，当然，我说的只是一个统计结果，并不代表不可以有相反的情况。而且男人的能力和成功也是少数才能成功的，这个社会并不是只要有能力就可以成功。有能力的人很多，但成功的是少数。如果我们任何时候都希望男人怎么样怎么样，男人是活的很累的，那么男人也有理由反过来要求女人该怎么怎么样。
我对我现在的情况思考过很多，我试图努力的要改变现在的情况。很多朋友说，为什么不让妻子进步呢？其实，我怎么没想过呢？但是，现在大学毕业生尚且如此艰难，对我妻子这样基础的人，即使有了大专文凭，又能如何呢？而且，我的妻子并不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包括我也不是，我不过是芸芸众生中一个普通的男人，即使我以后读了博士，我仍然是一个普通的男人。我只不过希望在国家规定的规则当中，尽量获得更大的分配而已。我不可能改变世界。
年轻的时候都有梦想，都以为自己会成功。都以为自己是不平凡的。但是，1年又1年，你会发现其实你是很平凡的，你不过就是在重复着前辈的足迹而已。我想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老了之后，她们对子女的爱情婚姻观和自己年轻的时候会发生如此巨大差异的原因吧？
面对现在的社会的堕落，我一直相信，世界上有真正的爱情。我也试图去追寻。我到现在依然固执的认为我和妻子之间是纯粹的爱情。尽管，生活的现实让她逐渐变得没有以前那么光亮。但是，这种感情我从来没有放弃过。
也许等我老的时候，对待我的孩子的婚姻我同样会变得很现实很俗气，但是我年轻的时候我曾经感受过那种人间最美好的情感，我们毕竟在这个世俗的世界里面相守了终身。无论后悔或者不后悔，我们经历了，我们过来了。我们有很多美好的回忆，我们仍然会觉得不枉来人间一次。
男人，其实活的很累。他一生都要承担很多不管他愿意以否的责任。男人很多事情，他不会说，就象我一样，放在心里，也许一辈子我的妻子也不会知道我现在的苦闷和担忧，我呈现在她面前的永远都是坚强的一面。有我在，她什么都不怕。
就在敲这些文字的时候，妻子在上班。我一个人在家，妻子在家的时候，我通常不敢写，我怕她无意中看到。也许有一天，我会把我写的文字作为礼品送给她，但不是现在。
我自己看了好几次自己写的文字，虽然错别字不少，但是仍然感动了我。我心里一阵柔情荡漾开来，妻子的音容笑貌立刻浮现在脑海里面。我突然想起给妻子打个电话。
“喂，是我”。
“啊，家里出事了吗？”妻子居然紧张起来。
“没有呀”我很惊异。
"喔，没事情你怎么会给我打电话？“妻子平静下来。不过，语气中感到她非常开心。
”我只是想问你吃饭没，中午吃什么了？“
平时，只要妻子不在家里，吃饭时间都会打电话回家催我吃饭。有时候，我还会不耐烦，但是尽管如此，妻子依然没有为此而停止过。
我听到妻子诧异的声音，我才知道我平时几乎就没有给妻子打电话问候过，通常是家里东西找不到了，才会想起妻子。
第二天妻子回来后，不停的看我。眼里闪烁的光彩。我问她看什么，她说你昨天居然主动给我打电话了。我呵呵傻笑了几声。朋友们说的没错，女人其实有时候要求并不高，你给他一丝甘露，她就会抱以小溪。一个电话，一句问候，可以让她高兴好几天。为什么我居然不注意这些呢？爱她，就让她快乐，不是吗？
甚至有段时间，我都以为我和妻子的爱情消失了。因为我们过的平淡的不能在平淡了。我们甚至一个晚上都可以各作各的事情，而一句话也不说。但是，有一件事情，让我突然明白我对妻子的感情居然还在。
一次，妻子和朋友出去逛街，临时去作头发。结果晚上8点了，居然还没回家。这是从来没有过的，我知道她那天休息。家里也没有任何便条，以前有什么事情，都会在冰箱上给我贴张便条。当时，天已经全黑了，妻子交际不多，没有手机。
开始，我没有在意，但是7点过了之后，我开始坐卧不安。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我觉得似乎缺少点什么。甚至连电脑游戏也无法让我集中精神。我到处给她的朋友打电话，但是她们都不知道。和她在一起的朋友恰好手机也关机了。
我心情开始下沉，不会出什么事情吧，被车撞了？现在我才发现妻子在我心中的地位是如此重要。8点半的时候，妻子兴高采烈的回来了，一进门，看见我铁青着脸，立刻陪笑道：老公，不好意思，临时作头发去了，饿坏了吧，看，我给你带好吃的东西回来了。她挥舞着手里的烤牛肉。我心里的石头落了地，但是仍然没好脸色的说：我还以为你出事情了，害的我担心半天。妻子愣了一下，立刻不顾我的坏脸色，脸上笑成了一朵花，殷勤的把烤牛肉一片一片的送到我的口中，在牛肉面前，我强装出来的不高兴很快就融化了。
晚上睡觉的时候，妻子依然很高兴。我在看书，她在被窝里面不停捣乱，看我不理她，她突然问道：老公，你说，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你会怎么样呢？我一愣，说：你怎么会不在。妻子说：比如被车撞了，比如出意外了。现在的事情可说不准。说完，眼睛象钉子一样钉着我看。我愣了一下，心里突然痛了一下，但是我立刻调侃到：那么最好先给你买巨额的人生保险，哈哈哈。妻子拧了我一下，嘟着嘴逐渐睡着了。我的眼睛看着书，但是思绪依然集中在妻子的问题上。
如果有一天，妻子突然去了，我会怎么样呢？我问着自己。我把自己置入那种假设的想象中，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我想到那个场景，我眼睛居然开始湿润起来，心也隐隐作痛！这种心痛好久没有出现过了。我会快乐吗？也许我会再次结婚，但是她在我心中的位置，有谁能代替呢？这个世界上还会有其他女人会象我妻子一样对我这么好吗？我环顾一下这个家，头顶的结婚照，梳妆台，床头柜，甚至被子的气味那一样不让我想起我身边的这个女人，我能忘掉她吗？
有人说，失去了才知道珍惜，这句话说的相当深刻。我每天和妻子当对，她在家里，我时常会嫌她打扰了我的清净。她不在家，我甚至会觉得自由自在，但是如果要我永远失去她？我能接受吗？
想到妻子刚才的问题，我才发现妻子已经像血液一样，已经渗入了我的身体，如果硬要分离，也许我也会枯竭而死。
婚姻就是这样，平淡之中见真情。和她再没有恋爱般的死去活来，但是她却是你的另外一半，是你生活的一部分。
我叹了一口气，轻轻的吻了一下那个满足，快乐已经进入梦乡的女人，满足的闭上了自己的眼睛。
一个30岁男人的爱情婚姻思考 (四)
今年对我来说，应该是个坎。决定着我现在的幸福生活的结束还是继续幸福？我现在也无法知道。生活不是光有精神就行的。今年我要去上研究生了。孩子恐怕也要考虑了。如果这些真的面对，我们家庭的收入立刻会下降到不到1000块（妻子有了孩子就要辞职），我很难想象能维持家里的开销，而且还有个孩子。存款有几万块，估计支付我的学费之后，勉强能坚持生活。如果有意外情况发生，那么这个家完全可能会面临经济问题。在生存问题面前，我敢说任何伟大的爱情都会褪色。生活让我已经认识到这一点。
这一切都是我在心里慢慢的考虑，我没有给妻子提过。因为我知道，她知道了只会让她感到压力和不快乐，她没有能力改变这一切。看到她每天快乐的生活着，我不忍心破坏这种快乐。她快乐，我就快乐。她不快乐，那么我仅有的一点快乐也将不存在了。我并不想这样。
那天在网络上看东西，看到一个网吧管理员的工资是400块钱。包吃包住。我心里一阵悲凉。我突然想到如果我有一天也赚400元钱。该怎么办呢？
妻子在客厅里面叫：“老公，吃饭了”。我看着妻子作的我爱吃的饭菜，我突然说：“老婆，如果我赚400块钱，我就全部给你，一分也不留”。妻子愣了，说，都给我，你吃什么？我说，老板不是包吃包住吗？我只要能吃饱就行了。妻子问，你怎么拉？什么包吃包住？
我突然醒悟过来，赶紧给妻子解释，一个网吧管理员每个月400元钱的事情。妻子没什么感觉，因为她赚的也不比这个管理员多多少。只是很感动的说：“老公，真的吗？你真的这么好吗？”。我说是。妻子兴高采烈。最后还是说,如果你真的赚400，我怎么舍得拿你的钱？
当时我听了，心里一阵感动，同时一阵悲凉。心里有点发紧，很难说，我以后不会面对这样的窘景。如果真的面对了，我该如何？我不知道？
我现在工作的时候，收入是妻子的6－8倍，所以我们现在过的很自在。但是从今年开始，我变的很节约。甚至有点抠门。我想妻子也感到了我的变化。因为，她现在开玩笑的时候，会叫我“葛朗台。”
我一般不会生气。因为我不想让妻子知道事情的真相。因为我了解她，如果她知道了的话，她不会像现在这么开心，甚至孩子的事情，妻子可能也会重新安排。她知道我在事业单位，收入很稳定。所以她不能想到如果我不上班会给家里带来什么影响。她也不知道如果我不提高自己的学历是无法继续很好生存的。给她说，除了让她不开心，不会有任何的好处。因此我希望她一直像现在这么快乐。
以前到了有假期的时候，我都会开车带着妻子到外面去游玩。开车出去玩，很是花钱的。以前我们每次都玩的很开心，几乎没考虑钱的问题。但是今年，我把这些都取消了。包括5。1的时候我们也只是在附近郊游了一下而已。
妻子最喜欢拉我逛街。因为我的眼光很独特。只要我说好看的衣服，事后证明不仅质量上乘，性价比高，而且大方得体。没有人说不好看的。开始妻子对我的建议不以为然，但是经过几次后，她也不得不服。很多衣服不是新的能看出来的，要洗过几次之后，就能对比质量的好坏了。
偏偏我最不喜欢逛街，而且最不喜欢逛服装店。我觉得我在里面完全像个傻子，手都不知道放什么地方。因此，我极力鼓动妻子找她的好朋友去。但是，每次妻子要决定买什么的时候，还是要拉我去最后鉴定，这样很有目的的行为我一般也不会拒绝，因为目的很强，直接奔那个店，然后说yes 还是no，轻松多了。很有成就感。呵呵。
妻子也明白了和朋友逛街，朋友往往会说好看，不错。一般不会说100％的真话，容易对她误导。但是遇到我，那就不会客气了。如果遇到难看的，我会说：老婆，你品味太差了吧？说的妻子脸都红了。很是好玩。如果遇到很满意的，我会说：老婆眼光果然不一般，厉害厉害，就是它了！每到这个时候，看到妻子眼睛中闪烁的光彩，我心里都会受到感染。妻子真的很美。
就这样，妻子和我在一起之后，消费观念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以前，妻子和其他女孩一样，逛街没有目的，看到任何自己喜欢的，不管需要不需要，买下再说。当然，由于不是富翁，而且经常这样，所以，每次买的东西就不能太贵，这样一年下来，东西倒是买了一大堆，但是你仔细看看你会发现，没一件能上的了档次的。
为了改变妻子这个消费习惯，我甚至背上了“抠门”的恶名。我开始严格限定妻子购买服装的费用。几乎到了禁止妻子上街买服装的权利。开始妻子不习惯，每次和密友逛街回来，就会说人家又买了多少多少东西。羡慕之情溢于言表，同时又暗示我的"抠门“。但是说归说，妻子很尊重我，她从来不会对着干，我真的上街就不买衣服和化妆品。
但是，每年到换季节的时候。我会根据妻子的情况，给他制定购物计划，比如什么衣服需要多少，什么鞋子需要多少。什么化妆品需要多少。然后亲自陪她去买。因为我们有计划，目的明确，而且早就规划了资金，所以上街底气十足，连我都喜欢这样的感觉。由于这个时候的资金是单独列出的，所以，我一般就会让她进比较高档的时装店。当然我说的高档，是指质量和价格确实相符，而不是那些天价的品牌。比如一套衣服，如果超过其他同种品牌的2倍，我认为就是虚无的品牌了，这些我们普通百姓并不需要这样的虚无。我们需要的实惠。比如鞋子，妻子基本只穿达芙妮。到不是这个品牌好，而是事实证明这个牌子的鞋子质量很好，价格也不贵。基本一双鞋子，妻子穿3－4年也依然不变形，还很舒服。
衣服，套装我也只让她买质量确实好的。一般价格都在300以上。这样几年下来，效果立刻出来了。妻子和她的朋友同事走在一起，衣服质量的差别立刻就凸现出来了。妻子衣服不多，但是任何一件都是做工精细，大方得体。于是我的"抠门”终于背平反了。
有一次妻子对我说：老公，你的消费观念很好。这样购物又不觉得心痛，东西都是精品。实际上，这种有计划的购物，我们一般1年2次，但是一次花的钱，恐怕比她平时乱购物10次都多的多。
平时，让你花200元钱你都会有点心痛。但是，我们计划购物的时候，花1000块钱也不觉得什么，因为这是计划中的，有时候没花完，还觉得跟拣了便宜似的。
妻子开始适应这种新的消费方式。而且还不停的将这个观点灌输给她的朋友，因为她的朋友时常问她为什么买的衣服都这么好。
前几天妻子突然给我说她想穿牛仔裤。妻子腿很修长，穿牛仔非常好看。她和她的朋友逛了一阵，5.1就拉我去拍版。
和她去看了之后，我才明白，天，妻子看中的都是些什么“假冒伪劣”产品呀？看来妻子一点都不懂得牛仔。大学的时候，我就是喜欢穿牛仔的，对牛仔服，我非常内行。这些东西如何能瞒的了我？
那些看起来又脏又旧，还有股怪味的牛仔，老板说这是流行，故意磨成这样的.呵呵，骗鬼呢，谁知道从哪个洋鬼子的尸体上拔下来的？可笑，很多中国人穿在身上还以为很流行。
于是我将妻子全盘否动，她很不服气。说，那你给我找个好的，我看看。其实我想减少今年的开销，所以我动员妻子不要买。那天上街，妻子闹着要给我买一件短袖的衬衣。被我回绝了。因为，那个店子刚开张酬宾，那件衣服质量没的说，做工面调款式都是顶好，价格还便宜，我几乎都动心了。看到那么多人在选购，妻子更是想买，看来，购物欲望也是要传染的。我狠了狠心，把妻子拉出店外，妻子居然生我气了。我说，我不需要。妻子说，你就是需要。我说我夏天衬衣很多，妻子说：短袖的你就一件。
我没有理她，赶紧说我要吃烤牛肉。妻子于是屁颠屁颠就去买烤肉了。花钱的欲望女人只要上街就很强烈，如果不给她宣泄她是会郁闷的。所以，买了烤肉之后，妻子又开心了。因为她购买欲望得到了满足，这种满足于花200元和2块钱其实本质上是一样的。我最后还是决定同意妻子买条牛仔裤。不是因为我的原则发生了什么变化，而是回家的时候妻子对我说了一句：我从来没有穿过牛仔裤。
妻子说这句话的时候没有任何感情色彩，轻描淡写的。但是就是这句话让我心里无法平静。我爱妻子，作为一个男人，我难道连让妻子穿条牛仔裤的能力都没有了吗？至少目前，要满足妻子的这个愿望对我们家庭来说完全是不值一提的。否则，妻子也不会提出这样的要求了。她肯定不能理解为什么对这样的小事情，我也会反对？
我心里突然一阵悲壮的感觉。真好笑，但是我当时真的就是一种热血涌上头顶的悲壮感觉。
我二话没说，拉着妻子就开车上街了。妻子一路上很是高兴，同时她不停看我，大概是惊异我变化太快？
这次上街是我主动的，所以我拉着妻子跑了很多店子，没有平时的那种拘束感。但是发现要找到一条真正满意的牛仔裤还真的不容易。市场上充斥着太多的价格不菲的“假冒伪劣”的产品！
最后好不容易在一个新开的牛仔专卖店看到基本满意的。哪里的男裤是blue牌子，质量还不错。女裤没有男裤质量那么好，但是也还相对较好。而且款式很多。我一进去就看到一条适合妻子的牛仔裤，立刻将她提出来。妻子也很喜欢，不过为了证明我的没有眼光，妻子偏偏喜欢其他的款式。我就让她都试一下，最后自己最喜欢那条就买哪条。
女人在服装店里面，才会觉得再多的时间都是不够的。妻子几乎把那个店里面能试的所有裤子都试过一次，最后居然连里面的衣服也不放过，搞得我都觉得自己好过分。还好，那个店家一点也没有流露出不高兴的意思，还很殷勤的给妻子拿这拿那。
不知过了多久，反正我已经视觉疲劳了，妻子让我看过的款式太多了，最后妻子换完衣服出来，店家手里已经报着一大堆衣服裤子了。
我问妻子，最喜欢哪一条。妻子把那条最喜欢的裤子给我看。呵呵，不就是我介绍的那条吗？搞了半天，还不是证明了我的正确性。
现在妻子也比较服气了，小声给我说：老公，还是你看的那条最适合我。我也小声的说：那你试这么多干什么？妻子白我一眼：试一下不可以吗？不试怎么知道你说那条好呢？晕，感情女人们有时候买衣服就是为了过过服装show的影子？
给钱的时候，我觉得店家真不容易。店家是个老实的商人，要价和这裤子的质量基本相符，所以没有讨价还价。妻子也觉得比她以前看过的都要便宜而且质量更好，所以她也没有说什么，像拣到宝一般乐个不停。
看到妻子快乐的笑容，我心里也愉快起来，生活有时候并不复杂，一点小小的满足也能让妻子快乐。她快乐，所以我快乐。
日子总会过去，该面对都要面对。也许10年之后，我们会怀恋这些美好的点点滴滴。珍惜每一个笑容和幸福，就是我现在要做的吧？
标 题: 非常经典~~一个三十岁男人的爱情婚姻思考（转载）
发信站: 水木社区 (Sun Mar 1 23:24:13 2009), 站内
我不知道这样的帖子发在这个版是不是合适，就暂且放在这里吧，呵呵。刚刚看到的，非常想和大家一起分享，希望能给更多的人更多启示：）
比较长，不过还是推荐大家最好静下心来花十几二十分钟来读读~~
今年30了,结婚4年多了。平心而论，我的婚姻生活很幸福，但是很多时候我似乎并不满足。因为，我妻子是一个没有正式工作的人，现在给别人打工，也不可能有什么发展。文凭也不高，估计再过几年，也就会成为全职的家庭主妇。我的收入尚可，因此，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感到很大的经济压力。但是，以后呢？在中国这个社会，普通工薪阶层，靠一个人的收入想让一家三口过的很好，是比较有压力的。我从来没有在妻子面前表现过担心，也不知道她心里想过没有，但埋在我心里的郁闷是一直存在的，特别是工作不顺心的时候，我甚至想过很后悔，当初为什么要选择她呢？每次，看到身边朋友同事的妻子都是有正式工作人，我心里甚至想过，如果叫我第二次选择，我不会选择妻子。结果婚，似乎才知道，原来婚姻是如此现实。但是，有时候我突然假设，如果我有几百万，上千万，我会后悔选择妻子吗？结果是不后悔。我会毫不犹豫的选择我的妻子，因为我爱她，她也爱我。理智的我，突然发现，原来我和妻子的爱情是真的！但是，即便如此，在物质面前，我甚至会动摇。我在鄙视自己的同时，把这个矛盾埋在心里，对谁也没有说过。
婚姻真的如此现实？我在网上，在现实生活中看到很多夫妻搞的像仇人一样，我甚至觉得不可思义。我难于理解！如果在网上，我甚至会觉得对方再编故事！是骗子!不是我幼稚，而是我的婚姻经历和感情生活，让我无法理解。
如果有一天我和妻子离婚了，在财产分割上，我甚至不会有任何反对意见，即使离婚，我也会时常关心她的生活。我觉得离开妻子，心里愧疚。当然这本生就是矛盾的，我有这样的想法，我根本不会和妻子离婚！
我是一个唯感情论者，这不知是我的成功还是失败。我到目前为止，我只谈过一场恋爱，只和一个女人有肌肤之亲，这个女人就是我现在的妻子。在我眼里，爱情是圣洁的。我对那些在感情生活中游戏的人，是非常不理解的。
婚姻也许真的要讲缘分？我是一个无神论者，常常嘲笑一些人对一些事情的崇拜。但是，对婚姻，我几乎要相信，这是缘分，不是你想改变就能改变的。
因为和妻子的相识，相爱，结婚，真的无法解释。大学毕业分配到一个中型城市，这个城市是个旅游城市，但是并不发达。甚至开始他们的话我都听着有困难。第一次和妻子见面是她是一个同学的女朋友的朋友。我永远也忘不了她当时的样子。很瘦，很高，穿着很素雅，不施任何粉黛。当时，她远远走来，脸上带着微笑，听不到一点脚步声，就像风吹来的一样，当时是7月的黄昏，阳光在她背后。我觉得一阵心动。走近了，我也不敢正式她。她倒是很大方的微笑，行为举止很文静。那次聚会，我们说的很多，但是她除了微笑，话不多，声音也很小。现在，我想起她，只能用柔情两个字是最合适的了。
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要把她介绍给我。因为，觉得我们不相配。她只是一个中专毕业，而且是是成人中专。父母也是一般退休工人，退休工资很低。而我好歹也有不错的家庭，一个不错的国家工作单位，而且是正规的重点大学本科毕业。因此，大家都觉得不可能。我也觉得不可能。尽管，第一次见面，她让我心动。
我不是见女人就心动的人，比她漂亮的女人现实中我见过很多，但是我从来没有这样的感觉。到现在为止，我也没有想通，每次和我妻子谈起我当时的感受，妻子都要兴奋好几天。不服“缘分”还真的不行。
后来的事情，真和电视剧里面演的差不多。每次和那个同学见面，她都带着她女朋友，也许是怕我寂寞，每次我妻子都是作陪的。一直这样持续了半年，没有任何人提我和妻子怎么怎么样，连开玩笑都没有。也许大家都觉得不可能。但是，在我心里，这半年，已经把当时的妻子牢牢的刻在心里了。当时年轻，没有想过未来。只是觉得，每次聚会，没有她不行。每次聚会，觉得有她就会非常高兴，我的表现也很兴奋。因为，同学和她女朋友有时候需要独处，所以，玩的时候，都是我们一组的，潜意识里面已经把她当成我的女朋友了。我现在曾经追问过妻子，当时是否和我一样的感受，但是她很认真的回答，当时，她确实没有想过我会成为她的男朋友，真的认为大家都是普通朋友而已，没有多想，我听了，很是不爽，怀疑她没有说真话，要她承认当初对我就有“打猫儿”心肠，每次，妻子都是认真的说，真的没有，看到我不爽的表情，立刻嬉皮笑脸的哄我，其实第一次见面就爱上了我，然后哈哈大笑收场。
我们关系的进步，是那次牵手开始的。有一次，她们到我们宿舍来玩，当时我和那个同学住同一个集体宿舍。下楼的时候，突然停电了。当时很黑，我怕她摔倒，立刻下意识的用手去扶她，牵住了她的手，当时有一种触电的感觉，我也感觉到她很不自然的颤抖。当时，脑子里面一片空白，下那几级楼梯，似乎花了半个世纪。下了楼，她低着头，不敢看我，匆匆到了别，飞似的跑了。现在想来，真和80年代的爱情电影差不多，但是，这是事实。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我突然觉得要她作我女朋友的冲动。也许，人太年轻了，24岁呀，没有考虑将来，似乎觉得婚姻对我是个遥远的事情。作女朋友有什么呢？何必考虑那么多。
第二天，我给我同学的女朋友打电话，要她介绍我妻子作我女朋友。当时，她听了我的话，过了大约半分钟才开始大笑起来。然后说，没问题，她给我说。
结果晚上，她们就又来了。同学和她女友找个理由出去了。我妻子突然变得很不自然起来，以前相处的那种大方得体的举止现在都没有了，就是红着脸低着头，不说话。我也对着她傻笑，她也对着我傻笑。我并没有像她表白什么，但是从那是时候开始，她便成为我的女朋友了。
后来的事情，可以写成一部小说。太多值得回忆的细节了。这是我的初恋。后来，我便能自然的牵她的手了，她也自然的挽我的胳膊了。我们单独相处的时间越来越长。后来就有了第一次接吻。真是让人终生难忘，现在想起来，我觉得爱情真是太美好了。我们都是第一次接吻，现在和妻子回想起来，妻子都会沉侵其中，像喝醉酒一样，半天不能说话。
再后来，就有烦心的事情了。因为每次，我考虑到结婚的时候，我就心烦。我怎么给父母说？我怎么给同事说？当时我还没有考虑未来的经济压力，也许年轻。当时我最大的障碍是父母和面子。
妻子似乎也明白这些，从来不和我谈这些事情。每次我们都很快乐。我们回避这个话题。
后来，我想了很多。我问自己：你是真心爱她的吗？我知道我是真心爱她的。但是，你能娶她吗？我心里犹豫了。后来，作了很多的思想斗争。那一段时间，和妻子约会都心事重重，对妻子的态度也没以前好了。细心的妻子当然发现了这一切。她什么也没有说。
我开始不给妻子主动打电话了。开始，妻子每天还打电话问候我，后来也许感觉到我态度的变化。她也没有打电话来了。这样持续了大约2周，我们没有联系过。这两周我都在煎熬中度过。我很想找到妻子，对她说，我们结婚吧。然后，抱着她大哭一场。但是，我没有。我潜意识里面似乎觉得应该分手。
记得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我不舒服，请了假在宿舍休息。我像一个驱壳一样躺在床上，那个妻子送我的枕头包围着我。2周的煎熬，我不知道我到底是真的感冒了，还是心病。我没有力气。我看到，妻子来了，手来拿着一束花，我记得是红色的月季花。妻子表情很严肃。她有我们宿舍的钥匙，她经常抽休息时间给我洗衣服和做饭。
当时，她看到我躺在床上，似乎也很诧异。她以为我没在家。看到我病了，她很紧张。立刻很能干的给我测体温，同时给我买了药，烧开水，服侍我吃完。我默默看着她像个妻子一样为了作的一切，那温暖的感觉，真的有家的感觉。
一切停当之后，妻子把那束花插在他带来的花瓶中。我觉得她今天来的很不寻常。她第一次买花，连花瓶都买了。她很喜欢花，但是每次我要给她买，她都说太贵了。她呆呆的看着她插好的花，一个人坐在哪里傻看足足有半个钟头，然后悄悄的把一些照片放到我的书桌上，并且把我的一张照片收进她的包里，后来我知道那都是一些平时我表示比较喜欢的她的照片。
然后回到我床边，我看到她眼睛依稀有泪光。她悠悠说了句，声音都变了：我走了，照片作个纪念吧。说完，就转身走了。
压抑在我心中的郁闷终于爆发了，我突然抱着枕头，大哭起来。哭声因为被枕头压着，声音很小。但是很恐怖。我的身体剧烈的颤抖着。我不是矫情，也不是脆弱，我长到25岁，从来没有这么哭过。一次都没有。我清晰的记得，我当时心好痛。你们知道什么是心痛的感觉吗？我深刻的知道，因为我体会过那种痛苦。
据后来妻子说，当时我把她吓坏了。因为她从来没有想过我会这样。
妻子当时似乎忘了自己的伤痛，冲过来不停的问我：你怎么了，你怎么了。
我没有理他，仍然在发泄着我的郁闷，我感觉我上时间积累的郁闷正在说着泪水一丝丝流出我的身体。
妻子也开始不说话了，吧嗒吧嗒就往下掉泪，看着我就这么掉泪。
终于发泄完了，我不知道过了多久。我翻身起来，擦干眼泪。我似乎下了决心。我替妻子擦干眼泪。我们都开始冷静下来。我说:走吧，我送送你。
我们谁也没有说话，默默的走着。到了一个饭店门口，我说咱们去吃个饭吧，妻子摇头说，不想吃。我说:就当我们的分手饭吧。妻子不再坚持，默默跟我进来饭店。
已经记不清当时吃的什么了。反正，我叫了很多菜，妻子也没说什么。但是，我们似乎都没有食欲。
记得付帐的时候，花了当时我们平时在外面吃3倍的钱。但是很多菜基本动也没动。
吃完饭，我和妻子分手了。我一直看着她的背影消失成模糊不见的黑点，完全看不到。我心碎了。我真是理智呀，我成功的和我爱的人分手了。我多么伟大，我自嘲着自己。
后来的日子，我不知道是怎么过的，反正没有任何事情能让我开心起来，只要一有空时间，我的脑海里面全部都是妻子的音容笑貌。挥都挥不掉！
从那个时候起，我知道了什么是刻骨铭心的感觉！！
我的生活开始昏暗起来。我越来越发现，我确实爱她，爱那个和我分了手的女人。我只能用工作来麻醉自己，我每天上班很早，下班很晚，累的自己倒到床上就能立刻入睡。但是我一点也不快乐。
一直到春节，我回了家。那是我生命中第一个感到不快乐的春节。本以为时间可以抚平一切。分手半年中，别人给我也介绍过不少的女孩，工作很好，人也不错。但是无论如何，她们无法代替她在我心中的位置。初恋是最难于忘怀的。和其他女孩相处，我觉得平淡。事实上，我并不排斥其他女孩。而且试图接受她们，忘掉妻子。但是，我发现我无法做到。
开始上班了，有一天，我无意中听到我同学说，我妻子生病了，而且很严重。我脑子嗡的一下，我不知道当初是怎么想的，我只是记得我问了医院的名字，立刻就飞奔出去了。
我很快就找到妻子的病房，当时她脸色苍白，躺在哪里，睡着了。我又一次感受到了心痛的感觉。我走近她，看到她细细的胳膊上插的吊针，我能清晰的看到她的白皙皮肤上的血管。她瘦了好多。
后来我才知道，妻子和我分手之后，也不快乐。每天只是吃一点点饭，经常独自流泪。睡眠也不好，她本来就瘦，这样几个月下来，哪里经的住，人瘦了一圈，终于病倒了。
我握住她的手，她感觉倒了，睁开眼睛，黯淡的眼睛立刻闪出神采。笑了下，说：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我什么都没说，就是把她的手紧紧握住。后来，她的父母进来了，看到我很诧异，他们并不知道我们的事情。她只说我她朋友的朋友。他的父母都是很慈祥的老人，对我很热情。我想他们应该看出我们之间的关系不一般，因为眼神是瞒不了人的。现在我看一对男女是否是恋人，我一眼就能看出来，真的，那个眼神是不会撒谎的。
她住院的日子，是我们快乐的日子，我们谁也没有说什么。我每天有空去看她，给她买她喜欢吃的零食。她精神很好，食欲很好。本来就没什么大病，所以，3天就出院了。
后来，她上班了。我们恢复了见面。就是见面而已，大家也没有说其他的，但是我已经满足了。我心情很愉快。
她当时在电台上班，有时候需要值夜班。我就会偷偷溜去陪她。我们经常晚上也拥抱着倒在沙发上过一夜。当时我觉得很满足，根本就没有想过要怎么样，也没有想过性。真的没想过，现在觉得不可思义，但是当时觉得这样就足够了，已经很幸福很满足了。这就是爱情。
现在妻子经常抱怨我晚上睡觉不抱着她睡。我解释说，如果我抱着她睡觉，第二天我胳膊会痛，她立刻反驳说，当初我们谈恋爱的时候，你不是经常一晚上一晚上抱她吗，怎么重来没见你喊胳膊疼？想想也是，当初真的不疼，还觉得很幸福。每当这时候，我就傻笑，说，我也不知道。妻子呵呵笑几声，也不再追究了。
也许，恋爱和婚姻确实是不同的。恋爱的感觉太美妙了，如果你没有经历过真正的恋爱，我觉得太可惜了。如果可能，我真希望自己一辈子停留在那个恋爱的时间，永远幸福。
但是，人必须要成熟。婚姻是另外一种幸福。
我开始暗暗下了决心，我要和妻子结婚。转眼，我26岁了。我对妻子说，我们结婚吧，妻子严肃你来，说：你一定要考虑清楚，别一时冲动。我说：我早考虑清楚了。其实，自从那次分手失败之后，我已经下定决定，就是这个女人了，其他女人我都不要。管她的那些困难，我都能克服。大不了生活的比别人稍稍差一点点。但是我一定能让我们幸福的。
决定结婚之后，我带她拜见我的家人。开始我没有告诉父母她的真实情况，只说她的工作很好。父母对她这个人比较满意。她比较讨人喜欢。后来，几次见面，混熟悉了之后，我才逐渐说出她工作的事情。我的父母都是知识分子，非常开通。母亲郁闷过一阵，看我坚持，也没说什么。让我感到很开心。我真的感谢我的父母，她们太体贴儿子的感受了。
父母和我不在一个城市，很远，所以我的事情他们除了给钱，基本就无法帮忙了。在妻子的坚持之下，我么坚决拒绝了父母的资助。单位已经取消了福利分房的制度，所以，我们必须租房子。
我们找了一个每月150元的平房，阴暗潮湿，整天都必须开灯。两间房，一个厨房，一个卫生间。开始了我们的家庭生活。现在想来，条件真的很差。但是我们现在还很怀念那段时光。
妻子很幸福的用她能够想到的方法把我们的新房间布置的很温馨。虽然简陋，但是真的有家的感觉。当时，我们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我们请了几个朋友，领了结婚证，然后在一家不高档的照相馆花150元照了一张很臭屁的婚纱照。无限满足的挂在我们床头。两个人傻呼呼的倒在床上欣赏了好久。所以，我看《结婚十年》的那一段特别有共鸣，因为我们也有相似的经历。
我们的新婚之夜也就是在那个简陋的房子里面度过的。说起新婚之夜，我觉得真的很有趣。因为我们第一次有了男女之实。在坛子里面的都是成年人了，我不怕说出来。其实，第一次根本没什么快感，有的只是好奇和紧张。我记得我们直到后来昏昏睡去，也没有完全成功。天亮的时候，醒了，又努力了很久，终于成功了。但是因为她喊痛，所以我也不敢动。最后还是完成了。当时，我们都觉得很好笑。但是，这是人生中一段美好回忆，现在我们想起当时的情况，还觉得甜蜜。
我们的小日子开始了，我每天上班下班，她上班下班。家里的一切，包括我穿什么衣服，妻子都能照顾的好好的。我回到家里，除了看书，看电视，看报纸，什么都不用作。妻子是个好女人，很贤惠。但是，妻子在她的父母家里也是什么不作的人（她是家里唯一的小女儿，有两个哥哥），她的爸爸妈妈知道我们家里面是妻子作饭之后，诧异了好久，觉得不可想象。妻子在为我改变，说实话，开始妻子的饭着的真是难吃。开始，我没觉得。可能是新婚幸福吧。后来，我就会说。妻子于是找了很多菜谱学了很多。现在我除妻子的饭菜，连我爸爸妈妈的饭菜都吃不惯了。每次到妻子父母家里，我觉得她爸爸妈妈手艺比我老婆差多了，呵呵。
日子一天一天过，新婚的幸福逐渐淡去。但是我们的感情还是和谈恋爱的时候一样，我活的很快乐。即使在工作中遇到不顺心的事情，对妻子没什么好脸色，她也会默默的不来打扰我或者宽慰我。每次看到她，我都觉得无限的柔情，很多不愉快的情绪都消失了。
妻子身材很好，怎么吃都不怕胖的那种，好多女人都羡慕她。但是她很节俭。给我买东西很舍得花钱，给她自己买都是买比较便宜的。其实我们的经济并不紧张。每次都是我给她买好的外套。
我们经常出去玩，经常去散步。非常快乐，晚上，在床上也经常缠绵不休。我们眼里没有别人。
在那个难忘的平房里面住了不到2年，我们有了自己的房子。我们自己买了房子，每次回到家里，看到妻子，我就觉得自己都多了一份责任，我就暗下决心，一定要努力。这种动力，让我工作很努力，除了本质工作，我到外面给别人作工程，赚了不少钱，提前实现了自己的房子梦想。搬到新家之后，我们时常回忆那段平房的简陋时光。满脸都是幸福。1年之后，我们有了自己的车，虽然车子很抵挡，但是毕竟是自己的吧。妻子也比以前胖了不少，更加丰满，具有少妇的韵味了。
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基本没有什么改变，我在家里什么都不作，即使她上班去了，依然会给我把每顿吃的东西规划好，到时候到微波炉里面热一热就ok了。而且每天都会打电话回家问我吃了没有。
家是我下班之后唯一想回去的地方。新婚的激情早就腿尽了。因为我的工作经常接触异性，经常在被窝里面，妻子会问我你想过没有要找个情人什么的？我笑了笑，如果有感觉，也可以呀。妻子立刻紧张的问：那你遇到有感觉的了吗？我说：没有，她们都不如我老婆。我有病呀，放着老婆不要，到外面去冒风险？老婆一边幸福的笑，一边说我虚伪。呵呵，其实我说的是真话，很多人都说，男人都是下半身指挥大脑的。但是，根据我的感觉是，那是他们没有遇到真正喜欢的人，如果你的妻子是你真正喜欢的，你真的不会背叛她的。男人好色，这是对的，但是好男人和坏男人的区别在于是否能够控制自己。
我每次想到如果我背叛妻子，妻子那伤心的眼神，我就会心痛。我会毫不犹豫的打消不该有的念头。
这也奉劝女人们，你们抓住男人最好的办法是从心里征服他，而不是通过其他方法。
有位朋友问我，你到底想表述什么？是为了表示你的后悔还是你的幸福。我回答说：都不是。我只是客观的给大家叙述一个我自己的故事和我自己的真实感受。结论由你自己作出。而且你应该认识到婚姻更多的是责任。下面继续我的故事……
应该说我是一个感情论者。我觉得没有感情的婚姻是悲惨的。我生活中很多认识的人都离婚了，似乎离婚已经不是什么大事情。我的大哥就是一个婚姻的失败者，所以他的经历对我婚姻观影响很大。大哥到目前为止，已经结过3次婚了，和现在的大嫂关系也不好。每次回家都能听到父母的抱怨。从某个程度上，我要感谢大哥婚姻经历。因为正是他的失败婚姻，让父母觉得夫妻相爱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和妻子的事情尽管母亲觉得不满意，但是，看到我们很相爱，最后没有拦阻，只是说希望不要像大哥一样就行了。
大哥当初上大学的时候，也是有初恋的。当时我上高一，所以我知道的很清楚。大哥爱上了一个高中生。那个女孩很美很有气质。每次放假，大哥都和她再一起。后来，那个女孩没有考上大学，大哥毕业分配到父母所在的城市。那个女孩后来在一个厂子里面当了工人。父母终于知道了这件事情，大哥的婚姻是我们家第一宗婚姻，父母很重视，当然是反对的。而且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大哥很坚持，和父母闹的很僵。又来还是那个女孩知道了情况，主动离开了那个城市，大哥消沉了很久。后来在家里的介绍下，和另外一个条件好的女孩子结了婚。大哥长的又高又帅，爱好交际，是很有女人缘的那种男人。后来就有了外遇。平心而论，我的第一个大嫂也是很好的女人，这件事情上完全是大哥的不对。大哥背叛了家庭。结果就是离婚，但是2年之后又是离婚，再后来还是离婚。
我工作了之后，以一个男人的身份和大哥谈过很多，当时我们在酒吧喝得大醉，我对大哥说：对婚姻要慎重，不要再伤父母的心了。爸爸妈妈不容易，年纪也大了，还有多少时光？我们为什么不让他们开心一些呢？我记得大哥没有反驳我，沉默了很久，一口气把一大杯啤酒倒如口中，呜呜哭起来。我虽然已经有了8分醉意，但是我心目中坚忍的大哥的表现仍然让我很意外。大哥哭了很久，对我说：兄弟，以后你记得一定要找个自己喜欢的人。
后来我结婚了，我真正明白了大哥的痛苦。大哥在很多人眼里是个风流不负责任的男人，对3个嫂子而言，无疑是一种伤害。一个男人可以和任何一个自己不讨厌的女人结婚，而且也能对这个女人好。但是当有外界诱惑的时候，这个男人能否抵制诱惑，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男人对她的妻子爱的有多深。
骂男人不是好东西的女人很多。她们说的其实有道理。但是爱情的力量是可以让一个男人无坚不催的。我是深有体会。
我结婚后其实遇到过不少自己喜欢，而且她也喜欢我的女人。我甚至有时候想我能否作第二次选择呢？离婚，再和一个条件更好的女人结婚。也许你会鄙视我，但是我真的曾经有过这个念头。
妻子其实长的身材好，也很美。但是我不得不承认我和妻子之间已经没有了激情。当我真有这个想法之后，我才发现，我无法这么作，因为我和妻子之间的关系已经演变成了一种亲情。这是婚姻的必然经历，是一种更高境界的爱情，所以大家不必恐慌。妻子不在家，我可以几天都不想她。她给我打电话，我也可以爱理不理，但是，如果告诉我妻子永远不会回来了，我会难过，我会不能接受，我会尽我的所以能量去改变这个事实。这就是我现在的感受。
我怕看到妻子伤心，这是我最怕的事情。每次，看到她的眼泪，我的所有怨气都会消失的无影无踪。我会在内心狠狠的骂自己，骂自己无能，骂自己不是男人，为什么要把怨气撒在妻子身上呢？
结婚之后，你会发现，其实你爱的人不是十全十美的。妻子最吸引我的地方就是温柔。事实上，婚后我享尽了妻子的温柔。但是妻子温柔的背后也有野蛮的一面。这是我没有想到的。
记得那是一次去参加一个朋友的婚礼。朋友的老婆的条件很好。我想到自己的妻子，心情郁闷起来。朋友在郊区，我们回家是需要5快钱的车费，当时我们还没有自己的车。我没有话，自顾自的走着。妻子上来和我搭话，我没有理她。也许她知道我的心情，很敏感的往前走了，据她说她是想在车站等我。因为我身上没钱，我和老婆在一起，没有带钱的习惯，都是她负责。我看她往前走了，我误会她是想甩掉我，自己走，她知道我没钱，还想甩掉我，不是故意要我出丑吗？当时我就是这么想。
本来郁闷的心情现在化作了愤怒。当时我兜里恰好有10块钱，上次没用完的。妻子不知道的。因此，我故意没有跟着她，在车站外等了很一阵，等到了一辆车就自己走了。本来以为，妻子肯定先回家了，正准备找她问罪。没想到，居然我先到家。我突然意识到情况不妙，可能误会她了，她说不定还在车站等我呢。但是，我没有管他，自己就在家里看电视。后来来了个电话，听到我的声音立刻就挂了。
我预感她就是妻子。果然，1个小时之后，妻子回来了。
平时的温柔模样全然没有了，一进门就喊：你到什么地方去了，我在车站到处找你。我其实也知道我错了，但是我仍然说：你是不是因为我身上没钱，就故意甩开我？妻子愣了一下，立刻爆发了。她大哭起来，狠狠抓起茶几上的烟灰缸（我不抽烟，为客人准备的），砸在地上，只听见啪的一生巨响，地上全是玻璃碎片。妻子继续大哭，没有理我，冲进卧室，扑在床上私心裂肺的大哭，剩下我一个人像木头一样呆在客厅。
我呆在客厅里，很久都没有动。我知道自己错了。同时，我惊异妻子居然如此火爆。听到妻子的哭声，我又有了心痛的感觉，这个感觉我清晰的记得谈恋爱的时候和妻子分手的时候有过。我心完全融化了。我开始骂自己。
我走到卧室，碰了碰妻子的背，轻声说了句：别哭了。妻子狠狠把我的手打开，好疼呀。妻子继续苦着。我懵了一阵，突然不顾一切的把妻子搂进怀里，妻子反抗着，我不管，我拼命地抱紧她，妻子终于没有发抗，用手楼住我，把头埋在我胸前，比刚才更大声的哭呀。我抱紧她，在她耳边说：对不起，是我错了。别哭了，你伤心，我会心痛的。妻子哭的更厉害了。
就这样过了很久，妻子哭累了，在我怀里睡着了。后来醒来的时候，妻子揉揉哭肿的眼睛，又恢复了以前的温柔，我再次道歉，她温柔的笑笑，说，算了。就作晚饭去了。
晚上睡觉的时候，妻子突然抱着我说：老公，你爱我吗？我说爱。妻子犹豫半饷，轻声说：你是不是后悔和我结婚了？我赶紧说：没有。其实，我心里知道，自己有时候真的有点后悔。但是，一看到妻子，我的后悔就会烟消云散。妻子沉默了一阵，悠悠说道：其实，我知道你后悔了，不过没关系，你什么时候想离婚，给我说，我会答应你的。我立刻开玩笑的说：你离开我，是不是有更好的人拉。妻子悠悠道：离开你，我就出家当尼姑。我哈哈大笑起来，开始嘻闹她。妻子没笑，只是把我抱的更紧。我也搂住她，心里感慨很多。我突然觉得，我这一辈子都要守护这个女人，这个我爱的女人，无论是贫穷还是富裕，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这是责任，一个男人的责任。每次我遇到挫折的时候，我都会想起妻子，我会想如果我倒下，妻子怎么办，每当此时，我都会百折不挠的对待我工作和事业上的事情。
问世间，情为何物，只叫人生死相许？这是我在金庸小说里面看到的词，他原来的出处我不知道。爱情是什么，婚姻是什么？我时常思考这个问题。
我有时候想，爱情是男女两个人的事情，但是婚姻却不是仅仅是两个人的事情，他还是两个家庭的事情。很多过来人也说过，爱情和婚姻是可以分离的。结过婚，你会发现父母的建议并不是没有道理的。我见过很多女孩的父母，年轻时候也是爱情第一的，但是对待自己的子女的婚姻却现实的很。这是为什么？不少女孩子现在的求偶标准也是现实的很，什么没房子没车免谈。有时候我听到这些，我都不禁哑然失笑。如果天下都这样的话，恐怕男人打光棍，女人当二奶的比例会越来越多。我很看不起那些第三者，如果不谈感情，光从经济学分析，她们的行为绝对不是用不道德几个字能形容的，实际上和盗窃罪有相同的意义。很多男人没钱的时候可以和老婆相处，有了钱就抛弃妻子，那些第三者往往就是靠自己的青春来换取金钱。这对人家原来的老婆就是盗窃，人家辛辛苦苦经营多年，成果出来了，却成了没有任何投资的女人的，这难道公平吗？
说归说，但是感情的是说不清楚的。我很爱自己的妻子，当初决定结婚的时候也想过这些问题，但是，当激情散去，自己真的面对的时候，却发现没有想象的那么从容。
我的同事和朋友到过我家的都特别羡慕我。因为，我在家里就像上帝，什么都不作。连扫地都很少。每次，不管老婆在不在，我都会辩解：哪里嘛，你们没有看到我干活的时候，其实家里的重活都是我干的，比如买米，买油这些都是我干的。如果妻子在旁边，一般听到我吹牛，都会温柔的看着我笑，还给我作鬼脸，但也不揭破我。还说，家里买米买油确实是我干的。其实，我就买过几回，后来都是我打电话叫送的。
我也知道，我的朋友的老婆在家里基本和我差不多，家务基本都是我朋友干的。但是我确羡慕他们的经济压力比我小，也许这就是围城效应？
家里的任何事情，妻子从来不自作主张，都是会和我商量。我们家的钱全部都是妻子在管理，包括我的工资帐号，我基本不知道我每个月领了多少钱。但是，家里除了伙食费用和零用钱，只要超过100元的以上的开销，都要我知道，我认同才行。我常说，我们这是最民主的管理方式，两权分离，谁也不吃亏。
结了婚，我发觉大部分女人都爱三样东西。一个是首饰，一个是花，还有一个是化妆品。妻子也是女人，她同样爱前面两个东西。妻子比较特别的是她不喜欢化妆品，她从来不化浓妆，都是略施粉黛，挺和我心意。每次到首饰店，妻子都会强拉我进去看，还会问我这个好不好看，像个孩子一样。但是当我说好看，买吧，她就会拉我飞快的跑开。每次看到花，就会兴奋的大叫。男人也许是实用主义者，我对这些都不以为然，我甚至不能理解。我觉得假的首饰和真的没什么区别，那么贵的花还不如去买本书看看。
妻子目前只有我们恋爱的时候我送给她的一枚黄金戒指。这是我送给她的定情之物。现在因为变形，已经没有戴了。她很珍惜，小心奕奕的放在她的梳妆盒里。时常拿出来看看。我对她说：干脆融了重新打一个吧。她想了想对我说：结婚戒指不能动的。要好好保存。我说，那就买个白金镶钻的吧？她说看看吧。但是每次都是只看不买，有几次我游说的她动了心，但是最后她还没买，但是每次上街必然逛首饰店。
我的印象中，我没有送过妻子一次花。不对，应该有一次，还是恋爱的时候出去吃麻辣烫，卖花的小姑娘看我们是恋人，拼命叫我买的，不买就不走。妻子当时是反对的，但是我买了之后，她表现的很兴奋。后来那朵红玫瑰凋谢了，她也没丢，后来居然成了干花，现在还被她放在梳妆盒里，每次批评我不给她买花的时候就会拿出来给我现场演示，说，看，这就是你送给我的花.
每次我都辩解说，我买花还是要找你拿钱，不如你自己直接去买，喜欢什么买什么，不是更方便吗？妻子没有辩解，但是每次逛超市，家里要买花的时候，她都逼我去拿，而且付帐的时候，她会给我钱叫我单独付帐，常常让我觉得一头雾水。但是，我依然如故，一般不会给她买花，因为我觉得其实有点浪费钱财，不值得，妻子也觉得是。特别是情人节，花是天价，我就更不会买了。
我们就这么现实和琐碎的活着，我感到很幸福和满足，妻子也是。因为我看到她的脸上那阳光一般的快乐。尽管送我时常会因为想到我们的未来的压力而闷闷不乐，有时候在家里也会一言不发，但是我看到妻子忙碌的身影在家里穿梭，我就觉得一丝责任，一丝温暖。家，是一个男人永远不会感到厌倦的地方，尤其是有一个自己爱的女人的家，无论你飘到哪里，最后你还是会觉得只有在这样的家里，你才会感到平静和安逸。
我和妻子从来没有出现过像有些夫妻一样的大规模战争，比如对骂什么，互相指责什么的，有时候我觉得妻子和我心是相通的。我感觉她能敏锐的感觉我心里想什么。
有一次，我工作上有了不顺心的事情，回家闷闷不乐，妻子和我主动说话，我说了一句：别理我，我不想说话。语气很无情。妻子愣了一下，出去了，做好午饭，自己吃了。叫我一声吃饭了，我没搭理她。那天很冷，妻子带上她的那条蓝色毛围巾就出去上班了，那天她上夜班，要第二天早上才会回来。晚上，她打电话回来，问我吃饭没有，我没好气的说：我不是小孩，我能不知道吃饭吗？说完就把电话挂了。我知道妻子肯定会很伤心，但是我那天确实心情很烦。
第二天，一大早，我出门上班，在楼下遇到妻子下班回来。风很大，我缩着脖子，说了句：回来拉，然后就自己走。妻子叫我：等等。我回头看到妻子向我跑来，我不知有什么事情，妻子解下自己的围巾，仔细的给我系在脖子上，顿时，一股温柔涌上心头，那条围巾有了妻子的体温，还有我熟悉的淡淡香味，我顿时觉得天气并不寒冷。我当时有点发楞，也许妻子觉得很正常。她不知道我的感受。我都是自责起来，为什么对她不能好一点呢？那不是你最爱的女人吗？为什么不能让她感到快乐，少一点忧愁呢？妻子离开的时候，我向她温柔的笑笑，说：别冻着了，快回去吧。
当我转身的，我觉得自己眼里有了泪光，这些妻子都没有看到。不能让她看到。上次看到韩国电视剧《看了又看》看到民言和盛美也有这样的镜头，一下子勾动了我心中的某条玄。可惜导演最后终于没有让他们成功，这个让我郁闷了很久，也萌发了很多感慨，婚姻真的如此现实？
如果叫我现在回答这个问题，我会说：婚姻是现实的。但是要让我抛弃妻子，我又会心痛一辈子。也许，世界上本来就没有绝对正确于错误的事情？我不知道。
不少回帖的朋友都说，我是一个好男人。我是吗？我自己也不知道。客观的说，我不是一个好男人。我在这里抱怨，一边述说我自己的幸福，一边流露出自己对妻子的不满足。我知道妻子为了我改变了很多。很多事情都是从我的角度出发，但是我为她有什么付出的呢？妻子不是什么名门之后，但是也是爸爸妈妈的掌上明珠。
妻子在家里，是个很贤惠的妻子。但是，每次岳父岳母来了之后，我才能看出其实妻子也是人家的宝贝。岳父岳母经常会来我们家看看他们的女儿，每次来，都不会空着手，带很多东西。尽管那些东西加起来也不值几个钱，但是他们对我们关心让我很感激他们。当然，这一切都是因为妻子。他们来了，我会看到妻子很开心，而且像公主一样什么都不作，爸爸妈妈开始给我们收拾屋子，给我们作饭。每次我都说到外面去吃，但是每次都会被拒绝，妻子也不坚持。
每次看到妻子在岳父岳母面前撒娇的样儿，我突然觉得我是个好男人吗？我什么也没有作，家务都是妻子在作，而且妻子从来没有要求过我作什么。我给了妻子什么，妻子自己赚的工资也能养活自己，她不欠我什么，但是为了我，她总是毫无怨言的营造这个家。每次，我都感到很愧疚，但是想过之后，我依然依旧。没有多大改变，只是发脾气的时间少了，对妻子说话温柔一些了。
我是一个好男人吗？我是家里最小的，从小过惯了衣来张口，饭来张口的日子，我从来就喜欢别人的关心，但是我确很少想到关心他人。妻子身体不是很好，刚结婚的时候人太瘦。咽喉总是发炎。一生病就会不停呕吐，让我很烦。我是个奇怪的人，妻子一生病，我就会一边照顾他，一边发脾气。妻子开始赌气不让我管他，但是我在书房里面确无法安心作任何事情。只好又回到卧室一边照顾他，一边发脾气。后来，妻子习惯了，不管我怎么发脾气，也会温柔的享受我的照顾。每次，发完脾气，我又后悔，我问妻子：你烦我吗？她居然说：不烦，你发脾气的样儿让我感到你很关心我。我说不出话来，心想这个傻丫头，我发脾气居然也不生气。
其实别看我30了，也许从小没有受过挫折，所以心里年龄要小很多。婚姻，让我变得成熟。我不喜欢照顾别人，但是，结了婚，让我有了责任感，我必须照顾她，她是我的爱人呀。
我是一个好男人吗？我是一个普通的男人，我不是卫道主义者。我一样会看色情网站。街上看到美女，我一样会多看几眼。我在网上很多异性朋友。我也会和她们开开玩笑，甚至打情骂俏。但是我有我的原则，婚姻必须是要有规则的。性忠实是婚姻起码的规则，如果连这一点都作不到，我觉得这样的婚姻还有任何意义吗？
这一点，妻子好像是对我绝对的信任的。从来没有对我表现过这方面的担心。我不是性无能，实际上我表现很完美，妻子对这一点赞不绝口。其实我有时候调侃她，你不知道其他人是什么样子，你怎么就知道我好呢？妻子想了好久，似乎觉得我说的很有道理。呵呵傻笑一阵，拿出一本她经常看的《人之初》，调侃我道：根据书上统计数字，你绝对算是非常非常棒的。每次得到妻子的肯定，我的男人自尊心得到极大的满足。后来追问妻子为什么对我这么放心的时候，她狡诈的说，呵呵，当初我就考察过你，否则，才不会嫁给你呢！
一个30岁男人的爱情婚姻思考 (二)
这牵起一段往事回忆。那是我刚到这个城市的时候，一个外地的同学到这里玩，那是一个我们班出名的花花公子。他居然要求我们到ok厅去玩。我们当然就带他去了。他很富有，一进去就给我们一人叫了一个小姐。而且他买单。我当时脸皮很薄，说不要。但是熬不过他。结果每人都来一个小姐。我根本没有看那个小姐一眼，不是讨厌她，而是不好意思。我只是叫那个小姐给我点歌，我不停的唱歌。那位同学早就搂着小姐到包厢里面去了，不时传出各种声音。
我那位小姐不停的邀请我到包厢去跳舞，我都拒绝了。正是青春年少，我之所以没有和这位小姐怎么怎么的。完全是因为我一直相信没有爱情的男女之亲是不符合我的原则的。后来这件事情被我的单位的那个同学知道了，那个同学的女朋友是我妻子的密友，自然我妻子也知道了这件事情，我想因为这个，我在她心中的地位恐怕又多了几分。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也许是不好意思。毕竟是没有经验。现在自己结婚了，如果还是那样，自己还会把握那个原则吗？都说男人很容易把性和爱分离开来，而且没什么负罪感。我觉得说的很准确。男人和女人比较起来，男人是比女人更容易把爱和性分离的。一个女人如果不爱你了，她才会出轨。但是一个男人，恐怕他即使很爱你，但是他同样可能出轨。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这样的男人。尽管每次我想到妻子，心里就是温馨。我只是觉得这样作会伤害妻子，但是如果你问我想不想一个漂亮的女人上床，我会说：我想。但是我能克制自己，因为婚姻绝对不是性。妻子除了给予我性，还给了我温情。像父母一样的温情，这是任何人无法代替的。如果世界上让我找出我最有信心对方不会背叛我的人，我会毫不犹豫的说出妻子的名字，还有就是我的父母。这就是爱，这就是有爱的婚姻。
上帝给了男人雄性的特质，但是也给了人理性的思想。这结合起来，才叫男人。没有理性的男人其实就是动物。如果你真的爱对方，我想这不是一种痛苦，而是一种幸福。
随着文章的贴出，我的内心的感情似乎找到了一个出口。刚开始的很有激情，现在写的时候就好像婚姻一样的平淡。朋友们也给出了批评和肯定，谢谢你们。
我把自己赤裸裸的展现在你们面前，因为我们并不相识，网络的魅力就在这里。这是真实的我，不管是对还是错，不论是让你憎恨还是喜欢，我不管，我只能保证这就是真实的我。
记得结婚前，单位的前辈都异口同声的说：如果你要小孩，一定要早要，如果不要就不要。我当时很不以为然，觉得自己还是个孩子，拖个孩子多凄惨，管他的，以后再说吧。现在我也结婚四年了，我同样会把这句话送给还没结婚，或者刚结婚还没要小孩的朋友们：如果你打算要小孩，就早要吧。
现在30岁了，才突然醒悟过来，我该要个小孩了。我老的时候并不想当孤家寡人。但是真的面对的时候，才发现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怀孕要1年，带孩子又是几年。孩子上学了，经济的压力。一想到这些，我心里就郁闷起来。
如果，我们刚结婚的时候，那个孩子不打掉，现在也该3岁了吧。正是可爱的时候。和妻子每次谈起这件事情，我们都后悔不已。当时觉得没条件，现在想起来，其实条件都是没有止境的，要了也要了，条件再苦，孩子依然会长大的。
现在突然要孩子了，但是我的压力却更大了，要考研究生。要评职称。如果我上学去了，妻子生孩子，谁来支持这个家呢？想到这些，我就头痛，不敢下决心。
妻子很喜欢孩子的，常常在被窝里面给我勾勒我们的孩子会是什么样子。但是从来没有对我说过我们要个孩子吧。我知道她也明白压力的存在。虽然喜欢，但是也不敢说。
每次这种时候，我都觉得很难过，我突然觉得自己这个男人当的很窝囊，连给予妻子孩子的能力都没有。当然，这样的感受我从来都是埋在心里，我不想伤她的心，尽管她其实清楚的知道我想什么。
尽管如此，我还是非常自信的说：老婆，你赶快把身体养的棒棒的，只要你身体好了，我们立刻要个孩子，男孩女孩我都喜欢。妻子脸上漾起笑容，说：我们能养的起吗？我把胸脯拍的咚咚响:没问题，我就不信养不活老婆孩子！妻子听了，很是高兴，她对我很崇拜，因为婚后我确实给我们的家赚了一些钱，她看到过我的努力对家庭经济的改变情况。我想妻子是相信了我的话，其实我心里是没有底的。我不知道大家的情况怎么样，我只是看到街上有钱人越来越豪华，但是我们的工作和我赚外快却越来越难，大学毕业的硕士生越来越多。我不知道国家整天叫嚷经济增长，到底增长到什么地方去了。
我感到压力越来越大，我不知道现在幸福生活还能维持多久。
我曾经设想过最坏的情况，如果有一天失业了，我如何去养我的家，我的生活会是怎样？我相信我的妻子不会离我而去，但是我如何忍心她跟着我受苦？
妻子也许天生就不应该过苦日子，因为她很瘦，身体很弱，她没有力气干苦力，她也没有能力从事技术水平高的工作。她有的就是一颗善良的心。也许这只是我一厢情愿的想法，也许，到了那一天，妻子也能迸发出生命力，我不知道。
如果到了最坏那一天，我有信心能养活自己，无论社会变成怎么样，我想我能养活自己，甚至我能养活妻子，只要她要求不太高的话。但是，如果加个孩子，我能让他受良好的教育吗？我没有信心。
看到妻子每天高兴的读育儿的书籍，经常到医院作健康检查。尽量不座车，增加步行机会。看到她有意识的买有益于我们下一代的菜和营养品，我没有在她面前表露丝毫的担心。但是，我内心的感受，能对谁说呢？
妻子现在已经很丰满了，体重到了50多公斤。还不停的督促我要锻炼身体，不准我熬夜。好像一切都在计划中进行。
妻子计划7－10月份怀孕，明年孩子就出世了。
每当在这个时候，我才发现我其实很失败。我连养家的能力都没有信心，面对以后的日子，我该怎么办呢？
突然很怀念年少的时光，我突然发现，我已经老了。那时候，真是好呀，无忧无虑，天马行空。
也许，这就是人生。
也有不少朋友和我有相似的经历。还有个朋友说自己就像我的妻子一样，她的另外一半就像我一样的景况，问是否应该选择离开？
她的这个问题，我思考了很久，让我把自己的经历又回忆了一遍，但是我最后还是没有答案，这个责任太重了，我不敢回答。
我只是希望你们幸福快乐，相守终生，我害怕因为我的回答让你们痛苦或者后悔，所以我不敢回答。
更多的朋友很尖锐的指出，其实你是一个自私的人，你只爱自己。你的妻子也是一个有自尊的人，你潜意识中何曾对自己的妻子有过尊重？
我想了很多，我想了很多理由来辩解，我不想承认这样的结论。但是，最后，我不得不说，你们是对的。我没有理由辩驳。我的潜意识中确实认为妻子不如我，理应为我付出。一开始，我就认为自己和妻子结婚，是对妻子的一种恩惠。妻子对我发脾气的忍让，是理所当然的。
其实我是一个思维很理性的人，任何事情，我一般都有自己独到见解，外界的因素很难毫无理由的影响到我对问题的认识。但是，尽管如此，面对自己婚姻，面对自己的生活，我还是不自觉的引入了自己主观的意识。这是我的局限性，或者这是人的局限性。
回想起来，我和妻子之间，妻子关心我的多，我关心妻子的少。也许妻子觉得男人的关心的方法不一样，所以，她仍然觉得我是个好男人，好丈夫。她很满足现在的情况。
对家务的分担，妻子早以习惯了她全部包揽的现状。其实，对这个问题，妻子也不是没有努力过，她曾经试图让我不自觉的分担她的家务。妻子的方法很含蓄和隐蔽，她的不少方法都是来自她常看的《人之初》杂志。后来，我无意中看到，觉得怎么上面的方法我都这么熟悉呢，我才恍然大悟。
妻子采用的第一个方法是激将法。首先妻子会大赞我妈妈的饭菜很好吃。问我作为妈妈的儿子，难道就没学到一点儿？太丢脸了吧。我当然不会承认自己不会拉。我开始吹牛，呵呵，其实我早得到我妈妈真传。她打死不信。我就说，我给你证明一下，我的招牌菜，回锅肉和麻婆豆腐。第二天，妻子就把我原料买好了。我很有兴致的给他作了两个菜，我自己觉得很好吃，妻子也不停夸张的说，果然厉害。不过就是烧焦了，希望下次能吃到更好的。后来，我真的不停给他作过好几次，她还把她姐妹一起叫过来，品尝我的手艺，那一天，她什么也没作，就和姐妹在客厅里面聊天，我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对。
妻子第二种方法是穿插法。她作菜的时候，会没事就叫我，老公，给我挽挽袖子。一会儿，老公，帮我把锅拿过来；老公，摆筷子吃饭了…….每次，我很不耐烦，但是由于每次的工作一般几秒就能完成，所以我也没办法发火，而且看到她这么忙，我也不好意思说什么。
妻子的第三个方法，就是累积法。她会连着几天不洗碗，让碗放在水池里面。每次都用新碗。每次当她上班的时候，就是家里的碗耗尽之时。我在家里要热饭菜，也是需要碗的，但是，我找不到一个干净的碗。看着水池里面的碗，我只好动手把她洗掉。然后，我当然要批评她的，每次她都会可怜吧吧的给我道歉，我看着她真诚的模样，哪里还忍心生气呢？
妻子第四个方法是博取同情法。每次，晚上吃了饭，她就一个人在那里看书看电视。但是，到了我们要睡觉的时候，她会说，老公，我碗还没洗呢，我先睡吧，我马上就来。然后，一个人很凄惨的在厨房脑动，你说我一个人在卧室听到她的响动，我能睡着吗，我一般会黑着脸过去帮她把碗洗了。然后一起睡觉。
当然这一切，我并不知道是妻子故意要调动我对家务的关注。后来，我看到那些文章，我才明白过来。尽管如此，妻子最后还是放弃了努力，也许她觉得花了这么心思，但是收效不大，也许已经习惯了。
其实想来，我有时候也在欺骗妻子。妻子爱我，对我崇拜。因为我的知识比她丰富，我比她口才更好。所以，我会给他灌输一些对我有利的思想。
妻子很多时候会抱怨我，你这个家伙什么都好，就是太懒了，家里的事情一点不管。每到这个时候，我就会故作深沉的给妻子上课。我说，男人和女人平等这是对的。但是平等不是体现到对任何事情都绝对一半一半就表示平等。比如，男人去干苦力，女人就没有必要去干。而女人生孩子，男人也没必要去生。这才是真正的平等。利用自己的特点，发挥出自己的长处，这才是平等。家务的事情没必要分得太细，你做饭，我就必须洗碗。这样并不代表平等。只要大家互相尊重就够了。比如我尽量为家里多赚钱，让家里条件改善一下。你多分担一点家务，有什么不可以呢，我们彼此相爱，何必分的那么清楚呢？我心里明白你作的事情，我们为这个家的努力都是为这个家，而不是为某个人而作的，我们的目的就是把家建设的更好，不是吗？
也许我的这篇歪理，真的触动了妻子，妻子开始不再让我作家务了。再加上，有段时间我的兼职任务很重，已经大大超出了我正常工作量的2倍。我一回到家，一句话都不想说，就倒在沙发上一动不动。妻子是爱我的，看到我这样拼命，对我爱护有加，即使后来我的工作开始恢复到正常值的时候，也没有见妻子再要求过我什么。
虽然我很感激妻子，但是我心里同样出现过很自私的想法。我觉得自己在外面拼命赚钱，妻子处理家务难道不应该吗？
夫妻之间不要太计较，大家只要有爱，多体谅，让家庭温馨，无论是男女双方，都想把自己的家作为最后港湾，这就够了！
一个30岁男人的爱情婚姻思考 (三)
结过婚的人都知道，激情迟早要褪去。婚姻是具体的。一旦你选择了，你就必须面对。责任，不仅对男人，对女人都是一样的。
结过婚才会知道,其实人生必须要经历一些苦难和挫折。常说：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不要说大难，我看过太多的夫妻因为生活琐事而互相埋怨，反目成仇。
这一点应该说我是幸运的，我和妻子遇到任何事情，不管谁对谁错，从来不会相互埋怨，都是共同面对。我不知道妻子的感受怎么样，从我的角度，即使妻子出了什么过失，我看到她难受的样子，通常是不会忍心去责备她的，我觉得是因为爱，我爱她，所以我不忍心看到她难过的样子，我不会给她伤口上再刺一刀。我想妻子，对我也一样，我感觉的到。
这一辈子，感觉都很顺利，一直读书到大学毕业，然后自己很容易找到了工作，然后遇到了妻子，然后结婚。我们遇到的第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曾经觉得天都要踏下来了。
结婚后，我们租的房子离单位有大约3公里。因此，我买了我的第一辆车，一辆吉利100的脚踏摩托车，当时用了5000多块。这是我们家当时最值钱的东西。但是不幸很快发生了，在一个烟雨朦朦的黄昏，我和妻子在家里边看新闻联播，边开着玩笑，其乐融融。
妻子给我说了几次，把车子推进来吧，现在偷摩托车的可多。我不以为然，说等会儿吧。
可是事情就发生在等会儿这里，我突然听到熟悉的摩托发动的声音，等我意识到，追出去的时候，已经没有踪影了，留给我的就是废气的臭味。我们当时几乎根本就以为这是一个梦。接下来报警，沮丧到了极点，妻子的眼泪都下来了。我心里也憋屈的慌。也许一辈子没经历过太大的挫折，我觉得郁闷到极点。家里顿时沉闷起来。我开始自责起来，骂自己怎么没听妻子的话呢？
妻子沉默了半天，居然什么也没说，推着自行车就往外走，我一惊，赶忙问：老婆，你干什么？妻子恨恨的说：我要去找，肯定不会走远的！说着，人就出了门，当时我完全懵了，等我意识到要把妻子栏下的时候，她早已经不见人影。
我但是很着急，我倒是不担心车子，我担心妻子现在正是失魂落魄的时候，不要出什么事情。后来赶快给朋友打电话，朋友骑着摩托车就过来了，我们赶忙到处去找妻子。
城市这个时候就显得很大了，哪里能找到？
半夜的时候，妻子推着车子回来了，衣服都湿了。我紧紧的把妻子搂进怀里，妻子抱着我哭泣起来，孩子一般说了一句：老公，车子没找着。
现在和妻子和回忆起这些细节，我们都觉得很好笑，一个摩托车算什么呢，我们当初居然有天塌下来的感觉。呵呵。
以后的几个月内，我们都一直耿耿于怀，但是，妻子从来没有埋怨过我什么。我们两个都有个很好的习惯，任何事情，只要已经出了，无论是谁的错，我们从来不会互相任何埋怨。
现在想起来，那次丢失摩托的事件，让我和妻子的心贴的更紧了，我们开始知道，很多事情，夫妻必须共同去面对。
后来我们有了第二辆摩托车，可惜好景不长，我们那天幸匆匆从街上回家的时候，转弯的时候不幸把一个骑自行车横穿马路的中年妇女撞了，因此，妻子又一次掉了泪。当时那个人躺在地上一动不动，我们都以为她死了，妻子吓坏了，居然在街上就哭了。我一边安慰她，一边将对方送到医院。后来，发现虚惊一场，对方没有任何损伤，但是因为对方的不讲理，我们同样付出了3000元的代价。当时，妻子哭着给岳父岳母打电话，电话里面没说清楚，岳父岳母以为我伤了，立刻从几十公里外赶到医院，紧张的不得了。后来，发现事情的原委，立刻命令我将摩托车处理掉。估计他们也是担心。看来我天生没有骑摩托车的命，于是一直走路，骑自行车，后来自行车也掉了，直到后来买了一辆抵挡汽车。发觉，开汽车其实是最安全的，小偷也不会光顾。小偷看不上。呵呵。
女人其实是个很奇怪的动物，她们在男人面前往往表现柔弱的一面，但当她们自己面对的时候，却处理的从从容容的。妻子外表和给我的感觉是柔柔弱弱，但是有些事情是决不让步，显得很有主见。
结过婚的男人通常都比结婚前好显得干净的多。穿的衣服干干净净，睡的床干干净净，很多不良的习惯都会逐渐改掉。其他事情都好说，唯独这个卫生方面的问题，在妻子面前是毫无道理可讲的，也是毫无商量的。
我年轻的时候喜欢穿牛仔，穿运动和休闲装的人，所以我的性格很是懒散，我不喜欢束缚。结了婚之后，为了这个卫生习惯，我开始很不习惯，后来给妻子给彻底统治了。
我晚上可以不洗脚就上床，但是，结了婚，为了这个我没少和妻子斗争。妻子挺好，为了让我能洗脚，她通常会洗完之后，给我放一盆洗脚水，监督我洗完才去睡觉。有时候我太疲倦，就开始耍赖，我躺在床上就是不洗脚。任凭妻子怎么喊，我就是不理她。我试图能蒙混过关。妻子，没有办法，她把洗脚水端到床前，将我的脚强行拖离，然后把我的脚按在水里，然后就幸灾乐祸的看电视去了。没办法，都这样了，我还能怎么办，只好迷迷糊糊洗了。如此几次之后，我知道我不可能有蒙混过关的可能，也就自己主动洗了。几年下来，已经习惯了，现在不洗脚就上床，我自己都不习惯。
婚姻可以改变一个人。结了婚，我的内衣内裤换的很勤，每次都是妻子将叠的好好的衣裤放到我床头柜上，我不需要操心。每次夸奖妻子真好的时候，妻子都会调侃道：没办法，关系到我自己的福利。我怎么可能让我的床有异味呢？想不让你上床吧，你又是我老公，没办法呀，没办法。
结了婚，你会发现很多都不是你以前想象的那样。以前，看爱情电视剧，发现女人最喜欢问男人一个问题：你爱不爱我。觉得不可思义。谈恋爱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很少问对方：你爱不爱我这样的问题。我们觉得很可笑，爱不爱你自己知道，瞎问什么呢？但是结了婚，我发现妻子也特别爱问这个问题。
每天睡觉的时候，妻子只要一开心，就会抱着我问：老公，你爱我吗？不开心，同样会问这个问题，胖了，也会问这个问题，瘦了也会问这个问题。实话实说，我很多时候，都回答的很敷衍。妻子每次都会将脊梁骨给我，只好害的我去哄她，好半天才能原谅我。在男人的映象当中，好像爱不爱这样的问题，最多在恋爱的时候偶尔提起，结婚之后一般是不会再说了了，而女人恰恰相反，恋爱的时候一般不提，但是结了婚，这个问题就会经常问的。
妻子经常说她的前世是条蛇，而且是条水蛇。因为她妈妈生她的前一天看见过一条水蛇。妻子人瘦，最怕冷。于是我就是她最好的取暖器。冬天也罢了，因为温暖是舒服的，所以我不怕妻子整天晚上紧紧的抱着我。夏天也不怕，因为气温够高，她不会向我取暖。但是，不冷不热的春天麻烦就大了。我经常是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被妻子抱着那一边，经常出汗，另外一边，被妻子挤到床边的那边露在被窝外，经常冷的冰凉。我受不了，我抗议。妻子说，保证不再犯了，而且睡觉前还特意和我拉开距离，来证明她的诚意。不过，第二天早上，她绝对依然像一条水蛇一样缠着我。直到现在，这个问题依然存在，每次说她，她就蒙混过关，以后依然如故。
婚姻，其实是琐碎的。不像恋爱那么激情。整天出门一个kiss，进门一个kiss，见面必叫darling的夫妻我是觉得很怪异的，我怀疑她们是否是真的夫妻？婚姻又是温馨的，在家里不会有寂寞的感觉，任何时候，你都会发现，世界上还有一个你牵挂的另外一半。
仔细的看了披着狼皮的羊羔的爱情经历，作为过来人，我提示你思考几个问题：1.你确信以后能找到比现在的女朋友的条件更好的吗？我是说自己不讨厌，家世，工作方面都比现在好。2.如果你确信能的话，那么你和现在的女朋友分手自己的感情能否承受？我是说会很伤心吗？伤心的自己无法承受。3.尝试分开一段时间，看自己能否承受？
我和妻子的情况就是我能确信能找到工作，家庭条件都比她好的多的，事实上我因为妻子而拒绝了不少别人的介绍。别人介绍的，大都是大家认为“相配”的。我尝试着和妻子分开，但是我的感情无法承受。我们分开过很长一段时间，仍然无法彼此淡忘，因此我们走到了今天。
我说过，到目前为止，我们是非常幸福的。但是，客观的条件和潜在的压力，依然影响了我们的生活和彼此的心情。这是一个事实。作为后来者，你要有思想准备。
实事求是的说，大部分的家庭的组成的女性都会弱于男性，我认为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这是一个正常而且合理的现象，当然，我说的只是一个统计结果，并不代表不可以有相反的情况。而且男人的能力和成功也是少数才能成功的，这个社会并不是只要有能力就可以成功。有能力的人很多，但成功的是少数。如果我们任何时候都希望男人怎么样怎么样，男人是活的很累的，那么男人也有理由反过来要求女人该怎么怎么样。
我对我现在的情况思考过很多，我试图努力的要改变现在的情况。很多朋友说，为什么不让妻子进步呢？其实，我怎么没想过呢？但是，现在大学毕业生尚且如此艰难，对我妻子这样基础的人，即使有了大专文凭，又能如何呢？而且，我的妻子并不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包括我也不是，我不过是芸芸众生中一个普通的男人，即使我以后读了博士，我仍然是一个普通的男人。我只不过希望在国家规定的规则当中，尽量获得更大的分配而已。我不可能改变世界。
年轻的时候都有梦想，都以为自己会成功。都以为自己是不平凡的。但是，1年又1年，你会发现其实你是很平凡的，你不过就是在重复着前辈的足迹而已。我想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老了之后，她们对子女的爱情婚姻观和自己年轻的时候会发生如此巨大差异的原因吧？
面对现在的社会的堕落，我一直相信，世界上有真正的爱情。我也试图去追寻。我到现在依然固执的认为我和妻子之间是纯粹的爱情。尽管，生活的现实让她逐渐变得没有以前那么光亮。但是，这种感情我从来没有放弃过。
也许等我老的时候，对待我的孩子的婚姻我同样会变得很现实很俗气，但是我年轻的时候我曾经感受过那种人间最美好的情感，我们毕竟在这个世俗的世界里面相守了终身。无论后悔或者不后悔，我们经历了，我们过来了。我们有很多美好的回忆，我们仍然会觉得不枉来人间一次。
男人，其实活的很累。他一生都要承担很多不管他愿意以否的责任。男人很多事情，他不会说，就象我一样，放在心里，也许一辈子我的妻子也不会知道我现在的苦闷和担忧，我呈现在她面前的永远都是坚强的一面。有我在，她什么都不怕。
就在敲这些文字的时候，妻子在上班。我一个人在家，妻子在家的时候，我通常不敢写，我怕她无意中看到。也许有一天，我会把我写的文字作为礼品送给她，但不是现在。
我自己看了好几次自己写的文字，虽然错别字不少，但是仍然感动了我。我心里一阵柔情荡漾开来，妻子的音容笑貌立刻浮现在脑海里面。我突然想起给妻子打个电话。
“喂，是我”。
“啊，家里出事了吗？”妻子居然紧张起来。
“没有呀”我很惊异。
"喔，没事情你怎么会给我打电话？“妻子平静下来。不过，语气中感到她非常开心。
”我只是想问你吃饭没，中午吃什么了？“
平时，只要妻子不在家里，吃饭时间都会打电话回家催我吃饭。有时候，我还会不耐烦，但是尽管如此，妻子依然没有为此而停止过。
我听到妻子诧异的声音，我才知道我平时几乎就没有给妻子打电话问候过，通常是家里东西找不到了，才会想起妻子。
第二天妻子回来后，不停的看我。眼里闪烁的光彩。我问她看什么，她说你昨天居然主动给我打电话了。我呵呵傻笑了几声。朋友们说的没错，女人其实有时候要求并不高，你给他一丝甘露，她就会抱以小溪。一个电话，一句问候，可以让她高兴好几天。为什么我居然不注意这些呢？爱她，就让她快乐，不是吗？
甚至有段时间，我都以为我和妻子的爱情消失了。因为我们过的平淡的不能在平淡了。我们甚至一个晚上都可以各作各的事情，而一句话也不说。但是，有一件事情，让我突然明白我对妻子的感情居然还在。
一次，妻子和朋友出去逛街，临时去作头发。结果晚上8点了，居然还没回家。这是从来没有过的，我知道她那天休息。家里也没有任何便条，以前有什么事情，都会在冰箱上给我贴张便条。当时，天已经全黑了，妻子交际不多，没有手机。
开始，我没有在意，但是7点过了之后，我开始坐卧不安。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我觉得似乎缺少点什么。甚至连电脑游戏也无法让我集中精神。我到处给她的朋友打电话，但是她们都不知道。和她在一起的朋友恰好手机也关机了。
我心情开始下沉，不会出什么事情吧，被车撞了？现在我才发现妻子在我心中的地位是如此重要。8点半的时候，妻子兴高采烈的回来了，一进门，看见我铁青着脸，立刻陪笑道：老公，不好意思，临时作头发去了，饿坏了吧，看，我给你带好吃的东西回来了。她挥舞着手里的烤牛肉。我心里的石头落了地，但是仍然没好脸色的说：我还以为你出事情了，害的我担心半天。妻子愣了一下，立刻不顾我的坏脸色，脸上笑成了一朵花，殷勤的把烤牛肉一片一片的送到我的口中，在牛肉面前，我强装出来的不高兴很快就融化了。
晚上睡觉的时候，妻子依然很高兴。我在看书，她在被窝里面不停捣乱，看我不理她，她突然问道：老公，你说，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你会怎么样呢？我一愣，说：你怎么会不在。妻子说：比如被车撞了，比如出意外了。现在的事情可说不准。说完，眼睛象钉子一样钉着我看。我愣了一下，心里突然痛了一下，但是我立刻调侃到：那么最好先给你买巨额的人生保险，哈哈哈。妻子拧了我一下，嘟着嘴逐渐睡着了。我的眼睛看着书，但是思绪依然集中在妻子的问题上。
如果有一天，妻子突然去了，我会怎么样呢？我问着自己。我把自己置入那种假设的想象中，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我想到那个场景，我眼睛居然开始湿润起来，心也隐隐作痛！这种心痛好久没有出现过了。我会快乐吗？也许我会再次结婚，但是她在我心中的位置，有谁能代替呢？这个世界上还会有其他女人会象我妻子一样对我这么好吗？我环顾一下这个家，头顶的结婚照，梳妆台，床头柜，甚至被子的气味那一样不让我想起我身边的这个女人，我能忘掉她吗？
有人说，失去了才知道珍惜，这句话说的相当深刻。我每天和妻子当对，她在家里，我时常会嫌她打扰了我的清净。她不在家，我甚至会觉得自由自在，但是如果要我永远失去她？我能接受吗？
想到妻子刚才的问题，我才发现妻子已经像血液一样，已经渗入了我的身体，如果硬要分离，也许我也会枯竭而死。
婚姻就是这样，平淡之中见真情。和她再没有恋爱般的死去活来，但是她却是你的另外一半，是你生活的一部分。
我叹了一口气，轻轻的吻了一下那个满足，快乐已经进入梦乡的女人，满足的闭上了自己的眼睛。
一个30岁男人的爱情婚姻思考 (四)
今年对我来说，应该是个坎。决定着我现在的幸福生活的结束还是继续幸福？我现在也无法知道。生活不是光有精神就行的。今年我要去上研究生了。孩子恐怕也要考虑了。如果这些真的面对，我们家庭的收入立刻会下降到不到1000块（妻子有了孩子就要辞职），我很难想象能维持家里的开销，而且还有个孩子。存款有几万块，估计支付我的学费之后，勉强能坚持生活。如果有意外情况发生，那么这个家完全可能会面临经济问题。在生存问题面前，我敢说任何伟大的爱情都会褪色。生活让我已经认识到这一点。
这一切都是我在心里慢慢的考虑，我没有给妻子提过。因为我知道，她知道了只会让她感到压力和不快乐，她没有能力改变这一切。看到她每天快乐的生活着，我不忍心破坏这种快乐。她快乐，我就快乐。她不快乐，那么我仅有的一点快乐也将不存在了。我并不想这样。
那天在网络上看东西，看到一个网吧管理员的工资是400块钱。包吃包住。我心里一阵悲凉。我突然想到如果我有一天也赚400元钱。该怎么办呢？
妻子在客厅里面叫：“老公，吃饭了”。我看着妻子作的我爱吃的饭菜，我突然说：“老婆，如果我赚400块钱，我就全部给你，一分也不留”。妻子愣了，说，都给我，你吃什么？我说，老板不是包吃包住吗？我只要能吃饱就行了。妻子问，你怎么拉？什么包吃包住？
我突然醒悟过来，赶紧给妻子解释，一个网吧管理员每个月400元钱的事情。妻子没什么感觉，因为她赚的也不比这个管理员多多少。只是很感动的说：“老公，真的吗？你真的这么好吗？”。我说是。妻子兴高采烈。最后还是说,如果你真的赚400，我怎么舍得拿你的钱？
当时我听了，心里一阵感动，同时一阵悲凉。心里有点发紧，很难说，我以后不会面对这样的窘景。如果真的面对了，我该如何？我不知道？
我现在工作的时候，收入是妻子的6－8倍，所以我们现在过的很自在。但是从今年开始，我变的很节约。甚至有点抠门。我想妻子也感到了我的变化。因为，她现在开玩笑的时候，会叫我“葛朗台。”
我一般不会生气。因为我不想让妻子知道事情的真相。因为我了解她，如果她知道了的话，她不会像现在这么开心，甚至孩子的事情，妻子可能也会重新安排。她知道我在事业单位，收入很稳定。所以她不能想到如果我不上班会给家里带来什么影响。她也不知道如果我不提高自己的学历是无法继续很好生存的。给她说，除了让她不开心，不会有任何的好处。因此我希望她一直像现在这么快乐。
以前到了有假期的时候，我都会开车带着妻子到外面去游玩。开车出去玩，很是花钱的。以前我们每次都玩的很开心，几乎没考虑钱的问题。但是今年，我把这些都取消了。包括5。1的时候我们也只是在附近郊游了一下而已。
妻子最喜欢拉我逛街。因为我的眼光很独特。只要我说好看的衣服，事后证明不仅质量上乘，性价比高，而且大方得体。没有人说不好看的。开始妻子对我的建议不以为然，但是经过几次后，她也不得不服。很多衣服不是新的能看出来的，要洗过几次之后，就能对比质量的好坏了。
偏偏我最不喜欢逛街，而且最不喜欢逛服装店。我觉得我在里面完全像个傻子，手都不知道放什么地方。因此，我极力鼓动妻子找她的好朋友去。但是，每次妻子要决定买什么的时候，还是要拉我去最后鉴定，这样很有目的的行为我一般也不会拒绝，因为目的很强，直接奔那个店，然后说yes 还是no，轻松多了。很有成就感。呵呵。
妻子也明白了和朋友逛街，朋友往往会说好看，不错。一般不会说100％的真话，容易对她误导。但是遇到我，那就不会客气了。如果遇到难看的，我会说：老婆，你品味太差了吧？说的妻子脸都红了。很是好玩。如果遇到很满意的，我会说：老婆眼光果然不一般，厉害厉害，就是它了！每到这个时候，看到妻子眼睛中闪烁的光彩，我心里都会受到感染。妻子真的很美。
就这样，妻子和我在一起之后，消费观念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以前，妻子和其他女孩一样，逛街没有目的，看到任何自己喜欢的，不管需要不需要，买下再说。当然，由于不是富翁，而且经常这样，所以，每次买的东西就不能太贵，这样一年下来，东西倒是买了一大堆，但是你仔细看看你会发现，没一件能上的了档次的。
为了改变妻子这个消费习惯，我甚至背上了“抠门”的恶名。我开始严格限定妻子购买服装的费用。几乎到了禁止妻子上街买服装的权利。开始妻子不习惯，每次和密友逛街回来，就会说人家又买了多少多少东西。羡慕之情溢于言表，同时又暗示我的"抠门“。但是说归说，妻子很尊重我，她从来不会对着干，我真的上街就不买衣服和化妆品。
但是，每年到换季节的时候。我会根据妻子的情况，给他制定购物计划，比如什么衣服需要多少，什么鞋子需要多少。什么化妆品需要多少。然后亲自陪她去买。因为我们有计划，目的明确，而且早就规划了资金，所以上街底气十足，连我都喜欢这样的感觉。由于这个时候的资金是单独列出的，所以，我一般就会让她进比较高档的时装店。当然我说的高档，是指质量和价格确实相符，而不是那些天价的品牌。比如一套衣服，如果超过其他同种品牌的2倍，我认为就是虚无的品牌了，这些我们普通百姓并不需要这样的虚无。我们需要的实惠。比如鞋子，妻子基本只穿达芙妮。到不是这个品牌好，而是事实证明这个牌子的鞋子质量很好，价格也不贵。基本一双鞋子，妻子穿3－4年也依然不变形，还很舒服。
衣服，套装我也只让她买质量确实好的。一般价格都在300以上。这样几年下来，效果立刻出来了。妻子和她的朋友同事走在一起，衣服质量的差别立刻就凸现出来了。妻子衣服不多，但是任何一件都是做工精细，大方得体。于是我的"抠门”终于背平反了。
有一次妻子对我说：老公，你的消费观念很好。这样购物又不觉得心痛，东西都是精品。实际上，这种有计划的购物，我们一般1年2次，但是一次花的钱，恐怕比她平时乱购物10次都多的多。
平时，让你花200元钱你都会有点心痛。但是，我们计划购物的时候，花1000块钱也不觉得什么，因为这是计划中的，有时候没花完，还觉得跟拣了便宜似的。
妻子开始适应这种新的消费方式。而且还不停的将这个观点灌输给她的朋友，因为她的朋友时常问她为什么买的衣服都这么好。
前几天妻子突然给我说她想穿牛仔裤。妻子腿很修长，穿牛仔非常好看。她和她的朋友逛了一阵，5.1就拉我去拍版。
和她去看了之后，我才明白，天，妻子看中的都是些什么“假冒伪劣”产品呀？看来妻子一点都不懂得牛仔。大学的时候，我就是喜欢穿牛仔的，对牛仔服，我非常内行。这些东西如何能瞒的了我？
那些看起来又脏又旧，还有股怪味的牛仔，老板说这是流行，故意磨成这样的.呵呵，骗鬼呢，谁知道从哪个洋鬼子的尸体上拔下来的？可笑，很多中国人穿在身上还以为很流行。
于是我将妻子全盘否动，她很不服气。说，那你给我找个好的，我看看。其实我想减少今年的开销，所以我动员妻子不要买。那天上街，妻子闹着要给我买一件短袖的衬衣。被我回绝了。因为，那个店子刚开张酬宾，那件衣服质量没的说，做工面调款式都是顶好，价格还便宜，我几乎都动心了。看到那么多人在选购，妻子更是想买，看来，购物欲望也是要传染的。我狠了狠心，把妻子拉出店外，妻子居然生我气了。我说，我不需要。妻子说，你就是需要。我说我夏天衬衣很多，妻子说：短袖的你就一件。
我没有理她，赶紧说我要吃烤牛肉。妻子于是屁颠屁颠就去买烤肉了。花钱的欲望女人只要上街就很强烈，如果不给她宣泄她是会郁闷的。所以，买了烤肉之后，妻子又开心了。因为她购买欲望得到了满足，这种满足于花200元和2块钱其实本质上是一样的。我最后还是决定同意妻子买条牛仔裤。不是因为我的原则发生了什么变化，而是回家的时候妻子对我说了一句：我从来没有穿过牛仔裤。
妻子说这句话的时候没有任何感情色彩，轻描淡写的。但是就是这句话让我心里无法平静。我爱妻子，作为一个男人，我难道连让妻子穿条牛仔裤的能力都没有了吗？至少目前，要满足妻子的这个愿望对我们家庭来说完全是不值一提的。否则，妻子也不会提出这样的要求了。她肯定不能理解为什么对这样的小事情，我也会反对？
我心里突然一阵悲壮的感觉。真好笑，但是我当时真的就是一种热血涌上头顶的悲壮感觉。
我二话没说，拉着妻子就开车上街了。妻子一路上很是高兴，同时她不停看我，大概是惊异我变化太快？
这次上街是我主动的，所以我拉着妻子跑了很多店子，没有平时的那种拘束感。但是发现要找到一条真正满意的牛仔裤还真的不容易。市场上充斥着太多的价格不菲的“假冒伪劣”的产品！
最后好不容易在一个新开的牛仔专卖店看到基本满意的。哪里的男裤是blue牌子，质量还不错。女裤没有男裤质量那么好，但是也还相对较好。而且款式很多。我一进去就看到一条适合妻子的牛仔裤，立刻将她提出来。妻子也很喜欢，不过为了证明我的没有眼光，妻子偏偏喜欢其他的款式。我就让她都试一下，最后自己最喜欢那条就买哪条。
女人在服装店里面，才会觉得再多的时间都是不够的。妻子几乎把那个店里面能试的所有裤子都试过一次，最后居然连里面的衣服也不放过，搞得我都觉得自己好过分。还好，那个店家一点也没有流露出不高兴的意思，还很殷勤的给妻子拿这拿那。
不知过了多久，反正我已经视觉疲劳了，妻子让我看过的款式太多了，最后妻子换完衣服出来，店家手里已经报着一大堆衣服裤子了。
我问妻子，最喜欢哪一条。妻子把那条最喜欢的裤子给我看。呵呵，不就是我介绍的那条吗？搞了半天，还不是证明了我的正确性。
现在妻子也比较服气了，小声给我说：老公，还是你看的那条最适合我。我也小声的说：那你试这么多干什么？妻子白我一眼：试一下不可以吗？不试怎么知道你说那条好呢？晕，感情女人们有时候买衣服就是为了过过服装show的影子？
给钱的时候，我觉得店家真不容易。店家是个老实的商人，要价和这裤子的质量基本相符，所以没有讨价还价。妻子也觉得比她以前看过的都要便宜而且质量更好，所以她也没有说什么，像拣到宝一般乐个不停。
看到妻子快乐的笑容，我心里也愉快起来，生活有时候并不复杂，一点小小的满足也能让妻子快乐。她快乐，所以我快乐。
日子总会过去，该面对都要面对。也许10年之后，我们会怀恋这些美好的点点滴滴。珍惜每一个笑容和幸福，就是我现在要做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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