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革开放之初，国内曾经有过“人治”“法治”孰优孰劣的讨论。但经过15年市场经济的洗礼后，法治的优越性 已不言自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理念日益深入人心。但无可回避的事实是，在今天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权大于法，指鹿为马，司法不公，投诉无门，人民的人身、财产受到肆意侵犯等现象仍然普遍存在。中国要成为一个法治国家，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法治是让政府守法
法治是指在某一社会中，任何人都必需遵守法律，包括制订者和执行者本身。即如亚里士多德说法：法治就是“已成 立的法律得到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
值得一提的是，此“法治”非彼“法制”。我们以前经常提到的“法制”，是从静态意义上来描述一个国家或地区的 法律，本身不包含任何价值上或者制度上的选择。任何国家都有法制，但不一定有法治。反过来，“法制”不完备的国家，也不一定就没有法治。英国是最早实行宪政制度的国家，但英国既没有成文宪法，也没有最高法院，没有最高法院大法官，而是 由议会上院行使最高法院的职责。
而且，法治绝不仅指法律的统治或“依法办事”，因为，若统治阶级仅将法律当作工具来统治人们，这样的情况便不能称作法治。
在我国的历史上，统治者在一定的时期也是非常重视法律的，法家也阐述过法律对于治理国家和社会的重要性，甚至 认为国君也应该受到法的制约，但在那样的政治环境下，“置法自治”的目的还是“令行于民”，法律至多是统治者用以控制和管理人民群众的工具，其本质是人治。正因为是把它当作工具，所以就不存在对法律权威的信仰，也就不存在法律权威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因此，不同的人在法律的适用上是极不平等的，在社会中享有特权的人们可以不受或少受法律的制约，所谓“ 刑不上大夫”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而一般的人民群众则处于严刑峻法的控制之下。这样一种文化和政治传统到今天仍具有影响。
另一个关于法治的耳熟能详的说法是，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这种说法将统治阶级从法律的调整对象中摘除出去，而且统治者可以轻而易举地通过手中握有的任意修改法律的权力来逃避法律的约束。在法与政治的界限变得暧昧不清的场合，法律性决定或者为社会中的力量对比关系所直接左右，或者完全受制于国家的强制性 权力。
美国已故著名法学家富勒曾这样描述过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法制普遍，及其败坏”。纳粹党人制订了大量的法律 ，但将法律视为政治，视为强者的意志，反映纳粹意志的法律也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无视思想自由、尊严与价值，乃至为种族大 屠杀铺平了道路。所以，仅仅是制定了法律并要求人们遵行，还不是一个法治的社会。
法治社会与非法治社会的区别在于：在非法治社会中，民众必须守法，统治者和政府可以不守法；在法治社会中，人 民必须守法，统治者和政府更必须守法。所以，是否要求并做到让统治者和政府守法，才是衡量法治社会的一个重要试金石。 因此，法律应是人民保护自己、约束统治者滥用权力行为的武器，而不是统治者奴役人民的工具。就像美国宪法之父詹姆斯· 麦迪逊所指出的那样，在设计和建设一个适当的政府架构时，“最大的困难在于，这个政府首先必须有能力控制被统治者，其次还必须能够控制自身”。
不言而喻，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施行真正法治的关键是摆脱“权大于法”的旧观念的束缚，真正落实宪法所规定的 相关原则，不容许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持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这种彻底而又稳健的政治变革的成功固然需要当局者不失时机的决断，但更有赖于来自社会的各种形式的压力。只要人民不断地依法诉求和抗争，那么各种社会矛盾就有可能纳入体制之内，通过政治的良性互动、明智的妥协以及修改法律的方式来解决，法治和民主也有可能“水到渠成”。
法律文化的转变
从马基雅维利到罗伯特·达尔，许多思想家都提醒人们注意这样的事实：仅凭立宪设计和正式的法律规定并不足以保 障民主的实现，更重要的是各种社会性因素相互作用的合力以及作为其结果的基本共识。
法治的存续，不仅要靠制度建设，而且还要靠一种新型的法律文化，一种为政治家、法官和所有公民所共同信奉的法律文化。这种文化使人们怀有这样一种信念：法律应当得到遵守，没有人能够例外，掌权者更不能例外。建立法律的制度设施，要比建立法律文化容易得多；可是，法律文化对法治的支持却比制度设施牢靠得多。
长久以来，我们的法律文化一直在几个极端之间徘徊：要么是法治观念淡漠，迷恋人治；要么对法律敬而远之，一味惧怕，表现为漠视自己的权益，缺乏现代公民意识；要么以法律之名撕裂亲情伦理，崇尚“大义灭亲”。
有一些人把法治片面理解为“大义灭亲”，认为大义灭亲是一种伟大的品格。“大义灭亲”在“文革”期间曾经无处 不在，无时不有。就是在今天，大义灭亲仍然是被广泛提倡的深层次的法律精神。然而，很难相信，一个举报亲生母亲或者动员父亲投案自首的人，他的内心会获得最终安宁。实现法治有一个重要基础，就是国民应有健康的法律心理。有些国家规定，公民有作证义务，但是，医生对患者、牧师对教徒因职业信任关系而获悉的对方信息，及夫妻、父母子女之间因血缘亲情而获悉的对方的信息，均可免于作证义务，以确保他们之间的信任关系，维护社会的稳定。
显然，在一个人人自危的社会里，很难建立真正的法治；如果完全不讲人性、不讲亲情，片面强调“残酷斗争，无情 打击”的话，人们难以培养健康的法心理，因为人们会认为法不容情。实际上，法律是可以通过规定公民可以免于对特定关系 人的行为的作证义务，来实现法与情的结合的。
“文革”期间的互相揭发、划清界线，令人寒心颤抖的批斗戏，很多人都记忆犹新。而那时，恰恰是无视法治、践踏 法治的年代。因此，法治教育不是教育民众盲目地、被动地服从法律，也不仅仅是教育民众现在实行哪些法律、其内容是什么 ，而是教育民众如何用法律捍卫自己的权利和自由，捍卫法律的尊严，如何主动地参与法律的监督，抵制任何置个人意志于法 律之上的行为。
而部分民众至今迷恋人治的重要原因，是被人治之下一人或少数人决定重大政策的“效率”所迷惑，不愿意经受法治 建构的漫长过程和其间不可避免的妥协和谈判。人治之下，往往能在很短时间里集全国之力做到一些法治国家办不到的事情。 人治，最基本的特征是当权者的个人意志超乎法律之上，处理事务和管理社会生活，完全以个人的意志、愿望、能力、政治素 养、知识水平、道德品质为转移。碰上一个绝伦的当权者，就像撞上了一次大好运。
这样一种心态，和国民长期以来奉行的实用主义和急功近利的观念有关，所以会很轻率地从一时一事的得失出发来判 断事情的是非曲直。在一些人看来，因为橄榄球明星辛普森逍遥法外，所以美国的法治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而忽视在这一案件 审判中对法律程序和法律精神的坚持。在人类历史上，没有什么进步是不需要付出代价的，有时还会出现进一步退两步的情况 ，了解这一点对中国法治社会的建设至关重要。
法治和民主
民主和法治是经常被相提并论的两个概念。民主强调的是多数人的统治，解决的是“谁来统治”的问题；法治则解决 如何统治以及如何避免“多数人暴政”的问题。民主的实现，至少是形式民主的实现，可以存乎于威权统治者的一念之间，在一夜之间开放党禁、报禁，进行多党选举，民主就是可期的；但法治的实现则要漫长和麻烦得多，而且没有任何捷径可走，人们必须进行长期艰苦的努力来树立法律的权威。这就是为什么迄今为止，世界上的民主国家比比皆是，而真正实现了法治的却寥寥无几的原因。
但另一方面，民粹主义的鼓吹者认为，既然人民及其合法选出的代表是最高立法者，只要按照这样的立法者的意志行事便是民主和法治，用不到一些职业的法官和司法权威机构来从中作梗，这是一种误区。其实，法治恰恰是要克服即时民主的某些致命的弱点。因为大众及其直接代表有时候也会出现集体非理性的时刻，出现“多数人的暴政”，几乎每个民族都曾犯过此类错误。法治为权力的运行设置了理性的轨道，多数人的权力并不例外。概而言之，民主挖空心思维护多数的权力，甚至将之绝对化，法治则竭尽所能为多数人权力这匹野马套上笼头。
从实践层面来看，无论是现代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凡是建立在具有深厚法治基础上的民主政体大都比较稳定持久。而建立在没有法治基础上的多党竞选议会民主政体常常是政局动荡不宁，社会秩序混乱，经济发展缓慢。很多人把后一种情况简单归咎于民主，甚至得出民主应该缓行的结论，这是非常片面的。与其把政局不稳和混乱归咎于民主，不如说是法治缺失之过。
以英美和法国的民主进程为例：英国的法治进程开始于从1215年《大宪章》的签订，美国人则在“五月花号”就签订了契约，而法国在大革命之前贵族一直各自为政，社会缺乏共识。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在缺乏法治基础的情况下 ，激进的小资产阶级打着“自由、平等、民主”的旗帜夺取政权，一些极端分子滥杀无辜，失去民心。革命成果为大资产阶级 和政治野心家所吞食。法兰西第一共和国被金融家和大资产阶级支持的拿破仑帝国所取代。法国和一些发展中国家政治民主化的曲折历程说明，没有法治的民主容易出现“暴民政治”，甚至产生独裁统治。
有人说，法治的重要性先于民主，认为法治观念和法治架构的先行，才有利于民主的推行。其实是一种本末倒置的观点。因为法治观念和法治架构不可能从天而降，它也得由拥有正常权利的人来构建。倘若社会中人没有完整的民主权利，又怎能期待社会人会自然而然地拥有法治观念呢？没有法治观念，法治架构更是空中楼阁。再说，若没有民主权利，就是社会人拥有法治观念了，法治也不可能水到渠成。
很多人会用香港和新加坡的例子来反驳以上的说法。确实，回归之前的香港在缺乏民主的情况下实现了法治，但这并 不能说明法治和民主是截然割裂的，也不能说明法治先行于民主。香港人在英国统治下虽然没有选择统治者的权利，但有比较 充分的公民权利，而且香港不是个封闭的社会，统治它的英国本身就是个民主和法治的国家。新加坡虽然公民权利不充分，但 它有基本的民主：人民党或李光耀毕竟是通过选举执政的。一个是法治和公民权共生，一个是法治和民主共生，但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既没有公民政治权利，又没有民主，但却是个法治国家。
2008年9月28日
赵灵敏 当大国，从东亚开始
南风窗记者赵灵敏
一场奥运，似乎让中国的大国地位呼之欲出。国内媒体不约而同地频繁使用着“大国气度”、“大国风范”、“大国心态”等词语。画面华丽的奥运会开幕式，似乎也惊倒了西方人。《纽约时报》专栏作者弗里德曼感叹道：不知道中国与美国到底是谁生活在第三世界？有美国学者撰文称：“有朝一日人们回想起2008年8月8日时，可能会认为它象征着后美国时代的开始；或者是一个类似苏联于1957年成功发射人造卫星的时刻。”
但从客观物质力量而言，中国仍只是一个区域性大国：虽被誉为“世界工厂”，但关键和核心的技术仍然控制在美、欧、日手中；从军事实力而言，中国没有实施全球战略的机动能力，因而缺乏全球性的军事影响力；在文化上，中国不仅至今没有发展出有世界性影响的软实力，其大陆本土文化市场还不断遭到日本、韩国甚至港台地区文化的侵袭。
任何一个世界性大国的产生，都是从做地区大国开始的。“光辉孤立”奠定了英国对于欧洲大陆均势平衡者的超然地位，“门罗宣言”则是美国主导美洲、进而走向世界的起点；中国成为一个世界大国的进程也将不能摆脱这一模式。
历史上，中国在东亚的核心地位历时2000多年。鸦片战争后，中国主导的东亚国家秩序被彻底摧毁，东亚开始成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对象。1949年后，中国长时间游离于主流世界秩序之外，长期处于“愤怒的孤独”之中，东亚则成为美苏争霸的另一个战场。
如今，亚洲区域秩序正处在冷战结束后又一次深刻的转型过程中：中国正在崛起，印度加快了发展的步伐，日本开始向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的方向努力，俄罗斯开始复兴。此外，“金砖11国”中有8个地处亚洲，这其中很多是具有潜力成为地区性大国的国家。再加上在地缘战略利益上和亚洲具有千丝万缕联系的美国，21世纪的亚洲将是世界强国云集之地。
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能“冲出亚洲”，也就已经“走向了世界”。也就是说，能否成为亚洲特别是东亚公认的领导者，是中国成为世界性大国的关键考验。
复兴不是回到过去
相对于小国独善其身，大国的崛起就不仅仅是一桩国内事务，也是国际事务。从历史的经验看，任何一个成长中的大国，如果采取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最终会给自己的发展造成灾难性的后果：美国在崛起过程中，没有成为英国霸权及其殖民体系的直接挑战者，而是在英国霸权自然衰落的过程中逐步取而代之。相反，德国和日本却充当了英国霸权的直接挑战者，这不仅导致德、日崛起的失败，而且掩盖了美国崛起的实质。
在当前的东亚合作中，中国对邻国的“经济牌”愈来愈有效。大家都争相向中国索要各种经济优惠，中国也表现出你承认和尊重我作为大国的国际地位，我就给你许多好处“互惠”的做法。
明初到清末，中华帝国曾建立一个以中国为中心，高峰时包括东亚、东南亚、中亚等65个国家或部落作为藩国的“朝贡体系”：中国政权以“厚往薄来”的原则，接受藩国送来的低廉特产作为贡品，然后回赐大批价值数倍于此的奇珍异宝。许多小国君主都很乐意加入这个体系，中国皇帝的赐封甚至是他们国内统治合法性的来源。在很多人看来，这个过程雍雍穆穆，不以掠人土地、占人国土为目的，不失为一种理想的国家关系模式。
但是，朝贡体系是以不平等为双方关系特征的，当时中国认为自己是天下的中心，中国皇帝则是天子，周边国家必须称臣纳贡，朝贡制度给予周边国家的是一套不平等的三跪九叩礼。在今天，联合国制度、国际法显然比朝贡体系中的礼部、理藩院更能使小国、弱国获得民族自尊心，国际公法起码从法理上给予诸国平等的地位。近代以来，中国朝贡国相继脱离朝贡体系，不仅仅是西力东渐的后果，也是这些国家的主动选择。
一些国人津津乐道于古代中国的强盛，陶醉于日本遣唐使来华“取经”或明朝时东南亚各国向中华皇帝进贡这样的往事，认为这些都是中国实力的体现。殊不知，如果都从这样的角度和以这些事例向周边国家的民众讲述“中国复兴”，则对他们不仅可能是一种感情上的伤害，更容易造成心理上的震撼和不安。
中国的复兴，不应被简单地理解为中国将“回归”过去，回到现代之前中华帝国在东亚所处的位置。实际上，日本和韩国在当代的崛起比我们还早，他们也不可能真正回到过去小伙伴的角色。而且，想让俄罗斯、美国等强权从东亚抽身退出，还只能是天方夜谭。
但是，朝贡体系的历史遗产中仍然有值得当代中国学习和发扬的东西：古中国的文明模式在全亚洲拥有无可匹敌的优势，即便中国陷入内乱、无暇以顾时，周边国家对中国文明的敬畏仰从之心都未曾改变。所以说，先进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这种大国风范所寄身的软实力，胜过任何牵强附会的战略规划和一厢情愿的“拉谁打谁”。
拿什么来领导？
过去几百年里，在逐步沦为西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过程中，东亚在与西方文明的比较中经历了多次的否定和自我否定，几乎丧失了主动性甚至自觉意识，文明自信心受到严重打击。不再能够从自身文明传统中进行自我诠释的东亚世界，在国际话语权及价值观的生产中，处于不甘心单向接受西方价值而自身又力有不逮的尴尬状态。对于立志要成为世界大国的中国而言，能否成为东亚在精神上的代言人，在结合传统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一套有普世意义和现代精神的“亚洲价值观”，这一点至关重要。
英国和美国能先后成为世界霸主，与他们的制度创新能力密切相关。英国除了工业革命的贡献，还创立并一直实践着议会民主制，这是一种根本性的制度创新。而美国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以政治纲领的形式提出了如下原则：人人生而平等、具有不可剥夺的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政府必须经人民的同意而组成，应为人民幸福和保障人民权利而存在，人民有权起来革命以推翻不履行职责的政府；并把这些原则推广到了一个广阔的国土中，这也是一种根本性的制度创新。
而中国到今天还没有形成广为接受的核心价值观，同时对西方的普世价值又持欲迎还拒、半推半就的态度。所以，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曾放言：中国成不了超级大国，因为中国在精神层面过于单薄。
几年前，中国曾经在价值观创新上进行了一次珍贵的努力，提出了“和谐世界”的主张。但这一主张的具体政策内容至今不明，而在残酷的现实国际关系中，“和谐世界”很容易被看成是乌托邦之类的东西。同时，不少外国舆论出于各种目的也在指责中国满世界找油、挖矿和砍伐，却不顾及当地的可持续发展状况。另外，中国迄今没有加入一些重要的主流国际制度，这也会削弱中国所倡导的价值理念的说服力。
有影响力的普世价值观的产生，并不是仅靠官方的倡导和推进就能奏效的，而要靠想象力。成功的想象力，必须来自于在自由的社会氛围里浸润已久的公民。只有无须担心因为讲错话而受到迫害或损失财产，大国的国民才能人尽其才，创意不竭；大国也才能得到小国的敬慕景从，领导力才会由此产生。
何谓“负责任大国”
从1997年开始，中国以一句“负责任大国”的口号在外交上进行了大转向，并在当年的亚洲金融风暴中通过宣布人民币不贬值和对受灾国伸出援手，初步确立了“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所谓“负责任大国”，在国际层面不仅仅意味着给别人好处，给他国“派糖”，真正的大国必须有“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我不趟浑水谁趟浑水”的气魄和担当。光趟清水，说几句不痛不痒的话，甚至以“不干涉内政”为名置身事外，那叫占便宜，不叫负责任。大国，是勇敢承担了人类繁多责任的国家。“负责任大国”要行善举，当“好人”，但也要坚持原则，对世界上不利于和平与发展、侵犯人权、滥杀无辜的恶行进行制止，做很多出力不讨好的事。
大国，就是出大事的时候，人们首先觉得可以依靠的国家。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堪当这个称号。从1945年至2004年，五大常任国在安理会使用过的257次否决权中，法国18次，英国32次，美国80次，苏联（俄罗斯）122次，中国一共有5次。这固然与中国韬光养晦的思路相关，但某种程度上也表明过去的中国在很多问题上没有表达自己的独立见解，也没有亟待捍卫的全球利益。
但现在不同了，中国在一些地区问题上都敢于使用否决权。对于立志做世界大国的中国而言，这是一个令人瞩目的转变。但倘若在维护国家利益的名义下容允暴政，对中国的大国形象却不一定有利。中国要担负起真正的大国责任，应当在短期与长远的国家利益之间取得平衡，并且尽可能在程序上首先取得国内立法机构的认可；而要完成自己在东亚所承担的外交使命，可以就某些全球议题优先征求周边邻国的意见，然后才在世界舞台上与美俄英法德等世界大国展开博弈。
一场奥运，似乎让中国的大国地位呼之欲出。国内媒体不约而同地频繁使用着“大国气度”、“大国风范”、“大国心态”等词语。画面华丽的奥运会开幕式，似乎也惊倒了西方人。《纽约时报》专栏作者弗里德曼感叹道：不知道中国与美国到底是谁生活在第三世界？有美国学者撰文称：“有朝一日人们回想起2008年8月8日时，可能会认为它象征着后美国时代的开始；或者是一个类似苏联于1957年成功发射人造卫星的时刻。”
但从客观物质力量而言，中国仍只是一个区域性大国：虽被誉为“世界工厂”，但关键和核心的技术仍然控制在美、欧、日手中；从军事实力而言，中国没有实施全球战略的机动能力，因而缺乏全球性的军事影响力；在文化上，中国不仅至今没有发展出有世界性影响的软实力，其大陆本土文化市场还不断遭到日本、韩国甚至港台地区文化的侵袭。
任何一个世界性大国的产生，都是从做地区大国开始的。“光辉孤立”奠定了英国对于欧洲大陆均势平衡者的超然地位，“门罗宣言”则是美国主导美洲、进而走向世界的起点；中国成为一个世界大国的进程也将不能摆脱这一模式。
历史上，中国在东亚的核心地位历时2000多年。鸦片战争后，中国主导的东亚国家秩序被彻底摧毁，东亚开始成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对象。1949年后，中国长时间游离于主流世界秩序之外，长期处于“愤怒的孤独”之中，东亚则成为美苏争霸的另一个战场。
如今，亚洲区域秩序正处在冷战结束后又一次深刻的转型过程中：中国正在崛起，印度加快了发展的步伐，日本开始向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的方向努力，俄罗斯开始复兴。此外，“金砖11国”中有8个地处亚洲，这其中很多是具有潜力成为地区性大国的国家。再加上在地缘战略利益上和亚洲具有千丝万缕联系的美国，21世纪的亚洲将是世界强国云集之地。
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能“冲出亚洲”，也就已经“走向了世界”。也就是说，能否成为亚洲特别是东亚公认的领导者，是中国成为世界性大国的关键考验。
复兴不是回到过去
相对于小国独善其身，大国的崛起就不仅仅是一桩国内事务，也是国际事务。从历史的经验看，任何一个成长中的大国，如果采取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最终会给自己的发展造成灾难性的后果：美国在崛起过程中，没有成为英国霸权及其殖民体系的直接挑战者，而是在英国霸权自然衰落的过程中逐步取而代之。相反，德国和日本却充当了英国霸权的直接挑战者，这不仅导致德、日崛起的失败，而且掩盖了美国崛起的实质。
在当前的东亚合作中，中国对邻国的“经济牌”愈来愈有效。大家都争相向中国索要各种经济优惠，中国也表现出你承认和尊重我作为大国的国际地位，我就给你许多好处“互惠”的做法。
明初到清末，中华帝国曾建立一个以中国为中心，高峰时包括东亚、东南亚、中亚等65个国家或部落作为藩国的“朝贡体系”：中国政权以“厚往薄来”的原则，接受藩国送来的低廉特产作为贡品，然后回赐大批价值数倍于此的奇珍异宝。许多小国君主都很乐意加入这个体系，中国皇帝的赐封甚至是他们国内统治合法性的来源。在很多人看来，这个过程雍雍穆穆，不以掠人土地、占人国土为目的，不失为一种理想的国家关系模式。
但是，朝贡体系是以不平等为双方关系特征的，当时中国认为自己是天下的中心，中国皇帝则是天子，周边国家必须称臣纳贡，朝贡制度给予周边国家的是一套不平等的三跪九叩礼。在今天，联合国制度、国际法显然比朝贡体系中的礼部、理藩院更能使小国、弱国获得民族自尊心，国际公法起码从法理上给予诸国平等的地位。近代以来，中国朝贡国相继脱离朝贡体系，不仅仅是西力东渐的后果，也是这些国家的主动选择。
一些国人津津乐道于古代中国的强盛，陶醉于日本遣唐使来华“取经”或明朝时东南亚各国向中华皇帝进贡这样的往事，认为这些都是中国实力的体现。殊不知，如果都从这样的角度和以这些事例向周边国家的民众讲述“中国复兴”，则对他们不仅可能是一种感情上的伤害，更容易造成心理上的震撼和不安。
中国的复兴，不应被简单地理解为中国将“回归”过去，回到现代之前中华帝国在东亚所处的位置。实际上，日本和韩国在当代的崛起比我们还早，他们也不可能真正回到过去小伙伴的角色。而且，想让俄罗斯、美国等强权从东亚抽身退出，还只能是天方夜谭。
但是，朝贡体系的历史遗产中仍然有值得当代中国学习和发扬的东西：古中国的文明模式在全亚洲拥有无可匹敌的优势，即便中国陷入内乱、无暇以顾时，周边国家对中国文明的敬畏仰从之心都未曾改变。所以说，先进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这种大国风范所寄身的软实力，胜过任何牵强附会的战略规划和一厢情愿的“拉谁打谁”。
拿什么来领导？
过去几百年里，在逐步沦为西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过程中，东亚在与西方文明的比较中经历了多次的否定和自我否定，几乎丧失了主动性甚至自觉意识，文明自信心受到严重打击。不再能够从自身文明传统中进行自我诠释的东亚世界，在国际话语权及价值观的生产中，处于不甘心单向接受西方价值而自身又力有不逮的尴尬状态。对于立志要成为世界大国的中国而言，能否成为东亚在精神上的代言人，在结合传统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一套有普世意义和现代精神的“亚洲价值观”，这一点至关重要。
英国和美国能先后成为世界霸主，与他们的制度创新能力密切相关。英国除了工业革命的贡献，还创立并一直实践着议会民主制，这是一种根本性的制度创新。而美国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以政治纲领的形式提出了如下原则：人人生而平等、具有不可剥夺的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政府必须经人民的同意而组成，应为人民幸福和保障人民权利而存在，人民有权起来革命以推翻不履行职责的政府；并把这些原则推广到了一个广阔的国土中，这也是一种根本性的制度创新。
而中国到今天还没有形成广为接受的核心价值观，同时对西方的普世价值又持欲迎还拒、半推半就的态度。所以，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曾放言：中国成不了超级大国，因为中国在精神层面过于单薄。
几年前，中国曾经在价值观创新上进行了一次珍贵的努力，提出了“和谐世界”的主张。但这一主张的具体政策内容至今不明，而在残酷的现实国际关系中，“和谐世界”很容易被看成是乌托邦之类的东西。同时，不少外国舆论出于各种目的也在指责中国满世界找油、挖矿和砍伐，却不顾及当地的可持续发展状况。另外，中国迄今没有加入一些重要的主流国际制度，这也会削弱中国所倡导的价值理念的说服力。
有影响力的普世价值观的产生，并不是仅靠官方的倡导和推进就能奏效的，而要靠想象力。成功的想象力，必须来自于在自由的社会氛围里浸润已久的公民。只有无须担心因为讲错话而受到迫害或损失财产，大国的国民才能人尽其才，创意不竭；大国也才能得到小国的敬慕景从，领导力才会由此产生。
何谓“负责任大国”
从1997年开始，中国以一句“负责任大国”的口号在外交上进行了大转向，并在当年的亚洲金融风暴中通过宣布人民币不贬值和对受灾国伸出援手，初步确立了“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所谓“负责任大国”，在国际层面不仅仅意味着给别人好处，给他国“派糖”，真正的大国必须有“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我不趟浑水谁趟浑水”的气魄和担当。光趟清水，说几句不痛不痒的话，甚至以“不干涉内政”为名置身事外，那叫占便宜，不叫负责任。大国，是勇敢承担了人类繁多责任的国家。“负责任大国”要行善举，当“好人”，但也要坚持原则，对世界上不利于和平与发展、侵犯人权、滥杀无辜的恶行进行制止，做很多出力不讨好的事。
大国，就是出大事的时候，人们首先觉得可以依靠的国家。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堪当这个称号。从1945年至2004年，五大常任国在安理会使用过的257次否决权中，法国18次，英国32次，美国80次，苏联（俄罗斯）122次，中国一共有5次。这固然与中国韬光养晦的思路相关，但某种程度上也表明过去的中国在很多问题上没有表达自己的独立见解，也没有亟待捍卫的全球利益。
但现在不同了，中国在一些地区问题上都敢于使用否决权。对于立志做世界大国的中国而言，这是一个令人瞩目的转变。但倘若在维护国家利益的名义下容允暴政，对中国的大国形象却不一定有利。中国要担负起真正的大国责任，应当在短期与长远的国家利益之间取得平衡，并且尽可能在程序上首先取得国内立法机构的认可；而要完成自己在东亚所承担的外交使命，可以就某些全球议题优先征求周边邻国的意见，然后才在世界舞台上与美俄英法德等世界大国展开博弈。
2008年9月25日
对精英倾向与出身论的反思
盛思鑫
最近在搜狐网站上看到一篇文章，题目是“为何剑桥不肯承认自己是精英学府”。文章立意本是无错，借剑桥之不肯承认自己是精英学府而来批评中国国内某些高校所谓的精英论以及过于追求硬件方面的建设。但此等文章只是帮助普通老百姓发了心里的一些愤懑之气，其实看问题未必十分深刻，于现实的认识流于表面，也就更谈不上有助于改变现实了。
事实上，现在英国政府正和剑桥、牛津这两所大学叫板，指责它们在录取学生时向富贵子弟倾斜（例如目前牛津便大约只有十分之一的学生来自贫困家庭），并向这两所学校施压，要求它们录取更多贫寒的优等生，以促进社会公平与和谐。但是这两所大学宣称它们坚持以学术标准而不是家庭背景来取才，并且认为政府不应该干预它们在学术上的自主权。乍一听双方似乎都有道理，但真要把这个问题的是是非非弄清楚，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因为牵涉到的因素太多了。
司空见惯的逻辑
就我个人而言，我十分认同英国政府的基本立场，那就是社会公平与社会和谐是十分重要和基本的价值判断标准。当然，我也赞同录取学生应该要以学术能力和学术表现作为挑选标准。但是这里头有一个起点是否公平的问题。换言之，就是不同学校、不同成长环境的学生，其学术成绩与学术能力是否能直接比较的问题。就我个人的感受和观察以及从现实中的逻辑来看，它们的确是不可以比较的。
譬如一个北大的本科生与一个普通大学的本科生如果学业表现差不多，那么他们在报考海外的研究生时，招生录取委员会多半都会选择那个北大而不会选择那个普通大学的。理由是什么呢？无非是因为北大的学术环境要比那所普通大学更为出众，而且北大的学生几乎是集中了中国第一流的青年才俊，在这样的环境中摸爬滚打出来的人才当然要比同等学业表现的普通大学的学子要更为优秀了。
为了更好地呈现这种逻辑，不妨将情况说得更极端些：即使是北大学业表现非常靠后的学生，如果将他放在一所普通大学中，他的学业表现也很有可能是出类拔萃的。其实不只是学业表现和晋升了，推而广之到一般的社会评价，套用一句难听点的俗语就是“凤尾也可做鸡头”。不在一个层次，自然是不能比较的了。
这种逻辑在现实生活中司空见惯，也为绝大多数人所接受。据我所知，古今中外的确很少人去挑战这套逻辑。那么这到底是这样的一种逻辑呢？在我看来，这套逻辑讲求的实际就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出身论。陈胜、吴广在秦末起义的时候大声呼喊过“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遗憾的是他们最终没能成事；文革时候一个叫遇罗克的年轻人也曾经撰文反对过毛时代所推行的阶级成分出身划类，但可惜他最后也因此丢掉了自己的性命。古人常常说英雄莫问出处，坊间小说中往往也对草莽英雄津津乐道，可能大概是因为这种经典太少了才能成为传奇吧？
人生而不平等
但是此处我想着重强调的是上面的那套逻辑其实是大有问题的。尽管《独立宣言》说“人生而平等”，但那说的只是一种“应然”状态，而“实然”的情况则是“人生而不平等”。生在富贵之家与生在贫穷家庭的小孩，他们日后的人生轨迹重合的部分一般都不会太多。一般地，“富贵之家”（包括中上层阶级）的小孩其童年时代的成长环境都比较好，许多心理学家都已经证明了这种孩提时的物质环境对于日后的性格发展可以带来巨大的影响。
社会学家们则揭示出家庭资源世代传承上的差异往往造成了社会不平等的进一步加剧。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则更深刻地指出了（上层阶级与下层阶级）不同的文化资本与共同的文化意识是导致社会分层与支配关系产生的根源。
的确，家庭背景较好的小孩，他更能掌握到这个社会所认为的上乘话语体系，而且他的个人视野也与那些家庭背景较差的小孩有着天壤之别，而在具体行为方面，他们也因为有家庭更为强大的支持而在追求个人的发展与进步时较少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比如能够进入更好的大学，甚至是自费出国去接受好的教育。而后续个人的成就也因为此前的一系列优势累积而呈现出明显的“马太效应”，最后也就有了统治其他人的精英阶层出现。
当然，这里一个基本的前提是整个社会的制度设计总体上都是支持这种优势积累与精英主义的，并且社会中也没有力量能够对这样的制度设计提出有力的质疑与改变。如前所述，这样的前提在现实生活中乃至历史中很不幸地是成立的。
必须遵循公平价值
那么存在的就一定合理么？追求真正的公平与平等到底有没有价值？第一个问题已经不用解答了，关键在第二个问题。剑桥、牛津这类顶尖大学，它们多招收些贫困生中的优等生可以对大学和社会起到有什么作用呢？我认为这里头的意义非凡，影响巨大。
首先，可以增强大学与社会的多样性，因为家庭背景一般或是贫困的学生数量大到一定程度后能够促进精英大学中思想与文化的碰撞，并且这些学生会对未来社会的发展与选择产生巨大的影响。而多样性是社会与自然生态存在与发展的重要基础，单一的选拔标准与单一的社会结构往往会导致很严重的社会不公与价值观偏差。
其次，让更多因为外在条件限制的学生可以得到最好的教育与发展机会也有助于减少社会所积累的怨恨，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这种作用，因为它的确为相当多的贫寒学子开辟了鱼跃龙门的途径，对于维护社会稳定起到了不小的积极作用。相反，如果许多有才能有潜力之人由于没有“好出身”而无法在社会中得到好的发展机会的话，最后肯定有人会想办法努力去推翻既存的制度，从而容易造成社会动荡。
最后很重要的一点是，录取那些贫寒出身或是一般出身的优等生很有可能会激发他们更大的潜能，取得非凡的成就。这其中的道理就更简单了，但却常常为人们所忽视：如果一个人在普通甚至是恶劣的环境中都能取得非常不错的成绩，那么如果给他更好的条件和环境，他也往往容易取得更大的进步，更大地发挥自己的潜力。当然我这么说并没有排除“逆境出人才”的可能性，但是我想强调的是现实生活中很明显是“顺境更容易出人才”。
所以我们更应该肯定那些在贫困或普通家庭中成长出来的优秀学生，哪怕是他们的学业表现和那些有着绝好成长背景的学生相比有些逊色。正如阿基米德所言，给他一个支点，他便可翘起地球。很多时候，那些在逆境中抗争的人缺的只是一点机遇，即便这种机遇对于那些背景很好的人来说可能是唾手可得，甚至是毫不珍惜。
尽管现代社会竞争的残酷性使得一般的逻辑都是在搞优中选优，优胜劣汰，但无节制竞争的结果往往是造成优劣贫富的差距不断扩大，社会分层也在日益走向固化，人们的价值观念与生活状态也在向一些不太好的方向发生变化。孔老夫子曾云“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只可惜这一论断和警示被现在的很多人片面地理解为是在鼓励搞平均主义，并批评说不利于提高效率促进社会发展。但我个人认为，和笼统的民主权利相比较，社会资源分配与个人发展机会上的公平与平等更有其普世价值，我们的确不应该为了竞争或是一时的个人或团体利益，就放弃了对这种普世价值的追求。
最近在搜狐网站上看到一篇文章，题目是“为何剑桥不肯承认自己是精英学府”。文章立意本是无错，借剑桥之不肯承认自己是精英学府而来批评中国国内某些高校所谓的精英论以及过于追求硬件方面的建设。但此等文章只是帮助普通老百姓发了心里的一些愤懑之气，其实看问题未必十分深刻，于现实的认识流于表面，也就更谈不上有助于改变现实了。
事实上，现在英国政府正和剑桥、牛津这两所大学叫板，指责它们在录取学生时向富贵子弟倾斜（例如目前牛津便大约只有十分之一的学生来自贫困家庭），并向这两所学校施压，要求它们录取更多贫寒的优等生，以促进社会公平与和谐。但是这两所大学宣称它们坚持以学术标准而不是家庭背景来取才，并且认为政府不应该干预它们在学术上的自主权。乍一听双方似乎都有道理，但真要把这个问题的是是非非弄清楚，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因为牵涉到的因素太多了。
司空见惯的逻辑
就我个人而言，我十分认同英国政府的基本立场，那就是社会公平与社会和谐是十分重要和基本的价值判断标准。当然，我也赞同录取学生应该要以学术能力和学术表现作为挑选标准。但是这里头有一个起点是否公平的问题。换言之，就是不同学校、不同成长环境的学生，其学术成绩与学术能力是否能直接比较的问题。就我个人的感受和观察以及从现实中的逻辑来看，它们的确是不可以比较的。
譬如一个北大的本科生与一个普通大学的本科生如果学业表现差不多，那么他们在报考海外的研究生时，招生录取委员会多半都会选择那个北大而不会选择那个普通大学的。理由是什么呢？无非是因为北大的学术环境要比那所普通大学更为出众，而且北大的学生几乎是集中了中国第一流的青年才俊，在这样的环境中摸爬滚打出来的人才当然要比同等学业表现的普通大学的学子要更为优秀了。
为了更好地呈现这种逻辑，不妨将情况说得更极端些：即使是北大学业表现非常靠后的学生，如果将他放在一所普通大学中，他的学业表现也很有可能是出类拔萃的。其实不只是学业表现和晋升了，推而广之到一般的社会评价，套用一句难听点的俗语就是“凤尾也可做鸡头”。不在一个层次，自然是不能比较的了。
这种逻辑在现实生活中司空见惯，也为绝大多数人所接受。据我所知，古今中外的确很少人去挑战这套逻辑。那么这到底是这样的一种逻辑呢？在我看来，这套逻辑讲求的实际就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出身论。陈胜、吴广在秦末起义的时候大声呼喊过“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遗憾的是他们最终没能成事；文革时候一个叫遇罗克的年轻人也曾经撰文反对过毛时代所推行的阶级成分出身划类，但可惜他最后也因此丢掉了自己的性命。古人常常说英雄莫问出处，坊间小说中往往也对草莽英雄津津乐道，可能大概是因为这种经典太少了才能成为传奇吧？
人生而不平等
但是此处我想着重强调的是上面的那套逻辑其实是大有问题的。尽管《独立宣言》说“人生而平等”，但那说的只是一种“应然”状态，而“实然”的情况则是“人生而不平等”。生在富贵之家与生在贫穷家庭的小孩，他们日后的人生轨迹重合的部分一般都不会太多。一般地，“富贵之家”（包括中上层阶级）的小孩其童年时代的成长环境都比较好，许多心理学家都已经证明了这种孩提时的物质环境对于日后的性格发展可以带来巨大的影响。
社会学家们则揭示出家庭资源世代传承上的差异往往造成了社会不平等的进一步加剧。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则更深刻地指出了（上层阶级与下层阶级）不同的文化资本与共同的文化意识是导致社会分层与支配关系产生的根源。
的确，家庭背景较好的小孩，他更能掌握到这个社会所认为的上乘话语体系，而且他的个人视野也与那些家庭背景较差的小孩有着天壤之别，而在具体行为方面，他们也因为有家庭更为强大的支持而在追求个人的发展与进步时较少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比如能够进入更好的大学，甚至是自费出国去接受好的教育。而后续个人的成就也因为此前的一系列优势累积而呈现出明显的“马太效应”，最后也就有了统治其他人的精英阶层出现。
当然，这里一个基本的前提是整个社会的制度设计总体上都是支持这种优势积累与精英主义的，并且社会中也没有力量能够对这样的制度设计提出有力的质疑与改变。如前所述，这样的前提在现实生活中乃至历史中很不幸地是成立的。
必须遵循公平价值
那么存在的就一定合理么？追求真正的公平与平等到底有没有价值？第一个问题已经不用解答了，关键在第二个问题。剑桥、牛津这类顶尖大学，它们多招收些贫困生中的优等生可以对大学和社会起到有什么作用呢？我认为这里头的意义非凡，影响巨大。
首先，可以增强大学与社会的多样性，因为家庭背景一般或是贫困的学生数量大到一定程度后能够促进精英大学中思想与文化的碰撞，并且这些学生会对未来社会的发展与选择产生巨大的影响。而多样性是社会与自然生态存在与发展的重要基础，单一的选拔标准与单一的社会结构往往会导致很严重的社会不公与价值观偏差。
其次，让更多因为外在条件限制的学生可以得到最好的教育与发展机会也有助于减少社会所积累的怨恨，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这种作用，因为它的确为相当多的贫寒学子开辟了鱼跃龙门的途径，对于维护社会稳定起到了不小的积极作用。相反，如果许多有才能有潜力之人由于没有“好出身”而无法在社会中得到好的发展机会的话，最后肯定有人会想办法努力去推翻既存的制度，从而容易造成社会动荡。
最后很重要的一点是，录取那些贫寒出身或是一般出身的优等生很有可能会激发他们更大的潜能，取得非凡的成就。这其中的道理就更简单了，但却常常为人们所忽视：如果一个人在普通甚至是恶劣的环境中都能取得非常不错的成绩，那么如果给他更好的条件和环境，他也往往容易取得更大的进步，更大地发挥自己的潜力。当然我这么说并没有排除“逆境出人才”的可能性，但是我想强调的是现实生活中很明显是“顺境更容易出人才”。
所以我们更应该肯定那些在贫困或普通家庭中成长出来的优秀学生，哪怕是他们的学业表现和那些有着绝好成长背景的学生相比有些逊色。正如阿基米德所言，给他一个支点，他便可翘起地球。很多时候，那些在逆境中抗争的人缺的只是一点机遇，即便这种机遇对于那些背景很好的人来说可能是唾手可得，甚至是毫不珍惜。
尽管现代社会竞争的残酷性使得一般的逻辑都是在搞优中选优，优胜劣汰，但无节制竞争的结果往往是造成优劣贫富的差距不断扩大，社会分层也在日益走向固化，人们的价值观念与生活状态也在向一些不太好的方向发生变化。孔老夫子曾云“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只可惜这一论断和警示被现在的很多人片面地理解为是在鼓励搞平均主义，并批评说不利于提高效率促进社会发展。但我个人认为，和笼统的民主权利相比较，社会资源分配与个人发展机会上的公平与平等更有其普世价值，我们的确不应该为了竞争或是一时的个人或团体利益，就放弃了对这种普世价值的追求。
2008年9月22日
丁学良 “中国模式”为何不好推广？
国际学术界——尤其是做发展研究的，包括发展经济学和发展社会学——在过去这些年里，常有一些学者提出“中国模式”的概念。所谓“中国模式”，当然主要是指从中国开放改革30年的经验总结出来的一种发展路径。
客观地说，如果我们对中国过去的30年做一个研判，它确实在发展历程中走出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独特模式。这个模式既不同于老牌的西方工业化国家走过的道路，也不同于二战以后日本、韩国等走过的道路。当然，相比起来，“中国模式”同日本或韩国的模式，比同西方模式更加相近，但也不能划等号。而且，“中国模式”又不同于冷战结束前的苏联和东欧的发展模式。
如果把上述三个参照系做一个比较，就会看到，中国在过去30年里，确实是没有完全照搬它们中的任何一个。至于中国本身的这个模式，该用什么样的社会科学概念去描述它，现在还是争议极大。但这个模式的客观存在，不应有争议。这是我要强调的第一点。
我要强调的第二点是，国际上之所以很多人，特别是研究第三世界发展的学者越来越重视“中国模式”，一个基本的原因就是中国30年来，在严格意义的发展领域里（即不包括中国官方宣传夸张的那些方面，比如说文化），确实取得了实在的成就。尽管海内外一部分人否认，但站在客观的立场上看，中国取得的成绩是不可抹杀的，可以拿出确实的数据，不管是来自中国官方的数据，还是来自世界银行、IMF，或世界上一些著名的大学、研究机构。尽管这些数据之间在统计口径或计算方式上有差异，但对于过去30年来中国经济长期的增长，基本上是有共识的。
国际上对中国的官方统计数据有质疑是长久的事。过去十几年，一些国际上有名的经济学家曾用了多种间接的方法，试图检验中国官方数据的可靠性。虽然他们的有些估算把中国的实际GDP增长打了两三个百分点的折扣，即便如此，中国在过去30年间累积的增长是实实在在的。
然而吊诡之处在于，虽然中国过去30年的发展速度名列世界前茅，虽然全球公众对“中国模式”愈益关注，虽然一部分学者——既包括西方学者，也包括海外华人学者，也包括中国国内的一些学者，更不用说中国官方雇佣的宣传员，一直试图把“中国模式”向世界推广，却麻烦重重。
推广中国模式，当然主要是针对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而言；那些人均GDP比中国高出好多倍的发达国家，中国模式没啥适用性。问题在于，就是对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推销“中国模式”，仍然是件很头疼的事情。我并非是中国道路的盲目赞许者，但作为一个中国学者，我也想在海外学术活动中，能把中国的经验多做推广。但我发现这很难！我跟很多外国学者和中国学者都讨论过这个问题——为什么难？
即使不提那些枯燥的统计数字，你只要每年有去中国进行一两次考察的机会，都能看到中国30年来所取得的实在成就——看看那些高楼大厦、高速公路、工厂商场、城市广场、大坝电站，等等。这些难道不是真的吗？
但是，你就是很难向世界推广中国模式。为什么？因为从社会科学角度来讲，一个模式的推广，不仅要讲这个模式取得的成果——即作为要素之一的“What”；更重要的，是要讲清楚“How”——即这个成果是怎么取得的？
不少学者一开始对“中国模式”抱着很大的信心，但当他们分析到“How”这个关键环节时，就发现很难再乐观地说下去。因为中国模式操作的过程和机制，涉及到很多无法回避的问题，这就是中国取得高速经济发展所支付的巨大社会成本。我讲的社会成本是广义的，至少包括三大块。
一是发展过程中的公正问题；我暂不提人权怎样，单讲发展中的公平正义问题就够了。二是生态环境的恶化。三是发展的行政成本问题；我现在还不提更高的政治改革等方面的内容，这些要是再提上就更麻烦了。仅仅从这三个角度来讲，任何要向世界推广“中国模式”的学者，都绕不过这道门槛——它们所代表的社会成本是那么的巨大。
第一，全世界发展中国家里，有几个能像中国那样，这么多年来在“稳定压倒一切”的政策下，不让所有的相对弱势民众——在这样那样的事件中遭遇不公正对待的工人、农民、小商贩、业主、污染受害者、豆腐渣校舍倒塌的受害者、消费者等等——有依法组成真正属于自己的工会、农会、协会等团体，进行集体谈判、讨回公道的常规渠道？国际上几十年的社会科学研究都证实，如果劳工不能集体同雇主谈判，无法就其工作条件、工资福利等方面的要求讨价还价，就会处于一个异常脆弱、不堪一击的地位。当劳工和雇主间出现严重的力量不对称时，政府的作为就变得非常关键。
一般来讲，在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即使政府不主动帮劳方与雇方进行谈判，如果工人自己组织起来，找到途径——不管工人的组织叫什么，工会也好，行会也好，或者同乡会也好——那些地方政府至少不能每次都去叫警察把工人抓起来，立刻强迫他们的组织解散。但在中国，这基本上是常规现象，地方政府马上就会叫来保安、警察、甚至武警采取行动，有时还会使用重度暴力。
从这个意义上讲，二三十年来，全世界有相当程度的市场经济的国家里，还没有哪个国家（没有市场化的国家不存在这些问题，如北朝鲜），不允许自我组织的劳方和资方进行谈判。只有中国很特殊，会对这些全面管制到如此程度。几年前参加一个研讨会，国内学者提到一个实例，我最初还以为是黑色幽默，后来问了好几个人，证实是真的，而且别的地方也常有。说是在大连，一家外资企业里的工人要求加点工资，经过谈判，外方老板基本上对工人的合理要求让步了，可是地方政府竟然叫来警察，把中方谈判代表抓了起来。无论从法律还是人道角度看，抓人都是荒唐的，因为工人不是用暴力、而是以和平的方式去交涉。
在中国模式的发展中，工人还不是最弱势的，对农民更不公正。农民失地得不到适当补偿；农村孩子考大学分数线比大城市的高；最苦最累的活大半是农民工做，而他们并不享有基本的公民权（比如，奥运会设施建成了，奥运前把他们赶走）。顺口溜中国的“城市欧洲化，农村非洲化，两极大分化”，描述的就是这种状况。
第二，中国高速发展的巨大生态代价。这一点，从国际上独立的科学研究机构，以及联合国、世界银行、世界卫生组织等发表出来的指标都有证明。中国的环境问题之严重，在以前，大部分中国人还没有鲜明的对照机会。这次北京奥运，就强烈对比出来了：北京没搬家，北京周围的省市没搬家，中国北方的邻国也没搬家，但在奥运期间，北京的空气及整个环境是那么不同。这就说明，人为的环境破坏的程度，是何等严峻。
中国的生态恶化，其中最严重的是全国水资源被污染。长期以来，中国官方媒体都讲，原因主要归于中国人均水资源奇缺。德国的一个华人工程师查的数据表明，中国的水资源人均 2220立方米。这和德国的水平相当，它是2170立方米，但所有去过德国的人都能看到，德国的环境多么好！仅从人均水资源不充足来解释中国绝大部分河流被污染是说不通的。南韩的人均水资源比中国的少多了，只有1480立方米，但是我去过两次，看到的都是青山绿水。所以中国模式中，高速发展的又一个巨大代价是生态的恶化，这是无法抹杀的事实。
第三，中国模式的巨额行政成本。做公共管理研究的都知道，为了贯彻“GDP增长高于一切、稳定压倒一切”的发展政策，中国的各级行政系统常常是不计成本的。县领导定下一个大目标，往往就是“举县”去做；省市领导定下一个大目标，往往就是“举省举市”动员落实；国家级领导层定下一个大目标，那当然就是“举国”动员落实。只要一“举”，其它的统统让路，代价超常难以计算。
中国30年来取得的发展成果，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很羡慕。但是，对中国模式的分析一旦进入第二个层次，说清楚这些成果是以怎样的综合社会代价取得的，就不好推广了。你能向别的国家明白地说，“你要达到这种成果，一定要取消所有弱势群体组织起来，维护自己正当利益的权利”吗？中国的无权农民工、黑窑奴工、煤矿事故、拖欠工资这些，是相关产业“高效益”的重要原因，你能这么强行地干，但你能向世界名正言顺地推荐吗？你能向那些来访的发展中国家人士开导说，要在短期内有中国城市里那么漂亮的马路、绿地、豪华建筑，要开展有效的造新城运动，你们一定要敢于强制征地，对农民耕地被剥夺引发的社会矛盾和暴力冲突，要无情镇压。
推广一个模式不仅要讲其效果，更关键的是要讲你是通过什么样的机制、方法产出这样的效果的，不然别人无法操作。这就是欲推广“中国模式”的悖论，你仅仅看效果，确实非常显著，但你一讲成本，就吓死人了。
北京奥运会对“中国模式”的惊人效果和惊人代价，做了绝妙的展示。全世界哪个国家能把奥运办到这样宏大的规模？但不能忘了宏大后面的代价：中国正式公布的花费是448亿美元，这已经是雅典2004奥运会的4倍，是悉尼2000奥运会的5倍多，而这个天文数字并不包括“举国动员、党政军工青妇、各行各业都让路”的成本。比如，仅仅为了奥运开幕式上的鼓手队，就专门征招了一次兵，两年里全职操练。全世界愿意花这么大代价办奥运的政府不少，但钱不够；全世界有财力这么办奥运的国家很多，但不愿意，因为他们认为还有更值得花钱的领域。
所以，目击了宏大北京奥运会的伦敦市市长说，2012年他们的奥运会预算在93亿英镑（174亿美元）以内，因为民主制和法治不允许办奥运不计成本，尽管英国的经济实力并不弱：2007年它的GDP总值2. 730 万亿美元，是中国的83. 2%；人均GDP是45300 美元，是中国的18. 4 倍。
回顾和反思中国30年来走过的路，我们既不能否认它的巨大成果，也不能抵赖产生这些成果的巨大代价。目前中国从上到下正在大讲“科学发展观”，只有把这两个“巨大”都实事求是的放进去，才可能在中国下一阶段的发展中，创建良好的制度和政策，以不太长的时间，将前述的三大成本持续的降下来。若是，才会使中国的发展不但成为可持续的，也是人道的。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向世界推广“中国模式”了。
客观地说，如果我们对中国过去的30年做一个研判，它确实在发展历程中走出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独特模式。这个模式既不同于老牌的西方工业化国家走过的道路，也不同于二战以后日本、韩国等走过的道路。当然，相比起来，“中国模式”同日本或韩国的模式，比同西方模式更加相近，但也不能划等号。而且，“中国模式”又不同于冷战结束前的苏联和东欧的发展模式。
如果把上述三个参照系做一个比较，就会看到，中国在过去30年里，确实是没有完全照搬它们中的任何一个。至于中国本身的这个模式，该用什么样的社会科学概念去描述它，现在还是争议极大。但这个模式的客观存在，不应有争议。这是我要强调的第一点。
我要强调的第二点是，国际上之所以很多人，特别是研究第三世界发展的学者越来越重视“中国模式”，一个基本的原因就是中国30年来，在严格意义的发展领域里（即不包括中国官方宣传夸张的那些方面，比如说文化），确实取得了实在的成就。尽管海内外一部分人否认，但站在客观的立场上看，中国取得的成绩是不可抹杀的，可以拿出确实的数据，不管是来自中国官方的数据，还是来自世界银行、IMF，或世界上一些著名的大学、研究机构。尽管这些数据之间在统计口径或计算方式上有差异，但对于过去30年来中国经济长期的增长，基本上是有共识的。
国际上对中国的官方统计数据有质疑是长久的事。过去十几年，一些国际上有名的经济学家曾用了多种间接的方法，试图检验中国官方数据的可靠性。虽然他们的有些估算把中国的实际GDP增长打了两三个百分点的折扣，即便如此，中国在过去30年间累积的增长是实实在在的。
然而吊诡之处在于，虽然中国过去30年的发展速度名列世界前茅，虽然全球公众对“中国模式”愈益关注，虽然一部分学者——既包括西方学者，也包括海外华人学者，也包括中国国内的一些学者，更不用说中国官方雇佣的宣传员，一直试图把“中国模式”向世界推广，却麻烦重重。
推广中国模式，当然主要是针对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而言；那些人均GDP比中国高出好多倍的发达国家，中国模式没啥适用性。问题在于，就是对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推销“中国模式”，仍然是件很头疼的事情。我并非是中国道路的盲目赞许者，但作为一个中国学者，我也想在海外学术活动中，能把中国的经验多做推广。但我发现这很难！我跟很多外国学者和中国学者都讨论过这个问题——为什么难？
即使不提那些枯燥的统计数字，你只要每年有去中国进行一两次考察的机会，都能看到中国30年来所取得的实在成就——看看那些高楼大厦、高速公路、工厂商场、城市广场、大坝电站，等等。这些难道不是真的吗？
但是，你就是很难向世界推广中国模式。为什么？因为从社会科学角度来讲，一个模式的推广，不仅要讲这个模式取得的成果——即作为要素之一的“What”；更重要的，是要讲清楚“How”——即这个成果是怎么取得的？
不少学者一开始对“中国模式”抱着很大的信心，但当他们分析到“How”这个关键环节时，就发现很难再乐观地说下去。因为中国模式操作的过程和机制，涉及到很多无法回避的问题，这就是中国取得高速经济发展所支付的巨大社会成本。我讲的社会成本是广义的，至少包括三大块。
一是发展过程中的公正问题；我暂不提人权怎样，单讲发展中的公平正义问题就够了。二是生态环境的恶化。三是发展的行政成本问题；我现在还不提更高的政治改革等方面的内容，这些要是再提上就更麻烦了。仅仅从这三个角度来讲，任何要向世界推广“中国模式”的学者，都绕不过这道门槛——它们所代表的社会成本是那么的巨大。
第一，全世界发展中国家里，有几个能像中国那样，这么多年来在“稳定压倒一切”的政策下，不让所有的相对弱势民众——在这样那样的事件中遭遇不公正对待的工人、农民、小商贩、业主、污染受害者、豆腐渣校舍倒塌的受害者、消费者等等——有依法组成真正属于自己的工会、农会、协会等团体，进行集体谈判、讨回公道的常规渠道？国际上几十年的社会科学研究都证实，如果劳工不能集体同雇主谈判，无法就其工作条件、工资福利等方面的要求讨价还价，就会处于一个异常脆弱、不堪一击的地位。当劳工和雇主间出现严重的力量不对称时，政府的作为就变得非常关键。
一般来讲，在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即使政府不主动帮劳方与雇方进行谈判，如果工人自己组织起来，找到途径——不管工人的组织叫什么，工会也好，行会也好，或者同乡会也好——那些地方政府至少不能每次都去叫警察把工人抓起来，立刻强迫他们的组织解散。但在中国，这基本上是常规现象，地方政府马上就会叫来保安、警察、甚至武警采取行动，有时还会使用重度暴力。
从这个意义上讲，二三十年来，全世界有相当程度的市场经济的国家里，还没有哪个国家（没有市场化的国家不存在这些问题，如北朝鲜），不允许自我组织的劳方和资方进行谈判。只有中国很特殊，会对这些全面管制到如此程度。几年前参加一个研讨会，国内学者提到一个实例，我最初还以为是黑色幽默，后来问了好几个人，证实是真的，而且别的地方也常有。说是在大连，一家外资企业里的工人要求加点工资，经过谈判，外方老板基本上对工人的合理要求让步了，可是地方政府竟然叫来警察，把中方谈判代表抓了起来。无论从法律还是人道角度看，抓人都是荒唐的，因为工人不是用暴力、而是以和平的方式去交涉。
在中国模式的发展中，工人还不是最弱势的，对农民更不公正。农民失地得不到适当补偿；农村孩子考大学分数线比大城市的高；最苦最累的活大半是农民工做，而他们并不享有基本的公民权（比如，奥运会设施建成了，奥运前把他们赶走）。顺口溜中国的“城市欧洲化，农村非洲化，两极大分化”，描述的就是这种状况。
第二，中国高速发展的巨大生态代价。这一点，从国际上独立的科学研究机构，以及联合国、世界银行、世界卫生组织等发表出来的指标都有证明。中国的环境问题之严重，在以前，大部分中国人还没有鲜明的对照机会。这次北京奥运，就强烈对比出来了：北京没搬家，北京周围的省市没搬家，中国北方的邻国也没搬家，但在奥运期间，北京的空气及整个环境是那么不同。这就说明，人为的环境破坏的程度，是何等严峻。
中国的生态恶化，其中最严重的是全国水资源被污染。长期以来，中国官方媒体都讲，原因主要归于中国人均水资源奇缺。德国的一个华人工程师查的数据表明，中国的水资源人均 2220立方米。这和德国的水平相当，它是2170立方米，但所有去过德国的人都能看到，德国的环境多么好！仅从人均水资源不充足来解释中国绝大部分河流被污染是说不通的。南韩的人均水资源比中国的少多了，只有1480立方米，但是我去过两次，看到的都是青山绿水。所以中国模式中，高速发展的又一个巨大代价是生态的恶化，这是无法抹杀的事实。
第三，中国模式的巨额行政成本。做公共管理研究的都知道，为了贯彻“GDP增长高于一切、稳定压倒一切”的发展政策，中国的各级行政系统常常是不计成本的。县领导定下一个大目标，往往就是“举县”去做；省市领导定下一个大目标，往往就是“举省举市”动员落实；国家级领导层定下一个大目标，那当然就是“举国”动员落实。只要一“举”，其它的统统让路，代价超常难以计算。
中国30年来取得的发展成果，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很羡慕。但是，对中国模式的分析一旦进入第二个层次，说清楚这些成果是以怎样的综合社会代价取得的，就不好推广了。你能向别的国家明白地说，“你要达到这种成果，一定要取消所有弱势群体组织起来，维护自己正当利益的权利”吗？中国的无权农民工、黑窑奴工、煤矿事故、拖欠工资这些，是相关产业“高效益”的重要原因，你能这么强行地干，但你能向世界名正言顺地推荐吗？你能向那些来访的发展中国家人士开导说，要在短期内有中国城市里那么漂亮的马路、绿地、豪华建筑，要开展有效的造新城运动，你们一定要敢于强制征地，对农民耕地被剥夺引发的社会矛盾和暴力冲突，要无情镇压。
推广一个模式不仅要讲其效果，更关键的是要讲你是通过什么样的机制、方法产出这样的效果的，不然别人无法操作。这就是欲推广“中国模式”的悖论，你仅仅看效果，确实非常显著，但你一讲成本，就吓死人了。
北京奥运会对“中国模式”的惊人效果和惊人代价，做了绝妙的展示。全世界哪个国家能把奥运办到这样宏大的规模？但不能忘了宏大后面的代价：中国正式公布的花费是448亿美元，这已经是雅典2004奥运会的4倍，是悉尼2000奥运会的5倍多，而这个天文数字并不包括“举国动员、党政军工青妇、各行各业都让路”的成本。比如，仅仅为了奥运开幕式上的鼓手队，就专门征招了一次兵，两年里全职操练。全世界愿意花这么大代价办奥运的政府不少，但钱不够；全世界有财力这么办奥运的国家很多，但不愿意，因为他们认为还有更值得花钱的领域。
所以，目击了宏大北京奥运会的伦敦市市长说，2012年他们的奥运会预算在93亿英镑（174亿美元）以内，因为民主制和法治不允许办奥运不计成本，尽管英国的经济实力并不弱：2007年它的GDP总值2. 730 万亿美元，是中国的83. 2%；人均GDP是45300 美元，是中国的18. 4 倍。
回顾和反思中国30年来走过的路，我们既不能否认它的巨大成果，也不能抵赖产生这些成果的巨大代价。目前中国从上到下正在大讲“科学发展观”，只有把这两个“巨大”都实事求是的放进去，才可能在中国下一阶段的发展中，创建良好的制度和政策，以不太长的时间，将前述的三大成本持续的降下来。若是，才会使中国的发展不但成为可持续的，也是人道的。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向世界推广“中国模式”了。
2008年9月21日
张雪忠 改革开放的合法性危机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人们已经开始系统地总结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变化。中国高层领导人近期纷纷表态肯定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绩，并誓言将继续坚持改革开放。但与此同时，质疑的声音似乎也越来越大。
改革不只是既定政策的改变。政策的改变至少应具备“决策程序的正当性”、“执行程序的预定性”以及“政策结果的可检讨性”等要素，才可能被视为具有道德正当性的改革。在以上三个要素中，决策程序的正当性是最重要的因素，其作用在于确保利益相关者都能参与决策。
弱势群体不堪一击
在文革刚结束时，中国社会处于崩溃的边缘，民众身心疲惫。对于刚刚经历文革劫难的人们，任何拨乱反正的措施都像是久旱之后的甘露。在这种情况下，改革开放尽管只是由少数高层领导人决策启动，但仍能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实际上，在改革开放的前期阶段，大多数人都能感受到它所带来的有利变化。
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利益格局的日益复杂，人们开始看清小圈子决策的巨大弊端。面对“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口号，政治上处于弱势的群体显得不堪一击，他们的利益总是因为他们未曾参与的决策而牺牲。当大量国有企业的职工被迫离开熟悉的工作岗位后，人们看到的不是更有效率的国企，而是国有资源向私人手中不可遏止的非法转移。
相反，当妨碍效率或公平的人恰好手握权力时，人们却束手无策。中国各级政府机构的臃肿和低效是举世罕见的，但屡次行政改革的结果却是更严重的机构膨胀和行政成本不成比例的快速攀升。
在中国，少数靠近权力的人垄断着经济增长的成果，大多数人却必须为经济增长付出惨重的代价。当投资者和政府官员忙着计算和分享投资利润时，当地民众却必须长期面对被污染的水源和被破坏的环境。正如最近的三鹿奶粉事件和山西溃坝事件所昭示的那样，许多无辜的人甚至要为权力和资本的贪婪付出生命的代价。
在财政收入和财政开支以高于经济增长的速度而攀升时，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却越来越让人失望。在医疗、教育和住房等领域，都曾以市场化的名义进行过所谓的改革，但这些改革措施对人们的不利影响，似乎恰好与人们的政治地位高低成反比。地位越高，不利影响越小，反之亦然。
以医疗为例，有限的公共卫生资源几乎完全按照人们的政治影响力进行分配，国家公共卫生开支的绝大部分是用于政府公务人员的医疗福利。在各大医院，干部病房的整洁、宽敞与普通病房的肮脏、拥挤形成了惊人的反差。
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改革开放”曾经具有较强的正面色彩，但这种色彩已经开始消褪。因为，今天人们所听到的改革措施，经常是为了使权力寻租更为便利，而不是为了革除各种社会弊病。
改革开放面临合法性危机
权力和资本都需要必要的政治约束。缺乏制约的权力和逐利成性的资本一旦结合在一起，所产生的力量蛮横而不可抗拒，所造成的社会不公更是令人触目惊心。对一般百姓来说，问题已不再是能否分享改革的成果，而是能否保住安身立命的少许资源，因为城市居民的房屋正不断被强制拆迁，农村居民的土地也不断被强行侵占。
权力运用的不正当和权力产生的不公平总是如影随形。在中国，特别是在基层政权中，一种隐性的政治权力世袭制已经悄然形成。根据笔者对个别县市的初步调查，在中层领导干部（科级和副科级）中，大多数人的父亲或母亲是（或者曾经是）科级以上的领导干部。看来，人们很快就会怀念那“腐朽”的科举制度了。
其实，各种各样的社会改革可大致分为两大类型，即政治的变革和政策的改变；前者涉及社会政治结构的调整和政治权力的重新分配，后者则只是某一特定领域具体政策的调整。
在已经实现政治现代化（或民主化）的社会，民众较为平等地分享政治权力，各种具体政策在制定和执行都能在一个较为稳定的政治框架中进行。在这种社会，最大的争执很可能只是几磅牛肉的进口问题，很少有人去质疑政治结构本身的合理性。人们更加关注具体政策的各种后果，政策一旦出现问题，纠正起来也较为容易。
在政治权力仍被少数人垄断的社会，政治的变革具有更强的迫切性。因为，在政治结构本身受到质疑的情况下，各项具体政策也难以得到普遍的讨论和充分的评估。一项政策除非较为均衡地惠及大多数人（这在权力垄断的情况下很难做到），否则总是会受到多数人的反对。
十年文革曾给执政党带来了巨大的合法性危机，邓小平果敢地通过改革开放政策化解了这一危机。但伴随改革开放而来的严重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公，使改革开放本身也开始面临合法性危机。
中国现在最需要的是进行必要的政治变革，以便各项政策都能够通过制度性的公共选择获得必要的正当性。在当前的中国，仅仅是打着改革的旗号，已不可能使一项政策得到普遍拥护。毕竟，一个人不可能总是一边光着身子，一边又指望他人赞美他的“服饰”。
改革不只是既定政策的改变。政策的改变至少应具备“决策程序的正当性”、“执行程序的预定性”以及“政策结果的可检讨性”等要素，才可能被视为具有道德正当性的改革。在以上三个要素中，决策程序的正当性是最重要的因素，其作用在于确保利益相关者都能参与决策。
弱势群体不堪一击
在文革刚结束时，中国社会处于崩溃的边缘，民众身心疲惫。对于刚刚经历文革劫难的人们，任何拨乱反正的措施都像是久旱之后的甘露。在这种情况下，改革开放尽管只是由少数高层领导人决策启动，但仍能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实际上，在改革开放的前期阶段，大多数人都能感受到它所带来的有利变化。
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利益格局的日益复杂，人们开始看清小圈子决策的巨大弊端。面对“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口号，政治上处于弱势的群体显得不堪一击，他们的利益总是因为他们未曾参与的决策而牺牲。当大量国有企业的职工被迫离开熟悉的工作岗位后，人们看到的不是更有效率的国企，而是国有资源向私人手中不可遏止的非法转移。
相反，当妨碍效率或公平的人恰好手握权力时，人们却束手无策。中国各级政府机构的臃肿和低效是举世罕见的，但屡次行政改革的结果却是更严重的机构膨胀和行政成本不成比例的快速攀升。
在中国，少数靠近权力的人垄断着经济增长的成果，大多数人却必须为经济增长付出惨重的代价。当投资者和政府官员忙着计算和分享投资利润时，当地民众却必须长期面对被污染的水源和被破坏的环境。正如最近的三鹿奶粉事件和山西溃坝事件所昭示的那样，许多无辜的人甚至要为权力和资本的贪婪付出生命的代价。
在财政收入和财政开支以高于经济增长的速度而攀升时，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却越来越让人失望。在医疗、教育和住房等领域，都曾以市场化的名义进行过所谓的改革，但这些改革措施对人们的不利影响，似乎恰好与人们的政治地位高低成反比。地位越高，不利影响越小，反之亦然。
以医疗为例，有限的公共卫生资源几乎完全按照人们的政治影响力进行分配，国家公共卫生开支的绝大部分是用于政府公务人员的医疗福利。在各大医院，干部病房的整洁、宽敞与普通病房的肮脏、拥挤形成了惊人的反差。
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改革开放”曾经具有较强的正面色彩，但这种色彩已经开始消褪。因为，今天人们所听到的改革措施，经常是为了使权力寻租更为便利，而不是为了革除各种社会弊病。
改革开放面临合法性危机
权力和资本都需要必要的政治约束。缺乏制约的权力和逐利成性的资本一旦结合在一起，所产生的力量蛮横而不可抗拒，所造成的社会不公更是令人触目惊心。对一般百姓来说，问题已不再是能否分享改革的成果，而是能否保住安身立命的少许资源，因为城市居民的房屋正不断被强制拆迁，农村居民的土地也不断被强行侵占。
权力运用的不正当和权力产生的不公平总是如影随形。在中国，特别是在基层政权中，一种隐性的政治权力世袭制已经悄然形成。根据笔者对个别县市的初步调查，在中层领导干部（科级和副科级）中，大多数人的父亲或母亲是（或者曾经是）科级以上的领导干部。看来，人们很快就会怀念那“腐朽”的科举制度了。
其实，各种各样的社会改革可大致分为两大类型，即政治的变革和政策的改变；前者涉及社会政治结构的调整和政治权力的重新分配，后者则只是某一特定领域具体政策的调整。
在已经实现政治现代化（或民主化）的社会，民众较为平等地分享政治权力，各种具体政策在制定和执行都能在一个较为稳定的政治框架中进行。在这种社会，最大的争执很可能只是几磅牛肉的进口问题，很少有人去质疑政治结构本身的合理性。人们更加关注具体政策的各种后果，政策一旦出现问题，纠正起来也较为容易。
在政治权力仍被少数人垄断的社会，政治的变革具有更强的迫切性。因为，在政治结构本身受到质疑的情况下，各项具体政策也难以得到普遍的讨论和充分的评估。一项政策除非较为均衡地惠及大多数人（这在权力垄断的情况下很难做到），否则总是会受到多数人的反对。
十年文革曾给执政党带来了巨大的合法性危机，邓小平果敢地通过改革开放政策化解了这一危机。但伴随改革开放而来的严重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公，使改革开放本身也开始面临合法性危机。
中国现在最需要的是进行必要的政治变革，以便各项政策都能够通过制度性的公共选择获得必要的正当性。在当前的中国，仅仅是打着改革的旗号，已不可能使一项政策得到普遍拥护。毕竟，一个人不可能总是一边光着身子，一边又指望他人赞美他的“服饰”。
道义走险：三鹿与雷曼
霍月伟
美国政府上周末拒绝出手救雷曼兄弟，任由这家华尔街百年大行倒闭之后，一些评论员形容：美国投资银行业的“道义走险”（moral hazard，也译作“道德风险”）时代已经一去不返。
“道义走险”是说当一个人、一个机构预期自己无论做什么最终都会受到保护时，就往往会愿意冒着超出本身承受能力甚至可能危害别人的风险，去博弈、自利。赢了，盆满钵满；输了，会有人代为买单。
“三鹿”一直在博弈
这次中国毒奶粉事件中出问题厂家的行为，其实也是在“道义走险”。
最明显的迹象，就是国家质检总局局长李长江星期三在记者会上拍胸口保证，供应给奥运会和残奥会的奶制品一定没有问题。
供应给奥运会和残奥会的奶制品，都不会检出三聚氰胺，是因为厂家都知道，当局查得紧，其中若有丝毫差错，自己非但不会受到保护，还会给重手对付，当然要确保一切尽善尽美。至于卖给自家人的产品，凭着自己的国产、民族品牌和地方缴税大户地位，自会受到包庇。更何况，自家人主要的市场，是在人微言轻的农村！
毒奶粉事件始作俑者的“三鹿”，约半年前已经知道奶粉出问题，但想通过赔偿封口和静悄悄回收私了；到8月2日通报石家庄市政府时，北京奥运已逼近（是不是特地选在奥运前一个星期通报，则不得而知），为了国家的国际形象，仍然要选择瞒报和偷偷摸摸处理；直到9月8日纽西兰总理克拉克下令官员向北京拉响警报，媒体渐渐曝光，才不得不公开回收产品。这整个过程，就说明了道义走险的底线在哪里。
“三鹿”一直在博弈，希望自己可以躲在保护伞下过关。月前一些地方媒体发现当地婴儿纷纷患上肾结石的奇特病例并怀疑和奶粉有关时，新闻里连“三鹿”这两个字都不敢写出来。第一个在报道中点名“三鹿”的《东方早报》记者简光洲，在自己的博客中承认，报道上版的那个晚上，他没有睡好：“在这个社会，面对着各种诱惑与风险，要说出一个简单的事实其实也并不容易。”如果没有纽西兰政府9月8日的介入，石家庄市政府会不会在9月9日通报上一级的河北省政府，实在难说得很。
消失的风暴会重返
据报道，华尔街大行和美国政府的博弈，也一直对峙到最后一分钟。
上周末，美国政府财金大员约见30家最大金融公司的总裁时，各大班原本还强烈要求政府出资挽救“雷曼兄弟”，理由是“雷曼兄弟”规模非同小可，一旦倒下，对金融、经济的冲击不堪设想。但这一回，没有人愿意买单了；财政部长保尔森一口回绝。保尔森要求几家大行商讨出资救亡的可能性，也最终被泥菩萨过江的大行回绝。
评论员说，美国投资银行业接下来面临大重组，整个行业的面貌和实质，可能完全改观。
中国当局现在也在全面整顿牛奶行业，结果到底会怎么样，没有人知道。但美国和世界各地出现金融风暴，也不是第一次了，人们总是忘记教训，政府总是鞭长莫及，人性的贪婪似乎保证了风暴会一次又一次地重返。
美国政府上周末拒绝出手救雷曼兄弟，任由这家华尔街百年大行倒闭之后，一些评论员形容：美国投资银行业的“道义走险”（moral hazard，也译作“道德风险”）时代已经一去不返。
“道义走险”是说当一个人、一个机构预期自己无论做什么最终都会受到保护时，就往往会愿意冒着超出本身承受能力甚至可能危害别人的风险，去博弈、自利。赢了，盆满钵满；输了，会有人代为买单。
“三鹿”一直在博弈
这次中国毒奶粉事件中出问题厂家的行为，其实也是在“道义走险”。
最明显的迹象，就是国家质检总局局长李长江星期三在记者会上拍胸口保证，供应给奥运会和残奥会的奶制品一定没有问题。
供应给奥运会和残奥会的奶制品，都不会检出三聚氰胺，是因为厂家都知道，当局查得紧，其中若有丝毫差错，自己非但不会受到保护，还会给重手对付，当然要确保一切尽善尽美。至于卖给自家人的产品，凭着自己的国产、民族品牌和地方缴税大户地位，自会受到包庇。更何况，自家人主要的市场，是在人微言轻的农村！
毒奶粉事件始作俑者的“三鹿”，约半年前已经知道奶粉出问题，但想通过赔偿封口和静悄悄回收私了；到8月2日通报石家庄市政府时，北京奥运已逼近（是不是特地选在奥运前一个星期通报，则不得而知），为了国家的国际形象，仍然要选择瞒报和偷偷摸摸处理；直到9月8日纽西兰总理克拉克下令官员向北京拉响警报，媒体渐渐曝光，才不得不公开回收产品。这整个过程，就说明了道义走险的底线在哪里。
“三鹿”一直在博弈，希望自己可以躲在保护伞下过关。月前一些地方媒体发现当地婴儿纷纷患上肾结石的奇特病例并怀疑和奶粉有关时，新闻里连“三鹿”这两个字都不敢写出来。第一个在报道中点名“三鹿”的《东方早报》记者简光洲，在自己的博客中承认，报道上版的那个晚上，他没有睡好：“在这个社会，面对着各种诱惑与风险，要说出一个简单的事实其实也并不容易。”如果没有纽西兰政府9月8日的介入，石家庄市政府会不会在9月9日通报上一级的河北省政府，实在难说得很。
消失的风暴会重返
据报道，华尔街大行和美国政府的博弈，也一直对峙到最后一分钟。
上周末，美国政府财金大员约见30家最大金融公司的总裁时，各大班原本还强烈要求政府出资挽救“雷曼兄弟”，理由是“雷曼兄弟”规模非同小可，一旦倒下，对金融、经济的冲击不堪设想。但这一回，没有人愿意买单了；财政部长保尔森一口回绝。保尔森要求几家大行商讨出资救亡的可能性，也最终被泥菩萨过江的大行回绝。
评论员说，美国投资银行业接下来面临大重组，整个行业的面貌和实质，可能完全改观。
中国当局现在也在全面整顿牛奶行业，结果到底会怎么样，没有人知道。但美国和世界各地出现金融风暴，也不是第一次了，人们总是忘记教训，政府总是鞭长莫及，人性的贪婪似乎保证了风暴会一次又一次地重返。
2008年9月19日
别了，新古典主义革命
斯基德尔斯基
雷曼兄弟的即将破产，美林的被迫出售，这两个在金融业中著名的名字，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但是，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
不同的经济模式轮替盛行的周期，就和商业周期一样古老，并且通常是由强烈的商业骚动引发的。“自由主义”周期（编按：即自由主义经济学说为政府接受作为政策指导原则的时期），紧接着就是“保守主义”周期，然后“保守主义”周期又会让位于新的“自由主义”周期，并如此周而复始地循环。
自由主义周期的特色是政府推行干预市场措施，而保守主义周期以政府退出市场干预为特征。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到70年代为止是一个长长的自由主义周期，接着就是一个放松经济监管的保守主义周期，该周期现在似乎已经走完了其历程。在今年稍早时候英国北岩银行（Northern Rock)被国有化之后，美国两家巨大的抵押银行房地美和房利美也被国有化，这显示政府已经再次插手干预市场以防止市场崩溃。保守经济学火热的日子至今终告结束了。
经济危机引发监管周期
每一个监管和放松监管周期都是由经济危机引发的。上一个自由主义周期，是由大萧条引发的，虽然它花费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巨额的政府开支才使其正常运行，但此周期也与弗兰克林· 罗斯福总统的新政以及经济学家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联系在一起。在长达30年的凯恩斯时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管理和调控各自的国内经济，以维持充分就业，并缓和经济的周期性波动。
新的保守主义周期是由20世纪70年代的通货膨胀所引发的，该通胀似乎是凯恩斯政策的一个结果。那个时代的经济学领袖人物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声称，刻意追求充分的就业一定会助长通货膨胀；政府应该专注于确保货币“稳固”，而让经济自行运作。成名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理论是，一旦脱离政府过度的干预，一般的经济体都会自然地朝充分就业、更大的创新以及更高的增长率的方向发展。
次贷危机有如倒置金字塔
当前保守主义周期的危机反映了在次级抵押贷款危机下变得明显的巨额坏账积累的事实，该次贷危机始于2007年6月，现在已经扩散到整个信贷市场，并使雷曼兄弟陷入破产境地。投资银行家查尔斯·莫里斯写道：“试想象一个倒置的金字塔，在‘实际产量’上堆叠的‘产权索求’越多，金字塔就会变得越来越摇摆不定。”
当金字塔开始崩溃的时候，政府——更确切地说，是纳税人——必须插手为银行系统再次注入资金，振兴抵押信贷市场并防止经济崩溃。但是，一旦政府介入达到这样的规模，现行政策就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这其中涉及的，是经济学领域里最古老的、至今仍争议未决的问题之一，即：市场经济是“天然”稳定的，还是得通过政策来稳定它？凯恩斯强调：预期，作为分散市场里的经济行为的基础，其本身是很脆弱的。未来具有内在的不确定性，因此投资者心理也是易变的。
凯恩斯写道：“平静、稳定、确定以及安全的习惯突然中止了；新的恐惧和希望在没有预兆的情况下，控制了人的行为。”这也正是乔治·索罗斯将其作为金融市场主要特征的“羊群行为”的另一经典描述。而稳定市场预期则是政府的职责。
新古典主义促使监管放松
新古典主义革命的理念是，市场要比凯恩斯认为的更具周期稳定性，所有市场交易的风险都是可以预先知道的，价格因而总是反映了客观上的可能性。
这样的市场乐观主义导致了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金融市场的放松监管，随之产生的大爆炸式的普遍金融创新活动期，促使人们认为，在预期资产价格上涨的情况下，借越来越多的钱也是很“安全”的。刚刚破灭的信贷泡沫，是由所谓的特别投资工具、衍生品、债务抵押债券以及虚假的3A评级助长的，这是建立在数学模型的假象之上的。
历史学家阿瑟·施莱辛格认为，自由主义周期屈从于权力的腐败，保守主义周期屈从于金钱的腐败。两者各自有其典型的好处和代价。
但是，如果我们看看历史纪录就会发现，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自由主义体制比随后的保守主义体制更为成功。中国和印度是由市场经济释放了它们的经济潜能，但在中印两国之外的世界，如果和弗里德曼时代相比，凯恩斯黄金时代的经济增长更快，更稳定；其经济成果被更公平地加以分配；社会凝聚力和道德习惯更好地得到维持。这些重大的利益都足以抵消凯恩斯时代中时而发生的市面不景气的状况。
当然，历史从来不会一成不变地重复自己。现在有“熔断”交易机制（circuit breaker)来防止1929年式的危机恶化为一场经济灾难。但是，当听任其按照自己的方式运行的金融系统，像现在这样失灵了的话，我们显然必定要进行新一轮的调控。金融业仍可自由运作发展，但是，其财务融资将会被监控。
经济学的非现实假设
经济模式的轮替流行周期，说明了经济学离一门科学的距离有多远。人们很难想象在任何一门自然科学中，正统说法会在两极之间摇摆。经济学能让世人相信它是一门科学的表象，其中一个因素是，它的命题可以通过提炼许多现实世界的决定性特征，而用数学来加以表述。
20世纪20年代的古典经济学是通过假定失业不存在的方式，从失业问题中抽象出来的。凯恩斯经济学是依次通过假定政府是由无所不能的慈善专家管理的方式，从政府无能和腐败问题中抽象出来的。当今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是通过假定不确定性可以降低为可测量（或可对冲）的风险，从不确定性问题中抽象出来。
除少数天才之外，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是配合现状来为自己的一些臆断设定框架，然后授予这些臆断永恒真理的光环。他们只是知识分子仆人，为那些有权势的人的利益服务，而不是对变化的事实进行敏锐观察者。他们的体系使他们落入了正统学说的圈套。
当发生的事情不管因为什么原因和他们的理论巧合的时候，他们支持的学说就会享受其荣耀时刻。当事情发生了变化的时候，它就变得一文不值。正像查尔斯·莫里斯写的那样，“知识分子是可靠的落后指标，是对过去事实的几乎没有错误的向导。”
·Robert Skidelsky，英国上议院议员，华威大学政治经济学名誉教授，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传记获奖作品的作者，莫斯科政治研究院董事。
版权：Project Syndicate, 2008。
翻译：盛晓环
雷曼兄弟的即将破产，美林的被迫出售，这两个在金融业中著名的名字，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但是，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
不同的经济模式轮替盛行的周期，就和商业周期一样古老，并且通常是由强烈的商业骚动引发的。“自由主义”周期（编按：即自由主义经济学说为政府接受作为政策指导原则的时期），紧接着就是“保守主义”周期，然后“保守主义”周期又会让位于新的“自由主义”周期，并如此周而复始地循环。
自由主义周期的特色是政府推行干预市场措施，而保守主义周期以政府退出市场干预为特征。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到70年代为止是一个长长的自由主义周期，接着就是一个放松经济监管的保守主义周期，该周期现在似乎已经走完了其历程。在今年稍早时候英国北岩银行（Northern Rock)被国有化之后，美国两家巨大的抵押银行房地美和房利美也被国有化，这显示政府已经再次插手干预市场以防止市场崩溃。保守经济学火热的日子至今终告结束了。
经济危机引发监管周期
每一个监管和放松监管周期都是由经济危机引发的。上一个自由主义周期，是由大萧条引发的，虽然它花费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巨额的政府开支才使其正常运行，但此周期也与弗兰克林· 罗斯福总统的新政以及经济学家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联系在一起。在长达30年的凯恩斯时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管理和调控各自的国内经济，以维持充分就业，并缓和经济的周期性波动。
新的保守主义周期是由20世纪70年代的通货膨胀所引发的，该通胀似乎是凯恩斯政策的一个结果。那个时代的经济学领袖人物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声称，刻意追求充分的就业一定会助长通货膨胀；政府应该专注于确保货币“稳固”，而让经济自行运作。成名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理论是，一旦脱离政府过度的干预，一般的经济体都会自然地朝充分就业、更大的创新以及更高的增长率的方向发展。
次贷危机有如倒置金字塔
当前保守主义周期的危机反映了在次级抵押贷款危机下变得明显的巨额坏账积累的事实，该次贷危机始于2007年6月，现在已经扩散到整个信贷市场，并使雷曼兄弟陷入破产境地。投资银行家查尔斯·莫里斯写道：“试想象一个倒置的金字塔，在‘实际产量’上堆叠的‘产权索求’越多，金字塔就会变得越来越摇摆不定。”
当金字塔开始崩溃的时候，政府——更确切地说，是纳税人——必须插手为银行系统再次注入资金，振兴抵押信贷市场并防止经济崩溃。但是，一旦政府介入达到这样的规模，现行政策就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这其中涉及的，是经济学领域里最古老的、至今仍争议未决的问题之一，即：市场经济是“天然”稳定的，还是得通过政策来稳定它？凯恩斯强调：预期，作为分散市场里的经济行为的基础，其本身是很脆弱的。未来具有内在的不确定性，因此投资者心理也是易变的。
凯恩斯写道：“平静、稳定、确定以及安全的习惯突然中止了；新的恐惧和希望在没有预兆的情况下，控制了人的行为。”这也正是乔治·索罗斯将其作为金融市场主要特征的“羊群行为”的另一经典描述。而稳定市场预期则是政府的职责。
新古典主义促使监管放松
新古典主义革命的理念是，市场要比凯恩斯认为的更具周期稳定性，所有市场交易的风险都是可以预先知道的，价格因而总是反映了客观上的可能性。
这样的市场乐观主义导致了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金融市场的放松监管，随之产生的大爆炸式的普遍金融创新活动期，促使人们认为，在预期资产价格上涨的情况下，借越来越多的钱也是很“安全”的。刚刚破灭的信贷泡沫，是由所谓的特别投资工具、衍生品、债务抵押债券以及虚假的3A评级助长的，这是建立在数学模型的假象之上的。
历史学家阿瑟·施莱辛格认为，自由主义周期屈从于权力的腐败，保守主义周期屈从于金钱的腐败。两者各自有其典型的好处和代价。
但是，如果我们看看历史纪录就会发现，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自由主义体制比随后的保守主义体制更为成功。中国和印度是由市场经济释放了它们的经济潜能，但在中印两国之外的世界，如果和弗里德曼时代相比，凯恩斯黄金时代的经济增长更快，更稳定；其经济成果被更公平地加以分配；社会凝聚力和道德习惯更好地得到维持。这些重大的利益都足以抵消凯恩斯时代中时而发生的市面不景气的状况。
当然，历史从来不会一成不变地重复自己。现在有“熔断”交易机制（circuit breaker)来防止1929年式的危机恶化为一场经济灾难。但是，当听任其按照自己的方式运行的金融系统，像现在这样失灵了的话，我们显然必定要进行新一轮的调控。金融业仍可自由运作发展，但是，其财务融资将会被监控。
经济学的非现实假设
经济模式的轮替流行周期，说明了经济学离一门科学的距离有多远。人们很难想象在任何一门自然科学中，正统说法会在两极之间摇摆。经济学能让世人相信它是一门科学的表象，其中一个因素是，它的命题可以通过提炼许多现实世界的决定性特征，而用数学来加以表述。
20世纪20年代的古典经济学是通过假定失业不存在的方式，从失业问题中抽象出来的。凯恩斯经济学是依次通过假定政府是由无所不能的慈善专家管理的方式，从政府无能和腐败问题中抽象出来的。当今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是通过假定不确定性可以降低为可测量（或可对冲）的风险，从不确定性问题中抽象出来。
除少数天才之外，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是配合现状来为自己的一些臆断设定框架，然后授予这些臆断永恒真理的光环。他们只是知识分子仆人，为那些有权势的人的利益服务，而不是对变化的事实进行敏锐观察者。他们的体系使他们落入了正统学说的圈套。
当发生的事情不管因为什么原因和他们的理论巧合的时候，他们支持的学说就会享受其荣耀时刻。当事情发生了变化的时候，它就变得一文不值。正像查尔斯·莫里斯写的那样，“知识分子是可靠的落后指标，是对过去事实的几乎没有错误的向导。”
·Robert Skidelsky，英国上议院议员，华威大学政治经济学名誉教授，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传记获奖作品的作者，莫斯科政治研究院董事。
版权：Project Syndicate, 2008。
翻译：盛晓环
2008年9月16日
郑永年 后奥运会中国的政治改革
毫无疑问，从历史上看，奥运会在发达国家的举办和在发展中国家举办，人们的政治期待从来就是不一样的。在发达国家，人们更多关注的是奥运会对举办城市发展的意义，包括交通、环境和城市基础设施等，但如果奥运会在发展中国家举办，除了这些平常的关注外，还特别附加着政治期待，例如政治开放、透明和民主化。这一点从前是这样，以后还会这样。
很难想象，像奥运会这样一次国际盛会就能立即促使中国这个巨型国家发生激进的政治变化和民主化。但另一方面，也很难想象如一些西方评论家所认为的奥运会的成功反而会强化中国政治的权威主义性质。
奥运会在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举办促成了这些国家的政治变革，包括中国的两个邻居，即日本和韩国。从较为长远的观点来看，在这一点上中国也不会例外。就是说，中国不可能因为奥运会的成功而逃避政治改革和民主化的问题。
尽管很多人还在争论中国的政治体制能否民主化的问题，但实际上中国的问题已经不再是要不要民主化的问题，而是民主化的进程是一个和平的过程还是一个充满暴力的过程。如何进行一场平稳的民主化就是中国今后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里的政治改革攻坚战。
2008是中国市民社会年
在政治改革和民主化的问题上，中国面临的外部压力会增加得很快。在经济上和国际社会接轨之后，中国也必须考虑政治的接轨问题。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要走西方式民主化道路。在发展中国家包括亚洲一些国家，西方式的民主并没有取得很大的成功。成功的民主政治都是建立在自身的文化基础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之上的。
但另一方面，很显然，中国政治对很多国家尤其是先进发达的民主国家来说还是“异类”，他们对这个“异类”和其所包含的所谓的“不确定性”也存在着担忧。中国目前所有的各种政治话语，无论是官方的还是社会的，都不能解释为什么现存的体制是可以和其他各种体制和平共存的。
尽管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政治体制在很多方面呈现出民主化的趋势，但因为各种原因，中国内部各方面都似乎一直在凸现中国和其他体制的不同性质。这在一定程度上在继续加深其他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猜疑。
当然，中国领导层对这样一个事实不是没有意识到。前些年党内的一些自由派就提出过要改变执政党的名称。不过，这样做显然没有现实性。
但是，中国的政治改革和民主化的真正动力并非来自外部，而是内部。就是说，改革是为了回应内部而非外部的压力。奥运会的成功举行表明中国政治已经到了变革的时期。
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开放与经济的全球化和区域化同时进行。这构成了中国经济和国际接轨的巨大动力。尽管中国经济体制还有待深入，但从宏观层面看，中国已经融合进国际经济秩序。
一个开放的经济为开放的社会奠定了基础。现代中国社会远较很多民主国家开放。这些年来中国社会的进步一直被低估。但2008年令人叹为观止。很多人已经注意到，2008年可以称为中国市民社会年。在四川地震期间，诞生了成千上万个自下而上的非政府组织或者志愿组织，而奥运会期间又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催生了无数志愿组织。
无论以何种方式产生，这些组织都扮演了关键角色。这表明中国社会力量在很快成熟并且能够在国家的社会生活中成为中坚力量。毋庸置疑，社会力量的崛起和中国日益成长的中产阶级有紧密的关联。这在其他国家也是如此。在一个贫穷的社会，很难有出现大量的志愿者。
民主互动离不开法律基础
开放的经济和开放的社会必然具有政治意义。中国正在面临巨大的内部压力促成政治过程的开放。实际上，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中国现在的政治过程已经相当开放。执政党这些年来一直在努力调整执政的社会基础，这使得各社会阶层都能在不同程度上政治参与，包括新兴私营企业家阶层。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社会群体参与政治很不均衡，弱势社会群体的参与包括农民工仍然微弱。
社会的政治参与不仅仅关乎于公民权利，更关乎于政权的重建。通过基于法律之上的透明化的政治参与来重新改造政权，已经成为当务之急，在政权的基层尤其如此。
这些年来基层政权呈现出黑社会化的趋势。这和政权权力总是在不同层级政府之间流动，而没有赋权给社会（包括媒体）有关。如果基层政权的这个趋势不能阻止，整个政权就会失去基础。而赋权社会的政治改革是唯一的出路。就是说，社会民主既是人民政治权利实现的途径，也是政权重构的途径。
同样重要的是党内民主速度需要加快。党内民主的重要性不仅仅是为了防止党内权力滥用，也是为了党员的政治参与权利。民主的基本意义就是竞争，通过竞争来选拔优秀领导人。从这个角度看，党内竞争不可避免。
这些年里，中共在不同层级进行党内民主的试验，但如何规制党内民主，进行有序竞争仍然是个大问题。制度建设得好，党内竞争有助于党内团结；但如果建设得不好，就会增加党内冲突。
但无论是社会民主还是党内竞争都需要以宪政民主为依托，也就是法治。宪政是一个国家政治改革和有序民主化的制度基础。无论是执政党与社会力量的互动，还是各种社会力量间的互动或者党内不同成员间的互动都须要以法律为基础。
上述所有这些方面的民主已经在不同程度上在中国试验着。就是说，有无奥运会，中国政治都会发生变化。毕竟，经过了过去30来年的经济和社会改革，中国也应当直面民主化的问题了，并且从国际经验看，直面这个问题要比回避这个问题要有效得多。但奥运会的确可以从多方面推进中国的政治变革。
奥运会表明中国现存体制的一些特点，那就是，只要领导层具备足够的政治意愿和意志，就可以动员和集中资源，绕过各种既得利益，促成一个事业的成功。如果政治改革成为了执政党的一个事业，那么人们就有很多理由相信这个事业也能成功。
很难想象，像奥运会这样一次国际盛会就能立即促使中国这个巨型国家发生激进的政治变化和民主化。但另一方面，也很难想象如一些西方评论家所认为的奥运会的成功反而会强化中国政治的权威主义性质。
奥运会在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举办促成了这些国家的政治变革，包括中国的两个邻居，即日本和韩国。从较为长远的观点来看，在这一点上中国也不会例外。就是说，中国不可能因为奥运会的成功而逃避政治改革和民主化的问题。
尽管很多人还在争论中国的政治体制能否民主化的问题，但实际上中国的问题已经不再是要不要民主化的问题，而是民主化的进程是一个和平的过程还是一个充满暴力的过程。如何进行一场平稳的民主化就是中国今后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里的政治改革攻坚战。
2008是中国市民社会年
在政治改革和民主化的问题上，中国面临的外部压力会增加得很快。在经济上和国际社会接轨之后，中国也必须考虑政治的接轨问题。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要走西方式民主化道路。在发展中国家包括亚洲一些国家，西方式的民主并没有取得很大的成功。成功的民主政治都是建立在自身的文化基础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之上的。
但另一方面，很显然，中国政治对很多国家尤其是先进发达的民主国家来说还是“异类”，他们对这个“异类”和其所包含的所谓的“不确定性”也存在着担忧。中国目前所有的各种政治话语，无论是官方的还是社会的，都不能解释为什么现存的体制是可以和其他各种体制和平共存的。
尽管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政治体制在很多方面呈现出民主化的趋势，但因为各种原因，中国内部各方面都似乎一直在凸现中国和其他体制的不同性质。这在一定程度上在继续加深其他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猜疑。
当然，中国领导层对这样一个事实不是没有意识到。前些年党内的一些自由派就提出过要改变执政党的名称。不过，这样做显然没有现实性。
但是，中国的政治改革和民主化的真正动力并非来自外部，而是内部。就是说，改革是为了回应内部而非外部的压力。奥运会的成功举行表明中国政治已经到了变革的时期。
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开放与经济的全球化和区域化同时进行。这构成了中国经济和国际接轨的巨大动力。尽管中国经济体制还有待深入，但从宏观层面看，中国已经融合进国际经济秩序。
一个开放的经济为开放的社会奠定了基础。现代中国社会远较很多民主国家开放。这些年来中国社会的进步一直被低估。但2008年令人叹为观止。很多人已经注意到，2008年可以称为中国市民社会年。在四川地震期间，诞生了成千上万个自下而上的非政府组织或者志愿组织，而奥运会期间又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催生了无数志愿组织。
无论以何种方式产生，这些组织都扮演了关键角色。这表明中国社会力量在很快成熟并且能够在国家的社会生活中成为中坚力量。毋庸置疑，社会力量的崛起和中国日益成长的中产阶级有紧密的关联。这在其他国家也是如此。在一个贫穷的社会，很难有出现大量的志愿者。
民主互动离不开法律基础
开放的经济和开放的社会必然具有政治意义。中国正在面临巨大的内部压力促成政治过程的开放。实际上，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中国现在的政治过程已经相当开放。执政党这些年来一直在努力调整执政的社会基础，这使得各社会阶层都能在不同程度上政治参与，包括新兴私营企业家阶层。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社会群体参与政治很不均衡，弱势社会群体的参与包括农民工仍然微弱。
社会的政治参与不仅仅关乎于公民权利，更关乎于政权的重建。通过基于法律之上的透明化的政治参与来重新改造政权，已经成为当务之急，在政权的基层尤其如此。
这些年来基层政权呈现出黑社会化的趋势。这和政权权力总是在不同层级政府之间流动，而没有赋权给社会（包括媒体）有关。如果基层政权的这个趋势不能阻止，整个政权就会失去基础。而赋权社会的政治改革是唯一的出路。就是说，社会民主既是人民政治权利实现的途径，也是政权重构的途径。
同样重要的是党内民主速度需要加快。党内民主的重要性不仅仅是为了防止党内权力滥用，也是为了党员的政治参与权利。民主的基本意义就是竞争，通过竞争来选拔优秀领导人。从这个角度看，党内竞争不可避免。
这些年里，中共在不同层级进行党内民主的试验，但如何规制党内民主，进行有序竞争仍然是个大问题。制度建设得好，党内竞争有助于党内团结；但如果建设得不好，就会增加党内冲突。
但无论是社会民主还是党内竞争都需要以宪政民主为依托，也就是法治。宪政是一个国家政治改革和有序民主化的制度基础。无论是执政党与社会力量的互动，还是各种社会力量间的互动或者党内不同成员间的互动都须要以法律为基础。
上述所有这些方面的民主已经在不同程度上在中国试验着。就是说，有无奥运会，中国政治都会发生变化。毕竟，经过了过去30来年的经济和社会改革，中国也应当直面民主化的问题了，并且从国际经验看，直面这个问题要比回避这个问题要有效得多。但奥运会的确可以从多方面推进中国的政治变革。
奥运会表明中国现存体制的一些特点，那就是，只要领导层具备足够的政治意愿和意志，就可以动员和集中资源，绕过各种既得利益，促成一个事业的成功。如果政治改革成为了执政党的一个事业，那么人们就有很多理由相信这个事业也能成功。
2008年9月13日
改革开放三十年系列 俄罗斯的改革比中国更成功吗？
【改革开放三十年系列之一】对话王小鲁、姚洋：俄罗斯的改革比中国更成功吗？
王小鲁：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姚洋：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
孰优孰劣一目了然
●10年增长是暂时性的，20年是一种惯性，30年了还说中国不成功，有点不顾事实。增长了30年，经济上的改革基本完成，这个跟俄罗斯比肯定是巨大的成就.。
●假定俄罗斯不变坏只变好，假定中国不变好只变坏，才能说俄罗斯的改革比中国改革好。
南方周末：在比较中国和俄罗斯不同的转轨路径时，西方影响较大的看法是俄罗斯的选择优于中国，你们如何看？
王小鲁：改革是否成功，要看大多数老百姓的评价和切身感受。从目前的结果看，两种改革的优劣一目了然。中国改革，老百姓普遍得益是事实，而俄罗斯在1990年代，无论GDP还是老百姓的生活水平都大幅度下降，GDP几乎掉到1990年的一半。普京上台后情况在恢复，但至今都没有恢复到改革前的最好水平。不能让人民普遍受益的改革，怎么能说是好的改革？
南方周末：西方观点认为，这是俄罗斯这一代人的选择，他们已经支付了成本，而未来中国还要付成本，而且成本可能大得无法想象。
王小鲁：中国改革的确还没有改完。政治体制改革还没有展开，还有些非常重要的问题没有解决。将来当然还要继续付出改革成本。但凭什么说中国将来要付的都是成本，俄罗斯未来得到的都是收益？这是没有任何事实根据的主观想象。我们已经看了30年，看到了中国的进步。俄罗斯改革我们也看了近 20年，看到了休克疗法带来的灾难。它造成的巨大社会分化、少数寡头垄断资源和干政，将来也要让社会继续付出成本。仅仅用形式上老百姓是不是投了票来衡量是不够的。
姚洋：需要问的是，如果说未来俄罗斯比中国好，如何比中国好，因为什么比中国好？
1990年代中期，我刚回来的时候跟小鲁还讨论过一次，我说不能太早判断哪种转轨更成功。但现在又过了十多年，我觉得可以判断了。中国走过了30 年，10年增长可能是暂时性的 （拉美有很多国家经历过10年增长），20年可能是一种惯性，30年了还说中国不成功，我觉得有点不顾事实。
增长了30年，我们的转型基本上也都过了，我觉得经济上的改革基本完成，可能有些小的、技术层面的东西需要完善，但是大的经济框架我们都定下来了，这个跟俄罗斯比肯定是巨大的成就。先说经济改革，我们肯定比他们走得更好，我们不需要有人牺牲，没有牺牲我们还有增长，他牺牲了一代人，预期寿命在下降，现在只有56岁，比我们低16岁。
我们在往上走，他在往下走，非得说俄罗斯是成功的，我们不成功，显然是不顾事实的一个说法。
南方周末：不是否定中国现在的成就，只是说在现阶段还不能下结论。
姚洋：把中国看成静止的，中国不再变了？
王小鲁：假定俄罗斯不向坏的地方变只向好的地方变，而假定中国不能再向好的地方变了，只会向坏的地方变。基于这样一系列不现实的假定，才能得到俄罗斯改革比中国改革好的结论。
中俄两国有没有别的选择
●苏联先进行政治改革和戈尔巴乔夫是分不开的，苏联解体，是他缺乏政治能力的结果。而叶利钦时代搞大爆炸式的改革，完全是政治需要。丘拜斯给他出主意，说要把原体制的政治基础打下去，把原来体系里面得到好处的人从经济上切除掉，这完全是一个政治考虑，不是经济考虑。
●中国当时的领导人选择了摸着石头过河，双轨并行，渐进式改革。回过头来说，当时能不能管得更紧一点，不让官倒那么公然渔利？能不能做得更透明一点，更有秩序一点？完全可以！但是不能因此否定双轨制的效用。
●现成的历史告诉我们，世界上已经存在的成功的模式是市场经济，这个东西其实也是一个实践的东西，并不是理论看起来更好所以就选择市场经济。
南方周末：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对改革初始条件的讨论。萨克斯、胡永泰和杨小凯在他们关于转轨和宪政的文章里指出，因为改革前中国工业化程度不高，使我们可以通过渐进式的改革实现增量，而俄罗斯的高度工业化使他们只能选择激进的休克疗法，别无他路。
姚洋：钱颖一、许成钢在美国的《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发表过一篇文章，也有类似结论。他们认为，苏联的计划经济非常成功，对经济基本上实现了条状管理，而中国的计划经济水平不高，还是块状管理。条状管理的权力比较大，所以从最有效的方式来说，中国注定是渐进改革，而苏联注定是全面激进的改革。
王小鲁：这个分析强调了中国和前苏联改革前的差别，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能不能据此推出结论说前苏联只能有休克疗法这一条路可走？我不这样认为。
南方周末：戈尔巴乔夫曾经试图学中国，走渐进路线，但没能学下去。
萨克斯他们的解释是，这是初始条件不同决定的。因为苏联工业产值在GDP中比重高，整体经济的利润率相对高，比重较高的工业部门补贴得起较小的农业部门，他们集体农庄的农民收入跟工人相差不大。而1978年中国农业在GDP中占到60％以上，农民收入远低于城里的工人，使得改革后私营企业可以以一个高于农民、低于工人的工资水平大量雇用人员，保证了这些私营企业可以活下来，可以成长，对国营企业形成竞争，这使增量式的改革可以成功。而苏联则改不下去，最后只能用休克疗法。
王小鲁：我不赞成这个观点，初始条件中国和苏联确实不一样，苏联当时工业化程度比中国高，而且农业部门没有那么多人，中国大量的人口还在农业部门，起点低，中国的人均收入、GDP都更低，这些是初始条件。
苏联的工业是高度专业化的，条条管理的，这样一套体系想改成一个竞争的体系相对比较难，要打乱重新组合，是比较痛苦的过程。而中国块块管理扮演的角色比较重，地区和地区之间比较容易展开竞争，改起来痛苦程度小一点，这些我觉得都是对的。但是只能说中国在这样一个初始条件下，在改革的初始阶段受益更显著，也许可以说改革更容易一点，不能说中国只能走这条路而苏联只能走那条路。
他有他的条件，但苏联的改革是不是依照当时的实际条件而采取的改革措施，则要另当别论。即便他有这一系列的条件，条条管理、专业化分工，工业比重比较高，但是有没有可能采取一个更渐进的方法，不要搞这种一夜之间全部打乱了重来的休克疗法，我认为是有可能的。
说苏联的渐进改革失败才走现在这条路，这是不准确的。1988年我到苏联考察，看到了他当时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和中国在1980年代初的改革非常相近：一个是向各加盟共和国放权让利，把一部分投资权转移给加盟共和国；再一个是企业扩大自主权，搞类似于中国初期的三项基金、奖金这些东西增加激励，中国工业改革走的是价格双轨制，他当时也在探索走这条路，比如说企业超产的部分允许5%可以拿到市场上销售，价格自己来决定，由供求关系决定。这些探索当时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效益，并非走不下去。
价格双轨制改革实际上使中国受益很大，因为市场价格在边际上起作用，调节了供求，调节了资源配置。如果一夜之间把计划价格全部取消，整个经济体制就陷入瘫痪，中国成功的关键是避免了经济瘫痪，而通过边际增量的改革引进了市场机制。即便不说非国有企业的发展，单讲国有企业，初期阶段的时候双轨制的方式其实也起了很大作用。
姚洋：为什么苏联后来走这条路没走成呢？
王小鲁：关键是政治原因。1989年就发生政变，然后叶利钦上台，上台以后宣布俄罗斯独立，脱离苏联，首先政治上解体，然后完全接受西方建议的休克疗法，实际上是推翻了前面的渐近主义的试验。
南方周末：试验没有进行下去是一个偶然事件？
王小鲁：是政治原因。
南方周末：休克疗法首先在波兰实行，波兰的改革比较顺利，俄罗斯还派了庞大的观察团去波兰考察。
姚洋：我觉得都有政治上的原因。波兰毕竟是统一的国家，而且规模比较小，国家没有分裂过，而整个苏联经历了大的政治动荡，波兰国内团结工会和政府对抗了那么长时间，过渡的时候相对来说好一点，苏联的政治动荡则伤害太大。
我还是赞同小鲁的看法。钱颖一他们写的文章把条条管理称为U型模式，块块管理称为M型，并说明M型和U型的差别，没有问题。但是如果用这之间的差别解释中国和前苏联的不同道路，好像是命运决定的一样，似乎有点太机械了。
南方周末：你基本上不同意这个判断——内在的经济条件不同决定了他们只能选择两条不同的道路。
姚洋：其实苏联选先进行政治改革，显然和戈尔巴乔夫是分不开的，我觉得完全是因为戈尔巴乔夫自己缺乏政治能力的结果。
王小鲁：现在回过头来看，中国老一代政治家的政治智慧是了不得的。
南方周末：所以初始条件中要加上一条——我们有极具执行能力的政治领导人，当选定目标后，知道用什么方式最好地达到目标？
姚洋：对。我看过美国人写的回忆录上，有关于戈尔巴乔夫的一段，他在党代会上急了，“让你们投票你们就投票”。结果投完了就乱来了，他把自己的权威给转换掉了。
南方周末：胡永泰的解释是，因为学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没有明显成效，为什么中国能成功苏联就不能成功？戈尔巴乔夫认为，阻力来自于官僚体系内，他认为需要先把官僚体系摆平，也就是通过政治改革把阻力消除，结果遇到了更大的阻力，这样就把所有的东西都弄乱了。
姚洋：这么解释我觉得能接受。这说明戈尔巴乔夫没有足够的政治智慧，他不知道怎么把政治阻力化解，我们中国改革开放党内政治阻力也很大。
1978年，万里当安徽省委书记，王郁昭在滁县搞包产到户，主管农业的中央领导知道了打电话给万里，要求万里阻止，万里回去找邓小平，邓小平说可以试试，当时阻力是不小的。
王小鲁：还有一段争论，我看到报导，杜老（杜润生）讲述的，说农口的一位老干部说包产包户违背社会主义原则，不能推广，万里说这是老百姓的要求，老百姓只不过是希望吃饱肚子而已。然后那位老干部讲包产包户不是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道路，违背了基本的社会主义方向。万里就说社会主义和老百姓你要哪个？前者说我要社会主义，万里说我要老百姓。
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苏联，阻力都不小，关键是怎么走下来的。
南方周末：一种关于30年前改革的说法是，当时中国的情况糟到不能再糟了，邓小平的决定，看起来是一个特别自然而然的选择，任何一点改变的尝试都会有正效应。从你们的经历和感受来看，其实没那么必然，反而当时的选择非常困难，是吗？
王小鲁：是这样。其实改革刚开始的时候争论非常多，能不能包产包户，能不能发展乡镇企业，允许不允许私有企业存在，价格能不能放开，多大程度上放开……一系列的争论，后来一步一步走了这么长一条路走过来了。
我觉得要跟苏联比有一个关键的不同点。中国当时的领导人选择了摸着石头过河，通过经验摸索和积累，逐步地解决改革中间遇到的问题，逐步地把体制过渡过来。这套改革的哲学是实践第一的。因为从计划体制转向市场体制，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有经验，既没有现成的经验也没有现成的理论——经济学理论都是对市场经济的总结，价格怎么发生作用，供求关系怎么发生变化，这些东西都是在市场经济已经存在了，然后经济学家才来总结市场是怎么工作的。至于从一个计划经济怎么转向市场经济，谁也不知道怎么转，会发生什么。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生活了那么多年的人，我们当时没有任何关于市场经济的切身体验——我那个时候关于市场经济的一点知识是从萨缪尔森的经济学课本上看来的，读资本论也是在农村插队时读的，再看南斯拉夫的一点东西——其实没有人亲眼见过真的市场经济是怎么回事。我们的上一代人从解放前过来，但那不是典型的市场经济，那些留过洋的人，比如邓小平，看见过市场经济，但是他也不知道怎么过渡，你去问任何西方经济学家都没有任何这方面的经验。不过市场经济取得了成功是事实，是人类经验证明了的东西。计划经济在与市场经济的竞争中败下阵来，这也是事实。所以我们知道改革的大方向是什么。但怎么走，还是要靠摸索。
单靠经济学教科书，拿了一个现成的理论模式照着往下套，根本不能解决问题，改革中一系列复杂的社会问题、经济问题都不能从教科书里找到现成的答案。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一步步摸着石头过河，现在回过头来看这种改革的逻辑是惟一有效的。
南方周末：是不是因为有人走在前面，有教训可以看到，所以中国一直坚持渐进主义？
王小鲁：我们其实在1990年代某些改革是加速的，选择渐进是1980年代就定下来的路线。
渐进是因为第一你看不清，第二有些你看得到的措施会带来严重的影响。比如说价格双轨制，当时我们和世行的经济学家讨论过这个问题，他们说这一定是错误的，两套不同的价格体系并存，两套不同的信号会造成整个经济的混乱，最后结果会导致经济崩溃。
我记得当时我们没有更多的理论基础跟他们争论。但事实是，比如说当时的钢材价格600元一吨，市场价格2000元一吨，中国有大量的企业以钢材为原料，假定一夜之间取消钢材的计划价格，钢材的价格一定暴涨，钢铁企业是赚了，但是其他企业会死——成本一下子高了好几倍，但是产品价格涨不起来。这意味着什么？中国能不能承受得起突然间多少企业倒闭，几千万工人失去工作？短时间拿什么养他们？承受不起。如果下游产品价格也涨同样起来，照样不是好事，因为老百姓承受不起。这就是我们当时面临的现实。因为承受不起这样的后果，你只能接受渐进改革，你超产部分可以卖2000元一吨，原来计划以内的还是按600元一吨卖。
当然这中间也产生了不少问题。回过头来说，当时能不能管得更紧一点，减少中间的寻租行为，不让官倒公然渔利？能不能做得更透明一点，更有秩序一点？完全可以！但是不能否定双轨制的作用。
在中国一夜之间放开价格是不行的，在苏联明显也是这样的情况，而且他可能带来的问题更复杂，因为按照很多经济学家的说法当时他计划比中国彻底，资源配置扭曲比中国还严重，一夜之间价格改革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会比中国还严重。这些情况我们在中国能够看到，他们为什么看不到？不能因为你走了这条路，就说我必须这么走，没有其他选择。这是没有道理的。你必须看他实践中带来的是什么。
休克疗法其实没有理论。如果说理论模式，只有一句话，就是说不能分两次跳过一条沟，只能一步跳过去。但中国也是在过沟，我们分了多少次跳过去的！
姚洋：可以搭一座桥慢慢走过去。
王小鲁：事实上苏联当时主导改革的集团，把对社会的冲击，对老百姓的负面影响置之度外，根本不考虑。
姚洋：丘拜斯的美国经济顾问后来写过一本书《卖掉俄国》，他明确地说当时为什么要搞大爆炸式的改革，完全是政治需要。当时丘拜斯给叶利钦出主意，说要把原来体系的政治基础打下去，把原来体系里面得到好处的人从经济上切除掉，用私有化让老百姓高兴。他说私有化会一下子创造出一批拥护现在政权的人，这么多人会支持我们。
这完全是一个政治考虑，不是一个经济考虑。叶利钦因为政治需要这么做的。
当时一个明显的说法是我们尽快地走才能造成既成事实让原有政权回不来，越快越好，不惜通过私有化人为地造成一批寡头，让这些人掌握了经济命脉。
南方周末：中国改革的内在逻辑是对的，因为人类社会没有同样的经验，所以我们要走一步看一看？
姚洋：对。这个哲学不仅对转轨有借鉴作用，其实对很多其他国家，包括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有价值，做事情的时候可能都是要抱着这种实用主义的态度。实用主义这个词容易被误解，我把它叫务实主义。美国的哲学就是务实主义的哲学。
做事情都得一步步来，我们要接受所谓的次优的安排，每次只要有一点改进，十年之后就可以做到很好。很多发展中国家面临同样的问题，达到最优的状态不太可能。比如说腐败问题，我们都痛恨腐败，但建立一个高效又不腐败的政府太难了，香港、新加坡是很罕见的，其他地方的政府都有腐败，程度不同而已。
另外一个我们国家走过来，和通常意义上的实用主义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还有实践，实践加上实用主义，实践的务实主义，我们不是说世界变了我们就一定要跟着变，我们还有一个实践的过程，不断地试，允许你犯错误，可以做错，做错了我们再改。
王小鲁：那时候很多人开始在考虑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不同，很多理论上的讨论当时不能发布出来，公开的说法不能说市场经济好，但是你可以说商品经济好，说的就是市场经济，其实都明白，心知肚明。
市场经济为什么好，其实不是因为市场经济这套理论好，不是说这套理论解决了别人都没解决的问题。大家认为市场经济好，是因为人类的近代、现代的历史经验证明了市场经济成功了，非市场经济没有这样成功的经历，社会主义国家搞计划经济一开始看着是成功的，后来越看越不行，最后大家觉得没有出路了，必须改变。怎么变？现成的历史告诉我们，世界上已经存在的成功的模式是市场经济，这个东西其实也是一个实践的东西，并不是理论看起来更好所以就选择市场经济，不是这个道理。
当时的苏联改革，我觉得是模式先行了。我更看重的是实践先行。实践告诉我的东西，和逻辑告诉我的东西，我到底更信哪个，这是第一。
第二，经济学理论讲帕累托最优、帕累托改进，什么叫帕累托改进？经过资源的重新配置，至少有人更好，但是没有人变得更坏，至少有一部分人受益，但是没有人受损。
一个资源重新配置后，有人受益了也有人受损了，你就很难判断这个是不是好的，这个不是帕累托最优。如果说少数人受益，多数人受损，那就不仅不是帕累托改进，而是社会退步了。俄罗斯改革直接的结果就是少数人受益多数人受损。
普京为什么那么受俄罗斯老百姓欢迎
●普京上台为什么那么受欢迎？老百姓恨死那些寡头了，凭什么你一夜变成亿万富翁，最后变成操纵全局。1990年到1998年俄罗斯的GDP掉了57%，通货膨胀率十年累计是2000倍。除了二战，什么灾难也没有这个大。
●普京使俄罗斯稳定下来，他上台以后西方人很反感，但西方有战略眼光的人都会感谢他，否则俄罗斯可能乱了，会成为一个非常不稳定的因素。
南方周末：跟中国不一样，中国的富人大都经过一个漫长的财富积累过程，俄罗斯的寡头是一夜之间诞生。
王小鲁：对。就是靠运气、靠关系、靠是内部人，切尔诺梅尔金当年是国有全苏天然气公司的董事长，后来成了总理。天然气公司私有化时，授权给自己，把全俄罗斯的天然气都拿到手里，凭什么全俄罗斯老百姓的财产都变成你一个人的了？
1992年俄罗斯全面放弃计划价格，一夜之间搞市场价格，一夜之间推行私有化，当年的价格水平就暴涨16倍，从1992年到1994年大概是600 多倍，老百姓怎么活？企业卖掉了，设计的方案看起来很公平，给你一个什么证，值一万卢布，拿这个证买企业的股份，但是同时又在搞休克疗法的价格改革，一夜之间一万卢布买一双皮鞋就没了，这个证当年就变得什么也没有了。同时少数精明的商人开始从老百姓手里廉价收购认股权证，集中到一个人手里就把企业买下来。但是他之前并不懂经营，他只知道从老百姓身上找机会发财，一夜之间就变成了企业的所有者，然后再进一步改革，把大石油公司用垃圾价卖给别人，转瞬之间垄断寡头就出来了。
姚洋：看似公平的手段，结果变成严重的不公平。这些寡头们肆无忌惮到后来玩“猎人游戏”，打猎不是打动物，是打人，把死刑犯放到野外当猎物打。
南方周末：这太肮脏！
姚洋：普京上台为什么那么受欢迎？老百姓恨死那些人了，凭什么你一夜变成亿万富翁，最后变成操纵全局。现在在监狱里的那个前首富，在议会投票时打电话给议员，说要按他的要求投，条件从30万美元加到50万、80万美元，对方不接受，他说不投你出门就会被杀掉，现在你要钱还是要命？到这种情况还不把他抓起来，这个国家就已经不是一个国家了，被这些寡头们控制了。关于对他的处置，西方整体上偏见非常大。
王小鲁：按西方一些人的说法，普京上台后对付寡头们，是倒退，是市场经济的倒退，退回到政府干预，退到国家资本主义。
姚洋：我倒相信这是美国的一个阴谋——如果俄罗斯变成一个寡头统治的国家，显然对美国很有利，他不愿意看到一个正常的俄罗斯，如果说这个国家变得像拉美一样，要容易控制得多，而寡头们比较受西方人支持。
我看到一位澳大利亚的经济学家写道，普京做对了。西方的有识之士已经看到俄罗斯的危险，有可能变成法西斯的社会，也有可能变成像拉美一样，比较带有正义感的西方人是知道的，俄罗斯这个国家再这样要完蛋了。
王小鲁：如果叶利钦上台算起，1990年到1998年俄罗斯的GDP掉到了57%，几乎没了一半，通货膨胀率十年累计是几千倍。除了二战，什么灾难也没有这个大，大部分老百姓生活水平都下降了。
一般老百姓营养水平下降了，婴儿死亡率上升了。还有一些人失去工作了就冻死在路边，那可能是酒鬼。平均寿命就是这么下降的。
姚洋：我相信，再过10年20年，肯定有人回过头评价俄罗斯转型的长期影响。那个时候出生的孩子肯定比其他时期出生的孩子身体差，就像我们三年饥荒时出生的孩子一样。
普京上台以后西方人很反感，但他的确做了好事情，使得俄罗斯稳定下来，把本来是老百姓的资源从寡头手里夺回来了，也许外界说得对，他自己也积累了财富，但是他毕竟替老百姓夺回来了资源。
当然他碰到了好时候，整个油价在涨，但是如果说没有他，涨价的好处全给寡头了，那么我们可以想象，肯定是现在在监狱里面的那家伙当总统了，他几百亿美元的财富，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可以拿这个东西买选票，可以买任何人的生命。如果说被这样一个人控制，俄罗斯会成什么样？我想西方有战略眼光的人都会感谢普京，否则俄罗斯可能乱了，会成为一个非常不稳定的因素。
南方周末：所以，激进改革其实不是这一代俄罗斯人自己的选择？
王小鲁：不是，完全是少数人控制的。叶利钦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他制造了寡头，后来发现自己反被寡头控制了，再后来是求着寡头支持他——最后一次选举时，如果没有寡头介入，他根本选不上，最后是寡头借钱让他通过。
1990年代，我在澳大利亚的大学读学位，和一个乌克兰学生共用一个办公室。90年代后期，我在联合国大学做访问学着，和俄罗斯来的一个访问学者常常一起喝酒，他们说起前苏联发生的事就痛恨不已。
中国道路的价值在哪里
●市场和民主是不是终极目标？终级目标应该是让老百姓得到利益，得到改善，得到发展的机会，让整个国家的人民今天比昨天好，明天比今天好，这应该是至高无上的目标。
●中国改革能够走到今天，很重要的一个因素被忽视了，那就是中国政府是中性政府，所谓中性政府，就是政府的政策选择与大多数人的利益取向一致，而不是倾向于特定的利益集团。这在发展中国家中是独一无二的。
●中国未来的危险，第一个是增长停止，第二个是社会更不公平，一个是效率上的，一个是公平性上的。有变成拉美化，或者变成民国化，回到民国的官僚资本主义的危险。
姚洋：俄罗斯和东欧发生的事对中国决策层有很大触动。他们得到两方面的信息，一方面必须给老百姓办实事，要有经济增长，如果没有经济增长社会就会动荡；第二个是要加快改革，我觉得1990年代加快改革可能跟苏东的变化还是有关系的，有关系但不是反过来，是说苏东改革了，我们要加快。
我们整个动真格改革是在1990年代，1980年代很多是在边缘上做一些调整，基本上以农村改革为主。
王小鲁：但在1990年代国有企业改革时，按比重来看非国有企业已经超过国有企业了。我通过1980年代改革，已经形成了越来越大的非国有部门，国有企业尽管也市场调节了，但是他的绩效不如非国有企业，发展比非国有企业发展慢，结果造成非国有企业占的比重越来越大，所以长期经营不好的国有企业变成包袱，所以到了90年代，对一些这样得企业干脆卖掉算了。
姚洋：一开始是有计划要改国有企业的，1984年莫干山会议提出过这个问题，只不过后来把这个事情放下来了，并不是说不改。中国这种转型，在制度方面没有很大的跨越，但是我们的路是独特的道路，是有价值的。
南方周末：最大的价值在哪里？
姚洋：我们走这条路是有价值的，不光对于中国人自己有价值，对于世界也是有价值的。在国内的学者对政府的批评太多，我不是说批评不对，但是一边倒的批评使国外对中国的看法有偏见。友善一点的西方学者往往说中国是奇迹，但是中国是怎么走过来的他不问，你总得要说中国在过去30年哪些东西走对了，否则我们不可能走得这么好。关键是我们没有很好总结，怎么走对了，多数是批评，而且在国外出名的华人基本上是批评中国的人。
王小鲁：批评中国容易出名。
姚洋：中国大陆毕竟是在中国共产党的体制下发展起来的，并不是台湾、韩国那样在冷战的时候得到机会发展。中国是作为一种威权体制的发展中国家发展起来的，西方社会对中国非常警觉，怕中国这种模式传到西方去，他也变成威权了。这里有偏见。
从正面总结中国过去的30年，我们做得太不够了、太少了，林毅夫老师在这方面做得是比较好的，但是他基本上说一个比较优势，不够，没有说明白我们的体制哪个地方是对的。当然我认为不能得出威权体制是好的这个结论，南美的威权体制失败了，为什么中国或者说东亚的威权体制就成功了？
王小鲁：面对改革选择的时候，实际上俄罗斯当时选择那条路是损害了老百姓的利益，而中国的这条路有利于老百姓。怎么评价改革的得失？这个改革必须是有利于大多数人的，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根本的区别不是激进和渐进的问题，渐进无非是说我要一步步走，要摸索经验，这是一种哲学的差别。
一个基本原则的差别是我把什么东西作为最终目标？对中国来说，凡是成功的改革措施，其实是把对老百姓有好处，符合老百姓的根本利益，作为改革的目的。有些改革措施不那么成功，事后看来是违背了这个目标。在俄罗斯是把某种模式作为改革目标，我要建立一个美国式的市场经济，那是一个理论模式，然后的逻辑是我怎么能尽快建成那种模式，其他的东西都不顾了，老百姓受损害我认为都是必要的成本。
姚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俄罗斯人民的选择是政治选择，他们选择改变过去，老百姓也不明白政治选择之后他的生活水平会下降。如果老百姓知道这个后果，可能老百姓就不会同意了，当时苏联的那种状态下老百姓对政治方面的体制已经失望了、厌恶了，好比我们1970年代老百姓对“文革”的厌倦。
王小鲁：我觉得当时中国、苏联的人民心态是一致的，老百姓希望变，不希望改革前这种状态再延续下去。
姚洋：俄罗斯老百姓觉得过去是不好的，太黑暗了，大家都想变，关键是这方面有点偶然——叶利钦很会表现，而且他得到西方的支持。但他有一些民族主义的倾向，我俄罗斯就是纯粹的俄罗斯，加盟国我不要，这个对俄罗斯人有一定的吸引力，很多很复杂的事情加在一起，大家就跟着他走了，那个时候需要一个英雄，但没想到他领着俄罗斯走向倒退了。
王小鲁：可以说是苏联人民选择了要改变过去的计划体制。因此投票给叶利钦，因为只有叶利钦最明白地说出来，这个东西我不要了，我要改了。至于怎么改，由叶利钦选择，并不是俄罗斯人民的选择，而叶利钦的选择，或者说叶利钦用的一小批精英的选择，没有经过俄罗斯人民的同意，这些选择是他们自己定的。
姚洋：丘拜斯那个时候大概是42岁，一帮年轻人坐在那里，这些人痛恨过去的政策，希望彻底地和原来的社会主义决裂，你想他们想出来的政策是怎么样的政策？
王小鲁：他们和我们那一代人，当时参与中国改革的年轻人，实际上所有关于计划体制和市场体制是什么东西的知识、经验都是一样的，知道过去那套东西不好，知道世界上存在着一个市场经济，那个东西比计划经济成功，所有的知识就这么多。我们当时也就知道这么多，但我们还是比他们好一点，我们在农村插队那么多年，知道老百姓怎么生活，所以做什么事情的时候都会想老百姓会怎么样，他们没有这样的经历，他们所有的知识都是书本上来的。
南方周末：那么多西方学者看到俄罗斯的现实，为什么他们仍认为俄罗斯的改革优于中国？
王小鲁：我可以理解很多人，从国内到海外，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评价。因为他们心目中有两个东西是至高无上的，一个是市场体制，一个是民主政治，这是一个终极的理论目标。从形式上看，俄罗斯两者都有；而中国是有了市场经济，但不太彻底，政府干预较多，从政治体制上说还没有形成一套完善的模式，因此单纯从理论上推导，可以得出来一个结论，认为俄罗斯改革好于中国改革。
但是问题在于，市场和民主是不是终极目标？我认为这两个东西都是非常必要、非常重要的，但终极目标应该是让老百姓得到利益，得到改善，得到发展的机会，让整个国家的人民今天比昨天好，明天比今天好，这应该是这个社会至高无上的目标。你形式上有个民主政治，老百姓投票选总统，但你没有解决如何让总统接受社会监督、代表老百姓的利益，那么你仍然没有真正解决政治体制问题。
姚洋：萨克斯和杨小凯合作的那篇关于宪政的文章我们杂志也登了，我们都很尊重小凯。但就像小鲁说的，他拿许多概念性的东西在套中国现实，中国没有宪政，中国没有自由选举，所以说中国不好。我觉得过于意识形态了，这是许多从国外回来的经济学家的毛病。
王小鲁：其实刚刚姚洋讲到国家在经济中间的角色，还需要更深入的研究，也许还需要一代人的探索。
刚才我们讲叶利钦的政府做了违背老百姓利益的事情，而在中国可以说我们的政治体制还没有深层的改革，过去传统的国家，传统的模式没有彻底的改变，尤其是在改革初期的时候，这样一个改革的政府作出了有利于老百姓的事，但也不说明问题都解决了。
姚洋：我最近在想，中国改革能够走到今天，很重要的一个因素被忽视了，那就是中国政府是中性政府。所谓中性政府，就是政府的政策选择与大多数人的利益取向一致，而不是倾向于特定的利益集团。这在发展中国家中是独一无二的。
为什么说我们的政府能比较中性，这与我们的社会结构有关系，我们的社会结构比较平等。
王小鲁：我觉得西方的公共选择理论基于一个正确的判断，推出一个不大准确的结论。老百姓选举出来的政府可能违背老百姓的利益，这个判断没错，但结论是政府越小越好，是不是小到零最好？我们不可能没有政府，有很多事情是要依靠政府做的，怎么叫越小越好，这本身就是一个悖论。
实际上并不是越小越好，减少政府过多的干预是好的，但是政府的必要工作还得要，问题不在于政府到底多小最好，而在于政府做的事情能不能反映老百姓的利益和要求。而关于这点我们看到的事实和过去的理论模式不一定吻合，不是说因为是老百姓投票选了你，你做的事情就一定都是对的，不能这么理解。实际上市场经济模式多种多样，现在没有一个惟一对的、惟一好的模式，民主同样如此。
我相信，我们的政治体制是需要改革的，我并不认为现在这样最好，不需要改了。我们必须继续改革。但不意味这样一个有待进一步改革的政府不能做出有利于老百姓的选择。我想我们以后的改革可以从经济改革的实践中借鉴许多东西。没有所谓的惟一选择，我们还是需要摸着石头过河，一步步走，从实践中总结经验。我们知道总的来说，民主是个好东西，但不一定哪个国家的民主模式就可以直接拿来作为终极目标，因为你还得检验你的改革是不是符合老百姓的利益，通过这样的检验来取得我们今后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认识。
南方周末：对于许多西方人来说，中国是一个很大的谜题。这样一个看起来从各个方面都不符合西方口味的体制竟然走得不错，他们很困惑。所以对中国的看法总是在中国崩溃和中国威胁两极之间摇摆。对于中国的未来，你们最担忧的是什么？
王小鲁：我有一个担心，改革改到现在，有一个现象是某些既得利益集团出来了，有些重大的决策可能受到某些既得利益集团的影响，可能在背后潜藏着对既得利益的照顾或者是认可。反观改革初期，决策非常简单非常透明，万里最开始在安徽搞包产到户的时候没有什么既得利益，只有政治风险。包产到户是老百姓想干，不是中央的发明，不是专家的创造，老百姓在1950年代就尝试，被压下去了，1960年代很多基层干部看到了，说这个东西管用，老百姓能吃饱了，但是中央觉得不行，又压了下去，然后1970年代又搞，最后在改革初期的时候得到认可，变成了一个制度。
当然现在涉及的问题更复杂，就是既得利益集团的影响，他们的声音有时变得更强大，有的时候老百姓的声音更弱，甚至听不到了。像成品油价格的问题，现在调价了，是好事。但拖了很久。调价之前是什么状态？价格倒挂，靠补贴。为什么不调价？说是怕通货膨胀率上来。但是拿石油利润补贴成品油价格，实际上是拿老百姓的钱补贴，不用油的人补贴用油的人，不开车的人补贴开车的人。而且国际油价这么高，补贴油等于鼓励多耗油。主管部门为什么看不到这一点？
还有很多事情，决策和管理过程不透明，有些事情涉及幕后交易，或者因管理不善和腐败带来对公共利益的损害。我们在改革初期避免了俄罗斯出现的问题，但我们现在仍然面临这样的危险，就是形成垄断寡头，形成某些集团对公共资源的掠夺，变成官商勾结。所以我们需要推进政府管理体制改革，让政府管理制度化、透明化、决策过程民主化。
姚洋：我也有同样的担忧。关于未来的危险，第一个是增长停止，第二个是社会更不公平，一个是效率上的，一个是公平性上的。危险在于变成拉美化，或者说我们变成民国化，回到民国的官僚资本主义。包括我们的国营企业会变成巨大的官僚资本，国营企业在运营上与私营企业已经没有多大的差别，但在权力上有优势，可以自由调用国家资源。
他们越来越成为封闭的小俱乐部，内部瓜分，但是不允许外面的人进来分享利益。如果这个过程没有改变的话我们俩都有担心。
王小鲁：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姚洋：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
孰优孰劣一目了然
●10年增长是暂时性的，20年是一种惯性，30年了还说中国不成功，有点不顾事实。增长了30年，经济上的改革基本完成，这个跟俄罗斯比肯定是巨大的成就.。
●假定俄罗斯不变坏只变好，假定中国不变好只变坏，才能说俄罗斯的改革比中国改革好。
南方周末：在比较中国和俄罗斯不同的转轨路径时，西方影响较大的看法是俄罗斯的选择优于中国，你们如何看？
王小鲁：改革是否成功，要看大多数老百姓的评价和切身感受。从目前的结果看，两种改革的优劣一目了然。中国改革，老百姓普遍得益是事实，而俄罗斯在1990年代，无论GDP还是老百姓的生活水平都大幅度下降，GDP几乎掉到1990年的一半。普京上台后情况在恢复，但至今都没有恢复到改革前的最好水平。不能让人民普遍受益的改革，怎么能说是好的改革？
南方周末：西方观点认为，这是俄罗斯这一代人的选择，他们已经支付了成本，而未来中国还要付成本，而且成本可能大得无法想象。
王小鲁：中国改革的确还没有改完。政治体制改革还没有展开，还有些非常重要的问题没有解决。将来当然还要继续付出改革成本。但凭什么说中国将来要付的都是成本，俄罗斯未来得到的都是收益？这是没有任何事实根据的主观想象。我们已经看了30年，看到了中国的进步。俄罗斯改革我们也看了近 20年，看到了休克疗法带来的灾难。它造成的巨大社会分化、少数寡头垄断资源和干政，将来也要让社会继续付出成本。仅仅用形式上老百姓是不是投了票来衡量是不够的。
姚洋：需要问的是，如果说未来俄罗斯比中国好，如何比中国好，因为什么比中国好？
1990年代中期，我刚回来的时候跟小鲁还讨论过一次，我说不能太早判断哪种转轨更成功。但现在又过了十多年，我觉得可以判断了。中国走过了30 年，10年增长可能是暂时性的 （拉美有很多国家经历过10年增长），20年可能是一种惯性，30年了还说中国不成功，我觉得有点不顾事实。
增长了30年，我们的转型基本上也都过了，我觉得经济上的改革基本完成，可能有些小的、技术层面的东西需要完善，但是大的经济框架我们都定下来了，这个跟俄罗斯比肯定是巨大的成就。先说经济改革，我们肯定比他们走得更好，我们不需要有人牺牲，没有牺牲我们还有增长，他牺牲了一代人，预期寿命在下降，现在只有56岁，比我们低16岁。
我们在往上走，他在往下走，非得说俄罗斯是成功的，我们不成功，显然是不顾事实的一个说法。
南方周末：不是否定中国现在的成就，只是说在现阶段还不能下结论。
姚洋：把中国看成静止的，中国不再变了？
王小鲁：假定俄罗斯不向坏的地方变只向好的地方变，而假定中国不能再向好的地方变了，只会向坏的地方变。基于这样一系列不现实的假定，才能得到俄罗斯改革比中国改革好的结论。
中俄两国有没有别的选择
●苏联先进行政治改革和戈尔巴乔夫是分不开的，苏联解体，是他缺乏政治能力的结果。而叶利钦时代搞大爆炸式的改革，完全是政治需要。丘拜斯给他出主意，说要把原体制的政治基础打下去，把原来体系里面得到好处的人从经济上切除掉，这完全是一个政治考虑，不是经济考虑。
●中国当时的领导人选择了摸着石头过河，双轨并行，渐进式改革。回过头来说，当时能不能管得更紧一点，不让官倒那么公然渔利？能不能做得更透明一点，更有秩序一点？完全可以！但是不能因此否定双轨制的效用。
●现成的历史告诉我们，世界上已经存在的成功的模式是市场经济，这个东西其实也是一个实践的东西，并不是理论看起来更好所以就选择市场经济。
南方周末：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对改革初始条件的讨论。萨克斯、胡永泰和杨小凯在他们关于转轨和宪政的文章里指出，因为改革前中国工业化程度不高，使我们可以通过渐进式的改革实现增量，而俄罗斯的高度工业化使他们只能选择激进的休克疗法，别无他路。
姚洋：钱颖一、许成钢在美国的《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发表过一篇文章，也有类似结论。他们认为，苏联的计划经济非常成功，对经济基本上实现了条状管理，而中国的计划经济水平不高，还是块状管理。条状管理的权力比较大，所以从最有效的方式来说，中国注定是渐进改革，而苏联注定是全面激进的改革。
王小鲁：这个分析强调了中国和前苏联改革前的差别，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能不能据此推出结论说前苏联只能有休克疗法这一条路可走？我不这样认为。
南方周末：戈尔巴乔夫曾经试图学中国，走渐进路线，但没能学下去。
萨克斯他们的解释是，这是初始条件不同决定的。因为苏联工业产值在GDP中比重高，整体经济的利润率相对高，比重较高的工业部门补贴得起较小的农业部门，他们集体农庄的农民收入跟工人相差不大。而1978年中国农业在GDP中占到60％以上，农民收入远低于城里的工人，使得改革后私营企业可以以一个高于农民、低于工人的工资水平大量雇用人员，保证了这些私营企业可以活下来，可以成长，对国营企业形成竞争，这使增量式的改革可以成功。而苏联则改不下去，最后只能用休克疗法。
王小鲁：我不赞成这个观点，初始条件中国和苏联确实不一样，苏联当时工业化程度比中国高，而且农业部门没有那么多人，中国大量的人口还在农业部门，起点低，中国的人均收入、GDP都更低，这些是初始条件。
苏联的工业是高度专业化的，条条管理的，这样一套体系想改成一个竞争的体系相对比较难，要打乱重新组合，是比较痛苦的过程。而中国块块管理扮演的角色比较重，地区和地区之间比较容易展开竞争，改起来痛苦程度小一点，这些我觉得都是对的。但是只能说中国在这样一个初始条件下，在改革的初始阶段受益更显著，也许可以说改革更容易一点，不能说中国只能走这条路而苏联只能走那条路。
他有他的条件，但苏联的改革是不是依照当时的实际条件而采取的改革措施，则要另当别论。即便他有这一系列的条件，条条管理、专业化分工，工业比重比较高，但是有没有可能采取一个更渐进的方法，不要搞这种一夜之间全部打乱了重来的休克疗法，我认为是有可能的。
说苏联的渐进改革失败才走现在这条路，这是不准确的。1988年我到苏联考察，看到了他当时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和中国在1980年代初的改革非常相近：一个是向各加盟共和国放权让利，把一部分投资权转移给加盟共和国；再一个是企业扩大自主权，搞类似于中国初期的三项基金、奖金这些东西增加激励，中国工业改革走的是价格双轨制，他当时也在探索走这条路，比如说企业超产的部分允许5%可以拿到市场上销售，价格自己来决定，由供求关系决定。这些探索当时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效益，并非走不下去。
价格双轨制改革实际上使中国受益很大，因为市场价格在边际上起作用，调节了供求，调节了资源配置。如果一夜之间把计划价格全部取消，整个经济体制就陷入瘫痪，中国成功的关键是避免了经济瘫痪，而通过边际增量的改革引进了市场机制。即便不说非国有企业的发展，单讲国有企业，初期阶段的时候双轨制的方式其实也起了很大作用。
姚洋：为什么苏联后来走这条路没走成呢？
王小鲁：关键是政治原因。1989年就发生政变，然后叶利钦上台，上台以后宣布俄罗斯独立，脱离苏联，首先政治上解体，然后完全接受西方建议的休克疗法，实际上是推翻了前面的渐近主义的试验。
南方周末：试验没有进行下去是一个偶然事件？
王小鲁：是政治原因。
南方周末：休克疗法首先在波兰实行，波兰的改革比较顺利，俄罗斯还派了庞大的观察团去波兰考察。
姚洋：我觉得都有政治上的原因。波兰毕竟是统一的国家，而且规模比较小，国家没有分裂过，而整个苏联经历了大的政治动荡，波兰国内团结工会和政府对抗了那么长时间，过渡的时候相对来说好一点，苏联的政治动荡则伤害太大。
我还是赞同小鲁的看法。钱颖一他们写的文章把条条管理称为U型模式，块块管理称为M型，并说明M型和U型的差别，没有问题。但是如果用这之间的差别解释中国和前苏联的不同道路，好像是命运决定的一样，似乎有点太机械了。
南方周末：你基本上不同意这个判断——内在的经济条件不同决定了他们只能选择两条不同的道路。
姚洋：其实苏联选先进行政治改革，显然和戈尔巴乔夫是分不开的，我觉得完全是因为戈尔巴乔夫自己缺乏政治能力的结果。
王小鲁：现在回过头来看，中国老一代政治家的政治智慧是了不得的。
南方周末：所以初始条件中要加上一条——我们有极具执行能力的政治领导人，当选定目标后，知道用什么方式最好地达到目标？
姚洋：对。我看过美国人写的回忆录上，有关于戈尔巴乔夫的一段，他在党代会上急了，“让你们投票你们就投票”。结果投完了就乱来了，他把自己的权威给转换掉了。
南方周末：胡永泰的解释是，因为学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没有明显成效，为什么中国能成功苏联就不能成功？戈尔巴乔夫认为，阻力来自于官僚体系内，他认为需要先把官僚体系摆平，也就是通过政治改革把阻力消除，结果遇到了更大的阻力，这样就把所有的东西都弄乱了。
姚洋：这么解释我觉得能接受。这说明戈尔巴乔夫没有足够的政治智慧，他不知道怎么把政治阻力化解，我们中国改革开放党内政治阻力也很大。
1978年，万里当安徽省委书记，王郁昭在滁县搞包产到户，主管农业的中央领导知道了打电话给万里，要求万里阻止，万里回去找邓小平，邓小平说可以试试，当时阻力是不小的。
王小鲁：还有一段争论，我看到报导，杜老（杜润生）讲述的，说农口的一位老干部说包产包户违背社会主义原则，不能推广，万里说这是老百姓的要求，老百姓只不过是希望吃饱肚子而已。然后那位老干部讲包产包户不是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道路，违背了基本的社会主义方向。万里就说社会主义和老百姓你要哪个？前者说我要社会主义，万里说我要老百姓。
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苏联，阻力都不小，关键是怎么走下来的。
南方周末：一种关于30年前改革的说法是，当时中国的情况糟到不能再糟了，邓小平的决定，看起来是一个特别自然而然的选择，任何一点改变的尝试都会有正效应。从你们的经历和感受来看，其实没那么必然，反而当时的选择非常困难，是吗？
王小鲁：是这样。其实改革刚开始的时候争论非常多，能不能包产包户，能不能发展乡镇企业，允许不允许私有企业存在，价格能不能放开，多大程度上放开……一系列的争论，后来一步一步走了这么长一条路走过来了。
我觉得要跟苏联比有一个关键的不同点。中国当时的领导人选择了摸着石头过河，通过经验摸索和积累，逐步地解决改革中间遇到的问题，逐步地把体制过渡过来。这套改革的哲学是实践第一的。因为从计划体制转向市场体制，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有经验，既没有现成的经验也没有现成的理论——经济学理论都是对市场经济的总结，价格怎么发生作用，供求关系怎么发生变化，这些东西都是在市场经济已经存在了，然后经济学家才来总结市场是怎么工作的。至于从一个计划经济怎么转向市场经济，谁也不知道怎么转，会发生什么。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生活了那么多年的人，我们当时没有任何关于市场经济的切身体验——我那个时候关于市场经济的一点知识是从萨缪尔森的经济学课本上看来的，读资本论也是在农村插队时读的，再看南斯拉夫的一点东西——其实没有人亲眼见过真的市场经济是怎么回事。我们的上一代人从解放前过来，但那不是典型的市场经济，那些留过洋的人，比如邓小平，看见过市场经济，但是他也不知道怎么过渡，你去问任何西方经济学家都没有任何这方面的经验。不过市场经济取得了成功是事实，是人类经验证明了的东西。计划经济在与市场经济的竞争中败下阵来，这也是事实。所以我们知道改革的大方向是什么。但怎么走，还是要靠摸索。
单靠经济学教科书，拿了一个现成的理论模式照着往下套，根本不能解决问题，改革中一系列复杂的社会问题、经济问题都不能从教科书里找到现成的答案。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一步步摸着石头过河，现在回过头来看这种改革的逻辑是惟一有效的。
南方周末：是不是因为有人走在前面，有教训可以看到，所以中国一直坚持渐进主义？
王小鲁：我们其实在1990年代某些改革是加速的，选择渐进是1980年代就定下来的路线。
渐进是因为第一你看不清，第二有些你看得到的措施会带来严重的影响。比如说价格双轨制，当时我们和世行的经济学家讨论过这个问题，他们说这一定是错误的，两套不同的价格体系并存，两套不同的信号会造成整个经济的混乱，最后结果会导致经济崩溃。
我记得当时我们没有更多的理论基础跟他们争论。但事实是，比如说当时的钢材价格600元一吨，市场价格2000元一吨，中国有大量的企业以钢材为原料，假定一夜之间取消钢材的计划价格，钢材的价格一定暴涨，钢铁企业是赚了，但是其他企业会死——成本一下子高了好几倍，但是产品价格涨不起来。这意味着什么？中国能不能承受得起突然间多少企业倒闭，几千万工人失去工作？短时间拿什么养他们？承受不起。如果下游产品价格也涨同样起来，照样不是好事，因为老百姓承受不起。这就是我们当时面临的现实。因为承受不起这样的后果，你只能接受渐进改革，你超产部分可以卖2000元一吨，原来计划以内的还是按600元一吨卖。
当然这中间也产生了不少问题。回过头来说，当时能不能管得更紧一点，减少中间的寻租行为，不让官倒公然渔利？能不能做得更透明一点，更有秩序一点？完全可以！但是不能否定双轨制的作用。
在中国一夜之间放开价格是不行的，在苏联明显也是这样的情况，而且他可能带来的问题更复杂，因为按照很多经济学家的说法当时他计划比中国彻底，资源配置扭曲比中国还严重，一夜之间价格改革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会比中国还严重。这些情况我们在中国能够看到，他们为什么看不到？不能因为你走了这条路，就说我必须这么走，没有其他选择。这是没有道理的。你必须看他实践中带来的是什么。
休克疗法其实没有理论。如果说理论模式，只有一句话，就是说不能分两次跳过一条沟，只能一步跳过去。但中国也是在过沟，我们分了多少次跳过去的！
姚洋：可以搭一座桥慢慢走过去。
王小鲁：事实上苏联当时主导改革的集团，把对社会的冲击，对老百姓的负面影响置之度外，根本不考虑。
姚洋：丘拜斯的美国经济顾问后来写过一本书《卖掉俄国》，他明确地说当时为什么要搞大爆炸式的改革，完全是政治需要。当时丘拜斯给叶利钦出主意，说要把原来体系的政治基础打下去，把原来体系里面得到好处的人从经济上切除掉，用私有化让老百姓高兴。他说私有化会一下子创造出一批拥护现在政权的人，这么多人会支持我们。
这完全是一个政治考虑，不是一个经济考虑。叶利钦因为政治需要这么做的。
当时一个明显的说法是我们尽快地走才能造成既成事实让原有政权回不来，越快越好，不惜通过私有化人为地造成一批寡头，让这些人掌握了经济命脉。
南方周末：中国改革的内在逻辑是对的，因为人类社会没有同样的经验，所以我们要走一步看一看？
姚洋：对。这个哲学不仅对转轨有借鉴作用，其实对很多其他国家，包括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有价值，做事情的时候可能都是要抱着这种实用主义的态度。实用主义这个词容易被误解，我把它叫务实主义。美国的哲学就是务实主义的哲学。
做事情都得一步步来，我们要接受所谓的次优的安排，每次只要有一点改进，十年之后就可以做到很好。很多发展中国家面临同样的问题，达到最优的状态不太可能。比如说腐败问题，我们都痛恨腐败，但建立一个高效又不腐败的政府太难了，香港、新加坡是很罕见的，其他地方的政府都有腐败，程度不同而已。
另外一个我们国家走过来，和通常意义上的实用主义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还有实践，实践加上实用主义，实践的务实主义，我们不是说世界变了我们就一定要跟着变，我们还有一个实践的过程，不断地试，允许你犯错误，可以做错，做错了我们再改。
王小鲁：那时候很多人开始在考虑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不同，很多理论上的讨论当时不能发布出来，公开的说法不能说市场经济好，但是你可以说商品经济好，说的就是市场经济，其实都明白，心知肚明。
市场经济为什么好，其实不是因为市场经济这套理论好，不是说这套理论解决了别人都没解决的问题。大家认为市场经济好，是因为人类的近代、现代的历史经验证明了市场经济成功了，非市场经济没有这样成功的经历，社会主义国家搞计划经济一开始看着是成功的，后来越看越不行，最后大家觉得没有出路了，必须改变。怎么变？现成的历史告诉我们，世界上已经存在的成功的模式是市场经济，这个东西其实也是一个实践的东西，并不是理论看起来更好所以就选择市场经济，不是这个道理。
当时的苏联改革，我觉得是模式先行了。我更看重的是实践先行。实践告诉我的东西，和逻辑告诉我的东西，我到底更信哪个，这是第一。
第二，经济学理论讲帕累托最优、帕累托改进，什么叫帕累托改进？经过资源的重新配置，至少有人更好，但是没有人变得更坏，至少有一部分人受益，但是没有人受损。
一个资源重新配置后，有人受益了也有人受损了，你就很难判断这个是不是好的，这个不是帕累托最优。如果说少数人受益，多数人受损，那就不仅不是帕累托改进，而是社会退步了。俄罗斯改革直接的结果就是少数人受益多数人受损。
普京为什么那么受俄罗斯老百姓欢迎
●普京上台为什么那么受欢迎？老百姓恨死那些寡头了，凭什么你一夜变成亿万富翁，最后变成操纵全局。1990年到1998年俄罗斯的GDP掉了57%，通货膨胀率十年累计是2000倍。除了二战，什么灾难也没有这个大。
●普京使俄罗斯稳定下来，他上台以后西方人很反感，但西方有战略眼光的人都会感谢他，否则俄罗斯可能乱了，会成为一个非常不稳定的因素。
南方周末：跟中国不一样，中国的富人大都经过一个漫长的财富积累过程，俄罗斯的寡头是一夜之间诞生。
王小鲁：对。就是靠运气、靠关系、靠是内部人，切尔诺梅尔金当年是国有全苏天然气公司的董事长，后来成了总理。天然气公司私有化时，授权给自己，把全俄罗斯的天然气都拿到手里，凭什么全俄罗斯老百姓的财产都变成你一个人的了？
1992年俄罗斯全面放弃计划价格，一夜之间搞市场价格，一夜之间推行私有化，当年的价格水平就暴涨16倍，从1992年到1994年大概是600 多倍，老百姓怎么活？企业卖掉了，设计的方案看起来很公平，给你一个什么证，值一万卢布，拿这个证买企业的股份，但是同时又在搞休克疗法的价格改革，一夜之间一万卢布买一双皮鞋就没了，这个证当年就变得什么也没有了。同时少数精明的商人开始从老百姓手里廉价收购认股权证，集中到一个人手里就把企业买下来。但是他之前并不懂经营，他只知道从老百姓身上找机会发财，一夜之间就变成了企业的所有者，然后再进一步改革，把大石油公司用垃圾价卖给别人，转瞬之间垄断寡头就出来了。
姚洋：看似公平的手段，结果变成严重的不公平。这些寡头们肆无忌惮到后来玩“猎人游戏”，打猎不是打动物，是打人，把死刑犯放到野外当猎物打。
南方周末：这太肮脏！
姚洋：普京上台为什么那么受欢迎？老百姓恨死那些人了，凭什么你一夜变成亿万富翁，最后变成操纵全局。现在在监狱里的那个前首富，在议会投票时打电话给议员，说要按他的要求投，条件从30万美元加到50万、80万美元，对方不接受，他说不投你出门就会被杀掉，现在你要钱还是要命？到这种情况还不把他抓起来，这个国家就已经不是一个国家了，被这些寡头们控制了。关于对他的处置，西方整体上偏见非常大。
王小鲁：按西方一些人的说法，普京上台后对付寡头们，是倒退，是市场经济的倒退，退回到政府干预，退到国家资本主义。
姚洋：我倒相信这是美国的一个阴谋——如果俄罗斯变成一个寡头统治的国家，显然对美国很有利，他不愿意看到一个正常的俄罗斯，如果说这个国家变得像拉美一样，要容易控制得多，而寡头们比较受西方人支持。
我看到一位澳大利亚的经济学家写道，普京做对了。西方的有识之士已经看到俄罗斯的危险，有可能变成法西斯的社会，也有可能变成像拉美一样，比较带有正义感的西方人是知道的，俄罗斯这个国家再这样要完蛋了。
王小鲁：如果叶利钦上台算起，1990年到1998年俄罗斯的GDP掉到了57%，几乎没了一半，通货膨胀率十年累计是几千倍。除了二战，什么灾难也没有这个大，大部分老百姓生活水平都下降了。
一般老百姓营养水平下降了，婴儿死亡率上升了。还有一些人失去工作了就冻死在路边，那可能是酒鬼。平均寿命就是这么下降的。
姚洋：我相信，再过10年20年，肯定有人回过头评价俄罗斯转型的长期影响。那个时候出生的孩子肯定比其他时期出生的孩子身体差，就像我们三年饥荒时出生的孩子一样。
普京上台以后西方人很反感，但他的确做了好事情，使得俄罗斯稳定下来，把本来是老百姓的资源从寡头手里夺回来了，也许外界说得对，他自己也积累了财富，但是他毕竟替老百姓夺回来了资源。
当然他碰到了好时候，整个油价在涨，但是如果说没有他，涨价的好处全给寡头了，那么我们可以想象，肯定是现在在监狱里面的那家伙当总统了，他几百亿美元的财富，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可以拿这个东西买选票，可以买任何人的生命。如果说被这样一个人控制，俄罗斯会成什么样？我想西方有战略眼光的人都会感谢普京，否则俄罗斯可能乱了，会成为一个非常不稳定的因素。
南方周末：所以，激进改革其实不是这一代俄罗斯人自己的选择？
王小鲁：不是，完全是少数人控制的。叶利钦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他制造了寡头，后来发现自己反被寡头控制了，再后来是求着寡头支持他——最后一次选举时，如果没有寡头介入，他根本选不上，最后是寡头借钱让他通过。
1990年代，我在澳大利亚的大学读学位，和一个乌克兰学生共用一个办公室。90年代后期，我在联合国大学做访问学着，和俄罗斯来的一个访问学者常常一起喝酒，他们说起前苏联发生的事就痛恨不已。
中国道路的价值在哪里
●市场和民主是不是终极目标？终级目标应该是让老百姓得到利益，得到改善，得到发展的机会，让整个国家的人民今天比昨天好，明天比今天好，这应该是至高无上的目标。
●中国改革能够走到今天，很重要的一个因素被忽视了，那就是中国政府是中性政府，所谓中性政府，就是政府的政策选择与大多数人的利益取向一致，而不是倾向于特定的利益集团。这在发展中国家中是独一无二的。
●中国未来的危险，第一个是增长停止，第二个是社会更不公平，一个是效率上的，一个是公平性上的。有变成拉美化，或者变成民国化，回到民国的官僚资本主义的危险。
姚洋：俄罗斯和东欧发生的事对中国决策层有很大触动。他们得到两方面的信息，一方面必须给老百姓办实事，要有经济增长，如果没有经济增长社会就会动荡；第二个是要加快改革，我觉得1990年代加快改革可能跟苏东的变化还是有关系的，有关系但不是反过来，是说苏东改革了，我们要加快。
我们整个动真格改革是在1990年代，1980年代很多是在边缘上做一些调整，基本上以农村改革为主。
王小鲁：但在1990年代国有企业改革时，按比重来看非国有企业已经超过国有企业了。我通过1980年代改革，已经形成了越来越大的非国有部门，国有企业尽管也市场调节了，但是他的绩效不如非国有企业，发展比非国有企业发展慢，结果造成非国有企业占的比重越来越大，所以长期经营不好的国有企业变成包袱，所以到了90年代，对一些这样得企业干脆卖掉算了。
姚洋：一开始是有计划要改国有企业的，1984年莫干山会议提出过这个问题，只不过后来把这个事情放下来了，并不是说不改。中国这种转型，在制度方面没有很大的跨越，但是我们的路是独特的道路，是有价值的。
南方周末：最大的价值在哪里？
姚洋：我们走这条路是有价值的，不光对于中国人自己有价值，对于世界也是有价值的。在国内的学者对政府的批评太多，我不是说批评不对，但是一边倒的批评使国外对中国的看法有偏见。友善一点的西方学者往往说中国是奇迹，但是中国是怎么走过来的他不问，你总得要说中国在过去30年哪些东西走对了，否则我们不可能走得这么好。关键是我们没有很好总结，怎么走对了，多数是批评，而且在国外出名的华人基本上是批评中国的人。
王小鲁：批评中国容易出名。
姚洋：中国大陆毕竟是在中国共产党的体制下发展起来的，并不是台湾、韩国那样在冷战的时候得到机会发展。中国是作为一种威权体制的发展中国家发展起来的，西方社会对中国非常警觉，怕中国这种模式传到西方去，他也变成威权了。这里有偏见。
从正面总结中国过去的30年，我们做得太不够了、太少了，林毅夫老师在这方面做得是比较好的，但是他基本上说一个比较优势，不够，没有说明白我们的体制哪个地方是对的。当然我认为不能得出威权体制是好的这个结论，南美的威权体制失败了，为什么中国或者说东亚的威权体制就成功了？
王小鲁：面对改革选择的时候，实际上俄罗斯当时选择那条路是损害了老百姓的利益，而中国的这条路有利于老百姓。怎么评价改革的得失？这个改革必须是有利于大多数人的，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根本的区别不是激进和渐进的问题，渐进无非是说我要一步步走，要摸索经验，这是一种哲学的差别。
一个基本原则的差别是我把什么东西作为最终目标？对中国来说，凡是成功的改革措施，其实是把对老百姓有好处，符合老百姓的根本利益，作为改革的目的。有些改革措施不那么成功，事后看来是违背了这个目标。在俄罗斯是把某种模式作为改革目标，我要建立一个美国式的市场经济，那是一个理论模式，然后的逻辑是我怎么能尽快建成那种模式，其他的东西都不顾了，老百姓受损害我认为都是必要的成本。
姚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俄罗斯人民的选择是政治选择，他们选择改变过去，老百姓也不明白政治选择之后他的生活水平会下降。如果老百姓知道这个后果，可能老百姓就不会同意了，当时苏联的那种状态下老百姓对政治方面的体制已经失望了、厌恶了，好比我们1970年代老百姓对“文革”的厌倦。
王小鲁：我觉得当时中国、苏联的人民心态是一致的，老百姓希望变，不希望改革前这种状态再延续下去。
姚洋：俄罗斯老百姓觉得过去是不好的，太黑暗了，大家都想变，关键是这方面有点偶然——叶利钦很会表现，而且他得到西方的支持。但他有一些民族主义的倾向，我俄罗斯就是纯粹的俄罗斯，加盟国我不要，这个对俄罗斯人有一定的吸引力，很多很复杂的事情加在一起，大家就跟着他走了，那个时候需要一个英雄，但没想到他领着俄罗斯走向倒退了。
王小鲁：可以说是苏联人民选择了要改变过去的计划体制。因此投票给叶利钦，因为只有叶利钦最明白地说出来，这个东西我不要了，我要改了。至于怎么改，由叶利钦选择，并不是俄罗斯人民的选择，而叶利钦的选择，或者说叶利钦用的一小批精英的选择，没有经过俄罗斯人民的同意，这些选择是他们自己定的。
姚洋：丘拜斯那个时候大概是42岁，一帮年轻人坐在那里，这些人痛恨过去的政策，希望彻底地和原来的社会主义决裂，你想他们想出来的政策是怎么样的政策？
王小鲁：他们和我们那一代人，当时参与中国改革的年轻人，实际上所有关于计划体制和市场体制是什么东西的知识、经验都是一样的，知道过去那套东西不好，知道世界上存在着一个市场经济，那个东西比计划经济成功，所有的知识就这么多。我们当时也就知道这么多，但我们还是比他们好一点，我们在农村插队那么多年，知道老百姓怎么生活，所以做什么事情的时候都会想老百姓会怎么样，他们没有这样的经历，他们所有的知识都是书本上来的。
南方周末：那么多西方学者看到俄罗斯的现实，为什么他们仍认为俄罗斯的改革优于中国？
王小鲁：我可以理解很多人，从国内到海外，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评价。因为他们心目中有两个东西是至高无上的，一个是市场体制，一个是民主政治，这是一个终极的理论目标。从形式上看，俄罗斯两者都有；而中国是有了市场经济，但不太彻底，政府干预较多，从政治体制上说还没有形成一套完善的模式，因此单纯从理论上推导，可以得出来一个结论，认为俄罗斯改革好于中国改革。
但是问题在于，市场和民主是不是终极目标？我认为这两个东西都是非常必要、非常重要的，但终极目标应该是让老百姓得到利益，得到改善，得到发展的机会，让整个国家的人民今天比昨天好，明天比今天好，这应该是这个社会至高无上的目标。你形式上有个民主政治，老百姓投票选总统，但你没有解决如何让总统接受社会监督、代表老百姓的利益，那么你仍然没有真正解决政治体制问题。
姚洋：萨克斯和杨小凯合作的那篇关于宪政的文章我们杂志也登了，我们都很尊重小凯。但就像小鲁说的，他拿许多概念性的东西在套中国现实，中国没有宪政，中国没有自由选举，所以说中国不好。我觉得过于意识形态了，这是许多从国外回来的经济学家的毛病。
王小鲁：其实刚刚姚洋讲到国家在经济中间的角色，还需要更深入的研究，也许还需要一代人的探索。
刚才我们讲叶利钦的政府做了违背老百姓利益的事情，而在中国可以说我们的政治体制还没有深层的改革，过去传统的国家，传统的模式没有彻底的改变，尤其是在改革初期的时候，这样一个改革的政府作出了有利于老百姓的事，但也不说明问题都解决了。
姚洋：我最近在想，中国改革能够走到今天，很重要的一个因素被忽视了，那就是中国政府是中性政府。所谓中性政府，就是政府的政策选择与大多数人的利益取向一致，而不是倾向于特定的利益集团。这在发展中国家中是独一无二的。
为什么说我们的政府能比较中性，这与我们的社会结构有关系，我们的社会结构比较平等。
王小鲁：我觉得西方的公共选择理论基于一个正确的判断，推出一个不大准确的结论。老百姓选举出来的政府可能违背老百姓的利益，这个判断没错，但结论是政府越小越好，是不是小到零最好？我们不可能没有政府，有很多事情是要依靠政府做的，怎么叫越小越好，这本身就是一个悖论。
实际上并不是越小越好，减少政府过多的干预是好的，但是政府的必要工作还得要，问题不在于政府到底多小最好，而在于政府做的事情能不能反映老百姓的利益和要求。而关于这点我们看到的事实和过去的理论模式不一定吻合，不是说因为是老百姓投票选了你，你做的事情就一定都是对的，不能这么理解。实际上市场经济模式多种多样，现在没有一个惟一对的、惟一好的模式，民主同样如此。
我相信，我们的政治体制是需要改革的，我并不认为现在这样最好，不需要改了。我们必须继续改革。但不意味这样一个有待进一步改革的政府不能做出有利于老百姓的选择。我想我们以后的改革可以从经济改革的实践中借鉴许多东西。没有所谓的惟一选择，我们还是需要摸着石头过河，一步步走，从实践中总结经验。我们知道总的来说，民主是个好东西，但不一定哪个国家的民主模式就可以直接拿来作为终极目标，因为你还得检验你的改革是不是符合老百姓的利益，通过这样的检验来取得我们今后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认识。
南方周末：对于许多西方人来说，中国是一个很大的谜题。这样一个看起来从各个方面都不符合西方口味的体制竟然走得不错，他们很困惑。所以对中国的看法总是在中国崩溃和中国威胁两极之间摇摆。对于中国的未来，你们最担忧的是什么？
王小鲁：我有一个担心，改革改到现在，有一个现象是某些既得利益集团出来了，有些重大的决策可能受到某些既得利益集团的影响，可能在背后潜藏着对既得利益的照顾或者是认可。反观改革初期，决策非常简单非常透明，万里最开始在安徽搞包产到户的时候没有什么既得利益，只有政治风险。包产到户是老百姓想干，不是中央的发明，不是专家的创造，老百姓在1950年代就尝试，被压下去了，1960年代很多基层干部看到了，说这个东西管用，老百姓能吃饱了，但是中央觉得不行，又压了下去，然后1970年代又搞，最后在改革初期的时候得到认可，变成了一个制度。
当然现在涉及的问题更复杂，就是既得利益集团的影响，他们的声音有时变得更强大，有的时候老百姓的声音更弱，甚至听不到了。像成品油价格的问题，现在调价了，是好事。但拖了很久。调价之前是什么状态？价格倒挂，靠补贴。为什么不调价？说是怕通货膨胀率上来。但是拿石油利润补贴成品油价格，实际上是拿老百姓的钱补贴，不用油的人补贴用油的人，不开车的人补贴开车的人。而且国际油价这么高，补贴油等于鼓励多耗油。主管部门为什么看不到这一点？
还有很多事情，决策和管理过程不透明，有些事情涉及幕后交易，或者因管理不善和腐败带来对公共利益的损害。我们在改革初期避免了俄罗斯出现的问题，但我们现在仍然面临这样的危险，就是形成垄断寡头，形成某些集团对公共资源的掠夺，变成官商勾结。所以我们需要推进政府管理体制改革，让政府管理制度化、透明化、决策过程民主化。
姚洋：我也有同样的担忧。关于未来的危险，第一个是增长停止，第二个是社会更不公平，一个是效率上的，一个是公平性上的。危险在于变成拉美化，或者说我们变成民国化，回到民国的官僚资本主义。包括我们的国营企业会变成巨大的官僚资本，国营企业在运营上与私营企业已经没有多大的差别，但在权力上有优势，可以自由调用国家资源。
他们越来越成为封闭的小俱乐部，内部瓜分，但是不允许外面的人进来分享利益。如果这个过程没有改变的话我们俩都有担心。
2008年9月6日
赵灵敏 推进民主不容易
2008年春，隐世于喜马拉雅山麓最后的香格里拉——不丹王国，由于新老国王自愿放弃其所拥有的至高无上的特权，而通过全民普选国会议员一举嬗变为世界上最年轻的议会民主制国家。然而，在历史的长河中，像不丹这样顺利向民主转型的例子实在是凤毛麟角，而在当今世界很多地方，如泰国、缅甸、巴基斯坦，民主的进程充满了反复、非议和流血斗争。
据粗略统计，始于19世纪初的“民主化长波”到1920年为止，导致了民主在约30个国家取得胜利，然后，由于威权主义复辟和法西斯主义兴起，到1942年止，民主国家的数量降到了约12个；二战后的“民主化短波”再次使民主国家增加到30个以上，但不久后，又有许多民主政权垮台；始于葡萄牙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规模空前，但在新世纪还是出现了威权反扑的现象，如前苏联国家篡改民主政体以及拉美近年来的“向左转”风潮。
数年前在乌克兰、格鲁吉亚等国兴起的“颜色革命”，由于反对派造势及执政过程中存在的朝野对峙、争权夺利甚至流血问题而面临严重的合法性危机，无法进一步有大的作为。大大小小的威权统治者也不失时机地对此加以利用以恐吓人民，力图维持现状。更为吊诡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威权残忍的一面会渐渐褪去，留下的往往是温情的回忆——苏哈托死后所享受的国葬和大量的溢美之词就是明证。那么，是什么在决定着从威权到民主的演进方式？如何才能将转变成本减至最低？如何看待在某些国家甚嚣尘上的“威权怀旧症”？
威权的容忍
和专制体制相比，威权下的个体拥有了一些选择的自由，甚至被允许私下对统治者冷嘲热讽。但威权体制最大的问题是，它剥夺了人民自由选择统治者的权力，人民在对现实不满时，只好期待下一位统治者是“明君”，而“任何假定存在超人或英雄美德的政治制度只能产生罪恶和腐败”。事实上，好的制度比好的领袖更重要。陈水扁再猖狂、再狡诈，也不敢随便调动军警镇压人民，不敢赖着不下台，军队也不敢政变，这就是制度之力。
而对挣扎于威权淫威之下的国家和民众来说，相比造成重大破坏的革命方式，类似智利皮诺切特军政府选败下台的不流血方式更值得推崇。而要实现这种转变，固然需要方方面面的条件，但威权的容忍和审时度势是必不可少的。历史经验证明，领袖个人的良知往往可能在民主转型的关键时刻起很大作用，华盛顿、佛朗哥和蒋经国都是很好的实例。
以台湾地区的情形为例。台湾地区的民主化历程，虽然有过雷震和许多党外人士的奋斗与抗争，对当局形成强大的压力，但如果不是蒋经国临终的最后半年大发慈悲，由上而下地解除戒严、开放党禁与报禁，台湾地区的民主化转型是否会在1988年就开始，恐怕很有疑问。
在蒋经国执政后期，大批台湾本土精英和青年才俊开始被重用，纷纷走上政治舞台；台、澎、金、马地区“中央民意代表”的增补选举和改选亦不断扩大对党外的开放；对于党外势力的挑战，蒋经国本人也持相对宽容的态度，主要通过司法渠道处理应对，而不再重施其父向群众与学生开枪、搞大规模政治迫害的故技，与此相应地，公民社会成长了。
1986年9月28日，民进党在台湾圆山饭店成立。台湾情治部门立即呈上反动分子名单，蒋经国未批，他淡淡地说:“使用权力容易，难就难在晓得什么时候不去用它。”当有人质疑“这可能会使我们的党将来失去政权”时，蒋答道:“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
此时的台湾社会，虽然经济高速发展，但民主呼声已经很高了，特别是台湾本土人，他们迫切希望能参与政治，为此不惜采用极端的手段。如果继续推行威权统治，难保不会发生大乱子。所以也可以说，台湾地区的政治转型是统治者在内外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面对逐渐增大的压力的情势下，基于对容忍成本和镇压成本的考量所做出的理性策略选择。
但是，并非所有威权领袖在此情况下都会顺应时势，自动放弃权力。对于一个没有人文素养和人文关怀的统治集团而言，更大的可能是，它会用镇压和逮捕来应付眼前的危机，并用“击鼓传花”式的权力更迭来拖延解决问题的时机。最要命的是，但凡威权统治者，哪怕开明如蒋经国，都很难听到不同的声音，正如张国荣在《红色恋人》中的那句台词:“他只能听得见枪声。”这样的话，最高统治者往往昧于形势，被自己一手制造的歌舞升平景象所迷惑，产生权力幻觉，对变革的要求反应迟钝，最终延误和平解决问题的时机。
而威权领袖不同的应对方式，不仅会影响这个国家的民主进程，更根本的是，它会影响这个统治集团在未来政治格局中的地位。一般来说，极权或威权的政党垮台以后就很难在新的政治环境中生存，起码部分政治人物被审判、原有政治势力分化瓦解在所难免，但是台湾地区的情形有所不同:国民党虽被分化但主体部分仍得以存在，并且号召力仍然很大，现在，百年老党重新焕发出生机和活力。正是借助原先执政时相对的“非残暴”和对台湾地区民主的贡献，国民党并没有被彻底地清算，仍然获得了在民主制度下生存和发展的机会。
像蒋经国那样，能够从良知出发，对迫在眉睫或迟早会发生的变革持支持、顺应、乐观其成的态度、至少没有通过屠杀阻止历史进程的威权者，一般都能在未来的政治版图里谋得一席之地；而那些“不见棺材不落泪”、把一切的妥协和让步视为软弱和背叛、试图通过压制舆论、压制民间组织来巩固统治的威权者，不仅是对国家、民族的极不负责任，也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史有明鉴，英国的王室从12世纪的“大宪章”开始就一直在与民间作妥协，所以在今天仍得到了体面的对待。而法国波旁王室则对来自第三等级的呼声采取回避和拖延的态度，导致矛盾激化，最终路易十六被送上了断头台，波旁王室也一蹶不振。
民主不容易
时至今日，民主已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潮流和政治正确，但民主化的实现仍是不容易的，民主的巩固和稳定更是难上加难。
在许多成功实现了威权到民主转型的国家，民主制度的运作并不是很理想。很多时候，新民主政府在解决该社会特有问题上的失败导致了民众的冷漠、挫折和幻灭感，进而降低了人们对民主这种基本制度的评价。
面对这些让人沮丧的现实，首先必须明确的是，民主不是万灵药，那种把过去所有难缠问题的解决完全寄望于民主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民主最重要的功效是为国家提供了最为稳定的合法性基础。一个以理性意识形态为合法性基础的政府，一旦不能向大众提供该意识形态所许诺的东西，就会出现社会信仰危机。信仰危机到来时，政绩本身难以为一个政权提供稳定的核心合法性，因为没有一种经济模式能够一直保持经济的高增长率；倘若以政府官员的道德表率作为合法性基础，就会将贪污这样的法律问题提升为政治问题，从而在根本上削弱国家的合法性。而在民主制度下，竞争性选举只要被认为是公正的，执政者即使在上台后表现很差，政权仍然具有合法性。这就是为什么2006年秋天陈水扁在“红衫军”的激烈抗议下，仍然能轻松挺过来的原因。
从促进经济发展的角度讲，民主只是为经济发展创造条件，并不必然带来经济增长和管理效率；民主之外，法治、自然条件和人的因素等也很重要。但在一个不民主的社会，经济也可能在一段时期内高速发展，却缺少长久的生命力，有可能前功尽弃。在这一点上，人们应该有更长远的眼光。何况在灾害面前，民主能够保护穷人——从经验上看，独立和民主的国家都能远离饥荒。
再次，对政治家而言，民主是最麻烦、最困难的一种形式，充满了矛盾、张力甚至冲突。它要求政治家在多党竞争、利益冲突、选举拉票、权力制约等种种不稳定的制度安排中寻求相对的稳定，在不平衡中寻求相对的平衡。威权的垮台大快人心，令人豪情满怀，相比之下，民主制度内部的政治斗争则往往被视为不道德。但是，激情总要过去，人们迟早要面对琐碎的现实。民主制度要运作良好，就必须给予其一种不可谈判性或霸权性的地位，即不管谁上台，他既不会，也没有想象力和能力去改变这一体制运作的基本规则。而这一切的实现，是要经过多次博弈、折冲和妥协的。
在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执政党和反对党的议员分列女皇的两侧，反对党议员是为了女皇陛下而对执政党的执政进 行监督。英国反对党的这一性质被称为“为了女皇的反对”，在现代政治学中又被称为“忠于反对”。一个民主社会要稳定，执政党与反对党必须拥有共通的价值观，它们之间的不同应体现在具体政策及执行技巧上，而非你死我活的路线斗争。这也是对刚刚恢复民主的巴基斯坦的最大考验，执政联盟如果只是想清算穆沙拉夫、报仇雪恨的话，国家仍免不了新一轮的震荡。
另外，民主不是一蹴而就的，没耐心的人往往会从民主一时一事上的失误出发，判定民主已经失败。但经过20年的发展，时至今日，恐怕没有人能否认，台湾地区的民主正在变好，正在走向理性和良性。如果以更长远的尺度来衡量，50年过后，所谓的“枪击案”、“特别费案”都变成过眼云烟，被时间留存下来的，只有台湾地区的民主制度和每个台湾人的民主权利:人人畅所欲言，可以根据自己而非他人的意愿自由选择政治领导人；官员毫无“官威”可言，对百姓须曲意逢迎；政府或政治家要影响人们的选择，唯有依靠说服，而非命令与强制。这些就是民主的真谛。打架的立法院也比不出声的议会好。幸运的是，民主制度具有一种自我完善的本能，只要转型时不遭遇大的动荡，只要基本制度没有被重大偶然事变破坏或扭曲，民主制下的社会，向善就是必然。
告别“威权怀旧症”
在一些转型成功的国家里，不久会出现对历史上威权人物的怀念思潮。西班牙人对佛朗哥，阿根廷人对庇隆，印尼人对苏哈托，都是这种“威权怀旧症”广为人知的例子。在这些国家，受迫害的记忆逐渐消失，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被一种威权时期经济增长、繁荣和秩序的印象所取代。那么，这代表了民主的失败吗？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人们之所以怀念威权，不是希望回到那个不堪回首的年代去，而更多的是表达对现状的不满和批评。而能自由地表达不满和进行批评本身，就是民主确立的重要标志。威权当局当然也需要社会上的批评，但这种批评不会是对自身现状的批评，而是对之前统治者的批评，对同时代其他国家的批评。这种批评营造了一种时间和空间的错位，其目的自然是通过批评他人来实现对自身的歌颂。
另外，人们对威权领袖的情感纠葛，还有着更为复杂的心理生成机制。威权领袖因为可以随心所欲地动员全社会的力量、不计代价地在很短时间里实现一些重大目标，这让许多人印象深刻，难免对他的力量产生了敬畏；威权领袖往往深深理解权力的奥秘，懂得什么时候该对群众露出微笑，什么时候该把他们撕碎。他们的才能与威仪是任何其他类型的统治者所无法比拟的，因此他们必然受到一部分人歇斯底里般的拥护与爱戴。这些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半是陶醉，半是羡慕，其中还夹杂着疯狂。
这就使相当一部分人成了典型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对威权领袖产生一种心理上的依赖感。他们的生死操在统治者手里，统治者让他们活下来，他们便不胜感激。他们与统治者共命运，把统治者的前途当成自己的前途，把统治者的安危视为自己的安危。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许多中国人津津乐道的不是汉文帝、隋文帝这样怀柔天下的统治者，而是秦始皇、成吉思汗这样杀人如麻的暴君；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在谈论某个政治家的失败时，许多人会归咎于这个人不够狠，杀的人还不够多了。
在学术界，为威权提供辩护的大都经由历史功利主义的逻辑，即:威权统治的结果能为威权本身提供合法性，如果威权治理的效果好过自由社会，那么威权统治就是合法的。在他们看来，威权因为提供了平均主义，提供了经济发展，所以也没什么不好，如果在其中有对人权的践踏等不足的地方，那也是必要的代价。
问题是，这是一种没有价值前提的机会主义逻辑，它假设人活着就是为了吃穿，为此可以牺牲人之为人的自由和尊严，这并不符合实际。阿马蒂亚·森就以印度的例子证明了，有经济需求的人也需要政治上的声音，没有证据表明穷人在可能的情况下会拒绝民主。
而所谓的“威权治理的优越性”，常常来自权力话语，而非一种客观实际。他们既然垄断了治理权，掌握了话语评价权，那么不优越都难。问题的关键在于，优越性必须要在比较和竞争中才能体现，不是和别的落后国家比较，而是在自己的国家内部，进行威权和自由的长期比较。至于“威权带来平等”的说法，就更是站不住脚。经济上或许是真的平均主义了，但从权利上来说呢？那往往是一个等级森严完全无平等可言的社会。而为了实现这样的平均主义，对人性的牺牲和摧残的代价又是多大呢？
勉强说得过去的，就是威权提供的秩序往往能助经济发展一臂之力，其典型代表是新加坡。不过应该看到，新加坡政府对人民权利的限制，是以经济民主、管理高效和极端廉洁来做交换的。在新加坡的威权政治中，政府部门即使进入市场，也是作为一个企业主体去参与竞争的；政府建立了严密的肃贪机制，重视选拔合格的人才从事公共服务，小心翼翼地维护政府诚实、公正、有效率的形象。这一切在新加坡这样的城市国家是可行的，因为一切尽在政府掌握中，但要推广到更大的范围就会出问题。香港的情形也大致如此。而且，我们也不能设想:如果除掉镣铐的话，它会否跳得更好。
据粗略统计，始于19世纪初的“民主化长波”到1920年为止，导致了民主在约30个国家取得胜利，然后，由于威权主义复辟和法西斯主义兴起，到1942年止，民主国家的数量降到了约12个；二战后的“民主化短波”再次使民主国家增加到30个以上，但不久后，又有许多民主政权垮台；始于葡萄牙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规模空前，但在新世纪还是出现了威权反扑的现象，如前苏联国家篡改民主政体以及拉美近年来的“向左转”风潮。
数年前在乌克兰、格鲁吉亚等国兴起的“颜色革命”，由于反对派造势及执政过程中存在的朝野对峙、争权夺利甚至流血问题而面临严重的合法性危机，无法进一步有大的作为。大大小小的威权统治者也不失时机地对此加以利用以恐吓人民，力图维持现状。更为吊诡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威权残忍的一面会渐渐褪去，留下的往往是温情的回忆——苏哈托死后所享受的国葬和大量的溢美之词就是明证。那么，是什么在决定着从威权到民主的演进方式？如何才能将转变成本减至最低？如何看待在某些国家甚嚣尘上的“威权怀旧症”？
威权的容忍
和专制体制相比，威权下的个体拥有了一些选择的自由，甚至被允许私下对统治者冷嘲热讽。但威权体制最大的问题是，它剥夺了人民自由选择统治者的权力，人民在对现实不满时，只好期待下一位统治者是“明君”，而“任何假定存在超人或英雄美德的政治制度只能产生罪恶和腐败”。事实上，好的制度比好的领袖更重要。陈水扁再猖狂、再狡诈，也不敢随便调动军警镇压人民，不敢赖着不下台，军队也不敢政变，这就是制度之力。
而对挣扎于威权淫威之下的国家和民众来说，相比造成重大破坏的革命方式，类似智利皮诺切特军政府选败下台的不流血方式更值得推崇。而要实现这种转变，固然需要方方面面的条件，但威权的容忍和审时度势是必不可少的。历史经验证明，领袖个人的良知往往可能在民主转型的关键时刻起很大作用，华盛顿、佛朗哥和蒋经国都是很好的实例。
以台湾地区的情形为例。台湾地区的民主化历程，虽然有过雷震和许多党外人士的奋斗与抗争，对当局形成强大的压力，但如果不是蒋经国临终的最后半年大发慈悲，由上而下地解除戒严、开放党禁与报禁，台湾地区的民主化转型是否会在1988年就开始，恐怕很有疑问。
在蒋经国执政后期，大批台湾本土精英和青年才俊开始被重用，纷纷走上政治舞台；台、澎、金、马地区“中央民意代表”的增补选举和改选亦不断扩大对党外的开放；对于党外势力的挑战，蒋经国本人也持相对宽容的态度，主要通过司法渠道处理应对，而不再重施其父向群众与学生开枪、搞大规模政治迫害的故技，与此相应地，公民社会成长了。
1986年9月28日，民进党在台湾圆山饭店成立。台湾情治部门立即呈上反动分子名单，蒋经国未批，他淡淡地说:“使用权力容易，难就难在晓得什么时候不去用它。”当有人质疑“这可能会使我们的党将来失去政权”时，蒋答道:“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
此时的台湾社会，虽然经济高速发展，但民主呼声已经很高了，特别是台湾本土人，他们迫切希望能参与政治，为此不惜采用极端的手段。如果继续推行威权统治，难保不会发生大乱子。所以也可以说，台湾地区的政治转型是统治者在内外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面对逐渐增大的压力的情势下，基于对容忍成本和镇压成本的考量所做出的理性策略选择。
但是，并非所有威权领袖在此情况下都会顺应时势，自动放弃权力。对于一个没有人文素养和人文关怀的统治集团而言，更大的可能是，它会用镇压和逮捕来应付眼前的危机，并用“击鼓传花”式的权力更迭来拖延解决问题的时机。最要命的是，但凡威权统治者，哪怕开明如蒋经国，都很难听到不同的声音，正如张国荣在《红色恋人》中的那句台词:“他只能听得见枪声。”这样的话，最高统治者往往昧于形势，被自己一手制造的歌舞升平景象所迷惑，产生权力幻觉，对变革的要求反应迟钝，最终延误和平解决问题的时机。
而威权领袖不同的应对方式，不仅会影响这个国家的民主进程，更根本的是，它会影响这个统治集团在未来政治格局中的地位。一般来说，极权或威权的政党垮台以后就很难在新的政治环境中生存，起码部分政治人物被审判、原有政治势力分化瓦解在所难免，但是台湾地区的情形有所不同:国民党虽被分化但主体部分仍得以存在，并且号召力仍然很大，现在，百年老党重新焕发出生机和活力。正是借助原先执政时相对的“非残暴”和对台湾地区民主的贡献，国民党并没有被彻底地清算，仍然获得了在民主制度下生存和发展的机会。
像蒋经国那样，能够从良知出发，对迫在眉睫或迟早会发生的变革持支持、顺应、乐观其成的态度、至少没有通过屠杀阻止历史进程的威权者，一般都能在未来的政治版图里谋得一席之地；而那些“不见棺材不落泪”、把一切的妥协和让步视为软弱和背叛、试图通过压制舆论、压制民间组织来巩固统治的威权者，不仅是对国家、民族的极不负责任，也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史有明鉴，英国的王室从12世纪的“大宪章”开始就一直在与民间作妥协，所以在今天仍得到了体面的对待。而法国波旁王室则对来自第三等级的呼声采取回避和拖延的态度，导致矛盾激化，最终路易十六被送上了断头台，波旁王室也一蹶不振。
民主不容易
时至今日，民主已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潮流和政治正确，但民主化的实现仍是不容易的，民主的巩固和稳定更是难上加难。
在许多成功实现了威权到民主转型的国家，民主制度的运作并不是很理想。很多时候，新民主政府在解决该社会特有问题上的失败导致了民众的冷漠、挫折和幻灭感，进而降低了人们对民主这种基本制度的评价。
面对这些让人沮丧的现实，首先必须明确的是，民主不是万灵药，那种把过去所有难缠问题的解决完全寄望于民主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民主最重要的功效是为国家提供了最为稳定的合法性基础。一个以理性意识形态为合法性基础的政府，一旦不能向大众提供该意识形态所许诺的东西，就会出现社会信仰危机。信仰危机到来时，政绩本身难以为一个政权提供稳定的核心合法性，因为没有一种经济模式能够一直保持经济的高增长率；倘若以政府官员的道德表率作为合法性基础，就会将贪污这样的法律问题提升为政治问题，从而在根本上削弱国家的合法性。而在民主制度下，竞争性选举只要被认为是公正的，执政者即使在上台后表现很差，政权仍然具有合法性。这就是为什么2006年秋天陈水扁在“红衫军”的激烈抗议下，仍然能轻松挺过来的原因。
从促进经济发展的角度讲，民主只是为经济发展创造条件，并不必然带来经济增长和管理效率；民主之外，法治、自然条件和人的因素等也很重要。但在一个不民主的社会，经济也可能在一段时期内高速发展，却缺少长久的生命力，有可能前功尽弃。在这一点上，人们应该有更长远的眼光。何况在灾害面前，民主能够保护穷人——从经验上看，独立和民主的国家都能远离饥荒。
再次，对政治家而言，民主是最麻烦、最困难的一种形式，充满了矛盾、张力甚至冲突。它要求政治家在多党竞争、利益冲突、选举拉票、权力制约等种种不稳定的制度安排中寻求相对的稳定，在不平衡中寻求相对的平衡。威权的垮台大快人心，令人豪情满怀，相比之下，民主制度内部的政治斗争则往往被视为不道德。但是，激情总要过去，人们迟早要面对琐碎的现实。民主制度要运作良好，就必须给予其一种不可谈判性或霸权性的地位，即不管谁上台，他既不会，也没有想象力和能力去改变这一体制运作的基本规则。而这一切的实现，是要经过多次博弈、折冲和妥协的。
在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执政党和反对党的议员分列女皇的两侧，反对党议员是为了女皇陛下而对执政党的执政进 行监督。英国反对党的这一性质被称为“为了女皇的反对”，在现代政治学中又被称为“忠于反对”。一个民主社会要稳定，执政党与反对党必须拥有共通的价值观，它们之间的不同应体现在具体政策及执行技巧上，而非你死我活的路线斗争。这也是对刚刚恢复民主的巴基斯坦的最大考验，执政联盟如果只是想清算穆沙拉夫、报仇雪恨的话，国家仍免不了新一轮的震荡。
另外，民主不是一蹴而就的，没耐心的人往往会从民主一时一事上的失误出发，判定民主已经失败。但经过20年的发展，时至今日，恐怕没有人能否认，台湾地区的民主正在变好，正在走向理性和良性。如果以更长远的尺度来衡量，50年过后，所谓的“枪击案”、“特别费案”都变成过眼云烟，被时间留存下来的，只有台湾地区的民主制度和每个台湾人的民主权利:人人畅所欲言，可以根据自己而非他人的意愿自由选择政治领导人；官员毫无“官威”可言，对百姓须曲意逢迎；政府或政治家要影响人们的选择，唯有依靠说服，而非命令与强制。这些就是民主的真谛。打架的立法院也比不出声的议会好。幸运的是，民主制度具有一种自我完善的本能，只要转型时不遭遇大的动荡，只要基本制度没有被重大偶然事变破坏或扭曲，民主制下的社会，向善就是必然。
告别“威权怀旧症”
在一些转型成功的国家里，不久会出现对历史上威权人物的怀念思潮。西班牙人对佛朗哥，阿根廷人对庇隆，印尼人对苏哈托，都是这种“威权怀旧症”广为人知的例子。在这些国家，受迫害的记忆逐渐消失，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被一种威权时期经济增长、繁荣和秩序的印象所取代。那么，这代表了民主的失败吗？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人们之所以怀念威权，不是希望回到那个不堪回首的年代去，而更多的是表达对现状的不满和批评。而能自由地表达不满和进行批评本身，就是民主确立的重要标志。威权当局当然也需要社会上的批评，但这种批评不会是对自身现状的批评，而是对之前统治者的批评，对同时代其他国家的批评。这种批评营造了一种时间和空间的错位，其目的自然是通过批评他人来实现对自身的歌颂。
另外，人们对威权领袖的情感纠葛，还有着更为复杂的心理生成机制。威权领袖因为可以随心所欲地动员全社会的力量、不计代价地在很短时间里实现一些重大目标，这让许多人印象深刻，难免对他的力量产生了敬畏；威权领袖往往深深理解权力的奥秘，懂得什么时候该对群众露出微笑，什么时候该把他们撕碎。他们的才能与威仪是任何其他类型的统治者所无法比拟的，因此他们必然受到一部分人歇斯底里般的拥护与爱戴。这些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半是陶醉，半是羡慕，其中还夹杂着疯狂。
这就使相当一部分人成了典型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对威权领袖产生一种心理上的依赖感。他们的生死操在统治者手里，统治者让他们活下来，他们便不胜感激。他们与统治者共命运，把统治者的前途当成自己的前途，把统治者的安危视为自己的安危。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许多中国人津津乐道的不是汉文帝、隋文帝这样怀柔天下的统治者，而是秦始皇、成吉思汗这样杀人如麻的暴君；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在谈论某个政治家的失败时，许多人会归咎于这个人不够狠，杀的人还不够多了。
在学术界，为威权提供辩护的大都经由历史功利主义的逻辑，即:威权统治的结果能为威权本身提供合法性，如果威权治理的效果好过自由社会，那么威权统治就是合法的。在他们看来，威权因为提供了平均主义，提供了经济发展，所以也没什么不好，如果在其中有对人权的践踏等不足的地方，那也是必要的代价。
问题是，这是一种没有价值前提的机会主义逻辑，它假设人活着就是为了吃穿，为此可以牺牲人之为人的自由和尊严，这并不符合实际。阿马蒂亚·森就以印度的例子证明了，有经济需求的人也需要政治上的声音，没有证据表明穷人在可能的情况下会拒绝民主。
而所谓的“威权治理的优越性”，常常来自权力话语，而非一种客观实际。他们既然垄断了治理权，掌握了话语评价权，那么不优越都难。问题的关键在于，优越性必须要在比较和竞争中才能体现，不是和别的落后国家比较，而是在自己的国家内部，进行威权和自由的长期比较。至于“威权带来平等”的说法，就更是站不住脚。经济上或许是真的平均主义了，但从权利上来说呢？那往往是一个等级森严完全无平等可言的社会。而为了实现这样的平均主义，对人性的牺牲和摧残的代价又是多大呢？
勉强说得过去的，就是威权提供的秩序往往能助经济发展一臂之力，其典型代表是新加坡。不过应该看到，新加坡政府对人民权利的限制，是以经济民主、管理高效和极端廉洁来做交换的。在新加坡的威权政治中，政府部门即使进入市场，也是作为一个企业主体去参与竞争的；政府建立了严密的肃贪机制，重视选拔合格的人才从事公共服务，小心翼翼地维护政府诚实、公正、有效率的形象。这一切在新加坡这样的城市国家是可行的，因为一切尽在政府掌握中，但要推广到更大的范围就会出问题。香港的情形也大致如此。而且，我们也不能设想:如果除掉镣铐的话，它会否跳得更好。
2008年9月3日
西方媒体应当如何面对改革中的中国
编者按：一位中国的李先生日前在BBC发表文章，批判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不公正，其中点名提到BBC。李先生在文中表示，要挑战一下BBC，看BBC能否将此文原封不动的发表。而BBC发表了这篇文章，并在原编者按中表示，“我们愿意接受挑战，正如我们致力于坚持客观公正一样。这位李先生的文章我们全文发表在这里，除了改正必要的文字和标点。”
我1990年大学毕业，是经历过1989年学潮的特殊一代。作为一个在文革后接受了完整的中等和高等教育的八十年代新一辈，我曾经是一个完全亲西方的、同时有着极度爱国热情的青年学生，怀着一腔热血积极参与了学潮的全过程。
我曾经认为只有全盘接受西方的民主、自由、科学思想才是中国的唯一出路。
可以想像，我曾经是西方媒体的最忠实听众。在学潮期间及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认为以CNN、BBC和VOA为代表的西方媒体是我唯一可以相信的代表公平、公正和真相的媒体，而中国国内媒体只代表谎言和宣传。
西方媒体真的客观公正吗？
及至上世纪90年代中，我在东欧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只能接触到西方媒体，而很难听到来自中国的声音，我也亲眼看到了东欧国家从前苏联式社会主义制度走向全盘西化的过程。
正是这一段时间，使我的思想完全转变，从对西方的盲目崇拜变成一个批判接受者。而促成这个转变的，正是BBC这样的西方媒体。
在我只能看到西方媒体的四五年时间内，我所有看到的关于中国的报道，全部是负面的和批评的报道。
如果不相信我的话，请BBC自己查一下之前所有关于中国的报道。以至于，在我只能听到西方媒体报道的这段时间，我一直认为中国是一个随时可能崩溃的国家。
可是，每次我回到国内，看到的却是一个比东欧国家发展要快得多的欣欣向荣的国家。我开始疑惑了，西方媒体真的客观公正吗？
一直到另两件事情发生后，我的思想彻底改变了。
一件是1997香港回归中国，每一个在海外的中国人都为之自豪，有些华侨甚至激动得泪流满面。当我看到《时代周刊》的黑色封面，看到那著名的"THE DEATH OF HONGKONG"，听到BBC那喋喋不休唱衰香港的报道，我彻底疑惑了。
再到1998年，中国国内发生了百年一遇的长江流域大洪水。洪水期间，我正好在国内生活了几个月时间，我看到听到的全是中国政府如何千方百计调动全国力量抗洪救灾，看到大批军人不惜牺牲生命，而忘我救人的场面。
洪水尚未结束，我回到国外，看到西方关于洪水的报道，全部是尸横遍野、哀鸿满地。
没有任何关于中国政府正面努力的报道。我彻底失望了。为什么选择如此有倾向性的报道？
两个明显的误解
上世纪90年代末，我回到中国，开始就职于外资企业。经常接触外籍员工，也经常出国。仍然可以不断比较西方媒体和国内媒体。非常遗憾的是，西方媒体没有改变。
而且直到今年闹藏独和四川地震，西方媒体仍然没有改变。
西方媒体可能并没有意识到，你们正在失去中国！你们正在失去中国年轻一代对西方的崇拜和信任，而将他们推向民族主义立场。
而所有这一切，只因西方媒体根本不了解中国，也根本不愿真正了解中国。
西方媒体对中国有两个明显的误解。第一是认为中国政府是专制、集权政府，而专制政府必然是不得人心，得不到民众支持的政府。
一个最明显的例证发生在今年CNN辱华事件中，事件发生后，CNN主持人遭到全球华人抗议。他的第一反应是立刻辩解说，他是针对中国政府而非针对中国人民。
殊不知，此说立刻引来更大声的抗议和官司。第二个误解是，西方媒体认为可以代表中国民间声音的是在海外的政治流亡人士或民间的反政府人士。
为什么说这是两个误解？第一，西方忽略了一个事实，中国政府带领中国在过去三十年实现了惊人的经济增长，大批民众在这轮经济增长中得到了实惠。如果西方媒体愿意作一下调查的话，中国现政府的民众支持率很有可能高于许多西方国家。
第二点，西方媒体并没有注意到，现在真正代表中国民间声音和左右社会舆论的，是在过去三十年经济增长中迅速成长起来的中产阶层和知识精英。
而这些改革的既得利益者，虽然都希望中国能够进一步深化改革，但基本上是拥护和支持中国政府的。而西方媒体在关注中国政治流亡人士的同时，对这批新崛起的社会力量又知之多少？
历史成因和东方文化
往更深层次分析，西方媒体并不了解，中国之所以形成现在的社会政治制度。有着非常深的历史成因和东方文化背景。
论历史成因，中国在过去一百多年所遭受的屈辱，使得中国政府必然有着很浓的民族主义色彩，而不可能是西方世界的追随者和同盟军。
论东方文化背景，与西方文化崇尚个人自由不同的是，东方文化更推崇的是集体主义。中国孩子从小受到的教育都是“舍小家，顾大家”、“牺牲小我，成就大我”。
实际上，有着同样东方文化背景的韩国、台湾、甚至新加坡，都走出了一条完全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之路，即在集权和专制政权的统治下，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发展。随着经济高速增长，在培养出足够的中产阶层之后，才最终实现政治民主化。台湾仅有二千多万人口，在经济增长50年后，至今仍然在承受民主化的镇痛。而13亿人口的中国，有着纷繁复杂的社会矛盾，你怎能奢望她在改革开放仅30年后，就能实现政治民主化。
毋庸置疑，民主化和法制化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终极目标。但在现阶段的中国，比开放更多个人自由更重要的，反而是应当维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虽然，这会导致腐败和部分阻碍经济自由。这是中国现代化之路上，必须要付出的代价和承受的镇痛。
目标是否一致？
西方媒体非常希望推动中国的民主化和自由化进程，这与广大中国民众的希望是一致的。
但是西方媒体所使用的方法和手段，却极易使人产生疑问。虽然我可能真的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但我还是必须发出疑问：西方媒体想要推动的民主与自由与中国民众想实现的终极目标是否一致？
中国人想最终实现的，是通过民主化达到人民富裕和国家强盛。西方媒体却象是为了民主而民主，哪管民主自由之后，中国会成为什么样。
甚至可能有人因为担心中国成为一个新的东方帝国，成为西方的强大对手，而假借民主自由为幌子，行分化、弱化中国之实。
必须提醒西方世界的是，一个稳定和富裕的中国绝对是全世界的福音。而如果中国真的走向前苏联和东欧那样分崩离析的道路，那将是一场绝对的地缘政治灾难，甚至导致全球经济灾难。
因为，东方文化最推崇的是和谐和稳定，一旦打破一种平衡，会比西方世界花费更多更多的时间才能重新回到平衡。
写到最后，我突然想挑战一下BBC，一贯标榜客观、公正的BBC敢不敢一字不删的全文发表这篇文章呢？
我1990年大学毕业，是经历过1989年学潮的特殊一代。作为一个在文革后接受了完整的中等和高等教育的八十年代新一辈，我曾经是一个完全亲西方的、同时有着极度爱国热情的青年学生，怀着一腔热血积极参与了学潮的全过程。
我曾经认为只有全盘接受西方的民主、自由、科学思想才是中国的唯一出路。
可以想像，我曾经是西方媒体的最忠实听众。在学潮期间及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认为以CNN、BBC和VOA为代表的西方媒体是我唯一可以相信的代表公平、公正和真相的媒体，而中国国内媒体只代表谎言和宣传。
西方媒体真的客观公正吗？
及至上世纪90年代中，我在东欧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只能接触到西方媒体，而很难听到来自中国的声音，我也亲眼看到了东欧国家从前苏联式社会主义制度走向全盘西化的过程。
正是这一段时间，使我的思想完全转变，从对西方的盲目崇拜变成一个批判接受者。而促成这个转变的，正是BBC这样的西方媒体。
在我只能看到西方媒体的四五年时间内，我所有看到的关于中国的报道，全部是负面的和批评的报道。
如果不相信我的话，请BBC自己查一下之前所有关于中国的报道。以至于，在我只能听到西方媒体报道的这段时间，我一直认为中国是一个随时可能崩溃的国家。
可是，每次我回到国内，看到的却是一个比东欧国家发展要快得多的欣欣向荣的国家。我开始疑惑了，西方媒体真的客观公正吗？
一直到另两件事情发生后，我的思想彻底改变了。
一件是1997香港回归中国，每一个在海外的中国人都为之自豪，有些华侨甚至激动得泪流满面。当我看到《时代周刊》的黑色封面，看到那著名的"THE DEATH OF HONGKONG"，听到BBC那喋喋不休唱衰香港的报道，我彻底疑惑了。
再到1998年，中国国内发生了百年一遇的长江流域大洪水。洪水期间，我正好在国内生活了几个月时间，我看到听到的全是中国政府如何千方百计调动全国力量抗洪救灾，看到大批军人不惜牺牲生命，而忘我救人的场面。
洪水尚未结束，我回到国外，看到西方关于洪水的报道，全部是尸横遍野、哀鸿满地。
没有任何关于中国政府正面努力的报道。我彻底失望了。为什么选择如此有倾向性的报道？
两个明显的误解
上世纪90年代末，我回到中国，开始就职于外资企业。经常接触外籍员工，也经常出国。仍然可以不断比较西方媒体和国内媒体。非常遗憾的是，西方媒体没有改变。
而且直到今年闹藏独和四川地震，西方媒体仍然没有改变。
西方媒体可能并没有意识到，你们正在失去中国！你们正在失去中国年轻一代对西方的崇拜和信任，而将他们推向民族主义立场。
而所有这一切，只因西方媒体根本不了解中国，也根本不愿真正了解中国。
西方媒体对中国有两个明显的误解。第一是认为中国政府是专制、集权政府，而专制政府必然是不得人心，得不到民众支持的政府。
一个最明显的例证发生在今年CNN辱华事件中，事件发生后，CNN主持人遭到全球华人抗议。他的第一反应是立刻辩解说，他是针对中国政府而非针对中国人民。
殊不知，此说立刻引来更大声的抗议和官司。第二个误解是，西方媒体认为可以代表中国民间声音的是在海外的政治流亡人士或民间的反政府人士。
为什么说这是两个误解？第一，西方忽略了一个事实，中国政府带领中国在过去三十年实现了惊人的经济增长，大批民众在这轮经济增长中得到了实惠。如果西方媒体愿意作一下调查的话，中国现政府的民众支持率很有可能高于许多西方国家。
第二点，西方媒体并没有注意到，现在真正代表中国民间声音和左右社会舆论的，是在过去三十年经济增长中迅速成长起来的中产阶层和知识精英。
而这些改革的既得利益者，虽然都希望中国能够进一步深化改革，但基本上是拥护和支持中国政府的。而西方媒体在关注中国政治流亡人士的同时，对这批新崛起的社会力量又知之多少？
历史成因和东方文化
往更深层次分析，西方媒体并不了解，中国之所以形成现在的社会政治制度。有着非常深的历史成因和东方文化背景。
论历史成因，中国在过去一百多年所遭受的屈辱，使得中国政府必然有着很浓的民族主义色彩，而不可能是西方世界的追随者和同盟军。
论东方文化背景，与西方文化崇尚个人自由不同的是，东方文化更推崇的是集体主义。中国孩子从小受到的教育都是“舍小家，顾大家”、“牺牲小我，成就大我”。
实际上，有着同样东方文化背景的韩国、台湾、甚至新加坡，都走出了一条完全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之路，即在集权和专制政权的统治下，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发展。随着经济高速增长，在培养出足够的中产阶层之后，才最终实现政治民主化。台湾仅有二千多万人口，在经济增长50年后，至今仍然在承受民主化的镇痛。而13亿人口的中国，有着纷繁复杂的社会矛盾，你怎能奢望她在改革开放仅30年后，就能实现政治民主化。
毋庸置疑，民主化和法制化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终极目标。但在现阶段的中国，比开放更多个人自由更重要的，反而是应当维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虽然，这会导致腐败和部分阻碍经济自由。这是中国现代化之路上，必须要付出的代价和承受的镇痛。
目标是否一致？
西方媒体非常希望推动中国的民主化和自由化进程，这与广大中国民众的希望是一致的。
但是西方媒体所使用的方法和手段，却极易使人产生疑问。虽然我可能真的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但我还是必须发出疑问：西方媒体想要推动的民主与自由与中国民众想实现的终极目标是否一致？
中国人想最终实现的，是通过民主化达到人民富裕和国家强盛。西方媒体却象是为了民主而民主，哪管民主自由之后，中国会成为什么样。
甚至可能有人因为担心中国成为一个新的东方帝国，成为西方的强大对手，而假借民主自由为幌子，行分化、弱化中国之实。
必须提醒西方世界的是，一个稳定和富裕的中国绝对是全世界的福音。而如果中国真的走向前苏联和东欧那样分崩离析的道路，那将是一场绝对的地缘政治灾难，甚至导致全球经济灾难。
因为，东方文化最推崇的是和谐和稳定，一旦打破一种平衡，会比西方世界花费更多更多的时间才能重新回到平衡。
写到最后，我突然想挑战一下BBC，一贯标榜客观、公正的BBC敢不敢一字不删的全文发表这篇文章呢？
郑永年 奥运寻回中华文明的自信
不管是奥运会的开幕式还是闭幕式，或是奥运会期间中国人表现出来的那种“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态度，都从不同层面和角度传达出了这样一个信息，那就是经历了世纪之久的文明悲观论之后，中国人再次寻回了文明的自信和文化的自信。较之其他任何东西，这种文明自信对中国今后的内政外交都会有更为持续的具有冲击性的影响力。
1989年美国学者福山在《国家利益》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历史的终结”一文。文章的中心观点只有一句话，西方式的民主是人类历史上最终的政治制度形式，其他制度形式终将消失在历史舞台上。
福山似乎预见了随之而来的苏联东欧共产主义政权的解体。当然，正是因为苏东共产主义政权的解体，使得福山的观点名噪一时。
但不久，1993年，另一美国学者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在更具影响力的《外交事务》上发表了题为“文明的冲突”一文。和福山相反，亨廷顿认为冷战的结束并不意味着西方民主政治的胜利，而是文明冲突的开始。
亨廷顿所说的文明的冲突实际上就是民主与非民主政体之间的冲突。他因此预测伊斯兰文明和儒教文明会结合在一起和基督教文明发生冲突。原因很简单，因为在亨廷顿的眼中，前者代表民主，而后者代表非民主。
然而，历史的发展既没有证实福山的乐观论，也没有证实亨廷顿的悲观论。尽管西方所说的第三波民主浪潮在福山著作出版之后达到了高潮，但民主显然没有成为人类历史的最后一种形式。
不仅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产生的民主有回潮的迹象，更重要的是很多原来是民主的国家面临各种困难，社会出现乱象。也同样不可忽视的是，西方民主模式正在受到新型政治模式的挑战。
中国正发展着新的文明因素
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历史只向西方民主开放。另一方面，西方和伊斯兰国家的冲突的确发生了，并且在九一一恐怖主义事件以后变本加厉，但中国既没有和伊斯兰文明结合在一起挑战西方，自己本身也避免了和西方的冲突。
实际上，正是在西方的“历史的终结”和“文明的冲突”的声浪中，中国的文明有了巨大的转型，而中国人也逐渐恢复了对自己文明的自信。自从清朝衰落以来，中国人对自己的文明越来越没有自信，造成文明自卑。
从上世纪初的“五四运动”到1989年的电视剧《河殇》，都典型地表现出这种不自信。相反，在很长时间里，中国人的自信来自反文明，就是批判和反对自己的文明，相信只有去除了原有的文明，中国才会发展出新的文明来。在很大程度上说，文明悲观论是中国近代历史的一条主线，尤其是在知识分子群体中间。
这样的思维也反映在实际政治操作中。从五四运动开始的一波又一波的反传统运动和革命都是和反传统文化联系在一起的。经过世纪之久的反文化运动和革命之后，很多人相信中国文明或者文化已经在本土迅速消失。
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就曾经认为，原来处于儒家边缘地带的地区如韩国、台湾和香港等等已经变成了中心地带，而原来的儒家中心地带中国则成了边缘地带。
帮助中国寻回文明自信的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在漫长的历史上，中国文明的每一次复兴都和开放政策紧密相关。就是说，新类型的文明是和外来文明冲突和融合中发展出来的。
同样，这次文明的复兴是邓小平上世纪70年代末实行全面开放政策的结果。在全面开放政策环境下，中国世俗文明再次显现其优点来。世俗文明包容一切，各种不同的文明因素纷纷走到中国传统文化中来，并且正在得到有机的整合。
尽管外来文明的进入不可避免地冲击着传统本土文明，在很多方面，中国传统正在急剧地消逝，但在其他很多方面，也正发展着新的文明因素。
文明自信须配合政治自信
奥运会给了中国一个机会向世界展示中国人的文明自信。但是一次真正的文明复兴或者新文明的产生必须配合政治上的自信。
政治上的自信至关重要。在中国历史上，如果文明的复兴和开放有关，那么文明的衰落也总是和政治上的不自信结合在一起的。
因为政治上的不自信，一些朝代的统治者（例如明朝和清朝）就开始实行封闭政策。尽管这样那样的封闭政策有利于统治者的统治利益，但牺牲的则是文明的可持续发展。当然当文明发展不可持续的时候，最终还是要牺牲统治者的自身利益的。
在经验层面，近代以来很多中国人与其说是对文明的不自信，还不如说是对政治的不自信。很多人是由政治上的不自信最终转变成为对文明的不自信。正因为这样，中国知识群体对政治的批评总是通过对文明的批评表现出来的。这一点从五四运动到改革开放后的《河殇》并没有实质性的改革。
从这个角度看，当人们看到奥运会所体现出来的文明自信的同时，也体会到在一些方面表现出来的政治上的不自信。在奥运会期间，西方媒体所批评的一些事情及这些事情的处理方式并不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是政治上具有足够的自信，那么这样的事情可以减少。
当然，在今天的中国，政治上的不自信不仅表现在奥运会期间的这些事情上，更表现在日常政治生活里的各个方面。
如果政治上的自信不能达成，文明的复兴和新文明的形成就会困难重重。如果因为政治上的不自信而实行这样那样的控制政策，那么文明不但不能复兴，而且还会衰落。很显然，确立政治上的自信乃是中国今后相当长历史时期的要务。
如何确立政治自信？简单地说，政治自信要通过政治改革而达成。无论是经济社会还是文化，今天中国各个领域的发展都和开放分不开。原因很简单，只有开放，才会有碰撞，才会有竞争，才会产生发展和转型的动力。
同样，政治改革要成功也离不开开放，向新的思想的开放，向新的利益群体的开放，向新的体制的开放。只有在一种开放的政治体制下，中国才能确立政治上的自信。
同时，政治自信的确立必然大力并且有效促进文明的复兴，或者新文明的产生。当那个时候，中国就不只是把自己辉煌的传统拿给人家看，而是贡献给人类一个面向未来的新型文明。也只有到那个时候，人们才可说中华文明真正复兴了。
1989年美国学者福山在《国家利益》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历史的终结”一文。文章的中心观点只有一句话，西方式的民主是人类历史上最终的政治制度形式，其他制度形式终将消失在历史舞台上。
福山似乎预见了随之而来的苏联东欧共产主义政权的解体。当然，正是因为苏东共产主义政权的解体，使得福山的观点名噪一时。
但不久，1993年，另一美国学者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在更具影响力的《外交事务》上发表了题为“文明的冲突”一文。和福山相反，亨廷顿认为冷战的结束并不意味着西方民主政治的胜利，而是文明冲突的开始。
亨廷顿所说的文明的冲突实际上就是民主与非民主政体之间的冲突。他因此预测伊斯兰文明和儒教文明会结合在一起和基督教文明发生冲突。原因很简单，因为在亨廷顿的眼中，前者代表民主，而后者代表非民主。
然而，历史的发展既没有证实福山的乐观论，也没有证实亨廷顿的悲观论。尽管西方所说的第三波民主浪潮在福山著作出版之后达到了高潮，但民主显然没有成为人类历史的最后一种形式。
不仅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产生的民主有回潮的迹象，更重要的是很多原来是民主的国家面临各种困难，社会出现乱象。也同样不可忽视的是，西方民主模式正在受到新型政治模式的挑战。
中国正发展着新的文明因素
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历史只向西方民主开放。另一方面，西方和伊斯兰国家的冲突的确发生了，并且在九一一恐怖主义事件以后变本加厉，但中国既没有和伊斯兰文明结合在一起挑战西方，自己本身也避免了和西方的冲突。
实际上，正是在西方的“历史的终结”和“文明的冲突”的声浪中，中国的文明有了巨大的转型，而中国人也逐渐恢复了对自己文明的自信。自从清朝衰落以来，中国人对自己的文明越来越没有自信，造成文明自卑。
从上世纪初的“五四运动”到1989年的电视剧《河殇》，都典型地表现出这种不自信。相反，在很长时间里，中国人的自信来自反文明，就是批判和反对自己的文明，相信只有去除了原有的文明，中国才会发展出新的文明来。在很大程度上说，文明悲观论是中国近代历史的一条主线，尤其是在知识分子群体中间。
这样的思维也反映在实际政治操作中。从五四运动开始的一波又一波的反传统运动和革命都是和反传统文化联系在一起的。经过世纪之久的反文化运动和革命之后，很多人相信中国文明或者文化已经在本土迅速消失。
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就曾经认为，原来处于儒家边缘地带的地区如韩国、台湾和香港等等已经变成了中心地带，而原来的儒家中心地带中国则成了边缘地带。
帮助中国寻回文明自信的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在漫长的历史上，中国文明的每一次复兴都和开放政策紧密相关。就是说，新类型的文明是和外来文明冲突和融合中发展出来的。
同样，这次文明的复兴是邓小平上世纪70年代末实行全面开放政策的结果。在全面开放政策环境下，中国世俗文明再次显现其优点来。世俗文明包容一切，各种不同的文明因素纷纷走到中国传统文化中来，并且正在得到有机的整合。
尽管外来文明的进入不可避免地冲击着传统本土文明，在很多方面，中国传统正在急剧地消逝，但在其他很多方面，也正发展着新的文明因素。
文明自信须配合政治自信
奥运会给了中国一个机会向世界展示中国人的文明自信。但是一次真正的文明复兴或者新文明的产生必须配合政治上的自信。
政治上的自信至关重要。在中国历史上，如果文明的复兴和开放有关，那么文明的衰落也总是和政治上的不自信结合在一起的。
因为政治上的不自信，一些朝代的统治者（例如明朝和清朝）就开始实行封闭政策。尽管这样那样的封闭政策有利于统治者的统治利益，但牺牲的则是文明的可持续发展。当然当文明发展不可持续的时候，最终还是要牺牲统治者的自身利益的。
在经验层面，近代以来很多中国人与其说是对文明的不自信，还不如说是对政治的不自信。很多人是由政治上的不自信最终转变成为对文明的不自信。正因为这样，中国知识群体对政治的批评总是通过对文明的批评表现出来的。这一点从五四运动到改革开放后的《河殇》并没有实质性的改革。
从这个角度看，当人们看到奥运会所体现出来的文明自信的同时，也体会到在一些方面表现出来的政治上的不自信。在奥运会期间，西方媒体所批评的一些事情及这些事情的处理方式并不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是政治上具有足够的自信，那么这样的事情可以减少。
当然，在今天的中国，政治上的不自信不仅表现在奥运会期间的这些事情上，更表现在日常政治生活里的各个方面。
如果政治上的自信不能达成，文明的复兴和新文明的形成就会困难重重。如果因为政治上的不自信而实行这样那样的控制政策，那么文明不但不能复兴，而且还会衰落。很显然，确立政治上的自信乃是中国今后相当长历史时期的要务。
如何确立政治自信？简单地说，政治自信要通过政治改革而达成。无论是经济社会还是文化，今天中国各个领域的发展都和开放分不开。原因很简单，只有开放，才会有碰撞，才会有竞争，才会产生发展和转型的动力。
同样，政治改革要成功也离不开开放，向新的思想的开放，向新的利益群体的开放，向新的体制的开放。只有在一种开放的政治体制下，中国才能确立政治上的自信。
同时，政治自信的确立必然大力并且有效促进文明的复兴，或者新文明的产生。当那个时候，中国就不只是把自己辉煌的传统拿给人家看，而是贡献给人类一个面向未来的新型文明。也只有到那个时候，人们才可说中华文明真正复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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