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雪忠 自由民主与普世价值

　　中国共产党党刊《求是》杂志最近发表了一篇批判普世价值的理论文章，文中指出“民主、自由、平等、人权、博爱、法治”并不是普世价值，“宣扬普世价值也不是什么纯粹的学术问题，而是有着鲜明的政治目的”。这显示中国社会关于普世价值的争论已逐步蔓延到中共理论高层。

　　在弄清自由、民主是不是普世价值之前，有必要先对普世价值加以定义。如果将价值定义为个人对特定客观事态的主观偏好，并将普世价值则定义为所有人的共同偏好，那些将自由民主视为普世价值的人，显然将在辩论中处于下风。辩论中的另一方（反自由民主阵营）的存在，本身就证伪了“自由、民主是普世价值”这一命题。

　　从这一角度出发，几乎不存在什么普世价值。“南京大屠杀是犯罪”代表了战争期间应尊重平民生命的价值。这是得到了大多数人认同的价值，但它仍不是普世价值，因为那些参与屠杀的人以及仍在为屠杀辩护的人并不认同这一价值。正如《求是》理论文章得意地宣称的那样，“既然拥有13亿人的中国不赞成或没有实行他们所说的普世价值，这种价值观念怎么能说是普世的呢”？

在民主和专制中取舍

　　但正是因为人们在价值认同上存在差异，如何处理价值分歧就成为任何社会都必须面对的问题。值得指出的是，价值分歧并不必然会引发社会冲突。在许多情况下，不同的人在追求不同的价值时仍可相安无事。一个人在家里读书，并不影响另一个人在家里看电视。

　　自由主义是一种处理价值分歧的制度安排。这种安排尽可能扩大私人生活的空间，人们只要遵循不损害他人的原则，即可任意追求自己认同的价值。和自由主义相对的是极权主义，它的基本特征是极力压缩个人的私人生活空间，并用某些价值（不管是得到多数人还是少数人的认同）去统一整个社会的价值认同。

　　不过，在公共生活中如果存在价值分歧，人们则必须有所取舍。比如，如果一个国家在公共财政中提高公款消费开支的比例，就必然要降低民生福利开支的比例；如果为了更好地防治腐败而建立官员收入申报制度，就必然会使官员敛财更为不便，如此等等。

　　为了解决公共生活中的价值分歧，人们可以建立各种常态或临时的表决机制，并让所有的人都有参与表决的权利，最终将多数人的意见采纳为公共政策。这种解决价值分歧的制度安排可称为民主主义。在专制制度下，情况则正好相反，整个社会都必须始终根据特定少数人的意见行事。

　　在中国进行的普世价值之争中，有些人想证明自由和民主的普世性，并因此主张将自由民主主义作为中国政治和社会革新的方向。但这种不可能成功的证明只会让反自由民主阵营兴奋不已，他们只需轻易地证伪自由民主主义的普世性，即可避开专制或极权制度本身的正当性问题。

　　如果一个社会以缺乏普世性为由而拒绝自由民主主义，它也必须以同样的理由拒绝专制主义和极权主义，因为后者同样不是普世价值。这样一来，任何社会在制度选择上都将无所适从。其实，正是因为自由民主和专制极权（作为两种对立的价值）都不是普世价值，人们才必须对它们加以取舍。

自由民主是更多人的价值

　　否认普世价值的存在，并不等于否认共同价值的存在。自由、民主是一些人的共同价值，专制、极权则是另一些人的共同价值。人们不能证明自由民主是普世价值，但却有更多的理由相信，与专制极权相比，自由民主是一种得到更多人认同的价值。

　　首先，从人类历史进程中可以发现一种趋势，即人们总是在努力摆脱各种各样的社会压迫，并不断获得更多的自由，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政治关系也不断趋于平等。其次，一个国家实行自由民主制度的时间越长，该制度本身就越稳定。自由民主社会甚至可以容忍专制和极权思想，却无需担心被颠覆的危险。

　　相反，一个实行专制或极权制度的国家，社会矛盾和冲突总是越来越激烈，最终导致社会体系的全面崩溃。专制和极权社会总是将自由民主思想视为洪水猛兽，并且经常为了钳制或压迫这些思想的传播者而不惜挑战人类最基本的正义底线，从而为自身的倾覆埋下了伏笔。从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所产生的影响可以看出，专制或极权制度的道德基础甚至经不起一部小说的拷问。

　　另外，专制和极权统治者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总是愿意借用自由民主的旗号。这也从反面证明自由民主比专制极权更为深入人心。从跨国移民的趋向中，也可看出在不同制度上的人心之所向。实行自由民主主义的国家仍是绝大多数移民的目的地。不少中国人想努力前往的仍是对中国怀有敌意的西方国家，而不是对中国友好的朝鲜、古巴及缅甸等国家。

　　谁也不知道这场普世价值之争将如何结束，更无法确切地预测中国的政治和社会发展将走向何方，但那些真正向往自由和民主，并相信自由民主主义代表着一种更美好生活的人们，不妨勇敢地坚持自己的信念，并努力追求自己所珍视的价值，即使这一价值因为一些人的反对仍算不上普世价值。

许章润 回看三十年思想线索

从“五四运动”以后，中国文化中大、小传统的严重对立与隔离状态，正在逐步弥合，二者互动融洽、流转不息之际，就是中国重新整合成为一个文化共同体，从而获秉真正软实力的时候。

思想变迁三十年

1970年代末期，“改革开放”伊始，对于十年“文革”政治遗产的清算及其意识形态的清理，逐步引导人们将注意力集中于其产生原因上来，认为中国“传统文化”难辞其咎。究其内里，其实是正面清算和清理受阻，于是演变为侧翼挺进，文化出面代政治受过，历史为当下担责，道出的是“五四”以来老故事的新版本。

经此推导，1980年代中后期出现了关于东西文化的大规模论战，引发了一场涉及各个学科的思想讨论和文化反思运动。当其时，激烈反传统主义和讴歌“蓝色文明”的全面西化论重新登台，作为二者的反动，新一波传统文化复兴热潮与新权威主义上场。其情其形，一如上世纪初年的文化论战，将中国文明灵魂分裂的尴尬与精神自强的活力，再度呈现于中国大地，并于1980年代末走到僵局。

1990年代初期，以对于人文精神的探讨，重启思想进程。于是，中国文化思想图景中，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翩然登场，新左派和新权威主义等等亦喧哗上台。牵连跌宕中，中国文化本位的中道立场，似乎于竭力吸取和协调各种文化资源的努力中逐渐成为多数心智的思考重心。

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与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基于“市场强化威权，威权推动市场”的市场共产主义进程的不可逆转，文化讨论和文化心智出现了一些重要变化。凡此种种，构成了1990年代中后期以还迄而至今的中国文化场景。

悲情淡化：大传统与小传统在融合

市场化30年使中国财富获得了极大增长，综合国力和一般民众的生活水准亦有较大提升。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学术精英不仅是改革的参与者，而且是改革红利不同程度的分享者。“事事不如人”这一鸦片战争之后一直缠绕着中国人的梦魇，至此遁入暗夜。晚近十多年来，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心多所恢复，文化悲情意识逐步淡化，过去常常引发强烈民族主义情绪的“1840情结”，不再居于主导地位，另一方面，愤青式的激烈反传统思潮同样渐失话语主导能力，极端文化保守主义和民族主义已成为边缘。一些新儒学论者倡言原教旨主义式的“王道”，扭曲为一种新兴都市化的思想时尚，酝酿出民间“传统文化热”。

正是在此背景下，传统文化记忆渐渐复苏。如果从大传统和小传统的分立这一架构分析，最近十多年来出现的一个好现象便是，中国文化中大小传统的融合进程和互动程度空前强化。比如，在大传统转化为小传统方面，知识界对于人权的倡导和法治的宣谕，藉由现代传媒，使普通百姓的权利意识随着市场化进程一同成长，民间维权运动如星火燎原，正在成为自下而上推动中国政治改良与社会进步的杠杆，反过来促进了大传统的成长。普通百姓依法维权正成为每天都在上演的活剧。北京老汉面对“强制拆迁”的推土机，将宪法捧于胸口，以一己之身相抗，蔚为象征，感天动地，是几千年没有的事。就小传统转化为大传统方面来看，中秋、清明得列为全国假日，文化记忆获得了自己的法权安排，政治治理意识到，必须具有文化合法性方才秉具正当性，并且愿意皈依于此文化合法性，实在是一种良性发展。

凡此表明，至少从“五四运动”以后，中国文化中大、小传统的严重对立与隔离状态，正在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市场化程度的提高、社会的进步而获得逐步弥合，二者互动融洽、流转不息之际，就是中国重新整合成为一个文化共同体，从而获秉真正软实力的时候。

政治成熟：民主期待“软着陆”

就此而言，晚近十年来，“文化自觉”与“政治成熟”正在且应当成为当代中国心智亟需深入考量、切身历练的问题。文化自觉不仅表明对固有文明优秀传统的体认、传承和归依，并在此基础上善予创造性阐释，含弘光大，同时表现为对于自家文化身份在世界文明图景中的自我肯定，也意味着每一个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知识人与思想者对于提澌中国文明境界的期待和担当。
讲到政治成熟，则于秉持普世价值的同时恪守文化身份，拥抱政治理想之际对于人性永怀怵惕，坚守公民理想与捍卫民族理想的统一等等，均为其中应有之义，也是三十年来，特别是晚近十多年来，中国心智逐步意识到并且局部性渐达此境的思想、政治善果。就此而言，中国不仅需要成熟的而非愤青式的民族主义，也同时需要成熟的而非愤青式的自由主义。后者基于转型期的焦虑，激于不公不义的社会现象，诉诸自由主义理念，而内里则多民粹主义冲动，如同新左派的道义批判，反映的是“胃的造反”，其极端形态其实极易滑向暴民政治，与“爱国贼”式的民族主义一样，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也正是在此，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展示和演绎着文化对于政治的塑造作用。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新左派和威权主义这几脉理路，同时孕育与活跃于当今中国，分别对应着中国的不同政治社会问题，并提出了各自不同的解决方案，反映了究竟是自由优先、平等优先还是秩序优先的价值选择与进路安排。在此，尽管致思方向有别，背后的理念悬殊，但是，通过吸取传统政道和西方民主理念来塑造当代中国的政治德性，经由宪政安排来体现政治的德性，从而实现中国社会的发展和中国文明的复兴，是晚近十多年来汉语政法学说的劳心劳力所在，并且日益成为此间从业者的共同自觉。比如，从古典天命天道命题来深溯政治合法性的中国文化资源，并与自然法理念和代议民主学说相互发明，体现的便是一种文化自觉，也是一种政治成熟，以及基于现实政治批判主义的高度精神独立。

如同经济软着陆一样，在当今中国，民主也需要软着陆。事实上，这已成为知识思想界的主流共识。三十年来形形色色的学理与思想之积劳集慧，正在并且必将促成这一“软着陆”。

不要低俗化，不要“打棍子”

三十年来，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深入，特别是随着政治从神坛走向凡俗，中国社会和文化再度进入持续的世俗化过程。此种过程也就是中国步入现代化进程的“除魅”历史，始自帝制崩塌，中经“造神运动”一度中断，而于1980年代初期接续之。

此番世俗化进程不来则已，一来就横扫天下。首先，一般性的“文化研究”，特别是人文意义上的纯粹学术研究，日渐边缘化。同时，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等直接以社会现实为对象，注重效率、公平与发展的学科，则获得了长足发展。

实用化成为这个时代的学术指向与理论用力之处，“有用性”兑换为研究心智的优先性，犹有过之者，对于传统和经典的研究，与实用化相伴的是低俗化。比如顶级大学的哲学系举办“总裁《论语》班”或者“老板国学班”。

文化研究不可避免地会变成文化立场或者掺杂着文化立场因素，文化立场再换形为理论取向与理论立场，进而可能演绎为政治正确，最终难免导致意识形态化。事实上，近些年对于诸多学术论题的讨论都曾不同程度地发生过此类现象。例如，针对颁行《物权法》异议者的理论逻辑，驳论者一方面呼吁去意识形态化，莫以法权安排担承政治考量，另一方面，最后却又以“反对《物权法》就是反对改革开放”逼视对方，实际上属于一种再意识形态化，反倒暴露了自己思想内涵的贫瘠。而将理论立场的“左”冠以“新左派”，隐约间暗喻着其与“文革”极权“左倾”间的联系，同样背离了思想论战的常道，一如反唇相讥，指控自由主义的普世学思为“卖国”之荒谬。凡此种种，说明中国学术和思想尚未达臻真正的文化自觉与政治成熟，有待于在今后的砥砺中渐归学术常道。

应逐步迈入“中国之世界”

三十年与世界的双向互动，缴纳了昂贵学费。中国知识思想界的文明视野得到了极大拓展，逐步体认到这个世界的高度复杂性，学会了在世界体系中思考中国问题，进而有可能在解决中国问题的艰难历程中，向世界贡献普世性的生存经验。

正是在此，国家利益意识和共同价值观念获得了同步增长，文化本位立场与世界人类情怀交相辉映，“体”“用”之争不再有什么意义。中国的知识思想界认识到，不仅一部人类文明史是复调性的多元文化成长过程，绝非一元线性“进步史”，基于“胜王败寇”的历史还原论与天真而认真的西方文明绝对优胜观，不再享有绝对真理般的文化解释力；而且，人类世界是一个多元文化共存互竞、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多维场景，仅以西方文明的世界观衡估这个复杂多元的人类大家园，一如仅仅以中西文明的对比甚至对决来解释中国现象，既是方法论和认识论上的死胡同，现实政治层面上也是行不通的。

借用百年前的一个表述，不妨说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人的世界体系属于“中国之中国”。经由二十多年的发展，进入了“世界之中国”之境。晚近几年开始，中国实力增强，中国心智开始走向文化自觉与政治成熟，话语权有所增强，而逐步迈入了“中国之世界”的过程。

因此，晚近十多年来，伴随着文化自信的渐渐恢复与中国经济、社会与文化转型的良性发展，包括经济学、法学、社会学、政治学、思想史和比较文化在内的知识探讨与思想阐释，不约而同地开始注重中国百年变革这一“地方知识”所可能具有的普遍意义。其实，对于“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思想、文化变迁的描述，也是借径“中国个案”的分析，提炼某种普遍理论形态的基础作业与组成部分。

如何重新阐释中国文化

中国文化的自我更新过程和中国文明面对世界之际，不仅会遭遇文化合法性与政治合法性的分立与分离问题，而且还会不断出现诸如大传统与小传统、心灵与实践、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的背逆等等中国式难题。换言之，文化合法性与政治合法性浮现于当今中国的问题视域，逼迫着我们必须做出当下中国的回应。

其一，对于传统“天下观”予以现代重构性阐释，以天下观念的博大与包容，吸纳一切人类文明，重塑世界格局。以晚近中国一百多年所积累的生存经验为背景来重构世界格局的努力，既是对“天下观”的拓展，可能也是向美美与共的人类家园理想提供中国文化启示的用力处。

其二，对于“中国形象”的文化合法性阐释与“文化中国”图景的建构。对于“中国”意涵的不断阐释，也是对中国之为一种人间秩序和人世生活的应然之维的绵绵不绝的开拓、提升和丰富的过程。由此造成的历史与道义、知识与思想、形上与形下、天道与人心的廓然意象，一以仁爱宽和、厚道中庸、博大中正和进取向上为依归，文质彬彬，坚毅刚卓，此其为中华也。这是“中国形象”文化合法性的必要内涵，更是面临全球化时代，文化与制度竞争形势下，中国知识思想界应予传承接续的未尽伟业。

其三，建构中国文明的超越本体，提高中国文明的精神层次。在此，需要挖掘中国文明的人文主义心性资源及其超越禀性，包括“以德抗位”的道德主体性，仁爱礼智信的价值信念和精神追求，形成中国的自然法理论体系，剥夺世俗权力天然合法性的独断论述，形成“有法有天”的人间秩序，提炼超越意义的汉语学思。由于超越本体的重构性阐释必然牵扯到信仰世界及其自由选择的问题，因此，需要重申的是，信仰自由是每一个体提升自己精神独立性的必由之路，也是造就公民和政治的前提，任何公共权力不应介入，也无法介入。信守信仰自由，既是世俗权力恪守本分，对于精神尊严的应有承诺，也是建构中国文明超越本体的制度前提，有待努力者既烦且重。若说所谓“主流价值”，则皈依处在此。

其四，对于中国伦理智慧、道德理想的发掘和道义力量的涵养。大凡引领世界人类方向的国族，多半具有自己的浩然道德理想与铮铮道德担当，秉有深厚的伦理智慧，而提炼出普世的价值理念。平等、自由和博爱理念，既是政治理想，也是道德理想，两三百年来一直是响遏行云、鼓荡人心的最为美好的道德号令，一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一千年心声，具有永恒的感召力。秉持如此道德情怀的国家，才是受人尊重的泱泱国度。中国在经济发展、国力大增之际，亟需涵养和发育的正是此种道德理想与伦理智慧。

其五，族群政治、公民团结与分享的公共空间，是中国这一多民族国家过去、此刻和未来无法回避，并且愈发严峻的现实问题，考验着中国文明，需要中国实现自己的政治成熟。

一句话，中华文化的“复兴”，特别是软实力部分，尚需知识思想界的重构性阐释。

郑永年 中国改革开放对世界意味着什么

　　中国的改革开放对世界意味着什么？回答这个问题就是要从国际环境的变化来看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的改革开放既然和国际环境分不开，那么也自然对国际社会具有深刻的影响。

　　尤其应当指出的是，“开放”就是对外的开放，“开放”表明中国的改革一开始就是世界发展经验的组成部分。也正因为这样，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一开始，国际社会对此的关怀并不亚于中国社会本身对此的关怀。

　　中国的改革开放对世界意味着什么的问题，在改革开放的不同时期其含义是不一样的。这可以从西方世界的一些人对中国改革开放的话语变迁中看出。

　　早期在中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也就是上世纪80年代初期，西方社会对中国一片欢迎，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会使得中国会很快演变成为另一个西方式国家。但当他们最终意识到中国不可能成为另外一个“他们”的时候，西方就从90年代初开始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中国威胁论”，从“中国军事威胁论”到“中国经济威胁论”再到“中国政治不确定论”等等，循环反复，从未间断过。

　　当然，跟随着各种威胁论的是各种应付中国的策论，“围堵”、“遏制”、“抗衡”、“对冲”和“接触”，等等，不一而足。到了他们意识到中国的崛起不可遏制和围堵，意识到中国事实上已经崛起的时候，西方又有了“大国责任论”和“利益相关者”论等等。

不同角度看“中国模式”

　　西方对中国的各种忧虑和猜疑背后有其种种原因。不管怎样，这就是说中国的改革开放和西方的利益息息相关。但如果光从西方对中国的反应来看中国改革开放的世界意义，那么就会过于狭隘。

　　不管中国现在如何定位自己或者其他国家如何定位中国，改革开放当初发生在属于发展中国家的中国这个事实表明中国的经验对于发展中国家更具有现实意义和价值。

　　无论对西方和发展中国家，在中国的改革开放30周年之后，其意义最主要的体现就是近年来所争论的“中国模式”上。中国模式问题在西方已经讨论多年。尽管中国政府本身还是低调，但在海外对这个模式的讨论有增无减。
　　基本上，中国模式对于西方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具有不同的意义。对很多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来说，中国模式的意义在于其到底是否能够成为有别于从前其他所有模式的一个替代模式。
　　在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的发展模式基本上分为前苏联模式和西方模式。现在前苏联模式已经解体，只剩下西方模式。西方模式主要指的是美国模式。

　　尽管欧洲国家也经常在国际事务中倡导其价值和模式，但已经没有很大的能量在世界舞台上推动其模式的传播。并且在很多方面，欧洲正在和美国区分开来，努力寻求其自己的模式。

　　很显然，在内政方面，欧洲的社会主义因素远较美国多。只有美国在冷战结束后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有力量推行其模式。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华盛顿共识”。但不管是欧洲还是美国，在推行其模式方面并没有成功，很多采用西方模式的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因此而得到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民主政治的稳定和生存。在这种情形下，中国模式对发展中国家具有了非常的意义。

中国模式不否认民主人权

　　中国模式不仅是对已经证明了失败的前苏联模式的否定，而且也并非是西方模式的延伸。在经济上中国走的是混合式经济道路。既否定了前苏联的完全公有化模式，也破除了西方的绝端私有化模式。

　　混合式经济整合了各方面的动力机制，是中国高速发展的基础。没有由混合式模式带来的经济财富，中国也不可能进行庞大的社会改革。无论在经济还是社会，中国的改革仍然有很大的空间（例如在监管方面仍然薄弱），但总的趋势已定。

　　在政治方面，中国似乎处于弱势。中国仍然面临西方的很多指责，尤其在人权和民主方面。在这方面中国的确存在很多问题，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和西方的意识形态有关。

　　很多发展中国家并不这样看，因为西方式的民主人权并没有使得那里的人民享有真正的政治权力，而且所谓的民主政治经常给他们带来的并不是政治秩序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更多的是政治腐败和社会乱象。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模式也并不否认民主人权。中国模式强调的是各种权利获得的阶段性。任何一个社会只有到了经济社会方面发展到一定水平，人们的政治权力才有基础。
　　或者说，民主政治需要一个有效的社会经济基础设施。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大多数人民所获得的包括政治方面的权利要比那些简单照搬西方式民主（无论是被迫的还是主动的）要多得多。正因为这样，中国模式对很多发展中国家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各国须根据自己情况来参照

　　如果说中国模式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更多的是发展经验问题，那么对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来说则更多的是一种价值问题。

　　对很多西方人来说，中国模式就是对西方的价值的挑战和竞争。他们的担忧不仅仅在于上面所说的很多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经验的极大兴趣，也是因为即使在西方，那些对美国和西方模式不再感兴趣的西方人也开始看重中国模式。

　　不管怎样，前些年所谓的要以“北京共识”取代“华盛顿共识”的讨论起源于西方，而非中国。

　　中国模式对西方的相关性并非危言耸听。中国的改革是在国际环境下发生的，就是说中国的经验是世界发展经验的内在一部分。中国不是关起门来改革的，而是在开放环境下。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学习了很多的经验，不仅向发达的西方国家学，而且也向像新加坡那样的小国家学。在很大程度上说，中国的成功是一些国际最优经验和中国本身实践结合的产物。就是说，中国模式既具有世界性，也具有中国性。因此，在讨论中国模式时，光强调国际性或者光强调地方性（中国特色）都不是很科学的。

　　具有国际性表明中国的发展无论对发展中国家还是对发达国家都具有参照意义；而中国性则表明各国只能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参照中国模式。这也就是说，中国不可把自己的模式总结成为像“华盛顿共识”那样的东西往外推广。

　　如果想象中的“北京共识”取代了“华盛顿共识”，那不可能是一些人所希望的中国软力量，而是一笔巨大的负资产，正如喧嚣一时的“华盛顿共识”已经变成了全世界的负资产一样。

赵灵敏 美国形象的重构

　　从来没有一个总统候选人像奥巴马那样吸引全世界眼球，也没有谁像他那样激起人们对美国的憧憬和幻想。

　　但是，激情和喧嚣总会退去，奥巴马接手的，是一个处境空前困难的美国：金融危机不仅打击了美国的经济，更使美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霸权地位发生了动摇；美国所大力倡导的、一度被全世界奉为圭臬的自由市场、全球化、民主等理念，现在遭到了广泛的质疑和挑战；美国的道德形象出现了严重坍塌，第三世界反美情绪高涨，号令不行代替了过去的一呼百应。

　　金融危机和伊拉克战争终会过去，而如何重构美国和世界的关系、恢复美国的传统价值观和吸引力，是更为根本的问题。奥巴马如何应对这些问题，不仅关乎美国的兴衰和自己的历史地位，也关乎世界的未来。

　　 爱美国

　　 和世界上许多民族一样，美国人的建国也经历了一场战争。“独立战争”胜利后，美国人并没有立即建立起他们的联邦政府，将帅们打下了江山，却没有去坐江山，而是和自己的士兵一样一哄而散，解甲归田。于是，美国的建国过程竟是这样：先有一个关于国家的理想和一种精神，然后有宪法，最后有政府和总统。可以说，在充满流血和杀戮的人类政治史上，美国树立了新的道德标杆。

　　鸦片战争后，刚刚独立不久的美国，参与了八国联军，在庚子赔款中也捞了一把。但随即美国就将这笔钱，主要用于培养来自中国的留学生。虽说是羊毛出在羊身上，但从詹天佑到胡适，一大批对我国近、现代历史有过重大影响的人物，其最重要的教育阶段都是在美国完成的。而彼时的美国远不似现在这样富得流油，甚至羽毛尚欠丰满。

　　美国真正走上世界政治的舞台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巴黎和会上。1918年1月，美国总统威尔逊发表了“14点计划”，倡导成立了“国际联盟”，并提出“废除秘密外交”、“民族自决”等原则。民族自决不仅意味着公正划定国界，还意味着解放人民，其中的非殖民化原则激发了一战后开始的非殖民化浪潮；外交、盟约的公开化原则开辟了民主外交新时代。虽然威尔逊回国后条约批准在国会受挫、美国未能参加而使国联的权威性和功能大打折扣，但“国联”毕竟是人类有史以来建立全球政府的第一次尝试，威尔逊计划包含的基本原则和体现的精神也代表着一种生机勃勃的人类理想。

　　到二战结束时，美国的实力达到顶峰，但美国并没有走上欧洲列强殖民化的老路，它没有要求赔款，而是出台了“马歇尔计划”来支持欧洲的重建，促进了日本的民主化，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并倡导成立了联合国，努力建立一个基于法律与多边机制和进程的世界新秩序。没有美国的参与，想必纳粹对犹太人的屠杀行径不会那么快完结，东欧国家也很难结束斯大林式的独裁统治。美国通过自己的实践，使“民主”“自由”“人权”成为了普世价值，极大地提高了国际关系和各国统治者的道德水平，这是美国对人类历史的一个重大贡献。

　　在世界的大部分地方，一个人的命运在出生时就注定了，但在逆境中取得成功的美国梦的不断出现，给世界很多地方处于绝望中的人们带来了希望。那么多的人不惜代价、不惧风险、翻山越岭要去美国，无非是相信在那里有更多成功的机会。前新加坡驻联合国大使马凯硕在《走出纯真年代》一书中就认为：“美国与我们这个星球上几十亿穷苦人共同分享的一个最大礼物就是希望。美国让世界人民明白，自己的命运并不是一生下来就注定不变了。在一个唯才是举、任人唯贤的社会里，任何人都有可能成功。当美国崛起为一个主要强国，它彻底改变了历史的发展脉络。”

　　人们对美国的期待和想象，当然包含有很多不切实际的成分，但神话的存在往往比实现更重要，美国的所作所为曾使人们对此深怀憧憬。更重要的是，美国藉此和世界建立了良性的关系：不是奴役和被奴役、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而是一种全新的国家关系，其他国家对美国的领导不乏信服和好感。

　　恨美国

　　但是，美国对于道德和价值观的强调，本身就孕育了遭人反感的因子。一个整天把道德挂在嘴边的人，人们对他的道德境界自然有更高的期待和要求；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做了一件坏事，比卑劣的人做坏事更让人震惊和难以容忍，这是人性，也一样适用于国际关系。萨达姆无恶不作，人们几乎习以为常；美国虐待了战俘，全世界就指责美国“残忍”“虚伪”，这是美国不得不面对的道德困境。

　　当坐在“五月花”号船上的移民到达美洲大陆时，他们便以上帝选民的身份预言道：“我们将成为整个世界的‘山巅之城’，全世界人民的眼睛都将看着我们。”美国历史学家伯恩曾写道：“对某些美国领导人来说，这种使命感被解释为伦理的和宗教的。因为我们的德操，人们被上帝挑选出来在公正和正义方面指导和教育其他民族。另一些领导则认为，我们有责任向地球上落后地区传播文明，甚至为了他们的利益而统治野蛮和无知的民族。”这种天赋使命和种族优越观念深深地烙印在美利坚民族的思想意识之中，他们像狂热的传教士一样，要把美国的自由民主价值观强加给全世界的“劣等”种族与文明。这种高人一等的观念必然要反映到美国政府的对外政策中来。

　　于是乎，美国将对伊战争称之为“解放伊拉克人民”的行动，硬是要将“大中东民主改造计划”强加给阿拉伯国家。然而不幸的是，美国以武力推行“理想”的结果往往是事与愿违，到处碰壁，更坏的是给对方带去种种不幸。基于道义价值之上的外交政策，常常混合出一种倔强的盲目行为以及十分危险的单独行动，正如威尔逊和杜勒斯所执行的那样，并没有明显使这个世界更加有道义，相反却导致走向死胡同，或导致走向一系列大灾难。

　　9·11事件发生后，法里德·扎卡里亚为《新闻周刊》撰写了名为《他们为什么憎恨我们》的封面文章，引起了广泛关注。该文记录了美国在遭受攻击后的惊慌失措和疑惑，因为所有美国人都感到他们是无辜的受害者。《国际先驱论坛报》所做的调查显示，90%的美国人认为是美国的强大和财富遭到了世界的忌恨，而压倒多数的非美国人认为，美国应该为这个世界上的不公不义负责任。

　　基辛格在《大外交》中曾经无奈地抱怨美国的“国民性”：有强烈的入世和救世情结，对于美国制度与价值观的特殊性具有根深蒂固的乐观倾向，美国发动的战争必然是基于道义，是为了反对专制、普及民主的崇高目标而绝不是为了改变或维持均势这种卑劣心态。其实这种心态不独美国人有，其它各国包括中国在内亦然。只是美国特殊的国际地位，它的这种自以为是为害更大，更让人难以接受。

　　奥巴马的舞台

　　除了这一系列机制性的缺陷之外，布什总统上台后不久便以有损美国国家安全和利益为由，退出或废止了一系列国际条约：《京都议定书》、《反弹道导弹条约》、《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等，并抛开联合国擅自发动伊拉克战争，损害和挑战了联合国安理会在维护和平与安全方面的权威和作用。美国对国际制度的种种背离和破坏，极大地消耗了其长久以来积累的外交资源，是对领导能力的破坏性开采。

　　当然，布什在第二任期里试图对以前的错误进行纠正，努力回到多边协商等传统路线上来，但成效不彰，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美国的道义形象严重受损，世界各国对美国处理国际事务的动机和公正产生疑虑。敬畏感消失以后，美国低成本的号召力没有了。以前美国发一个号召有很多国家服从，现在它发一个号召估计只有两个国家响应，一个是日本，一个是以色列，英国都不会跟着它走了。

　　奥巴马入主白宫，不仅证明了美国长期引以为豪的平等与个人价值理念，更重要的是他给人以更强调谈判，更关注第三世界，更了解世界多样性的印象，从而重新点燃了世界对美国的期待，这将是奥巴马的一个巨大外交资源。奥巴马在海外的超高人气，或许可以为他带来弥合分歧的优势。

　　未来，美国新总统在外交政策上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主导建立一个新的全球管理体系，而要达成这个目标，当务之急是恢复世界对美国的信任和好感，修补美国和世界的传统关系。约瑟夫·奈认为，只要下任美国总统调整好对外政策，美国的“软实力”仍然是可以恢复的。

郑永年 改革开放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尽管从数字上看30年对具有数千年历史的中国并不算什么，但把它放在中国历史的过去和未来的中间，人们会感觉到这30年具有里程碑式的历史意义。就是说这30年为历史的长河注入了从前所不曾有过，并且注定会对未来产生长远影响的因素。

　　尽管数千年的历史很长，但这样的历史时刻并不多见。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这30年已经成为历史连贯中的重要一环。改革开放未来的路还很长，但站在今天这个历史的连接点上，如何看过去的30年非常重要，因为它必然会影响未来的改革开放和方方面面的发展。

　　正因为这样，中国各方面早已经开始纪念这30周年。尽管已经有大量的纪念和回顾性文章出现，但有意义的文章并不多见。大家都聚焦于一些细小的枝节上，谈些亲身的感受。人们还不得而知，这种纪念方式是否和有关方面的宣传基调有关，但从这几年的发展形势来看，这种做法很容易让人理解。

　　很多年来，人们对改革的反思往往提高到意识形态的层面，每年都会有所谓的左右派之争，要不为改革开放大唱赞歌，要不就是加以否定。

　　左右派争论往往都是从微观角度来看改革开放。在这个层面，人们用亲身的经历和利益得失来衡量和评介改革开放。从利益得失的角度，尽管改革开放为整个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好处，但这些好处在各个社会群体中的分配是不均衡的。那些得到很多利益的群体必然倾向于肯定改革开放，而那些得到利益不多甚至利益受损的群体必然对改革开放抱否定的态度。

　　人们抱怨改革开放的成果分配问题很自然，也很重要。因为如果改革开放不能给社会的大多数带来利益，如果诸如收入分配和社会分化问题得不到解决，就会影响改革开放的进程，甚至断送改革开放。

　　但仅仅从微观的角度来审视改革开放是不够的。宏观的审视也非常必要。没有一种宏观的角度，就会使人既看不到个人的未来，也看不到整个社会发展的方向。

　　如何确立宏观的视角？改革开放就是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这两个互相依存的方面。宏观的视角就是要把改革开放放在中国和国际发展的大环境中去探讨其意义。开放使得中国和国际体系的整合，使得中国的改革具有了国际意义（这方面应当另文讨论）。本文主要聚焦于中国改革开放对中国自身历史的意义。

摸着石头，但方向明确

　　从宏观的角度，简单地说，改革开放最深刻的意义在于对国家发展道路包括经济、社会和政治道路的探索。中国在进入近代历史之前，尽管历史漫长，但多为历史的简单重复，农业社会和王朝更替是数千年历史的最持续的特色。

　　只有到了近代和西方强国接触之后，中国的各方面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简单地说，从清末改革运动到孙中山再到毛泽东，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人一直处于持续的革命之中，探索的重点在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尽管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人最终建立了人民共和国，但对共和国应当是怎样的一个国家似乎并不清楚。“继续革命”可以说改革开放前30年的共和国的主要特点。

　　在前30年，鉴于当时的国际形势，毛泽东一代尽管也有些制度上的创新（如在建设社会主义方面和苏联决裂），但总体上还是苏联版本的计划经济和贫穷社会主义。不管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中国仍然孤立于国际体系之外。

　　毛泽东的功劳在于为一个主权独立国家奠定了基础结构，但对如何建立这个新国家，毛泽东留给后人的只有很多宝贵而代价极高的教训和经验。尽管毛泽东也为现代社会提供了很多理想如社会公平正义等，但其本身的实践和所使用的各种方式并没有赋权中国社会实现这些具有普世性的价值。

　　从历史的角度看，没有改革前的30年就很难有改革开放的30年。正是因为有毛泽东那么多充满价值的社会实践，毛泽东后的中国领导人才有了全然不同的探索。计划、集权、没有自由、封闭、贫穷社会主义等等已经被证明为行不通，才使得无论是领导层还是中国社会接受并拼命追求市场、分权、自由、开放和富裕生活等价值。

　　尽管邓小平当时形象地说改革开放是“摸着石头过河”，但这只是说追求这些价值的过程具有不确定，实际上的方向是相当明确的。这也是为什么在各种危机面前例如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和90年代初前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解体之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始终没有回过头的主要原因。

改革开放精神已贯彻生活

　　同时，中国对发展的道路选择也并非“非此即彼”，就是说并不是在告别了前苏联模式之后，就去选择西方模式。这方面中国又和俄罗斯和东欧国家区分开来。应当说，这种独立的探索本身就是一个价值。

　　俄罗斯和东欧国家接受西方发展模式，希望通过激进的改革，变成西方国家。但大都导致了经济衰退和社会的大动荡。以俄罗斯为例。在其进行休克疗法的激进改革后，俄罗斯在一段时间里赢得了西方的高度赞美。但不久俄罗斯就发现无论是西方式市场经济还是西方式民主都很难适应俄罗斯的社会经济发展。

　　直到普京的改革，俄罗斯开始纠正激进改革的弊端。但一旦这样做，俄罗斯被视为是走回头路，西方对俄罗斯是一片责难。经过诸多曲折之后，那里的政治人物和社会才意识到，尽管民主政治是一种值得追求的价值，但民主不能保证社会经济的发展。如果民主不能同时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就会导致社会的不满，而政权也会处于低度合法性。

　　中国的改革开放模式造就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奇迹。但这并不是说，中国的一切完美，可以高枕无忧。高速的经济发展也导致了无穷的负面效应。在一些方面的价值因为改革开放而得以实现的同时，另外一些价值如环境、道德和社会公平等一一消失了。如果不能重新拾回这些价值，社会本身的生存和发展就会成为问题。

　　正因为这样，近年来中国已经把改革的重点转移到社会改革方面，包括环保、卫生、医疗、社会福利和教育等等方面。但无容置疑，因为政治改革的滞后，社会改革的方方面面还远远落后于现实的需求。

　　因为社会改革的困难和政治改革的滞后，一些人就认为中国的经济奇迹已经走到了顶点，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走到了顶点。的确，从微观角度看，中国正面临任何其他国家所不曾面临的无穷无尽的问题。但如果从宏观的角度来看，没有特别使人感到悲观的因素。

　　中国的基本市场制度已经确立，并且中国已经和国际社会深深整合。从这个角度看，改革开放没有回头路。更为重要的是，尽管改革开放过程中有赢家也有输家，但无论是哪一个社会群体，谁都不想走回头路。

　　或者说，改革开放的精神已经隐含到整个社会运转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这就是继续改革开放最强大的动力。

　　没有人能够保证未来的改革开放道路会是平坦的，会是毫无风险和危机的。曲折、风险和危机是前面30年改革开放的特色，今后也会继续。但是前面30年的改革开放已经给未来的改革开放造就了无限的动力机制。

　　经济改革还需要完善，社会改革有待继续，政治改革面临巨大压力。尽管“摸着石头”不可避免，但是不管前面有怎样的风险和危机，这条河还是要过完的。

　　无论是精英还是大众，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没有任何人想停滞不前，就此沉沦。对道路的探索，不仅是社会成员的个体价值，更是社会群体的整体价值。

张雪忠 暴力围城让民主受伤，但不是蒙羞

　　海协会会长陈云林访台期间，在民进党组织的抗议活动中出现了暴力事件，中国大陆因此有不少人将其视为台湾民主失败的一个新例证，并因此认为大陆不应推行政治民主化。但问题是：民主政治是否应该为此次暴力事件负责？民主政治以外的制度选择是否更有利于弥合台湾社会的政治分歧，甚或更有利于两岸的和平统一？

　　民主是一个社会的成员参与和组织公共生活的一种方式，民主和非民主社会的不同，在于前者意味着多数人必须始终遵循少数人甚至某一个人的决定。

　　这些由少数人作出的决定是否符合多数社会成员的利益，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决策者是否总是愿意舍弃自身的利益；决策者是否能掌握足够的知识和信息，以便确定何种决定有利于多数社会成员。

　　从历史和事实上看，作为少数的决策者在这两方面表现出来的素质，实在让人们看不到乐观的理由。

　　在前苏联和上世纪50年代末中国出现的饥荒中，被饿死的大多是物理上离粮食更近的农村居民，而不是政治上离决策者更近的城市居民。在目前的中国大陆，对决策者或执行者有利（或至少不利影响不大）的政策，总是能大刀阔斧地出台和推行，对于相反的政策（尽管对整个社会大为有利），人们只能一直望眼欲穿。

　　以公共财政为例，中国大陆行政管理费支出，如公仆的花费，比重远高于民生领域的文教、科学、卫生、社会保障支出所占的比重。

　　在以民主方式组织公共生活的情况下，多数人的意见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某一特定的多数群体对少数群体的长久压制，因为随着公共议题的的改变，多数与少数的组合也不断变化。在某一议题上属于多数的人，在另一议题上可能属于少数。另外，少数派在暂时失利后，仍有机会不断批评多数意见的错误和不足，并通过争取更多人的支持而成为多数。

民主化才给两岸和平带来机会

　　可见，民主政治的正常运作需具备两个重要条件：失败的一方承认和服从民主决策的结果；获胜的一方尊重失败者卷土重来的权利。这两个条件实际上意味着民主政治必然是妥协政治。

　　如果一个社会的分歧具有性命攸关的性质，或者某种重大分歧的解决方案一旦确定便不可回复，政治妥协往往难以达成。不幸的是，台湾社会的独统分歧恰恰具有这种特征。对于这种分歧，民主政治的确无法有效解决，因为失败的一方（特别是其中的激进势力）总是不甘心接受失败。

　　对于台湾近期的一系列暴力事件，真正的元凶并非民主政治，而是台湾社会愈演愈烈的独统分歧。台湾的民主政治本身也是这种分歧的受害者。

　　台湾的主权地位根本就不属于台湾民主政治范围内的议题，因此将独统分歧给台湾社会带来的纷争归咎于民主政治，显然有失客观和公正。

　　民主政治的运作确实更容易将台湾的独统分歧彰显出来，但这并不意味着台湾的政治民主化是两岸和平统一的障碍。一旦台湾的民主政治被终结，获得政治垄断地位的要么是统派，要么是独派。以目前之情形看来，后者可能性更大。

　　显然，一个由台独势力实行专制统治的台湾，不会比一个民主的台湾更有利于两岸的和平统一。至于由统派势力垄断政治权力后，两岸是否更容易统一，人们可以回想一下两蒋时期的两岸关系，对答案也能略知一二。

　　可以说，台湾社会的政治民主化，恰恰为两岸和平统一带来了一线机会。如果大陆一方面通过战略上的威慑，不让台独势力看到丝毫“隧道尽头的亮光”，另一方面适时革新大陆的政治和社会体制，强化台湾民众对大陆的政治认同，两岸的和平统一仍不是毫无可能。

民主促成问责机制的产生

　　或大或小的危机，如果是给民主社会造成“威胁”的话，那么对非民主社会亦然。大陆的三鹿奶粉事件本身并不能作为否定大陆政制的理由，因为在民主社会也可能出现类似的事件。但民主与非民主政制仍存在一个重大区别，即在事件发生后是否允许人们采取有效措施，尽可能杜绝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

　　在民主社会，人们可以从社会危机中吸取教训，建立强大、及时的政治问责机制，并允许民众成立自治社团进行自我保护，从而有效防止危机一再出现。

　　但在非民主社会，这些措施必然会冲击到不平等的政治权力分配格局，因而很难得到实施。在此次大陆毒奶粉事件发生后，受害人不但缺乏团体性的自我保护能力，而且连最基本的民事诉讼权利也被变相地剥夺，这无疑为下一次食品危机的上演预留了舞台。

　　台湾社会出现的种种纷争，的确让人为台湾民主政治前途深感担忧，但人们并不能因此将台湾民众深化民主的努力视为一个“笑话”。在非民主社会，人们同样不可能完全消除社会分歧，只是因为存在政治压制，这些分歧在往往隐而不现。但政治压制所造成的表面的社会稳定，或为各种重大场合带来的虚幻的肃穆和庄严，并不足以使一直在地上爬行的人，有资格对已学会直立行走但仍偶有趔趄的人加以嘲笑。

唐小兵 知识分子与文化民族主义的迷思

知识分子与文化民族主义的迷思
　 唐小兵

　　对于20世纪的中国来说，知识分子与文化民族主义的关系一直充满了悖论。

　　一方面，晚清以来，在国事蜩螗和救亡图存的历史语境里，传统文化被知识分子解释为造成中国积贫积弱的根源。因此，寻求富强的中国应该彻底地肃清传统文化的遗毒，根除传统的思维方式与语言习惯，这自然导向一种历史虚无主义取向的文化激进主义。这以打倒孔家店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等为标志，以“文化大革命”的“破四旧”为巅峰，可谓是一种反向的文化民族主义。

　　而另一方面，中国知识界也存在一种强大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认为中国仅仅是在经济-科技等器物层面上不如西方而已，中国的道德与伦理等精神传统，完全可以与西方一比高低，甚至应该成为凝聚民族认同、增强民族自信的核心价值，这以1935年陶希圣、何炳松等10位教授联名签署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以及1958年张君劢、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发表在香港《民主评论》上的宣言《中国文化与世界——我们对中国学术研究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认识》为标志性的文本。

　　这两种对待传统文化的不同态度，其实共享着相同的历史前提，那就是无论反传统，还是高扬传统，都是发生在一个曾经强大而今落后挨打的弱国之中，因此，对于传统文化的反叛或者回归，其根本的落脚点，往往并不在文化，而是在国家，准确地说就是作为“东亚病夫”的中国人如何铸就一个现代化的民族国家，正因为这个原因，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从一产生以来，就是一种政治性的文化民族主义，承载文化民族主义的主体不是文化，而是国家。

　　历史似乎总是在重演，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除了对“文革”的反思之外，同时也走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再一次检讨，中国追寻现代化的起点重新回到了与传统如何割裂的历史原点之上，知识分子的反传统的文化民族主义情绪，在耸动一时的纪录片《河殇》里得到了最强劲的表达，中国的新生再一次被描述成必须与传统的政治、文化结构等告别。而到了1990年代以后，市场经济全面兴起，中国迅速地卷入全球化的世界体系之中，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席卷中国，在这种情境下，曾经呼唤现代化的知识分子突然发现，一种不注重文化精神的现代化只能催生欲望的机器和单向度的消费动物，因此，文化保守主义重新崛起，国学热、读经热开始出现。

　　及至今日，以于丹等讲述传统经典的学者的风靡一时，奥运会开幕式的传统文化的全面展示，中韩民间对于传统文化符号的争夺等为标识，知识分子的文化民族主义无论是在草根民间，还是在国家意志层面，似乎都得到了强有力的回应。

　　殊途同归

　　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民族主义，呈现出复杂的思想光谱，至少，我们可以发现其沿着两个路向展开。首先是文化保守主义者所体现的文化民族主义，这部分知识分子认为面对今日中国的道德沦丧和精神空虚，只有回到传统的思想资源和心灵智慧，才可能找到诊治的灵药，而儒学自然成为他们的首选，儒学所包含的伦理准则被阐释成现代人必需的心灵鸡汤。有人甚至认为，应该从传统来寻找政治合法性的资源。

　　康晓光在最近的一个关于文化民族主义运动的研究报告里就认为，当代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运动将降低外来文化的影响（包括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而增强本土文化的影响力，而本土文化在他看来，主要是儒家文化，最终儒家文化将取得文化领导权，并引导中国政治走向王道政治，并改变世界的文化格局与人类命运。

　　知识分子的文化民族主义的另外一个面向，则是反西方的文化民族主义。随着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等思潮在中国学界的传播和兴起，西方的形象开始自我分裂，西方所代表的“现代性”不再成为一个必须效法的样板，反而成为一个利用全球化和资本的魔力，到处摧毁本土文化和地方性知识传统，削弱民族国家主权，宰制后发民族国家的“魔咒”。

　　吊诡的是，这种反西方的文化民族主义，在多数曾经留学或至今居留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左派学者那里，反而得到了强烈的表现。旅居纽约的张旭东的《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无疑是一个代表性文本，他在书中指出，中国传统上是一个大帝国，民族、文化、文明、政体——所谓天朝文物制度——是一个整体，而继承了这个生活世界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哪怕在理论上再马克思主义，在实质上仍然是一个“文化与民族的重合体”。他所强调的是中国历史的自然延续，终将保存传统的精髓，当然这种信心也不是没有犹疑和困惑的，张也曾发出21世纪我们如何做一个中国人的“天问”，其背后隐含的显然是对于全球化时代中国文化可能消逝的隐忧。

　　而黄平则在最近发表于《天涯》杂志上的一篇访谈《现在中国最需要的是伟大的思想》里，反复吁求今天的中国需要伟大的思想。这种思想在笔者看来，就是指一种基于中国文化传统的具有原创性的思想体系。他遗憾地指出，现在需要的是与这个时代的需求紧密相关的伟大思想，使人们（不只是决策者）在制定战略、规划步骤时也能感受到它们的启迪或警醒作用。说实在的，思想的匮乏与我们的体积、规模、速度和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是不相称的——这么伟大的社会变迁，这么深刻、快速、涉及每一个人每一天的生活和整个社会的全方位变化，特别需要伟大的思想能够既让自己心知肚明，也让别人即使不同意至少也能倾听和理解，这是一个极大的遗憾。他认为中国知识分子太过于依赖西方的思想体系和话语方式，而中国在世界所展示的孔子学院、民俗文化（扭秧歌，舞龙狮等）过于简单化和模式化，根本没有展现出中国文化的精神特质。简言之，黄平所呼唤的是，中国，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在面对西方的时候，要有文化自觉和自主性，而建立这种文化自觉应该回归传统和立足中国的现实去寻求灵感。

　　这样，文化保守主义与左派学者，在文化民族主义这个议题上令人惊异地殊途同归了。回溯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史，即使主张全盘西化论者如胡适，都或多或少地存在文化民族主义的情调，只不过他强调的是通过惨痛的集体反省来重建文化的信心，而如钱穆、吕思勉等历史学家更不必说。可以说，文化民族主义成为推动知识分子的学术创造甚至政治实践的强大心理动力，自有其历史合理之处，而文化民族主义只要不走向排他性的极端民族主义，都是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

　　极度焦虑

　　如何理解发生在今日知识分子阶层的这种文化民族主义？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或许在于伴随着中国在世界的崛起，与物质力量的迅速扩张相比较，中国的精神文明在全世界并无相应的位置，世界仅仅把中国当作全球化生产链条上的低端，也就是进行加工的“世界工厂”。这种经济发展与精神停滞之间的巨大落差，让自以为已是大国国民的知识分子的文化民族主义情绪迅速膨胀起来，希望向世界输出的产品的标识不再是“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而是“Cultured in China”（中国创造），换言之，希望中国的文化传统和精神文明能够向世界输出，并获得广泛的认同。

　　其次，中国的崛起，在世界自然有一个漫长的接受过程，更何况宣称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政治理念的中国，与奉行自由民主制度的资本主义西方之间，虽然在经济上可以开展全方位的合作，但是政治的鸿沟并不是一朝一夕之间可以消除的。年初的拉萨事件，奥运火炬的境外传递，西方社会都以人权、自由等政治符号为理据批评中国，在西方媒体和国际社会看来，这是为了一个更美好和民主的中国，而在部分中国知识分子看来，这是奠基于经济强权之上的傲慢，是对于中国人民的公开羞辱，这种创痛感和屈辱体验，反过来导致一种类似于“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民族情绪的强烈反弹，逼使他们为中国的现代性的独特性辩护，而这种诉诸国情的辩护最后往往会追溯到中国文化传统的独特性。

　　最后，我们也许可以从精神层面来理解这种文化民族主义的兴起。今日的中国已经陷溺在全球化意识形态之中，这种意识形态以经济-科技的发展为杠杆，以消费主义和功利主义为价值内核，以史华慈所谓的物质主义末世救赎论为人生模式，所造就的是一个扁平化和空心化的世俗社会。这个世俗社会许诺了尘世的幸福和感官的满足。但这种情势，在知识分子看来，却可能导致人性的沉沦和道德的沦丧，甚至中华民族文化的平庸化和堕落。这个世界变得不再令人着迷，相对比较敏感的知识分子阶层体会到全球化意识形态的“异己感”，因此，他们呼唤以文化民族主义来抵挡这股来势汹汹的消费主义潮流，从民族的文化传统来吸取诊治现代性之病态的良药。

　　如果我们仔细检视知识分子身上所体现的文化民族主义的历史与现实，我们就会发现一个共同的一直挥之不去的“幽灵”，这个幽灵就是“焦虑”，一种急于创造历史和被主流认同的焦虑感。历史中的焦虑指向对中国将亡国灭种的恐惧和担忧，因此，试图从民族文化传统里抽取价值认同和思想资源，来凝聚社会共识、强化民族自信，以抵挡外族入侵、取得一个主权国家的世界位置；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基本上消除了知识分子在政治层面的焦虑感，但是，“文化大革命”中政治运动对各种文化的破坏，改革开放以后发展主义意识形态对文化的损毁，导致中国知识分子产生一种新的焦虑。他们担心本已所存无几的民族文化，在强势的全球化之前，将会节节败退，荡然无存。

　　这里也存在一个吊诡的面向，在饥渴地融入世界空间接受普世价值的同时，又试图最大限度地保持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在保守民族文化的同时，又显得不够自信，担心这种努力可能制约中国社会的全面发展，因而又展现出一种渴望被西方承认的焦虑。无论是回归传统的文化保守主义，还是反西方来寻求中国的差异性的左派学者，都或隐或现地存在这样一种焦虑。这种焦虑往往不是以极度的自卑来表现，反而是以极度的狂妄和自信表现出来，这种虚妄的信心可能会导向对中国传统与西方的双重误读。

　　台湾学者萧高彦曾在评论张旭东的《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时，切中肯綮地指出了这种文化民族主义可能的危险，这种民族主义思维，反映的是弱国对于群体存亡绝续永恒的深刻恐惧，并导致各民族对于其他民族产生了排他性之根本敌意。其结果是将现实政治化约成霍布斯式的“自然状态”，只不过互相为战的，并非个人而是诸民族。此种思维之目的是民族主体的型塑；但由于过度强化自身的存在焦虑以及对外的不信任感，极易演变成集体的妒恨，却无力创造繁荣和平的社会与国家。

　　身首异处

　　无论是寻求政治合法性的来源，还是追寻中国文化的自觉与自主，都不太可能在一种极度焦虑的心态下产生，更何况这种焦虑感是将自卑与自傲融合在一起的心理困境，而让人担忧的是，这种文化民族主义，因为基本上否定西方价值的普适性，甚至以标新立异的独特性自居，而肯定中国的文化传统与政治秩序，这就可能导向一种知识分子批判性的内部耗损，甚至可能导向具有犬儒主义特征的文化民族主义。最值得指出的，这种文化民族主义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吸引了一大批追随者，这些追随者要么致力于古典王道政治的复兴，要么致力于反西方的本土叙述，最后与绝对国家主义形成了情感共振。这种文化民族主义由于无法推动公共空间和民间社会的成长，最后极可能限制了其发扬中国文化的目标的实现。

　　更让人狐疑的是，提倡文化民族主义的知识分子基本上是生活在北京、上海或纽约等国际化大都市之中，而中国文化的本源更多的是与乡土社会衔接在一起的，各式各样的宗族文化、宗教文化、巫术文化、区域文化等才是构成支撑中国文化传统的“意义之网”。1905年科举制废除之后，原本以耕读生活为基本模式的知识人，等于从传统中国的意义网络中“大抽离”了出来，被抛掷到象征现代性之铁笼的都市之中，超越和神圣的价值在退隐，而世俗性和现代化模式在急剧扩张。传承中国文化的知识分子自然会发现其“身首异处”，身在城市，而心在被乌托邦化了的乡土中国（即传统中国），这就可能导致知识分子的文化民族主义到了最后，仅仅成为学院里的知识生产流水线出产的精美学术符号而已，成为这群书斋里的焦虑而自负的知识分子对传统(无论是儒家传统还是所谓的社会主义实践传统)的一种聊以自慰的浪漫化想象，而根本就无法甚至无心付诸实践。

　　2008年暑期，笔者在湖南革命老区平江县勾留近一月，惊异地发现在这个中国革命的神圣区域（这个山区县城产生了50多位共和国将军），与平江起义博物馆、烈士陵园等并存的是遍布全县的大大小小的祠堂与寺庙，生活在世俗时代的乡亲，在日常生活里经常性亲近这些具有超验意义的空间，习得充满德性和善行的生活，并学会感恩和谦卑，那一刻，我突然发觉在某种意义上，生活在都市学院里的知识分子的文化民族主义，还不如乡间一个不识字的老妪在自家门前的古树下，直接地与祖先、神灵进行喃喃自语的天人之际的沟通来得真实和富有意味。

极端民族主义与民族虚无主义的网络激荡

刘汉鼎

　　2008年，中国发生了许多惊天动地的事情：南方冰雪，拉萨骚乱，火炬传递受阻，汶川地震，台湾反贪，北京奥运，山西矿难，三聚氰胺……

　　许多事件在网络上都引起了激烈的争吵。与近些年我们已经见惯了的网络争吵模式相符，最洪亮的总是来自两个相反的极端的声音。

　　金晶在国内也遭到两次袭击

　　今年4月7日，上海残疾女青年金晶在巴黎参加奥运火炬传递时，受到一位“藏独”壮汉袭击。这一出人意料的事件，成为一个转折点——自拉萨“3·14事件”以来，中国首次占据了道德制高点，在世界公众舆论审判中，由被告变成了原告。

　　这一突变，显然让某些“逢中必反”的中国人气急败坏。在国内某一著名的极右翼论坛网站上，在第一时间转贴的国外有关新闻报道之后，全是网友们对于造成这一局面的金晶(当时还误译为“金京”)的切齿痛骂之声。最轻的是讽刺“你回国以后可以有工作了”，最重的是难以转述的对于女性的人身攻击，重复最多的则是这样的质问：“你身残脑也残吗？”在前三页的几十个跟帖中，没有一个网友对金晶表示同情，对袭击残疾女性的人表示愤慨。

　　这是金晶受到的第二次袭击，虽然她本人可能对此一无所知。在几家浏览量很大的门户网站上，网友们对金晶几乎全是慰问和赞扬。她甚至被夸张地誉为“最美的姑娘”和“爱国英雄”。

　　但仅仅几天之后，网络再次风云突变，金晶第三次遭遇袭击。“家乐福？在咱们家里支持‘藏独’，还有它继续存活下去的必要吗？关门打狗！”——有家左翼“愤青”密集的网站发出帖子。“抵制家乐福”的喧嚣从网络弥漫到街头。金晶因为发表了反对抵制的意见，刚刚把她捧到天上的那部分网友，有些转脸就斥责其为“卖国”的“汉奸”。

　　同一时间，被一拨人捧到天上却被另一拨人拍到地上的，还有那些参加了反对藏独、支持奥运游行的海外华侨、华人、留学生们。在各大门户网站和几个左翼的思想论坛上，他们受到了网友们几乎一致的喝彩。而在另外一些网站上，他们遭遇的则是几乎口径一致的辱骂：“赶紧滚回来，别在外边丢人！”“中国那么好，你还出去干嘛？”甚至有人“检举”那些已加入外籍的华人已经违犯了所在国的法律：“你入籍时已经宣誓效忠美国，为什么还参加支持中国的游行？”

　　最吊诡的是，有愤激的右翼批评者指控，那些留学生之所以参加支持中国政府的游行，是因为他们都是些“贪官子女”(“受到政府洗脑”、“接触不到全面的信息”等其他常用理由，搁在出国已久的留学生们身上，显然不能成立)。而这，恰恰也正是此前某些愤激的左翼人士对于留学人员经常指控的罪名。

　　那位著名的美国杜克大学女留学生王千源的遭遇则正好相反。因该同学同情“藏独”，其远在青岛的家庭住址、电话、母校等都被网友“人肉搜索”出来，辱骂不休。而某个海外组织则马上就给她发了奖。对此大家记忆犹新。

　　一位在英国著名大学任教的华人专栏作家，传播自由民主理念经年，广有影响。这时候因为在个人博客中批评了几句“藏独”和西方媒体(虽然同时也批评了中国政府和中国媒体)，受到了一些从前“战友”的围攻。她把这些“战友”的思维逻辑概括如下——

　　“为什么藏民的民族主义情绪是值得肯定的？”
　　“因为他们追求民主自由。”
　　“为什么汉族人的民族主义情绪是令人鄙夷的？”
　　“因为他们脑残了。”
　　“为什么世界上那么多人都反对我们，难道他们也有自己的道理？”
　　“我们当然要反思，因为他们很可能有自己的道理。”
　　“为什么海外华人中有那么多人都义愤填膺，难道他们也有自己的道理？”
　　“没有，因为他们都脑残了。”
　　“藏人运用自己的权利抗议火炬传递，是不是对自己权利的正常行使？”
　　“那当然，民主社会嘛。”
　　“汉人运用自己的权利为火炬传递助威，是不是对权利的正常行使？”
　　“正常？一帮脑残。”
　　“反共、追求自由民主的人是不是都要go back to C hina (回中国)，要不然显得特装×特懦弱？”
　　 “怎么会，表达理念，在哪儿都行。”
　　“爱国、民族主义愤青是不是都要go back to China，要不然显得特装×特懦弱？”
　　“当然，因为他们都脑残了。”

　　她本人没有被昔日同志说成“脑残”已是侥幸。她说，自己身边的中国人不少都表示要去参加支持奥运反对“藏独”的示威。但同样一批人，听说黑砖窑也会愤怒，碰到支教也会捐款，看到腐败报道也会骂娘，谈到国内的贫富悬殊也会心痛……为什么要把他们妖魔化成“脑残”呢？她把这些人的所谓“独立思考”，讥为新的“两个凡是”。

　　“两个凡是”，即：“凡是敌人反对或估计可能会反对的，我们就坚决拥护”，“凡是敌人拥护或估计可能会拥护的，我们就坚决反对”。事实上，极左与极右之间的共同之处，远远超过了表面上的水火不容。譬如，他们都“唯我正确”、“一贯正确”、“永远正确”，都“非黑即白”，都相信“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则不足以矫枉”，都爱说狠话，都爱吐唾沫，都具有超强的“洗脑”欲望，都把大多数民众当成已经先被对方洗过脑的白痴，所以迫切需要自己来给重新洗一次。他们每一方在写帖子的时候，都充满了道德、智力和信息上的优越感，视与己意见不同者皆为“五毛”或者“网特”。他们互相之间只有咒骂，从不进行真正的辩论。他们都自认为理想在胸、真理在手，其他人或是愚昧无知或是别有用心或是正无限崇敬地等待自己指引航程，所以一个个都“致命的自负”。

　　有两首非常著名的诗歌，且摘读其中最著名的几句——

　　天灾难避死何诉，
　　主席唤，总理呼，
　　党疼国爱，声声入废墟。
　　十三亿人共一哭，
　　纵做鬼，也幸福。
　　(王兆山《江城子》)

　　假如有来生，
　　当兵只当美国兵。
　　假如今生注定死于战火，
　　就作美国精确制导炸弹下的亡灵。
　　(焦 国标《致美国兵》)

　　王兆山先生和焦国标先生立场截然相反无疑。但这两首诗的思维模式和视人命如草芥的价值观，却完全相同！

　　历史上，庞涓和孙膑学自同一个师傅。在网络上，被称作“精英”的极右翼和被称作“愤青”的极左翼(也称“右愤”和“左愤”)，虽然表面上誓不两立，但他们同样都是“就是好呀就是好”的孩子，都是在东西方冷战的大环境中，在“斗争哲学”的熏陶下长大的。好就好上天，坏就坏到底，总是有一个东西被膜拜着，有一个东西被痛恨着。同样感情强烈的词语，被不同的人，或者相同的人在不同时期，加诸可以互相置换的对象(譬如“中国”与“美国”)身上。

　　这两种极端的人，日常心态都是愤愤的，都充满激情而少见理性——虽然他们都不认为自己“极端”，都认为自己最客观理性、天公地道，都以为对方才是以派划线，感情冲动，不讲道理。在网络上，他们经常以同样的“国骂”向对方喷射。

　　不过，两个极端之间也有互相交流和学习。排外“愤青”(“左愤”)甚至能够从他们的死敌、日本“右愤”政客石原慎太郎那里抄袭标语口号——划时代的“愤青”著作《中国可以说“不”》，书名就盗版自后者的《日本可以说“不”》。

　　但中国“愤青”(“左愤”“右愤”都包括在内)与其日本师傅相比，水平却完全不在一个层次上。《日本可以说“不”》一书，写得不带火气，它并没有历数美国罪状，号召日本国民反对美国。作者只是以日本实体经济所占比重与美国的比较、日本半导体工业水平与美国的比较，甚至日本国产新型战斗机转弯半径与美国军机的比较等等，拿一大串数据证明：日本已经有能力对美国说“不”了。准确地说，该书书名应该译为“日本能够说‘不’”。《中国可以说“不”》一书，则书名改为“中国应该说‘不’”才名副其实。书中全是火辣辣谴责美国这不对、那不对，而压根儿不管中国到底有没有反对美国的本钱。当日本经济进入衰退期，实践证明“美国仍然第一”，人家石原等人就再也不对美国说“不”了，改为专对中国说个没完。而中国网民对美国说“不”的风潮，却历十余年而不衰。老师比徒弟们要理性得多。

　　中国“右愤”与石原等日本“右愤”的区别在于，中国“右愤”坚信“美国总是对的”，“美国伟大光荣正确”，像石原他们那样妄图对美国说“不”，本身就是错的，就是愚昧，就是“脑残”。

　　在中国“左愤”们眼里，美国除了有钱有枪，其他基本上一无是处，中国没有必要向美国学习，而应该同它作殊死的斗争；而在中国“右愤”们眼里，美国就是已经落实到了地面上的完美乌托邦，向美国学习，就必须怀着无限崇拜的心态去学，谁要是认为美国并非十全十美，我们必须学其长而避其短，那就不是真学，甚至那就不是真的对外开放。

　　在中文网上，我们可以看到最热情洋溢的关于美国的颂诗：

　　天佑美利坚，是人类自救应有的福报
　　是神和人类永恒约定的圣地 美利坚，她不是一个传统概念和民族意义上的狭隘政权和国家 她是我们所有地球人类的灵魂祖国 美利坚，代表着世界的未来，人类的希望
　　她是不可战胜的！

　　当然，持这种信念的网友们，对于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演唱《歌唱祖国》，一致表达了反感和厌恶。也当然，持截然相反信念的网友们，会被这样的颂诗刺激起十倍百倍的怒火，从而进一步佐证了自己确实就是如假包换的“愤怒青年”。

　　以美国划线，敌、我、友的阵线随之而定也随之而变。前几年，德、法两国跟美国不痛快，在中文网站上我们看到，“左愤”们因此怎么看怎么觉得德、法顺眼，而“右愤”们则普遍地跟美国新保守主义者学舌，动辄咒骂“老欧洲”。今年，当然，这一切又都反了过来。

　　来自这样两个极端的人，是网络上表达欲望最强烈的人。他们的声音因偏激而尖锐，因而更容易被人们听到。所以，这样的声音会被放大，甚至会覆盖另外一些“芸芸众生”的声音。而习惯于沉默的大多数，甚至可能直接被忽略了。这样覆盖一部分再忽略一部分之后，凸显出来的民意，很可能就只剩下极端的左右两翼“暴民”的民意了。

　　2003年初，左一份著名的《中国各界反对美国政府对伊拉克战争计划的声明》，右一份同样著名的《中国知识分子关于声援美国政府摧毁萨达姆独裁政权的声明》，两份声明的发起人捉对儿死掐。那些既反对“萨达姆独裁政权”，又“反对美国政府对伊拉克战争计划”的“中国各界”人士，绝大多数是不会跟着发什么声明的，国际社会和国内社会因而都不大听得到他们的声音。这算是一个典型个案吧。当时，英国BBC在相关报道中，对于上述自称的所谓“中国各界”和“中国知识分子”代表给予了同等的鄙视。

　　假如人们只能听到发自两个极端的声音，这个社会就太可怕了。

　　因为，来自这两种极端的力量，可能会把国家推向同一个危险的目标。极右翼欢迎世界与中国对抗，极左翼鼓动中国与世界对抗，双方殊途而同归，他们的目标实际上都是一个：让中国孤立于世界。

　　有一家著名网络论坛，在法国总统萨科齐对于是否参加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一再含糊其辞、没个准信儿的时候，曾发过一个特明白的帖子，大意是：现在，中国的左右翼在这个问题上已经完全达成了一致——都希望萨科齐不要来。“左愤”们觉得此人讨厌，不欢迎他来；“右愤”们希望他不要给中国政府面子，坚持别来。

　　幸亏，“愤青”们的力量主要体现在网上。萨科齐还是到北京来了，中国政府还是对他进行了礼貌的接待，都没照“愤青”的路子走。

　　就在同一时间，网上还发生过另外一波殊途而同归的“各说各话”。今年春夏以来，台湾海峡上空弥漫着近20年来罕见的浓郁的和平气息。对于两岸的人民，这种局面是多么可贵！但极左和极右的人却全都对此感到不舒服。一家著名的极左网站发出多篇文章，指责中央的对台政策太软了，让步太多了，太不坚持原则了。大陆另一家著名右翼网站则指责马英九对大陆太软了，让步太多了，鼓励他“联合美日，使劲向大陆施压，完全不用害怕”。

　　双方立场截然相反，但其努力的目标都是一个——鼓动两岸重新进行对抗。

　　这种“冷战尚未结束，同志仍须努力”的思维，意识形态挂帅的思维，“汉贼不两立”的思维，是多么吓人！

　　“愤青”治小国而国恒亡。“左愤”米洛舍维奇领导的南斯拉夫，而今安在哉？“右愤”萨卡什维利治下的格鲁吉亚，已经危乎哉！“愤青”治大国呢？美国曾一度被新保守主义“愤青”控制了对外政策，结果陷进伊拉克泥潭拔不出腿。“中东民主路线图”的制图者似乎不懂得：大多数伊拉克民众反对萨达姆不假，但他们也并不喜欢美国，他们真心喜欢的是美国的死敌伊朗。现在，不撤兵，天天都要死人；撤兵，忙活了5年，恐怕白白为伊朗做了嫁衣裳。

　　来自这两个极端的力量，会因对立一方的存在，而更加膨胀自己一方的存在价值和正当性，甚至会刻意夸大对手的影响力(譬如双方都把对手说成是“主流意识形态”)，以强化自己的使命感、崇高感(“众人皆醉而我独醒”，“众人皆脑残而我独完整”)。而试图以民族虚无主义来反对极端民族主义和以极端民族主义来反对民族虚无主义，结果都只能适得其反。

　　其实，以我观察，极左和极右两翼，谁以“弱势”自怜亦复自矜，都纯属矫情。有的门户网站兴旺的时政论坛，长期为“左愤”所占据。有的以“右愤”言论为特色的论坛网站，目前其发帖量，跟帖量，阅读量等“人气”指标，也丝毫不在门户网站的时政论坛之下。譬如，那家曾经齐声痛骂金晶“身残脑也残”的右翼论坛，9月22日傍晚17：51转发“李长江辞职”的消息，至19：27止，仅仅96分钟之内，该帖就有11914人阅读，234人跟帖！—这还是在晚饭前后，远非上网高峰的时间。谁都别再说自己“边缘”了吧。

　　而网上拼杀的一个特点是：对手有多极端，自己往往也会相应变得有多极端——对手越左，我就会逐渐变得越右；对手越右，我就会逐渐变得越左。

　　奥运会中美女排“和平大战”，郎平执教的美国队战胜了中国队。公众比较普遍的反应是理智的，既对中国队输球感到惋惜，也对郎平的成就表示敬佩。在过后的几场比赛中，喜欢郎平的中国观众仍然在热情地为美国队加油。中美两国报纸对此都多有正面评价。但如果你到那几家立场极端的网站看看，则会误以为这场比赛是发生在十几、二十年以前的“小山智利”时代。中美赛后，在一家著名的极左网站，我们看到，骂郎平“卖国”，要求向郎平索赔“国家培养费”，甚而要求反思中国人才外流问题的文章，刷拉拉糊了一片。再看另一家著名的极右网站，则是一大串唯恐天下不乱的帖子：“好高兴哦”“粪粪们会不会骂郎平汉奸？”“美国人郎平，一身正气地坐在美国教练席上，运筹帷幄。郎平的昔日队友现女官员则与宋大嘴坐在上面，乌鸦样地叽叽喳喳”，“郎平忠实地履行了她入籍时在美国国旗下的誓言”，等等。事实上，郎平根本就没有加入过美国国籍。

　　这是刚刚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情。我们知道，就郎平问题持以上两种极端观点的人，实际上都是极少数，但就是这极少数人在网上吵闹不休，从而互相为对方的存在提供了足够的理由。

　　就美国反恐问题，中国的左右翼网民之间已经打了多年文字官司了。但是，就像无法理解大多数观众可以既喜欢郎平又喜欢中国女排、既盼望刘翔夺金更敬佩博尔特破纪录一样，按照把世界黑白两分的逻辑定式，“左愤”和“右愤”们恐怕也都难以理解：那些让中国无比头疼的东突分子，为什么竟然也会在阿富汗和基地组织一起并肩抗击美军？——他们还曾在车臣参加抗击俄罗斯军队。而拉登早些年曾经两度亲赴科索沃，指导如今被欧美扶持上台的那些人，开展针对塞尔维亚的独立斗争。难道对恐怖分子也应该再洗一次脑，要求他们必须站稳“亲美”或者“反美”的立场，以便于中国的网民进行敌我分明的归类吗？

　　也许，在两个极端的人群看来，世界如果是丰富多彩的，那就太没意思了！

　　扛着“爱国主义”大旗，动不动就喊打喊杀的极左翼“愤青”，从网络时代初期就收获了一个“爱国贼”的封号。他们几乎总是帮国家的倒忙，因而非常对得起这个称号。

　　他们总是在怀念毛泽东时代所谓“强硬”的外交风格。但是，36年前，在美国还与台湾蒋家保持着外交关系，甚至还在台湾驻着成建制军队的时候，毛泽东就能邀请美国历史上最反共的一任总统尼克松访华。苏联大军压境，国家危难当头，老一代领导人何曾像“愤青”们推崇的那样，只图一时痛快？

　　这些年，“左愤”们在与外国打交道时，总是一副好斗的公鸡模样，总疑心外人在算计自己，总觉得自己肯定是吃了亏，从不相信还有“互利双赢”这码子事儿；作为一个影响力有限的地区大国的国民，却老是像地球主人一样，爱为千万里以外国家民族间莫名其妙的纠纷打抱不平。

　　十几年来，各大主流报刊的评论员们，写批评教育这类“愤青”的文章都已经写溜了，也写疲了，可这些被教育者怎么仍然不明白“首先是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最好的爱国，就是立足本职岗位做贡献”等评论员们老生常谈的革命道理呢？

　　我个人以为，今年，极左翼“愤青”们做得最没品的一件事，是在网上骂肯德基等几家知名外企对汶川地震灾区捐款太少，进而号召消费者抵制！效果倒是立竿见影，大老板们都慌慌张张登上飞机直奔北京来追加捐款。但是，他们在痛骂其公关经理失职的同时，心里能不痛骂中国“愤青”们的亲娘吗？

　　用不了几件这样的事情，这些所谓的“爱国主义者”就能把“爱国主义”给彻底搞臭。

　　同样的，那些逢中必反的极右翼“愤青”，也有他们声称的“主义”。不过观其言行，似乎他们的目标，也是要把这种“主义”搞臭。

　　汶川地震发生后，达赖喇嘛的崇拜者、美国女演员莎朗·斯通说了句“这是报应”，惹来很多网民怒骂。在这时候，极右翼“愤青”不吱声也就罢了，可他们却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硬拗，说莎朗·斯通的本意是好的。为此，甚至涌现出了一批网络“语义学家”、“翻译家”和“佛学家”专门抠字眼儿。即使在莎朗·斯通本人已经承认自己确实说错了话、进行过道歉以后，这些“家”们仍然坚称该女说的根本就没错儿！——这样的事情并非仅仅一起。

　　在CNN就其对华报道中的偏颇表示道歉后，在一家著名论坛网站上，我看到一连串声声不绝的跟帖：“我没觉得受伤害，你不用道歉！”“我也没受伤害，不用道歉！”“我也……”——这类“纯属故意找抽”的事情，也发生过不止一起。

　　最不可理喻的就是，在陈水扁弊案连发后，大陆个别极右翼“愤青”对其毫无保留的“仗义”相挺。

　　7月21日，陈水扁以被告身份出庭，被一位64岁的男子苏安生从背后踹了一脚。在大陆某著名网站转载报道这一事件的新闻后面，跟帖几乎全是骂苏“老而不死”等话的。数日后，这位苏老汉在出门锻炼时被人尾随并殴打，致左手开放性骨折，头部受伤。在同一个论坛网站，这条新闻下面，则几乎全是“打得好”、“此人的确欠揍”、“动刀的必被刀动，打人的必被人打，报应！”“天理循环，报应不爽”等等。在第一页的十余条跟帖中，对这位受伤老汉表示同情的仅有一帖。

　　去年，曾经把陈水扁的女婿、亲家送进监狱的台湾“爆料天王”邱毅，自己被判入狱。大陆这边的极右翼“愤青”们，在网上也曾一片欢呼声。邱毅的揭弊行为影响了“台湾民主”的形象和“台独”运动的发展，所以，他们和台湾的“深绿”、“死忠”群众一样，也对邱毅恨之入骨。

　　马英九陷入“特别机要费”案时，“右愤”们则表现得有些幸灾乐祸。“民主”而“不独”的马，显然不如“民主”而“极独”的陈，更让大陆多数官民讨厌。“右愤”偏袒阿扁，可说纯粹就是“为反对而反对”。

　　前些日子，陈水扁发表声明称，查处他的案子是“政治清算”、“抄家灭族”、“成王败寇”，有网友马上跟帖表示：“我还是比较相信阿扁的说法。”他说这话的时候可能忘了，如果阿扁的说法可信，那么今日的台湾就根本算不上他喜欢的“民主社会”、“法治社会”了——“成王败寇”的社会是什么社会？

　　去年4月16日，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发生了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枪击事件。凶手打死32人、打伤多人后自杀。

　　事发后第一时间传出的消息称，杀人凶手是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右愤”们马上在网上骂开了娘：“只有中国的教育制度才能培养出这么没有人性的学生！”“这个留学生是不是贪官子女？”“此人可能是中国军情部门派到美国的特种兵，否则枪法不会这么好！”“美国大学今后应该拒收中国留学生！”

　　仅仅几个小时之后，凶案告破，警方查明制造这起惨案的是23岁的韩国籍男子赵承熙，他从8岁起就一直在美国上学。“右愤”们的指责全部落空。有人把“右愤”们这几个小时内发表的“愤帖”集纳起来，在网上集中进行了一次晾晒。其效果可想而知。

　　更败坏“右愤”声誉的“乌龙”名帖，是5年多以前发在著名网络论坛《天涯社区·国际观察》上的一篇《萨达姆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证据很快就能找到，大家不要着急》。5年多来，天天都有人把这个帖子翻出来逗乐：“你慢慢找啊，我们不着急！”

　　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个如今已垒成万层高楼的名帖的存在，使“天涯国观”变成了“左愤”的乐园，原来已经有些名气的“右愤”ID，在这儿逐渐待不下去离开了。以一帖而致一个阵地易手，得发动多少个“网特”或者“五毛”，努力多少个昼夜，才能达到同样的效果？

　　物极必反。“愤”极岂独不然？

　　9月28日，徐友渔先生发表文章，也提到：“要区别一个国家的建国理念、立国原则和它的国家利益，它的地缘政治学考虑。头脑简单的人往往处于两个极端，一种人在某个西方国家与我们发生纠纷或利益冲突时，对之全盘否定，连原来承认是先进的理想、原则、制度、做法都变得一无是处，如果还有人继续主张参考、借鉴、学习，就被扣上‘崇洋媚外’或‘卖国’的帽子，这与其说是有志气，不如说是愚蠢。另一种人刚好相反，他们认为西方国家的宪政民主、法治是好的，他们的一切对外政策就是正义的，以为与他们抗争就是否定我们原先肯定的价值，这种简单化的思维方式也很害人。他们应该懂得，你可以是某个好球队的粉丝，但它的球员犯了规，你不能还是叫好。”

　　众所周知，徐友渔先生是一贯反对极端民族主义的。我们是否可以期待，他也写出批判处于另外一个极端，即民族虚无主义这一方的“头脑简单的人们”的文章呢？如果他一旦写出了美国对外政策的国家利益和地缘政治学考量，以及这种考量与其建国理念、立国原则的背离，他会不会因此而受到自己粉丝们的一顿痛扁呢？

　　每一种思想都有其存在的理由。也许，两类极端“愤青”言论的价值，就在于让人们“鉴”而远之：依“愤”而为，将误国误民，并且最终走向自己意愿的反面。

郑永年 土地流转制度与中国政治社会的改革

　　中共十七大三中全会推出《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了土地流转制度是新一轮中国农村改革的轴心。很快，海内外对这个文件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关注。

　　和其他方方面面的改革不一样，农村的改革可以说是少数几个带有全局性影响的改革。正因为如此，对新的改革或抱有高度的期望或表现出极大的担忧，都是正常的现象。重要的是改革者能否保持清醒的头脑，既不因为叫好声而飘然，也不因为批评声而止步不前。

　　对土地改革抱乐观态度的是改革者。很简单，如果没有对这一改革有良好的预期，就不会主张改革了。

赋权、收入与土地改革

　　土地问题是农村的根本性问题。的确，“三农问题”中很多问题的解决必须从土地入手。首先，农村党政官员在土地问题上的腐败。地方政权利用手中的权力任意征用农民在土地，农民在土地方面的权益得不到任何保障。这方面的问题似乎越来越严重，已经造成了农民和地方政权之间的高度紧张，从而也对整个政权造成压力。土地改革就是要赋权与农民。

　　其次是农民的收入问题。很多年里，农民收入没有实质性的增长。尽管中央政府在这些年里做了很多努力，例如免掉土地税，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收入问题。土地流转或者资本化显然可以是农民收入的一个很大来源。反之，如果土地不能资本化，地方政府实际上一直在通过各种方式掠夺农民的土地。

　　再次，土地改革也是农村本身的生产方式的转型所需。农民现在是小规模经营，仅仅依靠土地，尽管可能求得衣饱，但不会有很大的变化。正因为这样，在工业发达的地区，很多农民已经离开了土地，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土地的荒废。决策者希望通过土地流转在纠正这个问题的同时造成规模经营。

　　说到底，土地流转制度（甚至因为过于敏感而不能正面提出来的私有化问题）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大趋势所需。工业化和城市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必经之路。

　　不过担忧者也并非没有道理。一是中国仍然欠缺有效法治的保障。在实施这个新政策过程中，如何保护农民的利益是个大问题。如果土地的支配权仅仅从地方政府之手转移到资本之手，对农民来说，不会有什么不同，因为地方政府和资本这两者本来就是一体的。所以，必须预防农民再次遭掠夺。

　　其次，正因为资本和地方政权的强势，农民在土地流转问题上的“自愿”很难得到体现和保证。这里，“自愿”并不意味着理性。如果城市居民在资本诱导下，把国企股份廉价卖掉，农民也会在各种情形下把土地以任何形式处理掉。

　　其三，人们也不能高估农民的自我忍受能力。尽管实行市场经济已经多年，但大多数中国人并没有准备好接受市场规则的心理和能力。城市居民也一样。在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一旦出了问题，城市居民还是要找政府来解决。农村也早已出现这样的问题，例如在集资问题上。

　　无论是城市居民还是农民找政府就地解决并非毫无理由，因为中国并不存在一个完美的市场，或者一个好的市场制度。市场是一个受操纵的市场，权力和资本都可以任意操纵市场的运作。

　　其四，土地流转出去了之后怎么办？这个问题更为严重。例如这次金融危机已经对中国的企业产生了很多影响，大量企业的倒闭造成了大量农民工的回流。如果仍然有片土地，农民可以可以借土地为生。没有了土地，那只好成为无业流民。在这个意义上，土地就是稳定器。如果这个稳定器不再存在，那么土地问题很快就会演变成社会政治问题甚至危机。

农村改革是各方面的动力机制

　　正因为争议比较大，出台这个政策的决策者和有关部分似乎开始倾向于谨慎和保守，开始在推广这个政策的范围、方式和各种限制举措上作文章。这些很有必要，因为决策者很难预见得到这一政策的负面效应。大家各自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来预见问题，就可以给决策者一个参考。

　　但从现在看，一些批评者开始有倾向把农村浪漫化，名为为农民利益着想，但实际上会阻碍问题的解决。例如一些人认为土地的问题并非农村问题的核心问题，农村问题的解决就是要对农村有大量的投入，给农民各种权利。这是要通过把农民和土地永久地绑在一起，使得农民和农村永久化。

　　也有一些人开始把农民看成是一种“特权”，要把农民这个社会群体永久化。从历史的角度看，除了把农业、农村和农民浪漫化之外，这些都不可能是解决之道。“三农问题”的解决最终必须依靠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从农村和农业转移出去，就是工业化和城市化。

　　新的土地改革的困难并不在于土地流转本身，而在于与之相关的配套制度改革。土地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没有配套改革，就很难达到原来的预期。正是因为土地改革有“牵一发动一身”的功能，其能够促成其他方面的改革。

　　实际上，农村改革从来就是中国各方面改革的动力机制。中国的改革从农村开始，农村的改革为其他很多方面的改革提供了莫大的动力。如果没有农村改革，很难想象城市改革能够顺利进行。

　　农村改革更是促成了农村本身的巨变。家庭联产土地承包制马上导致了计划经济时代建立的农村人民公社和生产队制度的解体。旧制度的解体导致了制度创新，农民的实践和中央政策的结合造就了今天人们所看到的中国地方民主制度。

　　承包制也为农村人口的流通创造了条件，农村过剩劳动力进入城市市场，造就了成千上万的农民工。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劳动力优势是中国经济崛起最重要的一个因素。

　　可以相信，如果执行得当，这次土地改革可以再次成为社会政治体制改革的巨大动力。例如，户口制度的改革，呼声已经有年，也的确发生了一些政策层面的变化，但体制层面的变化仍然缺失，农民工还是农民工。

　　和西方比较，农民工是中国人为制造的一个社会群体。中国的工业化速度前所未有，也吸收着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但并没有像西方社会那样改变着农村的性质。

　　举例来说，一个从密西西比来的农民如果在纽约找到了一个工作，那么就可以享受作为一个纽约公民的权利，同时马上减少了一名农业人口。那么中国呢？成千上万的农民工已经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工作了十多年甚至更长，但他们还是农民工，还是不能享有城市居民的公民权。

　　曾经看到一些中国经济学家论证为什么中国还需要保持农民工这个群体，因为在他们看来，农民工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优势。这里，人们看不到些许道德感。这就是总理温家宝多次抱怨中国为什么没有穷人经济学家的背景。

执政的道德基础会出现问题

　　中国的第一波工业化牺牲的是农民，第二波工业化牺牲的也同样的是农民。第一波工业化把农民固定在农村，第二波则把农民引入城市。如果这种状况不能得到改变，执政的道德基础会出现很大的问题。

　　这就是说为什么说土地改革可以成为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的新动力。不能说有关方面对农民工的重要性没有认识，因为党代表大会上已经有了农民工的代表。就是说，已经承认农民工是个独特的社会群体，具有政治参与权。但即使这样，在道德意义上仍然有问题。

　　为什么农民工不能成为城市居民？不能享受城市居民的权利？农村的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教育等等问题的解决都等待着政治社会改革。国家的工业化依靠牺牲农民的利益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但为什么这些财富不能回归农村呢？经济越发展，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看不起病？贫穷人家的子弟的接受各种程度的教育越来越难了呢？

　　很容易理解农村和相当多的城市居民为什么在复兴着毛泽东思想。他们已经把毛泽东思想视为是一种穷人的权利哲学。
　　如果光从发展国民经济的角度来考量土地改革就会有很大的偏差。如果没有社会政治的改革，土地的资本化就会变成农民的无产阶级化。但如果能够把土地制度和中国社会政治体制的改革联系起来，那么土地的改革就会变成巨大的进步动力。这既符合农民的利益，也符合中国政治社会发展的大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