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朔 台湾民主化的经验与反省

到今天为止全世界已有190多个民主国家，在这些国家里面真正合格的民主国家，才四五十个左右，绝大多数在欧洲。然后，第三波民主，像台湾，像非洲有些国家，像东欧自由化所产生的一大堆所谓的自由国家；还包括脱离殖民地以后，像南非或者经过第二波失败，第三波又跑出来的拉丁美洲，所谓再再民主化的国家。今天，这些国家的民主都是一塌糊涂。

　　“民主”是好东西，可是，要照民主教科书所讲的程度，恐怕要付出很大代价。民主化的过程很重要，然而在教科书上，读不到他们在民主化过程付出多少代价；教科书从来不提，只提民主化以后多好。当我们去看西方写得比较详细的教科书，才知道欧洲人民主化的代价是多么惨重，美国人民主化的代价是多么慎重，这些是教科书没讲到的，所以今天不谈口号，就谈民主化的过程。

　　假设要把民主落实，民主该是在一个民主社会里，让人身安全、生活有保障，不会随便被抓去关，生活也有一定牢固的基础。民主之所以可贵，是民主有多大的管道；在管道里，大家可透过相互良好的行为，透过主动参与社会。在很多社会只让少数人参与，多数人不能参与，让这些人很不高兴。因为我很爱社会，你也很爱社会，为什么你要拒绝我的爱？所以民主必须让很多人都能参与，然后，到了民主的最后境界，就是你可以当皇帝，可是对不起我也想当皇帝，于是出现竞争性，对抗性的民族，这是民主的第三阶段。

　　假设三个阶段都能圆满达成，这个民族大概是OK的民族，可是要完成这三个阶段，不是那么容易。

　　大家都知道，在任何一个社会，一讲民主化之后，都会相信民主就是每个人讲自己的话，讲自己的偏见都有自由。所以，任何一个社会，假设这个社会存在种族矛盾。有一群人是多数，一群人是少数。假设一群人的宗教信仰跟别人不同，假设这群人是多数，意思就是说任何一个社会，假设他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存下一些因为种族、肤色、宗教这些很本质的矛盾，那么，这个社会民主的第一步，绝对是搞得很复杂。

　　许多欧洲国家的人口并不单纯，不是单一民族组成，他们之间多少带有矛盾。19世纪欧洲民主制度出现以后，从英国、西班牙、意大利到德国，第一波出现的政治人物全是煽动家。每一个国家的煽动家，把自己定位成国家里面的多数派，然后把少数特别是犹太人，当成假想敌。民主社会把一个很弱的，当成很强的假想敌，是件很快乐的事情，因为他们没有还击的力量；“廉价的敌人”是可爱的敌人，可以随便打他。所以民主化的过程中，在任何一个社会，第一波出现的政治人物和政党，绝对是煽动家式的政治；在19世纪的美国、欧洲毫无例外，只是这些东西教科书略过不提，所以说民主政治有很多陷阱。

“仇恨政治学”

　　第一个陷阱就是所谓的“仇恨政治学 ”，也就是今天所说的“痛恨的政治”。19世纪的美国跟欧洲，这种恨的政治学，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全世界都没有例外。有些国家克服了这种“仇恨政治学”，像英国克服了，但意大利、西班牙、德国完全没有克服，所以从19世纪末到1920年代，这几个国家都是法西斯、纳粹当道。希特勒、墨索里尼绝不是忽然跑出来，他们都是继承了19世纪“仇恨政治学”，到了经济一不好，它就全面爆发，所以“恨的政治学”是民主化过程里最大陷阱。

运气非常不好，我们台湾就有“仇恨政治学”的种子在那里。台湾经历了清朝、荷兰、郑成功、日本、国民党这些历史过程，在1949年过后，形成两大族群。一个族群就是所谓台湾人，另一个族群就是所谓的外省人。外省人又很讨厌，掌握了要津，他们的小孩子都很优秀，读了一大堆博士。而我们乡下人，土土的（笑声），本土派都把自己形容为善良，常给人欺负。以前给日本欺负，现在给国民党欺负（笑声），把自己说成是弱者，把一个占了台湾人口20%到25%的所谓外省人，说成邪恶的外来者，有本领、厉害的坏蛋。多数的好人被少数的坏蛋欺负。

　　在台湾过去20年里，这种政治论述是最大的主流，就因为这样一个政治主流，从好的一面来讲，台湾的民主化，有很强的仇恨来作为动力的基础。20多年来一点没放松，成为推动台湾政治民主一个很大的力量。

　　可是，当这种心理充满仇恨，而又不管仇恨有没有客观性，政治人物的心里面就被扭曲了。他扭曲历史、扭曲自己，然后，扭曲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当然最后是扭曲了他自己。这种人有一天成功了就不得了了。因为他是无法无天，邪恶的一群，所以他把自己的行为变得很有道理。我不是最坏的，我贪污才贪八年（笑声）。这种“仇恨政治学”最后会造成很大的苦果，政治、社会完全被扭曲以后所出现的民主，是把国家当成他私人化的产业方式来处理。

　　陈水扁不是一开始就是那么坏的人，他从小苦读出身，三级贫民，很苦读，很用功。他当台北市市长时，是台湾有史以来最好的市长。可是，这么好的一个人，一当上总统，为什么就搞得乱七八糟？这就是自己被扭曲，扭曲到他成为最大权力者的时候，以前被扭曲的东西全部发酵。

　　据我的了解，2000年他真的很想把台湾搞好。2001年还是不错的，到了2003年台湾整个政治乱七八糟，不少人认为这个捡来的天下快要没了，此时不“A钱”，更待何时（笑声）？台湾所有的大弊案，都是2003年以后发生的。

　　民主政治第一步所造成的“仇恨政治”以及“仇恨政治”所扭曲的一切政治行为，对权力的放纵，这是一个很大的陷阱。台湾经过八年，经过这样一个可怕的陷阱，那么往后会怎样？坦白说，我还不敢说。

　　我们的“马政府”一当选以后，台湾媒体又拼命在歌功颂德，拼命拍马屁。掌权人被拍得很舒服那就很麻烦，就不知道自己是老几。当权力滥用，那拍马屁的人会和他自圆其说，这种话听多了之后，自己也觉得很有道理，所以，整个政治会恶质化，台湾有没有抛弃权力滥用的陷阱，我还不敢说。

　　“仇恨政治”一直延续下来到“权力滥用”是最大的陷阱。我们可以说这一次台湾选举，经过了以仇恨作为基础，往后会否有以拍马屁作为基础的权力滥用？我们还在看，说权力滥用，无论基于任何理由，它所产生民主化的过程，造成的这个陷阱；台湾还在发展之中，我们要继续看。

　　我们再讲一个概念化的民主化。我们说民主化仇恨会被解放，那仇恨会被解放成社会矛盾，种族、肤色、族群是最大矛盾。可是在任何领域里，都有很多小矛盾。在经济领域里面过去有一堆人是享有某些特权的，那些没有特权的人，一到民主化的时候，就批评享有特权的人垄断、勾结，意思就是你要分一点给我吃，我才不骂你，所以，经济如此，财政也如此。

　　民主化过程里，整个社会任何领域，通通会产生一个所谓斗争的场域，从最高的宪法、司法、财政、经济和教育，最后到言论权也变成斗争场域。

噢！台湾媒体

　　以前在台湾戒严的时候，台湾媒体是垄断的，根据传播力而开放。出版社是最没有影响力的，出版业可以有很多家。杂志社稍为有点影响力，所以可以开放。所以台湾早期社会的不满都集中在党外杂志上面。

　　在1971年代末期到1980年代，是台湾杂志泛滥的时候。今天办一期上午出刊，下午就被查封。查封没关系，明天再办一期，朝生暮死的杂志多得不得了。这种杂志，反正是反对派的杂志，谈任何事件都不必查证，反正是骂你就对了。所以台湾整个社会不负责任的言论，早在党外杂志时代就开始了。

　　什么证据不证据，只要敢骂就对了，骂得越重，人们就会给你掌声。这种不负责任的党外杂志谈论政治的习惯，到了解严以后，没有因为政治民主化而自动消失，这种谈论政治的风格，还往上窜升，影响了报纸、电视。所以在全世界看不到一个社会的言论、政治、报纸、电视，不客观的报道，不客观的评论，会像台湾那样胡作非为。

　　除此之外，台湾以前广播影响力很大，因此广播不开放。于是，台湾出现了好几百家所谓地下电台。地下电台完全继承过去党外杂志的风格，并不因为民主化以后，任务达成就被取消。

　　政治人物发现地下电台对自己很有帮助，不但不取缔，反而加以鼓励，造成台湾社会看起来很热闹，仔细分析一下，会发现很有问题。表面上看来，人人都有言论自由权，可是言论自由是有前提的。一个问题没有研究，是没有自由权的。我可以相信你从不同立场做研究，从右派或左派立场做研究，我都认可你有发言权，可是没有研究，就不能接受你有发言权。

　　可台湾每个人有话就讲，反正讲得越激烈越有掌声。台湾社会在民主化过程中，从最高的宪法、财政、金融银行、教育到媒体，通通成了斗争领域。多元主义的结果，最后造成恃强凌弱的合理化。一个社会表面上看起来很多元，到最后你的“多元”没有意义，因为，我的 “多元”有实力就会落实。

　　台湾在民主化过程中，在多元主义掩护下，恃强凌弱，强者越强，弱者越弱，社会M型化，对穷人的照顾越来越少。多元化、民主化让台湾付出代价，外人是无法理解的。

　　过去那个政府让老百姓付出很大代价，大家对民主化这部分的“受伤”，已经受够了。政府应该整顿民主化过程中乱七八糟的现象，好东西留下来，坏东西要丢掉。

　　台湾是个麻烦的社会，当人民投票形成一个政党是60%左右，另一个政党是40%左右，大家都差不多，这个政治就搞不定。当一个政党选票超过55%，几乎可拿到国家政权，拿到立法院控制权，拿到绝大县、市的执政权。你的60%左右就把全部吃了。持有40%的人，他有强大的群众力量，可是政治实力上得不到一点好处。我很担心，目前选举制度之下有40%人口，政治理念跟其他60%的人完全不一样，可是，他们在立法院的代表不多，在县市也很少人，他们会不会因此变得更激烈化？这很值得注意。

另外，民主化还有一个可怕的陷阱。民主化表面看来每个人都可以讲话，当大家都在讲的时候，也不知道谁对谁错。而从事政治活动的人，要有很强的判断。当大家在吵闹，我就选最后的结果。这在理论上有个术语——过度多元主义(hyper-pluralism)，意思说社会上杂音太多，会造成具有行政权力的人，在赌局还未开盘前就不选择，等你吵闹定案后，再选一个定案。

　　这种现象在美国1960年代，民主制度的重量已经超过政治人物所能担负的重量，所以，会造成国家瘫痪，政府无所对策。

　　过度多元主义的现象，台湾过去八年没发生，因为那个统治者非常强悍。我贪污就说成你们勾结中国人欺负台湾人。他很有自信，虽然是乱七八糟的自信，可至少他有种，“坏人有种”。

　　而在新政府，我看到“好人无胆”。新政府上台后，只是讨好一切的人。今天台湾百废待举，很多政策必须做出方向式的决定。可是新政府、行政院一成立，第一件重大事情，就是发下1200亿新台币（约53亿6700万新元）给县市。1200亿新台币是笔巨款，把钱发下去，县市长兴致很高，但对台湾整体经济有多少好处？这就是讨好政治！就是无决断、无方向、好人无胆的政治。

　　已形成的物价飚涨，会是一个很大考验政治人物统治的能力。因为民主多元，老百姓在没有找到定案以前做出选择，都会有损失，政治人物做也不对，不做也不对。最后政治人物只剩下一个任务，就是所谓当代政治最流行的术语：就是政治人物搞什么东西，就搞电影明星嘛。在西方政治人物天天在做秀。政治人物长得漂亮就占便宜，如果你的内阁找来一堆美女，至少大家看了高兴。政治变成表演式舞台。

　　近代政治决断要付出代价，政治领导要付出代价，老百姓的民意很难摆平，所以，政治人物什么事情都不做，看民意而办事。我最好天天做秀上电视划龙船（笑声）。

政治只剩下表演

政治在90年代以后，已经变成“表演政治学”。小时候谈到柏拉图的共和国，书里会说“大海航行靠舵手”——这话不是毛泽东说的，是柏拉图说的（笑声），所以当我读到柏拉图这句话的时候，就觉得老毛很有学问。从古典希腊时代到民主化初期，都很强调这个任务，可是到了近代以后，民主政治已出现一个奇怪说法：任何政治人物想要扮演领导的角色，就说他有专制特性、专制的人格。所以领导在当代政治里，已变成污名化的名词。然后，政治学已不再谈领袖的角色，不谈领导者应该对国家具有方向领导的作用。领导反而跑到企管学里去了！在西方政治来讲，领导不领导都是这样子；（有）领导不会变得更好，不领导也不会变得更糟糕，所以不必领导。

　　政治平庸化，是成熟民主国家基本特色；没有领导，不用领导，不愿意领导。但公司不同；大公司的CEO假如做了一两个很坏的决定，公司就垮了。所以CEO必须对很大的跨国公司产生很强的领导作用。领导学已变到企管学里面，领导学在企管学只是一部分而已。

“表演政治学”

　　政治人物不领导只是作秀，这种反现代式政治，在2000年以后的台湾，越来越清楚。当年陈水扁是“超级作秀大师”，年轻人喜欢跳舞，他就把马路围起来，让你去飊舞。讨好式、作秀式的风格取代领导风格。这种风格在马英九身上看得更清楚。每天都是在表现他的人格特质。我是好人，我上台以后决定家人全部辞职，其实辞职不辞职，跟你干净不干净有什么关系？

　　假设一个领袖，能够帮我们每一个人多赚100块钱，我让你贪污10块钱（笑声）当做奖励。当领袖，能力特别重要，人的特质很重要；所以你大车换成小车我好感动，小人物最恨大人物坐一辆黑头轿车张牙舞爪，侍从保镖一堆。你忽然大车换小车，心里感觉很好。可是大车放着，这不是亏很多钱吗？这只属于人格特质风格，而不是去构思国家纯粹的大政方针，这种领导风格只是作秀，将来会很有问题。

　　我年轻的时候，蒋经国正在当行政院长，我专采访蒋经国新闻。台湾哪里有淹水，你县长还没到，蒋经国先到。台湾每年夏天一定旱灾，他老兄情报灵通，听到哪一个水库干了没水了，他老兄先到。每次淹水他去巡查，前面一堆水，所有跟班西装笔挺怎么办？他裤脚一卷，穿着皮鞋就走过去。下面那些人一看老板走了，也不得不跟（笑声）。以前的人政治不怎么开明，可是我们叫做中国儒家，视民如伤，关心老百姓的痛苦，这部分蒋经国还是有的。

　　民主化以后从李登辉、陈水扁到马英九，都对老百姓没有反应，老百姓遭淹水没有人管。以前台风要来，蒋经国一定亲自到气象局等着听简报，了解台风严不严重，了解哪里会淹水，回去就拿起电话，叫县市长小心一点。这一点人家还做到。

　　因为政权的合理（法）性，所以在照顾老百姓生活方面，不敢马虎。台湾民主化以后，爱护人民的精神没有了；老百姓要死不活是你们家的事，生活不好，赚钱赚得少，你失业，为什么？你竞争力不足，活该嘛！（笑声）竞争力已取代一切的论述，随着民主化跟西方近代媒体发达以后，所连接起来的所谓“表演政治学”当道，搞政治的传统内涵、人民爱恶、对老百姓问题必须要有反应的能力，这种观念已在政治学里去掉了，政治只剩下表演，只剩下一堆废话。

　　民主化过程中，像一个巨浪把过去传统威权社会卷走。巨浪卷来时，浪花看来很漂亮，可是浪花一卷以后，海底的沙石，沉淀好几千年的垃圾、人心的贪婪，所有的坏东西，都同时被卷起来。一个成熟民主化的过程里，好的东西要吸收，坏的东西就丢掉。

　　整个东欧的民主化，没有一个好国家，勉强还算OK的只有捷克。捷克有个叫哈威尔的总统，他不是技术官僚，也不是博士，他是一个有良心、人文素养很高、很有道德感的一个人、一个作家。

　　这个人当了总统以后，到处去发表演讲，通通在谈道德。所以捷克的政治，被老板的道德压住了，因此，贪污腐化的现象不严重，表现虽不特别好，但属于OK的。

　　哈威尔曾说过，民主化就是一个浪潮，带来希望的同时，也把以前社会积累的坏东西，全部解放出来；假如社会没有很强的控制力量，把坏的东西控制住，民主化的结果会是负面的。民主化最坏的结果发生在南非，南非的族群斗争，流血冲突，然后，少数当权的黑人，忽然变得很富裕。这个国家的失业率达到40%，我认为南非是个完蛋的国家，可是他还是民主国家。

我们不要把民主看成是万灵丹，要注意民主化的过程，这过程有好的，但坏的东西很多！

　　除了这个以外，还必须谈到两岸关系，台湾十年锁国，因为锁国台湾对大陆充满幻想。大陆现在经济势头很好，又要办“奥运”，又要办“上博”，商机无限。

　　台湾现在只重视商机。这种谈法谈久了，就产生不切实际的说词，意思就是说只要开放两岸，直航三通包机、大陆客来观光，就会产生很多商机。最好大陆客来投资房地产、投资股票，股票就会破万点，房地产就会飙涨，台湾就OK了！

　　我发现我们的江炳坤讲的话还不错，他说：“台湾人拜托，不要把希望寄托在一个篮子里好不好？这个篮子不怎么牢靠的啦。”大陆客来多少才有帮助？香港每年过境人口2500万，那么小的一个地方，2500万人在撑它；澳门到去年为止，差不多有1600万人。你台湾最先说1800人，现在变3000人，算一下一年变成100万人，这对经济有多少帮助？台湾幻想把直航包机、大陆观光客，幻想成救命仙丹，这是台湾谈问题被扭曲后，产生不现实的幻想。

　　台湾必须经济重建，必须大幅度调整所得。社会经济、政策、财政、金融来一个大调整。可是我们不谈这些，只把台湾的生命线，寄托在直航包机、大陆客观光上面；一个社会被扭曲到失去方向感，社会的前途确是让人担忧。

　　台湾解严以后，经过20多30年的民主化过程，付出很大代价，很多东西被扭曲，判断事物的标准错乱了，方向感自己不会定位，像大海一叶扁舟，随着时代浪潮漂来漂去，政治人物不敢有任何担当，所以无方向就是最好的方向。

　　我曾经讲过“不统、不独、不武”就是无方向，但比陈水扁要搞台独，结果搞到乱七八糟，是错误的方向，所以无方向好过错的方向（笑声）；可是，你无方向就会乱漂。

　　过去八年里，陈水扁的政治、经济没那么差，台湾60%的人口过去都赚到钱，40%的人生活很惨，所得大幅度下滑。烧炭自杀、全家一起死掉的，跳楼、跳海的都是这40%的人。所以台湾的经济必须来一次完整的重整，让40%贫穷人口活得有希望，活得有尊严，至少别去自杀。

　　未来台湾社会会怎样走下去？政治会不会变得更好，经济会不会变得更好，整个社会的错乱会不会变得更好？我不敢说。台湾已经乱了十年，我寄望新政府未来从价值判断上、从国家方向上，社会的大施方针、所得分配、经济的发展方向，财政、金融的纪律感，重新恢复。这是一个很大的工程。

（黄亮录音整理）

问与答

如果国家民主化要付出惨重的代价，那么民主化到底值不值得？今天，台湾人民的生活是否比蒋经国的时代更好？

目前，民主在某种程度上是个普世有效的口号，大概是很难阻挡。如何定义执行民主化的路径图，每个国家有自主权。这个自主权的取得不是那么容易，必须对西方民主的发展很了解，对民主的假相、真相，有清楚的知道，然后才能形成自己国家的共识。

你所设计的民主可能不是那么美好，但是OK的；要如何形成一个国家民主路径图的共识？这需要新加坡的知识分子、媒体去判断（笑声）。下一波的民主化，哪些东西应该开放？绝对没有一个社会是靠单一的价值形成美好的社会。一个社会一定是要多重、有效的价值。单一价值形成的社会，那是会疯狂的。

我不会用二分法去说谁好、谁坏（笑声）。我年轻的时候是反对派一员，是党外有名杂志的写手，也搞过群众运动。我们那代人对民主充满憧憬，我们是在民主象征符号很伟大那个阶段的产物。

争取民主是年轻人，有读一点书、有良心的人都该做的事情。可是我们不是搞政治，搞过一阵子运动之后，就要回到书房去静下来。罗素一辈子搞过两次群众运动，其他时间全躲进书房里，写《数学原理》、写《西方哲学史》，到现在大家还在读他的书。读书人在必要的时候跑到社会上去，出去后切记要回来，回到书房（笑声）。

知识是一切的基本。美国有那么强的硬实力和软实力，它的学术力在全世界也是没法比的。美国人写的学术论文在任何领域被引用的最多。美国的大学各类著作，每年大约出版五六万种书，其中15%是大学出版社出的。

美国社会整个文化、学术，无论左派右派，永远跑在时代前端，这是学术力。华人要建立民族可长远的、可发展的民族机制，必须花很多精神去反省民族，让自己的学术力、思想力大大提升，到那时候才有可能有比较好的民主机制出现。

台湾民主政治缺乏严肃性、责任感，新加坡较欠缺的是自由度不够。这两者之间有哪些地方可相互借鉴？台湾和新加坡的关系，曾有20年的冷淡期，现在马政府上台，下来双方能否有更多的交往和交流？

台湾一天到晚都喜欢谈打压，跟中共也谈打压，连贪污也不能骂，一骂就说你打压他。台湾有些明理的人都在谈，台湾民主如果不把悲情、扭曲的东西丢掉，那就永远打压。

台湾在谈两岸关系，问题是很复杂的。不能因为你的要求不能完成，就说你打压我，不是这样简单的谈问题。所以，打压论的至高无上，一定要把它丢掉，把台湾的悲情丢掉。

未来，台新关系大有可为。台湾的经济要走向东南亚，通过东南亚走向南亚。新加坡是个很重要的地方，台湾在东南亚有很大发挥的空间；东南亚的南端、北端，台湾都可以发挥。往后，台新的经济关系、文化关系应该大有可为。

另外一点就说新加坡有“Social Engineering”的民主模式，很独特，很值得研究。基本上统治阶级可以放心，放心是开放的基础。台湾很快乐，很乱七八糟，都已伤到根本。台湾要有纪律，政治人物要有责任，统治者要有魄力，要有想法，不能跟着“名嘴”胡说八道（笑声）。

台湾政治人物反省能力很差、体贴老百姓能力很差，心胸狭窄，关心的面也小了，纪律也低了，智慧更没有（笑声）；这部分台湾真的应该向新加坡学习。

大概在十年前我去美国开会，四季饭店旁边有一家专卖专业性的社会科学的书店，我买了一箱好书大概3000美元，书店老板向我从哪里来，我说从台湾来。他说前两天四季饭店住了四个新加坡年轻官员，（买书）一买就买了1万美元。哦，新加坡官员是会读书的（笑声）。新加坡人在专业知识上很用功，这一点台湾应该学。

台湾几乎每年都有选举，弄得好像举办嘉年华会。台湾的立法院常常打架，甚至男女对打、抢话筒，为什么会这样？

我一直认为一个社会有合理化部分，有放纵的部分。西班牙每年的“狂奔节”，一不小心会被牛戳死。我觉得这活动好，社会压抑的闷气会被解放；集体的狂欢，对社会的平衡有很大作用。人是奇怪的东西，很严格的理性可以过日子，但心里面却很压抑，没有狂欢的部分是不对的；我认为每个社会都要制度化一些狂欢的活动（笑声、掌声）。在台湾，老百姓生活在竞争很强的社会里，日子很不好过，所以，有一个选举活动，老实讲，大家都很爽啦！

我不认为台湾选举太多，太“抓狂”是坏现象，反正台湾这么多年来已形成假戏真做、真戏假做，选举时你说我造谣、中伤、破坏、害我，到最后都没事。所以我容忍这乱七八糟、放纵的一面，这是台湾社会最不发疯的原因。（笑声）

至于立法院打架的问题，以前只是台湾，后来好些国家也跟随（笑声），日本人也打了（笑声），美国、加拿大也打了，台湾还能创造风潮。

民主政治一定有冲突，没有冲突不叫民主政治。解决冲突的过程，冲突规模很重要。小打小闹可让他打，只要让他知道这样打可以，可别闹大了；闹大会死人，不行的。所以，在容忍很多现象的同时，要有很强镇压性的批判力，只要在没有严重伤害之下，打打闹闹是民主常态。在民主过程里，必须习惯冲突。

（马亚西亚听众提问）你刚说的“仇恨政治学”在我们国家（马来西亚）非常盛行，不断上演。这种情形在印尼、菲律宾也发生。你认为，要如何解决？

新加坡是个天府之国（笑声），因为华人占大多数，所以不会面对“廉价敌人”的机会。东南亚其他国家的华人，命中注定要很长一段时间当“廉价敌人”。马来西亚的华人还算好，占总人口约30%，而在菲律宾、印尼、越南，华人的处境基本上跟19世纪到20世纪初期的欧洲犹太人一样，他们是少数，所以把这些人妖魔化太容易了。

在一个有绝大多数人口的国家，因宗教、肤色、信仰而成为“少数”的人，就是“廉价的敌人”。不打白不打，打了之后还可以收到政治效益，当每个人从里面可以收到政治利益之后，打的手永远不会停下来。这个时候境外力量变得很重要，当国际社会对这类事发出了强大舆论，它就会被迫约束。

华人应该学习犹太人的经验。欧洲人到今天为止还在歧视犹太人，但都不太敢歧视了，因为全世界的舆论太强了。

全球华人对于在某些地区成为“少数”的华人，应该要有一个支援，主持正义的呼声。所以具有英文表达能力、有外国朋友的华人，应该要为全球华人，特别是成了“廉价的故人”的华人，建立另一个平台，帮他们主持正义，作为他们道德支援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