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版序言
历史的图景一页一页无情地翻过。不管它繁花似锦，还是鲜血淋淋。变幻无穷是历史也是生活的本质。但那些曾经在历史的黑夜里受苦受难——甚至死于非命的人们，注定只是一种可怜的牺牲品吗？
我们常常会感到，文革已成为历史——
在当今中国，已经看不到任何文革的景象。再没人去穿那种炫耀暴力的文革服装；曾经铺天盖地的小小红宝书已然了无痕迹；充满了荒唐感的光怪陆离的领袖像章也只有在古董市场里才能见到；文革话语几乎成了一种笑料。连那些面孔肃杀的“阶级斗争脸儿”和一直盘踞到八十年代的“左爷”们，今儿一个都见不到了。而曾经千千万万的受难者呢，是不是正在笑容满面地享受着日益充裕的生活？
如果生活是公平的，理应补偿他们。
然而，文革真的消失得这么无影无踪？
如果悲剧真的结束得如此干净彻底，我们应该无比庆幸。
可是历史的大河在地面消失，往往会转为精神的暗流；思想的阴云扩散之后，渐渐化为心中的迷雾。
我们不是常常感到，当今中国社会一切难解的症结，都与文革深刻地联系着，甚至互为因果。比如，我们缺乏历史精神，不是与文革灭绝传统有关？我们轻贱自己的文化，不正是文革践踏文化的直接结果？为此，至今我们对自己的文化仍然缺乏光荣感与自信。至于人本精神的低靡辄由於文革把封建主义发挥到了极致。更别提文革对中国人朴素的人性本质的破坏！文革将猜疑与敌意注射到人们的血液里，如果我们没有将它彻底地清除出去，在当今充满现实功利的市场中，它必然会恶性地发酵。
应该说，我们缺乏对文革的彻底的思想批评。故然，权力阶层表示不再搞任何破坏性的政治运动是非常重要的，但对于知识界来说，这仅仅是个先提。它不能代替知识界对文革进行全面的、毫不留情的、清醒而透彻的思想清算。在废墟上很难建立坚实可靠的大厦，只有对它掘地三尺。
从历史学角度看，文革已经成为上个世纪的“过去”；从文化学角度看，文革依然活着。因为文革是一种特定的文化，它有着深远的封建文化的背景。而且，它活着——不仅因为它依靠一种惯性，还因为它有生存土壤。究其根本，是因为我们一直没有对这块土壤彻底清除。尤其是二十世纪的八十年代，全民的注意力还在文革上。那时如果对文革进行割皮抽筋般的反省与批评，必然会深入人心，积极地影响整个社会。如今文革的一代都已离开生活的中流。文革早已不在人们关注的视野之内了。本来，彻底批评文革是使中国社会良性化的必不可少与至关重要的一步，但我们把这大好的历史时机耽误过去了。时至今日，做为政治文革的一页已然翻过去，再不复生；但做为一种精神文化——文革却无形地潜入我们的血液里。
恶魔一旦化为幽灵，就更难于应付。
因为文革仍然作祟于我们，但我们并不知它缘自文革。
也许这正是本书再版的意义。本书写于１９８６年至１９９６年，即从文革结束１０年到２０年间。由严格的意义上讲，这不是一部文学作品，而是社会学著作。作者使用社会学家进行社会调查的方式来写作的。只不过作家更关注被调查者的心灵。本书的目的，是想以口述史的方式，将一代中国人的心灵记忆载录史册，同时，也给思想理论界提供思考与研究的第一手和依据性的人本资料。为此，很感谢时代文艺出版社理解作者的本意。特别是这次出版，将把本书带给二十一世纪新的一代读者。此亦作者之愿望，是为记。（２００３．６．６．维也纳）
首版序言
二十世纪历史将以最沉重的笔墨，记载这人类的两大悲剧：法西斯暴行和文革浩劫。凡是这两大劫难的亲身经历者，都在努力忘却它，又无法忘却它。文学家与史学家有各自不同的记载方式：史学家偏重于灾难的史实，文学家偏重于受难者的心灵。本书作者试图以１００个普通中国人在文革中心灵历程的真实记录，显现那场旷古未闻的劫难的真相。
在延绵不绝的历史时间里，１０年不过是眨眼的一瞬。但对于一代中国人有如熬度整整一个世纪。如今３０岁以上的人，几乎没有一个人的命运不受其恶性的支配。在这１０年中，雄厚的古老文明奇迹般地消失，人间演出原始蒙昧时代的互相残杀；善与美转入地下，丑与恶肆意宣泄；千千万万家庭被轰毁，千千万万生命被吞噬。无论压在这狂浪下边的还是掀动这狂浪的，都是它的牺牲品。哪怕最成熟的性格也要接受它强制性的重新塑造。坚强的化为怯弱，诚实的化为诡诈，恬静的化为疯狂，豁朗的化为阴沉。人性、人道、人权、人的尊严、人的价值，所有含有人的最高贵的成分，都是它公开践踏的内容。虽然这不是大动干戈的战争，再惨烈的战争也难以达到如此残酷——灵魂的虐杀。如果说法西斯暴行留下的是难以数计的血淋淋的尸体，文革浩劫留下的是难以数计的看不见的创伤累累的灵魂。
尽管灾难已经过去，谁对这些无辜的受难者负责﹖无论活人还是死者，对他们最好的偿还方式，莫过于深究这场灾难根由，铲除培植灾难的土壤。一代人付出如此惨重的代价，理应换取不再重蹈覆辙的真正保证。这保证首先来自透彻的认识。不管时代曾经陷入怎样地荒唐狂乱，一旦清醒就是向前跨了一大步。每一代人都为下一代活着，也为下一代死。如果后世之人因此警醒，永远再不重复我们这一代人的苦难，我们虽然大不幸也是活得最有价值的一代。
我常常悲哀地感到，我们的民族过于健忘。文革不过１０年，已经很少再见提及。那些曾经笼罩人人脸上的阴影如今在哪里﹖也许由于上千年封建政治的高压，小百姓习惯用抹掉记忆的方式对付苦难。但是，如此乐观未必是一个民族的优长，或许是种可爱的愚昧。历史的过错原本是一宗难得的财富，丢掉这财富便会陷入新的盲目。
在本书写作中，我却获得新的发现。
这些向我诉说文革经历者，都与我素不相识。他们听说我要为他们记载文革经历，急渴渴设法找到我。这急迫感不断给我以猛烈的撞击。我记载的要求只有一条，是肯于向我袒露心中的秘密。我想要实现这想法并非易事。以我的人生经验，每人心中都有一块天地绝对属于他自己的，永不示人；更深的痛苦只能埋藏得更深。可是当这些人淌着泪水向我吐露压在心底的隐私时，我才知道，世上最沉重的还是人的心。但他们守不住痛苦，渴望拆掉心的围栏，他们无法永远沉默，也不会永远沉默。这是为了寻求一种摆脱，一种慰藉，一种发泄，一种报复，更是寻求真正的理解。在那场人间相互戕害而失去了相互信任之后，我为得到这样无戒备无保留的信赖而深感欣慰。
为了保护这些人的隐私，也为了使他们不再为可能的麻烦所纠缠，本书不得不隐去一切有关的地名和人名。但对他们的口述照实记录，不做任何渲染和虚构。我只想使读者知道如今世上一些人曾经这样或那样度过文革走到今天；也想使后人知道，地球上曾经有一些人这样难以置信地活过。他们不是小说家创造的人物，而是文革生活创造的一个个活生生真实的人。
我时时想过，那场灾难过后，曾经作恶的人躲到哪里去了﹖在法西斯祸乱中的不少作恶者，德国人或日本人，事过之后，由于抵抗不住发自心底的内疚去寻短见。难道文革中的作恶者却能活得若无其事，没有复苏的良知折磨他们﹖我们民族的神经竟然这样强硬，以致使我感到阵阵冰冷。但这一次，我有幸听到一些良心的不安，听到我期待已久的沉重的忏悔。这是恶的坚冰化为善的春水流潺的清音。我从中获知，推动文革悲剧的，不仅是遥远的历史文化和直接的社会政治的原因。人性的弱点，妒嫉、怯弱、自私、虚荣，乃至人性的优点，勇敢、忠实、虔诚，全部被调动出来，成为可怕的动力。它使我更加确认，政治一旦离开人道精神，社会悲剧的重演则不可避免。
文革是我们政治、文化、民族痼疾的总爆发，要理清它绝非一朝一夕之事；而时代不因某一事件的结束而割断，昨天与今天是非利害的经纬横竖纠缠，究明这一切依然需要勇气，更需要时间，也许只有后人才能完成。因此本书不奢望给读者任何聪明的结论，只想让这些实实在在的事实说话，在重新回顾文革经历者心灵的画面时，引起更深的思索。没有一层深于一层的不浅尝辄止的思索，就无法接近真理性的答案。没有答案的历史是永无平静的。
尽管我力图以一百个人各不相同的经历，尽可能反映这一历经十年、全社会大劫难异常复杂的全貌，实际上难以如愿；若要对这数亿人经验过的生活做出宏观的概括，任何个人都力不能及。我努力做的，只能在我所能接触到的人中间，进行心灵体验上所具独特性的选择。至于经历本身的独特，无需我去寻找。在无比强大的社会破坏力面前，各种命运的奇迹都会呈现，再大胆的想象也会相形见绌。但我不想收集各种苦难的奇观，只想寻求受难者心灵的真实。我有意记录普通人的经历，因为只有底层小百姓的真实才是生活本质的真实。只有爱惜每一根无名小草，每一棵碧绿的生命，才能紧紧拥抱住整个草原，才能深深感受到它的精神气质，它惊人的忍受力，它求生的渴望，它对美好的不懈追求，它深沉的忧虑，以及它对大地永无猜疑、近似于愚者的赤诚。
我相信文革的受难者们都能从本书感受到这种东西以使内心获得宁静；那些文革的制造者们将从中受到人类良知的提醒而引起终生的不安。我永远感谢为这本书向我倾诉衷肠而再一次感受心灵苦痛的陌生朋友们。是他们和我一同完成这项神圣的工作：纪念过去和永示未来。
今年，我们面对着两个纪念日：一个是文革发端的３０周年，一个是文革崩溃的２０周年。这两个纪念日给我们的感受迥然不同。前一个有如死亡，沉重、压抑、苦涩，充满着哀悼的气息；后一个纪念日如同再生，然而它并不轻松。前一个纪念日是理性的、警觉的、反省和追究的；后一个纪念日则是情感的，但这又是一种百感交集。就在这两个纪念日之间，中国人走过一条比蜀道还要艰难百倍的心灵历程。
在这个日子里，我将文革受难者的心灵史——《一百个人的十年》最后的篇章完成，划上了终结的句号。这是一束带血的花，我把它放在曾经埋葬了一代人理想与幸福的文革坟墓上，并站在冷冰冰的墓前沉默不语，耳朵里却响着我采访过的那些人如泣如诉的述说，这声音愈来愈响，顷刻变成那时代如潮一般巨大而悲凉的轰鸣。
大约８年前，我说我要为普通中国人记载他们的文革经历，直到今日，大约有４０００人通过写信和电话方式要求我成为他们的代言人。一个为人民代言的作家常常享受不到自我宣泄的快乐，却能感受到引天下为己任的高尚与庄严。在写作中，我一直遵循真实至高无上的原则，如今我深信自己完成了“记录文革”的使命。
无情的岁月表明，文革已是一个历史概念。但灾难性的历史从来就有两个含义，即死去的历史和活着的历史。死去的历史徒具残骸而不能复生，活着的历史则遗害犹存。活着的历史属于现实，死去的历史才是一种永远的终结。但终结的方式，不是遮掩，不是忘却，不是佯装不知；而是冷静的反省与清明的思辨。只有在灾难的句号化为一片良药时，我们才有权利说文革已然终结了。
本书附录了２０名非文革经历者——即１９７６年以后出生的人——对文革印象和看法的短语。它足以引起我们的警惕。悲剧总是在无知中反复，但不会在觉醒者中间重演。这也是我坚持要把这本书完成的深刻的缘故。
在本书即将出版之际，我还要留出数页篇幅，以寻求一位忏悔者的自白。尽管我说过“一个没有忏悔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我还说过“纯洁的人生从忏悔开始，丑恶的人生自负疚结束”；尽管我也倾听过一些良心难安的忏悔内容，但是我真正期望的那种不折不扣勇敢的忏悔者，还没有碰到。何日何时，一个被良心驱动的人来叩响我的门板？我想，只有这种时候到来，我才深信不疑良知与文明已经全然返回——无论是个人，还是整个社会。
当然，我不是责怪无辜的人民。歌德在谈起他的德国民族时，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一想起德国人民，我常常不免黯然神伤；他们做为个人来说，个个可爱，做为整体来说，却又那么可怜。我觉得我们中华民族恰恰相反，做为个人来说，人人都有弱点和缺陷，但做为整个中华民族却是那么可爱！
而文革，不仅调动了人性的弱点，如人的自私、贪欲、怯弱、妒嫉、虚荣，连人的优点，如忠诚、善良、纯朴、勇敢，也化为文革的力量。人性的两极都被利用，才是中国人最大的悲哀。然而，这样忠勇善良的人民，如果良性地发挥起来，会焕发多么宏大的创造力？这样的希望不是已经从今天的现实中看到了吗？因此，在终结文革的日子里，我们不是唤醒仇恨，展示悲苦，揪住历史的辫子去和一个政治的尸体较量，而是勇敢地面对自己，清醒地面对过去，去从廓清的晨昏中，托出没有云翳的属于明天的太阳来。
一句话，终结文革的方式，唯有彻底真实地记住文革。
写于《五•一六通知》发表３０周年的深夜
2008年4月29日
2008年4月27日
李嘉诚57年商业原则
李嘉诚创业57年来，他从未遇过一年亏损，由“塑料花大王”李嘉诚走向“地产大王”李嘉诚，未来更可能变成“石油巨擘”李嘉诚，每跨入新产业，他虽不一定是产业的先行者，却总能先驰得点。本期《商业周刊》邀请李嘉诚担任客座总编辑，谈成功四讲……
2007年11月21日，《商业周刊》编辑团队一行六人，抵达位于香港中环的长江集团中心。在警卫的森严戒备下，我们踏入直抵顶层的电梯。这栋以蓝绿色玻璃帷幕包裹的七十层大楼，与中国银行新、旧大楼，汇丰银行等地标大楼比邻。这里，是香港的钻石地段。长江大厦七十楼，居高临下俯瞰世界三大天然良港维多利亚港，除非警卫用特殊磁卡解码，否则任凭外人怎么按电梯钮，都无法抵达。它，正是长江实业主席李嘉诚遥控五十五国企业的跨国指挥总部。11月21日，《商业周刊》第1047期编辑会议在此召开，由李嘉诚担任客座总编辑，主持会议。为安排这次会议，我们与李嘉诚幕僚邮件往来，超过150封，越洋电话更难以计数。其幕僚作业高度缜密，因为极度重视风险控管的李嘉诚，不喜欢意外。李嘉诚在1950年创业，57年来，他从未遇过一年亏损，历经两次石油危机、文化大革命、亚洲金融风暴，他的企业却能横跨五十五个国家，走向日不落。由“塑料花大王”李嘉诚走向“地产大王”李嘉诚，未来更可能变成“石油巨擘”李嘉诚，每跨入新产业，他虽不一定是产业的先行者，却总能先驰得点。
12月，《商业周刊》邀请李嘉诚担任客座总编辑，谈成功四讲。谈风险，他花了90%的时间在想坏情况下会出现的问题；他说「审慎」是一种艺术，必须拿捏风险和投资的脚步；谈投资，五十多年来，他的个人资产每年都成长；谈管理，他指出要当领袖而不是老板。最后，他总结谈到留给孙子一句很重要的资产：“做人如果可以做到‘仁慈的狮子’，就成功了。”一个有能力的森林之王，却能心存慈悲。请就坐，五十七年的日不落经营哲学，即将开始……
《商业周刊》问（以下简称问）：大家都很好奇，你从二十二岁开始创业做生意，超过五十年，从来没有一年亏损，而且还一步步成为华人首富。如何在大胆扩张中，不翻船？
李嘉诚答（以下简称答）：想想你在风和日丽的时候，假设你驾驶着以风推动的远洋船，在离开港口时，你要先想到万一悬挂十号风球（编按：香港以风球代表台风强烈程度，十号相当于强烈台风），你怎么应付。虽然天气满好，但是你还是要估计，若有台风来袭，在风暴还没有离开之前，你怎么办？
我会不停研究每个项目要面对可能发生的坏情况下出现的问题，所以往往花90％考虑失败。就是因为这样，这么多年来，自从1950年到今天，长江（实业）并没有碰到贷款紧张，从来没有。长江（实业）上市到今天，假设股东拿了股息再买长实，（现在）赚钱两千多倍。就是拿了（股息），不再买入长实，股票也超越一千倍。
问：90％考虑失败？很有趣，一般人满脑子都想怎么成功，为何你花这么多时间想失败？
答：你一定要先想到失败，从前我们中国人有句做生意的话：“未买先想卖”，你还没有买进来，你就先想怎么卖出去，你应该先想失败会怎么样。因为成功的效果是100％或50％之差别根本不是太重要，但是如果一小漏洞不及早修补，可能带给企业极大损害，所以当一个项目发生亏蚀问题时，即使所涉金额不大， 我也会和有关部门商量解决问题，所付出的时间和以倍数计的精神都是远远超乎比例的。我常常讲，一个机械手表，只要其中一个齿轮有一点毛病，你这个表就会停顿。一家公司也是，一个机构只要有一个弱点，就可能失败。了解细节，经常能在事前防御危机的发生。
问：哪些细节你一定会紧盯观察？
答：现金流、公司负债的百分比是我一贯最注重的环节，是任何公司的重要健康指标。任何发展中的业务，一定要让业绩达致正数的现金流。
问：90％考虑失败，可以说是，全方位预测风险的能力吗？为什么这件事比思考成功关键来得重要？
答：可以这样说，就像是军队的“统帅”必须考虑退路。例如一个小国的统帅，本身拥有两万精兵，当计划攻占其它城池时，他必须多准备两倍的精兵，就是六万，因战争启动后，可能会出现很多意料不到的变化；一旦战败退守，国家也有超过正常时期一倍以上的兵力防御外敌。
任何事业均要考虑自己的能力才能平衡风险，一帆风顺是不可能的，过去我在经营事业上曾遇到不少政治、经济方面的起伏。我常常记着世上并无常胜将军，所以在风平浪静之时，好好计划未来，仔细研究可能出现的意外及解决办法。
问：你相当强调风险，不过外人注意到的却是长江集团五十年来，屡屡在危机入市，包含六十年代后期掌握时机从塑料跨到地产，天安门事件后投资上海、深圳港口生意，甚至在印度尼西亚排华运动时投资印度尼西亚港口等，你的大胆之举为何都未招来致命风险？
答：这其实是掌握市场周期起伏的时机，并还有顾及与国际经济、政治、民生一些有关的各种因素，如地产的兴旺供求周期已达到顶峰时，几乎无可避免可能会下跌；又因为工业的基地转移、必须思考要增加的投资、对什么技术需求最大等等的决定，因应不同的项目找出最快达到商业目标的途径，事前都需要经过精细严 谨的研究调查。
能在不景气的时候大力发展，就是在市场旺盛的时候要看到潜伏的危机，以及当它来临时如何应对，这是需要具备若干条件的。
问：你所谓的具备若干条件……？
答：关键在于要做足准备工夫、量力而为、平衡风险。我常说“审慎”也是一门艺术，是能够把握适当的时间做出迅速的决定，但是这不是议而不决、停滞不前的借口。
经营一间较大的企业，一定要意识到很多民生条件都与其业务息息相关，因此审慎经营的态度非常重要，比如说当有个收购案，所需的全部现金要预先准备。
我是比较小心，曾经经过贫穷，怎么样会去冒险？你看到很多人一时春风得意，一下子就变为穷光蛋，我绝对不会这样做事，都是步步为营。
有一句话，我牢牢记住：“穷人易过，穷生意难过”，你再穷，你不能吃好的白米，你可以买最便宜的米，还是可以过，人家吃肉，你可以吃菜，最便宜的菜；但是穷生意很难，非常难。所以小心翼翼，可以讲，如履薄冰。
问：你刚才提到，在不景气时候能大力发展，关键在于要“做足准备工夫、量力而为、平衡风险”。机会来临时，能够把握适当的时间做出迅速的决定。1977年，你迅雷不及掩耳的收购香港希尔顿酒店就很经典……（编按：长实以港币二亿三千万元收购希尔顿酒店所属的永高公司，整项交易用不到一周。这是长实上市第一次重大收购案）。
答：最重要是事前要吸取经营行业最新、最准确的技术、知识和一切与行业有关的市场动态及讯息，才有深思熟虑的计划，让自己能轻而易举在竞争市场上处于有利位置。你掌握了消息，机会来的时候，你就可以马上有动作。
能买下希尔顿是因为有一天我去酒会，后面有两个外国人在讲，一个说中区有一个酒店要卖，对方就问他卖家在哪里？他们知道酒会太多人知道不好，他就说，在Texas（德州），我听到后立即便知道他们所说的是希尔顿酒店。酒会还没结束，我已经跑到那个卖家的会计师行（卖方代表）那里，找他的auditor（稽核）马上讲，我要买这个酒店。他说奇怪，我们两个小时之前才决定要卖的，你怎么知道？当然我笑而不答心自闲，我只说：如果你有这件事，我就要买。
我当时估计，全香港的酒店，在两三年内租金会直线上扬。（卖家）是一间上市公司，在香港拥有希尔顿，在峇里岛是Hyatt Hotel（凯悦饭店），但是我只算它香港希尔顿的资产，就已经值得我跟它买。这就是决定性的数据，让这间公司在我手里。
问：这起生意难道没有别的竞争者？
答：一、因为没有人知道，二、我出手非常快。其它人没这么快。因为我在酒会听到了，就马上打电话给我一个董事，他是稽核那一行的，我一问，他和卖家的稽核是好朋友，马上到他办公室谈。你今天坐的地方（手指地上），就是希尔顿一部分地址。那笔交易我买过来后，公司的资产一年增值一倍。
问：你最近看哪些新的产业？
答：今天啊？很多新的东西，我昨天开会，讲到facebook（编按：由两位哈佛生创立，较特别的是使用者大多会留下真实姓名和数据，供交友或寻人之用）。
从最初的几家大学开始，有人说2011年还是2012年才达到四千八百万名用户，其实这公司上个月已达四千五百多万用户，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个information的话，要分析facebook，你的数据就不足够。
所以呢，做哪一行都是，最要紧的就是要追求最新的information（信息），做哪行都是一样（强调语气）。
问：在事业上追求最新的信息，在个人理财上呢？
答：这么多年来，1950年到今天，个人（资产）来讲，从来没有一年比去年少。要做到这样，第一原则就是不要有负债。我在1956、57年以后，个人没有欠过一个债，我的负债是这个（边桌上有两只金属做大、小北极熊雕像，指着小北极熊说），我的现金是这样大（指着大北极熊），这个是我今天才运用的 （比喻）啊（笑）！
问：个人理财第一个原则不能负债，那投资呢？
答：投资时我就是先设想，投资失败可以到什么程度？成功的多几倍都没关系，我也曾有投资赚十多倍都有，有的生意也做得非常好，亏本的非常少，因为我不贪心。公司是从来没亏过，个人的赚钱、财产，也是一直增加。但我并没有赚快钱的机会，因为我比较小心。
问：个人投资有没有哪个时间碰到的挑战最大？
答：没有，因为我不是只投资一种行业，我是分散投资的，所以无论如何都有回报，我比较小心。而且我个人（资产），很多是一个礼拜便可以拿得到现金。
问：一周能拿到现金占你的投资比例有多少？
答：不少于三分之一。例如政府债券、股票，一个礼拜都能拿到（现金）。我当然还有其它的投资，例如地产，这不是马上可以兑换为现金。
问：李先生你说成功没有方程式，但如果一定要你说成功的三项原则，会是什么？
答：第一个，你做那个行业，一定要追求那个行业最好的知识、information，最好的技术是什么，且必须处于最佳的状态。这是第一。第二，努力、毅力（幕僚补充：李先生说努力、毅力的意思不是传统字面上那个意思，是best effort，做到极致）。不过，很重要的是，如果一个机构，没有掌握跟这个行业有关的知识，如果你判断错误，就算你再努力、再有毅力，你失败的代价太 大。第三就是建立好的制度与人才。
问：你刚刚提过必须有最新的信息，除此之外还要有制度，但是你管的事业从零售业、港口运输一直到石油产业，种类包罗万象，如何用制度管理？
答：现在是一个多元的年代，四方八面的挑战很多。我们业务遍布五十五个国家，公司的架构及企业文化，必须兼顾来自不同地方同事的期望与顾虑。
所以灵活的架构可以为集团输送生命动力，还可以给不同业务的管理层自我发展的生命力， 甚至让他们互相竞争，不断寻找最佳发展机会，带给公司最大利益。公司一定要有完善的治理守则和清晰的指引，才可以确保创意空间。例如长实，长实在过去十年有很多不同的创意组织和管理人员，他们的表现都很出色，所有项目不分大小，全部都是很有潜力和有不俗的利润。
大家一定要知道，企业越大，单一的指令与行为是不可行的，因为这会限制不同的管理阶层，发挥他的专业和经验。
我举一个例子。1999年我决定把Orange（编按：指原本和记黄埔集团旗下的一家英国电讯业务公司，后高价卖出）出售，卖出前两个月，管理层建议我不要卖，甚至去收购另一家公司。我给他们列了四个条件：如果他们办得到，便按他们的方法去做。
一、收购对象必须有足够流动现金；
二、完成收购后，负债比率不能增高；
三、Orange发行新股去进行收购之后，和黄仍然要保持35％的股权，我跟他们说，35％股权不但保护和黄利益，更重要是保护Orange全体股东的利益；
四、对收购的公司有绝对控制权。
他们听完后很高兴，而且也同意这四点原则，认为守在这四点范围内，他们就可以去进行收购。结果他们办不到，这个提议当然就无法实行。
我建立了四个坐标给Orange管理人员，让他们清楚知道这个坐标，这是公司的原则，然后他到那边发展时，在这四个原则发挥才干。但是不能超越我这个四个coordinates（在空中比出四个坐标）。
这只是众多例子中的一个，其实在长实、和黄集团里面，我们有很多子公司，我都会因应每家公司经营的业务、商业环境、财政状况、市场前景等，给他们订出不同的坐标，让管理层在坐标范围内灵活发挥。
问：你提到经营企业成功的第三的原则是人才，威尔许说他花六成到七成时间在人才身上，你如何定义优秀人才的准则是什么？
答：成功的管理者都应是伯乐，不断在甄选、延揽比他更聪明的人才，不过有些人却一定要避免。绝对不能挑选名气大却妄自标榜的“企业明星”。企业也无法负担那些滥竽充数、唯唯诺诺或者灰心丧志的员工，更无法容忍以自我表演为一切出发点的企业明星。
我的经验是，挑选团队，忠诚心是基本，但更重要的是要谨记，光有忠诚但能力低的人或道德水平低下的人迟早累垮团队、拖垮企业，是最不可靠的人。
因此，要建立同心协力的团队。第一条法则就是能聆听得到沉默的声音，你要问自己团队和你相处有无乐趣可言，你可不可以做到开明公平、宽宏大量，而且承认每一个人的尊严和创造的能力，不过我要提醒，有原则和坐标，而不是要你当个费时矫枉过正的执着的人。
可能是我少年忧患的背景，可以让我在短时间内较易判断一个人才的优点和短处，从旁引导，发挥其所长。
问：当了五十多年的老板，对于管理、领导，你有很深切的体悟，也曾经以“管理的艺术”发表演说，能否分析老板与领袖的差异？
答：我不敢和那些管理学大师相比，我没有上学的机会，一辈子都努力自修，苦苦追求新知识和学问，管理有没有艺术可言？我有自己的心得和经验。
我常常问我自己，你是想当团队的老板，还是一个团队的领袖？一般而言，做老板简单得多，你的权力主要来自你地位，这可能是上天的缘分或凭着你的努力和专业的知识。做领袖就比较复杂，你的力量源自人性的魅力和号召力。做一个成功的管理者，态度与能力一样重要。领袖领导众人，促动别人自觉甘心卖力；老板只懂支配众人，让别人感到渺小。
问：今天的对谈，你谈到许多从经商之道，是否呼应你在一次演讲中所说的“好谋而成、分段治事、不疾而速、无为而治”，你说若能“拈出这四句话的精髓，生命是可以如此的好”。尤其，“不疾而速”这句话特别有意思，不快而快……？
答：对于我来说，一场最漂亮的仗，其实是一场事前清楚计算得失的仗。以上四句话是环环相扣、互为因果的。
“好谋而成”是凡事深思熟虑，谋定而后动。“分段治事”是洞悉事物的条理，按部就班的进行。“不疾而速”，你靠着老早有这个很多数据，很多困难你老早已经知道，就是你没做这个事之前，你老早想到假如碰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怎么办？由于已有充足的准备，故能胸有成竹，当机会来临时自能迅速把握，一击即中。如果你没有主意，怎么样“不疾而速”？
“无为而治”则要有好的制度、好的管治系统来管理。我们现在大概有二十五万个员工，分布在五十五个国家，而我们员工大部分在西方国家，如果你没有良好制度，你没有足够时间去管理。
兼具以上四种因素（好谋而成、分段治事、不疾而速、无为而治），成功的蓝图自然展现。
问：所以你能做到“不疾而速”，其实是在风险管理、信息收集、财务准备齐备了，遇到机会，才能“一击即中”。你如何把这样的成功心法，传授给你的后代？
答：我告诉我的孙儿，做人如果可以做到“仁慈的狮子”，你就成功了！仁慈是本性，你平常仁慈，但单单仁慈，业务不能成功，你除了在合法之外，更要合理去赚钱。但如果人家不好，狮子是有能力去反抗的，我自己想做人应该是这样。very kind，非常好的一个人，但如果人家欺负到你头上，你不能畏缩，要有能力反抗。
李嘉诚给年轻人的话：让你的敌人都相信你
有人问我做人成功的要诀为何？我认为做人成功重要条件：让你的敌人都相信你。要做到这样，第一是诚信。我答应的事，明明吃亏都会做，这样一来，很多商业的事，人家说我答应的事，比签合约还有用。
曾经，我有个对手，人家问他，李嘉诚可靠吗？他说：他讲过的话，就算对自己不利，他还是按诺言照做，这点是他的优点。答应人家的事，错的还是照做。让敌人都相信你，你就成功了。
举个例子，有次，我们和一家拥有大幅土地的公司将进行合作，他们公司有个董事跟其它的同业是好朋友，有利益的关系，就说为什么要跟长江集团合作，不考虑其它的公司？他们主席（指董事长）说，跟李嘉诚合作，合约签好以后你就高枕无忧，麻烦就没有，跟其它的人，合约签好后，麻烦才开始。
这是家大公司，公司全部的人包含高级主管都知道，结果没有人敢讲话，所以一次会议就通过。这个案子，长江集团赚了很多钱，对方也赚了很多钱，是双赢。
敌人相信你不单只是诚信，敌人相信你是因为相信你不会伤害他。例如我是他的竞争者，但他相信我不会伤害他，不会用不恰当的手段来得到任何东西，或是伤害任何一个人。除了诚信，第二是自强不息，第三是真的要追求知识、准确的讯息。
2007年11月21日，《商业周刊》编辑团队一行六人，抵达位于香港中环的长江集团中心。在警卫的森严戒备下，我们踏入直抵顶层的电梯。这栋以蓝绿色玻璃帷幕包裹的七十层大楼，与中国银行新、旧大楼，汇丰银行等地标大楼比邻。这里，是香港的钻石地段。长江大厦七十楼，居高临下俯瞰世界三大天然良港维多利亚港，除非警卫用特殊磁卡解码，否则任凭外人怎么按电梯钮，都无法抵达。它，正是长江实业主席李嘉诚遥控五十五国企业的跨国指挥总部。11月21日，《商业周刊》第1047期编辑会议在此召开，由李嘉诚担任客座总编辑，主持会议。为安排这次会议，我们与李嘉诚幕僚邮件往来，超过150封，越洋电话更难以计数。其幕僚作业高度缜密，因为极度重视风险控管的李嘉诚，不喜欢意外。李嘉诚在1950年创业，57年来，他从未遇过一年亏损，历经两次石油危机、文化大革命、亚洲金融风暴，他的企业却能横跨五十五个国家，走向日不落。由“塑料花大王”李嘉诚走向“地产大王”李嘉诚，未来更可能变成“石油巨擘”李嘉诚，每跨入新产业，他虽不一定是产业的先行者，却总能先驰得点。
12月，《商业周刊》邀请李嘉诚担任客座总编辑，谈成功四讲。谈风险，他花了90%的时间在想坏情况下会出现的问题；他说「审慎」是一种艺术，必须拿捏风险和投资的脚步；谈投资，五十多年来，他的个人资产每年都成长；谈管理，他指出要当领袖而不是老板。最后，他总结谈到留给孙子一句很重要的资产：“做人如果可以做到‘仁慈的狮子’，就成功了。”一个有能力的森林之王，却能心存慈悲。请就坐，五十七年的日不落经营哲学，即将开始……
《商业周刊》问（以下简称问）：大家都很好奇，你从二十二岁开始创业做生意，超过五十年，从来没有一年亏损，而且还一步步成为华人首富。如何在大胆扩张中，不翻船？
李嘉诚答（以下简称答）：想想你在风和日丽的时候，假设你驾驶着以风推动的远洋船，在离开港口时，你要先想到万一悬挂十号风球（编按：香港以风球代表台风强烈程度，十号相当于强烈台风），你怎么应付。虽然天气满好，但是你还是要估计，若有台风来袭，在风暴还没有离开之前，你怎么办？
我会不停研究每个项目要面对可能发生的坏情况下出现的问题，所以往往花90％考虑失败。就是因为这样，这么多年来，自从1950年到今天，长江（实业）并没有碰到贷款紧张，从来没有。长江（实业）上市到今天，假设股东拿了股息再买长实，（现在）赚钱两千多倍。就是拿了（股息），不再买入长实，股票也超越一千倍。
问：90％考虑失败？很有趣，一般人满脑子都想怎么成功，为何你花这么多时间想失败？
答：你一定要先想到失败，从前我们中国人有句做生意的话：“未买先想卖”，你还没有买进来，你就先想怎么卖出去，你应该先想失败会怎么样。因为成功的效果是100％或50％之差别根本不是太重要，但是如果一小漏洞不及早修补，可能带给企业极大损害，所以当一个项目发生亏蚀问题时，即使所涉金额不大， 我也会和有关部门商量解决问题，所付出的时间和以倍数计的精神都是远远超乎比例的。我常常讲，一个机械手表，只要其中一个齿轮有一点毛病，你这个表就会停顿。一家公司也是，一个机构只要有一个弱点，就可能失败。了解细节，经常能在事前防御危机的发生。
问：哪些细节你一定会紧盯观察？
答：现金流、公司负债的百分比是我一贯最注重的环节，是任何公司的重要健康指标。任何发展中的业务，一定要让业绩达致正数的现金流。
问：90％考虑失败，可以说是，全方位预测风险的能力吗？为什么这件事比思考成功关键来得重要？
答：可以这样说，就像是军队的“统帅”必须考虑退路。例如一个小国的统帅，本身拥有两万精兵，当计划攻占其它城池时，他必须多准备两倍的精兵，就是六万，因战争启动后，可能会出现很多意料不到的变化；一旦战败退守，国家也有超过正常时期一倍以上的兵力防御外敌。
任何事业均要考虑自己的能力才能平衡风险，一帆风顺是不可能的，过去我在经营事业上曾遇到不少政治、经济方面的起伏。我常常记着世上并无常胜将军，所以在风平浪静之时，好好计划未来，仔细研究可能出现的意外及解决办法。
问：你相当强调风险，不过外人注意到的却是长江集团五十年来，屡屡在危机入市，包含六十年代后期掌握时机从塑料跨到地产，天安门事件后投资上海、深圳港口生意，甚至在印度尼西亚排华运动时投资印度尼西亚港口等，你的大胆之举为何都未招来致命风险？
答：这其实是掌握市场周期起伏的时机，并还有顾及与国际经济、政治、民生一些有关的各种因素，如地产的兴旺供求周期已达到顶峰时，几乎无可避免可能会下跌；又因为工业的基地转移、必须思考要增加的投资、对什么技术需求最大等等的决定，因应不同的项目找出最快达到商业目标的途径，事前都需要经过精细严 谨的研究调查。
能在不景气的时候大力发展，就是在市场旺盛的时候要看到潜伏的危机，以及当它来临时如何应对，这是需要具备若干条件的。
问：你所谓的具备若干条件……？
答：关键在于要做足准备工夫、量力而为、平衡风险。我常说“审慎”也是一门艺术，是能够把握适当的时间做出迅速的决定，但是这不是议而不决、停滞不前的借口。
经营一间较大的企业，一定要意识到很多民生条件都与其业务息息相关，因此审慎经营的态度非常重要，比如说当有个收购案，所需的全部现金要预先准备。
我是比较小心，曾经经过贫穷，怎么样会去冒险？你看到很多人一时春风得意，一下子就变为穷光蛋，我绝对不会这样做事，都是步步为营。
有一句话，我牢牢记住：“穷人易过，穷生意难过”，你再穷，你不能吃好的白米，你可以买最便宜的米，还是可以过，人家吃肉，你可以吃菜，最便宜的菜；但是穷生意很难，非常难。所以小心翼翼，可以讲，如履薄冰。
问：你刚才提到，在不景气时候能大力发展，关键在于要“做足准备工夫、量力而为、平衡风险”。机会来临时，能够把握适当的时间做出迅速的决定。1977年，你迅雷不及掩耳的收购香港希尔顿酒店就很经典……（编按：长实以港币二亿三千万元收购希尔顿酒店所属的永高公司，整项交易用不到一周。这是长实上市第一次重大收购案）。
答：最重要是事前要吸取经营行业最新、最准确的技术、知识和一切与行业有关的市场动态及讯息，才有深思熟虑的计划，让自己能轻而易举在竞争市场上处于有利位置。你掌握了消息，机会来的时候，你就可以马上有动作。
能买下希尔顿是因为有一天我去酒会，后面有两个外国人在讲，一个说中区有一个酒店要卖，对方就问他卖家在哪里？他们知道酒会太多人知道不好，他就说，在Texas（德州），我听到后立即便知道他们所说的是希尔顿酒店。酒会还没结束，我已经跑到那个卖家的会计师行（卖方代表）那里，找他的auditor（稽核）马上讲，我要买这个酒店。他说奇怪，我们两个小时之前才决定要卖的，你怎么知道？当然我笑而不答心自闲，我只说：如果你有这件事，我就要买。
我当时估计，全香港的酒店，在两三年内租金会直线上扬。（卖家）是一间上市公司，在香港拥有希尔顿，在峇里岛是Hyatt Hotel（凯悦饭店），但是我只算它香港希尔顿的资产，就已经值得我跟它买。这就是决定性的数据，让这间公司在我手里。
问：这起生意难道没有别的竞争者？
答：一、因为没有人知道，二、我出手非常快。其它人没这么快。因为我在酒会听到了，就马上打电话给我一个董事，他是稽核那一行的，我一问，他和卖家的稽核是好朋友，马上到他办公室谈。你今天坐的地方（手指地上），就是希尔顿一部分地址。那笔交易我买过来后，公司的资产一年增值一倍。
问：你最近看哪些新的产业？
答：今天啊？很多新的东西，我昨天开会，讲到facebook（编按：由两位哈佛生创立，较特别的是使用者大多会留下真实姓名和数据，供交友或寻人之用）。
从最初的几家大学开始，有人说2011年还是2012年才达到四千八百万名用户，其实这公司上个月已达四千五百多万用户，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个information的话，要分析facebook，你的数据就不足够。
所以呢，做哪一行都是，最要紧的就是要追求最新的information（信息），做哪行都是一样（强调语气）。
问：在事业上追求最新的信息，在个人理财上呢？
答：这么多年来，1950年到今天，个人（资产）来讲，从来没有一年比去年少。要做到这样，第一原则就是不要有负债。我在1956、57年以后，个人没有欠过一个债，我的负债是这个（边桌上有两只金属做大、小北极熊雕像，指着小北极熊说），我的现金是这样大（指着大北极熊），这个是我今天才运用的 （比喻）啊（笑）！
问：个人理财第一个原则不能负债，那投资呢？
答：投资时我就是先设想，投资失败可以到什么程度？成功的多几倍都没关系，我也曾有投资赚十多倍都有，有的生意也做得非常好，亏本的非常少，因为我不贪心。公司是从来没亏过，个人的赚钱、财产，也是一直增加。但我并没有赚快钱的机会，因为我比较小心。
问：个人投资有没有哪个时间碰到的挑战最大？
答：没有，因为我不是只投资一种行业，我是分散投资的，所以无论如何都有回报，我比较小心。而且我个人（资产），很多是一个礼拜便可以拿得到现金。
问：一周能拿到现金占你的投资比例有多少？
答：不少于三分之一。例如政府债券、股票，一个礼拜都能拿到（现金）。我当然还有其它的投资，例如地产，这不是马上可以兑换为现金。
问：李先生你说成功没有方程式，但如果一定要你说成功的三项原则，会是什么？
答：第一个，你做那个行业，一定要追求那个行业最好的知识、information，最好的技术是什么，且必须处于最佳的状态。这是第一。第二，努力、毅力（幕僚补充：李先生说努力、毅力的意思不是传统字面上那个意思，是best effort，做到极致）。不过，很重要的是，如果一个机构，没有掌握跟这个行业有关的知识，如果你判断错误，就算你再努力、再有毅力，你失败的代价太 大。第三就是建立好的制度与人才。
问：你刚刚提过必须有最新的信息，除此之外还要有制度，但是你管的事业从零售业、港口运输一直到石油产业，种类包罗万象，如何用制度管理？
答：现在是一个多元的年代，四方八面的挑战很多。我们业务遍布五十五个国家，公司的架构及企业文化，必须兼顾来自不同地方同事的期望与顾虑。
所以灵活的架构可以为集团输送生命动力，还可以给不同业务的管理层自我发展的生命力， 甚至让他们互相竞争，不断寻找最佳发展机会，带给公司最大利益。公司一定要有完善的治理守则和清晰的指引，才可以确保创意空间。例如长实，长实在过去十年有很多不同的创意组织和管理人员，他们的表现都很出色，所有项目不分大小，全部都是很有潜力和有不俗的利润。
大家一定要知道，企业越大，单一的指令与行为是不可行的，因为这会限制不同的管理阶层，发挥他的专业和经验。
我举一个例子。1999年我决定把Orange（编按：指原本和记黄埔集团旗下的一家英国电讯业务公司，后高价卖出）出售，卖出前两个月，管理层建议我不要卖，甚至去收购另一家公司。我给他们列了四个条件：如果他们办得到，便按他们的方法去做。
一、收购对象必须有足够流动现金；
二、完成收购后，负债比率不能增高；
三、Orange发行新股去进行收购之后，和黄仍然要保持35％的股权，我跟他们说，35％股权不但保护和黄利益，更重要是保护Orange全体股东的利益；
四、对收购的公司有绝对控制权。
他们听完后很高兴，而且也同意这四点原则，认为守在这四点范围内，他们就可以去进行收购。结果他们办不到，这个提议当然就无法实行。
我建立了四个坐标给Orange管理人员，让他们清楚知道这个坐标，这是公司的原则，然后他到那边发展时，在这四个原则发挥才干。但是不能超越我这个四个coordinates（在空中比出四个坐标）。
这只是众多例子中的一个，其实在长实、和黄集团里面，我们有很多子公司，我都会因应每家公司经营的业务、商业环境、财政状况、市场前景等，给他们订出不同的坐标，让管理层在坐标范围内灵活发挥。
问：你提到经营企业成功的第三的原则是人才，威尔许说他花六成到七成时间在人才身上，你如何定义优秀人才的准则是什么？
答：成功的管理者都应是伯乐，不断在甄选、延揽比他更聪明的人才，不过有些人却一定要避免。绝对不能挑选名气大却妄自标榜的“企业明星”。企业也无法负担那些滥竽充数、唯唯诺诺或者灰心丧志的员工，更无法容忍以自我表演为一切出发点的企业明星。
我的经验是，挑选团队，忠诚心是基本，但更重要的是要谨记，光有忠诚但能力低的人或道德水平低下的人迟早累垮团队、拖垮企业，是最不可靠的人。
因此，要建立同心协力的团队。第一条法则就是能聆听得到沉默的声音，你要问自己团队和你相处有无乐趣可言，你可不可以做到开明公平、宽宏大量，而且承认每一个人的尊严和创造的能力，不过我要提醒，有原则和坐标，而不是要你当个费时矫枉过正的执着的人。
可能是我少年忧患的背景，可以让我在短时间内较易判断一个人才的优点和短处，从旁引导，发挥其所长。
问：当了五十多年的老板，对于管理、领导，你有很深切的体悟，也曾经以“管理的艺术”发表演说，能否分析老板与领袖的差异？
答：我不敢和那些管理学大师相比，我没有上学的机会，一辈子都努力自修，苦苦追求新知识和学问，管理有没有艺术可言？我有自己的心得和经验。
我常常问我自己，你是想当团队的老板，还是一个团队的领袖？一般而言，做老板简单得多，你的权力主要来自你地位，这可能是上天的缘分或凭着你的努力和专业的知识。做领袖就比较复杂，你的力量源自人性的魅力和号召力。做一个成功的管理者，态度与能力一样重要。领袖领导众人，促动别人自觉甘心卖力；老板只懂支配众人，让别人感到渺小。
问：今天的对谈，你谈到许多从经商之道，是否呼应你在一次演讲中所说的“好谋而成、分段治事、不疾而速、无为而治”，你说若能“拈出这四句话的精髓，生命是可以如此的好”。尤其，“不疾而速”这句话特别有意思，不快而快……？
答：对于我来说，一场最漂亮的仗，其实是一场事前清楚计算得失的仗。以上四句话是环环相扣、互为因果的。
“好谋而成”是凡事深思熟虑，谋定而后动。“分段治事”是洞悉事物的条理，按部就班的进行。“不疾而速”，你靠着老早有这个很多数据，很多困难你老早已经知道，就是你没做这个事之前，你老早想到假如碰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怎么办？由于已有充足的准备，故能胸有成竹，当机会来临时自能迅速把握，一击即中。如果你没有主意，怎么样“不疾而速”？
“无为而治”则要有好的制度、好的管治系统来管理。我们现在大概有二十五万个员工，分布在五十五个国家，而我们员工大部分在西方国家，如果你没有良好制度，你没有足够时间去管理。
兼具以上四种因素（好谋而成、分段治事、不疾而速、无为而治），成功的蓝图自然展现。
问：所以你能做到“不疾而速”，其实是在风险管理、信息收集、财务准备齐备了，遇到机会，才能“一击即中”。你如何把这样的成功心法，传授给你的后代？
答：我告诉我的孙儿，做人如果可以做到“仁慈的狮子”，你就成功了！仁慈是本性，你平常仁慈，但单单仁慈，业务不能成功，你除了在合法之外，更要合理去赚钱。但如果人家不好，狮子是有能力去反抗的，我自己想做人应该是这样。very kind，非常好的一个人，但如果人家欺负到你头上，你不能畏缩，要有能力反抗。
李嘉诚给年轻人的话：让你的敌人都相信你
有人问我做人成功的要诀为何？我认为做人成功重要条件：让你的敌人都相信你。要做到这样，第一是诚信。我答应的事，明明吃亏都会做，这样一来，很多商业的事，人家说我答应的事，比签合约还有用。
曾经，我有个对手，人家问他，李嘉诚可靠吗？他说：他讲过的话，就算对自己不利，他还是按诺言照做，这点是他的优点。答应人家的事，错的还是照做。让敌人都相信你，你就成功了。
举个例子，有次，我们和一家拥有大幅土地的公司将进行合作，他们公司有个董事跟其它的同业是好朋友，有利益的关系，就说为什么要跟长江集团合作，不考虑其它的公司？他们主席（指董事长）说，跟李嘉诚合作，合约签好以后你就高枕无忧，麻烦就没有，跟其它的人，合约签好后，麻烦才开始。
这是家大公司，公司全部的人包含高级主管都知道，结果没有人敢讲话，所以一次会议就通过。这个案子，长江集团赚了很多钱，对方也赚了很多钱，是双赢。
敌人相信你不单只是诚信，敌人相信你是因为相信你不会伤害他。例如我是他的竞争者，但他相信我不会伤害他，不会用不恰当的手段来得到任何东西，或是伤害任何一个人。除了诚信，第二是自强不息，第三是真的要追求知识、准确的讯息。
2008年4月25日
自西藏骚乱以来的政治变化和我的看法 原创自landrover
一、事实与基本判断
对于拉萨骚乱的发生及西方的报道，和之后圣火抗议中西方媒体充满偏见的表现，我想很多人都在想，他们在干什么？他们怎么了？为什么他们恨我们？为什么想要羞辱我们？和你们一样，我也被这些问题搅浑了头。事件发生过去了一个多月之后，有了这么多消息，让我们慢慢来梳理整个过程吧。
骚乱在三月十日发生，三月十四日演化为大规模暴力行动。“全世界都目睹了西藏和其他藏区的僧侣们火烧房屋，向警察挑战的场面。这显然不是一个受压迫者的形象。”（贾迈勒•恩克鲁玛 埃及 《金字塔周报》4.2）约二十名汉族人间接死于纵火或者直接死于野蛮袭击。而藏独流亡力量所说的安全力量开枪致死，以流亡力量的消息渠道，没有任何一项证据证明有人死于现场安全力量开枪；甚至，在境外记者团在西藏采访期间，有记者承认夜晚独自采访藏人，并没有被政府阻止，同样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藏独所说“屠杀”可被证实，西方媒体的后续报道再也没有提藏独分子被当场射杀。由以上逻辑链，可以认定藏独力量暴力示威，屠杀普通民众，当局保持克制，没有开枪。
而西方主流媒体的报道中，忽略这一事实，基本态度为“中国政府镇压和平抗议人士”，德国电视二台把尼泊尔警察说成中国警察，CNN修改图片以误导读者，口风统一的让人惊讶不已。怎么会这样？好吧，让我们来看德国外交政策网站4月8日的报道：“根据这名加拿大记者的调查，当前的反华西藏运动的起点是弗里德里希-瑙曼基金会的一次会议。这次会议是第五次支援藏人国际大会，它于去年（2007年）5月11日至14日在布鲁塞尔举行。……应该协调国际西藏支持组织的工作，加强其与西藏中央流亡政府的联系……参加者包括西藏流亡政府总理桑东仁波切，来自印度喜马偕尔邦的一位知名政治家，还有美国副国务卿、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葆拉•多不里扬斯基，她属于布什政府中新保守派核心圈的人物，被视为有能力达到目的的强硬派。”同一家网站3月17日的报道：“德国政治家目前对中国内政的干预，基于中国西藏地区最近的动乱。柏林试图利用这场冲突削弱中国。默克尔总理要求北京和达赖喇嘛直接对话，她在去年秋天邀请达赖举行会谈，从而亲自奠定了基础。柏林有目的地利用中国筹办奥运会一事。去年5月，应弗里德里希-瑙曼基金会的要求，支援藏人国际大会在布鲁塞尔举行。这也是由于奥运会对藏人提供的机遇，布鲁塞尔的会议也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几个月之后，即去年11月，德国联邦议院西藏讨论小组召开了一个关于西藏和奥运会的会议。据关于此会的一份报告说，会议集中讨论了奥运会是否可以成为影响中国对西藏政策的一个工具的问题。……黑森州州长罗兰•科赫说，如果中国政府压制西藏分离主义分子，抵制奥运会可能是西方最后的手段。”
我列举了如此冗长的消息，只为了以此作为我的判断的支撑：毫无疑问，这是一场事先策划的骚乱，以藏独力量为出发点，以圣火传递为中间过程，以奥运为直接目标，背后是西方右翼力量的支援和鼓动，西方大部分主流媒体参与或者无差别的接受了虚假报道。
二、政府的应对合理吗？
达赖的要求是什么？我们应该接受吗？为什么？其他各国是怎么处理类似骚乱事件的？
最初的要求：
1987年9月，达赖在美国国会人权小组会议发表“五点和平计划”：
1、中国军队和警察撤出大藏区（包括四川、甘肃、青海等省的自治州），使整个大藏区变成一个非军事区、缓冲区。
2、藏族外的异族人全都要撤离大藏区。
3、藏族人可以自由选举自己的领袖。
4、恢复和保护西藏的自然环境，撤除中国的军事设施，不允许在西藏生产和试验核武器。
5、就西藏未来的地位以及西藏人民和中国人民之间的关系问题举行诚挚的谈判。
曾经的要求：
1988年6月，法国斯特拉斯堡，《对欧洲议会的演讲》，普遍称为斯特拉斯堡建议：
1、西藏应当成为一个由它自己支配的民主的政治实体，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持联盟关系；
2、由中国政府负责西藏外交事务，但是西藏政府在国外可以设立宗教、文化等方面的外交办事处；
3、西藏政府加入世界人权宣言；
4、由藏族人通过全民投票选举出大藏区的政府首脑，拥有独立的财政、立法、行政、司法权，政府所在地是拉萨；
5、西藏经济、社会体制应根据西藏人民的意愿来决定（否定现行社会主义制度）；
6、西藏禁止核武器或其它武器的制造、试验、储存，以及核能的利用。
7、应该召开英美等其他国家参与的地区和平会议来保证使大藏区实现非军事化、非核化。
最近的要求：
“第一，要求最大程度的自治一国两制。北京认为，达赖喇嘛要求的自治形式不符合中国宪法。 第二，在占中国国土面积八分之一的西藏，260万藏族居民只占中国藏族人口总数的40%。中国公正地指出，如果同意建立大西藏这一要求，会给中国社会和政治体系造成巨大的损害。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这对北京来说是不可接受的。”（俄罗斯战略文化基金会网站3月30日文章 西藏：有计划的暴力行动 作者 印度尼赫鲁大学俄罗斯与亚洲问题研究中心教授 阿伦•莫汉蒂）
抛开“美丽”的政治字眼，最核心的要求可以归纳为：建立大藏区；流亡力量获得西藏的实际统治权力。达赖为什么会提出这两个要求，很简单，他当年带出去的流亡者中的四水六岗卫教军残留是来自其他藏区的，他们在流亡集团中有固定势力。而后者更不用解释了。好吧，让我们来想象一下如果达赖的这些要求得以实现，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吧。
中国政府如果在实质性问题上做出让步，那么就意味着，自元代以来获得的宗主权，自清乾隆末年获得的控制权，自1951年和平解放西藏以来获得的驻军权，自1959年平息叛乱以来获得的完全主权全部丧失，这是一种根本性的利益斗争！甚至大藏区是达赖1951年都没能够控制的地区。难道我们会帮他完成这件心事，把自己的利益拱手让人吗？并且，西藏回到政教合一，即使从西方的角度来看，难道在任何方面具有合理性？他们不是反对伊朗所谓的宗教政权吗？为什么又要来支持另一个类似的政权？不觉得虚伪吗？
各位请告诉我，这些要求得以实现会发生什么？西藏由西南方向的天然屏障而变为我们的潜在威胁，中国的腹地将向印度和西方完全打开，四川从此不再成为中国最后的庇护所。同时，中国国内民众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将被点燃，民族对立真正成为现实，政府因出卖根本性利益而失去合法性，鹰派将有足够合理理由推翻现政权，中国陷入完全混乱，西方乐于看到中国由动乱带来的退步……
所以，结论相当简单，这些要求都将触及中国政府不可逾越的底线，绝无答应的余地！
西方是如何处理骚乱事件的呢？以最典型的洛杉矶暴乱为例，1992年，因种族问题爆发的暴乱中，50至55人死亡（各数据来源不一，但均不低于50人，不高于55人），2300多人受伤，最终超过10000人被捕。老布什称：“令洛杉矶人民惊恐不安的杀人、放火、盗窃和故意破坏公物的行为是没有任何借口的……我将动用所有必要的力量恢复秩序。”国民警卫队和现役部队随后平息了暴乱。2005年巴黎骚乱发生时，时任法国内政部长，现任法国总统萨科齐视察骚乱地区，誓言实行“零容忍”政策，要用高压水枪“清除”郊区的“乌合之众”，发动“没有怜悯的战争”，并下令在巴黎郊区部署训练有素的防暴警察。
既然你们可以这么做，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可以？不觉得虚伪吗？
而对于在骚乱中下令不得开枪的领导人们，的确，可以理解这一决定是对政治局面通盘考虑的结果，并且在程序正义的角度你们有权利作出这样的政治决定。但请你们记住，你们对于骚乱中死去的无辜者们负有道义上的责任，你们没有尽到保护他们的职责！我知道在外部局势的压力下，这是一种苛求，但是，平民是应该得到保护的！
三、西方为什么带有严重的倾向性来对待中国？
这是德国《每日镜报》4月6日报道的对德国前总理施密特的部分采访内容（本篇采访内容基本属于通论，没有直接针对骚乱和抗议的内容）：
“记者：您批评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具有倾向性。
施密特：西方媒体，特别是美国媒体，具有这种倾向性。原因在于，它们根深蒂固的双重反感：一是对共产主义政权的反感；二是对中国这样被看作令人恐惧的国家的反感。”
长话短说吧，一意识形态，二战略利益。依然是共产党执政的中国的繁荣，对于西方来说，是一个难以接受的异端。而中国的繁荣，则意味着西方各国的相对减速，如此骨鲠在喉的事情，会引起酸溜溜的不满，那实在是情理之中的。然而，施密特先生没有说的，恐怕还有西方主流的一种集体傲慢，一种道德优越感，两百多年来强势价值观的直接成果。
这是一个极为可笑的优越感，为了这种优越感，西方诉诸把中国妖魔化的手段。“西藏独立话语的确立本来就是西方力量而非西藏人本身创造出来的。为了达到这个目标，西方的一些势力不断把中国中央政府的各种西藏政策妖魔化。一旦中央政策被妖魔化，那么少数藏人无论怎样的行为，只要是反中央政府和反汉人的，就是合理的。很自然，一旦放到西方的西藏话语里，中央政府所采取的恢复法律和秩序的努力，就成了镇压，而少数藏人的打砸抢就成了反抗。”（郑永年 奥运会：中国直面西方 新家坡 联合早报网4月8日）
因此，西方的理性主义在这里让位于歇斯底里的情绪化反应：对于自己造出来的“妖魔化”，一些普通人“真诚地”相信；媒体们即使心知肚明，而为了达到羞辱异端的目的，大肆扩散虚假信息。渐渐地西方主流和民众就真的相信，对付一个妖魔化的政权，不择手段的攻击实在是很“合理”不过的。
也就是说，西藏问题，只不过是西方阻碍中国的另一个棋子而已，仅此而已！也请注意，印度和日本，起码到目前为止（4月19日）保持了中立，这可以从侧面证明，主导攻击力度的是西方文明和欧美价值体系。
四、整个事件的实际效果和中国人的反应
西藏骚乱和圣火传递中的抗议，大面积地调动了西方普通人的政治热衷，他们把羞辱中国作为一个值得娱乐的事件来祝贺，我们可以听到巴黎圣火被袭击时背景里那些法国人的嘲笑。真是一种无耻，无知和偏信会让人失去理智判断的可能！你们何曾知道西藏的历史？你们只知道那是一个田园牧歌的香格里拉，一个神秘的东方世界；你们带着现代化下对原始文明的热衷，自以为那多么美好，多么值得向往，却不知道那些僧侣们统治下的农奴社会和你们的中世纪教会统治有多少区别？对，区别在于，中世纪教会统治只不过镇压异己，他们还把人当作人来看，而农奴制下的奴隶只是一个家具，一个数字，生与死都无关紧要！
而为数不多的西方政治家提出了独立见解，特别是法国社会党籍前部长、现任参议员让-吕克•梅朗雄（Jean-Luc Melenchon）先生，他对藏独流亡力量和僧侣政权的理解让人钦佩。
在国内，这一系列的攻击被普遍认为是对整个中国的羞辱，而不仅仅是对中国政府或者中国共产党。“一名高级官员说，希拉里和其他人未能意识到，中国民众将把拒绝出席开幕式视为莫大的侮辱。中国人对奥运会的支持是发自内心的，不是共产党操作的结果。中国上下几乎一致为奥运会感到自豪。如果采取这种空洞的姿态（希拉里的声明），美中关系将遭到严重破坏。”（英 金融时报 4月9日）
骚乱和西方的污蔑激起了民众对政府的支持。对西方而言，很具有讽刺意味，外来的毫无理由的压力引发的反感结果带来了内部的团结，国家的认同开始加强。另一方面，愤怒在人们中蔓延，因为在法国发生的恶劣的羞辱（金晶被藏独分子暴力袭击，巴黎市长的恶毒攻击，埃菲尔铁塔上的黑色五环旗），抵制法国产品的呼声开始涌现。愤怒是自然的反应，然而请记住，愤怒之后不加以思考那就很可能会沦为极端！
我承认，眼下对家乐福的抵制活动的确有了一定的效果，家乐福发表声明姿态放软，法国和德国商界与政界明显感到了由此带来的压力。但要记住，在全球化时代，这种抵制的运用是微妙的，这是双刃剑，如果没有分寸的掌握，那么结果会迥异！小规模的抗议基本可以形成这种压力，而如果升级为真正的全面抵制，效果如何：家乐福的产品有多少不是中国产品，我们的世界工厂造出来的东西遍布各大超市和连锁公司，抵制家乐福你怎么知道最后不是在抵制我们自己的工厂？其次，这种抵制意味着中国国内商业环境的全面恶化，从企业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商业信誉下降，投资者会考虑这个权重，并且，这将成为西方指责中国的借口，中国政府将面临左右为难的局面！也就是说，抵制，适可而止，表达我们的情绪，形成我们的压力就已经足够，再多，那会给我们自己的国家带来麻烦。而且，抵制活动中，一些不理性的攻击别人使用法国货的行为过于冲动。
对于王千源，这真是一个特例，其实只不过是一个处于青春期叛逆的孩子，她对西方的报道没有用自己的理性判断来加以去伪存真。信息是可以发挥巨大能量的。
怎样才能获得可靠的信息？我认为首先必须由多渠道获得信息，我们的官方媒体，西方媒体，以及其他的如半岛和港媒，只有多渠道的信息，才能够描绘出合理的画面。对质你所获得的这些信息，他们一定是有差别或者有冲突的，这就是事实所隐藏的位置。每一个媒体因为立场和利益的关系，报道当然会带有先入之见，分析他们的利益关系。以西方媒体为例，“西方媒体的报道原则是由国家利益、主流意识形态、商业利益和记者作为中产社会阶层自身的社会利益决定的。”（赵月枝 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学传播学教授 华裔 3.31）除此之外，了解事件的历史发展过程，对于其脉络有所掌握的话，也会很好地理解现在的形势。就比如1959年叛乱发生和达赖逃亡后，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印度对他的支持，后来尼克松在中美接触和中美苏大三角关系下对达赖的抛弃，印度对印藏边境特种部队的管制过程，德国在支持达赖中的作用，甚至东德社会对默克尔价值观形成的影响，都会对理解现在的情况发挥作用。
至于说对我们自身缺点的质疑，自由主义者们，的确，我们有自己的缺点，但要坚决避免用外来力量改变内部平衡。每一次的外来干涉带来的后果，我们已经见识很多了，不要引入外人。渐进的变革才能做到平稳的进步，同时避免动荡和流血！
五、接下来会怎样收场？
这是一场政治游戏，那么既然藏独还有利用来触痛中国的价值，西方就不可能完全放弃它。到八月奥运会甚至后面的残运会结束之前，这种种手段会层出不穷，只不过，中国人会对此产生免疫；而西方的攻击因为缺乏事实的支撑和道德层面上的虚伪，会逐渐乏力。
事件不会对中国的国体产生任何根本性的影响。不要忘记，如果1989年中国政府顶住了西方的压力，到今天，你认为中国政府会屈于这些癣肤之疾吗？我们的国际地位是在1997年金融危机中，承担大国责任付出利益损失后建立起来的。我们的经济力量已经相当充沛，玩经济战的话，那是互相毁灭。我们的军队经过了八十年代和九十年前期的困顿，也经过了最近十几年来的全速进步，虽然缺乏境外作战的实力，但完全足以保证国内的安全！
不带偏见地说，在中国的历史中，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自由和繁荣。西方的聒噪，我们大可以淡然处之，自己内心的掌声才是最重要的。让我把话说的更明白一点，西方的反应带有了一种嫉妒，难道不是吗？我们如果真的全民愤怒下去，绝对不是应对的最好方式，那会在愤怒下丧失理智，是对自己的惩罚，是反对我们和想羞辱我们的人很乐意看到的结果。
让我们继续努力办好这次奥运吧，不管为它我们已经付出了多少，这是我们庆祝自己三十年来的进步的方式！
注：本文所有消息均来自公开资料，均可核实，大部分消息来源于《参考消息》。感谢郑永年先生和邱震海先生的基本观点带来的帮助。引用如有错误，敬请指正。文章繁复，漏洞难免，敬请谅解。
对于拉萨骚乱的发生及西方的报道，和之后圣火抗议中西方媒体充满偏见的表现，我想很多人都在想，他们在干什么？他们怎么了？为什么他们恨我们？为什么想要羞辱我们？和你们一样，我也被这些问题搅浑了头。事件发生过去了一个多月之后，有了这么多消息，让我们慢慢来梳理整个过程吧。
骚乱在三月十日发生，三月十四日演化为大规模暴力行动。“全世界都目睹了西藏和其他藏区的僧侣们火烧房屋，向警察挑战的场面。这显然不是一个受压迫者的形象。”（贾迈勒•恩克鲁玛 埃及 《金字塔周报》4.2）约二十名汉族人间接死于纵火或者直接死于野蛮袭击。而藏独流亡力量所说的安全力量开枪致死，以流亡力量的消息渠道，没有任何一项证据证明有人死于现场安全力量开枪；甚至，在境外记者团在西藏采访期间，有记者承认夜晚独自采访藏人，并没有被政府阻止，同样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藏独所说“屠杀”可被证实，西方媒体的后续报道再也没有提藏独分子被当场射杀。由以上逻辑链，可以认定藏独力量暴力示威，屠杀普通民众，当局保持克制，没有开枪。
而西方主流媒体的报道中，忽略这一事实，基本态度为“中国政府镇压和平抗议人士”，德国电视二台把尼泊尔警察说成中国警察，CNN修改图片以误导读者，口风统一的让人惊讶不已。怎么会这样？好吧，让我们来看德国外交政策网站4月8日的报道：“根据这名加拿大记者的调查，当前的反华西藏运动的起点是弗里德里希-瑙曼基金会的一次会议。这次会议是第五次支援藏人国际大会，它于去年（2007年）5月11日至14日在布鲁塞尔举行。……应该协调国际西藏支持组织的工作，加强其与西藏中央流亡政府的联系……参加者包括西藏流亡政府总理桑东仁波切，来自印度喜马偕尔邦的一位知名政治家，还有美国副国务卿、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葆拉•多不里扬斯基，她属于布什政府中新保守派核心圈的人物，被视为有能力达到目的的强硬派。”同一家网站3月17日的报道：“德国政治家目前对中国内政的干预，基于中国西藏地区最近的动乱。柏林试图利用这场冲突削弱中国。默克尔总理要求北京和达赖喇嘛直接对话，她在去年秋天邀请达赖举行会谈，从而亲自奠定了基础。柏林有目的地利用中国筹办奥运会一事。去年5月，应弗里德里希-瑙曼基金会的要求，支援藏人国际大会在布鲁塞尔举行。这也是由于奥运会对藏人提供的机遇，布鲁塞尔的会议也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几个月之后，即去年11月，德国联邦议院西藏讨论小组召开了一个关于西藏和奥运会的会议。据关于此会的一份报告说，会议集中讨论了奥运会是否可以成为影响中国对西藏政策的一个工具的问题。……黑森州州长罗兰•科赫说，如果中国政府压制西藏分离主义分子，抵制奥运会可能是西方最后的手段。”
我列举了如此冗长的消息，只为了以此作为我的判断的支撑：毫无疑问，这是一场事先策划的骚乱，以藏独力量为出发点，以圣火传递为中间过程，以奥运为直接目标，背后是西方右翼力量的支援和鼓动，西方大部分主流媒体参与或者无差别的接受了虚假报道。
二、政府的应对合理吗？
达赖的要求是什么？我们应该接受吗？为什么？其他各国是怎么处理类似骚乱事件的？
最初的要求：
1987年9月，达赖在美国国会人权小组会议发表“五点和平计划”：
1、中国军队和警察撤出大藏区（包括四川、甘肃、青海等省的自治州），使整个大藏区变成一个非军事区、缓冲区。
2、藏族外的异族人全都要撤离大藏区。
3、藏族人可以自由选举自己的领袖。
4、恢复和保护西藏的自然环境，撤除中国的军事设施，不允许在西藏生产和试验核武器。
5、就西藏未来的地位以及西藏人民和中国人民之间的关系问题举行诚挚的谈判。
曾经的要求：
1988年6月，法国斯特拉斯堡，《对欧洲议会的演讲》，普遍称为斯特拉斯堡建议：
1、西藏应当成为一个由它自己支配的民主的政治实体，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持联盟关系；
2、由中国政府负责西藏外交事务，但是西藏政府在国外可以设立宗教、文化等方面的外交办事处；
3、西藏政府加入世界人权宣言；
4、由藏族人通过全民投票选举出大藏区的政府首脑，拥有独立的财政、立法、行政、司法权，政府所在地是拉萨；
5、西藏经济、社会体制应根据西藏人民的意愿来决定（否定现行社会主义制度）；
6、西藏禁止核武器或其它武器的制造、试验、储存，以及核能的利用。
7、应该召开英美等其他国家参与的地区和平会议来保证使大藏区实现非军事化、非核化。
最近的要求：
“第一，要求最大程度的自治一国两制。北京认为，达赖喇嘛要求的自治形式不符合中国宪法。 第二，在占中国国土面积八分之一的西藏，260万藏族居民只占中国藏族人口总数的40%。中国公正地指出，如果同意建立大西藏这一要求，会给中国社会和政治体系造成巨大的损害。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这对北京来说是不可接受的。”（俄罗斯战略文化基金会网站3月30日文章 西藏：有计划的暴力行动 作者 印度尼赫鲁大学俄罗斯与亚洲问题研究中心教授 阿伦•莫汉蒂）
抛开“美丽”的政治字眼，最核心的要求可以归纳为：建立大藏区；流亡力量获得西藏的实际统治权力。达赖为什么会提出这两个要求，很简单，他当年带出去的流亡者中的四水六岗卫教军残留是来自其他藏区的，他们在流亡集团中有固定势力。而后者更不用解释了。好吧，让我们来想象一下如果达赖的这些要求得以实现，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吧。
中国政府如果在实质性问题上做出让步，那么就意味着，自元代以来获得的宗主权，自清乾隆末年获得的控制权，自1951年和平解放西藏以来获得的驻军权，自1959年平息叛乱以来获得的完全主权全部丧失，这是一种根本性的利益斗争！甚至大藏区是达赖1951年都没能够控制的地区。难道我们会帮他完成这件心事，把自己的利益拱手让人吗？并且，西藏回到政教合一，即使从西方的角度来看，难道在任何方面具有合理性？他们不是反对伊朗所谓的宗教政权吗？为什么又要来支持另一个类似的政权？不觉得虚伪吗？
各位请告诉我，这些要求得以实现会发生什么？西藏由西南方向的天然屏障而变为我们的潜在威胁，中国的腹地将向印度和西方完全打开，四川从此不再成为中国最后的庇护所。同时，中国国内民众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将被点燃，民族对立真正成为现实，政府因出卖根本性利益而失去合法性，鹰派将有足够合理理由推翻现政权，中国陷入完全混乱，西方乐于看到中国由动乱带来的退步……
所以，结论相当简单，这些要求都将触及中国政府不可逾越的底线，绝无答应的余地！
西方是如何处理骚乱事件的呢？以最典型的洛杉矶暴乱为例，1992年，因种族问题爆发的暴乱中，50至55人死亡（各数据来源不一，但均不低于50人，不高于55人），2300多人受伤，最终超过10000人被捕。老布什称：“令洛杉矶人民惊恐不安的杀人、放火、盗窃和故意破坏公物的行为是没有任何借口的……我将动用所有必要的力量恢复秩序。”国民警卫队和现役部队随后平息了暴乱。2005年巴黎骚乱发生时，时任法国内政部长，现任法国总统萨科齐视察骚乱地区，誓言实行“零容忍”政策，要用高压水枪“清除”郊区的“乌合之众”，发动“没有怜悯的战争”，并下令在巴黎郊区部署训练有素的防暴警察。
既然你们可以这么做，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可以？不觉得虚伪吗？
而对于在骚乱中下令不得开枪的领导人们，的确，可以理解这一决定是对政治局面通盘考虑的结果，并且在程序正义的角度你们有权利作出这样的政治决定。但请你们记住，你们对于骚乱中死去的无辜者们负有道义上的责任，你们没有尽到保护他们的职责！我知道在外部局势的压力下，这是一种苛求，但是，平民是应该得到保护的！
三、西方为什么带有严重的倾向性来对待中国？
这是德国《每日镜报》4月6日报道的对德国前总理施密特的部分采访内容（本篇采访内容基本属于通论，没有直接针对骚乱和抗议的内容）：
“记者：您批评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具有倾向性。
施密特：西方媒体，特别是美国媒体，具有这种倾向性。原因在于，它们根深蒂固的双重反感：一是对共产主义政权的反感；二是对中国这样被看作令人恐惧的国家的反感。”
长话短说吧，一意识形态，二战略利益。依然是共产党执政的中国的繁荣，对于西方来说，是一个难以接受的异端。而中国的繁荣，则意味着西方各国的相对减速，如此骨鲠在喉的事情，会引起酸溜溜的不满，那实在是情理之中的。然而，施密特先生没有说的，恐怕还有西方主流的一种集体傲慢，一种道德优越感，两百多年来强势价值观的直接成果。
这是一个极为可笑的优越感，为了这种优越感，西方诉诸把中国妖魔化的手段。“西藏独立话语的确立本来就是西方力量而非西藏人本身创造出来的。为了达到这个目标，西方的一些势力不断把中国中央政府的各种西藏政策妖魔化。一旦中央政策被妖魔化，那么少数藏人无论怎样的行为，只要是反中央政府和反汉人的，就是合理的。很自然，一旦放到西方的西藏话语里，中央政府所采取的恢复法律和秩序的努力，就成了镇压，而少数藏人的打砸抢就成了反抗。”（郑永年 奥运会：中国直面西方 新家坡 联合早报网4月8日）
因此，西方的理性主义在这里让位于歇斯底里的情绪化反应：对于自己造出来的“妖魔化”，一些普通人“真诚地”相信；媒体们即使心知肚明，而为了达到羞辱异端的目的，大肆扩散虚假信息。渐渐地西方主流和民众就真的相信，对付一个妖魔化的政权，不择手段的攻击实在是很“合理”不过的。
也就是说，西藏问题，只不过是西方阻碍中国的另一个棋子而已，仅此而已！也请注意，印度和日本，起码到目前为止（4月19日）保持了中立，这可以从侧面证明，主导攻击力度的是西方文明和欧美价值体系。
四、整个事件的实际效果和中国人的反应
西藏骚乱和圣火传递中的抗议，大面积地调动了西方普通人的政治热衷，他们把羞辱中国作为一个值得娱乐的事件来祝贺，我们可以听到巴黎圣火被袭击时背景里那些法国人的嘲笑。真是一种无耻，无知和偏信会让人失去理智判断的可能！你们何曾知道西藏的历史？你们只知道那是一个田园牧歌的香格里拉，一个神秘的东方世界；你们带着现代化下对原始文明的热衷，自以为那多么美好，多么值得向往，却不知道那些僧侣们统治下的农奴社会和你们的中世纪教会统治有多少区别？对，区别在于，中世纪教会统治只不过镇压异己，他们还把人当作人来看，而农奴制下的奴隶只是一个家具，一个数字，生与死都无关紧要！
而为数不多的西方政治家提出了独立见解，特别是法国社会党籍前部长、现任参议员让-吕克•梅朗雄（Jean-Luc Melenchon）先生，他对藏独流亡力量和僧侣政权的理解让人钦佩。
在国内，这一系列的攻击被普遍认为是对整个中国的羞辱，而不仅仅是对中国政府或者中国共产党。“一名高级官员说，希拉里和其他人未能意识到，中国民众将把拒绝出席开幕式视为莫大的侮辱。中国人对奥运会的支持是发自内心的，不是共产党操作的结果。中国上下几乎一致为奥运会感到自豪。如果采取这种空洞的姿态（希拉里的声明），美中关系将遭到严重破坏。”（英 金融时报 4月9日）
骚乱和西方的污蔑激起了民众对政府的支持。对西方而言，很具有讽刺意味，外来的毫无理由的压力引发的反感结果带来了内部的团结，国家的认同开始加强。另一方面，愤怒在人们中蔓延，因为在法国发生的恶劣的羞辱（金晶被藏独分子暴力袭击，巴黎市长的恶毒攻击，埃菲尔铁塔上的黑色五环旗），抵制法国产品的呼声开始涌现。愤怒是自然的反应，然而请记住，愤怒之后不加以思考那就很可能会沦为极端！
我承认，眼下对家乐福的抵制活动的确有了一定的效果，家乐福发表声明姿态放软，法国和德国商界与政界明显感到了由此带来的压力。但要记住，在全球化时代，这种抵制的运用是微妙的，这是双刃剑，如果没有分寸的掌握，那么结果会迥异！小规模的抗议基本可以形成这种压力，而如果升级为真正的全面抵制，效果如何：家乐福的产品有多少不是中国产品，我们的世界工厂造出来的东西遍布各大超市和连锁公司，抵制家乐福你怎么知道最后不是在抵制我们自己的工厂？其次，这种抵制意味着中国国内商业环境的全面恶化，从企业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商业信誉下降，投资者会考虑这个权重，并且，这将成为西方指责中国的借口，中国政府将面临左右为难的局面！也就是说，抵制，适可而止，表达我们的情绪，形成我们的压力就已经足够，再多，那会给我们自己的国家带来麻烦。而且，抵制活动中，一些不理性的攻击别人使用法国货的行为过于冲动。
对于王千源，这真是一个特例，其实只不过是一个处于青春期叛逆的孩子，她对西方的报道没有用自己的理性判断来加以去伪存真。信息是可以发挥巨大能量的。
怎样才能获得可靠的信息？我认为首先必须由多渠道获得信息，我们的官方媒体，西方媒体，以及其他的如半岛和港媒，只有多渠道的信息，才能够描绘出合理的画面。对质你所获得的这些信息，他们一定是有差别或者有冲突的，这就是事实所隐藏的位置。每一个媒体因为立场和利益的关系，报道当然会带有先入之见，分析他们的利益关系。以西方媒体为例，“西方媒体的报道原则是由国家利益、主流意识形态、商业利益和记者作为中产社会阶层自身的社会利益决定的。”（赵月枝 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学传播学教授 华裔 3.31）除此之外，了解事件的历史发展过程，对于其脉络有所掌握的话，也会很好地理解现在的形势。就比如1959年叛乱发生和达赖逃亡后，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印度对他的支持，后来尼克松在中美接触和中美苏大三角关系下对达赖的抛弃，印度对印藏边境特种部队的管制过程，德国在支持达赖中的作用，甚至东德社会对默克尔价值观形成的影响，都会对理解现在的情况发挥作用。
至于说对我们自身缺点的质疑，自由主义者们，的确，我们有自己的缺点，但要坚决避免用外来力量改变内部平衡。每一次的外来干涉带来的后果，我们已经见识很多了，不要引入外人。渐进的变革才能做到平稳的进步，同时避免动荡和流血！
五、接下来会怎样收场？
这是一场政治游戏，那么既然藏独还有利用来触痛中国的价值，西方就不可能完全放弃它。到八月奥运会甚至后面的残运会结束之前，这种种手段会层出不穷，只不过，中国人会对此产生免疫；而西方的攻击因为缺乏事实的支撑和道德层面上的虚伪，会逐渐乏力。
事件不会对中国的国体产生任何根本性的影响。不要忘记，如果1989年中国政府顶住了西方的压力，到今天，你认为中国政府会屈于这些癣肤之疾吗？我们的国际地位是在1997年金融危机中，承担大国责任付出利益损失后建立起来的。我们的经济力量已经相当充沛，玩经济战的话，那是互相毁灭。我们的军队经过了八十年代和九十年前期的困顿，也经过了最近十几年来的全速进步，虽然缺乏境外作战的实力，但完全足以保证国内的安全！
不带偏见地说，在中国的历史中，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自由和繁荣。西方的聒噪，我们大可以淡然处之，自己内心的掌声才是最重要的。让我把话说的更明白一点，西方的反应带有了一种嫉妒，难道不是吗？我们如果真的全民愤怒下去，绝对不是应对的最好方式，那会在愤怒下丧失理智，是对自己的惩罚，是反对我们和想羞辱我们的人很乐意看到的结果。
让我们继续努力办好这次奥运吧，不管为它我们已经付出了多少，这是我们庆祝自己三十年来的进步的方式！
注：本文所有消息均来自公开资料，均可核实，大部分消息来源于《参考消息》。感谢郑永年先生和邱震海先生的基本观点带来的帮助。引用如有错误，敬请指正。文章繁复，漏洞难免，敬请谅解。
2008年4月7日
余光中先生诗之《乡愁四韵》《乡愁》《天问》《当我死时》《母难日》
我最喜欢的几首余先生诗歌：特别这第一首，如果能和着罗大佑略带嘶哑、辗转吟唱的低声，会有如美酒萦回、一叹三复！而我以为，余先生的文学评论或许更能代表他的诗文功底，比如《缪斯的左右手——诗和散文的比较》、《中国山水的感性》、《中国山水的知性》、《中文的常态与变态》和《作者，学者，译者》等等。
乡愁四韵
给我一瓢长江水啊长江水
那酒一样的长江水
那醉酒的滋味是乡愁的滋味
给我一瓢长江水啊长江水
给我一掌海棠红啊海棠红
那血一样的海棠红
那血一样的烧痛是乡愁的烧痛
给我一掌海棠红啊海棠红
给我一片雪花白啊雪花白
那信一样的雪花白
那家信的等待是乡愁的等待
给我一片雪花白啊雪花白
给我一朵腊梅香啊腊梅香
那母亲一样的腊梅香
那母亲的芬芳是乡土的芬芳
给我一朵腊梅香啊腊梅香
乡愁
小时候
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
我在这头
母亲在那头
长大后
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
我在这头
新娘在那头
后来啊
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
我在外头
母亲在里头
而现在
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
我在这头
大陆在那头
天问
水上的霞光呵
一条接一条，何以
都没入了暮色了呢？
地上的灯光呵
一盏接一盏，何以
都没入了夜色了呢？
天上的星光呵
一颗接一颗，何以
都没入了曙色了呢？
我们的生命呵
一天接一天，何以
都归于永恒了呢？
而当我走时呵
把我接走的，究竟
是怎样的天色呢？
是暮色吗昏昏？
是夜色吗沉沉？
是曙色吗耿耿？
当我死时
当我死时，葬我，在长江与黄河
之间，枕我的头颅，白发盖着黑土
在中国，最美最母亲的国度
我便坦然睡去，睡整张大陆
听两侧，安魂曲起自长江，黄河
两管永生的音乐，滔滔，朝东
这是最纵容最宽阔的床
让一颗心满足地睡去，满足地想
从前，一个中国的青年曾经
在冰冻的密西根向西了望
想望透黑夜看中国的黎明
用十七年未餍中国的眼睛
饕餮地图，从西湖到太湖
到多鹧鸪的重庆，代替回乡
母难日
之一 今生今世
我最忘情的哭声有两次
一次，在我生命的开始
一次，在你生命的告终
第一次，我不会记得，是听你说的
第二次，你不会晓得，我说也没用
但两次哭声的中间啊
有无穷无尽的笑声
一遍一遍又一遍
回荡了整整三十年
你都晓得，我都记得
之二 矛盾世界
快乐的世界啊
当初我们见面
你迎我以微笑
而我答你以大哭
惊天，动地
悲哀的世界啊
最后我们分手
我送你以大哭
而你答我以无言
关天，闭地
矛盾的世界啊
不论初见或永别
我总是对你以大哭
哭世界始于你一笑
而幸福终于你闭目
之三 天国地府
每年到母难日
总握着电话筒
很想拨一个电话
给久别的母亲
只为了再听一次
一次也好
催眠的磁性母音
但是她住的地方
不知是什么号码
何况她已经睡了
不能接我的电话
“这里是长途台
究竟你要
接哪一个国家？”
我该怎么回答呢？
天国，是什么字头？
地府，有多少区号？
那不耐的接线生
卡挞把线路切断
留给我手里一截
算是电线呢还是若断若连的脐带
就算真的接通了
又能够说些什么
“这世界从你走后
变得已不能指认
唯一不变的只有
对你永久的感恩”
乡愁四韵
给我一瓢长江水啊长江水
那酒一样的长江水
那醉酒的滋味是乡愁的滋味
给我一瓢长江水啊长江水
给我一掌海棠红啊海棠红
那血一样的海棠红
那血一样的烧痛是乡愁的烧痛
给我一掌海棠红啊海棠红
给我一片雪花白啊雪花白
那信一样的雪花白
那家信的等待是乡愁的等待
给我一片雪花白啊雪花白
给我一朵腊梅香啊腊梅香
那母亲一样的腊梅香
那母亲的芬芳是乡土的芬芳
给我一朵腊梅香啊腊梅香
乡愁
小时候
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
我在这头
母亲在那头
长大后
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
我在这头
新娘在那头
后来啊
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
我在外头
母亲在里头
而现在
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
我在这头
大陆在那头
天问
水上的霞光呵
一条接一条，何以
都没入了暮色了呢？
地上的灯光呵
一盏接一盏，何以
都没入了夜色了呢？
天上的星光呵
一颗接一颗，何以
都没入了曙色了呢？
我们的生命呵
一天接一天，何以
都归于永恒了呢？
而当我走时呵
把我接走的，究竟
是怎样的天色呢？
是暮色吗昏昏？
是夜色吗沉沉？
是曙色吗耿耿？
当我死时
当我死时，葬我，在长江与黄河
之间，枕我的头颅，白发盖着黑土
在中国，最美最母亲的国度
我便坦然睡去，睡整张大陆
听两侧，安魂曲起自长江，黄河
两管永生的音乐，滔滔，朝东
这是最纵容最宽阔的床
让一颗心满足地睡去，满足地想
从前，一个中国的青年曾经
在冰冻的密西根向西了望
想望透黑夜看中国的黎明
用十七年未餍中国的眼睛
饕餮地图，从西湖到太湖
到多鹧鸪的重庆，代替回乡
母难日
之一 今生今世
我最忘情的哭声有两次
一次，在我生命的开始
一次，在你生命的告终
第一次，我不会记得，是听你说的
第二次，你不会晓得，我说也没用
但两次哭声的中间啊
有无穷无尽的笑声
一遍一遍又一遍
回荡了整整三十年
你都晓得，我都记得
之二 矛盾世界
快乐的世界啊
当初我们见面
你迎我以微笑
而我答你以大哭
惊天，动地
悲哀的世界啊
最后我们分手
我送你以大哭
而你答我以无言
关天，闭地
矛盾的世界啊
不论初见或永别
我总是对你以大哭
哭世界始于你一笑
而幸福终于你闭目
之三 天国地府
每年到母难日
总握着电话筒
很想拨一个电话
给久别的母亲
只为了再听一次
一次也好
催眠的磁性母音
但是她住的地方
不知是什么号码
何况她已经睡了
不能接我的电话
“这里是长途台
究竟你要
接哪一个国家？”
我该怎么回答呢？
天国，是什么字头？
地府，有多少区号？
那不耐的接线生
卡挞把线路切断
留给我手里一截
算是电线呢还是若断若连的脐带
就算真的接通了
又能够说些什么
“这世界从你走后
变得已不能指认
唯一不变的只有
对你永久的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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