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所说的文化大致涉及三类内容：精神文化，过程性文化（生活方式，运作制度等），结果性文化（文学、艺术、食品、器物、建筑和一切其他类型的人造之物）。
文化软实力主要指的是精神文化，包括一、知识类，如语言、对世界和各类事物的认知、认知类哲学、科学理论、方法论、各类技术、管理学等；二、信仰、价值、规范和素质类，如宗教信仰或无神论、进取价值、伦理价值、法律体系、人格观念、民族性、企业文化等等。
过程性文化和结果性文化取决于精神文化。本文所说的无形文化实力指的是精神文化所具有的的决定性力量。
精神文化会对行为取向、行动智慧和驱动力产生深刻影响。它的作用如同基因：任何个人、群体和国家的最终成就都不可能超出其“文化基因”所规定的界限，他们的地位和存亡兴衰，全部可以在文化基因之中找到深层的答案。
国家强弱背后的深层奥秘
如果说西方国家在过去几个世纪的崛起与强大，直接取决于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教育的大规模发展和工业革命的渐次升级，取决于自由市场塑造出来的发展空间和竞争秩序衍生出来的巨大驱动力，那么这些有利因素的形成，其先决条件则是这些国家在精神文化方面所实现的革命性变革：
一、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把西方国家的人民从神权观念和对神的依赖的枷锁中解放了出来，使他们认识到了人的价值与能力，认识到了自己的潜力；
二、启蒙运动使他们认识和掌握了能够用来发展并表现自我价值与能力的理性思辨方法，一种与想象、假设、实验和调整相联系的方法；
三、西方国家的各界精英体悟到了全面利用人与理性思辨能量的重要性，并且把这种体悟转化成了大规模的实践能力与对实践结果的追求。
西方科学技术的发达是释放这三大文化能量的直接结果，而其他几项有利因素的形成，既是理性思辨的建构物，又是保障个人释放能量的有效制度。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文艺复兴之后获得的优势无形文化实力决定了西方在近、现代的强大。
与此相反，中国在晚清以及其后大约一个世纪之内不断遭受列强的剥夺与凌辱，最根本的原因则是因为此前的中国文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处于封闭、停滞的状态，而陷入了大大落后的危境之中，而国人却不能自知、自拔。
基于无形文化实力的极端重要性，可以合理地认为：究竟中国能否变成世界第一流强国，而且是主张和平和反对以强凌弱的第一流强国，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中国能否打造出能量不低于美国、而道德视野却高于美国的无形文化实力。
中国无形文化实力根基
打造这样的文化实力不是从零开始，而是要在中国现有文化资源的基础上进行。中国的无形文化实力根基，是虚无主义者没有看到的。
中国现有文化的核心精华始创于《周易》。《周易》的《系辞》指出：“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意思是：亦刚亦柔，刚柔互济，是天的运作之道。了解天之道，并且能用同样的方式去制约人的行与止，那就是人类社会的运作之道了。
对于人类社会来说，《周易》认为“刚”的主要体现之一应该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君子要像天体一样，运行刚健，自强不息）。
“柔”的主要体现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君子要像大地一样，能够以承载万物生长的姿态，造福于大众）。
换言之，按照《周易》的教导，中华民族和她的子孙们要拥有大志（用天与地的运行原则确立人的行为标准）、大勇（自强不息）、大德（厚德载物）和大慧（刚、柔兼具，因势而为）。如是，《周易》便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画出了基本的蓝图轮廓。
老子和儒家文化的缔造者依据各自强调的重点，进一步充实和延伸了周易的核心内涵。他们提出的最有价值的观点之中，包括儒家的“格物致知”、“仁政”、“ 制天命”、“民为重，社稷为轻”和“中庸论”，以及老子的“生成论”、“法自然”观和“弱者道之用”（借弱用柔而进之）的策略主张。
当然，以上的“中庸论”、“生成论”等，目前都有待正确解读。
圣贤明示的伟大哲理智慧，华人世代承传的民族性（其核心是崇尚勤劳、智慧、坚韧、不屈、爱国、正义、慈悲、忠孝和因势制宜，以及偏好和谐、重视教育与知识），再加上中华儿女在长期应对大自然以及外敌、内乱等严峻挑战的过程中所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构成了中华民族文化实力的三大支柱。
这三大支柱确保了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存续和发展，使她即便经历了西方列强的百年蹂躏，依然能够爬起身来，再度前进。
中华文化的无形实力在中国面对汶川大地震和反华势力干扰奥运的挑战时，显示了它的巨大威力。
同样值得指出的是，胡、温所制定的那一部分行之有效的国际、国内政策，除了涉及社会主义的一些具体提法以外，在原则上其实与《周易》、《老子》和儒家学说彰显的一部分行动指导原则相当一致，尤其是关于法自然、刚柔并济、因势制宜、以民为本以及重和、重德的基本原则。
中国需要民族文化的发展与超越
不过，为了雄立于当今世界的民族之林，中国需要更强大的综合性无形文化实力。
为此，中国首先需要针对本民族的文化精华、尤其是《周易》、《老子》和儒家学说中有价值的高层次思想精华，进行全面的现代化升级。
其次，需要摒弃民族文化之中的各种糟粕。
再其次，需要借鉴和吸收西方文化、日本文化以及其他文化之中的精华，尤其是有利于发展中国整体实力的阳刚性精华，强化“刚”的现代化内涵。
这包括：
一、全民重视人的自我实现。
二、推崇大视野：要在每一代造就众多像比尔·盖茨以及谷歌缔造者那样的企业家，还有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科学家、政治家和军事家。
三、追求行动的彻底性与高效性：重视由基础理论（有重要价值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哲学、人文学的基础理论）到应用理论、再到应用实践、再到实践结果的竞争与优化选择的全面而系统的转化，而且是社会整体规模的系统转化。
四、重视工作伦理和成果优异：要拥有众多日本人所具有的那种高度工作责任心和精益求精的职业精神。
五、重视人力资源的培育素质：要改革教育制度，指导学生在掌握科学知识的同时，还要塑造第一流世界强国公民所需要的人格素质。
六、相信自由是产生创意和真知的根本性条件：要在纯学术与纯艺术领域设立不受政府干预、不受學阀压制的自由空间，鼓励自由展现创意，保障完全自由的交流、评论与竞争。
最后，中国还需要逐渐做到全体国民、至少是绝大多数国民都能在品味、举止、语言、审美、诚信、自尊和尊重他人方面达到不低于发达国家所注重的受尊重的水平。形象优雅不是保障民族复兴的第一文化要素，但是在当代世界却是一个不可小视的重要辅助因素。
·作者是台湾辅仁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与系主任
2008年7月26日
2008年7月25日
彼得∙ 伯纳特：什么是真正的爱国主义？
彼得∙ 伯纳特 文 徐达 译
当评论家们质疑奥巴马的爱国主义态度时，他的支持者早就准备好了如何应对：真正的爱国主义与政治家佩戴的国旗徽章并无关联。爱国主义不是一种符号，而是一种行动。爱国主义并不是去尽情地歌颂美国的伟大，而是敢于承担责任去改善政府有失偏颇的行为。
然而，奥巴马在他第一个大选的电视广告中谈到他“对自己所钟爱国家深沉而又恒久的信仰”。同时，在他左肩下面则佩戴着一个微小但尚可见的徽章：一面美国国旗。奥巴马并不傻。他也许不相信像国旗纪念章这样的东西可能产生政治上的影响，但他明白“可能”和“一定”的分野。自从越战以来，将个人与爱国主义符号相联系的程度经常成为民主党人能否在选举中获胜的关键。为什么乔治∙麦戈文在1972年选举中无法赢得白人工薪阶层的选票？正如知名的选举史家西奥多∙怀特所指出的那样，差不多每一个理查德∙尼克松内阁成员都佩戴这一个国旗标志的纽扣，而麦戈文周围的人们却没有人这么做。麦克尔∙杜卡齐斯在1988年输掉了大选，因为作为马萨诸塞州的州长，他否决了一份要求老师带领学生进行对美国效忠宣誓的议案——一份共和党人让他永远无法忘记的否决议案。
奥巴马试图在走一条不同的道路——一条由罗伯特∙肯尼迪所开创道路，在1967年——正如他站出来反对越战——与别人一起合作批准了一项法案提高了对那些侮辱国旗的抗议者的惩罚。对约翰∙麦凯恩来说，他自身就是一面流动的美国国旗，他在战场上英勇的个人经历始终是他整个竞选活动的基础。两个竞选阵营都很清楚美国的爱国主义有两种涵类型：认同的爱国主义，它对保守主义者更有吸引力；还有不认同的爱国主义，它特别得到自由主义者的拥护。两者都是宝贵的，但也同时都具有危险性。在这场大选中，哪个候选人能够最佳地体现出这两种爱国主义那么他就可能会获得最终的胜利。
珍惜过去
从表面上来看，爱国主义的定义很简单。它意味着对国家的热爱和奉献。问题在于我们为什么热爱它以及我们该如何履行奉献的承诺。这就是争论的起点。
保守主义者对这个问题的答案隐含在约翰·麦凯恩1999年出版的书名中：《父辈们的信仰》。为什么我们要爱美国？部分原因在于，至少，因为我们的祖先是这样做的。想想《美国》这首歌曲（《我的祖国，我为您歌唱》）的歌词：“我祖先终老的地方，/早期清教徒自豪的地方。”大部分自由主义者并不认为这两句歌词是这首歌曲中最好的。对于那些祖先在其他地方终老的美国人来说又怎么样呢？对于清教徒那些下流肮脏的行为又该如何看待呢？然而保守主义通常都希望珍惜过去，对历史有着一种温情的敬意。麦凯恩的书名所暗示的是爱国主义并不是一种可以选择的东西。它是一种遗产。成为一个国家的一份子就如同生来就是一个宗教或家庭的一员。当你成年的时候你会被号召再次确认你对这个国家的承诺——正如麦凯恩参军那样——但是在你幼年的时候，那些先前经历过这一过程的人们就会在你心里灌输这种观念。
这就是为什么保守主义者倾向于相信热爱今天的美国就意味着爱它的过去。保守主义者们常常不满于“政治正确”的教育，因其迫使美国的学生细数这个国家过去的错误。他们永远在撰写像《美国：最后最好的希望》（威廉姆∙J∙ 贝尼特[i]）和《美国：爱国入门》（琳∙切尼[ii]）的书籍，教导孩子们美国在历史上曾是一个美好的地方。这些书籍都基于这样的信念，即我们国家的祖先有一点像我们自己的父亲和母亲：如果我们让他们蒙羞，那么等于我们在让自己蒙羞。这也就是为什么保守主义者对米歇尔∙奥巴马所说的“在我的成人生涯中第一次真正地为我的祖国感到骄傲”（一句她被误读的评论）的话感到不舒服。在他们眼里，这些评论表明她缺少一种对这个国家的感激之情——在他们看来——这个国家给予了她和其他所有人很多东西。
保守主义者们当然知道美国并不是十全十美的。但他们是根据相对评价来做出判断的。这部分是由于保守主义者一般和他们的左派朋友相比在人性问题上持有一种相对灰暗的态度。当他们评估美国时，他们可能更多地记得在大部分人类历史时期，暴政是一种常态。以此为标准，美国看起来十分美好。保守主义者们担心如果美国不充分意识到——并宣扬——他们国家过去的成就，那么他们就等于会假定可以通过简单而又激进的方式来改善这个国家。他们会最终把事情搞得更糟。但如果保守主义者们相信美国相对来说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他们也就会认为将其他国家与美国作比较是无关紧要的事了。这就好比你自己的家庭：客观上它是否比其他家庭更好并不重要。你爱它是因为它是你的。
在所有的美国总统中，“爱国主义”这张牌打得最出色的是罗纳德∙里根。在越战的耻辱、经济滞涨和伊朗人质危机事件后，里根—— 这位美国最年长的总统——成为一条鲜活纽带联系着一个更强大、更骄傲、更悠久的美国。“我希望成为美国总统因为我希望看到这个国家再一次成为这样一个地方：一个6岁的小女孩在成长中体会到的自由与我在6岁时在美国成长中所体会到的相同。”他曾这样说道。从历史事实来说，这种说法显然是奇怪的。里根6岁的时候，是1917年，那时女性和大多数黑人没有选举权，美国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也大大激发了美国国民的反德情绪，在里根家乡中西部许多城市都禁止听贝多芬和勃拉姆斯的音乐。然而对里根这么一个有时把电影和现实世界相混淆的人来说，历史往往意味一种神话。在他看来，美国历史就是一部英勇善良的男女们不畏艰险不断追求公平和正义的神话。他最喜欢的电视节目是《草原小屋》。
作为总统，里根使很多美国人确信他们又重新生活在了那片神圣的土地上。他是一位善于把自身和美国所珍视的一系列价值符号联系起来的大师。他的1984年以《美国早晨》为名的广告里有以下的形象——一位面带稚气的小男孩走上去送报纸的路上，一位自豪的母亲在一座简单的教堂里看着她的女儿走向走廊的尽头，一个魁梧的男人缓缓地升起一面美国国旗——这甚至让许多自由主义者们都湿润了眼眶。事实上，里根自身已经成为了那些符号中的一个：一位跨坐在马上的牛仔总统，背后是一片崎岖不平的西部土地。
麦凯恩给人的印象并不象里根那样和蔼和亲善。里根只在荧幕上演过参加二战的士兵，麦凯恩则是亲身经历过战斗的。鲍勃∙多尔也一样，先前的参战经历让他显得有那么一点具有讽刺味道讽刺和愚笨。（多尔在1996年竞选总统的时候也曾效仿里根，在接受党代表大会提名的演讲中他恳请美国民众“让他充当一座桥梁，通向那个许多人仍称之为神话的美国，”然而他没有成功。）但即使麦凯恩不是里根，他仍然代表了保守派爱国主义的许多重要主题。他追随祖先的脚步，放弃了童年的欢笑而学着遵守各项规则。他参加了越南战争为国效忠，这是一场不得人心的战争。我们尊敬那些老兵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参战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而仅仅因为他们是美国的军人。
在一个关键问题上——关于移民问题——麦凯恩的爱国主义观念却与大多数他的右派朋友有分歧。保守主义者倾向于相信美国人民与《独立宣言》中所神圣记录着的崇高理想彼此相连，同时他们也与一系列移民们被鼓励或被要求继承的传统而彼此相连。他们常常担心如果新移民不被同化，那么他们就不可能称为真正的爱国主义者。麦凯恩却很少谈及大量移民的危险，但对许多保守主义者来说，许多移民在感恩节当天只吃咖喱肉或白菜而非火鸡的饮食习惯并不值得高兴，他们对此忧心匆匆。他们认为多元文化主义在庆祝各种民族文化并存的同时却是以牺牲国家文化为代价的。特别当这种庆祝行为与美国有种族歧视的国家传统这种观点相联系起来的时候——正如有时在大学校园里出现的那样——保守主义就开始怀疑多元文化主义会直接导致对国家的不忠诚。这也是为什么在几年前当一些移民激进分子在美国许多城市游行挥舞墨西哥国旗之后，保守主义电台和福克斯电视台的新闻节目变得非常狂暴。这确认了他们最深层次的恐惧：如果你允许人们保留他们的母语并让为了他们自己国家的文化而摒弃美国文化，那么在政治上他们也只会对自己的国家忠诚。
期待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
如果说保守主义者们倾向于把爱国主义看作是来自光荣传统的遗产，那么自由主义者们则把它看成是一份的继往开来的承诺。看看奥巴马关于国旗徽章事件最初的解释：“我不会在胸前佩戴纪念章，”他去年秋天这样说到，“而会努力去告诉美国人民我相信可以把这个国家变得伟大，希望这能成为我爱国主义的誓言。”会把这个国家变得伟大？难道它在过去不伟大吗？抑或是不如现在那样伟大？
自由主义者们的答案是：还不够伟大。对他们来说，美国除了一种共同的文化以外更意味着一系列关于民主、平等和法治的崇高理想。美国迄今为止的全部历史就是一部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距离的编年史。而美式自由主义则是美国国民缩短上述距离的奋斗。所以，爱国主义并不是尊重和复制过去，而是要超越过去。
如果说里根唤起了保守的爱国主义，那么许多自由主义者仍然将约翰∙肯尼迪当作自由派爱国主义者的代表，肯尼迪永远都被人们与那些未完成的承诺相联系。如果说里根沉浸在过去的辉煌中，那么肯尼迪则并不重视过去，他要求美国民众把握未来。他喜欢引用歌德，他“在他那伟大的诗歌中告诉我们当浮士德对消逝的时间说出：‘停下，汝甚美丽’的同时就失去了灵魂的自由。”美国也正经历着同样危险的命运，肯尼迪警告说：“如果我们停留在过去，如果我们满足于已有的成就，如果我们阻碍前进的步伐……那些只着眼于过去或者现在的人们必将失去整个未来。”
奥巴马的个人政治形象与青春、承诺和从过去的束缚中获得解放这些概念紧密相连。在麦凯恩的人生中，爱国主义就是不断重复和敬仰过去已有的辉煌：海军上将的儿子和孙子在战争中成为了一位英雄。而在奥巴马的人生中，爱国主义则意味着不断逃离过去已有的东西：一位非洲农民的孙子成了美国梦的化身。如果说继承前辈的遗传统很大程度上塑造了麦凯恩的身份认同，那么奥巴马的身份认同则很大程度上是个人创造——一个根深蒂固的美国概念——的结果。奥巴马几乎都是自己自主选择职业、生活的城市、宗教甚至带有种族主义的身份。他写的第一本书不叫《父辈们的信仰》——怎么可能呢？他在许多方面都创造出了自身的信仰——而叫《父亲的梦想》，因为奥巴马想象出了一位他素不相识的父亲，从那些梦想中建构起了自己的一生。一些保守主义者担心美国最近的移民浪潮正在毁灭这个国家，而奥巴马则代表一种自由主义的信念认为同化是相对容易的，新来的移民不会分裂美国；他们会改善这个国家。
奥巴马的竞选将会像肯尼迪一样意味着他战胜了过去存在的歧视和偏见。这位非裔美国人的竞选，就如同具有天主教信仰的竞选一样，象征着美国正成为——正如米歇尔∙奥巴马所暗示的那样——一个不同于过去的更好的国家，一个值得所有公民热爱的国家。自由主义者更愿意把以这种方式来想象美国：作为一个国家，美国必须通过努力实现它的理想来赢得公民的认可与奉献。而对保守主义者来说，奉献是第一位的，政治是第二位的。但对自由主义者来说，没有政治奋斗的爱国奉献往往是空谈的。如果佩戴标志别针能够激发美国人民奋发努力去实现这个国家的承诺，那么他们是赞同的。但是他们担心这些符号可能成为 ——特别是当他们被有权力的人驾驭时——奋发努力的替代品，这样就会沦为伪善和满足的徽章了。
保守主义者们则更会被那些美国人民对爱国主义符号表现出的忠诚故事而感动。麦凯恩就讲述了一个尤其震撼人心强有力的故事，一个名叫麦克∙克里斯提安的北越囚徒在他衬衫内侧织了一面美国的国旗，被发现后被捉住他们的人毒打了一顿，但他又立即开始继续织国旗，尽管他的肋骨被打断，双眼浮肿几近失明。毫无疑问，任何有理智的自由主义者也会被这个故事所感动。然而自由主义者们往往更崇拜这样的人，他们那些敢于指责美国侵犯或违反了自身崇高理想并从中体现出他们的爱国主义。相比保守主义者来说，自由主义者更多地发现在弗德雷克·道格拉斯1852年的演说中蕴涵着爱国主义的精髓：“7月4日对奴隶来说意味着什么？”这位伟大的非裔美国废奴主义者拒绝庆祝美国诞生的纪念日，他面对一群纽约罗彻斯特的群众说道：“在举国纷乱的欢乐声之上，我听到了数以万计奴隶的呻吟，他们先前沉重而痛苦的锁链如今在纪念日的欢呼声中变得更加无法忍受。”
如何成为一名爱国主义者
通过观察可以发现，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对爱国主义的理解各有缺点。在美国这个国度里，今天的本土民众就是昨天的移民群体，变革差不多是一种全民的宗教，保守主义者的爱国主义似乎是具有时代错误的。成为一个西班牙人、俄罗斯人或者日本人仅表示穿越时空的迷雾，你们拥有一个共同的祖先和某些共同的传统。但是对于美国这样一个大部分国民都是从其他地方迁徙而来的国家来说，讨论那种血浓于水的爱国主义显得毫无意义。保守派对于洛杉矶的墨西哥国旗大游行显得惊慌失措，这其实是有些滑稽的事，因为在圣帕特里克日波士顿街道两旁爱尔兰的国旗已经张灯结彩庆祝很长时间了。把爱国主义过于紧密地与对传统的继承和尊重联系起来，这与美国最重要的一个传统是相抵触的：我们的过去不能决定我们的未来。
保守主义者们把美国主义定义得过于狭窄和久远，所以使他们的爱国主义变得过于严格。他们无所畏惧地过分称颂美国——而丝毫不考虑美国的罪过——从而导致爱国主义退化成民族主义，一种自以为是、大言不惭的意识形态，它高歌美国的伟大却以牺牲世界其他地区为代价。但如果说保守派的自由主义排他性太强的话，那么自由派的爱国主义则具有排他性不足的危险。如果自由主义者们热爱美国仅仅因为它体现了自由、正义和平等这些崇高的理想，那么他们为什么不更加热爱加拿大呢——从自由主义的角度来看加拿大在实现这些原则时往往比美国走得更远。还有，如果当这些普世的理想与美国国家利益冲突的时候，自由主义者们该何去何从呢？把联邦预算给非洲国家可能会增加这个星球上净的公正和平等总量，但它同时也会对美国自身造成损害，所以是一种不爱国的行为。
从托尔斯泰到当代哲学家如玛莎∙努斯邦[iii]、乔治∙凯迪[iv]这些哲学家都在这一层面上否定爱国主义：更多地喜欢自己的国民而非其他国家的国民这种偏好是错误的。爱国主义，用凯迪的话来讲，是狭隘的，是“对启蒙的一个打击。”这其中蕴含着许多真理。自有主义者们热爱美国部分由于它能够激发他们去实现某些理想，但如果他们仅仅为此而热爱美国，那么他们真正热爱的只是那些理想，而非美国。保守主义者们是对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爱国主义必须出于你爱自己的家相同的原因：即，因为它是你自己的。
在爱国主义这个问题上，保守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需要互补，因为对一个国家的热爱既需要肯定，也需要批评。美国人在7月4日升起国旗，这是一件好事。在我们这样一个多元的国家，爱国主义的符号是一剂强而有效的药物。如果每当政府做了一些人们不喜欢的事情，他们就停止升国旗，久而久之它就会成为一个政治分裂而非国家统一的象征。另一方面，如果挥舞国旗，就像手拿《圣经》，其实是一种号召人们行动的激励。当这些行为本身成为目的而非手段的时候，美国就需要那些愿意追随先贤脚步的人们，并提醒我们自满于已有的传统可能称为真正奉献的敌人。
爱国主义应该是值得自豪的，但不能是盲目的，它应该具有批判性但同时也充满温情。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们都应该同意如果爱国主义不意味着牺牲，如果它只是有信仰而没有行动，这样爱国主义就是出了问题的爱国主义。与那些把伊拉克战争当成是一道遥远的风景来欣赏——既无才能的贡献也不做良知的反思——的人们相比，那些志愿去伊拉克打仗的美国人和反战的美国人都表现出了更加真实的爱国主义。
不管他们如何定义爱国主义，美国人民在批评任何一位公民缺少爱国主义前都要三思而行。奥巴马最开始的错误不在于他拒绝佩戴国旗纪念章，而在于他说他不这么做是因为看到“许多带着那些纪念章的人们并不非常爱国。”这使他现在选择佩戴国旗纪念章的举动显得很精明。通过在9.11以后的充满激情的年代里反对伊拉克战争——当一些布什的支持者认为鸽派是不爱国的——奥巴马已经表达了一种对爱国主义的理解，而且尤其受自由主义者的喜爱：爱国主义是一种孤独的异见。现在他正在表达另一种理解，它对他必须面对的保守主义者来说尤显重要：爱国主义是一种象征性的奉献。麦凯恩也在努力改进。他拒绝了严酷地对待非法移民。他支持为国家服务，一项更多的被自由主义者所倡导的理念，它让美国人不穿军装也可以奉献于国家。为了改革华盛顿的政府腐败，他承认美式民主往往有很大的缺点，而这却是具有无条件爱国主义情结的里根很少做的。
那么，佩戴国旗纪念章是好是坏呢？两者兼具。具体则要看在何种场合、出于什么原因。如果你去参加一个“自由美国青年”的会议，而那里的人们都认为爱国主义意味着“无论我的国家是对是错都要爱，”那么你应该把纪念章放在家里，和他们谈谈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一个不愿意在他的许多同胞忍受奴役的状态下去庆祝国庆日的人。如果你去一个左翼的大学参加一个文化研究院系的会议，而那里的爱国主义往往意味着“我的国家错上加错”，那你应该戴上纪念章，告诉他们麦克∙克里斯提安的故事，他在北越的监狱中濒临死亡却仍然织着一面美国国旗。
如果任何人不同意你的意见给你难堪，那么你就告诉他，他根本不懂爱国主义的真谛。
[i] 美国著名保守派领袖、前里根政府部长。
[ii] 美国前副总统切尼的夫人。
[iii] 玛莎·诺斯鲍姆，美国当代著名自由派哲学家，芝加哥大学法学与伦理学教授，著有《善的脆弱：希腊悲剧和哲学中的运气与伦理》，《性与社会正义》，《思想的起义：感情的智慧》等。
[iv] 乔治∙凯迪，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教授，对自由主义政治学理论贡献较大，著有《政治学：本质和作用》（1968）、《爱国主义和其他错误》（2006）等。
彼得·伯纳特是美国国会外交关系委员会的资深成员。
当评论家们质疑奥巴马的爱国主义态度时，他的支持者早就准备好了如何应对：真正的爱国主义与政治家佩戴的国旗徽章并无关联。爱国主义不是一种符号，而是一种行动。爱国主义并不是去尽情地歌颂美国的伟大，而是敢于承担责任去改善政府有失偏颇的行为。
然而，奥巴马在他第一个大选的电视广告中谈到他“对自己所钟爱国家深沉而又恒久的信仰”。同时，在他左肩下面则佩戴着一个微小但尚可见的徽章：一面美国国旗。奥巴马并不傻。他也许不相信像国旗纪念章这样的东西可能产生政治上的影响，但他明白“可能”和“一定”的分野。自从越战以来，将个人与爱国主义符号相联系的程度经常成为民主党人能否在选举中获胜的关键。为什么乔治∙麦戈文在1972年选举中无法赢得白人工薪阶层的选票？正如知名的选举史家西奥多∙怀特所指出的那样，差不多每一个理查德∙尼克松内阁成员都佩戴这一个国旗标志的纽扣，而麦戈文周围的人们却没有人这么做。麦克尔∙杜卡齐斯在1988年输掉了大选，因为作为马萨诸塞州的州长，他否决了一份要求老师带领学生进行对美国效忠宣誓的议案——一份共和党人让他永远无法忘记的否决议案。
奥巴马试图在走一条不同的道路——一条由罗伯特∙肯尼迪所开创道路，在1967年——正如他站出来反对越战——与别人一起合作批准了一项法案提高了对那些侮辱国旗的抗议者的惩罚。对约翰∙麦凯恩来说，他自身就是一面流动的美国国旗，他在战场上英勇的个人经历始终是他整个竞选活动的基础。两个竞选阵营都很清楚美国的爱国主义有两种涵类型：认同的爱国主义，它对保守主义者更有吸引力；还有不认同的爱国主义，它特别得到自由主义者的拥护。两者都是宝贵的，但也同时都具有危险性。在这场大选中，哪个候选人能够最佳地体现出这两种爱国主义那么他就可能会获得最终的胜利。
珍惜过去
从表面上来看，爱国主义的定义很简单。它意味着对国家的热爱和奉献。问题在于我们为什么热爱它以及我们该如何履行奉献的承诺。这就是争论的起点。
保守主义者对这个问题的答案隐含在约翰·麦凯恩1999年出版的书名中：《父辈们的信仰》。为什么我们要爱美国？部分原因在于，至少，因为我们的祖先是这样做的。想想《美国》这首歌曲（《我的祖国，我为您歌唱》）的歌词：“我祖先终老的地方，/早期清教徒自豪的地方。”大部分自由主义者并不认为这两句歌词是这首歌曲中最好的。对于那些祖先在其他地方终老的美国人来说又怎么样呢？对于清教徒那些下流肮脏的行为又该如何看待呢？然而保守主义通常都希望珍惜过去，对历史有着一种温情的敬意。麦凯恩的书名所暗示的是爱国主义并不是一种可以选择的东西。它是一种遗产。成为一个国家的一份子就如同生来就是一个宗教或家庭的一员。当你成年的时候你会被号召再次确认你对这个国家的承诺——正如麦凯恩参军那样——但是在你幼年的时候，那些先前经历过这一过程的人们就会在你心里灌输这种观念。
这就是为什么保守主义者倾向于相信热爱今天的美国就意味着爱它的过去。保守主义者们常常不满于“政治正确”的教育，因其迫使美国的学生细数这个国家过去的错误。他们永远在撰写像《美国：最后最好的希望》（威廉姆∙J∙ 贝尼特[i]）和《美国：爱国入门》（琳∙切尼[ii]）的书籍，教导孩子们美国在历史上曾是一个美好的地方。这些书籍都基于这样的信念，即我们国家的祖先有一点像我们自己的父亲和母亲：如果我们让他们蒙羞，那么等于我们在让自己蒙羞。这也就是为什么保守主义者对米歇尔∙奥巴马所说的“在我的成人生涯中第一次真正地为我的祖国感到骄傲”（一句她被误读的评论）的话感到不舒服。在他们眼里，这些评论表明她缺少一种对这个国家的感激之情——在他们看来——这个国家给予了她和其他所有人很多东西。
保守主义者们当然知道美国并不是十全十美的。但他们是根据相对评价来做出判断的。这部分是由于保守主义者一般和他们的左派朋友相比在人性问题上持有一种相对灰暗的态度。当他们评估美国时，他们可能更多地记得在大部分人类历史时期，暴政是一种常态。以此为标准，美国看起来十分美好。保守主义者们担心如果美国不充分意识到——并宣扬——他们国家过去的成就，那么他们就等于会假定可以通过简单而又激进的方式来改善这个国家。他们会最终把事情搞得更糟。但如果保守主义者们相信美国相对来说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他们也就会认为将其他国家与美国作比较是无关紧要的事了。这就好比你自己的家庭：客观上它是否比其他家庭更好并不重要。你爱它是因为它是你的。
在所有的美国总统中，“爱国主义”这张牌打得最出色的是罗纳德∙里根。在越战的耻辱、经济滞涨和伊朗人质危机事件后，里根—— 这位美国最年长的总统——成为一条鲜活纽带联系着一个更强大、更骄傲、更悠久的美国。“我希望成为美国总统因为我希望看到这个国家再一次成为这样一个地方：一个6岁的小女孩在成长中体会到的自由与我在6岁时在美国成长中所体会到的相同。”他曾这样说道。从历史事实来说，这种说法显然是奇怪的。里根6岁的时候，是1917年，那时女性和大多数黑人没有选举权，美国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也大大激发了美国国民的反德情绪，在里根家乡中西部许多城市都禁止听贝多芬和勃拉姆斯的音乐。然而对里根这么一个有时把电影和现实世界相混淆的人来说，历史往往意味一种神话。在他看来，美国历史就是一部英勇善良的男女们不畏艰险不断追求公平和正义的神话。他最喜欢的电视节目是《草原小屋》。
作为总统，里根使很多美国人确信他们又重新生活在了那片神圣的土地上。他是一位善于把自身和美国所珍视的一系列价值符号联系起来的大师。他的1984年以《美国早晨》为名的广告里有以下的形象——一位面带稚气的小男孩走上去送报纸的路上，一位自豪的母亲在一座简单的教堂里看着她的女儿走向走廊的尽头，一个魁梧的男人缓缓地升起一面美国国旗——这甚至让许多自由主义者们都湿润了眼眶。事实上，里根自身已经成为了那些符号中的一个：一位跨坐在马上的牛仔总统，背后是一片崎岖不平的西部土地。
麦凯恩给人的印象并不象里根那样和蔼和亲善。里根只在荧幕上演过参加二战的士兵，麦凯恩则是亲身经历过战斗的。鲍勃∙多尔也一样，先前的参战经历让他显得有那么一点具有讽刺味道讽刺和愚笨。（多尔在1996年竞选总统的时候也曾效仿里根，在接受党代表大会提名的演讲中他恳请美国民众“让他充当一座桥梁，通向那个许多人仍称之为神话的美国，”然而他没有成功。）但即使麦凯恩不是里根，他仍然代表了保守派爱国主义的许多重要主题。他追随祖先的脚步，放弃了童年的欢笑而学着遵守各项规则。他参加了越南战争为国效忠，这是一场不得人心的战争。我们尊敬那些老兵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参战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而仅仅因为他们是美国的军人。
在一个关键问题上——关于移民问题——麦凯恩的爱国主义观念却与大多数他的右派朋友有分歧。保守主义者倾向于相信美国人民与《独立宣言》中所神圣记录着的崇高理想彼此相连，同时他们也与一系列移民们被鼓励或被要求继承的传统而彼此相连。他们常常担心如果新移民不被同化，那么他们就不可能称为真正的爱国主义者。麦凯恩却很少谈及大量移民的危险，但对许多保守主义者来说，许多移民在感恩节当天只吃咖喱肉或白菜而非火鸡的饮食习惯并不值得高兴，他们对此忧心匆匆。他们认为多元文化主义在庆祝各种民族文化并存的同时却是以牺牲国家文化为代价的。特别当这种庆祝行为与美国有种族歧视的国家传统这种观点相联系起来的时候——正如有时在大学校园里出现的那样——保守主义就开始怀疑多元文化主义会直接导致对国家的不忠诚。这也是为什么在几年前当一些移民激进分子在美国许多城市游行挥舞墨西哥国旗之后，保守主义电台和福克斯电视台的新闻节目变得非常狂暴。这确认了他们最深层次的恐惧：如果你允许人们保留他们的母语并让为了他们自己国家的文化而摒弃美国文化，那么在政治上他们也只会对自己的国家忠诚。
期待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
如果说保守主义者们倾向于把爱国主义看作是来自光荣传统的遗产，那么自由主义者们则把它看成是一份的继往开来的承诺。看看奥巴马关于国旗徽章事件最初的解释：“我不会在胸前佩戴纪念章，”他去年秋天这样说到，“而会努力去告诉美国人民我相信可以把这个国家变得伟大，希望这能成为我爱国主义的誓言。”会把这个国家变得伟大？难道它在过去不伟大吗？抑或是不如现在那样伟大？
自由主义者们的答案是：还不够伟大。对他们来说，美国除了一种共同的文化以外更意味着一系列关于民主、平等和法治的崇高理想。美国迄今为止的全部历史就是一部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距离的编年史。而美式自由主义则是美国国民缩短上述距离的奋斗。所以，爱国主义并不是尊重和复制过去，而是要超越过去。
如果说里根唤起了保守的爱国主义，那么许多自由主义者仍然将约翰∙肯尼迪当作自由派爱国主义者的代表，肯尼迪永远都被人们与那些未完成的承诺相联系。如果说里根沉浸在过去的辉煌中，那么肯尼迪则并不重视过去，他要求美国民众把握未来。他喜欢引用歌德，他“在他那伟大的诗歌中告诉我们当浮士德对消逝的时间说出：‘停下，汝甚美丽’的同时就失去了灵魂的自由。”美国也正经历着同样危险的命运，肯尼迪警告说：“如果我们停留在过去，如果我们满足于已有的成就，如果我们阻碍前进的步伐……那些只着眼于过去或者现在的人们必将失去整个未来。”
奥巴马的个人政治形象与青春、承诺和从过去的束缚中获得解放这些概念紧密相连。在麦凯恩的人生中，爱国主义就是不断重复和敬仰过去已有的辉煌：海军上将的儿子和孙子在战争中成为了一位英雄。而在奥巴马的人生中，爱国主义则意味着不断逃离过去已有的东西：一位非洲农民的孙子成了美国梦的化身。如果说继承前辈的遗传统很大程度上塑造了麦凯恩的身份认同，那么奥巴马的身份认同则很大程度上是个人创造——一个根深蒂固的美国概念——的结果。奥巴马几乎都是自己自主选择职业、生活的城市、宗教甚至带有种族主义的身份。他写的第一本书不叫《父辈们的信仰》——怎么可能呢？他在许多方面都创造出了自身的信仰——而叫《父亲的梦想》，因为奥巴马想象出了一位他素不相识的父亲，从那些梦想中建构起了自己的一生。一些保守主义者担心美国最近的移民浪潮正在毁灭这个国家，而奥巴马则代表一种自由主义的信念认为同化是相对容易的，新来的移民不会分裂美国；他们会改善这个国家。
奥巴马的竞选将会像肯尼迪一样意味着他战胜了过去存在的歧视和偏见。这位非裔美国人的竞选，就如同具有天主教信仰的竞选一样，象征着美国正成为——正如米歇尔∙奥巴马所暗示的那样——一个不同于过去的更好的国家，一个值得所有公民热爱的国家。自由主义者更愿意把以这种方式来想象美国：作为一个国家，美国必须通过努力实现它的理想来赢得公民的认可与奉献。而对保守主义者来说，奉献是第一位的，政治是第二位的。但对自由主义者来说，没有政治奋斗的爱国奉献往往是空谈的。如果佩戴标志别针能够激发美国人民奋发努力去实现这个国家的承诺，那么他们是赞同的。但是他们担心这些符号可能成为 ——特别是当他们被有权力的人驾驭时——奋发努力的替代品，这样就会沦为伪善和满足的徽章了。
保守主义者们则更会被那些美国人民对爱国主义符号表现出的忠诚故事而感动。麦凯恩就讲述了一个尤其震撼人心强有力的故事，一个名叫麦克∙克里斯提安的北越囚徒在他衬衫内侧织了一面美国的国旗，被发现后被捉住他们的人毒打了一顿，但他又立即开始继续织国旗，尽管他的肋骨被打断，双眼浮肿几近失明。毫无疑问，任何有理智的自由主义者也会被这个故事所感动。然而自由主义者们往往更崇拜这样的人，他们那些敢于指责美国侵犯或违反了自身崇高理想并从中体现出他们的爱国主义。相比保守主义者来说，自由主义者更多地发现在弗德雷克·道格拉斯1852年的演说中蕴涵着爱国主义的精髓：“7月4日对奴隶来说意味着什么？”这位伟大的非裔美国废奴主义者拒绝庆祝美国诞生的纪念日，他面对一群纽约罗彻斯特的群众说道：“在举国纷乱的欢乐声之上，我听到了数以万计奴隶的呻吟，他们先前沉重而痛苦的锁链如今在纪念日的欢呼声中变得更加无法忍受。”
如何成为一名爱国主义者
通过观察可以发现，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对爱国主义的理解各有缺点。在美国这个国度里，今天的本土民众就是昨天的移民群体，变革差不多是一种全民的宗教，保守主义者的爱国主义似乎是具有时代错误的。成为一个西班牙人、俄罗斯人或者日本人仅表示穿越时空的迷雾，你们拥有一个共同的祖先和某些共同的传统。但是对于美国这样一个大部分国民都是从其他地方迁徙而来的国家来说，讨论那种血浓于水的爱国主义显得毫无意义。保守派对于洛杉矶的墨西哥国旗大游行显得惊慌失措，这其实是有些滑稽的事，因为在圣帕特里克日波士顿街道两旁爱尔兰的国旗已经张灯结彩庆祝很长时间了。把爱国主义过于紧密地与对传统的继承和尊重联系起来，这与美国最重要的一个传统是相抵触的：我们的过去不能决定我们的未来。
保守主义者们把美国主义定义得过于狭窄和久远，所以使他们的爱国主义变得过于严格。他们无所畏惧地过分称颂美国——而丝毫不考虑美国的罪过——从而导致爱国主义退化成民族主义，一种自以为是、大言不惭的意识形态，它高歌美国的伟大却以牺牲世界其他地区为代价。但如果说保守派的自由主义排他性太强的话，那么自由派的爱国主义则具有排他性不足的危险。如果自由主义者们热爱美国仅仅因为它体现了自由、正义和平等这些崇高的理想，那么他们为什么不更加热爱加拿大呢——从自由主义的角度来看加拿大在实现这些原则时往往比美国走得更远。还有，如果当这些普世的理想与美国国家利益冲突的时候，自由主义者们该何去何从呢？把联邦预算给非洲国家可能会增加这个星球上净的公正和平等总量，但它同时也会对美国自身造成损害，所以是一种不爱国的行为。
从托尔斯泰到当代哲学家如玛莎∙努斯邦[iii]、乔治∙凯迪[iv]这些哲学家都在这一层面上否定爱国主义：更多地喜欢自己的国民而非其他国家的国民这种偏好是错误的。爱国主义，用凯迪的话来讲，是狭隘的，是“对启蒙的一个打击。”这其中蕴含着许多真理。自有主义者们热爱美国部分由于它能够激发他们去实现某些理想，但如果他们仅仅为此而热爱美国，那么他们真正热爱的只是那些理想，而非美国。保守主义者们是对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爱国主义必须出于你爱自己的家相同的原因：即，因为它是你自己的。
在爱国主义这个问题上，保守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需要互补，因为对一个国家的热爱既需要肯定，也需要批评。美国人在7月4日升起国旗，这是一件好事。在我们这样一个多元的国家，爱国主义的符号是一剂强而有效的药物。如果每当政府做了一些人们不喜欢的事情，他们就停止升国旗，久而久之它就会成为一个政治分裂而非国家统一的象征。另一方面，如果挥舞国旗，就像手拿《圣经》，其实是一种号召人们行动的激励。当这些行为本身成为目的而非手段的时候，美国就需要那些愿意追随先贤脚步的人们，并提醒我们自满于已有的传统可能称为真正奉献的敌人。
爱国主义应该是值得自豪的，但不能是盲目的，它应该具有批判性但同时也充满温情。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们都应该同意如果爱国主义不意味着牺牲，如果它只是有信仰而没有行动，这样爱国主义就是出了问题的爱国主义。与那些把伊拉克战争当成是一道遥远的风景来欣赏——既无才能的贡献也不做良知的反思——的人们相比，那些志愿去伊拉克打仗的美国人和反战的美国人都表现出了更加真实的爱国主义。
不管他们如何定义爱国主义，美国人民在批评任何一位公民缺少爱国主义前都要三思而行。奥巴马最开始的错误不在于他拒绝佩戴国旗纪念章，而在于他说他不这么做是因为看到“许多带着那些纪念章的人们并不非常爱国。”这使他现在选择佩戴国旗纪念章的举动显得很精明。通过在9.11以后的充满激情的年代里反对伊拉克战争——当一些布什的支持者认为鸽派是不爱国的——奥巴马已经表达了一种对爱国主义的理解，而且尤其受自由主义者的喜爱：爱国主义是一种孤独的异见。现在他正在表达另一种理解，它对他必须面对的保守主义者来说尤显重要：爱国主义是一种象征性的奉献。麦凯恩也在努力改进。他拒绝了严酷地对待非法移民。他支持为国家服务，一项更多的被自由主义者所倡导的理念，它让美国人不穿军装也可以奉献于国家。为了改革华盛顿的政府腐败，他承认美式民主往往有很大的缺点，而这却是具有无条件爱国主义情结的里根很少做的。
那么，佩戴国旗纪念章是好是坏呢？两者兼具。具体则要看在何种场合、出于什么原因。如果你去参加一个“自由美国青年”的会议，而那里的人们都认为爱国主义意味着“无论我的国家是对是错都要爱，”那么你应该把纪念章放在家里，和他们谈谈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一个不愿意在他的许多同胞忍受奴役的状态下去庆祝国庆日的人。如果你去一个左翼的大学参加一个文化研究院系的会议，而那里的爱国主义往往意味着“我的国家错上加错”，那你应该戴上纪念章，告诉他们麦克∙克里斯提安的故事，他在北越的监狱中濒临死亡却仍然织着一面美国国旗。
如果任何人不同意你的意见给你难堪，那么你就告诉他，他根本不懂爱国主义的真谛。
[i] 美国著名保守派领袖、前里根政府部长。
[ii] 美国前副总统切尼的夫人。
[iii] 玛莎·诺斯鲍姆，美国当代著名自由派哲学家，芝加哥大学法学与伦理学教授，著有《善的脆弱：希腊悲剧和哲学中的运气与伦理》，《性与社会正义》，《思想的起义：感情的智慧》等。
[iv] 乔治∙凯迪，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教授，对自由主义政治学理论贡献较大，著有《政治学：本质和作用》（1968）、《爱国主义和其他错误》（2006）等。
彼得·伯纳特是美国国会外交关系委员会的资深成员。
2008年7月22日
郑永年 亚洲民主乱象让中国引以为戒
民主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中国要适应这个潮流，完善符合自身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民主形式
近来，中国周边一些国家相继陷入混乱：泰国政局动荡，蒙古突发骚乱，就连社会发展程度较高的韩国也陷入万民大示威的焦躁境地……
这些动荡、骚乱和不安的背后，几乎都闪现一个共同的身影——反对党。有观察人士因此指出，亚洲陷入了民主化危机……过度民主导致了这些亚洲国家目前的境况。
外生型民主天生不稳定
从民主的产生和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和扩散来说，大致可分为内生型民主和外生型民主。内生型民主稳定，且发展得好。这是因为内生型民主是一个国家自身社会经济发展到了一定程度之后的产物，各方面的国家制度建设比较完善，有能力适应日益变迁的政治环境。
外生型民主的产生受外来因素（主要是西方）的影响很大，例如韩国。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民主甚至完全是西方输出的结果。外生型民主之所以不稳定，一是因为缺乏基本的国家制度，二是因为社会经济和文化层面不能对民主提供有效的支持。从这些亚洲国家身上，可以观察到，许多反对党只是为了反对而反对，很少有建设性的态度，或者说他们是消极反对党。
而在内生型民主国家，反对党更具有建设性，是积极反对党。比如在英国，反对党在历史上被称为忠诚的反对派。党是国家建制的一部分，各种政治力量都认同国家的基本体制，争议的地方多是政策性的。因此，政党可以更替，但国家制度不会变化，甚至连政策也不会有激进的改变。西方民主是不同党派、政治力量之间，在制度框架内遵循游戏规则的竞争。
在亚洲这些所谓的外生型民主国家，情况却截然不同，政治力量之间的互动并没有严格意义上遵循的游戏规则。尽管建立了民主的构架，但在这个制度表象下，并不存在健全有效的权力运作机制，尤其是缺乏妥协、和解的机制，政党关系因此表现出公开的对立。
这是亚洲国家需要反思的：亚洲国家学到的只是形式上的民主，而缺少民主的价值内核。民主的本质是竞争，并且是遵循各方认同的规则下的良性竞争，要形成良性竞争需要许多细小的制度来支撑。
过早民主化弊大于利
这些亚洲国家陷入民主困境，还有一个原因是民主的过早发生。西方国家早期民主是在没有外部压力的情况下发生的，更多的是因为社会内部各阶层、各社会政治力量之间互动的结果。而在亚洲国家，比如，韩国、泰国、菲律宾等，它们是在国家内部很多因素还不具备或不成熟的情况下，在外部压力下催生出来的民主。
从经济学意义上说，民主政治侧重分配面，而不是生产面。通俗讲，在没有“大饼”的时候，就来讲如何分配“大饼”，就会导致“大饼”成为“画饼”。很多发展中国家各政治力量之间的恶斗都是为了物质经济利益，掌握了政权就可以获得更多的物质利益。尽管民主和经济发展的关联永远是个争论的话题，但很显然，在很多发展中国家，民主并没有导致经济的发展。
民主具有不可逆性的特征。在发达国家，民主体现出整合的力量；而在发展中国家，民主却经常变成巨大的分化力量，尤其是在多民族的发展中国家。民主一旦形成后就会体现出不可逆性，时常导致一种恶性循环：民主带来分化，分化的结果只能靠动用强力，如军事力量或者强权主义来整合。因为各种政治力量之间没有妥协的机制，因此最终出现的结果不是民族主义，就是民粹主义。
一些已经实行民主化的发展中国家，很难走出这种恶性循环的怪圈，这就是像泰国等一些国家，之所以频繁发生军事政变的原因。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在基本国家制度不健全，社会经济发展还没有达到一定水平的情况下，受外力催生而产生的民主会面临无穷的问题。
民主并不与亚洲传统相排斥
有人把这些亚洲国家的民主困境归结为：民主的价值核心与亚洲国家的文化传统相抵触。这种说法并不见得符合历史事实，日本的例子就是最好的解释。日本民主体现了“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思想，把西方民主构架跟儒家精神内核很好地结合起来。可以说，日本是一个高度儒家化了的民主国家。尽管有人说美国对日本的占领推动了日本的民主，但是不要忘记，在二战前，日本社会就有了很高的民主诉求。如果没有明治维新后日本的基本国家制度建设，很难想像日本的民主会发展到今天的局面。把日本的民主仅仅归结为美国的占领，并不符合实际。
民主并不是完全属于西方。民主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自然而然的产物，因此，民主也不会只有一种表现形式。之所以有人把民主等同于西方民主，具有三方面的原因：第一，民主作为一个近代政治体系首先发生于西方；第二，系统的民主话语在西方产生和发展；第三，西方热衷于民主输出，也容易给人民主就是西方民主的假象。
新加坡式的民主又是一个例子，它是近代国家制度跟中国传统精神结合的产物。新加坡资政李光耀曾说，西方为何热衷于批评新加坡的民主，这是因为很多国家看到了新加坡民主模式的优点，包括中国、俄罗斯以及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都对新加坡的模式产生了兴趣。新加坡的民主体制有一个特点，定期选举，让人民来选择政府；尽管是一党独大，但这个党是高度开放的，向所有精英开放。其实，新加坡的开放度比很多西方民主国家都要高。
失败教训让中国引为鉴
任何政体都不是完美的，民主也一样。民主化能解决一些问题，但同时也会产生一些新问题。新加坡模式，其实是意识到了民主体制的好处和坏处，做出的某种制度安排。
印度是不是一个民主国家？这是可以争议的。独立之后，印度保留了英国殖民地留下的制度。但一些观察家发现，印度民主除了有一个多党制的民主外壳外，其他地方并没有像西方那样的具有实质性内容的民主。传统种姓制度在民主的外壳下仍然存在。
从这个角度说，有人提出的“亚洲式民主”的概念并不确切。我们可以说有印度式民主、日本式民主、新加坡式民主，但并没有所谓的“亚洲式民主”。从发展路径来说，民主是社会经济文化发展逐渐演变而来的产物，但是每个国家因为经济、社会结构、文化因素并不一样，所以产生的民主形式也并不见得相同。
一些亚洲国家民主的失败或困境，可以给中国提供反思的机会：一方面，民主建设不能因噎废食，因为这些国家民主的失败而否定民主，尤其是把民主一味看成西方颠覆中国的阴谋，这是非常片面的。另一方面，中国需要思考自己需要一种什么样的民主，在民主化到来之前，中国需要做出哪些准备。民主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而政治体制必须符合自身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变迁。最重要的是，要理解民主的本质，找到符合自身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民主形式。
近来，中国周边一些国家相继陷入混乱：泰国政局动荡，蒙古突发骚乱，就连社会发展程度较高的韩国也陷入万民大示威的焦躁境地……
这些动荡、骚乱和不安的背后，几乎都闪现一个共同的身影——反对党。有观察人士因此指出，亚洲陷入了民主化危机……过度民主导致了这些亚洲国家目前的境况。
外生型民主天生不稳定
从民主的产生和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和扩散来说，大致可分为内生型民主和外生型民主。内生型民主稳定，且发展得好。这是因为内生型民主是一个国家自身社会经济发展到了一定程度之后的产物，各方面的国家制度建设比较完善，有能力适应日益变迁的政治环境。
外生型民主的产生受外来因素（主要是西方）的影响很大，例如韩国。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民主甚至完全是西方输出的结果。外生型民主之所以不稳定，一是因为缺乏基本的国家制度，二是因为社会经济和文化层面不能对民主提供有效的支持。从这些亚洲国家身上，可以观察到，许多反对党只是为了反对而反对，很少有建设性的态度，或者说他们是消极反对党。
而在内生型民主国家，反对党更具有建设性，是积极反对党。比如在英国，反对党在历史上被称为忠诚的反对派。党是国家建制的一部分，各种政治力量都认同国家的基本体制，争议的地方多是政策性的。因此，政党可以更替，但国家制度不会变化，甚至连政策也不会有激进的改变。西方民主是不同党派、政治力量之间，在制度框架内遵循游戏规则的竞争。
在亚洲这些所谓的外生型民主国家，情况却截然不同，政治力量之间的互动并没有严格意义上遵循的游戏规则。尽管建立了民主的构架，但在这个制度表象下，并不存在健全有效的权力运作机制，尤其是缺乏妥协、和解的机制，政党关系因此表现出公开的对立。
这是亚洲国家需要反思的：亚洲国家学到的只是形式上的民主，而缺少民主的价值内核。民主的本质是竞争，并且是遵循各方认同的规则下的良性竞争，要形成良性竞争需要许多细小的制度来支撑。
过早民主化弊大于利
这些亚洲国家陷入民主困境，还有一个原因是民主的过早发生。西方国家早期民主是在没有外部压力的情况下发生的，更多的是因为社会内部各阶层、各社会政治力量之间互动的结果。而在亚洲国家，比如，韩国、泰国、菲律宾等，它们是在国家内部很多因素还不具备或不成熟的情况下，在外部压力下催生出来的民主。
从经济学意义上说，民主政治侧重分配面，而不是生产面。通俗讲，在没有“大饼”的时候，就来讲如何分配“大饼”，就会导致“大饼”成为“画饼”。很多发展中国家各政治力量之间的恶斗都是为了物质经济利益，掌握了政权就可以获得更多的物质利益。尽管民主和经济发展的关联永远是个争论的话题，但很显然，在很多发展中国家，民主并没有导致经济的发展。
民主具有不可逆性的特征。在发达国家，民主体现出整合的力量；而在发展中国家，民主却经常变成巨大的分化力量，尤其是在多民族的发展中国家。民主一旦形成后就会体现出不可逆性，时常导致一种恶性循环：民主带来分化，分化的结果只能靠动用强力，如军事力量或者强权主义来整合。因为各种政治力量之间没有妥协的机制，因此最终出现的结果不是民族主义，就是民粹主义。
一些已经实行民主化的发展中国家，很难走出这种恶性循环的怪圈，这就是像泰国等一些国家，之所以频繁发生军事政变的原因。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在基本国家制度不健全，社会经济发展还没有达到一定水平的情况下，受外力催生而产生的民主会面临无穷的问题。
民主并不与亚洲传统相排斥
有人把这些亚洲国家的民主困境归结为：民主的价值核心与亚洲国家的文化传统相抵触。这种说法并不见得符合历史事实，日本的例子就是最好的解释。日本民主体现了“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思想，把西方民主构架跟儒家精神内核很好地结合起来。可以说，日本是一个高度儒家化了的民主国家。尽管有人说美国对日本的占领推动了日本的民主，但是不要忘记，在二战前，日本社会就有了很高的民主诉求。如果没有明治维新后日本的基本国家制度建设，很难想像日本的民主会发展到今天的局面。把日本的民主仅仅归结为美国的占领，并不符合实际。
民主并不是完全属于西方。民主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自然而然的产物，因此，民主也不会只有一种表现形式。之所以有人把民主等同于西方民主，具有三方面的原因：第一，民主作为一个近代政治体系首先发生于西方；第二，系统的民主话语在西方产生和发展；第三，西方热衷于民主输出，也容易给人民主就是西方民主的假象。
新加坡式的民主又是一个例子，它是近代国家制度跟中国传统精神结合的产物。新加坡资政李光耀曾说，西方为何热衷于批评新加坡的民主，这是因为很多国家看到了新加坡民主模式的优点，包括中国、俄罗斯以及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都对新加坡的模式产生了兴趣。新加坡的民主体制有一个特点，定期选举，让人民来选择政府；尽管是一党独大，但这个党是高度开放的，向所有精英开放。其实，新加坡的开放度比很多西方民主国家都要高。
失败教训让中国引为鉴
任何政体都不是完美的，民主也一样。民主化能解决一些问题，但同时也会产生一些新问题。新加坡模式，其实是意识到了民主体制的好处和坏处，做出的某种制度安排。
印度是不是一个民主国家？这是可以争议的。独立之后，印度保留了英国殖民地留下的制度。但一些观察家发现，印度民主除了有一个多党制的民主外壳外，其他地方并没有像西方那样的具有实质性内容的民主。传统种姓制度在民主的外壳下仍然存在。
从这个角度说，有人提出的“亚洲式民主”的概念并不确切。我们可以说有印度式民主、日本式民主、新加坡式民主，但并没有所谓的“亚洲式民主”。从发展路径来说，民主是社会经济文化发展逐渐演变而来的产物，但是每个国家因为经济、社会结构、文化因素并不一样，所以产生的民主形式也并不见得相同。
一些亚洲国家民主的失败或困境，可以给中国提供反思的机会：一方面，民主建设不能因噎废食，因为这些国家民主的失败而否定民主，尤其是把民主一味看成西方颠覆中国的阴谋，这是非常片面的。另一方面，中国需要思考自己需要一种什么样的民主，在民主化到来之前，中国需要做出哪些准备。民主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而政治体制必须符合自身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变迁。最重要的是，要理解民主的本质，找到符合自身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民主形式。
2008年7月18日
林徽因：一个不可多得的真正的女人
今年是林徽因的百岁诞辰，4月1日，也是她离世49周年。生存于上个世纪的中国女性作家在今天依然拥有众多追随者的，除了张爱玲，恐怕就是她。张爱玲凭文字立身，以身世个性传奇。但对林徽因来说，文字只是生命中的一部分，身世氛围更多折射着那个时代的文化风尚。此种风尚的温婉不堪历史激烈演进的冲击渐行渐远，所以，给怀旧的人以无穷的感伤与联想。
喜欢林徽因的人肯定比喜欢张爱玲的要少。原因有两个，一是林徽因生得早，创作又多散漫，在文学史上缺少独树一帜的东西。二是作为林徽因自己最看重的建筑学成就，她的丈夫梁思成的光芒远远盖过了她。然而，到google一查，有关林徽因的条目居然也有6000多条，而一个专门用来祭奠她的网页，最近的点击人数已有6万多人。互联网有时会给人制造一些假象，但对于林徽因的点击——一种不带任何功利的选择，却保留了较多的严肃与真诚。
林徽因，这位50年前就已去世的女子，凭什么依然这样深刻留在人们的记忆中？许多人争着要为林徽因树碑立传，光《林徽因传》就有几个版本。网上的表白归结起来不外乎有三点：1、她的美貌与气质；2、她丰富而含蓄的情感世界；3、她多方面的才华。若仅以此论，她同时代的好几位美女作家都符合这些要求。但人们独独钟情于她，恐怕是一种综合了各种因素的原因，其中既有世俗的情感投射——温饱之后精神上追求社会认同而对出身与受教育程度的势利苛求、对美貌与丰富爱情的人性企盼以及对上流社会生存方式的妄想；还有对竞争社会中理想女性失落的叹息——女性既具有现代独立人格与个性，同时又不失传统美德及本质的温婉美好，在今天已经越来越难。
林徽因恰恰契合了人们的这种理想需求。
完美的人生起步
1904年6月10日，林徽因降生在杭州陆官巷一座青砖大宅中。其父林长民曾任国务院参议、司法总长、国宪起草委员会委员长，为民国初年立宪派名人。14岁的时候，林徽因与当时的社会名流、她父亲的好朋友梁启超之子梁思成相识。16岁随赴欧考察的父亲游历欧洲，卜居伦敦一年，受邻居女建筑师的影响，立志将来一定要学建筑。在英伦期间，他跟随父亲进入了一个当时包括H.G威尔士、E.M.福斯特、A.韦利、T.哈代、B.罗西尔、K.曼斯非尔德的社交圈子，并在这儿认识了当时正在英国游学的徐志摩。一年后回国，与梁思成交往渐渐密切。1923年，徐志摩等人在北京成立新月社，林徽因与梁思成均成为该社团的参与者。1924年，可以说是林徽因在上流文化社交圈开始崭露头角的一年。那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印度诗人泰戈尔应梁启超与林长民之邀来华访问，文学界在天坛草坪上举行欢迎会，林徽因任泰戈尔的翻译。当时媒体报道说：“林小姐人艳如花，和老人挟臂而行，加上长袍白面、郊荒岛瘦的徐志摩，犹如苍松竹梅的一幅三友图。”
更让林徽因与徐志摩成为公众视点的是，当年5月8日，新月社为了庆贺泰戈尔64岁生日，在北京协和大礼堂举行晚会，由林徽因主演泰戈尔的抒情诗剧《齐德拉》，林徽因饰公主齐德拉，徐志摩饰爱神玛达那，林长民饰春神法森塔，梁思成担任布景设计。第二天《晨报》报道演出盛况空前，“林女士态度音吐，并极佳妙。”
这样的经历，使得浪漫气质的徐志摩将原先在英伦时就保有的对林徽因的美好印象，发酵成了一种欲罢不能的恋情。林徽因选择哪一个，在当时大概是一些人茶余饭后的绝佳谈资，也是小报花边所热衷侦探的结果。
但仅仅过了一个月，林徽因与梁思成一同赴美留学。林梁都选择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建筑系，因为当时的宾大建筑系不招女生，林徽因改入该校美术学院，但主修的还是建筑。
1927年，林徽因以学士学位毕业于宾州大学美术系，梁思成以硕士学位毕业于宾州大学建筑系。毕业后，林徽因入耶鲁大学一个舞台美术设计工作室学舞美设计，而梁思成则在当时美国的一个著名建筑事务所实习。1928年，林徽因与梁思成在渥太华梁思成姐夫任总领事的中国总领事馆举行婚礼。
现代大家闺秀与普罗新女性之间的差别，光看表面都是相似的，但在选择婚姻的时候，尤其是在平凡而漫长婚姻生活的过程中，才会显示出一些不同。她们或许都不缺乏激情，但前者隐忍，后者张扬；她们都渴望浪漫，但前者将浪漫蕴含于平凡的日常生活中，后者的浪漫往往伴随更冲突强烈的戏剧性。如果林徽因是后者，难以想象她会不会在泰戈尔离开之后卷入一场三角恋情，会不会演绎一场琼瑶式狂风暴雨般的情爱悲喜剧。
然而她是林徽因，家庭的背景以及教养使她做出最明智的选择，在浪漫云游的诗人与未来脚踏实地的建筑学家之间，她选择脚踏实地的那个；在享受即时的虚荣与追求学问理想之间，她选择学业和理想。她很清楚，“徐志摩当时爱的并不是真正的我，而是他用诗人的浪漫情绪想象出来的林徽因，可我其实并不是他心目中所想的那样一个人”（梁从诫：《倏忽人间四月天》）。这样的选择，让她没有成为同时代的丁玲、石评梅或庐隐那样以写作为生又为写作痛苦，从追求自由的爱开始然后又为爱困厄的新女性。她步入了一个家庭主妇的平凡生活，却成为京派文化圈中最不平凡的一个女性。
太太的客厅：京派知识群的情景剧
几天后，我接到沈先生（沈从文）的信，大意是说：一位绝顶聪明的小姐看上了你那篇《蚕》，要请你去她家吃茶。
星期六……我羞怯怯随着沈先生从达子营跨进了总布胡同那间有名的“太太的客厅”。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林徽因。
在去之前，原听说这位小姐的肺病已经相当严重了，而那时的肺病就像今天的癌症那么可怕。我以为她一定是穿了睡衣，半躺在床上接见我们呢，可那天她穿的却是一件骑马装，话讲得又多又快又兴奋。不但沈先生和我不大插嘴，连在座的梁思成和金岳霖两位也只是坐在沙发上面边叭哒着烟斗，边点头赞赏。她完全没提到一个“病”字。
那以后，我经常在朱光潜先生家的“读诗会”上见到她，我也跟着大家叫她“小姐”了，但她可不是那种只会抿嘴嫣然一笑的娇小姐，而是位学识渊博、思想敏捷，并且语言锋利的批评家。
以上选自萧乾为《林徽因》所作的序中提到他与林徽因初次见面时的情景，由于这种闲适在当时社会大环境中太过个人化、小众化，难免感觉像一出描写20世纪30年代中国某类知识分子的情景喜剧。
当时，知识分子是社会少数、精神贵族，像林徽因这样受过良好教育才貌出众的女子，更是凤毛麟角。她承认自己是受双文化教育长大的，英语对于她是一种内在思维和表达方式、一种灵感、一个完整的文化世界。中西文化融合造就了一个“文化林徽因”。她是诗人，一生写过几十首诗，在诗歌创作上受徐志摩影响很明显，但又有自己的特点；是建筑学家，她的丈夫梁思成曾经对学生说，自己著作中的那些点睛之笔，都是林徽因给画上去的。但她又不完全是诗人，不完全是建筑学家。这样多侧面多方位的文化林徽因，可以融入当时以男性为主的京派知识分子群体，她与他们的交往，构成了一幅很独特的风景。
太太的客厅中当时经常聚会的人员有新月社的诗人们，也有《晨报》副刊的编辑和作者，当然更少不了林徽因、梁思成在学界的亲朋好友。这些人大都少年时期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染，青年时期又接触到了五四的民主、科学知识，出国留学，又得到了西方文化的滋润。这个古今知识分子中很特殊的群体，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既有很深的理解和造诣，对西方文化又有很好的理解和掌握。他们所谈的无非是学问和艺术，跟参与到社会变革大潮中的公共知识分子相比，少了几分凌厉，多了几分闲适。但抗战爆发，这个群体的成员或流落云南西南联大、或流落到山城重庆、或流落到四川宜宾，他们不为物欲所动，不随波逐流，在困境中坚守心灵的纯净。那种宠辱不惊的淡泊，让人看到了一种有别于凌厉浮躁、金刚怒目的精、气、神，无论穿长袍马褂还是西装，同样有黄钟大吕、中流砥柱的感觉，有金石气质。
梁从诫曾经回忆当年梁思成和林徽因为躲避日本人的轰炸，跟着营造学社在李庄的情景。梁从诫和母亲聊天，问：如果日本人打到四川你们怎么办？林徽因特别平静地回答：中国读书人不是还有一条老路吗？咱们家门口不就是扬子江吗？实际上她是表现了传统知识分子的气节。梁从诫后来说：我当时看着妈妈，我就觉得她已经不是我熟悉的那个妈妈了，她好像变成另外一个人，面对死亡，那样超脱。而费慰梅在《回忆林徽因》中的描述更体现这一类知识分子的坚忍：
昆明遭到敌机轰炸，林徽因一家与中国营造学社人员迁到四川南溪县李庄。此时已是抗战的中后期，物价昂贵，物资匮乏。林徽因肺病复发，不但连药品都买不到，甚至还要靠朋友们的资助才能维持日常的家庭开支。她的健康严重地被损坏了，经常发烧卧床不起，但林徽因并没有怠惰，她躺在病床上通读二十四史，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帮助梁思成写成了《中国建筑史》，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写成的自己国家的建筑史。
事业梦想与夫妻情感同路
行车站广场上聚集着许多驼帮，这是林徽因第一次看到大群大群的骆驼，成百上千的骆驼，双峰的和单峰的，赭色的和白色的，一队队涌进来，一队队开过去。天很低，骆驼高大傲岸，颈下硕大的铁铃，苍凉、悲壮地响在九月的斜阳里。仿佛是从遥远年代飘来的古歌……（选自《林徽因传》）
这是1933年，一心想建立中国建筑史学体系的梁思成与他志同道合的妻子林徽因第一次踏上山西的土地、刚出大同火车站时的情景。场面的动感被描写得像好莱坞经典西部大片。想来，画面的色彩应该是金黄色的。而这恰恰是林徽因人生中最精彩也是最有质感的部分。
据《林徽因传》的作者张清平介绍，当年梁思成是因为林徽因喜欢建筑学而学建筑的。建筑学是他们夫妻二人共同的事业，也是情感沟通的基础。
从1930年到1945年，他们夫妻二人共同走了中国的15个省，200多个县，考察测绘了200多处古建筑物，很多古建筑就是通过他们的考察得到了世界、全国的认识，从此加以保护。比如像河北赵州石桥、山西的应县木塔、五台山佛光寺等。也正是由于在山西的数次古建筑考察，使梁思成破解了中国古建筑结构的奥秘，完成了对《营造法式》这部“天书”的解读。
林徽因不仅具有诗人的美感与想象力，也具有科学家的细致和踏实精神，林徽因、梁思成和营造学社的同仁在山西对古建筑所做的调查和实测工作，不仅对科学研究贡献巨大，也使山西众多埋没在荒野的国宝级的古代建筑开始走向世界，为世人所知。林徽因对古建筑的雕刻、纹饰、线条、图案观察细致，心有灵犀。她对古建筑上的纹饰、线条、图案的研究，在她设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时，发挥了作用。
结语
人类进入文明史后，女性一直被淹没在历史的黑洞里。妇女的解放，比起母权制的丧失——女性世界性的失败来，要漫长得多。在妇女解放这条路上，中国比西方又晚起步了200多年。但这丝毫不影响20世纪中国妇女先觉者的自醒深度以及自我实现的质量。他们中相当多的人以与新文学共体的方式，张扬着自我的独立品格，从而让我们见识到有别于传统“象牙美人”、激荡着青春气息与时代风云的美丽人生。林徽因应该是这一群体中很特别的一个。面对这样的女子，倘若还要纠缠她的情感，那么那个据说为她终身不娶的哲学家金岳霖的真诚最能够说明她情感的品质。倘若还要记起她的才华，那么她的诗文以及她与梁思成共同完成的论著还不足以表现她才华的全部，因为那些充满知性与灵性的连珠的妙语已经绝响；倘若还要记起她的优雅以及知识女性不忍抛却的小小自我，那么留在萧乾记忆中也留在冰心小说里的那间太太的客厅永远是一个充满适度联想的舞台。倘若还要记起她的坚忍与真诚，那么她一生的病痛以及伴随梁思成考察的那些不可计数的荒郊野地里的民宅古寺足以证明，她为那些亲朋好友的离世而歌哭的眼泪也足以证明，她确实是一位不可多得的真正的女人。
喜欢林徽因的人肯定比喜欢张爱玲的要少。原因有两个，一是林徽因生得早，创作又多散漫，在文学史上缺少独树一帜的东西。二是作为林徽因自己最看重的建筑学成就，她的丈夫梁思成的光芒远远盖过了她。然而，到google一查，有关林徽因的条目居然也有6000多条，而一个专门用来祭奠她的网页，最近的点击人数已有6万多人。互联网有时会给人制造一些假象，但对于林徽因的点击——一种不带任何功利的选择，却保留了较多的严肃与真诚。
林徽因，这位50年前就已去世的女子，凭什么依然这样深刻留在人们的记忆中？许多人争着要为林徽因树碑立传，光《林徽因传》就有几个版本。网上的表白归结起来不外乎有三点：1、她的美貌与气质；2、她丰富而含蓄的情感世界；3、她多方面的才华。若仅以此论，她同时代的好几位美女作家都符合这些要求。但人们独独钟情于她，恐怕是一种综合了各种因素的原因，其中既有世俗的情感投射——温饱之后精神上追求社会认同而对出身与受教育程度的势利苛求、对美貌与丰富爱情的人性企盼以及对上流社会生存方式的妄想；还有对竞争社会中理想女性失落的叹息——女性既具有现代独立人格与个性，同时又不失传统美德及本质的温婉美好，在今天已经越来越难。
林徽因恰恰契合了人们的这种理想需求。
完美的人生起步
1904年6月10日，林徽因降生在杭州陆官巷一座青砖大宅中。其父林长民曾任国务院参议、司法总长、国宪起草委员会委员长，为民国初年立宪派名人。14岁的时候，林徽因与当时的社会名流、她父亲的好朋友梁启超之子梁思成相识。16岁随赴欧考察的父亲游历欧洲，卜居伦敦一年，受邻居女建筑师的影响，立志将来一定要学建筑。在英伦期间，他跟随父亲进入了一个当时包括H.G威尔士、E.M.福斯特、A.韦利、T.哈代、B.罗西尔、K.曼斯非尔德的社交圈子，并在这儿认识了当时正在英国游学的徐志摩。一年后回国，与梁思成交往渐渐密切。1923年，徐志摩等人在北京成立新月社，林徽因与梁思成均成为该社团的参与者。1924年，可以说是林徽因在上流文化社交圈开始崭露头角的一年。那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印度诗人泰戈尔应梁启超与林长民之邀来华访问，文学界在天坛草坪上举行欢迎会，林徽因任泰戈尔的翻译。当时媒体报道说：“林小姐人艳如花，和老人挟臂而行，加上长袍白面、郊荒岛瘦的徐志摩，犹如苍松竹梅的一幅三友图。”
更让林徽因与徐志摩成为公众视点的是，当年5月8日，新月社为了庆贺泰戈尔64岁生日，在北京协和大礼堂举行晚会，由林徽因主演泰戈尔的抒情诗剧《齐德拉》，林徽因饰公主齐德拉，徐志摩饰爱神玛达那，林长民饰春神法森塔，梁思成担任布景设计。第二天《晨报》报道演出盛况空前，“林女士态度音吐，并极佳妙。”
这样的经历，使得浪漫气质的徐志摩将原先在英伦时就保有的对林徽因的美好印象，发酵成了一种欲罢不能的恋情。林徽因选择哪一个，在当时大概是一些人茶余饭后的绝佳谈资，也是小报花边所热衷侦探的结果。
但仅仅过了一个月，林徽因与梁思成一同赴美留学。林梁都选择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建筑系，因为当时的宾大建筑系不招女生，林徽因改入该校美术学院，但主修的还是建筑。
1927年，林徽因以学士学位毕业于宾州大学美术系，梁思成以硕士学位毕业于宾州大学建筑系。毕业后，林徽因入耶鲁大学一个舞台美术设计工作室学舞美设计，而梁思成则在当时美国的一个著名建筑事务所实习。1928年，林徽因与梁思成在渥太华梁思成姐夫任总领事的中国总领事馆举行婚礼。
现代大家闺秀与普罗新女性之间的差别，光看表面都是相似的，但在选择婚姻的时候，尤其是在平凡而漫长婚姻生活的过程中，才会显示出一些不同。她们或许都不缺乏激情，但前者隐忍，后者张扬；她们都渴望浪漫，但前者将浪漫蕴含于平凡的日常生活中，后者的浪漫往往伴随更冲突强烈的戏剧性。如果林徽因是后者，难以想象她会不会在泰戈尔离开之后卷入一场三角恋情，会不会演绎一场琼瑶式狂风暴雨般的情爱悲喜剧。
然而她是林徽因，家庭的背景以及教养使她做出最明智的选择，在浪漫云游的诗人与未来脚踏实地的建筑学家之间，她选择脚踏实地的那个；在享受即时的虚荣与追求学问理想之间，她选择学业和理想。她很清楚，“徐志摩当时爱的并不是真正的我，而是他用诗人的浪漫情绪想象出来的林徽因，可我其实并不是他心目中所想的那样一个人”（梁从诫：《倏忽人间四月天》）。这样的选择，让她没有成为同时代的丁玲、石评梅或庐隐那样以写作为生又为写作痛苦，从追求自由的爱开始然后又为爱困厄的新女性。她步入了一个家庭主妇的平凡生活，却成为京派文化圈中最不平凡的一个女性。
太太的客厅：京派知识群的情景剧
几天后，我接到沈先生（沈从文）的信，大意是说：一位绝顶聪明的小姐看上了你那篇《蚕》，要请你去她家吃茶。
星期六……我羞怯怯随着沈先生从达子营跨进了总布胡同那间有名的“太太的客厅”。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林徽因。
在去之前，原听说这位小姐的肺病已经相当严重了，而那时的肺病就像今天的癌症那么可怕。我以为她一定是穿了睡衣，半躺在床上接见我们呢，可那天她穿的却是一件骑马装，话讲得又多又快又兴奋。不但沈先生和我不大插嘴，连在座的梁思成和金岳霖两位也只是坐在沙发上面边叭哒着烟斗，边点头赞赏。她完全没提到一个“病”字。
那以后，我经常在朱光潜先生家的“读诗会”上见到她，我也跟着大家叫她“小姐”了，但她可不是那种只会抿嘴嫣然一笑的娇小姐，而是位学识渊博、思想敏捷，并且语言锋利的批评家。
以上选自萧乾为《林徽因》所作的序中提到他与林徽因初次见面时的情景，由于这种闲适在当时社会大环境中太过个人化、小众化，难免感觉像一出描写20世纪30年代中国某类知识分子的情景喜剧。
当时，知识分子是社会少数、精神贵族，像林徽因这样受过良好教育才貌出众的女子，更是凤毛麟角。她承认自己是受双文化教育长大的，英语对于她是一种内在思维和表达方式、一种灵感、一个完整的文化世界。中西文化融合造就了一个“文化林徽因”。她是诗人，一生写过几十首诗，在诗歌创作上受徐志摩影响很明显，但又有自己的特点；是建筑学家，她的丈夫梁思成曾经对学生说，自己著作中的那些点睛之笔，都是林徽因给画上去的。但她又不完全是诗人，不完全是建筑学家。这样多侧面多方位的文化林徽因，可以融入当时以男性为主的京派知识分子群体，她与他们的交往，构成了一幅很独特的风景。
太太的客厅中当时经常聚会的人员有新月社的诗人们，也有《晨报》副刊的编辑和作者，当然更少不了林徽因、梁思成在学界的亲朋好友。这些人大都少年时期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染，青年时期又接触到了五四的民主、科学知识，出国留学，又得到了西方文化的滋润。这个古今知识分子中很特殊的群体，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既有很深的理解和造诣，对西方文化又有很好的理解和掌握。他们所谈的无非是学问和艺术，跟参与到社会变革大潮中的公共知识分子相比，少了几分凌厉，多了几分闲适。但抗战爆发，这个群体的成员或流落云南西南联大、或流落到山城重庆、或流落到四川宜宾，他们不为物欲所动，不随波逐流，在困境中坚守心灵的纯净。那种宠辱不惊的淡泊，让人看到了一种有别于凌厉浮躁、金刚怒目的精、气、神，无论穿长袍马褂还是西装，同样有黄钟大吕、中流砥柱的感觉，有金石气质。
梁从诫曾经回忆当年梁思成和林徽因为躲避日本人的轰炸，跟着营造学社在李庄的情景。梁从诫和母亲聊天，问：如果日本人打到四川你们怎么办？林徽因特别平静地回答：中国读书人不是还有一条老路吗？咱们家门口不就是扬子江吗？实际上她是表现了传统知识分子的气节。梁从诫后来说：我当时看着妈妈，我就觉得她已经不是我熟悉的那个妈妈了，她好像变成另外一个人，面对死亡，那样超脱。而费慰梅在《回忆林徽因》中的描述更体现这一类知识分子的坚忍：
昆明遭到敌机轰炸，林徽因一家与中国营造学社人员迁到四川南溪县李庄。此时已是抗战的中后期，物价昂贵，物资匮乏。林徽因肺病复发，不但连药品都买不到，甚至还要靠朋友们的资助才能维持日常的家庭开支。她的健康严重地被损坏了，经常发烧卧床不起，但林徽因并没有怠惰，她躺在病床上通读二十四史，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帮助梁思成写成了《中国建筑史》，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写成的自己国家的建筑史。
事业梦想与夫妻情感同路
行车站广场上聚集着许多驼帮，这是林徽因第一次看到大群大群的骆驼，成百上千的骆驼，双峰的和单峰的，赭色的和白色的，一队队涌进来，一队队开过去。天很低，骆驼高大傲岸，颈下硕大的铁铃，苍凉、悲壮地响在九月的斜阳里。仿佛是从遥远年代飘来的古歌……（选自《林徽因传》）
这是1933年，一心想建立中国建筑史学体系的梁思成与他志同道合的妻子林徽因第一次踏上山西的土地、刚出大同火车站时的情景。场面的动感被描写得像好莱坞经典西部大片。想来，画面的色彩应该是金黄色的。而这恰恰是林徽因人生中最精彩也是最有质感的部分。
据《林徽因传》的作者张清平介绍，当年梁思成是因为林徽因喜欢建筑学而学建筑的。建筑学是他们夫妻二人共同的事业，也是情感沟通的基础。
从1930年到1945年，他们夫妻二人共同走了中国的15个省，200多个县，考察测绘了200多处古建筑物，很多古建筑就是通过他们的考察得到了世界、全国的认识，从此加以保护。比如像河北赵州石桥、山西的应县木塔、五台山佛光寺等。也正是由于在山西的数次古建筑考察，使梁思成破解了中国古建筑结构的奥秘，完成了对《营造法式》这部“天书”的解读。
林徽因不仅具有诗人的美感与想象力，也具有科学家的细致和踏实精神，林徽因、梁思成和营造学社的同仁在山西对古建筑所做的调查和实测工作，不仅对科学研究贡献巨大，也使山西众多埋没在荒野的国宝级的古代建筑开始走向世界，为世人所知。林徽因对古建筑的雕刻、纹饰、线条、图案观察细致，心有灵犀。她对古建筑上的纹饰、线条、图案的研究，在她设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时，发挥了作用。
结语
人类进入文明史后，女性一直被淹没在历史的黑洞里。妇女的解放，比起母权制的丧失——女性世界性的失败来，要漫长得多。在妇女解放这条路上，中国比西方又晚起步了200多年。但这丝毫不影响20世纪中国妇女先觉者的自醒深度以及自我实现的质量。他们中相当多的人以与新文学共体的方式，张扬着自我的独立品格，从而让我们见识到有别于传统“象牙美人”、激荡着青春气息与时代风云的美丽人生。林徽因应该是这一群体中很特别的一个。面对这样的女子，倘若还要纠缠她的情感，那么那个据说为她终身不娶的哲学家金岳霖的真诚最能够说明她情感的品质。倘若还要记起她的才华，那么她的诗文以及她与梁思成共同完成的论著还不足以表现她才华的全部，因为那些充满知性与灵性的连珠的妙语已经绝响；倘若还要记起她的优雅以及知识女性不忍抛却的小小自我，那么留在萧乾记忆中也留在冰心小说里的那间太太的客厅永远是一个充满适度联想的舞台。倘若还要记起她的坚忍与真诚，那么她一生的病痛以及伴随梁思成考察的那些不可计数的荒郊野地里的民宅古寺足以证明，她为那些亲朋好友的离世而歌哭的眼泪也足以证明，她确实是一位不可多得的真正的女人。
2008年7月17日
郑永年 是什么阻碍了中国文化软力量的崛起
或许仍然有人记得，在今年3月的中国“两会”期间，有30多位全国人大代表呼吁制定“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保护、继承、弘扬法”。中国媒体报道的大幅标题就是“哈利波特淹没了刘胡兰”。
如同其它稍微关注中国文化领域的人一样，这些代表也观察到这样一个现象：中国的新一代吃着麦当劳，读着哈利波特长大，不知道自己国家历史上还有李白、杜甫、花木兰，还有刘胡兰、高玉宝，甚至有大学生不知道《论语》《春秋》和《孙子兵法》。
代表们要用立法来扭转这种现象，他们对中国文化领域的现状的担忧不言而喻。
本栏且不去评论这个立法呼吁本身是否可行。通常，形式的东西（例如文物）可以用法律来保护，但是文化精神的东西，任何法律也保护不了。中国的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遭破坏本身只是文化衰落的结果，而非原因。没有了文化精神，就不会有任何有效的意在保护物质和和非物质文化的法律和法规的制定和执行，文化的衰落就变得不可避免。
文化崛起并非复活历史
文艺复兴不是复古，文化的崛起并非要复活历史（包括历史人物）。无论是为了借古讽今还是为了弘扬传统，复活历史只是传统的很小一部分。体现在人的精神层面的文化才是最重要的。
现在很多人担忧文化的衰落，但只知道形式，忽视了精神。可以设想，即使中国人今天改穿长衫马褂，留小辫子，大家都来唱京剧，也不见得能够复兴中国文化。没有创造性，传统文化很难得到衍生。传统文化要生生不息，关键在于新的创造。
那么，中国数千年的文化底蕴到哪里去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盛行日剧。这些年又被韩流所冲击。为什么？这并不是说日剧和韩流包含着什么高深的艺术水平，而是因为中国观众从中看到和感受到了儒家文化的影子，引出了共鸣。这是一种现代和传统的有机结合，或者说一种创造性的结合。
人们对传统文化衰落的担忧，本身表明改革开放以来复兴传统文化的努力并没有成功，甚至很大程度上的失败。另一方面，这30年来，中国的文化领域也向西方学，并且在学的同时不断表现出文化走出去的欲望。但结果呢？正面积极的东西没有学来，负面消极的东西拼命进来了。
很多人认为现在一些西方的价值观、道德观和文化中不健康的东西严重腐蚀着许多国民。这或许有些道理，但过于简单，也不公正。为什么西方好的东西学不来，色情、暴力等则蜂拥而至，学得有过之而不及呢？
文化艺术领域没少向外学，但学的只是形式，而非精神。学西方是做给西方人看的。但问题是，西方人所喜欢的，国人不见得喜欢。文化产品不反映民族文化，没法引出国人的共鸣。
中国的文化人现在也有很多人在国外获奖，但为什么在国内没有很大的市场呢？文化艺术是世界性的，是时代性的，但更是民族性的。没有时代性的文化，就很难要普罗大众接受和吸收；没有民族性的文化，就不会成为世界性。
民族性是世界性的基础。去年有德国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批评中国文学是垃圾文学，原因在于中国的作家不是在写中国的东西，在写民族的东西。这个批评应当是确切的。光有国际市场的捧场，是不够的。
这些年来，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文化崛起的重要性。光有经济的发展，光有高楼大厦，没有以文化为主要载体的软力量的崛起，一个国家是不能真正崛起的。正因为有这种认识，所以要大张旗鼓地推进文化产业的发展，提倡和鼓励文化走出去。但如果没有内部的文化崛起，又如何能够走得出去呢？
近年来，孔子学院在世界各地办得轰轰烈烈，但只是局限于语言教育。况且不论政府主导的东西是否可以持续，如果只是一种语言的推广，那么软力量也仍然是微弱不堪的，因为语言只是文化的一部分。普通话说得一流的国人本身都不能成为中国文化的载体，怎么能要求学几个汉字的外国人来弘扬中国文化？
失去文化直觉如何产生大师？
文化复兴和软力量崛起的主体是社会，而不是政府。中外都如此。中国的历朝历代，政府除了大修土木外，还能做什么？今天，已经有明白人指出，各级政府修建一些大型建筑是复兴不了中国文化的。留给今天中国人文化遗产的、组成中国文化主体的所有伟大的哲学家、艺术家和作家，哪一个是政府培养出来的？
几年前，温家宝总理在见科学家钱学森时，提出中国为什么出不了“大师”的问题。这可能不仅仅局限于科学研究领域，而也适用于包括文化在内的所有领域。
这些年，政府在文化领域的投入并不少，但显然并没有大的哲学家，大的艺术家和大的作家。没有任何经验表明，政府的大量投入能够产生这样那样的“大家”。
在近代欧洲，规模并不大的社会经济转型产生了包括马克思在内的一代又一代的大家。尽管当代中国的转型无论是规模还是速度在世界历史上罕见，但产生不了大家，这是应当加以深刻思考的问题。
这就要求人们深刻反思中国现存文化管理体制。文化官僚体制对中国文化的复兴和软力量的崛起是一个有效的制约。曾经听一位官员说，他们（文化官僚）已经发展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文化管理的方法，说是只要把哲学家、艺术家和文学家管理好，文化领域就太平无事了。
这位官僚说得非常对。的确，从历史上看，一切所能找到的“负面”形容词都可以套用到这三“家”，如非理性、狂热、疯人、蛊惑人心、颓废等等。但是，如果把这三“家”管理死了，就不会有文化复兴了。正是在这些领域，存在着文化复兴所需要的所有要素。如果没有了文化直觉和文化本能，那么如何才能产生大家？
专业精神要占主导地位
从经验层面看，西方文化的进步同新类型的哲学家、新类型的艺术家和新类型的文学家相关联的。新的哲学、艺术和文学既是时代的写照，也推动着时代的进步。
新文化的崛起是创造的结果，是一种对传统的毁灭性的再创造。从古希腊到现代，西方文化再创造的历史并没有中断过。在这个漫长的文化再生产过程中，西方的文化也融合了世界的文化，甚至是中国的文化，例如西方的理性主义和中国的传统的世俗文化有很大的关联。
中国庞大的文化官僚体制，其存在的目的不在于鼓励创新，而在于控制。无论在任何国家和地方，文化规制是需要的，例如一些会造成宗族、宗教冲突的东西，色情和暴力的东西，都有必要加以管理。
这也是很多西方国家所面临的问题，因此才有一些新概念例如“政治上不正确”的出现。当然，之前，也存在着各种制约性，例如“宗教上不正确”。
提出中国文化管理体制的问题，并不是说不要任何规制文化活动的体制，而是要从现在随意主观的政治控制转型成为法治基础之上的规制。在政治控制状态下，文化官僚的目的就是寻找他们所定义和规定为“敏感的”和“不正确的”东西。一旦出现一些新的思潮和文化形式，就马上作过分政治化的解读。一旦政治化，便把文化创造扼杀在本能和直觉的状态。
在很大程度上，这使得文化界和官僚当局之间存有很大的矛盾，这也就是文化界存在着的“一收就死、一放就乱，一乱就收”的状态的政治根源。
要建立文化规制，就需要在官僚体制和文化领域建立边界。文化领域应当有属于自己本身的自治空间。文化领域进行自治，就可以鼓励文化领域内的竞争和自我约束。专业精神才会在这个领域占主导地位，只有有了专业精神，创新才会成为可能。
只有当文化活动超过了这个边界，国家规制才可以介入。政府规制的唯一目标就是在文化创造和公共利益之间求得平衡，保障公共利益。从根本上而言，没有文化管理体制的大变革，就不会有中国文化的复兴和软力量的崛起。
如同其它稍微关注中国文化领域的人一样，这些代表也观察到这样一个现象：中国的新一代吃着麦当劳，读着哈利波特长大，不知道自己国家历史上还有李白、杜甫、花木兰，还有刘胡兰、高玉宝，甚至有大学生不知道《论语》《春秋》和《孙子兵法》。
代表们要用立法来扭转这种现象，他们对中国文化领域的现状的担忧不言而喻。
本栏且不去评论这个立法呼吁本身是否可行。通常，形式的东西（例如文物）可以用法律来保护，但是文化精神的东西，任何法律也保护不了。中国的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遭破坏本身只是文化衰落的结果，而非原因。没有了文化精神，就不会有任何有效的意在保护物质和和非物质文化的法律和法规的制定和执行，文化的衰落就变得不可避免。
文化崛起并非复活历史
文艺复兴不是复古，文化的崛起并非要复活历史（包括历史人物）。无论是为了借古讽今还是为了弘扬传统，复活历史只是传统的很小一部分。体现在人的精神层面的文化才是最重要的。
现在很多人担忧文化的衰落，但只知道形式，忽视了精神。可以设想，即使中国人今天改穿长衫马褂，留小辫子，大家都来唱京剧，也不见得能够复兴中国文化。没有创造性，传统文化很难得到衍生。传统文化要生生不息，关键在于新的创造。
那么，中国数千年的文化底蕴到哪里去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盛行日剧。这些年又被韩流所冲击。为什么？这并不是说日剧和韩流包含着什么高深的艺术水平，而是因为中国观众从中看到和感受到了儒家文化的影子，引出了共鸣。这是一种现代和传统的有机结合，或者说一种创造性的结合。
人们对传统文化衰落的担忧，本身表明改革开放以来复兴传统文化的努力并没有成功，甚至很大程度上的失败。另一方面，这30年来，中国的文化领域也向西方学，并且在学的同时不断表现出文化走出去的欲望。但结果呢？正面积极的东西没有学来，负面消极的东西拼命进来了。
很多人认为现在一些西方的价值观、道德观和文化中不健康的东西严重腐蚀着许多国民。这或许有些道理，但过于简单，也不公正。为什么西方好的东西学不来，色情、暴力等则蜂拥而至，学得有过之而不及呢？
文化艺术领域没少向外学，但学的只是形式，而非精神。学西方是做给西方人看的。但问题是，西方人所喜欢的，国人不见得喜欢。文化产品不反映民族文化，没法引出国人的共鸣。
中国的文化人现在也有很多人在国外获奖，但为什么在国内没有很大的市场呢？文化艺术是世界性的，是时代性的，但更是民族性的。没有时代性的文化，就很难要普罗大众接受和吸收；没有民族性的文化，就不会成为世界性。
民族性是世界性的基础。去年有德国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批评中国文学是垃圾文学，原因在于中国的作家不是在写中国的东西，在写民族的东西。这个批评应当是确切的。光有国际市场的捧场，是不够的。
这些年来，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文化崛起的重要性。光有经济的发展，光有高楼大厦，没有以文化为主要载体的软力量的崛起，一个国家是不能真正崛起的。正因为有这种认识，所以要大张旗鼓地推进文化产业的发展，提倡和鼓励文化走出去。但如果没有内部的文化崛起，又如何能够走得出去呢？
近年来，孔子学院在世界各地办得轰轰烈烈，但只是局限于语言教育。况且不论政府主导的东西是否可以持续，如果只是一种语言的推广，那么软力量也仍然是微弱不堪的，因为语言只是文化的一部分。普通话说得一流的国人本身都不能成为中国文化的载体，怎么能要求学几个汉字的外国人来弘扬中国文化？
失去文化直觉如何产生大师？
文化复兴和软力量崛起的主体是社会，而不是政府。中外都如此。中国的历朝历代，政府除了大修土木外，还能做什么？今天，已经有明白人指出，各级政府修建一些大型建筑是复兴不了中国文化的。留给今天中国人文化遗产的、组成中国文化主体的所有伟大的哲学家、艺术家和作家，哪一个是政府培养出来的？
几年前，温家宝总理在见科学家钱学森时，提出中国为什么出不了“大师”的问题。这可能不仅仅局限于科学研究领域，而也适用于包括文化在内的所有领域。
这些年，政府在文化领域的投入并不少，但显然并没有大的哲学家，大的艺术家和大的作家。没有任何经验表明，政府的大量投入能够产生这样那样的“大家”。
在近代欧洲，规模并不大的社会经济转型产生了包括马克思在内的一代又一代的大家。尽管当代中国的转型无论是规模还是速度在世界历史上罕见，但产生不了大家，这是应当加以深刻思考的问题。
这就要求人们深刻反思中国现存文化管理体制。文化官僚体制对中国文化的复兴和软力量的崛起是一个有效的制约。曾经听一位官员说，他们（文化官僚）已经发展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文化管理的方法，说是只要把哲学家、艺术家和文学家管理好，文化领域就太平无事了。
这位官僚说得非常对。的确，从历史上看，一切所能找到的“负面”形容词都可以套用到这三“家”，如非理性、狂热、疯人、蛊惑人心、颓废等等。但是，如果把这三“家”管理死了，就不会有文化复兴了。正是在这些领域，存在着文化复兴所需要的所有要素。如果没有了文化直觉和文化本能，那么如何才能产生大家？
专业精神要占主导地位
从经验层面看，西方文化的进步同新类型的哲学家、新类型的艺术家和新类型的文学家相关联的。新的哲学、艺术和文学既是时代的写照，也推动着时代的进步。
新文化的崛起是创造的结果，是一种对传统的毁灭性的再创造。从古希腊到现代，西方文化再创造的历史并没有中断过。在这个漫长的文化再生产过程中，西方的文化也融合了世界的文化，甚至是中国的文化，例如西方的理性主义和中国的传统的世俗文化有很大的关联。
中国庞大的文化官僚体制，其存在的目的不在于鼓励创新，而在于控制。无论在任何国家和地方，文化规制是需要的，例如一些会造成宗族、宗教冲突的东西，色情和暴力的东西，都有必要加以管理。
这也是很多西方国家所面临的问题，因此才有一些新概念例如“政治上不正确”的出现。当然，之前，也存在着各种制约性，例如“宗教上不正确”。
提出中国文化管理体制的问题，并不是说不要任何规制文化活动的体制，而是要从现在随意主观的政治控制转型成为法治基础之上的规制。在政治控制状态下，文化官僚的目的就是寻找他们所定义和规定为“敏感的”和“不正确的”东西。一旦出现一些新的思潮和文化形式，就马上作过分政治化的解读。一旦政治化，便把文化创造扼杀在本能和直觉的状态。
在很大程度上，这使得文化界和官僚当局之间存有很大的矛盾，这也就是文化界存在着的“一收就死、一放就乱，一乱就收”的状态的政治根源。
要建立文化规制，就需要在官僚体制和文化领域建立边界。文化领域应当有属于自己本身的自治空间。文化领域进行自治，就可以鼓励文化领域内的竞争和自我约束。专业精神才会在这个领域占主导地位，只有有了专业精神，创新才会成为可能。
只有当文化活动超过了这个边界，国家规制才可以介入。政府规制的唯一目标就是在文化创造和公共利益之间求得平衡，保障公共利益。从根本上而言，没有文化管理体制的大变革，就不会有中国文化的复兴和软力量的崛起。
2008年7月15日
波尔布特：并不遥远的大屠杀
作者：王晓林 《炎黃春秋》2008卷4期(2008/04)
每年的1月7日，是柬埔寨的公众假期。这个全体国民放假一天的正式国家节日，却有着个骇人的名字：victorv Over the Genocide Day(大屠杀逾越日)。
实际上，这一天是1979年越南军队攻陷柬埔寨首都金边的日子。尽管历史学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历史观来定义它——从“解放日”到“沦陷日”，但柬埔寨人固执地将其定义为“终结大屠杀”的日子。无论你把越南人称作解放者也好，入侵者也好，都是他们(而不是别的什么人)，将一场高棉历史上，也是世界历史上最无明和最血腥的大屠杀戛然终止。幸存的人民心存感激地设立了这样一个节日，用以纪念他们的功德，，哀悼数以百万计的被屠杀者以及展示这空前无理性的罪愆以警示后人。
第一次大屠杀
1970年3 月18日，柬埔寨国王诺罗敦。西哈努克结束在苏联的访问即将前往北京。就在赴机场的途中被送行的苏联总理柯西金告知：“你的国民议会刚刚举行了一次剥夺您的权力的表决。”这位长期沉溺于电影而疏于国事的国王被美国人暗中操控的朗诺——施里玛达政治集团废黜了。旋即他流亡北京，得到中国政府最坚定的支持。如今45岁以上的人大概都还记得，当年正在“文革”的中国一片肃杀的荧屏和银幕上，从此无时无刻不是这位优雅的亲王和他美丽夫人的倩影。但是有几个人知道，这时还有一位柬埔寨人也在北京，这个在后来的很多年都被我们一些人亲切地称作“波尔布特同志”的人，尚隐在流亡国王的阴影下，沉默而低调。他就是柬共总书记、“红色高棉”领导人，当时还叫做“沙罗绍特”。
这是他第N次来北京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这个身材高大，面目和善，中文流利，即使走在北京的胡同里也决不会引人注目的“同志”，他将要带给他的国家和人民的是什么，无论是他的国王还是他的中国老师都未能预料到。
1970年4月30日，美国和南越军队大举入侵柬埔寨，意在彻底消灭退入柬埔地柬共占领区与政府军对抗的北越军队。其实美国人从1969年起就秘密实施了对这些地区的轰炸，一直持续到1973年才被自己的国会制止。其间数以万计的柬埔寨平民丧生在B52魔影似的机翼下，还有更多的人民流离失所。3月的政变和4月的入侵激起了更加强烈的仇恨，悲愤的人民迅速投向反美的柬共一方并将他们称作红色高棉。其实绝大部分人民对于共产党，对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一无所知，他们加入红色高棉完全是为他们的国王而战。急剧扩大的红色高棉和北越结成军事联盟，迅速控制了大半个柬埔寨。
美国人在战略和战术上都犯下了无法逆转的巨大错误，应了毛泽东那句“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名言。1975年3月29日美国从越南撤退，同年4月朗诺逃往国外，17日红色高棉攻陷金边。从1970年3月到1975年4月，经历了5年残酷战争的南亚小国柬埔寨已经是满目疮痍，气息奄奄，谁料到这却是她更加深重苦难的开始。
1975年4月17日，身着黑衣的红色高棉部队(俗称乌衫兵)进入金边。仅仅两天之后金边全城听到了一个令人战栗的声音——“父亲和母亲们，我们不得不离开城市!美国人就在10公里以外，他们马上就要开始轰炸!”年轻凶悍的红色高棉战士手握来复枪，食指就扣在扳机上，绕着手无寸铁的市民一遍遍狂呼。他们连一点收拾行装的时间都不给，喊声未落就开始遍地搜寻不肯离去的人，稍有迟疑立即被当街处决，枪声在每条街巷响起。数以百万计的男女老幼慌不择路地蜂涌而出，却并不知道要去哪里。有的家庭因等外出未归的亲人便遭集体杀害。有的合家不愿离城而躲在房内竞遭炮击。正在抢救病人的医生、护士只因延误了撤离时间，也死于枪口之下。成千上万的民居门窗大开，阳台上还飘扬着刚刚晾晒的衣服。赤日炎炎，没有食品和水，婴儿被丢弃在道旁和稻田里，许多人倒毙途中。一旦倒下，卡车就直接从他们身体上压过去。尸体铺满了道路。数不清的骨头、肉体、头发、下巴、耳朵被载重的卡车迅速压平以清理道路。人们纷纷把自己的照片、工作证甚至手表丢进水塘，因为这些东西随时都能招来杀身之祸。拥有200万人口的金边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空城(摘自 MR．CHUM MEI口述，见影片《Behind the Wall of S21》，他是大疏散亲历者和图士楞监狱7位幸存者之一，因可为监狱当局修理汽车引擎而免于一死)。同样的场景也在马德望、磅湛、贡布、柴桢、实居、菩萨、磅涛扬、茶胶、磅同、磅逊等其它大、中、小城市上演。活下来的人们长途跋涉，投奔乡下亲友或者被指定在荒芜人烟的深山密林里安家落户。由于缺乏起码的工具，许多家庭不得不以刀耕火种的方式生存。口粮严重不足，医药奇缺，又有大批人死于霍乱、疟疾和水土不服。
令许多活下来的人至今都不敢轻易回忆起的这次大迁徙以其毫无理性、野蛮和血腥闻名于世，他的导演者就是我们“亲爱的波尔布特同志”。
BrOther Number One：“一号大哥’”
这个本名沙罗绍特、1975年4月红色高棉执政后才更名为波尔布特的人，1925年3月出生于磅同省磅斯外县波列斯布村一个拥有20公顷土地的富裕农民家庭，6岁起到金边莲花寺里学习柬文，9岁出家当和尚，12岁还俗，直到15岁才进学校，先后就读于磅湛和金边的中学，1949年毕业于柬埔寨当时唯一的技术专科学校——金边技术学校并以良好的成绩获得到法国留学的奖学金。在巴黎他就读于沃日拉尔无线电学校并很快接触到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与十几位留法柬埔寨学生在1950年暑假组织了海外第一个“柬埔寨马克思主义小组”，其中一些成为后来柬埔寨共产党的骨干。1950年8月他到南斯拉夫暑假劳动，参加修建萨格勒布市的一条公路。这是他第一次见到社会主义国家。1952年7月他回到祖国立即加入了丛林抗法武装斗争，是留学生回国参加实际斗争最早的一个。当年他第一次秘密潜入中国，在南方某地参加了军政训练速成班。
50年代初，柬埔寨革命力量并没有自己的组织而是依附于胡志明领导的越南独立同盟会控制的“高棉解放运动”，他在1953年1月加入该织。这是一个由越南人控制的组织，从政治、理论、战略到物资、经费甚至伙食，一切都操纵在越南人手中。1954年根据日内瓦和平协议，越南全部撤出柬埔寨，导致“高棉解放运动”失去领导人而几乎解体，却绐柬埔寨人提供了“柬埔寨革命运动独立成长发展起来的一个历史性的机会”(波尔布特语)。
1955年起柬埔寨人开始筹备成立自己的政党。在此期间波尔布特又一次进入中国南部的游击战训练营地深造。
1957 年党的章程和路线起草就绪，经过两年时间的全党讨论和修改，1960年9月30日在金边火车站附近正式行了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高棉劳动者党”。当时参加会议的有11个人，其中9人是正式代表，代表当时全国约1000名正式党员。第一届中央委员会由三人组成，总书记杜萨木，农谢副书记，波尔布特是常委。 1962年总书记杜萨木被政府军杀害，波尔布特当选为总书记。1966年“高棉劳动者党”正式改名为“柬埔寨共产党”，人民称之为“赤柬”即红色高棉。 1963年波尔布特的名字出现在西哈努克政府的通缉名单上。1965年他从柬埔寨，穿过寮国(老挝)步行到达河内，以柬埔寨共产党总书记身份受到隆重接待。他在越南用三个月的时间学习了有关党与国家建设的理论。胡志明三次会见他。但他和越南劳动党总书记黎笋的会谈很不顺利，就是在那时他才强烈感到越南不允许柬埔寨和寮国有独立的主权地位。越南共产党一直把越寮柬看作是“一个国家”、“一个政党”，就是所谓的“印支联邦”。
1965 年波尔布特置北越的阻拦而不顾再次到中国访问并逗留到次年2月。这期间他会见了中共高层几位人物但没有见到毛泽东主席。中国当时的理论权威陈伯达等人给他讲述了“中国革命理论与实践”、“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坚持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共产国际”等理论。后来波尔布特又多次到中国与越南取回“革命真经 ”。尤其是1965年与康生的会见，对他产生了可怕的影响，那一套铲除内奸的“理论”令他极为欣赏。
在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时刻，他又来到中国，这一次毛泽东接见了他，亲授“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向他推荐姚文元写于1974年的两篇受他激赏的文章---《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和《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在中国，他见识了“大跃进”、 “上山下乡”，在朝鲜他见识了“千里马运动”，深感茅塞顿开。1970年3月政变后西哈努克流亡中国，这位沙罗绍特同志就对中国总理周恩来说，“西哈努克已经被推翻了，我们现在宣布接受他参加民族团结阵线”。这个据说小时候连杀鸡都不忍看的佛国小僧侣就要走进历史舞台的聚光灯，变成“革命伟人”了。
不幸的是这个柬埔寨人并不满足于做一位普通的“革命伟人”，他认为共产主义无论是在苏联还是在中国都实行得不彻底，他要开创历史的新纪录，他要用自己的国家来做“彻底的共产主义”的试验田。1975年的4月，这个疯狂的政治动物正式登上历史舞台成为柬埔寨的“一号大哥” (《BrotherNumherOne》David P chandler)。几百万城市人口盲目的、毫无准备的大迁徙就是他的第一个举动，他迫不及待地要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哪怕是用同胞的血与白骨给他的“试验田”上底肥也在所不惜。请听他当政时的新政权的国歌：
红色．红色的血
洒遍了柬埔寨祖国的城市与平原
这是工人和农民的血
这是革命的男女战斗员的血
这血以巨大的愤怒和坚决的战斗要求而喷出
四月十七日，在革命的旗帜下
血．决定了把我们从奴隶制下解放出来
这样的字字滴血，句旬见红，与其叫做“歌”还不如叫做嗜血魔的咆哮!
其实波尔布特疯狂的实践并没有相应的理论基础，纯粹的农民乌托邦意识加上从苏、中、越、朝学来的各种大杂烩被他一股脑用在了这片可怜的“试验田”上。
他要在经济基础和文明基础都相当落后的柬埔寨实行无阶级差别、无城乡差别、无货币、无商品交易的“超级社会主义”。几乎在一夜之间，这个“超级社会主义” 就实现了：富人被消灭了，统统都是穷人；城市消火了，人人都成了农民；曾经的“东方巴黎”——金边，成了无人的“鬼城”；私人财产被付之一炬却没有什么公有财产；货币被废除了却不建立供给制；寺庙被关闭，僧侣被强制还俗了，却还未来得及造出新的“人神”；所有的出版社、报纸、杂志和学校一律关闭，却没有新的通讯渠道诞生；对知识分子更是简单到肉体消灭，连戴眼镜都成了罪恶；家庭解体，男女劳动队分开，吃大锅饭，穿一样的黑色革命服，带一样的红格毛巾；婚姻由“安卡(组织)”指定配对……
1975年6月-- -8月，在中国已经病重的周恩来在医院三次会见波尔布特，苦口婆心地劝告他们不能这样做，共产主义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成就的，而毛泽东却盛赞“你们做到了我们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情”。波尔布特因此而骄傲地宜称：全世界的革命者都可以从柬埔寨学到很多经验。从金边撤出所有人口这样的创举，是任何国家的革命都不可能做到的。
S21和钟屋杀人场
和一切独裁者一样，出于对已经到手的政权的不自信甚至是对自己的不自信，波尔布特紧接着就要实践他在中国“文革”时期学到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在短短3年8个月执政期间波尔布特进行了9次大清洗．真正实践了“七八个月就来一次”。红色高棉的屠刀所向真是匪夷所思，除了旧政权的官员和军人遭到大规模屠杀外，商人、僧侣和知识分子都以“不易改造且对新社会有害”为由一律肉体消灭。随后波尔布特又从党内嗅到不详的气息，1976年他在党的会议上忧心忡忡地指出“党的躯体已经生病了”。话音未落，屠刀已至，一大批曾经和他一起战斗的“兄弟们”，从巴黎的马列小组同学到丛林中的同志，都遭到血腥的清洗。中央高层领导几乎被处决殆尽，包括内政部长，经济与财贸部长，农业部长，公共工程部长，情报部长，通讯、贸易、工业和橡胶种植业部长，国务委员第一、第二副主席，主管经济的副总理，乃至柬共主要的两位创始人、波尔布特的亲密战友符宁和胡荣在内，都没有逃脱被从肉体上消灭的命运。军队方面，柬埔寨革命军总参谋部人员，除总长宋成以外被全部捕杀，即使宋成最终也难逃一劫，波尔布特终于在十几年后的1997年以反叛罪将其全家11口成员全部杀光。
波尔布特为他的屠杀的冠名，每一位中国人民都耳熟能详——“清理阶级队伍”。为了屠杀的便利．一座位于金边市中心的高级中学——TualSvay Prey被改建成监狱(图士楞监狱)，又在距离这里12公里的市郊建成了杀戮中心，这就是臭名昭著于世的S21和钟屋杀人场，所有曾经到访过这两处的旅游者无不留下终生难忘的噩梦。
S21是全国最大的拘禁与拷打中心。1975----1978年的4个年头里，超过2万人在这里被拘禁和拷打，有些人就死在这里，更多的人被送往钟屋杀人场被有计划地处决。红色高棉变态地乐于展示其残暴和野蛮，S21对每一位新进的囚犯都要照相，甚至在他们受刑的前后都要照相，丝毫不在意将来会成为罪证。
如今已经成为监狱博物馆的S21，每一间囚室里都贴满了受难者的照片，上至七八十岁的白发老人，下至刚刚出生的婴儿。这些人最后都被折磨致死或分批处决了。1979年初越南军队占领金边时．S21中只有几个囚犯还活着，他们都是依靠绘画、机械修理或摄影技术得以活命。就在越南军队逼近城区的几小时内还有 14名囚犯被折磨致死，他们悲惨死状的照片就挂在发现他们被肢解的房间，残破的尸体就被埋在院子里。S21的酷刑骇人听闻，人们至今还能看到沾满污血的刑床，锈迹斑驳的连环脚镣，高耸的拷打架，浸泡头颅的水缸……就连监狱的管理者以及狱卒也往往不能幸免，他们频繁地被撤换并死在原先施暴的地方。在越南军队兵临城下，S2l被放弃的最后时刻，监狱长HOR处死了自己最小的弟弟，原因不明。
和S21相比，钟屋是个毫无悬念的“此处无人生还”的地方。囚犯们被塞进卡车，一路颠簸被送到这个绝命营。这里没有关押犯人的地方，只有刽子手办公室和 DDT仓库。人们首先闻到的是浓重的血腥和DDT的味道，听到的是高音喇叭放出的震耳欲聋的歌声。因为处决每天都在按计划批量进行，年轻的刽子手为了节省子弹一般都是用棍棒将受难者打死或者用锄头直接铲断头颅。受害者的血腥和惨叫不得不用DDT和高音喇叭发出的噪音来掩盖。有时押送来整车的女犯和儿童，刽子手们干脆连棍棒都不用，直接倒提孩子双腿，活活摔死在大树上，然后再奸污他们的母亲。至今人们还能看见深深地镶在树干上的小牙齿和散落在葬坑旁的褴褛破布。每一位狱卒都被要求执行处决，否则只能落得被处决的下场 (Mr．HIM HuY口述，见影片《Behind th wall 0f S21》)。1980年，人们从这个原来美丽的龙眼种植园中挖出了8589具遗骸。1988年这里建起了一座美丽的高塔，在透明玻璃的后面八千多个头颅按照年龄、性别从塔底一直排列到塔顶。钟屋现已探清的129个集体葬坑至今还有43个尚未挖掘。吴哥、暹粒、马德望等地也有大大小小的杀人场，只是没有像图士楞和钟屋这样建成博物馆。
华侨的命运
在波尔布特大屠杀的年代中，柬埔寨的华侨和越侨遭受了比柬埔寨人民更大的苦难。在柬的大约2万名越南侨民几乎被斩尽杀绝，这是1978年越南大举入侵的最直接的理由。柬埔寨的华人在1975年红色高棉上台之初大约有60万，而在1979年暴政结束时只剩下了30万。
朗诺政变之初，中国大馆曾通知华侨干部去“解放区”参加柬埔寨革命，组织关系留待中柬两党日后协商解决。一千多侨干和男女青年慷慨激昂奔向“解放区”，加入柬人民抗美斗争。
实际上柬共并不欢迎这些华侨干部，因此北京方面决定并宣布，中国共产党和柬埔寨共产党已经取得协议，决定将柬埔寨华运组织的全体成员移交给柬方，“中共已经把你们全交给我们了!”而红色高棉掌握政权后立即开始宣传，“华侨都是资产阶级，有史以来都是吸柬埔寨人血的。”
贡布、波萝勉、柴桢、磅湛等省还发生过逮捕从城市来的华人或生长在农村的侨胞及华侨教师的“红色恐怖”，许多人被处以死刑或苦刑。早在1974年4月28 日就曾发生过著名的“桔井事件”：大批从前线回来的红色高棉战士开进桔井市中心，把轻重机枪摆在街上，对准华人的住宅，限令全市华人立即到农村种田，并拘捕了罪名是煽动华人回国的嫌疑分子一百多人，这些人大部分都在受尽酷刑后被处决。
1975年4 月金边大疏散的200多万人中有大约40万华侨，那时他们根本不可能向祖国的大使馆求救。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柬埔寨问题专家爱德华兹说，波尔布特梦想建立的是以柬埔寨农民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华人在种族和意识上都不符合这一模式而成了整肃的对象。到了1976年，柬共内的华侨干部被屠杀殆尽。
而在当时，我们中国人又看到了些什么呢?我们看到和蔼可亲的波尔布特同志时而在大寨参观，和郭凤莲女士亲切交谈．时而在下榻的宾馆庭院里和工人们一起弄花剪草，时而被这一位或者那一位高层人士亲切接见．一派莺歌燕舞．如果你没有去过柬埔寨，没有去看过S21和钟屋，你永远都不会知道和你同一个年代，在离你并不太远的地方曾经发生过那么可怕的事情。
1978年圣诞节，越南10万“志愿军”大举进攻柬埔寨。民心丧尽的红色高棉政权在两周内即告崩溃，波尔布特仓惶逃入边境丛林。1979年1月7日金边沦陷。越南人到处所见不是奋起反抗的柬埔寨人，反倒是兴高采烈、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的柬埔寨百姓。无论如何是这支军队终结了无明的屠杀，驱散了死亡的恐惧。
在越军人侵的过程中还出现了一件在古今中外外交史上都算得上是匪夷所思的事情。中国大使馆在大使孙刚的带领下居然追随波尔布特残部退入柬埔寨西部原始森林，在越军的追击下连续多日行军并在雨中睡觉。后来在森林里搭起三间草屋作为临时“大使馆”，靠吃象肉和野生动物为生，坚守外交岗位47天，七个人差点饿死和病死(摘自2005年1月15日《扬子晚报》)。
2月，中越战争爆发。
结束语
在波尔布特执政的短短3年8个月时间里柬埔寨人口骤减了三分之一(《国际统计年鉴》1995年版），这在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红色高棉在夺取政权之后迅速达到完全丧失理性的颠峰。
在速度上，它超过斯大林的肃反；
在广泛性上超过中国的文化大革命；
在残暴和野蛮的程度上超过希特勒纳粹，
在毁国毁民的程度上超过非洲的卢旺达；
在死亡人数和国民人口相对值上它创造了世界纪录。
人类史上只有不得已的战争而没有不得已的大屠杀，即使如此，柬埔寨的大屠杀也超出了人类正常思维的底线，其性质使所有史学家至今难下定义。就连英文词汇Genocide(有计划的灭种和屠杀)也不准确，因为它既不是种族间的，也不是地域间的，既不是利益间的，也不是宗教间的，甚至都算不上意识形态间的。因为除了波尔布特临终前的谵妄——“我没有屠杀，我只是在战斗”，至今也没有什么理论或者著作来说明或解释它。
人们只能说这是一个疯子在向全人类挑战，向人性的底线挑战。这是一场向着毁灭人类也毁灭自己的黑暗高歌猛进的种族自杀。这样反人类、反人道、反文明、反理性的类似癌细胞一样的政治产物居然出现在离我们并不遥远，甚至可以说非常接近的20世纪70年代，这令所有研究人类野蛮行为、人类大屠杀事件和柬埔寨问题的专家至今都迷惑不解。
每年的1月7日，是柬埔寨的公众假期。这个全体国民放假一天的正式国家节日，却有着个骇人的名字：victorv Over the Genocide Day(大屠杀逾越日)。
实际上，这一天是1979年越南军队攻陷柬埔寨首都金边的日子。尽管历史学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历史观来定义它——从“解放日”到“沦陷日”，但柬埔寨人固执地将其定义为“终结大屠杀”的日子。无论你把越南人称作解放者也好，入侵者也好，都是他们(而不是别的什么人)，将一场高棉历史上，也是世界历史上最无明和最血腥的大屠杀戛然终止。幸存的人民心存感激地设立了这样一个节日，用以纪念他们的功德，，哀悼数以百万计的被屠杀者以及展示这空前无理性的罪愆以警示后人。
第一次大屠杀
1970年3 月18日，柬埔寨国王诺罗敦。西哈努克结束在苏联的访问即将前往北京。就在赴机场的途中被送行的苏联总理柯西金告知：“你的国民议会刚刚举行了一次剥夺您的权力的表决。”这位长期沉溺于电影而疏于国事的国王被美国人暗中操控的朗诺——施里玛达政治集团废黜了。旋即他流亡北京，得到中国政府最坚定的支持。如今45岁以上的人大概都还记得，当年正在“文革”的中国一片肃杀的荧屏和银幕上，从此无时无刻不是这位优雅的亲王和他美丽夫人的倩影。但是有几个人知道，这时还有一位柬埔寨人也在北京，这个在后来的很多年都被我们一些人亲切地称作“波尔布特同志”的人，尚隐在流亡国王的阴影下，沉默而低调。他就是柬共总书记、“红色高棉”领导人，当时还叫做“沙罗绍特”。
这是他第N次来北京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这个身材高大，面目和善，中文流利，即使走在北京的胡同里也决不会引人注目的“同志”，他将要带给他的国家和人民的是什么，无论是他的国王还是他的中国老师都未能预料到。
1970年4月30日，美国和南越军队大举入侵柬埔寨，意在彻底消灭退入柬埔地柬共占领区与政府军对抗的北越军队。其实美国人从1969年起就秘密实施了对这些地区的轰炸，一直持续到1973年才被自己的国会制止。其间数以万计的柬埔寨平民丧生在B52魔影似的机翼下，还有更多的人民流离失所。3月的政变和4月的入侵激起了更加强烈的仇恨，悲愤的人民迅速投向反美的柬共一方并将他们称作红色高棉。其实绝大部分人民对于共产党，对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一无所知，他们加入红色高棉完全是为他们的国王而战。急剧扩大的红色高棉和北越结成军事联盟，迅速控制了大半个柬埔寨。
美国人在战略和战术上都犯下了无法逆转的巨大错误，应了毛泽东那句“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名言。1975年3月29日美国从越南撤退，同年4月朗诺逃往国外，17日红色高棉攻陷金边。从1970年3月到1975年4月，经历了5年残酷战争的南亚小国柬埔寨已经是满目疮痍，气息奄奄，谁料到这却是她更加深重苦难的开始。
1975年4月17日，身着黑衣的红色高棉部队(俗称乌衫兵)进入金边。仅仅两天之后金边全城听到了一个令人战栗的声音——“父亲和母亲们，我们不得不离开城市!美国人就在10公里以外，他们马上就要开始轰炸!”年轻凶悍的红色高棉战士手握来复枪，食指就扣在扳机上，绕着手无寸铁的市民一遍遍狂呼。他们连一点收拾行装的时间都不给，喊声未落就开始遍地搜寻不肯离去的人，稍有迟疑立即被当街处决，枪声在每条街巷响起。数以百万计的男女老幼慌不择路地蜂涌而出，却并不知道要去哪里。有的家庭因等外出未归的亲人便遭集体杀害。有的合家不愿离城而躲在房内竞遭炮击。正在抢救病人的医生、护士只因延误了撤离时间，也死于枪口之下。成千上万的民居门窗大开，阳台上还飘扬着刚刚晾晒的衣服。赤日炎炎，没有食品和水，婴儿被丢弃在道旁和稻田里，许多人倒毙途中。一旦倒下，卡车就直接从他们身体上压过去。尸体铺满了道路。数不清的骨头、肉体、头发、下巴、耳朵被载重的卡车迅速压平以清理道路。人们纷纷把自己的照片、工作证甚至手表丢进水塘，因为这些东西随时都能招来杀身之祸。拥有200万人口的金边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空城(摘自 MR．CHUM MEI口述，见影片《Behind the Wall of S21》，他是大疏散亲历者和图士楞监狱7位幸存者之一，因可为监狱当局修理汽车引擎而免于一死)。同样的场景也在马德望、磅湛、贡布、柴桢、实居、菩萨、磅涛扬、茶胶、磅同、磅逊等其它大、中、小城市上演。活下来的人们长途跋涉，投奔乡下亲友或者被指定在荒芜人烟的深山密林里安家落户。由于缺乏起码的工具，许多家庭不得不以刀耕火种的方式生存。口粮严重不足，医药奇缺，又有大批人死于霍乱、疟疾和水土不服。
令许多活下来的人至今都不敢轻易回忆起的这次大迁徙以其毫无理性、野蛮和血腥闻名于世，他的导演者就是我们“亲爱的波尔布特同志”。
BrOther Number One：“一号大哥’”
这个本名沙罗绍特、1975年4月红色高棉执政后才更名为波尔布特的人，1925年3月出生于磅同省磅斯外县波列斯布村一个拥有20公顷土地的富裕农民家庭，6岁起到金边莲花寺里学习柬文，9岁出家当和尚，12岁还俗，直到15岁才进学校，先后就读于磅湛和金边的中学，1949年毕业于柬埔寨当时唯一的技术专科学校——金边技术学校并以良好的成绩获得到法国留学的奖学金。在巴黎他就读于沃日拉尔无线电学校并很快接触到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与十几位留法柬埔寨学生在1950年暑假组织了海外第一个“柬埔寨马克思主义小组”，其中一些成为后来柬埔寨共产党的骨干。1950年8月他到南斯拉夫暑假劳动，参加修建萨格勒布市的一条公路。这是他第一次见到社会主义国家。1952年7月他回到祖国立即加入了丛林抗法武装斗争，是留学生回国参加实际斗争最早的一个。当年他第一次秘密潜入中国，在南方某地参加了军政训练速成班。
50年代初，柬埔寨革命力量并没有自己的组织而是依附于胡志明领导的越南独立同盟会控制的“高棉解放运动”，他在1953年1月加入该织。这是一个由越南人控制的组织，从政治、理论、战略到物资、经费甚至伙食，一切都操纵在越南人手中。1954年根据日内瓦和平协议，越南全部撤出柬埔寨，导致“高棉解放运动”失去领导人而几乎解体，却绐柬埔寨人提供了“柬埔寨革命运动独立成长发展起来的一个历史性的机会”(波尔布特语)。
1955年起柬埔寨人开始筹备成立自己的政党。在此期间波尔布特又一次进入中国南部的游击战训练营地深造。
1957 年党的章程和路线起草就绪，经过两年时间的全党讨论和修改，1960年9月30日在金边火车站附近正式行了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高棉劳动者党”。当时参加会议的有11个人，其中9人是正式代表，代表当时全国约1000名正式党员。第一届中央委员会由三人组成，总书记杜萨木，农谢副书记，波尔布特是常委。 1962年总书记杜萨木被政府军杀害，波尔布特当选为总书记。1966年“高棉劳动者党”正式改名为“柬埔寨共产党”，人民称之为“赤柬”即红色高棉。 1963年波尔布特的名字出现在西哈努克政府的通缉名单上。1965年他从柬埔寨，穿过寮国(老挝)步行到达河内，以柬埔寨共产党总书记身份受到隆重接待。他在越南用三个月的时间学习了有关党与国家建设的理论。胡志明三次会见他。但他和越南劳动党总书记黎笋的会谈很不顺利，就是在那时他才强烈感到越南不允许柬埔寨和寮国有独立的主权地位。越南共产党一直把越寮柬看作是“一个国家”、“一个政党”，就是所谓的“印支联邦”。
1965 年波尔布特置北越的阻拦而不顾再次到中国访问并逗留到次年2月。这期间他会见了中共高层几位人物但没有见到毛泽东主席。中国当时的理论权威陈伯达等人给他讲述了“中国革命理论与实践”、“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坚持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共产国际”等理论。后来波尔布特又多次到中国与越南取回“革命真经 ”。尤其是1965年与康生的会见，对他产生了可怕的影响，那一套铲除内奸的“理论”令他极为欣赏。
在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时刻，他又来到中国，这一次毛泽东接见了他，亲授“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向他推荐姚文元写于1974年的两篇受他激赏的文章---《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和《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在中国，他见识了“大跃进”、 “上山下乡”，在朝鲜他见识了“千里马运动”，深感茅塞顿开。1970年3月政变后西哈努克流亡中国，这位沙罗绍特同志就对中国总理周恩来说，“西哈努克已经被推翻了，我们现在宣布接受他参加民族团结阵线”。这个据说小时候连杀鸡都不忍看的佛国小僧侣就要走进历史舞台的聚光灯，变成“革命伟人”了。
不幸的是这个柬埔寨人并不满足于做一位普通的“革命伟人”，他认为共产主义无论是在苏联还是在中国都实行得不彻底，他要开创历史的新纪录，他要用自己的国家来做“彻底的共产主义”的试验田。1975年的4月，这个疯狂的政治动物正式登上历史舞台成为柬埔寨的“一号大哥” (《BrotherNumherOne》David P chandler)。几百万城市人口盲目的、毫无准备的大迁徙就是他的第一个举动，他迫不及待地要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哪怕是用同胞的血与白骨给他的“试验田”上底肥也在所不惜。请听他当政时的新政权的国歌：
红色．红色的血
洒遍了柬埔寨祖国的城市与平原
这是工人和农民的血
这是革命的男女战斗员的血
这血以巨大的愤怒和坚决的战斗要求而喷出
四月十七日，在革命的旗帜下
血．决定了把我们从奴隶制下解放出来
这样的字字滴血，句旬见红，与其叫做“歌”还不如叫做嗜血魔的咆哮!
其实波尔布特疯狂的实践并没有相应的理论基础，纯粹的农民乌托邦意识加上从苏、中、越、朝学来的各种大杂烩被他一股脑用在了这片可怜的“试验田”上。
他要在经济基础和文明基础都相当落后的柬埔寨实行无阶级差别、无城乡差别、无货币、无商品交易的“超级社会主义”。几乎在一夜之间，这个“超级社会主义” 就实现了：富人被消灭了，统统都是穷人；城市消火了，人人都成了农民；曾经的“东方巴黎”——金边，成了无人的“鬼城”；私人财产被付之一炬却没有什么公有财产；货币被废除了却不建立供给制；寺庙被关闭，僧侣被强制还俗了，却还未来得及造出新的“人神”；所有的出版社、报纸、杂志和学校一律关闭，却没有新的通讯渠道诞生；对知识分子更是简单到肉体消灭，连戴眼镜都成了罪恶；家庭解体，男女劳动队分开，吃大锅饭，穿一样的黑色革命服，带一样的红格毛巾；婚姻由“安卡(组织)”指定配对……
1975年6月-- -8月，在中国已经病重的周恩来在医院三次会见波尔布特，苦口婆心地劝告他们不能这样做，共产主义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成就的，而毛泽东却盛赞“你们做到了我们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情”。波尔布特因此而骄傲地宜称：全世界的革命者都可以从柬埔寨学到很多经验。从金边撤出所有人口这样的创举，是任何国家的革命都不可能做到的。
S21和钟屋杀人场
和一切独裁者一样，出于对已经到手的政权的不自信甚至是对自己的不自信，波尔布特紧接着就要实践他在中国“文革”时期学到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在短短3年8个月执政期间波尔布特进行了9次大清洗．真正实践了“七八个月就来一次”。红色高棉的屠刀所向真是匪夷所思，除了旧政权的官员和军人遭到大规模屠杀外，商人、僧侣和知识分子都以“不易改造且对新社会有害”为由一律肉体消灭。随后波尔布特又从党内嗅到不详的气息，1976年他在党的会议上忧心忡忡地指出“党的躯体已经生病了”。话音未落，屠刀已至，一大批曾经和他一起战斗的“兄弟们”，从巴黎的马列小组同学到丛林中的同志，都遭到血腥的清洗。中央高层领导几乎被处决殆尽，包括内政部长，经济与财贸部长，农业部长，公共工程部长，情报部长，通讯、贸易、工业和橡胶种植业部长，国务委员第一、第二副主席，主管经济的副总理，乃至柬共主要的两位创始人、波尔布特的亲密战友符宁和胡荣在内，都没有逃脱被从肉体上消灭的命运。军队方面，柬埔寨革命军总参谋部人员，除总长宋成以外被全部捕杀，即使宋成最终也难逃一劫，波尔布特终于在十几年后的1997年以反叛罪将其全家11口成员全部杀光。
波尔布特为他的屠杀的冠名，每一位中国人民都耳熟能详——“清理阶级队伍”。为了屠杀的便利．一座位于金边市中心的高级中学——TualSvay Prey被改建成监狱(图士楞监狱)，又在距离这里12公里的市郊建成了杀戮中心，这就是臭名昭著于世的S21和钟屋杀人场，所有曾经到访过这两处的旅游者无不留下终生难忘的噩梦。
S21是全国最大的拘禁与拷打中心。1975----1978年的4个年头里，超过2万人在这里被拘禁和拷打，有些人就死在这里，更多的人被送往钟屋杀人场被有计划地处决。红色高棉变态地乐于展示其残暴和野蛮，S21对每一位新进的囚犯都要照相，甚至在他们受刑的前后都要照相，丝毫不在意将来会成为罪证。
如今已经成为监狱博物馆的S21，每一间囚室里都贴满了受难者的照片，上至七八十岁的白发老人，下至刚刚出生的婴儿。这些人最后都被折磨致死或分批处决了。1979年初越南军队占领金边时．S21中只有几个囚犯还活着，他们都是依靠绘画、机械修理或摄影技术得以活命。就在越南军队逼近城区的几小时内还有 14名囚犯被折磨致死，他们悲惨死状的照片就挂在发现他们被肢解的房间，残破的尸体就被埋在院子里。S21的酷刑骇人听闻，人们至今还能看到沾满污血的刑床，锈迹斑驳的连环脚镣，高耸的拷打架，浸泡头颅的水缸……就连监狱的管理者以及狱卒也往往不能幸免，他们频繁地被撤换并死在原先施暴的地方。在越南军队兵临城下，S2l被放弃的最后时刻，监狱长HOR处死了自己最小的弟弟，原因不明。
和S21相比，钟屋是个毫无悬念的“此处无人生还”的地方。囚犯们被塞进卡车，一路颠簸被送到这个绝命营。这里没有关押犯人的地方，只有刽子手办公室和 DDT仓库。人们首先闻到的是浓重的血腥和DDT的味道，听到的是高音喇叭放出的震耳欲聋的歌声。因为处决每天都在按计划批量进行，年轻的刽子手为了节省子弹一般都是用棍棒将受难者打死或者用锄头直接铲断头颅。受害者的血腥和惨叫不得不用DDT和高音喇叭发出的噪音来掩盖。有时押送来整车的女犯和儿童，刽子手们干脆连棍棒都不用，直接倒提孩子双腿，活活摔死在大树上，然后再奸污他们的母亲。至今人们还能看见深深地镶在树干上的小牙齿和散落在葬坑旁的褴褛破布。每一位狱卒都被要求执行处决，否则只能落得被处决的下场 (Mr．HIM HuY口述，见影片《Behind th wall 0f S21》)。1980年，人们从这个原来美丽的龙眼种植园中挖出了8589具遗骸。1988年这里建起了一座美丽的高塔，在透明玻璃的后面八千多个头颅按照年龄、性别从塔底一直排列到塔顶。钟屋现已探清的129个集体葬坑至今还有43个尚未挖掘。吴哥、暹粒、马德望等地也有大大小小的杀人场，只是没有像图士楞和钟屋这样建成博物馆。
华侨的命运
在波尔布特大屠杀的年代中，柬埔寨的华侨和越侨遭受了比柬埔寨人民更大的苦难。在柬的大约2万名越南侨民几乎被斩尽杀绝，这是1978年越南大举入侵的最直接的理由。柬埔寨的华人在1975年红色高棉上台之初大约有60万，而在1979年暴政结束时只剩下了30万。
朗诺政变之初，中国大馆曾通知华侨干部去“解放区”参加柬埔寨革命，组织关系留待中柬两党日后协商解决。一千多侨干和男女青年慷慨激昂奔向“解放区”，加入柬人民抗美斗争。
实际上柬共并不欢迎这些华侨干部，因此北京方面决定并宣布，中国共产党和柬埔寨共产党已经取得协议，决定将柬埔寨华运组织的全体成员移交给柬方，“中共已经把你们全交给我们了!”而红色高棉掌握政权后立即开始宣传，“华侨都是资产阶级，有史以来都是吸柬埔寨人血的。”
贡布、波萝勉、柴桢、磅湛等省还发生过逮捕从城市来的华人或生长在农村的侨胞及华侨教师的“红色恐怖”，许多人被处以死刑或苦刑。早在1974年4月28 日就曾发生过著名的“桔井事件”：大批从前线回来的红色高棉战士开进桔井市中心，把轻重机枪摆在街上，对准华人的住宅，限令全市华人立即到农村种田，并拘捕了罪名是煽动华人回国的嫌疑分子一百多人，这些人大部分都在受尽酷刑后被处决。
1975年4 月金边大疏散的200多万人中有大约40万华侨，那时他们根本不可能向祖国的大使馆求救。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柬埔寨问题专家爱德华兹说，波尔布特梦想建立的是以柬埔寨农民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华人在种族和意识上都不符合这一模式而成了整肃的对象。到了1976年，柬共内的华侨干部被屠杀殆尽。
而在当时，我们中国人又看到了些什么呢?我们看到和蔼可亲的波尔布特同志时而在大寨参观，和郭凤莲女士亲切交谈．时而在下榻的宾馆庭院里和工人们一起弄花剪草，时而被这一位或者那一位高层人士亲切接见．一派莺歌燕舞．如果你没有去过柬埔寨，没有去看过S21和钟屋，你永远都不会知道和你同一个年代，在离你并不太远的地方曾经发生过那么可怕的事情。
1978年圣诞节，越南10万“志愿军”大举进攻柬埔寨。民心丧尽的红色高棉政权在两周内即告崩溃，波尔布特仓惶逃入边境丛林。1979年1月7日金边沦陷。越南人到处所见不是奋起反抗的柬埔寨人，反倒是兴高采烈、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的柬埔寨百姓。无论如何是这支军队终结了无明的屠杀，驱散了死亡的恐惧。
在越军人侵的过程中还出现了一件在古今中外外交史上都算得上是匪夷所思的事情。中国大使馆在大使孙刚的带领下居然追随波尔布特残部退入柬埔寨西部原始森林，在越军的追击下连续多日行军并在雨中睡觉。后来在森林里搭起三间草屋作为临时“大使馆”，靠吃象肉和野生动物为生，坚守外交岗位47天，七个人差点饿死和病死(摘自2005年1月15日《扬子晚报》)。
2月，中越战争爆发。
结束语
在波尔布特执政的短短3年8个月时间里柬埔寨人口骤减了三分之一(《国际统计年鉴》1995年版），这在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红色高棉在夺取政权之后迅速达到完全丧失理性的颠峰。
在速度上，它超过斯大林的肃反；
在广泛性上超过中国的文化大革命；
在残暴和野蛮的程度上超过希特勒纳粹，
在毁国毁民的程度上超过非洲的卢旺达；
在死亡人数和国民人口相对值上它创造了世界纪录。
人类史上只有不得已的战争而没有不得已的大屠杀，即使如此，柬埔寨的大屠杀也超出了人类正常思维的底线，其性质使所有史学家至今难下定义。就连英文词汇Genocide(有计划的灭种和屠杀)也不准确，因为它既不是种族间的，也不是地域间的，既不是利益间的，也不是宗教间的，甚至都算不上意识形态间的。因为除了波尔布特临终前的谵妄——“我没有屠杀，我只是在战斗”，至今也没有什么理论或者著作来说明或解释它。
人们只能说这是一个疯子在向全人类挑战，向人性的底线挑战。这是一场向着毁灭人类也毁灭自己的黑暗高歌猛进的种族自杀。这样反人类、反人道、反文明、反理性的类似癌细胞一样的政治产物居然出现在离我们并不遥远，甚至可以说非常接近的20世纪70年代，这令所有研究人类野蛮行为、人类大屠杀事件和柬埔寨问题的专家至今都迷惑不解。
2008年7月13日
南方朔 台湾民主化的经验与反省
到今天为止全世界已有190多个民主国家，在这些国家里面真正合格的民主国家，才四五十个左右，绝大多数在欧洲。然后，第三波民主，像台湾，像非洲有些国家，像东欧自由化所产生的一大堆所谓的自由国家；还包括脱离殖民地以后，像南非或者经过第二波失败，第三波又跑出来的拉丁美洲，所谓再再民主化的国家。今天，这些国家的民主都是一塌糊涂。
“民主”是好东西，可是，要照民主教科书所讲的程度，恐怕要付出很大代价。民主化的过程很重要，然而在教科书上，读不到他们在民主化过程付出多少代价；教科书从来不提，只提民主化以后多好。当我们去看西方写得比较详细的教科书，才知道欧洲人民主化的代价是多么惨重，美国人民主化的代价是多么慎重，这些是教科书没讲到的，所以今天不谈口号，就谈民主化的过程。
假设要把民主落实，民主该是在一个民主社会里，让人身安全、生活有保障，不会随便被抓去关，生活也有一定牢固的基础。民主之所以可贵，是民主有多大的管道；在管道里，大家可透过相互良好的行为，透过主动参与社会。在很多社会只让少数人参与，多数人不能参与，让这些人很不高兴。因为我很爱社会，你也很爱社会，为什么你要拒绝我的爱？所以民主必须让很多人都能参与，然后，到了民主的最后境界，就是你可以当皇帝，可是对不起我也想当皇帝，于是出现竞争性，对抗性的民族，这是民主的第三阶段。
假设三个阶段都能圆满达成，这个民族大概是OK的民族，可是要完成这三个阶段，不是那么容易。
大家都知道，在任何一个社会，一讲民主化之后，都会相信民主就是每个人讲自己的话，讲自己的偏见都有自由。所以，任何一个社会，假设这个社会存在种族矛盾。有一群人是多数，一群人是少数。假设一群人的宗教信仰跟别人不同，假设这群人是多数，意思就是说任何一个社会，假设他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存下一些因为种族、肤色、宗教这些很本质的矛盾，那么，这个社会民主的第一步，绝对是搞得很复杂。
许多欧洲国家的人口并不单纯，不是单一民族组成，他们之间多少带有矛盾。19世纪欧洲民主制度出现以后，从英国、西班牙、意大利到德国，第一波出现的政治人物全是煽动家。每一个国家的煽动家，把自己定位成国家里面的多数派，然后把少数特别是犹太人，当成假想敌。民主社会把一个很弱的，当成很强的假想敌，是件很快乐的事情，因为他们没有还击的力量；“廉价的敌人”是可爱的敌人，可以随便打他。所以民主化的过程中，在任何一个社会，第一波出现的政治人物和政党，绝对是煽动家式的政治；在19世纪的美国、欧洲毫无例外，只是这些东西教科书略过不提，所以说民主政治有很多陷阱。
“仇恨政治学”
第一个陷阱就是所谓的“仇恨政治学 ”，也就是今天所说的“痛恨的政治”。19世纪的美国跟欧洲，这种恨的政治学，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全世界都没有例外。有些国家克服了这种“仇恨政治学”，像英国克服了，但意大利、西班牙、德国完全没有克服，所以从19世纪末到1920年代，这几个国家都是法西斯、纳粹当道。希特勒、墨索里尼绝不是忽然跑出来，他们都是继承了19世纪“仇恨政治学”，到了经济一不好，它就全面爆发，所以“恨的政治学”是民主化过程里最大陷阱。
运气非常不好，我们台湾就有“仇恨政治学”的种子在那里。台湾经历了清朝、荷兰、郑成功、日本、国民党这些历史过程，在1949年过后，形成两大族群。一个族群就是所谓台湾人，另一个族群就是所谓的外省人。外省人又很讨厌，掌握了要津，他们的小孩子都很优秀，读了一大堆博士。而我们乡下人，土土的（笑声），本土派都把自己形容为善良，常给人欺负。以前给日本欺负，现在给国民党欺负（笑声），把自己说成是弱者，把一个占了台湾人口20%到25%的所谓外省人，说成邪恶的外来者，有本领、厉害的坏蛋。多数的好人被少数的坏蛋欺负。
在台湾过去20年里，这种政治论述是最大的主流，就因为这样一个政治主流，从好的一面来讲，台湾的民主化，有很强的仇恨来作为动力的基础。20多年来一点没放松，成为推动台湾政治民主一个很大的力量。
可是，当这种心理充满仇恨，而又不管仇恨有没有客观性，政治人物的心里面就被扭曲了。他扭曲历史、扭曲自己，然后，扭曲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当然最后是扭曲了他自己。这种人有一天成功了就不得了了。因为他是无法无天，邪恶的一群，所以他把自己的行为变得很有道理。我不是最坏的，我贪污才贪八年（笑声）。这种“仇恨政治学”最后会造成很大的苦果，政治、社会完全被扭曲以后所出现的民主，是把国家当成他私人化的产业方式来处理。
陈水扁不是一开始就是那么坏的人，他从小苦读出身，三级贫民，很苦读，很用功。他当台北市市长时，是台湾有史以来最好的市长。可是，这么好的一个人，一当上总统，为什么就搞得乱七八糟？这就是自己被扭曲，扭曲到他成为最大权力者的时候，以前被扭曲的东西全部发酵。
据我的了解，2000年他真的很想把台湾搞好。2001年还是不错的，到了2003年台湾整个政治乱七八糟，不少人认为这个捡来的天下快要没了，此时不“A钱”，更待何时（笑声）？台湾所有的大弊案，都是2003年以后发生的。
民主政治第一步所造成的“仇恨政治”以及“仇恨政治”所扭曲的一切政治行为，对权力的放纵，这是一个很大的陷阱。台湾经过八年，经过这样一个可怕的陷阱，那么往后会怎样？坦白说，我还不敢说。
我们的“马政府”一当选以后，台湾媒体又拼命在歌功颂德，拼命拍马屁。掌权人被拍得很舒服那就很麻烦，就不知道自己是老几。当权力滥用，那拍马屁的人会和他自圆其说，这种话听多了之后，自己也觉得很有道理，所以，整个政治会恶质化，台湾有没有抛弃权力滥用的陷阱，我还不敢说。
“仇恨政治”一直延续下来到“权力滥用”是最大的陷阱。我们可以说这一次台湾选举，经过了以仇恨作为基础，往后会否有以拍马屁作为基础的权力滥用？我们还在看，说权力滥用，无论基于任何理由，它所产生民主化的过程，造成的这个陷阱；台湾还在发展之中，我们要继续看。
我们再讲一个概念化的民主化。我们说民主化仇恨会被解放，那仇恨会被解放成社会矛盾，种族、肤色、族群是最大矛盾。可是在任何领域里，都有很多小矛盾。在经济领域里面过去有一堆人是享有某些特权的，那些没有特权的人，一到民主化的时候，就批评享有特权的人垄断、勾结，意思就是你要分一点给我吃，我才不骂你，所以，经济如此，财政也如此。
民主化过程里，整个社会任何领域，通通会产生一个所谓斗争的场域，从最高的宪法、司法、财政、经济和教育，最后到言论权也变成斗争场域。
噢！台湾媒体
以前在台湾戒严的时候，台湾媒体是垄断的，根据传播力而开放。出版社是最没有影响力的，出版业可以有很多家。杂志社稍为有点影响力，所以可以开放。所以台湾早期社会的不满都集中在党外杂志上面。
在1971年代末期到1980年代，是台湾杂志泛滥的时候。今天办一期上午出刊，下午就被查封。查封没关系，明天再办一期，朝生暮死的杂志多得不得了。这种杂志，反正是反对派的杂志，谈任何事件都不必查证，反正是骂你就对了。所以台湾整个社会不负责任的言论，早在党外杂志时代就开始了。
什么证据不证据，只要敢骂就对了，骂得越重，人们就会给你掌声。这种不负责任的党外杂志谈论政治的习惯，到了解严以后，没有因为政治民主化而自动消失，这种谈论政治的风格，还往上窜升，影响了报纸、电视。所以在全世界看不到一个社会的言论、政治、报纸、电视，不客观的报道，不客观的评论，会像台湾那样胡作非为。
除此之外，台湾以前广播影响力很大，因此广播不开放。于是，台湾出现了好几百家所谓地下电台。地下电台完全继承过去党外杂志的风格，并不因为民主化以后，任务达成就被取消。
政治人物发现地下电台对自己很有帮助，不但不取缔，反而加以鼓励，造成台湾社会看起来很热闹，仔细分析一下，会发现很有问题。表面上看来，人人都有言论自由权，可是言论自由是有前提的。一个问题没有研究，是没有自由权的。我可以相信你从不同立场做研究，从右派或左派立场做研究，我都认可你有发言权，可是没有研究，就不能接受你有发言权。
可台湾每个人有话就讲，反正讲得越激烈越有掌声。台湾社会在民主化过程中，从最高的宪法、财政、金融银行、教育到媒体，通通成了斗争领域。多元主义的结果，最后造成恃强凌弱的合理化。一个社会表面上看起来很多元，到最后你的“多元”没有意义，因为，我的 “多元”有实力就会落实。
台湾在民主化过程中，在多元主义掩护下，恃强凌弱，强者越强，弱者越弱，社会M型化，对穷人的照顾越来越少。多元化、民主化让台湾付出代价，外人是无法理解的。
过去那个政府让老百姓付出很大代价，大家对民主化这部分的“受伤”，已经受够了。政府应该整顿民主化过程中乱七八糟的现象，好东西留下来，坏东西要丢掉。
台湾是个麻烦的社会，当人民投票形成一个政党是60%左右，另一个政党是40%左右，大家都差不多，这个政治就搞不定。当一个政党选票超过55%，几乎可拿到国家政权，拿到立法院控制权，拿到绝大县、市的执政权。你的60%左右就把全部吃了。持有40%的人，他有强大的群众力量，可是政治实力上得不到一点好处。我很担心，目前选举制度之下有40%人口，政治理念跟其他60%的人完全不一样，可是，他们在立法院的代表不多，在县市也很少人，他们会不会因此变得更激烈化？这很值得注意。
另外，民主化还有一个可怕的陷阱。民主化表面看来每个人都可以讲话，当大家都在讲的时候，也不知道谁对谁错。而从事政治活动的人，要有很强的判断。当大家在吵闹，我就选最后的结果。这在理论上有个术语——过度多元主义(hyper-pluralism)，意思说社会上杂音太多，会造成具有行政权力的人，在赌局还未开盘前就不选择，等你吵闹定案后，再选一个定案。
这种现象在美国1960年代，民主制度的重量已经超过政治人物所能担负的重量，所以，会造成国家瘫痪，政府无所对策。
过度多元主义的现象，台湾过去八年没发生，因为那个统治者非常强悍。我贪污就说成你们勾结中国人欺负台湾人。他很有自信，虽然是乱七八糟的自信，可至少他有种，“坏人有种”。
而在新政府，我看到“好人无胆”。新政府上台后，只是讨好一切的人。今天台湾百废待举，很多政策必须做出方向式的决定。可是新政府、行政院一成立，第一件重大事情，就是发下1200亿新台币（约53亿6700万新元）给县市。1200亿新台币是笔巨款，把钱发下去，县市长兴致很高，但对台湾整体经济有多少好处？这就是讨好政治！就是无决断、无方向、好人无胆的政治。
已形成的物价飚涨，会是一个很大考验政治人物统治的能力。因为民主多元，老百姓在没有找到定案以前做出选择，都会有损失，政治人物做也不对，不做也不对。最后政治人物只剩下一个任务，就是所谓当代政治最流行的术语：就是政治人物搞什么东西，就搞电影明星嘛。在西方政治人物天天在做秀。政治人物长得漂亮就占便宜，如果你的内阁找来一堆美女，至少大家看了高兴。政治变成表演式舞台。
近代政治决断要付出代价，政治领导要付出代价，老百姓的民意很难摆平，所以，政治人物什么事情都不做，看民意而办事。我最好天天做秀上电视划龙船（笑声）。
政治只剩下表演
政治在90年代以后，已经变成“表演政治学”。小时候谈到柏拉图的共和国，书里会说“大海航行靠舵手”——这话不是毛泽东说的，是柏拉图说的（笑声），所以当我读到柏拉图这句话的时候，就觉得老毛很有学问。从古典希腊时代到民主化初期，都很强调这个任务，可是到了近代以后，民主政治已出现一个奇怪说法：任何政治人物想要扮演领导的角色，就说他有专制特性、专制的人格。所以领导在当代政治里，已变成污名化的名词。然后，政治学已不再谈领袖的角色，不谈领导者应该对国家具有方向领导的作用。领导反而跑到企管学里去了！在西方政治来讲，领导不领导都是这样子；（有）领导不会变得更好，不领导也不会变得更糟糕，所以不必领导。
政治平庸化，是成熟民主国家基本特色；没有领导，不用领导，不愿意领导。但公司不同；大公司的CEO假如做了一两个很坏的决定，公司就垮了。所以CEO必须对很大的跨国公司产生很强的领导作用。领导学已变到企管学里面，领导学在企管学只是一部分而已。
“表演政治学”
政治人物不领导只是作秀，这种反现代式政治，在2000年以后的台湾，越来越清楚。当年陈水扁是“超级作秀大师”，年轻人喜欢跳舞，他就把马路围起来，让你去飊舞。讨好式、作秀式的风格取代领导风格。这种风格在马英九身上看得更清楚。每天都是在表现他的人格特质。我是好人，我上台以后决定家人全部辞职，其实辞职不辞职，跟你干净不干净有什么关系？
假设一个领袖，能够帮我们每一个人多赚100块钱，我让你贪污10块钱（笑声）当做奖励。当领袖，能力特别重要，人的特质很重要；所以你大车换成小车我好感动，小人物最恨大人物坐一辆黑头轿车张牙舞爪，侍从保镖一堆。你忽然大车换小车，心里感觉很好。可是大车放着，这不是亏很多钱吗？这只属于人格特质风格，而不是去构思国家纯粹的大政方针，这种领导风格只是作秀，将来会很有问题。
我年轻的时候，蒋经国正在当行政院长，我专采访蒋经国新闻。台湾哪里有淹水，你县长还没到，蒋经国先到。台湾每年夏天一定旱灾，他老兄情报灵通，听到哪一个水库干了没水了，他老兄先到。每次淹水他去巡查，前面一堆水，所有跟班西装笔挺怎么办？他裤脚一卷，穿着皮鞋就走过去。下面那些人一看老板走了，也不得不跟（笑声）。以前的人政治不怎么开明，可是我们叫做中国儒家，视民如伤，关心老百姓的痛苦，这部分蒋经国还是有的。
民主化以后从李登辉、陈水扁到马英九，都对老百姓没有反应，老百姓遭淹水没有人管。以前台风要来，蒋经国一定亲自到气象局等着听简报，了解台风严不严重，了解哪里会淹水，回去就拿起电话，叫县市长小心一点。这一点人家还做到。
因为政权的合理（法）性，所以在照顾老百姓生活方面，不敢马虎。台湾民主化以后，爱护人民的精神没有了；老百姓要死不活是你们家的事，生活不好，赚钱赚得少，你失业，为什么？你竞争力不足，活该嘛！（笑声）竞争力已取代一切的论述，随着民主化跟西方近代媒体发达以后，所连接起来的所谓“表演政治学”当道，搞政治的传统内涵、人民爱恶、对老百姓问题必须要有反应的能力，这种观念已在政治学里去掉了，政治只剩下表演，只剩下一堆废话。
民主化过程中，像一个巨浪把过去传统威权社会卷走。巨浪卷来时，浪花看来很漂亮，可是浪花一卷以后，海底的沙石，沉淀好几千年的垃圾、人心的贪婪，所有的坏东西，都同时被卷起来。一个成熟民主化的过程里，好的东西要吸收，坏的东西就丢掉。
整个东欧的民主化，没有一个好国家，勉强还算OK的只有捷克。捷克有个叫哈威尔的总统，他不是技术官僚，也不是博士，他是一个有良心、人文素养很高、很有道德感的一个人、一个作家。
这个人当了总统以后，到处去发表演讲，通通在谈道德。所以捷克的政治，被老板的道德压住了，因此，贪污腐化的现象不严重，表现虽不特别好，但属于OK的。
哈威尔曾说过，民主化就是一个浪潮，带来希望的同时，也把以前社会积累的坏东西，全部解放出来；假如社会没有很强的控制力量，把坏的东西控制住，民主化的结果会是负面的。民主化最坏的结果发生在南非，南非的族群斗争，流血冲突，然后，少数当权的黑人，忽然变得很富裕。这个国家的失业率达到40%，我认为南非是个完蛋的国家，可是他还是民主国家。
我们不要把民主看成是万灵丹，要注意民主化的过程，这过程有好的，但坏的东西很多！
除了这个以外，还必须谈到两岸关系，台湾十年锁国，因为锁国台湾对大陆充满幻想。大陆现在经济势头很好，又要办“奥运”，又要办“上博”，商机无限。
台湾现在只重视商机。这种谈法谈久了，就产生不切实际的说词，意思就是说只要开放两岸，直航三通包机、大陆客来观光，就会产生很多商机。最好大陆客来投资房地产、投资股票，股票就会破万点，房地产就会飙涨，台湾就OK了！
我发现我们的江炳坤讲的话还不错，他说：“台湾人拜托，不要把希望寄托在一个篮子里好不好？这个篮子不怎么牢靠的啦。”大陆客来多少才有帮助？香港每年过境人口2500万，那么小的一个地方，2500万人在撑它；澳门到去年为止，差不多有1600万人。你台湾最先说1800人，现在变3000人，算一下一年变成100万人，这对经济有多少帮助？台湾幻想把直航包机、大陆观光客，幻想成救命仙丹，这是台湾谈问题被扭曲后，产生不现实的幻想。
台湾必须经济重建，必须大幅度调整所得。社会经济、政策、财政、金融来一个大调整。可是我们不谈这些，只把台湾的生命线，寄托在直航包机、大陆客观光上面；一个社会被扭曲到失去方向感，社会的前途确是让人担忧。
台湾解严以后，经过20多30年的民主化过程，付出很大代价，很多东西被扭曲，判断事物的标准错乱了，方向感自己不会定位，像大海一叶扁舟，随着时代浪潮漂来漂去，政治人物不敢有任何担当，所以无方向就是最好的方向。
我曾经讲过“不统、不独、不武”就是无方向，但比陈水扁要搞台独，结果搞到乱七八糟，是错误的方向，所以无方向好过错的方向（笑声）；可是，你无方向就会乱漂。
过去八年里，陈水扁的政治、经济没那么差，台湾60%的人口过去都赚到钱，40%的人生活很惨，所得大幅度下滑。烧炭自杀、全家一起死掉的，跳楼、跳海的都是这40%的人。所以台湾的经济必须来一次完整的重整，让40%贫穷人口活得有希望，活得有尊严，至少别去自杀。
未来台湾社会会怎样走下去？政治会不会变得更好，经济会不会变得更好，整个社会的错乱会不会变得更好？我不敢说。台湾已经乱了十年，我寄望新政府未来从价值判断上、从国家方向上，社会的大施方针、所得分配、经济的发展方向，财政、金融的纪律感，重新恢复。这是一个很大的工程。
（黄亮录音整理）
问与答
如果国家民主化要付出惨重的代价，那么民主化到底值不值得？今天，台湾人民的生活是否比蒋经国的时代更好？
目前，民主在某种程度上是个普世有效的口号，大概是很难阻挡。如何定义执行民主化的路径图，每个国家有自主权。这个自主权的取得不是那么容易，必须对西方民主的发展很了解，对民主的假相、真相，有清楚的知道，然后才能形成自己国家的共识。
你所设计的民主可能不是那么美好，但是OK的；要如何形成一个国家民主路径图的共识？这需要新加坡的知识分子、媒体去判断（笑声）。下一波的民主化，哪些东西应该开放？绝对没有一个社会是靠单一的价值形成美好的社会。一个社会一定是要多重、有效的价值。单一价值形成的社会，那是会疯狂的。
我不会用二分法去说谁好、谁坏（笑声）。我年轻的时候是反对派一员，是党外有名杂志的写手，也搞过群众运动。我们那代人对民主充满憧憬，我们是在民主象征符号很伟大那个阶段的产物。
争取民主是年轻人，有读一点书、有良心的人都该做的事情。可是我们不是搞政治，搞过一阵子运动之后，就要回到书房去静下来。罗素一辈子搞过两次群众运动，其他时间全躲进书房里，写《数学原理》、写《西方哲学史》，到现在大家还在读他的书。读书人在必要的时候跑到社会上去，出去后切记要回来，回到书房（笑声）。
知识是一切的基本。美国有那么强的硬实力和软实力，它的学术力在全世界也是没法比的。美国人写的学术论文在任何领域被引用的最多。美国的大学各类著作，每年大约出版五六万种书，其中15%是大学出版社出的。
美国社会整个文化、学术，无论左派右派，永远跑在时代前端，这是学术力。华人要建立民族可长远的、可发展的民族机制，必须花很多精神去反省民族，让自己的学术力、思想力大大提升，到那时候才有可能有比较好的民主机制出现。
台湾民主政治缺乏严肃性、责任感，新加坡较欠缺的是自由度不够。这两者之间有哪些地方可相互借鉴？台湾和新加坡的关系，曾有20年的冷淡期，现在马政府上台，下来双方能否有更多的交往和交流？
台湾一天到晚都喜欢谈打压，跟中共也谈打压，连贪污也不能骂，一骂就说你打压他。台湾有些明理的人都在谈，台湾民主如果不把悲情、扭曲的东西丢掉，那就永远打压。
台湾在谈两岸关系，问题是很复杂的。不能因为你的要求不能完成，就说你打压我，不是这样简单的谈问题。所以，打压论的至高无上，一定要把它丢掉，把台湾的悲情丢掉。
未来，台新关系大有可为。台湾的经济要走向东南亚，通过东南亚走向南亚。新加坡是个很重要的地方，台湾在东南亚有很大发挥的空间；东南亚的南端、北端，台湾都可以发挥。往后，台新的经济关系、文化关系应该大有可为。
另外一点就说新加坡有“Social Engineering”的民主模式，很独特，很值得研究。基本上统治阶级可以放心，放心是开放的基础。台湾很快乐，很乱七八糟，都已伤到根本。台湾要有纪律，政治人物要有责任，统治者要有魄力，要有想法，不能跟着“名嘴”胡说八道（笑声）。
台湾政治人物反省能力很差、体贴老百姓能力很差，心胸狭窄，关心的面也小了，纪律也低了，智慧更没有（笑声）；这部分台湾真的应该向新加坡学习。
大概在十年前我去美国开会，四季饭店旁边有一家专卖专业性的社会科学的书店，我买了一箱好书大概3000美元，书店老板向我从哪里来，我说从台湾来。他说前两天四季饭店住了四个新加坡年轻官员，（买书）一买就买了1万美元。哦，新加坡官员是会读书的（笑声）。新加坡人在专业知识上很用功，这一点台湾应该学。
台湾几乎每年都有选举，弄得好像举办嘉年华会。台湾的立法院常常打架，甚至男女对打、抢话筒，为什么会这样？
我一直认为一个社会有合理化部分，有放纵的部分。西班牙每年的“狂奔节”，一不小心会被牛戳死。我觉得这活动好，社会压抑的闷气会被解放；集体的狂欢，对社会的平衡有很大作用。人是奇怪的东西，很严格的理性可以过日子，但心里面却很压抑，没有狂欢的部分是不对的；我认为每个社会都要制度化一些狂欢的活动（笑声、掌声）。在台湾，老百姓生活在竞争很强的社会里，日子很不好过，所以，有一个选举活动，老实讲，大家都很爽啦！
我不认为台湾选举太多，太“抓狂”是坏现象，反正台湾这么多年来已形成假戏真做、真戏假做，选举时你说我造谣、中伤、破坏、害我，到最后都没事。所以我容忍这乱七八糟、放纵的一面，这是台湾社会最不发疯的原因。（笑声）
至于立法院打架的问题，以前只是台湾，后来好些国家也跟随（笑声），日本人也打了（笑声），美国、加拿大也打了，台湾还能创造风潮。
民主政治一定有冲突，没有冲突不叫民主政治。解决冲突的过程，冲突规模很重要。小打小闹可让他打，只要让他知道这样打可以，可别闹大了；闹大会死人，不行的。所以，在容忍很多现象的同时，要有很强镇压性的批判力，只要在没有严重伤害之下，打打闹闹是民主常态。在民主过程里，必须习惯冲突。
（马亚西亚听众提问）你刚说的“仇恨政治学”在我们国家（马来西亚）非常盛行，不断上演。这种情形在印尼、菲律宾也发生。你认为，要如何解决？
新加坡是个天府之国（笑声），因为华人占大多数，所以不会面对“廉价敌人”的机会。东南亚其他国家的华人，命中注定要很长一段时间当“廉价敌人”。马来西亚的华人还算好，占总人口约30%，而在菲律宾、印尼、越南，华人的处境基本上跟19世纪到20世纪初期的欧洲犹太人一样，他们是少数，所以把这些人妖魔化太容易了。
在一个有绝大多数人口的国家，因宗教、肤色、信仰而成为“少数”的人，就是“廉价的敌人”。不打白不打，打了之后还可以收到政治效益，当每个人从里面可以收到政治利益之后，打的手永远不会停下来。这个时候境外力量变得很重要，当国际社会对这类事发出了强大舆论，它就会被迫约束。
华人应该学习犹太人的经验。欧洲人到今天为止还在歧视犹太人，但都不太敢歧视了，因为全世界的舆论太强了。
全球华人对于在某些地区成为“少数”的华人，应该要有一个支援，主持正义的呼声。所以具有英文表达能力、有外国朋友的华人，应该要为全球华人，特别是成了“廉价的故人”的华人，建立另一个平台，帮他们主持正义，作为他们道德支援力量。
“民主”是好东西，可是，要照民主教科书所讲的程度，恐怕要付出很大代价。民主化的过程很重要，然而在教科书上，读不到他们在民主化过程付出多少代价；教科书从来不提，只提民主化以后多好。当我们去看西方写得比较详细的教科书，才知道欧洲人民主化的代价是多么惨重，美国人民主化的代价是多么慎重，这些是教科书没讲到的，所以今天不谈口号，就谈民主化的过程。
假设要把民主落实，民主该是在一个民主社会里，让人身安全、生活有保障，不会随便被抓去关，生活也有一定牢固的基础。民主之所以可贵，是民主有多大的管道；在管道里，大家可透过相互良好的行为，透过主动参与社会。在很多社会只让少数人参与，多数人不能参与，让这些人很不高兴。因为我很爱社会，你也很爱社会，为什么你要拒绝我的爱？所以民主必须让很多人都能参与，然后，到了民主的最后境界，就是你可以当皇帝，可是对不起我也想当皇帝，于是出现竞争性，对抗性的民族，这是民主的第三阶段。
假设三个阶段都能圆满达成，这个民族大概是OK的民族，可是要完成这三个阶段，不是那么容易。
大家都知道，在任何一个社会，一讲民主化之后，都会相信民主就是每个人讲自己的话，讲自己的偏见都有自由。所以，任何一个社会，假设这个社会存在种族矛盾。有一群人是多数，一群人是少数。假设一群人的宗教信仰跟别人不同，假设这群人是多数，意思就是说任何一个社会，假设他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存下一些因为种族、肤色、宗教这些很本质的矛盾，那么，这个社会民主的第一步，绝对是搞得很复杂。
许多欧洲国家的人口并不单纯，不是单一民族组成，他们之间多少带有矛盾。19世纪欧洲民主制度出现以后，从英国、西班牙、意大利到德国，第一波出现的政治人物全是煽动家。每一个国家的煽动家，把自己定位成国家里面的多数派，然后把少数特别是犹太人，当成假想敌。民主社会把一个很弱的，当成很强的假想敌，是件很快乐的事情，因为他们没有还击的力量；“廉价的敌人”是可爱的敌人，可以随便打他。所以民主化的过程中，在任何一个社会，第一波出现的政治人物和政党，绝对是煽动家式的政治；在19世纪的美国、欧洲毫无例外，只是这些东西教科书略过不提，所以说民主政治有很多陷阱。
“仇恨政治学”
第一个陷阱就是所谓的“仇恨政治学 ”，也就是今天所说的“痛恨的政治”。19世纪的美国跟欧洲，这种恨的政治学，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全世界都没有例外。有些国家克服了这种“仇恨政治学”，像英国克服了，但意大利、西班牙、德国完全没有克服，所以从19世纪末到1920年代，这几个国家都是法西斯、纳粹当道。希特勒、墨索里尼绝不是忽然跑出来，他们都是继承了19世纪“仇恨政治学”，到了经济一不好，它就全面爆发，所以“恨的政治学”是民主化过程里最大陷阱。
运气非常不好，我们台湾就有“仇恨政治学”的种子在那里。台湾经历了清朝、荷兰、郑成功、日本、国民党这些历史过程，在1949年过后，形成两大族群。一个族群就是所谓台湾人，另一个族群就是所谓的外省人。外省人又很讨厌，掌握了要津，他们的小孩子都很优秀，读了一大堆博士。而我们乡下人，土土的（笑声），本土派都把自己形容为善良，常给人欺负。以前给日本欺负，现在给国民党欺负（笑声），把自己说成是弱者，把一个占了台湾人口20%到25%的所谓外省人，说成邪恶的外来者，有本领、厉害的坏蛋。多数的好人被少数的坏蛋欺负。
在台湾过去20年里，这种政治论述是最大的主流，就因为这样一个政治主流，从好的一面来讲，台湾的民主化，有很强的仇恨来作为动力的基础。20多年来一点没放松，成为推动台湾政治民主一个很大的力量。
可是，当这种心理充满仇恨，而又不管仇恨有没有客观性，政治人物的心里面就被扭曲了。他扭曲历史、扭曲自己，然后，扭曲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当然最后是扭曲了他自己。这种人有一天成功了就不得了了。因为他是无法无天，邪恶的一群，所以他把自己的行为变得很有道理。我不是最坏的，我贪污才贪八年（笑声）。这种“仇恨政治学”最后会造成很大的苦果，政治、社会完全被扭曲以后所出现的民主，是把国家当成他私人化的产业方式来处理。
陈水扁不是一开始就是那么坏的人，他从小苦读出身，三级贫民，很苦读，很用功。他当台北市市长时，是台湾有史以来最好的市长。可是，这么好的一个人，一当上总统，为什么就搞得乱七八糟？这就是自己被扭曲，扭曲到他成为最大权力者的时候，以前被扭曲的东西全部发酵。
据我的了解，2000年他真的很想把台湾搞好。2001年还是不错的，到了2003年台湾整个政治乱七八糟，不少人认为这个捡来的天下快要没了，此时不“A钱”，更待何时（笑声）？台湾所有的大弊案，都是2003年以后发生的。
民主政治第一步所造成的“仇恨政治”以及“仇恨政治”所扭曲的一切政治行为，对权力的放纵，这是一个很大的陷阱。台湾经过八年，经过这样一个可怕的陷阱，那么往后会怎样？坦白说，我还不敢说。
我们的“马政府”一当选以后，台湾媒体又拼命在歌功颂德，拼命拍马屁。掌权人被拍得很舒服那就很麻烦，就不知道自己是老几。当权力滥用，那拍马屁的人会和他自圆其说，这种话听多了之后，自己也觉得很有道理，所以，整个政治会恶质化，台湾有没有抛弃权力滥用的陷阱，我还不敢说。
“仇恨政治”一直延续下来到“权力滥用”是最大的陷阱。我们可以说这一次台湾选举，经过了以仇恨作为基础，往后会否有以拍马屁作为基础的权力滥用？我们还在看，说权力滥用，无论基于任何理由，它所产生民主化的过程，造成的这个陷阱；台湾还在发展之中，我们要继续看。
我们再讲一个概念化的民主化。我们说民主化仇恨会被解放，那仇恨会被解放成社会矛盾，种族、肤色、族群是最大矛盾。可是在任何领域里，都有很多小矛盾。在经济领域里面过去有一堆人是享有某些特权的，那些没有特权的人，一到民主化的时候，就批评享有特权的人垄断、勾结，意思就是你要分一点给我吃，我才不骂你，所以，经济如此，财政也如此。
民主化过程里，整个社会任何领域，通通会产生一个所谓斗争的场域，从最高的宪法、司法、财政、经济和教育，最后到言论权也变成斗争场域。
噢！台湾媒体
以前在台湾戒严的时候，台湾媒体是垄断的，根据传播力而开放。出版社是最没有影响力的，出版业可以有很多家。杂志社稍为有点影响力，所以可以开放。所以台湾早期社会的不满都集中在党外杂志上面。
在1971年代末期到1980年代，是台湾杂志泛滥的时候。今天办一期上午出刊，下午就被查封。查封没关系，明天再办一期，朝生暮死的杂志多得不得了。这种杂志，反正是反对派的杂志，谈任何事件都不必查证，反正是骂你就对了。所以台湾整个社会不负责任的言论，早在党外杂志时代就开始了。
什么证据不证据，只要敢骂就对了，骂得越重，人们就会给你掌声。这种不负责任的党外杂志谈论政治的习惯，到了解严以后，没有因为政治民主化而自动消失，这种谈论政治的风格，还往上窜升，影响了报纸、电视。所以在全世界看不到一个社会的言论、政治、报纸、电视，不客观的报道，不客观的评论，会像台湾那样胡作非为。
除此之外，台湾以前广播影响力很大，因此广播不开放。于是，台湾出现了好几百家所谓地下电台。地下电台完全继承过去党外杂志的风格，并不因为民主化以后，任务达成就被取消。
政治人物发现地下电台对自己很有帮助，不但不取缔，反而加以鼓励，造成台湾社会看起来很热闹，仔细分析一下，会发现很有问题。表面上看来，人人都有言论自由权，可是言论自由是有前提的。一个问题没有研究，是没有自由权的。我可以相信你从不同立场做研究，从右派或左派立场做研究，我都认可你有发言权，可是没有研究，就不能接受你有发言权。
可台湾每个人有话就讲，反正讲得越激烈越有掌声。台湾社会在民主化过程中，从最高的宪法、财政、金融银行、教育到媒体，通通成了斗争领域。多元主义的结果，最后造成恃强凌弱的合理化。一个社会表面上看起来很多元，到最后你的“多元”没有意义，因为，我的 “多元”有实力就会落实。
台湾在民主化过程中，在多元主义掩护下，恃强凌弱，强者越强，弱者越弱，社会M型化，对穷人的照顾越来越少。多元化、民主化让台湾付出代价，外人是无法理解的。
过去那个政府让老百姓付出很大代价，大家对民主化这部分的“受伤”，已经受够了。政府应该整顿民主化过程中乱七八糟的现象，好东西留下来，坏东西要丢掉。
台湾是个麻烦的社会，当人民投票形成一个政党是60%左右，另一个政党是40%左右，大家都差不多，这个政治就搞不定。当一个政党选票超过55%，几乎可拿到国家政权，拿到立法院控制权，拿到绝大县、市的执政权。你的60%左右就把全部吃了。持有40%的人，他有强大的群众力量，可是政治实力上得不到一点好处。我很担心，目前选举制度之下有40%人口，政治理念跟其他60%的人完全不一样，可是，他们在立法院的代表不多，在县市也很少人，他们会不会因此变得更激烈化？这很值得注意。
另外，民主化还有一个可怕的陷阱。民主化表面看来每个人都可以讲话，当大家都在讲的时候，也不知道谁对谁错。而从事政治活动的人，要有很强的判断。当大家在吵闹，我就选最后的结果。这在理论上有个术语——过度多元主义(hyper-pluralism)，意思说社会上杂音太多，会造成具有行政权力的人，在赌局还未开盘前就不选择，等你吵闹定案后，再选一个定案。
这种现象在美国1960年代，民主制度的重量已经超过政治人物所能担负的重量，所以，会造成国家瘫痪，政府无所对策。
过度多元主义的现象，台湾过去八年没发生，因为那个统治者非常强悍。我贪污就说成你们勾结中国人欺负台湾人。他很有自信，虽然是乱七八糟的自信，可至少他有种，“坏人有种”。
而在新政府，我看到“好人无胆”。新政府上台后，只是讨好一切的人。今天台湾百废待举，很多政策必须做出方向式的决定。可是新政府、行政院一成立，第一件重大事情，就是发下1200亿新台币（约53亿6700万新元）给县市。1200亿新台币是笔巨款，把钱发下去，县市长兴致很高，但对台湾整体经济有多少好处？这就是讨好政治！就是无决断、无方向、好人无胆的政治。
已形成的物价飚涨，会是一个很大考验政治人物统治的能力。因为民主多元，老百姓在没有找到定案以前做出选择，都会有损失，政治人物做也不对，不做也不对。最后政治人物只剩下一个任务，就是所谓当代政治最流行的术语：就是政治人物搞什么东西，就搞电影明星嘛。在西方政治人物天天在做秀。政治人物长得漂亮就占便宜，如果你的内阁找来一堆美女，至少大家看了高兴。政治变成表演式舞台。
近代政治决断要付出代价，政治领导要付出代价，老百姓的民意很难摆平，所以，政治人物什么事情都不做，看民意而办事。我最好天天做秀上电视划龙船（笑声）。
政治只剩下表演
政治在90年代以后，已经变成“表演政治学”。小时候谈到柏拉图的共和国，书里会说“大海航行靠舵手”——这话不是毛泽东说的，是柏拉图说的（笑声），所以当我读到柏拉图这句话的时候，就觉得老毛很有学问。从古典希腊时代到民主化初期，都很强调这个任务，可是到了近代以后，民主政治已出现一个奇怪说法：任何政治人物想要扮演领导的角色，就说他有专制特性、专制的人格。所以领导在当代政治里，已变成污名化的名词。然后，政治学已不再谈领袖的角色，不谈领导者应该对国家具有方向领导的作用。领导反而跑到企管学里去了！在西方政治来讲，领导不领导都是这样子；（有）领导不会变得更好，不领导也不会变得更糟糕，所以不必领导。
政治平庸化，是成熟民主国家基本特色；没有领导，不用领导，不愿意领导。但公司不同；大公司的CEO假如做了一两个很坏的决定，公司就垮了。所以CEO必须对很大的跨国公司产生很强的领导作用。领导学已变到企管学里面，领导学在企管学只是一部分而已。
“表演政治学”
政治人物不领导只是作秀，这种反现代式政治，在2000年以后的台湾，越来越清楚。当年陈水扁是“超级作秀大师”，年轻人喜欢跳舞，他就把马路围起来，让你去飊舞。讨好式、作秀式的风格取代领导风格。这种风格在马英九身上看得更清楚。每天都是在表现他的人格特质。我是好人，我上台以后决定家人全部辞职，其实辞职不辞职，跟你干净不干净有什么关系？
假设一个领袖，能够帮我们每一个人多赚100块钱，我让你贪污10块钱（笑声）当做奖励。当领袖，能力特别重要，人的特质很重要；所以你大车换成小车我好感动，小人物最恨大人物坐一辆黑头轿车张牙舞爪，侍从保镖一堆。你忽然大车换小车，心里感觉很好。可是大车放着，这不是亏很多钱吗？这只属于人格特质风格，而不是去构思国家纯粹的大政方针，这种领导风格只是作秀，将来会很有问题。
我年轻的时候，蒋经国正在当行政院长，我专采访蒋经国新闻。台湾哪里有淹水，你县长还没到，蒋经国先到。台湾每年夏天一定旱灾，他老兄情报灵通，听到哪一个水库干了没水了，他老兄先到。每次淹水他去巡查，前面一堆水，所有跟班西装笔挺怎么办？他裤脚一卷，穿着皮鞋就走过去。下面那些人一看老板走了，也不得不跟（笑声）。以前的人政治不怎么开明，可是我们叫做中国儒家，视民如伤，关心老百姓的痛苦，这部分蒋经国还是有的。
民主化以后从李登辉、陈水扁到马英九，都对老百姓没有反应，老百姓遭淹水没有人管。以前台风要来，蒋经国一定亲自到气象局等着听简报，了解台风严不严重，了解哪里会淹水，回去就拿起电话，叫县市长小心一点。这一点人家还做到。
因为政权的合理（法）性，所以在照顾老百姓生活方面，不敢马虎。台湾民主化以后，爱护人民的精神没有了；老百姓要死不活是你们家的事，生活不好，赚钱赚得少，你失业，为什么？你竞争力不足，活该嘛！（笑声）竞争力已取代一切的论述，随着民主化跟西方近代媒体发达以后，所连接起来的所谓“表演政治学”当道，搞政治的传统内涵、人民爱恶、对老百姓问题必须要有反应的能力，这种观念已在政治学里去掉了，政治只剩下表演，只剩下一堆废话。
民主化过程中，像一个巨浪把过去传统威权社会卷走。巨浪卷来时，浪花看来很漂亮，可是浪花一卷以后，海底的沙石，沉淀好几千年的垃圾、人心的贪婪，所有的坏东西，都同时被卷起来。一个成熟民主化的过程里，好的东西要吸收，坏的东西就丢掉。
整个东欧的民主化，没有一个好国家，勉强还算OK的只有捷克。捷克有个叫哈威尔的总统，他不是技术官僚，也不是博士，他是一个有良心、人文素养很高、很有道德感的一个人、一个作家。
这个人当了总统以后，到处去发表演讲，通通在谈道德。所以捷克的政治，被老板的道德压住了，因此，贪污腐化的现象不严重，表现虽不特别好，但属于OK的。
哈威尔曾说过，民主化就是一个浪潮，带来希望的同时，也把以前社会积累的坏东西，全部解放出来；假如社会没有很强的控制力量，把坏的东西控制住，民主化的结果会是负面的。民主化最坏的结果发生在南非，南非的族群斗争，流血冲突，然后，少数当权的黑人，忽然变得很富裕。这个国家的失业率达到40%，我认为南非是个完蛋的国家，可是他还是民主国家。
我们不要把民主看成是万灵丹，要注意民主化的过程，这过程有好的，但坏的东西很多！
除了这个以外，还必须谈到两岸关系，台湾十年锁国，因为锁国台湾对大陆充满幻想。大陆现在经济势头很好，又要办“奥运”，又要办“上博”，商机无限。
台湾现在只重视商机。这种谈法谈久了，就产生不切实际的说词，意思就是说只要开放两岸，直航三通包机、大陆客来观光，就会产生很多商机。最好大陆客来投资房地产、投资股票，股票就会破万点，房地产就会飙涨，台湾就OK了！
我发现我们的江炳坤讲的话还不错，他说：“台湾人拜托，不要把希望寄托在一个篮子里好不好？这个篮子不怎么牢靠的啦。”大陆客来多少才有帮助？香港每年过境人口2500万，那么小的一个地方，2500万人在撑它；澳门到去年为止，差不多有1600万人。你台湾最先说1800人，现在变3000人，算一下一年变成100万人，这对经济有多少帮助？台湾幻想把直航包机、大陆观光客，幻想成救命仙丹，这是台湾谈问题被扭曲后，产生不现实的幻想。
台湾必须经济重建，必须大幅度调整所得。社会经济、政策、财政、金融来一个大调整。可是我们不谈这些，只把台湾的生命线，寄托在直航包机、大陆客观光上面；一个社会被扭曲到失去方向感，社会的前途确是让人担忧。
台湾解严以后，经过20多30年的民主化过程，付出很大代价，很多东西被扭曲，判断事物的标准错乱了，方向感自己不会定位，像大海一叶扁舟，随着时代浪潮漂来漂去，政治人物不敢有任何担当，所以无方向就是最好的方向。
我曾经讲过“不统、不独、不武”就是无方向，但比陈水扁要搞台独，结果搞到乱七八糟，是错误的方向，所以无方向好过错的方向（笑声）；可是，你无方向就会乱漂。
过去八年里，陈水扁的政治、经济没那么差，台湾60%的人口过去都赚到钱，40%的人生活很惨，所得大幅度下滑。烧炭自杀、全家一起死掉的，跳楼、跳海的都是这40%的人。所以台湾的经济必须来一次完整的重整，让40%贫穷人口活得有希望，活得有尊严，至少别去自杀。
未来台湾社会会怎样走下去？政治会不会变得更好，经济会不会变得更好，整个社会的错乱会不会变得更好？我不敢说。台湾已经乱了十年，我寄望新政府未来从价值判断上、从国家方向上，社会的大施方针、所得分配、经济的发展方向，财政、金融的纪律感，重新恢复。这是一个很大的工程。
（黄亮录音整理）
问与答
如果国家民主化要付出惨重的代价，那么民主化到底值不值得？今天，台湾人民的生活是否比蒋经国的时代更好？
目前，民主在某种程度上是个普世有效的口号，大概是很难阻挡。如何定义执行民主化的路径图，每个国家有自主权。这个自主权的取得不是那么容易，必须对西方民主的发展很了解，对民主的假相、真相，有清楚的知道，然后才能形成自己国家的共识。
你所设计的民主可能不是那么美好，但是OK的；要如何形成一个国家民主路径图的共识？这需要新加坡的知识分子、媒体去判断（笑声）。下一波的民主化，哪些东西应该开放？绝对没有一个社会是靠单一的价值形成美好的社会。一个社会一定是要多重、有效的价值。单一价值形成的社会，那是会疯狂的。
我不会用二分法去说谁好、谁坏（笑声）。我年轻的时候是反对派一员，是党外有名杂志的写手，也搞过群众运动。我们那代人对民主充满憧憬，我们是在民主象征符号很伟大那个阶段的产物。
争取民主是年轻人，有读一点书、有良心的人都该做的事情。可是我们不是搞政治，搞过一阵子运动之后，就要回到书房去静下来。罗素一辈子搞过两次群众运动，其他时间全躲进书房里，写《数学原理》、写《西方哲学史》，到现在大家还在读他的书。读书人在必要的时候跑到社会上去，出去后切记要回来，回到书房（笑声）。
知识是一切的基本。美国有那么强的硬实力和软实力，它的学术力在全世界也是没法比的。美国人写的学术论文在任何领域被引用的最多。美国的大学各类著作，每年大约出版五六万种书，其中15%是大学出版社出的。
美国社会整个文化、学术，无论左派右派，永远跑在时代前端，这是学术力。华人要建立民族可长远的、可发展的民族机制，必须花很多精神去反省民族，让自己的学术力、思想力大大提升，到那时候才有可能有比较好的民主机制出现。
台湾民主政治缺乏严肃性、责任感，新加坡较欠缺的是自由度不够。这两者之间有哪些地方可相互借鉴？台湾和新加坡的关系，曾有20年的冷淡期，现在马政府上台，下来双方能否有更多的交往和交流？
台湾一天到晚都喜欢谈打压，跟中共也谈打压，连贪污也不能骂，一骂就说你打压他。台湾有些明理的人都在谈，台湾民主如果不把悲情、扭曲的东西丢掉，那就永远打压。
台湾在谈两岸关系，问题是很复杂的。不能因为你的要求不能完成，就说你打压我，不是这样简单的谈问题。所以，打压论的至高无上，一定要把它丢掉，把台湾的悲情丢掉。
未来，台新关系大有可为。台湾的经济要走向东南亚，通过东南亚走向南亚。新加坡是个很重要的地方，台湾在东南亚有很大发挥的空间；东南亚的南端、北端，台湾都可以发挥。往后，台新的经济关系、文化关系应该大有可为。
另外一点就说新加坡有“Social Engineering”的民主模式，很独特，很值得研究。基本上统治阶级可以放心，放心是开放的基础。台湾很快乐，很乱七八糟，都已伤到根本。台湾要有纪律，政治人物要有责任，统治者要有魄力，要有想法，不能跟着“名嘴”胡说八道（笑声）。
台湾政治人物反省能力很差、体贴老百姓能力很差，心胸狭窄，关心的面也小了，纪律也低了，智慧更没有（笑声）；这部分台湾真的应该向新加坡学习。
大概在十年前我去美国开会，四季饭店旁边有一家专卖专业性的社会科学的书店，我买了一箱好书大概3000美元，书店老板向我从哪里来，我说从台湾来。他说前两天四季饭店住了四个新加坡年轻官员，（买书）一买就买了1万美元。哦，新加坡官员是会读书的（笑声）。新加坡人在专业知识上很用功，这一点台湾应该学。
台湾几乎每年都有选举，弄得好像举办嘉年华会。台湾的立法院常常打架，甚至男女对打、抢话筒，为什么会这样？
我一直认为一个社会有合理化部分，有放纵的部分。西班牙每年的“狂奔节”，一不小心会被牛戳死。我觉得这活动好，社会压抑的闷气会被解放；集体的狂欢，对社会的平衡有很大作用。人是奇怪的东西，很严格的理性可以过日子，但心里面却很压抑，没有狂欢的部分是不对的；我认为每个社会都要制度化一些狂欢的活动（笑声、掌声）。在台湾，老百姓生活在竞争很强的社会里，日子很不好过，所以，有一个选举活动，老实讲，大家都很爽啦！
我不认为台湾选举太多，太“抓狂”是坏现象，反正台湾这么多年来已形成假戏真做、真戏假做，选举时你说我造谣、中伤、破坏、害我，到最后都没事。所以我容忍这乱七八糟、放纵的一面，这是台湾社会最不发疯的原因。（笑声）
至于立法院打架的问题，以前只是台湾，后来好些国家也跟随（笑声），日本人也打了（笑声），美国、加拿大也打了，台湾还能创造风潮。
民主政治一定有冲突，没有冲突不叫民主政治。解决冲突的过程，冲突规模很重要。小打小闹可让他打，只要让他知道这样打可以，可别闹大了；闹大会死人，不行的。所以，在容忍很多现象的同时，要有很强镇压性的批判力，只要在没有严重伤害之下，打打闹闹是民主常态。在民主过程里，必须习惯冲突。
（马亚西亚听众提问）你刚说的“仇恨政治学”在我们国家（马来西亚）非常盛行，不断上演。这种情形在印尼、菲律宾也发生。你认为，要如何解决？
新加坡是个天府之国（笑声），因为华人占大多数，所以不会面对“廉价敌人”的机会。东南亚其他国家的华人，命中注定要很长一段时间当“廉价敌人”。马来西亚的华人还算好，占总人口约30%，而在菲律宾、印尼、越南，华人的处境基本上跟19世纪到20世纪初期的欧洲犹太人一样，他们是少数，所以把这些人妖魔化太容易了。
在一个有绝大多数人口的国家，因宗教、肤色、信仰而成为“少数”的人，就是“廉价的敌人”。不打白不打，打了之后还可以收到政治效益，当每个人从里面可以收到政治利益之后，打的手永远不会停下来。这个时候境外力量变得很重要，当国际社会对这类事发出了强大舆论，它就会被迫约束。
华人应该学习犹太人的经验。欧洲人到今天为止还在歧视犹太人，但都不太敢歧视了，因为全世界的舆论太强了。
全球华人对于在某些地区成为“少数”的华人，应该要有一个支援，主持正义的呼声。所以具有英文表达能力、有外国朋友的华人，应该要为全球华人，特别是成了“廉价的故人”的华人，建立另一个平台，帮他们主持正义，作为他们道德支援力量。
2008年7月11日
秦晖：中国以“低人权优势”造就惊人竞争力
毫无疑问，近30年中国经济与社会成长，不仅伴随着中国人价值观念的转变，也在一定程度上见证了中国社会“议价能力”的成长。与此同时，在世人称道的“中国奇迹”背后究竟有着怎样一套有关“交易成本”的行事逻辑，今天更需要站在历史的高度重新审视。
为此，本刊专访著名学者、清华大学历史系秦晖教授。
一方出价
《南风窗》：政府对中国“经济奇迹”的出现无疑功不可没。而在这30年间，政府扮演的角色中，哪部分是迫切需要重新检视的？
秦晖：我觉得就是一些经济学家鼓吹的用国家权力剥夺工人讨价还价的权利，形成所谓“‘交易费用’降低”。我从来是将这种“交易费用”加引号的，因为它根本不是西方经济学意义上的交易费用。
如科斯所讲，交易成本有两个重要原则：第一，一方讨价还价的权利是不能剥夺的，只有在此基础上形成一个集体的谈判，避免分散谈判所要支付的成本。比如科斯讲为什么要企业呢，一般我们讲每个劳动者都有能力或者权利当个体户，而不是受雇于企业，但为什么不直接面对消费者，原因是交易成本过高。所以企业是一个节省交易成本的组织，而且大多数人还是倾向于进入企业的。但科斯绝对没有说过建农奴制庄园可以节省交易费用。然而，按照有的经济学家的逻辑，却是没有讨价还价便是节约交易成本。第二，这个交易成本是整个社会的成本，而不是一方的近乎强制的出价。
科斯有两本书题目就很好，一是《企业的性质》，我说按中国有些人的理解直接叫“奴隶制的性质”就可以了，而不是“企业的性质”了。他们认为企业的性质就是降低交易费用的组织，那奴隶制不是更符合这种性质吗？显然科斯并不这样认为。因为奴隶制其实是剥夺了许多人的交易权利，而科斯所谓的成本却是以保障这种权利(这就是企业与奴隶制庄园的不同) 为前提的。第二本书是《社会成本问题》，他为什么说是“社会成本问题”，而不说“一方出价问题”呢？我们一些理论家讲的“成本”其实只是一方的出价，另一方付出了什么他不予考虑，显然科斯是没有这个意思的。
我并不是说科斯的说法就一定对，所谓“新自由主义”在理论上就没有问题，但中国搞的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中国的问题也不能让西方经济学家来负责，而且和新自由主义也没有什么关系。但中国奇迹的出现显然受益于没有讨价还价余地的某种机制。
这种单方面出价以节省“交易成本”的说法其实是一种强盗逻辑。谁能说我用刀抢了你，就降低成本？但是，这种说法在中国的确很盛行。比如有人说，集体化是很好的选择，因为国家同无数小农打交道，成本很高，所以国家把大家集体捆起来，你不能讨价还价，交易费用就小了。国家因此得到大量廉价的粮食，但是农民饿死多少呢？这个算不算成本？他们不认为这是成本，而且制造了一个概念——“减少国家与小农交易的成本”。为什么就不是“小农与国家博弈的成本”呢？这个概念在科斯看来根本就不通的。有的逻辑是国家越容易把工人赶走，所谓“交易成本”就越低。你要说成本的话，人民公社时的成本是最高的，哪个国家在工业化时期付出了饿死如此多人的高昂成本？
《南风窗》：当国家成为“资本家”，作为“国家雇员”的另一方实际上失去了对自己权利与能力的“议价权”。
秦晖：公共资产从理论上说，所有人都是所有者，也可以说所有人都不是所有者，这不是主雇关系。私营企业解雇工人，在现代国家当然也会受到劳动法约束，但从主雇关系来说，解雇工人可以说是天经地义的。企业是我办的，我对资产承担风险，破产我可能要跳楼的。合同也是在双方同意的前提下签订的。不同的是，在国有企业里厂长和工人地位本应该是一样的，凭什么有的人要被赶走？凭什么有的人要做牺牲？凭什么有的人是能人而其他人连试试是不是能人的机会都没有？
相较而言，东欧国家的私有化讨价还价的成本是比较高的。一般都是赶紧私有化，裁减多少工人由劳资双方来谈，国家不会动用权力来动员裁减多少工人，或将资产送给某些特定的人。所谓的回收资本最大化原则，公开、公正、全民参与的原则，或像证券私有化一样，每人一份，而不会事先考虑将工人赶走。当然转轨完成之后，劳资双方的协商是另一回事，而且是有工会参与的，不是说先将该赶走的工人赶走后再提出对剩下的工人有就业责任，更不仅仅是政府与能人两方面私下交易完成的。
《南风窗》：若干年前，我采访社会学家陆学艺先生，他也对市长先生们高谈“减员增效”提出批评，认为政府首先应该保障的是充分就业。
秦晖：所以我怀疑从“减员增效”到私有化有某种程序上的故意。当初之所以动用国家权力搞“减员增效”或许就是为私有化做准备的。至于民企无所谓“减员增效”，因为一开始它就不会雇佣冗员。国家也许是有意识在产权改革之前搞“减员增效”，当然也可以说这有回避意识形态风险的意思；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是动用国家权力将工人赶走。工人能和资本家讨价还价，却无法同国家讨价还价，因为工会也是国家办的工会。这种工会在工人与私企间能起一定作用，但在国企和工人之间显然倾向于偏袒国家。
《南风窗》：以前我们讲工会是“福利工会”，而不是“权利工会”。但不得不承认，这“福利”二字长期以来也是打折的。
秦晖：是啊，中国历来是一个负福利国家，现在也是。中国的进步就表现在负福利的降低上，即向“零福利”渐渐靠扰，充其量是通过二次分配不加剧社会分化。现在更多是高收入者高福利，低收入者低福利。这样的福利安排，反映的还是讨价还价权利的缺失。
尺蠖效应
《南风窗》：在不久前您的反思文章中再次谈到了“尺蠖效应”。通常说，左派要求福利，右派要求自由，左右相争即有所谓的“天平效应”。然而，在“尺蠖效应”中，“天平”左右却只为自己的利益倾斜。
秦晖：近年来改革政策、乃至改革战略不是没有调整，甚至可以说是调整之频繁举世罕见。但好像怎么调整都不对劲，这就是所谓的“尺蠖效应”：就像那一放一缩却只朝着一个方向移动的尺蠖，政策一“左”，老百姓的自由就减少，但福利却难以增加；政策一“右”，老百姓的福利就收缩，但自由却难以扩大。一讲“小政府”官员就推卸责任，但权力却依然难以限制；一讲“大政府”官员就扩大权力，但责任却仍旧难以追问。向右，公共资产就快速“流失”，但老百姓的私产并无多少保障；向左，老百姓的私产就受到侵犯，但公共财富仍然看守不住。
《南风窗》：就像将股市变成超级提款机，有人不断地设套坐庄然后提钱。
秦晖：有人就有这样的说法，反正国有企业就那么点，搞完不就完了吗，就算是灾难、是腐败，反正有些人迟早是要富的。我说当权者如果真能承诺搞完这一次就不再搞国有化了，也就是说国有资产不再增加了那也行，但是当权者从来没有这样承诺过。有人把国有资产搞光了，又从老百姓手里搞国有化，然后一手国有化一手私有化，两手都不误啊！这样中国国有资产从来没有搞完的时候，而且还有越搞越多的趋势。
在“郎旋风”之后中国开始反对所谓“新自由主义”，一时似乎风向转“左”，于是排挤民资的“新国有化”、划定国有垄断行业等“大政府”政策纷纷出台，但与此同时，新一波“股改”却采取了本质上近乎“国有股白送人”的私有化方式，“右”的程度远远超过“郎旋风”之前的一切国有股减持方案。吴敬琏先生略表批评，立即招来一片骂声。也是，前些年为了国企“圈钱解困”，长期大熊市把高位跟进的广大散户小股民坑得够呛。如果当初在国企未改革前不急于设局圈钱，就不会有这么多人被坑。当股指从2300多跌到900多，等大部分小股民割肉退场，就等着大庄家“抄底”了——这时“国有股白送”的改革才大举出台，一下就给抄底者奉送了3000亿元的净值财富！如此尺蠖般的一收一放，国有资产也送掉了，小股民的私产也亏掉了，只有有来头的抄底者两头通吃，尽得“国有化”与 “私有化”的好处。
同样，在土地方面，今天强调加快城市化，便大举剥夺农民地权“圈地造城”，但农民进城后却得不到平等待遇；明天强调控制城市化和“复兴农村”，便限制、取消农民迁徙权，但官府依然可以圈他们的地。今天说土地紧缺要“保护耕地” ，于是就打击“小产权”，严禁农民卖地，但官府依然想“征”就“征”；明天又说土地宽松可以放手开发，于是官府掀起圈地大潮，但农民土地仍然不许入市…… 在这种体制下即使政策设计者出于好心，做起来也跳不出“权家通赢”的圈子。
《南风窗》：尽管通常我们讲“国退民进”是中国转型的大脉络，在主流意识形态和政治实务中，仍是“国富论”做得多，“民富论”做得少。那么，中国企业的成长在“国民进退”与财富流转中究竟起了什么作用？
秦晖：我想，企业方面如果离开民主、自由的增进，那就是左也不对，右也不对。你无法说到底是左一点好，右一点好，或者大国家好，还是小国家好。现在就是这个样子。中国只有朝着自由、民主方向增进才有解决问题的可能，否则就像我所说的“尺蠖效应”，国进民退也好，国退民进也好，财富都不会流到普通百姓口袋里去。更糟糕在于，到一定时候上述“国有化”与“私有化”会再来一次，而不是有的人所说的“一次性完成”。
《南风窗》：但现在我们政府一年花的钱已经相当于3.7亿个城镇居民、12.3亿农民一年可以花的钱。政府财政税收约等于民间可支配收入总额的一半。
秦晖：所以说，既然不能制止搞国有化，凭什么有人把国有资产放进自己口袋里我们就不反对呢？凭什么说这种做法不会带来更糟糕的结果呢？而且，这种行为会自我强化，会更进一步加强“国有化—私有化”的积极性，最后是国家拿得越多，老百姓被拿的越多。
眼下大家讲分享改革成果，但是任何国家的这种“分享”都是争取出来的。我不是激进主义者，也不认为中国的问题可以一步到位地解决，但是我很反对“党内民主”或者“基层民主”的提法，其实改革路径根本不应该这样考虑的。这不是由下而上或者由上而下的问题，也不是由党内到党外或者党外到党内的问题。其实在中国历来两种方向都是一样的，我想讲的是，实际上这个过程，用我的话来说是“为自由而限权”和“为福利而问责”的双向递进的过程。一方面，我们不断地指责权力越界了，尽管是在能够指责的范围内指责。但是只要你在不断地施加这个压力，只要不为其扩权提供理由，总的来讲，总会使其权力受限制，即使不能一步到位，也还是会好起来。与此同时，要求政府做该做的事，尽该尽的责。在中国即使要求政府负责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也是应该的，因为你的权力是不受限制的。既然政府不承认自己的权力有边界，那么我们也可以认为其责任也是没有边界的。反过来说，你要求我的问责有边界，我也要求你的权力有边界。
低人权优势
《南风窗》：谈到中国的崛起时官商学常会提到“后发优势”。几年前，您谈到关于中国经济成长的“虚假论”、“ 崩溃论”都不对，并且认为这种增长既非“政府成功”，也非“市场成功”，更与所谓“市场政府双重成功”不相干，而将目光投向了“低人权优势”。如何看待这种“优势”与开放的关系？
秦晖：在闭关自守的时期，不准讨价还价的做法无法带来绩效，就像改革前的中国与今日朝鲜。但是打开国门后，它的确可以在全球化时代具有“低人权优势 ”。许多人会来投资，而且你生产的产品会卖得特别便宜。但是，这种经济效益上的好处也带来问题，既让中国老百姓为血汗工厂支付成本，也让国外老百姓付出代价，因为这也意味着你会把人家的工会搞垮了，把人家的福利降低了。为了竞争，国外资本不得不向你看齐，所以就有了“资本内逃”的现象，工会蔫了，福利黄了，整个 100多年来的劳资平衡被打破了，而且人家的社会矛盾也加剧了。国外一些资本为逃避本国民主社会主义的压力，逃避工会和福利压力，流向了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
《南风窗》：所以，在法国近乎戏剧性地出现了萨科奇这样“既减福利又减自由”的总统。西方一些国家在“中国因素”或者说新一轮全球化浪潮面前多少有些进退失据了。
秦晖：所以说上面所谓的“交易成本”理论不仅坑了老百姓，而且坑了近百年来人类文明的成果，让世界重新回到原始积累的时代去了。所以我说，除了低工资、低福利的传统优势外，中国更以“低人权”的“优势”人为压低人力、土地、资金和非再生资源的价格，以不许讨价还价、限制乃至取消许多交易权利的办法“ 降低交易成本”，以压抑参与、漠视思想、信仰和公正、刺激物欲来促使人的能量集中于海市蜃楼式的单纯求富冲动，从而显示出无论自由市场国家还是福利国家都罕见的惊人竞争力，也使得无论采用“渐进”的还是“休克疗法”的民主转轨国家都瞠乎其后。
当然，如果不对外开放，这种冲动也不会有多大能耐。对外开放后，中国现有体制在一定程度上免除了“民主分家麻烦大，福利国家包袱多，工会吓跑投资者，农会赶走圈地客”的“拖累”，便出现了空前快速的原始积累。而这种方式造成的危机，则靠外部资源(资本流入、商品输出)的增益来缓解，同时通过全球化把危机向外部稀释，结果是中国因素导致的资本流和商品流在自由国家打破了原有的力量平衡，加剧了劳资矛盾，在福利国家加剧了移民冲突，而在这两类国家都加剧了就业和公共财政困境。
或许，中国奇迹只有这种解释才能成立。至于说“后发优势”，后发的地方多了，非洲也有，但不像中国成功。南非废除种族隔离后，经济“竞争力”是下降了，但这个所谓下降，并非真的比原来落后，而是在全球化背景下，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原始积累，具有相对于文明国家的“低人权优势”。当然，如果南非从来就是一个封闭国家，那它过去就不会有“奇迹”，现在也未必会比过去差。只是在开放世界中，过去能够用的办法，换了新办法可能就赚不到原来那么多钱了。
《南风窗》：世界资本流向人权洼地以获取更大价值的趋势不可否认，所以张五常说“中国比美国自由”。
秦晖：这是他去年12月在弗里德曼的纪念会上说的。张五常站在美国的立场骂欧洲，然后站在中国的立场上骂美国，得出结论是欧洲学美国，美国学中国。
“议价”权与责
《南风窗》：让民众能够充分讨价还价，不仅是着眼于眼前的利益，也在客观上可能导致一些利益群体因为无厚利可图选择退出。换句话说，讨价还价能力的上升将形成一种全新的退出机制。
秦晖：最好的出路就是民众有条件和政府讨价还价，让政府承认自己哪些做得到，哪些做不到。当政府为自己牟利的事情做不成，为民众做的事情推不掉，离民主政治也就不远了。如果权力无限，责任又没有，可以想见，谁也不会轻易让出这个“交易”的。权大责小的官谁不愿意做？谁要来抢，我就和谁拼命。
有意思的是波兰团结工会在掌权之前，它们从来都是要求政府给自己最低价的肉，政府没做好就批评。在有的人看来，团结工会是波兰最反动的力量，因为“强加”了政府许多责任。当团结工会自己执政了，就把许多责任取消了，物价也高涨。不过老百姓也不好说什么，因为政府是自己选的。
波兰也不是没有斯大林主义者，但是老百姓当时没有投它的票。选举时也有人主张，你让我集权，我给你廉价的肉，但是你没有投它的票，这样你也无话可说。所以我觉得政治体制改革就是建立起一套讨价还价的机制。政治体制改革并不必然导致自由放任政府或者福利国家，福利和自由放任是可选择的。但它必然要导致一个权责对应的政府。承担更大责任，给我更大权力，或者相反，老百姓可以在两者之间选择。
《南风窗》：社会在讨价还价中进步。30多年来，中国经济与社会的成就，不仅伴随着中国人价值观念的转变，也在一定程度上见证了中国社会同政府的“议价能力”的成长。
秦晖：问责方面，像汶川这样的地震，如果政府不救灾，以前(比如唐山大地震时期)可能无法指责，甚至发生了什么事都不知道，现在这种责任很明显是绕不过去的。同样，包括最低收入保障法的出台也是社会不断推动的结果。只不过现在的讨价还价做得还不够。而且，学界的左、右派还在不断地为政府部门消解社会压力。右派讲这些福利要求是不应该的，政府用不着承担这些责任；左派在说限制权力是不应该的，政府权力应该更大……如果左派不停对政府问责，右派不停对政府限权，政府就会有改革的动力，中国就会越来越进步，越有希望。如果相反，左派为其扩权，右派为其卸责，当然政府就越来越不想改革，而且自我感觉越来越好。社会向前发展，也难免有人拉社会进步的后腿。尽管如此，30年来，中国在整体进步这一事实，是不可否认的。
为此，本刊专访著名学者、清华大学历史系秦晖教授。
一方出价
《南风窗》：政府对中国“经济奇迹”的出现无疑功不可没。而在这30年间，政府扮演的角色中，哪部分是迫切需要重新检视的？
秦晖：我觉得就是一些经济学家鼓吹的用国家权力剥夺工人讨价还价的权利，形成所谓“‘交易费用’降低”。我从来是将这种“交易费用”加引号的，因为它根本不是西方经济学意义上的交易费用。
如科斯所讲，交易成本有两个重要原则：第一，一方讨价还价的权利是不能剥夺的，只有在此基础上形成一个集体的谈判，避免分散谈判所要支付的成本。比如科斯讲为什么要企业呢，一般我们讲每个劳动者都有能力或者权利当个体户，而不是受雇于企业，但为什么不直接面对消费者，原因是交易成本过高。所以企业是一个节省交易成本的组织，而且大多数人还是倾向于进入企业的。但科斯绝对没有说过建农奴制庄园可以节省交易费用。然而，按照有的经济学家的逻辑，却是没有讨价还价便是节约交易成本。第二，这个交易成本是整个社会的成本，而不是一方的近乎强制的出价。
科斯有两本书题目就很好，一是《企业的性质》，我说按中国有些人的理解直接叫“奴隶制的性质”就可以了，而不是“企业的性质”了。他们认为企业的性质就是降低交易费用的组织，那奴隶制不是更符合这种性质吗？显然科斯并不这样认为。因为奴隶制其实是剥夺了许多人的交易权利，而科斯所谓的成本却是以保障这种权利(这就是企业与奴隶制庄园的不同) 为前提的。第二本书是《社会成本问题》，他为什么说是“社会成本问题”，而不说“一方出价问题”呢？我们一些理论家讲的“成本”其实只是一方的出价，另一方付出了什么他不予考虑，显然科斯是没有这个意思的。
我并不是说科斯的说法就一定对，所谓“新自由主义”在理论上就没有问题，但中国搞的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中国的问题也不能让西方经济学家来负责，而且和新自由主义也没有什么关系。但中国奇迹的出现显然受益于没有讨价还价余地的某种机制。
这种单方面出价以节省“交易成本”的说法其实是一种强盗逻辑。谁能说我用刀抢了你，就降低成本？但是，这种说法在中国的确很盛行。比如有人说，集体化是很好的选择，因为国家同无数小农打交道，成本很高，所以国家把大家集体捆起来，你不能讨价还价，交易费用就小了。国家因此得到大量廉价的粮食，但是农民饿死多少呢？这个算不算成本？他们不认为这是成本，而且制造了一个概念——“减少国家与小农交易的成本”。为什么就不是“小农与国家博弈的成本”呢？这个概念在科斯看来根本就不通的。有的逻辑是国家越容易把工人赶走，所谓“交易成本”就越低。你要说成本的话，人民公社时的成本是最高的，哪个国家在工业化时期付出了饿死如此多人的高昂成本？
《南风窗》：当国家成为“资本家”，作为“国家雇员”的另一方实际上失去了对自己权利与能力的“议价权”。
秦晖：公共资产从理论上说，所有人都是所有者，也可以说所有人都不是所有者，这不是主雇关系。私营企业解雇工人，在现代国家当然也会受到劳动法约束，但从主雇关系来说，解雇工人可以说是天经地义的。企业是我办的，我对资产承担风险，破产我可能要跳楼的。合同也是在双方同意的前提下签订的。不同的是，在国有企业里厂长和工人地位本应该是一样的，凭什么有的人要被赶走？凭什么有的人要做牺牲？凭什么有的人是能人而其他人连试试是不是能人的机会都没有？
相较而言，东欧国家的私有化讨价还价的成本是比较高的。一般都是赶紧私有化，裁减多少工人由劳资双方来谈，国家不会动用权力来动员裁减多少工人，或将资产送给某些特定的人。所谓的回收资本最大化原则，公开、公正、全民参与的原则，或像证券私有化一样，每人一份，而不会事先考虑将工人赶走。当然转轨完成之后，劳资双方的协商是另一回事，而且是有工会参与的，不是说先将该赶走的工人赶走后再提出对剩下的工人有就业责任，更不仅仅是政府与能人两方面私下交易完成的。
《南风窗》：若干年前，我采访社会学家陆学艺先生，他也对市长先生们高谈“减员增效”提出批评，认为政府首先应该保障的是充分就业。
秦晖：所以我怀疑从“减员增效”到私有化有某种程序上的故意。当初之所以动用国家权力搞“减员增效”或许就是为私有化做准备的。至于民企无所谓“减员增效”，因为一开始它就不会雇佣冗员。国家也许是有意识在产权改革之前搞“减员增效”，当然也可以说这有回避意识形态风险的意思；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是动用国家权力将工人赶走。工人能和资本家讨价还价，却无法同国家讨价还价，因为工会也是国家办的工会。这种工会在工人与私企间能起一定作用，但在国企和工人之间显然倾向于偏袒国家。
《南风窗》：以前我们讲工会是“福利工会”，而不是“权利工会”。但不得不承认，这“福利”二字长期以来也是打折的。
秦晖：是啊，中国历来是一个负福利国家，现在也是。中国的进步就表现在负福利的降低上，即向“零福利”渐渐靠扰，充其量是通过二次分配不加剧社会分化。现在更多是高收入者高福利，低收入者低福利。这样的福利安排，反映的还是讨价还价权利的缺失。
尺蠖效应
《南风窗》：在不久前您的反思文章中再次谈到了“尺蠖效应”。通常说，左派要求福利，右派要求自由，左右相争即有所谓的“天平效应”。然而，在“尺蠖效应”中，“天平”左右却只为自己的利益倾斜。
秦晖：近年来改革政策、乃至改革战略不是没有调整，甚至可以说是调整之频繁举世罕见。但好像怎么调整都不对劲，这就是所谓的“尺蠖效应”：就像那一放一缩却只朝着一个方向移动的尺蠖，政策一“左”，老百姓的自由就减少，但福利却难以增加；政策一“右”，老百姓的福利就收缩，但自由却难以扩大。一讲“小政府”官员就推卸责任，但权力却依然难以限制；一讲“大政府”官员就扩大权力，但责任却仍旧难以追问。向右，公共资产就快速“流失”，但老百姓的私产并无多少保障；向左，老百姓的私产就受到侵犯，但公共财富仍然看守不住。
《南风窗》：就像将股市变成超级提款机，有人不断地设套坐庄然后提钱。
秦晖：有人就有这样的说法，反正国有企业就那么点，搞完不就完了吗，就算是灾难、是腐败，反正有些人迟早是要富的。我说当权者如果真能承诺搞完这一次就不再搞国有化了，也就是说国有资产不再增加了那也行，但是当权者从来没有这样承诺过。有人把国有资产搞光了，又从老百姓手里搞国有化，然后一手国有化一手私有化，两手都不误啊！这样中国国有资产从来没有搞完的时候，而且还有越搞越多的趋势。
在“郎旋风”之后中国开始反对所谓“新自由主义”，一时似乎风向转“左”，于是排挤民资的“新国有化”、划定国有垄断行业等“大政府”政策纷纷出台，但与此同时，新一波“股改”却采取了本质上近乎“国有股白送人”的私有化方式，“右”的程度远远超过“郎旋风”之前的一切国有股减持方案。吴敬琏先生略表批评，立即招来一片骂声。也是，前些年为了国企“圈钱解困”，长期大熊市把高位跟进的广大散户小股民坑得够呛。如果当初在国企未改革前不急于设局圈钱，就不会有这么多人被坑。当股指从2300多跌到900多，等大部分小股民割肉退场，就等着大庄家“抄底”了——这时“国有股白送”的改革才大举出台，一下就给抄底者奉送了3000亿元的净值财富！如此尺蠖般的一收一放，国有资产也送掉了，小股民的私产也亏掉了，只有有来头的抄底者两头通吃，尽得“国有化”与 “私有化”的好处。
同样，在土地方面，今天强调加快城市化，便大举剥夺农民地权“圈地造城”，但农民进城后却得不到平等待遇；明天强调控制城市化和“复兴农村”，便限制、取消农民迁徙权，但官府依然可以圈他们的地。今天说土地紧缺要“保护耕地” ，于是就打击“小产权”，严禁农民卖地，但官府依然想“征”就“征”；明天又说土地宽松可以放手开发，于是官府掀起圈地大潮，但农民土地仍然不许入市…… 在这种体制下即使政策设计者出于好心，做起来也跳不出“权家通赢”的圈子。
《南风窗》：尽管通常我们讲“国退民进”是中国转型的大脉络，在主流意识形态和政治实务中，仍是“国富论”做得多，“民富论”做得少。那么，中国企业的成长在“国民进退”与财富流转中究竟起了什么作用？
秦晖：我想，企业方面如果离开民主、自由的增进，那就是左也不对，右也不对。你无法说到底是左一点好，右一点好，或者大国家好，还是小国家好。现在就是这个样子。中国只有朝着自由、民主方向增进才有解决问题的可能，否则就像我所说的“尺蠖效应”，国进民退也好，国退民进也好，财富都不会流到普通百姓口袋里去。更糟糕在于，到一定时候上述“国有化”与“私有化”会再来一次，而不是有的人所说的“一次性完成”。
《南风窗》：但现在我们政府一年花的钱已经相当于3.7亿个城镇居民、12.3亿农民一年可以花的钱。政府财政税收约等于民间可支配收入总额的一半。
秦晖：所以说，既然不能制止搞国有化，凭什么有人把国有资产放进自己口袋里我们就不反对呢？凭什么说这种做法不会带来更糟糕的结果呢？而且，这种行为会自我强化，会更进一步加强“国有化—私有化”的积极性，最后是国家拿得越多，老百姓被拿的越多。
眼下大家讲分享改革成果，但是任何国家的这种“分享”都是争取出来的。我不是激进主义者，也不认为中国的问题可以一步到位地解决，但是我很反对“党内民主”或者“基层民主”的提法，其实改革路径根本不应该这样考虑的。这不是由下而上或者由上而下的问题，也不是由党内到党外或者党外到党内的问题。其实在中国历来两种方向都是一样的，我想讲的是，实际上这个过程，用我的话来说是“为自由而限权”和“为福利而问责”的双向递进的过程。一方面，我们不断地指责权力越界了，尽管是在能够指责的范围内指责。但是只要你在不断地施加这个压力，只要不为其扩权提供理由，总的来讲，总会使其权力受限制，即使不能一步到位，也还是会好起来。与此同时，要求政府做该做的事，尽该尽的责。在中国即使要求政府负责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也是应该的，因为你的权力是不受限制的。既然政府不承认自己的权力有边界，那么我们也可以认为其责任也是没有边界的。反过来说，你要求我的问责有边界，我也要求你的权力有边界。
低人权优势
《南风窗》：谈到中国的崛起时官商学常会提到“后发优势”。几年前，您谈到关于中国经济成长的“虚假论”、“ 崩溃论”都不对，并且认为这种增长既非“政府成功”，也非“市场成功”，更与所谓“市场政府双重成功”不相干，而将目光投向了“低人权优势”。如何看待这种“优势”与开放的关系？
秦晖：在闭关自守的时期，不准讨价还价的做法无法带来绩效，就像改革前的中国与今日朝鲜。但是打开国门后，它的确可以在全球化时代具有“低人权优势 ”。许多人会来投资，而且你生产的产品会卖得特别便宜。但是，这种经济效益上的好处也带来问题，既让中国老百姓为血汗工厂支付成本，也让国外老百姓付出代价，因为这也意味着你会把人家的工会搞垮了，把人家的福利降低了。为了竞争，国外资本不得不向你看齐，所以就有了“资本内逃”的现象，工会蔫了，福利黄了，整个 100多年来的劳资平衡被打破了，而且人家的社会矛盾也加剧了。国外一些资本为逃避本国民主社会主义的压力，逃避工会和福利压力，流向了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
《南风窗》：所以，在法国近乎戏剧性地出现了萨科奇这样“既减福利又减自由”的总统。西方一些国家在“中国因素”或者说新一轮全球化浪潮面前多少有些进退失据了。
秦晖：所以说上面所谓的“交易成本”理论不仅坑了老百姓，而且坑了近百年来人类文明的成果，让世界重新回到原始积累的时代去了。所以我说，除了低工资、低福利的传统优势外，中国更以“低人权”的“优势”人为压低人力、土地、资金和非再生资源的价格，以不许讨价还价、限制乃至取消许多交易权利的办法“ 降低交易成本”，以压抑参与、漠视思想、信仰和公正、刺激物欲来促使人的能量集中于海市蜃楼式的单纯求富冲动，从而显示出无论自由市场国家还是福利国家都罕见的惊人竞争力，也使得无论采用“渐进”的还是“休克疗法”的民主转轨国家都瞠乎其后。
当然，如果不对外开放，这种冲动也不会有多大能耐。对外开放后，中国现有体制在一定程度上免除了“民主分家麻烦大，福利国家包袱多，工会吓跑投资者，农会赶走圈地客”的“拖累”，便出现了空前快速的原始积累。而这种方式造成的危机，则靠外部资源(资本流入、商品输出)的增益来缓解，同时通过全球化把危机向外部稀释，结果是中国因素导致的资本流和商品流在自由国家打破了原有的力量平衡，加剧了劳资矛盾，在福利国家加剧了移民冲突，而在这两类国家都加剧了就业和公共财政困境。
或许，中国奇迹只有这种解释才能成立。至于说“后发优势”，后发的地方多了，非洲也有，但不像中国成功。南非废除种族隔离后，经济“竞争力”是下降了，但这个所谓下降，并非真的比原来落后，而是在全球化背景下，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原始积累，具有相对于文明国家的“低人权优势”。当然，如果南非从来就是一个封闭国家，那它过去就不会有“奇迹”，现在也未必会比过去差。只是在开放世界中，过去能够用的办法，换了新办法可能就赚不到原来那么多钱了。
《南风窗》：世界资本流向人权洼地以获取更大价值的趋势不可否认，所以张五常说“中国比美国自由”。
秦晖：这是他去年12月在弗里德曼的纪念会上说的。张五常站在美国的立场骂欧洲，然后站在中国的立场上骂美国，得出结论是欧洲学美国，美国学中国。
“议价”权与责
《南风窗》：让民众能够充分讨价还价，不仅是着眼于眼前的利益，也在客观上可能导致一些利益群体因为无厚利可图选择退出。换句话说，讨价还价能力的上升将形成一种全新的退出机制。
秦晖：最好的出路就是民众有条件和政府讨价还价，让政府承认自己哪些做得到，哪些做不到。当政府为自己牟利的事情做不成，为民众做的事情推不掉，离民主政治也就不远了。如果权力无限，责任又没有，可以想见，谁也不会轻易让出这个“交易”的。权大责小的官谁不愿意做？谁要来抢，我就和谁拼命。
有意思的是波兰团结工会在掌权之前，它们从来都是要求政府给自己最低价的肉，政府没做好就批评。在有的人看来，团结工会是波兰最反动的力量，因为“强加”了政府许多责任。当团结工会自己执政了，就把许多责任取消了，物价也高涨。不过老百姓也不好说什么，因为政府是自己选的。
波兰也不是没有斯大林主义者，但是老百姓当时没有投它的票。选举时也有人主张，你让我集权，我给你廉价的肉，但是你没有投它的票，这样你也无话可说。所以我觉得政治体制改革就是建立起一套讨价还价的机制。政治体制改革并不必然导致自由放任政府或者福利国家，福利和自由放任是可选择的。但它必然要导致一个权责对应的政府。承担更大责任，给我更大权力，或者相反，老百姓可以在两者之间选择。
《南风窗》：社会在讨价还价中进步。30多年来，中国经济与社会的成就，不仅伴随着中国人价值观念的转变，也在一定程度上见证了中国社会同政府的“议价能力”的成长。
秦晖：问责方面，像汶川这样的地震，如果政府不救灾，以前(比如唐山大地震时期)可能无法指责，甚至发生了什么事都不知道，现在这种责任很明显是绕不过去的。同样，包括最低收入保障法的出台也是社会不断推动的结果。只不过现在的讨价还价做得还不够。而且，学界的左、右派还在不断地为政府部门消解社会压力。右派讲这些福利要求是不应该的，政府用不着承担这些责任；左派在说限制权力是不应该的，政府权力应该更大……如果左派不停对政府问责，右派不停对政府限权，政府就会有改革的动力，中国就会越来越进步，越有希望。如果相反，左派为其扩权，右派为其卸责，当然政府就越来越不想改革，而且自我感觉越来越好。社会向前发展，也难免有人拉社会进步的后腿。尽管如此，30年来，中国在整体进步这一事实，是不可否认的。
2008年7月9日
石之瑜对台二二八事件的看法
頗值一阅！
顶着二二八光环的台湾半导体之父张俊彦，自忖形势不利，即使仍想穿凿附会在二二八符号边而提名他的马英九一再鼓励他，他仍然决定退出考试院院长的候选人身份。
外界只关心马英九怎么因应提名危机，而没有看到他可能失去面具的危机。慢慢的，二二八事件的虚构性在台湾政坛已经不敷使用，因此愈来愈多反映真实情绪的主张纷纷出笼，而这些主张无不涉及到土地与财产问题。
故要掌握台独的性质，或马英九未来的身份危机，不能再只关注在二二八事件上，而必须更深入地理解长期以来被二二八事件所遮掩的动机是什么。
二二八被赋予抗暴地位
包括张俊彦父亲在内的二二八事件遇难者约莫600人，固然从任何角度看600人遇害都是大事，但是认为600人命可以解释台独运动在1990年后风起云涌的现象，并不具有说服力。两岸主流的论述都以讹传讹，把1947年发生的这次流血冲突看成为台独的起源，无形中赋予台独某种抗暴的地位。
事实上，历来台独阵营中充斥着的，多属怯懦算计的权谋之士，实没有多少抗暴的理念在其中，遑论勇气。这些台独基本教义派领导人与二二八事件的关系真有那么直接吗？
台独人士经常用二二八事件来证明中国人压迫台湾人，因而二二八事件成为他们要求台湾独立的正当性基础；在大陆，对二二八事件的通说，则是国民党压迫台湾人民所致，因此不是民族问题，而是阶级问题。
这两种看法对问题的定位或有不同，但其中的共通点是，二二八事件是国民党专制统治的产物，且影响及于60年后的今天。甚至，以马英九为首的国民党当权者为了讨好台独选民，也在21世纪全面接受这样的看法。
这个流行的说法有两种问题，其一已被注意，就是指出二二八事件之前，已经因为日本殖民遗绪深远，导致国民党播迁来台后出现了文明冲突，因此二二八事件的双方，分别是抗日的国民党与效忠天皇的台籍日兵，故属于中日战争的继续。
这个看法具有历史文化的深度，值得追踪，将来并应与满洲国或朝鲜的殖民统治文化比对，更细腻的进行分析。不过，这个看法依旧与前两种看法一样的地方是，都认为二二八事件与60年后的台独声势高涨息息相关。
台独的土地与财产问题
很少被提及的第二种对流行说法的批评，则属于政治经济分析，亦即从二二八事件的政治影响面观察的话，应认为600人的死亡，不足以酿成对国民党广大与持续的仇恨。
就像日本殖民统治即使杀人逾万，仍可以在皇民化运动后，有效将台湾菁英阶层加以收编，那何以到李登辉1996年直选就任为止，国民党已经统治了50年，却不能有效改造皇民的后代？
换言之，二二八事件充其量是藉口，借用了日本殖民统治所奠基的文明冲突，与对国民党压迫的指控，替原本是其他原因所带来的仇恨，找寻看似合情合理的投射出路。
其他原因的仇恨哪里来呢？依照政治经济分析的话，仇恨的根源指向国民党推动的土地改革，让大量台湾上层阶级，在国民党军权之下，被迫让渡土地所有权。
不是说二二八受害家属对国民党没有仇恨，而是说他们的仇恨不足以说明广泛的在台独名下对国民党流露的仇恨。土地改革所影响的范围，应该远远大过于二二八事件的影响范围，而且失土之仇向来是至难平抚的。
事实上，在许多不经意的场合，台独式的叙事都透露有关人士对早年家族土地与财产的流失，耿耿于怀。
比如，王建煊任财政部长期间因为土地税的问题，被批评是外省人抢台湾人的地，这在当时，已经是土地改革40多年以后的事了。
又比如，2008年大选期间在一则批评民进党的广告上，指责民进党执政多年却不能归还土地，有负人民的期盼。
至于民进党最近大闹退税的问题，要求国民党把之前岁入超出的部分全数还民，表面上这是公共政策的问题，但退税闹剧所投射的，似乎正是财产清算的情绪。
最明显的，要数台独人士念兹在兹的国民党党产问题，似乎比二二八事件更引起长久而持续的关心，如此日夜匪懈地向国民党要钱的主张，不像二二八事件，只能引起定期但临时应景的政治操弄。
所谓党产问题也是台独问题
党产是什么呢？就是国民党来台后从日本统治者手中直接与间接所接收的财产。据说这些财产应该归属于国家，而不该属于政党。
其实，大量财产是日本统治者离台前让渡给在台顺民的，他们有的被前来接收政府收缴，更有因心生畏惧而自动移交者。50年后，民进党翻箱倒柜找寻的，在台面上是国民党不当从国库贱价购得，或政府强制徵收的日本殖民机关的财产。
可是背后昭然若揭的，恐怕恰恰是土地改革以降挥之不去的灭土之仇，国民党的党产也就被塑造成为中国人到台湾抢财产的一个象徵。
大陆惯用的阶级分析有其合理性，但在二二八事件中，并不是通说中所谓封建阶级的统治者专制压迫人民那样，而是争取代表人民利益的国民党流亡政府，对后殖民的台湾地主菁英阶级的斗争。然而，这个斗争比一般的土地斗争温和的多，并且还以国营事业股票补偿。
不过，任何失去土地的历史纪录都是隔代难忘的，与二二八事件失去亲人的性命一样难忘，即使给予补偿也没有用。而土地改革波及的范围，显然远远超过600多人的二二八家庭，这也是为什么一股要国民党政府还钱的仇恨，至今燃烧不止，二二八只是他们的面具而已。
二二八受害家属从政者极少，反而历年来参与国民党体系者颇多，包括国民党主席吴伯雄也是二二八受害家属，这些家属不是当前台独阵营中的主力，但已经成为台独所消费滥用的动员符号。
二二八有关口述历史违反常识之情节不知凡几，包括对国民政府若干官员的污蔑与所谓基隆屠城的虚构，主要动机是要营造并渲染悲情。马英九所怕的，就是这一点。
不过，隐藏在台独背后的，主要绝不是二二八事件，而是台籍菁英从日本大东亚视野贬华的文明冲突心态，与他们的土地与财产问题。
·作者是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
顶着二二八光环的台湾半导体之父张俊彦，自忖形势不利，即使仍想穿凿附会在二二八符号边而提名他的马英九一再鼓励他，他仍然决定退出考试院院长的候选人身份。
外界只关心马英九怎么因应提名危机，而没有看到他可能失去面具的危机。慢慢的，二二八事件的虚构性在台湾政坛已经不敷使用，因此愈来愈多反映真实情绪的主张纷纷出笼，而这些主张无不涉及到土地与财产问题。
故要掌握台独的性质，或马英九未来的身份危机，不能再只关注在二二八事件上，而必须更深入地理解长期以来被二二八事件所遮掩的动机是什么。
二二八被赋予抗暴地位
包括张俊彦父亲在内的二二八事件遇难者约莫600人，固然从任何角度看600人遇害都是大事，但是认为600人命可以解释台独运动在1990年后风起云涌的现象，并不具有说服力。两岸主流的论述都以讹传讹，把1947年发生的这次流血冲突看成为台独的起源，无形中赋予台独某种抗暴的地位。
事实上，历来台独阵营中充斥着的，多属怯懦算计的权谋之士，实没有多少抗暴的理念在其中，遑论勇气。这些台独基本教义派领导人与二二八事件的关系真有那么直接吗？
台独人士经常用二二八事件来证明中国人压迫台湾人，因而二二八事件成为他们要求台湾独立的正当性基础；在大陆，对二二八事件的通说，则是国民党压迫台湾人民所致，因此不是民族问题，而是阶级问题。
这两种看法对问题的定位或有不同，但其中的共通点是，二二八事件是国民党专制统治的产物，且影响及于60年后的今天。甚至，以马英九为首的国民党当权者为了讨好台独选民，也在21世纪全面接受这样的看法。
这个流行的说法有两种问题，其一已被注意，就是指出二二八事件之前，已经因为日本殖民遗绪深远，导致国民党播迁来台后出现了文明冲突，因此二二八事件的双方，分别是抗日的国民党与效忠天皇的台籍日兵，故属于中日战争的继续。
这个看法具有历史文化的深度，值得追踪，将来并应与满洲国或朝鲜的殖民统治文化比对，更细腻的进行分析。不过，这个看法依旧与前两种看法一样的地方是，都认为二二八事件与60年后的台独声势高涨息息相关。
台独的土地与财产问题
很少被提及的第二种对流行说法的批评，则属于政治经济分析，亦即从二二八事件的政治影响面观察的话，应认为600人的死亡，不足以酿成对国民党广大与持续的仇恨。
就像日本殖民统治即使杀人逾万，仍可以在皇民化运动后，有效将台湾菁英阶层加以收编，那何以到李登辉1996年直选就任为止，国民党已经统治了50年，却不能有效改造皇民的后代？
换言之，二二八事件充其量是藉口，借用了日本殖民统治所奠基的文明冲突，与对国民党压迫的指控，替原本是其他原因所带来的仇恨，找寻看似合情合理的投射出路。
其他原因的仇恨哪里来呢？依照政治经济分析的话，仇恨的根源指向国民党推动的土地改革，让大量台湾上层阶级，在国民党军权之下，被迫让渡土地所有权。
不是说二二八受害家属对国民党没有仇恨，而是说他们的仇恨不足以说明广泛的在台独名下对国民党流露的仇恨。土地改革所影响的范围，应该远远大过于二二八事件的影响范围，而且失土之仇向来是至难平抚的。
事实上，在许多不经意的场合，台独式的叙事都透露有关人士对早年家族土地与财产的流失，耿耿于怀。
比如，王建煊任财政部长期间因为土地税的问题，被批评是外省人抢台湾人的地，这在当时，已经是土地改革40多年以后的事了。
又比如，2008年大选期间在一则批评民进党的广告上，指责民进党执政多年却不能归还土地，有负人民的期盼。
至于民进党最近大闹退税的问题，要求国民党把之前岁入超出的部分全数还民，表面上这是公共政策的问题，但退税闹剧所投射的，似乎正是财产清算的情绪。
最明显的，要数台独人士念兹在兹的国民党党产问题，似乎比二二八事件更引起长久而持续的关心，如此日夜匪懈地向国民党要钱的主张，不像二二八事件，只能引起定期但临时应景的政治操弄。
所谓党产问题也是台独问题
党产是什么呢？就是国民党来台后从日本统治者手中直接与间接所接收的财产。据说这些财产应该归属于国家，而不该属于政党。
其实，大量财产是日本统治者离台前让渡给在台顺民的，他们有的被前来接收政府收缴，更有因心生畏惧而自动移交者。50年后，民进党翻箱倒柜找寻的，在台面上是国民党不当从国库贱价购得，或政府强制徵收的日本殖民机关的财产。
可是背后昭然若揭的，恐怕恰恰是土地改革以降挥之不去的灭土之仇，国民党的党产也就被塑造成为中国人到台湾抢财产的一个象徵。
大陆惯用的阶级分析有其合理性，但在二二八事件中，并不是通说中所谓封建阶级的统治者专制压迫人民那样，而是争取代表人民利益的国民党流亡政府，对后殖民的台湾地主菁英阶级的斗争。然而，这个斗争比一般的土地斗争温和的多，并且还以国营事业股票补偿。
不过，任何失去土地的历史纪录都是隔代难忘的，与二二八事件失去亲人的性命一样难忘，即使给予补偿也没有用。而土地改革波及的范围，显然远远超过600多人的二二八家庭，这也是为什么一股要国民党政府还钱的仇恨，至今燃烧不止，二二八只是他们的面具而已。
二二八受害家属从政者极少，反而历年来参与国民党体系者颇多，包括国民党主席吴伯雄也是二二八受害家属，这些家属不是当前台独阵营中的主力，但已经成为台独所消费滥用的动员符号。
二二八有关口述历史违反常识之情节不知凡几，包括对国民政府若干官员的污蔑与所谓基隆屠城的虚构，主要动机是要营造并渲染悲情。马英九所怕的，就是这一点。
不过，隐藏在台独背后的，主要绝不是二二八事件，而是台籍菁英从日本大东亚视野贬华的文明冲突心态，与他们的土地与财产问题。
·作者是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
2008年7月8日
长平 被政治运动绑架的青春
转者述：长平的政见中不乏对当局的偏激，特别是在对自由主义的传播方面，但他对当局执政史的评述在某些方面有独到之见，比如对上山下乡运动。
知青回城作为改革开放三十年纪念的一个重要内容，我看见其中一些变味的历史记录。
传统的历史书写里，总是一些功成名就者的身影在晃动。知青史本来不是这样开头的，因为它借助文学的形式，以伤痕为内容，以控诉为目的。这类文学的问题是显而易见的，像北岛等人就不承认“伤痕文学”，认为那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政治宣传。不过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些文学还是有意义的，至少它记录了一些小人物被卷进荒诞运动之后的悲惨命运。
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这种记录突然改变了方向。历史毕竟“江山代有才人出”，那时候知青一代正好成为社会的中流砥柱，当年的控诉者中不少人变成了成功人士。他们回眸历史时，觉得与其把自己的青春描绘得凄凄惨惨，还不如打扮得壮怀激烈。于是一股“青春无悔”的热潮席卷全国，“伤痕文学”中的苦难记忆被成功人士的温情怀旧取代，他们通过展览、影视、回访等方式缅怀自己的动人青春，甚至一些餐馆也因为打扮成当年的模样而生意火爆。
任何历史都是叙述者的建构，每个人在不同的处境中“话说当年”都会有不同的内容和色彩。遗憾的是，那些失败者往往没有发言的机会，我不知道他们是否也“青春无悔”。历史有时给人一种错觉，仿佛当年“上山下乡”的那1600万知青，个个都成了知名作家、著名导演、企业老总、政府官员，事实肯定不是这样的。
更重要的是，我们不应该混淆个人记忆和社会反思、审美立场和制度规范。在个人记忆中，任何人的青春，无论何种处境中，都可能是“阳光灿烂的日子”。那些寂寞而彷徨的青春、那些偷鸡摸狗的事情，都可以变成记忆中或艺术上审美的题材。但是从社会发展上看，那无论如何都是一场荒唐的运动。曾有人说，“上山下乡”是以一代人的青春来应付“文革”中破坏生产、“红卫兵”组织斗争导致社会混乱及大量失业的危机。这些被称为“知识青年”的人们，其实只有初中、高中文化水平，他们的学业被中断，去到陌生的农村，为农业生产出的力，跟农村为了安置他们付出的努力比起来，当然是得不偿失。而他们从农民那里接受的“再教育 ”，回城之后也没有用场，被认为是损失掉的光阴。
这一代人最令人敬佩的是他们回城之后的拼搏奋斗，为了“夺回”这些损失掉的光阴，他们付出了加倍的努力，使整个国家都处于置之死地而后生的亢奋状态中。他们作为社会中流砥柱的这二十多年来，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奇迹时代。但是这些并不能归功于他们在“文革”及“上山下乡”运动中的经历，别的国家和地区的发展证明，如果没有那些经历，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显然会更好。
那一场运动的开始，很多年轻人怀着“满腔革命热情”主动去到农村，但是更多的人，则是被政策强迫驱赶。值得注意的是，当一个人的整个青春年代都被绑架了的时候，他就难以避免患上“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也就是对绑架者产生感情和依赖。所以并不奇怪的是，今天在反思“文革”的时候，一些阻碍正好来自当年的“知识青年”。他们以为彻底反思“文革”就会否定自己的青春岁月，这真是一件可悲的事情。
知青回城作为改革开放三十年纪念的一个重要内容，我看见其中一些变味的历史记录。
传统的历史书写里，总是一些功成名就者的身影在晃动。知青史本来不是这样开头的，因为它借助文学的形式，以伤痕为内容，以控诉为目的。这类文学的问题是显而易见的，像北岛等人就不承认“伤痕文学”，认为那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政治宣传。不过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些文学还是有意义的，至少它记录了一些小人物被卷进荒诞运动之后的悲惨命运。
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这种记录突然改变了方向。历史毕竟“江山代有才人出”，那时候知青一代正好成为社会的中流砥柱，当年的控诉者中不少人变成了成功人士。他们回眸历史时，觉得与其把自己的青春描绘得凄凄惨惨，还不如打扮得壮怀激烈。于是一股“青春无悔”的热潮席卷全国，“伤痕文学”中的苦难记忆被成功人士的温情怀旧取代，他们通过展览、影视、回访等方式缅怀自己的动人青春，甚至一些餐馆也因为打扮成当年的模样而生意火爆。
任何历史都是叙述者的建构，每个人在不同的处境中“话说当年”都会有不同的内容和色彩。遗憾的是，那些失败者往往没有发言的机会，我不知道他们是否也“青春无悔”。历史有时给人一种错觉，仿佛当年“上山下乡”的那1600万知青，个个都成了知名作家、著名导演、企业老总、政府官员，事实肯定不是这样的。
更重要的是，我们不应该混淆个人记忆和社会反思、审美立场和制度规范。在个人记忆中，任何人的青春，无论何种处境中，都可能是“阳光灿烂的日子”。那些寂寞而彷徨的青春、那些偷鸡摸狗的事情，都可以变成记忆中或艺术上审美的题材。但是从社会发展上看，那无论如何都是一场荒唐的运动。曾有人说，“上山下乡”是以一代人的青春来应付“文革”中破坏生产、“红卫兵”组织斗争导致社会混乱及大量失业的危机。这些被称为“知识青年”的人们，其实只有初中、高中文化水平，他们的学业被中断，去到陌生的农村，为农业生产出的力，跟农村为了安置他们付出的努力比起来，当然是得不偿失。而他们从农民那里接受的“再教育 ”，回城之后也没有用场，被认为是损失掉的光阴。
这一代人最令人敬佩的是他们回城之后的拼搏奋斗，为了“夺回”这些损失掉的光阴，他们付出了加倍的努力，使整个国家都处于置之死地而后生的亢奋状态中。他们作为社会中流砥柱的这二十多年来，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奇迹时代。但是这些并不能归功于他们在“文革”及“上山下乡”运动中的经历，别的国家和地区的发展证明，如果没有那些经历，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显然会更好。
那一场运动的开始，很多年轻人怀着“满腔革命热情”主动去到农村，但是更多的人，则是被政策强迫驱赶。值得注意的是，当一个人的整个青春年代都被绑架了的时候，他就难以避免患上“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也就是对绑架者产生感情和依赖。所以并不奇怪的是，今天在反思“文革”的时候，一些阻碍正好来自当年的“知识青年”。他们以为彻底反思“文革”就会否定自己的青春岁月，这真是一件可悲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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