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经济危机带来的一丝隐忧弥漫在心头，当寒风吹动落叶而雪的消息从北方传来，在这新年的第一天，请让我们倾听一个久远的声音。十年前的今天，本报发表了1999年新年献词《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今天，当南方周末致力于新闻专业主义之路时，这句标题仍是我们精神的圭臬，我们勉力继承其志，并视之为伟大的传统。中国已经度过了激流般的十年，多少繁华事，已付笑谈中，可是这句箴言仍然在每一个新年来临之时嗡然回响。
因此，在今天，让我们在这最单纯和美好的精神传统中相逢，让我们在自己的内心中汲取力量，寻找最热诚的信念。让我们继续前行，因为这是我们的责任，因为我们是社会的中坚。
这就是为什么在汶川地震发生之时，无论我们身在现场，还是在千里之外，都曾感受到举国一致的悲伤；在北京奥运会举办之时，无论我们是中产阶层，还是贫寒之家，都曾体会过壮美场景带来的欣喜；在三聚氰胺奶粉事件发生之时，无论我们为人父母，还是尚无子嗣，都曾拍案而起，怒不可遏。这是因为中国是一个整体，我们休戚与共，须臾不曾分离。这是因为我们是社会的中坚，因为扪心自问之时，我们发现自己对人的爱无可置疑，对国家的爱无可置疑。
当我们扪心自问之时，我们心中对这个国家深挚的爱已经给了该如何行事的答案。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只赞美国家的进步，也批评它的不尽完美；为什么像捧着烛火一样捧着“真相”，在群论汹汹之际也坚持独立的立场；为什么若我们只能发出荧荧之光，也有崇高之意。
这也就是为什么你会在今天买下这份报纸，而它没有提供可供获利的消息甚至也不提供什么消遣。
这是因为我们是理性的爱国者。经历了地震的悲痛，经历了奥运的盛况，经历了30年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已经成年。当我们在这新年的这份新闻纸上相逢，我们已是社会的中坚。
在这个时候，让我们回想，30年前，在改革开放之初的羊肠小道上，我们的父辈荜路蓝缕，何其艰辛。他们经历了多么复杂的年代，走过了多么长的路。今天，他们结束了对国家的使命，头发斑白，回想着自己与同辈如何开创了这个世界。我们的孩子生活在一个比过去更好的世界，我们可曾想过他们有权利生活在一个更好的世界？是否有一天当他们追问我们的故事，我们可以说，我们没有推卸责任，不负历史的托付？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犬儒，不能抱怨“那是不可改变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寻找最热诚的信念。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望向历史深处，回忆这个国家在一百多年来的兜兜转转。因为我们是社会的中坚。
越是望向历史深处，我们就越是坚定。是的，我们要毫不游移地支持那些人类共同的价值。我们支持进步、民主、自由、人权，支持中国走向现代文明。我们可曾忆起，一百多年前，先贤们发现故步自封于本国文化已不足以救亡图存，因此埋藏了心中痛苦，远渡重洋，以寻求国家振兴之道？因此西风东渐，建兵工厂以御外侮，建学校以期未来，建报馆以开民智，因此德先生、赛先生给这个古老的国家带来了复兴之光。在这漫长历史的此端，我们可曾想过这个国家的希望从何而来？我们可曾想过，如何延续这希望，以不误国家和人民的前程？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坚持让各种社会力量进行公正博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呼吁中国的改革开放之路超越集团利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支持继续深化改革。这就是为什么公正、公平是我们必须达到的目标，无论发生什么；为什么国富民穷的趋势需要彻底扭转，无论要做多么繁复的工作。
一切都因为，历史的接力棒已经在我们手中。我们是社会的中坚，不是因为我们身在高位，不是因为我们资金丰足，不是因为我们聪明绝顶，不，我们甚至并不比任何一代中国人优秀，只是我们有此机会。我们有一个机会把中国变得更好，我们有一个责任把中国变得更好。我们不能彼此耳语，而要朗声合唱，这歌声要求着国家与人的共同幸福，从一百多年前而来，回荡今时今日。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相信自己的使命，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了解真相，不能坠入一个失真的世界。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讲述自己对国家的爱时，可以平静、深邃和坚定。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既不随波逐流，也不凌空虚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做现实主义者，求应然之事。
因为在这个大陆上，太平洋以西，当新年的熹微曙光笼罩大地之时，我们要对这个国家负责。当我们看到它辽阔的天空，看到天空下一条条曾被地震折断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巨大的山岭和阡陌纵横的土地，繁华都市和出产古老谷物的土地，以及在这个国家中来来往往的沉浸在梦幻中的人们；当我们的孩子将出生，在夜色中发出柔弱却嘹亮的哭泣声；我们会知道，没有任何东西比一个信念更为珍贵，也从没有任何一个时代有如此之多的困难，有如此之多的希望。
2008年12月31日
2008年12月30日
郑永年 改革开放：应向社会吸引官员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无可否认，在这30年中，中国所取得的成就不仅超越了自己的历史，也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从未发生过的奇迹。一句话，整个世界因为中国的崛起而改变。但也不容否认，不仅发展过程中产生了无穷的问题，而且在继续改革的道路上也面临难以想象的障碍。
很容易理解，在纪念30周年的时候，无论在海内还是海外，当很多人为中国成就而赞叹的时候，也有很多人对改革开放产生了怀疑、质疑，甚至有了抵触情绪。在整个世界面临金融危机的时候，这种情绪表现得尤为强烈，各种有关“主义”的争论又浮现出来。
如何纪念前30年？最富有意义的事情，是考量如何进行今后30年或者更长历史时期的改革和开放。中国的成就因为改革开放而取得；因为改革开放而导致的问题也必须经由继续的改革开放而得到解决。除了不间断的改革开放，中国没有任何其他的选择可以途径。
开始关注弱势群体利益
在过去的30年，改革开放是由两个相对独立又互为关联的过程组成，即对内改革，对外开放。但实际上我们也可以把改革理解为内部开放。正是因为是内部开放，改革获得了巨大动力。中国的改革从经济改革开始。
经济改革因此就是经济过程逐渐向各社会群体开放。这个过程先是向农民开放，就是农村经济改革。农村经济改革把农民纳入中国的经济过程，为其他方面的经济改革注入了动力。没有前期农村改革的成功，很难想象工业改革的动力从何而来。
工业改革本身也是一种开放的过程。当原先的计划经济体制力量还是很强大的时候，当时的领导人在不完全否认计划体制的前提下，把经济过程开放给计划体制之外的力量，那就是非国有部门经济。
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最终对国有部门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从而为国有部门的改革造就了巨大的动力。向既定体制外的力量开放，利用体制的力量来克服旧体制的阻力，这就是改革。这是中国经济改革成功的关键。
政治方面的进步也离不开内部开放。经济改革导致了社会经济利益的多元化。利益的多元化必然要反映在政治过程中。政治过程的开放最显著的就是反映在执政党提出的“利益代表”的概念中。“三个代表”的概念就是说执政党要代表方方面面的利益。
在这个概念的引领下，执政党成功地把政治过程开放给新兴社会力量尤其是民营企业家。在近年，执政党也开始关注工人、农民、农民工和其他在改革开放过程处于弱势地位的社会群体的利益。
无可否认，内部经济开放和政治开放并非等速进行，经济开放的速度远远大于政治开放；同时政治过程开放对不同社会群体的程度不同，对强势群体的开放远远大于对弱势群体的开放。但不管怎么说，正是内部经济和政治过程各方面的开放构成了中国内部改革的主题和动力。
只要有利可图就有政府垄断
从内部开放的角度，人们既可以理解为什么目前的改革出现了问题，也可以理解如何去寻找新的改革动力。一切有关乎利益。过去的30年可以说是用新利益去克服既得利益对改革的阻碍，用新利益体制取代旧利益体制。
无论是内部改革还是外部开放已经培养了方方面面的新利益。这些新利益既是改革开放的成果，但同时他们本身已经变成了既得利益，成为了今天进一步改革开放的阻力。
在经济上，中国的经济体制趋向于封闭。这种封闭并不是对外关系上，即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体的关系，而是指对内开放方面。最显著的表现就是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所从事的方方面面的垄断。
上世纪90年代的“抓大放小”的国有企业改革目标有两个。一是重组大型国有企业集团提高中国企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二是通过各种形式的民营化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但现在看来，这两个目标不仅没有达到，反而走向了反面。
中国国企的规模的确越来越大，但它们的国际竞争力并没有发展起来。当国际竞争力缺失的时候，很多企业转向了国内。这就造就了垄断。
今天的中国，只要有利可图的地方，就会有政府垄断。垄断就是“大鱼吃小鱼”，侵吞中小企业的发展空间。中国的中小企业生存环境恶劣，发展停滞不前，政府垄断就是最重要的因素。
同时，各种垄断机制往往导致国家的财富从多数人转移到少数人，从地方转移到中央，从非国有部门转移到国有部门。
垄断既是中国特有的收入分配巨大差异的结构因素，是中国经济缺乏创新的制度制约，也在阻碍着经济过程的开放。可以说，如果政府垄断局面不能被打破，那么中国经济改革的深化就毫无希望，进一步的发展动力。
社会力量不足以影响改革
在社会改革方面，缺少进步的主要原因也是开放不足，就是说社会力量影响不到社会制度的改革。在当今发达社会，社会改革和提供公共服务的各项社会制度包括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全民教育体系都是在经济持续发展和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上了一个台阶之后建立起来的。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中国现在是进行社会改革和建立各项社会制度的最好时机，因为中国已经经历了30年的高速经济发展。的确，社会改革是这些年来领导层的最高改革议程。但是，社会改革的进展很不理想。
社会改革需要钱。问题并不是国家没有钱，而是因为国家所拥有的钱很难有效分配下去。从国家财政税收能力看，中国是世界上最为成功的少数几个国家之一。但从政策的执行能力看，就不是这样了。
在很多方面，国家能力是失败的。如果不能有效地把钱用到社会改革的方方面面，那么就是失败。谁都意识到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教育制度改革的重要性，但是就是改革不了。
医疗改革争论已经多年，还在争论。原因似乎也很简单，钱掌握在既得利益手中，他们不想把钱花到造福于社会大众的社会制度的建设上。对既得利益来说，现有的社会制度已经有利于有钱有势阶层，何必要进行改革呢？
如何克服阻力来进行经济和社会改革？显然，政治改革是关键。而政治改革的关键则在于政治过程的开放。中国并不是没有任何形式的政治改革，但大都是体制内的改革。这些年来诸多体制内改革效果并不显著。因为是体制内部改革，往往是左手改革右手，没有任何力度。
在政治改革方面，中国已经没有超然的力量。在强人政治的时代，例如毛泽东和邓小平时代，领袖们能够超越于官僚体系之上进行改革。没有了政治强人，中国靠什么来改革？靠解放思想，靠政治创新。解放和创新就是要产生一些和既有的事物不一样的事物。
思想解放和政治创新首先就是要解决谁来改革的问题。就是说，改革的主体是谁？毫无疑问，是执政党。但执政党如何能够获得改革的动力，做一个名副其实的改革主体呢？没有任何办法，执政党改革主体的确立只能通过执政党吸纳社会力量来达成。
执政党须吸纳社会力量
政治向社会开放至少有两层意义。一是执政党向社会吸引官员。中国政治制度不学西方，但这并不是说不能向社会吸取改革者。新加坡是个很成功的例子。
新加坡的大部分高级官员甚至是领导人都是由社会培养的。他们进入执政党之前都是社会经济各方面的精英。从社会吸纳人才有效地解决了执政党必须是人民的一部分的问题。
与之相比，中共都是从内部培养干部，培养的往往是官僚类型官员，没有全局观，没有社会观，也很容易和人民和社会脱节。
二是向社会分权。中国的分权总是在不同政府层级之间进行，也就是说权力的分配总是在政府内部进行。这样，向中央集权往往变成专制，向地方分权往往产生很多土皇帝。向社会分权就是就是向社会寻找继续改革开放的动力。
近年来，权力迅速向中央倾斜，但是社会还是那样无力，所以改革也无动力。要产生改革的动力，权力在向中央集中的同时也必须向社会分权。
当改革开放遇到了困难的时候，抱怨改革开放，否定改革开放，都没有出路。所有人都知道，中国再也不可能往回走了。唯一的出路就是继续的改革和开放。
而新的改革开放也不是从前的重复，新的开放必须是向社会的开放。不管阻力有多大，开放政治是中国必须追求的目标。
很容易理解，在纪念30周年的时候，无论在海内还是海外，当很多人为中国成就而赞叹的时候，也有很多人对改革开放产生了怀疑、质疑，甚至有了抵触情绪。在整个世界面临金融危机的时候，这种情绪表现得尤为强烈，各种有关“主义”的争论又浮现出来。
如何纪念前30年？最富有意义的事情，是考量如何进行今后30年或者更长历史时期的改革和开放。中国的成就因为改革开放而取得；因为改革开放而导致的问题也必须经由继续的改革开放而得到解决。除了不间断的改革开放，中国没有任何其他的选择可以途径。
开始关注弱势群体利益
在过去的30年，改革开放是由两个相对独立又互为关联的过程组成，即对内改革，对外开放。但实际上我们也可以把改革理解为内部开放。正是因为是内部开放，改革获得了巨大动力。中国的改革从经济改革开始。
经济改革因此就是经济过程逐渐向各社会群体开放。这个过程先是向农民开放，就是农村经济改革。农村经济改革把农民纳入中国的经济过程，为其他方面的经济改革注入了动力。没有前期农村改革的成功，很难想象工业改革的动力从何而来。
工业改革本身也是一种开放的过程。当原先的计划经济体制力量还是很强大的时候，当时的领导人在不完全否认计划体制的前提下，把经济过程开放给计划体制之外的力量，那就是非国有部门经济。
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最终对国有部门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从而为国有部门的改革造就了巨大的动力。向既定体制外的力量开放，利用体制的力量来克服旧体制的阻力，这就是改革。这是中国经济改革成功的关键。
政治方面的进步也离不开内部开放。经济改革导致了社会经济利益的多元化。利益的多元化必然要反映在政治过程中。政治过程的开放最显著的就是反映在执政党提出的“利益代表”的概念中。“三个代表”的概念就是说执政党要代表方方面面的利益。
在这个概念的引领下，执政党成功地把政治过程开放给新兴社会力量尤其是民营企业家。在近年，执政党也开始关注工人、农民、农民工和其他在改革开放过程处于弱势地位的社会群体的利益。
无可否认，内部经济开放和政治开放并非等速进行，经济开放的速度远远大于政治开放；同时政治过程开放对不同社会群体的程度不同，对强势群体的开放远远大于对弱势群体的开放。但不管怎么说，正是内部经济和政治过程各方面的开放构成了中国内部改革的主题和动力。
只要有利可图就有政府垄断
从内部开放的角度，人们既可以理解为什么目前的改革出现了问题，也可以理解如何去寻找新的改革动力。一切有关乎利益。过去的30年可以说是用新利益去克服既得利益对改革的阻碍，用新利益体制取代旧利益体制。
无论是内部改革还是外部开放已经培养了方方面面的新利益。这些新利益既是改革开放的成果，但同时他们本身已经变成了既得利益，成为了今天进一步改革开放的阻力。
在经济上，中国的经济体制趋向于封闭。这种封闭并不是对外关系上，即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体的关系，而是指对内开放方面。最显著的表现就是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所从事的方方面面的垄断。
上世纪90年代的“抓大放小”的国有企业改革目标有两个。一是重组大型国有企业集团提高中国企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二是通过各种形式的民营化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但现在看来，这两个目标不仅没有达到，反而走向了反面。
中国国企的规模的确越来越大，但它们的国际竞争力并没有发展起来。当国际竞争力缺失的时候，很多企业转向了国内。这就造就了垄断。
今天的中国，只要有利可图的地方，就会有政府垄断。垄断就是“大鱼吃小鱼”，侵吞中小企业的发展空间。中国的中小企业生存环境恶劣，发展停滞不前，政府垄断就是最重要的因素。
同时，各种垄断机制往往导致国家的财富从多数人转移到少数人，从地方转移到中央，从非国有部门转移到国有部门。
垄断既是中国特有的收入分配巨大差异的结构因素，是中国经济缺乏创新的制度制约，也在阻碍着经济过程的开放。可以说，如果政府垄断局面不能被打破，那么中国经济改革的深化就毫无希望，进一步的发展动力。
社会力量不足以影响改革
在社会改革方面，缺少进步的主要原因也是开放不足，就是说社会力量影响不到社会制度的改革。在当今发达社会，社会改革和提供公共服务的各项社会制度包括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全民教育体系都是在经济持续发展和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上了一个台阶之后建立起来的。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中国现在是进行社会改革和建立各项社会制度的最好时机，因为中国已经经历了30年的高速经济发展。的确，社会改革是这些年来领导层的最高改革议程。但是，社会改革的进展很不理想。
社会改革需要钱。问题并不是国家没有钱，而是因为国家所拥有的钱很难有效分配下去。从国家财政税收能力看，中国是世界上最为成功的少数几个国家之一。但从政策的执行能力看，就不是这样了。
在很多方面，国家能力是失败的。如果不能有效地把钱用到社会改革的方方面面，那么就是失败。谁都意识到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教育制度改革的重要性，但是就是改革不了。
医疗改革争论已经多年，还在争论。原因似乎也很简单，钱掌握在既得利益手中，他们不想把钱花到造福于社会大众的社会制度的建设上。对既得利益来说，现有的社会制度已经有利于有钱有势阶层，何必要进行改革呢？
如何克服阻力来进行经济和社会改革？显然，政治改革是关键。而政治改革的关键则在于政治过程的开放。中国并不是没有任何形式的政治改革，但大都是体制内的改革。这些年来诸多体制内改革效果并不显著。因为是体制内部改革，往往是左手改革右手，没有任何力度。
在政治改革方面，中国已经没有超然的力量。在强人政治的时代，例如毛泽东和邓小平时代，领袖们能够超越于官僚体系之上进行改革。没有了政治强人，中国靠什么来改革？靠解放思想，靠政治创新。解放和创新就是要产生一些和既有的事物不一样的事物。
思想解放和政治创新首先就是要解决谁来改革的问题。就是说，改革的主体是谁？毫无疑问，是执政党。但执政党如何能够获得改革的动力，做一个名副其实的改革主体呢？没有任何办法，执政党改革主体的确立只能通过执政党吸纳社会力量来达成。
执政党须吸纳社会力量
政治向社会开放至少有两层意义。一是执政党向社会吸引官员。中国政治制度不学西方，但这并不是说不能向社会吸取改革者。新加坡是个很成功的例子。
新加坡的大部分高级官员甚至是领导人都是由社会培养的。他们进入执政党之前都是社会经济各方面的精英。从社会吸纳人才有效地解决了执政党必须是人民的一部分的问题。
与之相比，中共都是从内部培养干部，培养的往往是官僚类型官员，没有全局观，没有社会观，也很容易和人民和社会脱节。
二是向社会分权。中国的分权总是在不同政府层级之间进行，也就是说权力的分配总是在政府内部进行。这样，向中央集权往往变成专制，向地方分权往往产生很多土皇帝。向社会分权就是就是向社会寻找继续改革开放的动力。
近年来，权力迅速向中央倾斜，但是社会还是那样无力，所以改革也无动力。要产生改革的动力，权力在向中央集中的同时也必须向社会分权。
当改革开放遇到了困难的时候，抱怨改革开放，否定改革开放，都没有出路。所有人都知道，中国再也不可能往回走了。唯一的出路就是继续的改革和开放。
而新的改革开放也不是从前的重复，新的开放必须是向社会的开放。不管阻力有多大，开放政治是中国必须追求的目标。
2008年12月29日
加藤嘉一 展望中国2009
12月26日，毛泽东115周年诞辰的当天，由中国最先进的军舰组成的远洋舰队将从湛江出发，前往非洲索马里海岸进行无限期的打击海盗行动。这是1980年以来中国海军最大规模的战斗出动，也是中国第一次在联合国的“蓝盔”框架之外开展军事行动。中国国防部表示，中国军舰将不会参加国际合作的联合保安行动（Combined Task Force 150），而是单独活动。
在敏感的非洲之角地区，中国的行动立即引起了各方的关注，尤其是与中国友好但在国际上孤立的苏丹。中国先进驱逐舰的出现，不仅有助于该国免受海盗的威胁，还有助于摆脱被国际联合舰队“封堵”的不利局势。与前不久和中国企业合作建立自由贸易区的乌干达一样，苏丹也将迎来一个“中国年”。
其实，上述事件只不过是中国奥运会后种种强硬举动的一部分而已。在奥运会已经结束、奥巴马还没上台的这段“外交假期”里，中国终于舒服的打出了几年来一直压在手里的牌。不仅是在非洲，中日之间的岛屿争议、中欧之间流产的高峰会谈和飞机订单，都是由中国主动发起的外交攻势，他们把中国的“势”提高到了一种很高、很主动的位置上。虽然没有直接对美国出手，但中美关系已经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还没上台就已经被称为伟大总统的奥巴马将如何应对这种“势”，已经成为了舆论对奥巴马的重点疑问。
当然，中国外交也有正在被考验的地方，那就是北部邻国朝鲜的不稳局势。与许多灾难后的自我安慰不同，朝鲜危机对中国来说才是真正的“危”和“机”。据朝鲜《劳动新闻》25日报道，健康状态不明的金正日近日视察平安南道的千里马炼钢联合企业时号召“朝鲜全国军民一定要在2012年‘打开强盛大国之门’”，但是这到底还能维持多久对于所有海外观察者来说依然是未知数。一旦朝鲜“有事”，中国将如何应付因此而爆发的难民流入等问题？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一旦朝鲜真的变天，中国将得到几十年来第一次的推进势力范围，甚至开拓疆土的机会。从种种迹象来看，这显然不会是太遥远的事情。
虽然在外交上越来越“扬眉吐气”，但中国国内的视线并没有因此而转变太多。无论政府、媒体还是国民，大家看的最多、想的最多的事情，还是经济危机。虽然出台了各种救市方案，并准备了前所未有的救市资金，可《新闻联播》中经常出现的“坚定信心，迎接挑战”还是说明了挑战的严峻和信心的不足。和全世界一样，经济危机暴露出了中国在体制和规划上的问题，要解决危机就必须果断的做出调整。然而，无论是全国的土地转让合法化、广东的“腾笼换鸟”产业升级、北京的清除“寡头”，还是许多地方的房地产控制措施，都引起了政府内外的强烈争论，倒是四万亿元人民币的经费支出似乎风平浪静，没有引发异议。可见，在中国最值钱的不是钱，而是体制，而这可能就是中国体制本身最大的问题。
经济危机的另一个产品是低就业率，尤其是对大学生就业市场的严重打击。国家主席胡锦涛说，“就业形势非常严峻”，其中包括大学生和农民工。但农民工至少还有自己的土地，真正最难以接受现实的是找不到工作而无路可走的大学生。这群“80后”的年轻人，在反日游行的余波中来到大学，对西藏事件感到愤怒，对四川地震感到哀痛，为奥运会感到自豪，是十几年来最“爱国”、政治热情最高的一代人，但也将成为十几年来对现状最为不满的一代。除了外界的因素之外，中国大学长期以来存在的问题，比如教师不认真上课、课程与社会脱节、教育部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等等，都将在明年他们毕业的时候显现出来。这个时候正好赶上敏感事件二十周年，处理起来恐怕会很麻烦。
不过也不应该危言耸听，二十年的时间毕竟已经过去了。今天，中国的国民对于外界的认识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而且还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着。对于曾经引起过全国热情的“普世价值”，中国的国民已经学会了采用理性的，或者至少是“具体”的眼光来看待。当年在青年人中很有影响力的人，在今天也显得十分无趣了。更何况现在的“知识分子”和“维权人士”手法还不如当年，把西方民主国家几百年的经验“浓缩”成自己心里的“主义”，然后呼吁“立即行动”，这样等来的只有国民的冷漠和嘲笑，以及“你们真的不是在替当局讽刺自己吗”的怀疑。真正有能力也有决心在中国推广“普世价值”的人，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出现。
2008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2009年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中国近代的两位政治家毛泽东和邓小平，他们的思想主宰的时代长度恰好一样。而在今年新年这个时刻，关于这两个时代的关系的一场较量在悄悄的展开。2008年媒体的“主旋律”是“改革救国论”，重视的主要是1978年以来推行的改革对今天的中国的巨大意义。至于改革之前的那段历史，要么不提，要么像某些国内报社一样进行彻底的否定。然而，不管怎么说，“新中国”的建立是二战后亚洲最大的事件，今天中国的一切几乎都受到这个事件的影响，无论好事坏事都是如此。
如果说邓小平的1978年是对毛的路线的纠正，在今天，1978年设定的目标基本上达到的时候，人们就更有理由回过头来重视毛的1949年。对于毛的时代的歌颂、批判和争论，在2009年一定会升温。
在敏感的非洲之角地区，中国的行动立即引起了各方的关注，尤其是与中国友好但在国际上孤立的苏丹。中国先进驱逐舰的出现，不仅有助于该国免受海盗的威胁，还有助于摆脱被国际联合舰队“封堵”的不利局势。与前不久和中国企业合作建立自由贸易区的乌干达一样，苏丹也将迎来一个“中国年”。
其实，上述事件只不过是中国奥运会后种种强硬举动的一部分而已。在奥运会已经结束、奥巴马还没上台的这段“外交假期”里，中国终于舒服的打出了几年来一直压在手里的牌。不仅是在非洲，中日之间的岛屿争议、中欧之间流产的高峰会谈和飞机订单，都是由中国主动发起的外交攻势，他们把中国的“势”提高到了一种很高、很主动的位置上。虽然没有直接对美国出手，但中美关系已经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还没上台就已经被称为伟大总统的奥巴马将如何应对这种“势”，已经成为了舆论对奥巴马的重点疑问。
当然，中国外交也有正在被考验的地方，那就是北部邻国朝鲜的不稳局势。与许多灾难后的自我安慰不同，朝鲜危机对中国来说才是真正的“危”和“机”。据朝鲜《劳动新闻》25日报道，健康状态不明的金正日近日视察平安南道的千里马炼钢联合企业时号召“朝鲜全国军民一定要在2012年‘打开强盛大国之门’”，但是这到底还能维持多久对于所有海外观察者来说依然是未知数。一旦朝鲜“有事”，中国将如何应付因此而爆发的难民流入等问题？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一旦朝鲜真的变天，中国将得到几十年来第一次的推进势力范围，甚至开拓疆土的机会。从种种迹象来看，这显然不会是太遥远的事情。
虽然在外交上越来越“扬眉吐气”，但中国国内的视线并没有因此而转变太多。无论政府、媒体还是国民，大家看的最多、想的最多的事情，还是经济危机。虽然出台了各种救市方案，并准备了前所未有的救市资金，可《新闻联播》中经常出现的“坚定信心，迎接挑战”还是说明了挑战的严峻和信心的不足。和全世界一样，经济危机暴露出了中国在体制和规划上的问题，要解决危机就必须果断的做出调整。然而，无论是全国的土地转让合法化、广东的“腾笼换鸟”产业升级、北京的清除“寡头”，还是许多地方的房地产控制措施，都引起了政府内外的强烈争论，倒是四万亿元人民币的经费支出似乎风平浪静，没有引发异议。可见，在中国最值钱的不是钱，而是体制，而这可能就是中国体制本身最大的问题。
经济危机的另一个产品是低就业率，尤其是对大学生就业市场的严重打击。国家主席胡锦涛说，“就业形势非常严峻”，其中包括大学生和农民工。但农民工至少还有自己的土地，真正最难以接受现实的是找不到工作而无路可走的大学生。这群“80后”的年轻人，在反日游行的余波中来到大学，对西藏事件感到愤怒，对四川地震感到哀痛，为奥运会感到自豪，是十几年来最“爱国”、政治热情最高的一代人，但也将成为十几年来对现状最为不满的一代。除了外界的因素之外，中国大学长期以来存在的问题，比如教师不认真上课、课程与社会脱节、教育部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等等，都将在明年他们毕业的时候显现出来。这个时候正好赶上敏感事件二十周年，处理起来恐怕会很麻烦。
不过也不应该危言耸听，二十年的时间毕竟已经过去了。今天，中国的国民对于外界的认识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而且还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着。对于曾经引起过全国热情的“普世价值”，中国的国民已经学会了采用理性的，或者至少是“具体”的眼光来看待。当年在青年人中很有影响力的人，在今天也显得十分无趣了。更何况现在的“知识分子”和“维权人士”手法还不如当年，把西方民主国家几百年的经验“浓缩”成自己心里的“主义”，然后呼吁“立即行动”，这样等来的只有国民的冷漠和嘲笑，以及“你们真的不是在替当局讽刺自己吗”的怀疑。真正有能力也有决心在中国推广“普世价值”的人，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出现。
2008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2009年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中国近代的两位政治家毛泽东和邓小平，他们的思想主宰的时代长度恰好一样。而在今年新年这个时刻，关于这两个时代的关系的一场较量在悄悄的展开。2008年媒体的“主旋律”是“改革救国论”，重视的主要是1978年以来推行的改革对今天的中国的巨大意义。至于改革之前的那段历史，要么不提，要么像某些国内报社一样进行彻底的否定。然而，不管怎么说，“新中国”的建立是二战后亚洲最大的事件，今天中国的一切几乎都受到这个事件的影响，无论好事坏事都是如此。
如果说邓小平的1978年是对毛的路线的纠正，在今天，1978年设定的目标基本上达到的时候，人们就更有理由回过头来重视毛的1949年。对于毛的时代的歌颂、批判和争论，在2009年一定会升温。
2008年12月23日
郑永年 人本主义当成为中国政改的核心概念
在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和赵紫阳时期，中共曾经正式把政治改革作为其最高议程。但很可惜，这场改革运动很快就激进化，最终导致了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此后，尤其在前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解体之后，尽管中共也不时提及政治改革，但政治改革再也没有成为一项重要的政治议程。
90年代初邓小平南巡以后，中共的改革重点在于经济。这方面的成就不小。不仅确立了基本市场经济制度，和国际经济体接轨，而且也在政治上作了调整，容许包括民营企业家在内的新兴社会群体进入政治过程。
为了应对经济改革对社会产生的负面效应，中共在本世纪初以来，开始把社会改革作为重点，力图建立一套能够和市场经济相配合的社会制度。
社会改革还在进行，那么政治改革呢？各种迹象来看，中国的政治改革正在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较之经济改革，社会改革的进程并不理想，各方面的改革例如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教育等讨论又讨论，就是无法确定改革方案。
社会改革所遇到的阻力本身就说明，需要用政治改革来推行社会改革。如上所说，社会改革是为了回应经济改革所带来的负面效应。既然社会改革很难进行，那么也就是说由经济改革所产生的问题仍然在那里。
无法改变社会分化现象
最近几年来社会层面的发展更表明政治改革的当务之急。中国所谓的“群体性事件”或者社会抗议运动，无论从发生的频繁度还是规模，都增加得很快。在当前的金融危机影响下，群体性事件正在变得越来越严峻。随着工厂的倒闭，城市工人和农民工的失业人口正在快速增加。
经济的恶化对大多数社会群体都会带来很大的压力。各种形式的罢工也在迅速扩散。尽管无论是群体性事件还是罢工，参与者所争取的还只是具体的物质利益，但如果他们的利益表达受到阻碍或者利益长期得不到满足，很容易演变成为政治性事件。
在很大程度上说，社会层面的这些变化在任何一个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就是说，它们是正常现象，同时有关方面必须正视这些问题。但在中国，很多官员经常把它们视为是洪水猛兽，用不适当的方法甚至强力来处理问题。这又经常导致参与者和执政者之间的矛盾。
更为严重的是，中国社会普遍缺失道德感。企业界和政界的腐败变本加厉。企业家拥有经济资本，而政治家拥有权力资本，他们都能够对自己的资本充分利用，或者合法或者非法，拼命积累个人和家庭财富。
再者，中国社会分化已经多年。政府部门尽管承认社会分化的严重性，但又没有能力来改变这种情况。虽然中国老百姓有崇尚政府的传统，但政府官员的腐败和无能很难使得他们对政府有较高的认同。
可以说，政府部门的政治合法性大多取决于一些开明的领导人的个人行为，而很难说来自制度整体。道德衰落对任何一个政府都是最大的挑战。
重新体认“天下为公”
实际上，到今天已经没有必要再去论证政治改革的必要性了。谁都知道中国需要政治改革。问题是怎样去改革，又如何去实施改革。
这里主要涉及到两个相关的方面，一是改革的理念，二是改革的执行能力。在过去，中国的改革之所以能够推行，一是靠领导人的个人能力，二是靠利益。在邓小平时期，中国的改革在不同时期，目标不同，但都很明确，并且当时的领导层有很大的能力来动员改革的支持力量。邓小平所确立的市场经济概念既符合当时社会的需要，也得到方方面面利益的支持。
现在，改革遇到了强大的既得利益的阻碍。怎么办？与邓小平时代一样，要推行改革，一要确定目标，二要强化改革者的能力。确定目标就是说改革需要“主义”来引导，需要主义来动员方方面面的支持力量。
这个主义就是近年来所提倡的人本主义。无论在西方还是中国，人本主义都具有深厚的传统。这并不奇怪，因为任何社会的核心就是人。
以人为本应当是所有政治制度的普世价值。在近代中国，孙中山先生开始寻求建设近代国家之路，他不仅向西方学习，而且也向传统中国寻找资源。他提出了“天下为公”的人本理念，并且也力求在其制度设计中体现人本理念，尤其体现在其大力倡导的民生主义上。
经过了世纪之久的革命和政治运动之后，当代的领导人已经抛弃“五四运动”以来的对传统的敌视，开始文化自信，在学习当今世界各国执政经验的同时要从传统寻求资源。
“立党为公”是现在执政党确立的执政理念。这里的“为公”就是人本理念的体现。也很显然，人本的理念也符合近代以来从西方传入的社会主义的概念。社会主义就其本意来说就是一种人本主义。
人本是普世，因此也是中国和世界各国的联结点。但是中国和西方拥有同样的价值并不是说各国应当有同样的制度来表达同样的价值。事实上，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各国都在建设适应于本国社会经济和文化传统的制度体系来追求和实现同样的价值。
不管怎样，人本主义意味着在当政者和社会群体之间存在着或者显性的（西方）或者隐性的（中国）契约。执政者执政必须以人为本。一旦执政者偏离人本，其合法性就会消失。
西方人本主义教育持续数世纪
尽管中国具有丰厚的人本传统，但是要人本主义成为指导党政官员的行为准则或者凝聚改革的社会支持力量并非容易。
承认和接受了人本概念是一回事，但人本主义远非执政党的意识形态的主流。很多年来，有关方面都会有这样那样的政治学习运动，但是并没有出现一场持续的人本主义教育运动。没有长期的人本教育，党政官员很难达成人本共识。
实际上，在执政党内部，仍然有些人对人本抱很大的怀疑态度。本栏（9月30日）曾经强调，如果没有一场持续的人本主义教育运动，人本主义很难影响党政官员的行为。在西方，人本主义教育持续多个世纪，才发展成为今天人们所看到的文明。
人本主义更难以体现在制度层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受新自由主义影响很大，很难看得到人本主义对经济体制的影响。
直到本世纪以来，当执政者开始进行社会改革的时候，才开始希望把人本主义体现在制度层面。但如上所说，因为各方面的阻力，社会改革的很多方面并不理想。
最能够体现人本理念的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和教育制度更多的还是反映出新自由主义的特色。党政官员的行为更不用说了。尽管很多官员口头上也会谈论人本主义，但在实际行为层面，除了自私自利主义外，别无其他任何主义。
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的政治家走的是一条主义立国路线。（应当说，在任何国家，都是主义立国的。）现在要由主义来引导政治改革，通过改革来提升制度。
在没有了强人政治之后，主义尤其显得重要。只有主义才能达成执政党的内部共识，才能达成社会的共识，才能达成社会和执政党之间的共识，因此也只有主义才能聚集改革的社会力量。
在中国，无论从历史的角度还是从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来说，除了人本主义，还看不出其他任何主义能够扮演这样一个角色。人本主义不能确立，政治改革会继续缺失方向，继续缺失支持力量。
90年代初邓小平南巡以后，中共的改革重点在于经济。这方面的成就不小。不仅确立了基本市场经济制度，和国际经济体接轨，而且也在政治上作了调整，容许包括民营企业家在内的新兴社会群体进入政治过程。
为了应对经济改革对社会产生的负面效应，中共在本世纪初以来，开始把社会改革作为重点，力图建立一套能够和市场经济相配合的社会制度。
社会改革还在进行，那么政治改革呢？各种迹象来看，中国的政治改革正在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较之经济改革，社会改革的进程并不理想，各方面的改革例如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教育等讨论又讨论，就是无法确定改革方案。
社会改革所遇到的阻力本身就说明，需要用政治改革来推行社会改革。如上所说，社会改革是为了回应经济改革所带来的负面效应。既然社会改革很难进行，那么也就是说由经济改革所产生的问题仍然在那里。
无法改变社会分化现象
最近几年来社会层面的发展更表明政治改革的当务之急。中国所谓的“群体性事件”或者社会抗议运动，无论从发生的频繁度还是规模，都增加得很快。在当前的金融危机影响下，群体性事件正在变得越来越严峻。随着工厂的倒闭，城市工人和农民工的失业人口正在快速增加。
经济的恶化对大多数社会群体都会带来很大的压力。各种形式的罢工也在迅速扩散。尽管无论是群体性事件还是罢工，参与者所争取的还只是具体的物质利益，但如果他们的利益表达受到阻碍或者利益长期得不到满足，很容易演变成为政治性事件。
在很大程度上说，社会层面的这些变化在任何一个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就是说，它们是正常现象，同时有关方面必须正视这些问题。但在中国，很多官员经常把它们视为是洪水猛兽，用不适当的方法甚至强力来处理问题。这又经常导致参与者和执政者之间的矛盾。
更为严重的是，中国社会普遍缺失道德感。企业界和政界的腐败变本加厉。企业家拥有经济资本，而政治家拥有权力资本，他们都能够对自己的资本充分利用，或者合法或者非法，拼命积累个人和家庭财富。
再者，中国社会分化已经多年。政府部门尽管承认社会分化的严重性，但又没有能力来改变这种情况。虽然中国老百姓有崇尚政府的传统，但政府官员的腐败和无能很难使得他们对政府有较高的认同。
可以说，政府部门的政治合法性大多取决于一些开明的领导人的个人行为，而很难说来自制度整体。道德衰落对任何一个政府都是最大的挑战。
重新体认“天下为公”
实际上，到今天已经没有必要再去论证政治改革的必要性了。谁都知道中国需要政治改革。问题是怎样去改革，又如何去实施改革。
这里主要涉及到两个相关的方面，一是改革的理念，二是改革的执行能力。在过去，中国的改革之所以能够推行，一是靠领导人的个人能力，二是靠利益。在邓小平时期，中国的改革在不同时期，目标不同，但都很明确，并且当时的领导层有很大的能力来动员改革的支持力量。邓小平所确立的市场经济概念既符合当时社会的需要，也得到方方面面利益的支持。
现在，改革遇到了强大的既得利益的阻碍。怎么办？与邓小平时代一样，要推行改革，一要确定目标，二要强化改革者的能力。确定目标就是说改革需要“主义”来引导，需要主义来动员方方面面的支持力量。
这个主义就是近年来所提倡的人本主义。无论在西方还是中国，人本主义都具有深厚的传统。这并不奇怪，因为任何社会的核心就是人。
以人为本应当是所有政治制度的普世价值。在近代中国，孙中山先生开始寻求建设近代国家之路，他不仅向西方学习，而且也向传统中国寻找资源。他提出了“天下为公”的人本理念，并且也力求在其制度设计中体现人本理念，尤其体现在其大力倡导的民生主义上。
经过了世纪之久的革命和政治运动之后，当代的领导人已经抛弃“五四运动”以来的对传统的敌视，开始文化自信，在学习当今世界各国执政经验的同时要从传统寻求资源。
“立党为公”是现在执政党确立的执政理念。这里的“为公”就是人本理念的体现。也很显然，人本的理念也符合近代以来从西方传入的社会主义的概念。社会主义就其本意来说就是一种人本主义。
人本是普世，因此也是中国和世界各国的联结点。但是中国和西方拥有同样的价值并不是说各国应当有同样的制度来表达同样的价值。事实上，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各国都在建设适应于本国社会经济和文化传统的制度体系来追求和实现同样的价值。
不管怎样，人本主义意味着在当政者和社会群体之间存在着或者显性的（西方）或者隐性的（中国）契约。执政者执政必须以人为本。一旦执政者偏离人本，其合法性就会消失。
西方人本主义教育持续数世纪
尽管中国具有丰厚的人本传统，但是要人本主义成为指导党政官员的行为准则或者凝聚改革的社会支持力量并非容易。
承认和接受了人本概念是一回事，但人本主义远非执政党的意识形态的主流。很多年来，有关方面都会有这样那样的政治学习运动，但是并没有出现一场持续的人本主义教育运动。没有长期的人本教育，党政官员很难达成人本共识。
实际上，在执政党内部，仍然有些人对人本抱很大的怀疑态度。本栏（9月30日）曾经强调，如果没有一场持续的人本主义教育运动，人本主义很难影响党政官员的行为。在西方，人本主义教育持续多个世纪，才发展成为今天人们所看到的文明。
人本主义更难以体现在制度层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受新自由主义影响很大，很难看得到人本主义对经济体制的影响。
直到本世纪以来，当执政者开始进行社会改革的时候，才开始希望把人本主义体现在制度层面。但如上所说，因为各方面的阻力，社会改革的很多方面并不理想。
最能够体现人本理念的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和教育制度更多的还是反映出新自由主义的特色。党政官员的行为更不用说了。尽管很多官员口头上也会谈论人本主义，但在实际行为层面，除了自私自利主义外，别无其他任何主义。
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的政治家走的是一条主义立国路线。（应当说，在任何国家，都是主义立国的。）现在要由主义来引导政治改革，通过改革来提升制度。
在没有了强人政治之后，主义尤其显得重要。只有主义才能达成执政党的内部共识，才能达成社会的共识，才能达成社会和执政党之间的共识，因此也只有主义才能聚集改革的社会力量。
在中国，无论从历史的角度还是从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来说，除了人本主义，还看不出其他任何主义能够扮演这样一个角色。人本主义不能确立，政治改革会继续缺失方向，继续缺失支持力量。
艾小柯 朔方的雪
朔方的雪
艾小柯 发布于：2008-12-23 04:42
魯迅在《雪》中写到：“朔方的雪……，却永远如粉，如沙，他们绝不粘连……在晴天之下，旋风乎来，便蓬勃的奋飞，在日光中熠熠地生光，如包藏火焰的大雾，旋转而且升腾，弥漫太空，使太空旋转而且升腾地闪烁。”结尾，鲁迅总结这样凄清苍茫的景色时说，“那是孤独的雪，是死掉的雨，是雨的精魂。”
《生死朗读》中这样“朔方的雪”出现了两次，一次是主人公麦克（David Kross）与安娜（凯特.温斯莱特）初遇，大雨中安娜拥抱了这个陌生的孩子，跟他说，“一切都会好起来”，二人分别时雨变成了雪，如粉如沙的雪粒在天空中濛濛扬着，德国小镇青石板的路面在雨雪里泛着乌光，雪落到安娜头上，她眼角的皱纹细细碎碎，目光跟雪中的天空一样迷蒙。
第二次是八年后，麦克作为法学院学生参加了审判二战中纳粹罪行的听证会，愕然发现当年不辞而别的安娜竟然是被指控谋杀300名犹太人的战犯。麦克想去监狱探望安娜，从等候室随探监人群穿过院落进入铁网大门走向监狱的时候，“朔方的雪”再次飘落，雪粒残破，如粉如沙，干巴巴的落下来，周围的监狱大楼，网格铁门，还有穿戴灰扑扑的狱警，画面肃穆，坚硬，冷冽。麦克抬头看从天而降的散乱雪粒，脚步慢下来，终于，还是转身离开。这时候我头脑里反复旋绕的就是那句话——“孤独的雪，是死掉的雨，是雨的精魂。” “是死掉的雨，是雨的精魂” 。
麦克终于没去见安娜，我知道，那时候，他身体里一定有什么东西死掉了。
这死掉的东西，是爱，又不全是。15岁的少年，与一个36岁的女人初尝人事，他卖了心爱的邮票换钱，跟眼角有细密皱纹穿着碎花裙子的她去郊外踏青；他看着她在充满透明阳光的教堂里流泪，以为她是感动于孩子们的纯洁歌声；他坐在小河边看夏天绿色阳光里她半裸着在水流里浮沉，满心温柔的写给她的情诗。他对她的爱，纯粹，好奇，夹杂着对母性的依恋，委屈。他不能理解她的突然离去，他更不能理解她在二战中作为集中营女营的护卫，可以心无波澜的挑选出送去奥斯维辛杀戮的名单，这些犹太人，她们在她眼里都一样，每天都有新人送来，监狱地方有限，不杀这个，就杀那个，都一样，谁都一样。
麦克是纳粹大屠杀后的德国下一代，他想选择去理解安娜这样间接的刽子手，因为他爱她，他不能接受她本质上缺乏良知的事实；但麦克的同学却言辞尖锐的指出，审判本身就是一种逃避，逃避更为严峻的问题——为什么普通的德国人会去支持纳粹，为什么大众会漠然允许甚至狂热支持对犹太人的种族屠杀，人性的链条为什么突然断裂？理解，我们究竟要理解什么？有什么罪能理解？
麦克不能回答，连他的法学教授也不能回答。他在听证会上听到幸存活下来的犹太作家说安娜特殊照顾年轻病弱的犹太女孩；但她随即让她们读书给她听，读完了，便送去奥斯维辛。安娜在法庭上的表现令人心潮翻涌，她对护卫的职责尽忠职守，她坚持的是秩序，是责任；而人的生命，300人的生命，对她来说，并不是天平上做决定的砝码。安娜有错吗？她问法官——如果是你，你怎么办？
法不责众，法不责众啊。
我出生的那一年，文革结束没多久。小时候每年过年最爱听的就是大人们聚在一起谈文革往事。姥爷被打成右派关进了牛棚，姥姥被剃了阴阳头，母亲他们兄弟姊妹几个说到这里总是唏嘘慨叹万千。母亲脾气不好，但我记忆中最佩服她的一点是她拒绝跟右派家庭划清关系，在那个狂热的年代里，她仍然固执的要当一个无用的善良人。
我年纪小，听得的故事大多都是断断续续的片段，也许，小孩子在场的时候大人们只说那些轻松的往事吧，什么翘课去垃圾场捡人家扔掉的破布娃娃，翻墙头偷鸡摸狗整吃食，怎么不读书用标语口号蒙混过关，忠字舞红宝书不爱红妆爱武装的黑白照片…… 对我，那是遥远的激动人心的无政府年代，我只能通过王小波，通过余华，通过《平凡的世界》，通过《霸王别姬》，通过《活着》来了解。我曾经问过父亲，为什么会有人为了表忠心将毛主席像章别进肉里，为什么红卫兵小将们能把自己天天见面的老师活活打死？我还问：你是红卫兵吗？
我的问题让他有些难堪。他们那个时代的年轻人，有谁没当过红卫兵？那满火车满火车的南北大串联，天安门广场上十万红旗飘飘，那将政治领袖当神来崇拜的年代啊。但是，三十多年后，我们会因此而去怨恨我们的父辈参加了这场灭绝人性的运动吗？时代的罪，究竟是一个人，一个政府来承担，还是每位参与者的双手都有洗不掉的鲜血？而父辈们手上的鲜血，会不会随着血缘降临到我们的身上？我们的爱，我们的恨，我们该遗忘，还是在矛盾中承担这生命无法承受之轻？
麦克在干涩的风雪里终于没有勇气再见安娜，而那教堂中罹难的300犹太人中的幸存作家最终也不能原谅安娜。这部电影《生死朗诵》公映后，导演斯蒂芬•达尔德里接到的最大批评便是他用一种艺术化的手法给残酷的历史披上了温情的外衣，甚至站到理解罪恶的立场上来描绘安娜这个人物。这样的评价让我想起了李安的《色戒》所引起的“为汉奸翻案”的大规模病诟。但斯蒂芬•达尔德里终是比李安保守，他没在同情安娜的路子上走远，或者说，他更为忠实的遵从了原著，将重点放在了代表大屠杀下一代德国人的麦克身上。片中安娜也说，“我想什么，我感受什么并不重要，死者已逝。”是的，我们回顾历史，不是为了给过去翻案；回顾历史的全部意义都在于明鉴未来，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要理解安娜，我们必须理解安娜！
《生死朗读》原著的作者Bernhard Schlink对群体性的狂热与良知的丧失给出的答案是文学，是知识，这和鲁迅一百年前弃医从文的主张不谋而合；但我想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二战中被洗脑的不仅仅是没有受过教育不识字的普通民众，文革中的红卫兵小将们也有起码的道德基础，而日本，在炮火中推进“大东亚共荣圈”之时更是上下一体的团结，至今不悔。知识的获取，的确能够帮助人意识到历史的罪恶，于是安娜终于再见麦克时说“我学会了阅读”；但无知并不一定是罪恶的起源，相反，它的作用往往是媒介，如同安娜的守卫工作，死水微澜，将人性的毁灭从源头一波一波冷漠的传送出去，遇到相似的波纹，产生共振，便造就时代的狂热。
今天的我们可以选择遗忘历史，可以如同剧中麦克的同学抨击的那样，规避背后的真正问题，只审判罪恶的执行人；但狂热的波纹并未消失，冷漠与狂热，这一对孪生兄弟，如影随形。我在汹涌的“玉米”大潮中看到了狂热，在鼓吹网络暴力的声浪中看到了狂热，甚至在成堆的三聚氰胺奶粉背后工商质监部门冷漠的脸上看到了狂热。对生命尊重的缺失，对人性价值观的贬低，对思考的打压与放弃，这才是最令人心惊胆颤的群体真相，这才是故事背后终于将人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彻骨黑暗！
闷热的影院里我一动不动，浑身无力，目光黯淡。枯坐至演职员表字幕滚动结束，听完大提琴压抑低奏的最后一个音符，默默的，我起身离开。旧金山的冬天多雨，暮色中冰凉的雨滴正细密的倾泻下来。这个时候，我多么希望能看到鲁迅描述的那朔方的雪啊，如粉如尘，旋转而升腾，弥漫太空。
“那是孤独的雪，是死掉的雨，是雨的精魂。”
艾小柯 发布于：2008-12-23 04:42
魯迅在《雪》中写到：“朔方的雪……，却永远如粉，如沙，他们绝不粘连……在晴天之下，旋风乎来，便蓬勃的奋飞，在日光中熠熠地生光，如包藏火焰的大雾，旋转而且升腾，弥漫太空，使太空旋转而且升腾地闪烁。”结尾，鲁迅总结这样凄清苍茫的景色时说，“那是孤独的雪，是死掉的雨，是雨的精魂。”
《生死朗读》中这样“朔方的雪”出现了两次，一次是主人公麦克（David Kross）与安娜（凯特.温斯莱特）初遇，大雨中安娜拥抱了这个陌生的孩子，跟他说，“一切都会好起来”，二人分别时雨变成了雪，如粉如沙的雪粒在天空中濛濛扬着，德国小镇青石板的路面在雨雪里泛着乌光，雪落到安娜头上，她眼角的皱纹细细碎碎，目光跟雪中的天空一样迷蒙。
第二次是八年后，麦克作为法学院学生参加了审判二战中纳粹罪行的听证会，愕然发现当年不辞而别的安娜竟然是被指控谋杀300名犹太人的战犯。麦克想去监狱探望安娜，从等候室随探监人群穿过院落进入铁网大门走向监狱的时候，“朔方的雪”再次飘落，雪粒残破，如粉如沙，干巴巴的落下来，周围的监狱大楼，网格铁门，还有穿戴灰扑扑的狱警，画面肃穆，坚硬，冷冽。麦克抬头看从天而降的散乱雪粒，脚步慢下来，终于，还是转身离开。这时候我头脑里反复旋绕的就是那句话——“孤独的雪，是死掉的雨，是雨的精魂。” “是死掉的雨，是雨的精魂” 。
麦克终于没去见安娜，我知道，那时候，他身体里一定有什么东西死掉了。
这死掉的东西，是爱，又不全是。15岁的少年，与一个36岁的女人初尝人事，他卖了心爱的邮票换钱，跟眼角有细密皱纹穿着碎花裙子的她去郊外踏青；他看着她在充满透明阳光的教堂里流泪，以为她是感动于孩子们的纯洁歌声；他坐在小河边看夏天绿色阳光里她半裸着在水流里浮沉，满心温柔的写给她的情诗。他对她的爱，纯粹，好奇，夹杂着对母性的依恋，委屈。他不能理解她的突然离去，他更不能理解她在二战中作为集中营女营的护卫，可以心无波澜的挑选出送去奥斯维辛杀戮的名单，这些犹太人，她们在她眼里都一样，每天都有新人送来，监狱地方有限，不杀这个，就杀那个，都一样，谁都一样。
麦克是纳粹大屠杀后的德国下一代，他想选择去理解安娜这样间接的刽子手，因为他爱她，他不能接受她本质上缺乏良知的事实；但麦克的同学却言辞尖锐的指出，审判本身就是一种逃避，逃避更为严峻的问题——为什么普通的德国人会去支持纳粹，为什么大众会漠然允许甚至狂热支持对犹太人的种族屠杀，人性的链条为什么突然断裂？理解，我们究竟要理解什么？有什么罪能理解？
麦克不能回答，连他的法学教授也不能回答。他在听证会上听到幸存活下来的犹太作家说安娜特殊照顾年轻病弱的犹太女孩；但她随即让她们读书给她听，读完了，便送去奥斯维辛。安娜在法庭上的表现令人心潮翻涌，她对护卫的职责尽忠职守，她坚持的是秩序，是责任；而人的生命，300人的生命，对她来说，并不是天平上做决定的砝码。安娜有错吗？她问法官——如果是你，你怎么办？
法不责众，法不责众啊。
我出生的那一年，文革结束没多久。小时候每年过年最爱听的就是大人们聚在一起谈文革往事。姥爷被打成右派关进了牛棚，姥姥被剃了阴阳头，母亲他们兄弟姊妹几个说到这里总是唏嘘慨叹万千。母亲脾气不好，但我记忆中最佩服她的一点是她拒绝跟右派家庭划清关系，在那个狂热的年代里，她仍然固执的要当一个无用的善良人。
我年纪小，听得的故事大多都是断断续续的片段，也许，小孩子在场的时候大人们只说那些轻松的往事吧，什么翘课去垃圾场捡人家扔掉的破布娃娃，翻墙头偷鸡摸狗整吃食，怎么不读书用标语口号蒙混过关，忠字舞红宝书不爱红妆爱武装的黑白照片…… 对我，那是遥远的激动人心的无政府年代，我只能通过王小波，通过余华，通过《平凡的世界》，通过《霸王别姬》，通过《活着》来了解。我曾经问过父亲，为什么会有人为了表忠心将毛主席像章别进肉里，为什么红卫兵小将们能把自己天天见面的老师活活打死？我还问：你是红卫兵吗？
我的问题让他有些难堪。他们那个时代的年轻人，有谁没当过红卫兵？那满火车满火车的南北大串联，天安门广场上十万红旗飘飘，那将政治领袖当神来崇拜的年代啊。但是，三十多年后，我们会因此而去怨恨我们的父辈参加了这场灭绝人性的运动吗？时代的罪，究竟是一个人，一个政府来承担，还是每位参与者的双手都有洗不掉的鲜血？而父辈们手上的鲜血，会不会随着血缘降临到我们的身上？我们的爱，我们的恨，我们该遗忘，还是在矛盾中承担这生命无法承受之轻？
麦克在干涩的风雪里终于没有勇气再见安娜，而那教堂中罹难的300犹太人中的幸存作家最终也不能原谅安娜。这部电影《生死朗诵》公映后，导演斯蒂芬•达尔德里接到的最大批评便是他用一种艺术化的手法给残酷的历史披上了温情的外衣，甚至站到理解罪恶的立场上来描绘安娜这个人物。这样的评价让我想起了李安的《色戒》所引起的“为汉奸翻案”的大规模病诟。但斯蒂芬•达尔德里终是比李安保守，他没在同情安娜的路子上走远，或者说，他更为忠实的遵从了原著，将重点放在了代表大屠杀下一代德国人的麦克身上。片中安娜也说，“我想什么，我感受什么并不重要，死者已逝。”是的，我们回顾历史，不是为了给过去翻案；回顾历史的全部意义都在于明鉴未来，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要理解安娜，我们必须理解安娜！
《生死朗读》原著的作者Bernhard Schlink对群体性的狂热与良知的丧失给出的答案是文学，是知识，这和鲁迅一百年前弃医从文的主张不谋而合；但我想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二战中被洗脑的不仅仅是没有受过教育不识字的普通民众，文革中的红卫兵小将们也有起码的道德基础，而日本，在炮火中推进“大东亚共荣圈”之时更是上下一体的团结，至今不悔。知识的获取，的确能够帮助人意识到历史的罪恶，于是安娜终于再见麦克时说“我学会了阅读”；但无知并不一定是罪恶的起源，相反，它的作用往往是媒介，如同安娜的守卫工作，死水微澜，将人性的毁灭从源头一波一波冷漠的传送出去，遇到相似的波纹，产生共振，便造就时代的狂热。
今天的我们可以选择遗忘历史，可以如同剧中麦克的同学抨击的那样，规避背后的真正问题，只审判罪恶的执行人；但狂热的波纹并未消失，冷漠与狂热，这一对孪生兄弟，如影随形。我在汹涌的“玉米”大潮中看到了狂热，在鼓吹网络暴力的声浪中看到了狂热，甚至在成堆的三聚氰胺奶粉背后工商质监部门冷漠的脸上看到了狂热。对生命尊重的缺失，对人性价值观的贬低，对思考的打压与放弃，这才是最令人心惊胆颤的群体真相，这才是故事背后终于将人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彻骨黑暗！
闷热的影院里我一动不动，浑身无力，目光黯淡。枯坐至演职员表字幕滚动结束，听完大提琴压抑低奏的最后一个音符，默默的，我起身离开。旧金山的冬天多雨，暮色中冰凉的雨滴正细密的倾泻下来。这个时候，我多么希望能看到鲁迅描述的那朔方的雪啊，如粉如尘，旋转而升腾，弥漫太空。
“那是孤独的雪，是死掉的雨，是雨的精魂。”
2008年12月17日
宋念申 由《海角七号》想到《莎勇之钟》
人类的历史记忆是一件难以捉摸的事情。不但当事人对记忆的塑造会因各自立场而大相径庭，后世也往往依据时代主题的变化而不断重新解释历史。当一部《海角七号》在海峡两岸引起激烈讨论，我想起65年前另一部“台湾”电影——《莎勇之钟》。
1943年，《莎勇之钟》在日本占领下的台湾、东北、华北及上海等地上映。该片由台湾总督府、日本电影公司“松竹映画”和伪满电影公司“满铁映画”联合制作。全片日语对白，红极一时的满映当家花旦李香兰主演并唱主题曲。
《莎勇之钟》取材于一个发生在台湾宜兰的事件。虽然学者对事件的真实性有争议，但一般的版本是：1938年，日本为加紧对华北的侵略而扩充兵源。一位在泰雅族部落任警察兼教员的日本青年田北正记应召入伍，17岁的原住民少女莎勇冒雨为他搬运行李，途中不幸落水溺亡。
借台湾宣扬日本
在日本当局看来，此事是宣扬日本“成功治理”台湾的极好素材，其意在于：连原住民这样的“化外蕃民”，也能在皇民教育感召下，忠君爱国，为“东亚共荣”事业捐躯。日本第十八任台湾总督长谷川清，特意向莎勇所在的利有亨社颁发一口钟，以示嘉奖。
此后，“莎勇之钟”就被不断神化。30年代末到40年代初，日本推出了一系列以莎勇为题材的歌曲、绘画、文字、戏剧，其故事甚至被收入台湾的小学日语课本，流传极广。经历过日据时代的台湾人，据说今天很多都还会用日文唱《莎勇之钟》。当然，故事的情节也随神话过程而丰富、细腻并且逐渐夸张。有文人就把莎勇和田北教员的关系演绎成恋情。
电影《莎勇之钟》让神话达到顶点。影片里，莎勇不顾劝阻，“自告奋勇”为老师送行，不但是为了谢师，而且是为了向日本军人表达敬意。导演甚至让少女在落水前，还不忘振臂三呼“万岁”。
戏剧性情节可以是赤裸裸的皇民化宣传，日常生活情景，也可以在政治的包裹下，具备宣教意义。电影开头，原住民村落一派田园牧歌，村民们在清晨向日本国旗鞠躬后，开始了男耕女织的劳动；日语教员在上课，李香兰扮演的莎勇也活泼、美丽、可爱……很难说这些日常场景是绝对虚假和不存在的，但日常生活背后的含义却给人留下巨大的解释空间，比如，村民鞠躬究竟是自愿还是被迫的？是感戴皇恩的还是例行公事？《莎勇之钟》里，人性、温情就是军国主义化的，它是借台湾人来讲日本帝国的故事。在台湾学者周婉窈看来，莎勇神话“正是日本本土军国主义的对外延伸”、“殖民国之军国主义的‘殖民地版’”。
问题在于，神话虽是人为塑造，也还是会把痕迹带到今天。这种痕迹有时是无意留下的：比如，当年由古贺正男作曲的歌曲《莎勇之钟》风靡一时，战后被重新填词为《月光小夜曲》，至今还在华语歌坛广为传唱。如果知道原歌的历史背景，恐怕很多人会觉得很讽刺。但有的痕迹却是有意选择的：比如，尽管“莎勇之钟”本是殖民宣传，但台湾宜兰县南澳乡，就重建了光复后被毁弃的莎勇之钟、纪念碑和纪念园，并将其作为旅游景点来推广。在乡公所的网站介绍里，莎勇之钟是南澳乡的“象征”，表彰了“为送老师出征”而“殉难”的“可歌可泣”的事迹。文字中没有提到日本，只用年份标志着历史背景，也许是有意回避，也许是不得已，不得而知。
借日本宣扬台湾
如果60多年前莎勇神话的塑造，如周婉窈所说，体现出“台湾在此一特殊历史情境中的被动性”，那么宜兰南澳乡重修莎勇纪念园，就不好用“被动”来解释了。和今天《海角七号》的创作和热映一样，其背后的涵义恐怕是：台湾正力图作为一个历史主体，主动地选择、塑造它自身的记忆，和以往的记忆划清界限。
说到《海角七号》，有人说它美化侵略，有“皇民化”阴影；有人说它表现爱情和奋斗，体现超越国界的人性主题。我觉得都不是那样简单。《海》片没有宣扬“大东亚战争”或“共荣”，它和《莎》片最大的不同点，在于它对战争没有评价。但说它仅仅宣扬了人性之美，好像温情可以是绝对抽象的，则陷入历史虚无主义。实际上进入现代、特别是冷战以来，大众文艺作品中的温情，常常与政治相互包裹。
当然，遭遇深度文化殖民的地方，很难摆脱殖民文化格调的影响，这很好理解。文学争宠诺贝尔，电影献媚好莱坞，乃是东亚普遍现象。但《海》片不只如此，在它浪漫优雅的情调下，有对“自我记忆选择”的激进追求。表面上，它带有很强的殖民地色彩，但和《莎勇之钟》正相反，它是借日本人来讲台湾的故事。
台湾领导人向大陆观众推《海角七号》，说这是“了解台湾的起步”。这个起步，恐怕就在于说台湾是有自己的“主体记忆”的。据说《海》片导演下一部作品，将讲述原住民反抗日本侵略的故事，我怀疑，这个故事和大陆观众理解的“抗战”历史，恐怕不会有多大的精神关联。
1943年，《莎勇之钟》在日本占领下的台湾、东北、华北及上海等地上映。该片由台湾总督府、日本电影公司“松竹映画”和伪满电影公司“满铁映画”联合制作。全片日语对白，红极一时的满映当家花旦李香兰主演并唱主题曲。
《莎勇之钟》取材于一个发生在台湾宜兰的事件。虽然学者对事件的真实性有争议，但一般的版本是：1938年，日本为加紧对华北的侵略而扩充兵源。一位在泰雅族部落任警察兼教员的日本青年田北正记应召入伍，17岁的原住民少女莎勇冒雨为他搬运行李，途中不幸落水溺亡。
借台湾宣扬日本
在日本当局看来，此事是宣扬日本“成功治理”台湾的极好素材，其意在于：连原住民这样的“化外蕃民”，也能在皇民教育感召下，忠君爱国，为“东亚共荣”事业捐躯。日本第十八任台湾总督长谷川清，特意向莎勇所在的利有亨社颁发一口钟，以示嘉奖。
此后，“莎勇之钟”就被不断神化。30年代末到40年代初，日本推出了一系列以莎勇为题材的歌曲、绘画、文字、戏剧，其故事甚至被收入台湾的小学日语课本，流传极广。经历过日据时代的台湾人，据说今天很多都还会用日文唱《莎勇之钟》。当然，故事的情节也随神话过程而丰富、细腻并且逐渐夸张。有文人就把莎勇和田北教员的关系演绎成恋情。
电影《莎勇之钟》让神话达到顶点。影片里，莎勇不顾劝阻，“自告奋勇”为老师送行，不但是为了谢师，而且是为了向日本军人表达敬意。导演甚至让少女在落水前，还不忘振臂三呼“万岁”。
戏剧性情节可以是赤裸裸的皇民化宣传，日常生活情景，也可以在政治的包裹下，具备宣教意义。电影开头，原住民村落一派田园牧歌，村民们在清晨向日本国旗鞠躬后，开始了男耕女织的劳动；日语教员在上课，李香兰扮演的莎勇也活泼、美丽、可爱……很难说这些日常场景是绝对虚假和不存在的，但日常生活背后的含义却给人留下巨大的解释空间，比如，村民鞠躬究竟是自愿还是被迫的？是感戴皇恩的还是例行公事？《莎勇之钟》里，人性、温情就是军国主义化的，它是借台湾人来讲日本帝国的故事。在台湾学者周婉窈看来，莎勇神话“正是日本本土军国主义的对外延伸”、“殖民国之军国主义的‘殖民地版’”。
问题在于，神话虽是人为塑造，也还是会把痕迹带到今天。这种痕迹有时是无意留下的：比如，当年由古贺正男作曲的歌曲《莎勇之钟》风靡一时，战后被重新填词为《月光小夜曲》，至今还在华语歌坛广为传唱。如果知道原歌的历史背景，恐怕很多人会觉得很讽刺。但有的痕迹却是有意选择的：比如，尽管“莎勇之钟”本是殖民宣传，但台湾宜兰县南澳乡，就重建了光复后被毁弃的莎勇之钟、纪念碑和纪念园，并将其作为旅游景点来推广。在乡公所的网站介绍里，莎勇之钟是南澳乡的“象征”，表彰了“为送老师出征”而“殉难”的“可歌可泣”的事迹。文字中没有提到日本，只用年份标志着历史背景，也许是有意回避，也许是不得已，不得而知。
借日本宣扬台湾
如果60多年前莎勇神话的塑造，如周婉窈所说，体现出“台湾在此一特殊历史情境中的被动性”，那么宜兰南澳乡重修莎勇纪念园，就不好用“被动”来解释了。和今天《海角七号》的创作和热映一样，其背后的涵义恐怕是：台湾正力图作为一个历史主体，主动地选择、塑造它自身的记忆，和以往的记忆划清界限。
说到《海角七号》，有人说它美化侵略，有“皇民化”阴影；有人说它表现爱情和奋斗，体现超越国界的人性主题。我觉得都不是那样简单。《海》片没有宣扬“大东亚战争”或“共荣”，它和《莎》片最大的不同点，在于它对战争没有评价。但说它仅仅宣扬了人性之美，好像温情可以是绝对抽象的，则陷入历史虚无主义。实际上进入现代、特别是冷战以来，大众文艺作品中的温情，常常与政治相互包裹。
当然，遭遇深度文化殖民的地方，很难摆脱殖民文化格调的影响，这很好理解。文学争宠诺贝尔，电影献媚好莱坞，乃是东亚普遍现象。但《海》片不只如此，在它浪漫优雅的情调下，有对“自我记忆选择”的激进追求。表面上，它带有很强的殖民地色彩，但和《莎勇之钟》正相反，它是借日本人来讲台湾的故事。
台湾领导人向大陆观众推《海角七号》，说这是“了解台湾的起步”。这个起步，恐怕就在于说台湾是有自己的“主体记忆”的。据说《海》片导演下一部作品，将讲述原住民反抗日本侵略的故事，我怀疑，这个故事和大陆观众理解的“抗战”历史，恐怕不会有多大的精神关联。
2008年12月15日
乔新生 中国如何走出政治陷阱
中国的知识分子是最早觉醒的阶层，但中国的知识分子可能是最早被消解的政治团体。中国的知识分子试图把自己打扮成先知先觉者，但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很容易落入到历史的窠臼，要么重蹈覆辙；要么拾人牙慧，成为当代资本主义国家民主政治的宣传员。在公有制为基础的国家，或者社会资源绝大多数掌握在政府手中的地区，民主政治的发展必须走自下而上的道路，必须逐渐剥离政治选举中的财产收益，最大限度地保护国家的存量资产和公民的财产权利，只有这样，中国的民主政治才能走出亚洲民主政治的历史轮回，彻底洗刷清算与报复所留下的斑斑血迹。
中华民族是一个善于学习的民族。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在学习的过程中，逐渐失去了自我，以至于在民主政治发展道路上，进退维谷，左右为难。曾经有一个在学术界私下流传的笑话：中国学习苏联，结果却建立了封建官僚体制；中国学习南斯拉夫，结果却出现了地方保护主义；中国学习越南，结果却打乱了正常的政治秩序；中国学习美国，结果却出现了金融危机。
其实，民主政治作为一项国家制度，是不能杂糅百家，相互借鉴的。民主政治制度是一种根植于民族传统的基本制度。民主政治制度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选举制度，也不仅仅是选举或者考试制度下的官僚制度，民主政治制度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融入到民族血液之中的文化传统。如果盲目照搬西方国家的民主政治制度，那么，最终的结果很可能是画虎不成反类犬，民主政治改革成为祸国殃民的代名词。
当前中国大陆与台湾在民主政治发展中呈现出两种完全不同的形态。大陆试图在宪法体制下，借助于执政党的力量，不断地更换执政团队，吐故纳新，巩固执政党的利益基础。但现在看来，这样的改革的百弊丛生。首先，在缺乏民意基础的情况下，“城头变幻大王旗”，只能徒增选民的反感，而不会给执政党带来实际收益。在传统的清官政治文化中，人们只注意行政首长的所作所为。行政首长要想树立自己的威信，必须亲自组阁，并且对自己的阁僚负责。可是，由于大陆实行所谓的公开选拔制度，行政首长的权力被上一级行政机关所取代，行政首长很难对执政团队的行为负责，这就出现了行政首长形式上享有行政权力，但却没有实质权力的尴尬局面。所以，公开选拔干部，非但不能组成精干的团队，反而出现了权责不明的现象。一旦出现重大安全生产责任事故或者突发事件，行政官僚体制运转不灵的现象，就会直接暴露出来。现在越来越多的知识精英分子加入执政团队，可是，在执政团队中精英分子越多，行政的效率就会越低。
其次，从改革的策略和价值取向上来看，执政党试图通过吸收社会各界的知名人士加入执政团队，以此来提高政府的公信力，但这样一来，却颠覆了宪法和法律所规定的公务员制度，使得一大批公务员正常的职务变动受到影响。这场改革非但不能提高执政效率，反而会挫伤公务员的积极性，使得相当多的公务员在正常的体制之外，寻找终南捷径。
第三，由于没有实行广泛的总辞职制度，在执政团队内部积累了大量的公务员。执政党一次次进行精简改革，然而，改革的结果却是公务员的队伍越来越庞大。在公务员队伍无法分流的情况下，执政党将一些国家设立的事业单位包括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乃至大型国有企业行政化，并且把这些单位的岗位作为公务员的犒赏，而这样一来，就使得许多企事业单位越来越具有行政化的色彩。在官本位体制下，这个社会逐渐形成了特殊的官僚结构。
第四，由于没有定期的选举制度，所以，在公务员内部出现了明显的“内部人控制”现象，集体腐败或者体制腐败几乎成为中国大陆的常态。只要进入公务员体制内部，那么，就可以分享腐败的成果。如果公务员试图脱离这个体制，保护选民的利益，那么，就会成为众矢之的。那些离经叛道的公务员，要么会失去党内的职务，要么会被绳之以法。执法机关的选择性执法，非但不能起到震慑的作用，反而给公务员以明显的心理暗示：只要在公务员内部循规蹈矩，跟随上级首长亦步亦趋，那么，就可以坐享其成；反过来，如果试图颠覆现有的腐败体制，那么，最终的结果很可能会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事实上，韩国和台湾民主政治发展的最大的成果，不在于建立了民主政治体制，而在于定期选举之后，执政党会千方百计地清算在野党的各种贪污腐败行为。由于实行周期性的选举，被清算的在野党也有可能在下次选举中，重新上台执政。为了争取更多的选票，也为了取得清算政治对手的机会，政客们会千方百计地打扮自己，重新赢得大选。
所以，不要被一些政治家华丽的政治言词所迷惑。在民主政治发展过程中，亚州地区面临的最大问题就在于，政治更像是一种集体分赃的活动。在绝大多数资源掌握在政府手中的时候，掌握政权就意味着取得了资源的支配权。正是在这种利益的诱惑下，才会有人前仆后继，争取攀登上政治舞台。
透彻的分析亚洲国家的政治生态，会令人产生悲观情绪。笔者看来，私有化条件下的民主政治与公有制条件下的民主政治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私有制条件下的民主政治，是一种纯粹的管理社会事务的民主政治；而公有制条件下的民主政治则是一种财产分配为主导的民主政治。在公有制条件下，或者在资源被少数族群所控制的条件下，民主政治选举就是一种典型的政治掠夺。过分夸大民主政治选举的功能，或者被某些少数政治人物的清廉形象所迷惑，从而对亚洲国家民主政治的发展寄予厚望，如果不是十分幼稚的表现，那么就是别有企图。
在有关宪政改革的讨论中，曾经有学者指出，建立国家的目的不是为了分配公民的财产，建立国家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公民的财产，或者宪法就是要为公民创造财富提供机会。所以宪法过去不能、现在不能、将来也不能规定财产制度，一个国家的财产制度应当由民法或者财产法加以规定。这种宪法观念，是一种来自于社会启蒙思想家的传统社会契约思想。这种观念把国家看作是不食人间烟火的政治体制或者社会结构，而事实上，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是一个巨大的资产，谁掌握了国家这个资产，谁就拥有财富的分配权或者支配权。正因为如此，国家的宪法必须对财富的分配作出原则规定，只有这样，才能防止少数人利用政党之间的相互竞争，不断地占有国家的财富；也只有这样，才能防止国家权力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自己所掌握的国家权力，掠夺或者侵吞公民的个人财产权。
保护公民的财产权利，是宪法的一项重要功能。假如宪法不能保护公民的财产权利，或者宪法不能有效地约束行政机关的权力，那么，定期选举制度就会变成毫无意义的充满铜臭味的交易制度。事实证明，亚洲许多国家的政治选举，更像是一场实实在在的权钱交易。政治家要想获得选票，必须支付金钱；而要想得到更多的金钱，必须获得充足的选票，取得执政地位。
走出这种权钱交易的历史怪圈，并不容易。在这样一场政治交易中，参与者都有可能获取财富，但是反对者却永远失去分配财富的机会。这就是为什么在亚洲实行多党制的国家，腐败现象丝毫没有减少，反而有不断增多趋势的原因。新加坡是亚洲非常特殊的城邦国家，在这样一个弹丸小国，执政党通过高效率的运作，获取了大量的财富，并且将其中的部分直接变成生活资料，在公共产品供给方面，满足新加坡人的基本要求。正是这种生活资料的“公有制”，使得这个国家的执政者才能长期稳定执政。一些反对党试图破坏这种政治体制，结果他们轻则失去生活资料，重则被投进监狱。香港特别行政区是一个殖民地转换而成的特殊政治地区。在这个地区实行官僚统治，但是，官僚体制在经济发展方面无所作为，除了掌握土地拍卖权之外，行政当局几乎在经济领域不发生任何作用，正因为如此，在这个地区才会形成相对清廉的政治风气，贪污腐败现象才会相对较少。
所以，我们在设计中国民主政治改革路线图的时候，一定不要沉醉在业已形成的政治体制框架之中，试图通过照抄照搬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结构或者法律制度，改造中国的政治体制。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所谓民主政治，从微观上来看就是实行一人一票，但从宏观上来分析，必须建立彻底剥离财产属性的社区自治制度，并且通过社区代表公开选举产生国家政权机构，否则，一人一票的政治选举很可能会出现周期性的社会灾难。民主政治是保护公民财产权利的外在制度，而财产权利则是民主政治发展的基础。只有优先确认公民的财产权利，才能出现真正的民主政治体制。这样说丝毫不意味着民主政治只能在生产力发达阶段才能实现，而是说在民主政治发展的过程中，必须把保护财产权利的法律制度放在突出的位置，只有在充分保护公民财产权利的基础上，才能讨论民主政治的发展问题。通俗地说过，不管哪一个政党上台执政，都不能随意剥夺公民的财产权利，到那个时候，民主政治才是真正的现代民主政治。
当前在中国大陆，新左派的一些代表人物主张大政府，试图通过扩大政府的权力，确保整个社会资源公平分配；而一些极右派的代表人物则主张实行三权分立，通过实行联邦制改革，在每一个联邦主体内部实行三权分立，最终建立类似于美国的国家政权体制。在我看来，新左派对政府权力过大所造成的危害，缺乏历史性的反思；而极右派的代表人物所主张的三权分立，无非是以中国的解体为最终目标，除了带来持续动乱之外，不可能给中华民族带来福音。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走自己的路，这既是历史的教训，也是中国当前政治体制改革的经验总结。
在笔者看来，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注意以下几个问题：首先，必须注意技术上的改革与观念上的改革，不能用技术上的改革代替观念上的革新。三权分立、公开选举都是技术上的改革，这些改革是必要的。但是，在没有进行观念变革之前，笔者可以大胆直言，这些改革都可能会原地踏步。道理非常简单，执政党在掌握了国家资源之后，培养了一大批官僚人员，这些人可能比某些理论家们更了解中国的政治生态，所以，实行公开选举之后，他们可以挟雷霆万钧之势，横扫所有的政治选举战场。当年苏联解体之后，许多人误认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会掌握政权，但是一夜醒来，他们才赫然发现，国家发生了变化，但是掌握国家政权的仍然是苏联共产党的传统官僚队伍。这说明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从观念变革开始，如果没有观念上的改变，那么，公开选举很可能会换汤不换药。
其次，必须注意社会知识阶层的政治立场。在民主政治发展时期，社会知识阶层会不断发生变化，以前那些站在官僚体制外部，高举批判旗帜的知识分子，很可能会由于政治利益的诱惑，而放弃自己的立场，从而走进体制内部，扮演帮凶的角色。现在大陆高校的一些知识分子，越来越习惯于从事政治投机活动，他们主动放弃自己批判的工具，在体制内部担任一官半职，从而享受更多的社会福利。这种政治立场决定了中国的民主政治发展不能依靠知识阶层，而只能从富裕起来的企业家或者广大的小资产者那里发现中国民主政治改革的原动力。中国知识分子摇摆不定的立场和近代以来经常呈现的投机心态，决定了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民主政治发展过程中很难扮演中流砥柱的角色。少数知识分子被招降纳叛之后，转过头来对昔日的战友反戈一击，这既是发生在中国的活生生现实，同时也是未来相当长时期内，中国的政治常态。知识分子永远都是言语的巨人、行动的矮子，不可能在社会政治变革中扮演关键的角色。
概括起来说，中国的知识分子是最早觉醒的阶层，但中国的知识分子可能是最早被消解的政治团体。中国的知识分子试图把自己打扮成先知先觉者，但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很容易落入到历史的窠臼，要么重蹈覆辙；要么拾人牙慧，成为当代资本主义国家民主政治的宣传员。在公有制为基础的国家，或者社会资源绝大多数掌握在政府手中的地区，民主政治的发展必须走自下而上的道路，必须逐渐剥离政治选举中的财产收益，最大限度地保护国家的存量资产和公民的财产权利，只有这样，中国的民主政治才能走出亚洲民主政治的历史轮回，彻底洗刷清算与报复所留下的斑斑血迹。(文/乔新生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中华民族是一个善于学习的民族。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在学习的过程中，逐渐失去了自我，以至于在民主政治发展道路上，进退维谷，左右为难。曾经有一个在学术界私下流传的笑话：中国学习苏联，结果却建立了封建官僚体制；中国学习南斯拉夫，结果却出现了地方保护主义；中国学习越南，结果却打乱了正常的政治秩序；中国学习美国，结果却出现了金融危机。
其实，民主政治作为一项国家制度，是不能杂糅百家，相互借鉴的。民主政治制度是一种根植于民族传统的基本制度。民主政治制度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选举制度，也不仅仅是选举或者考试制度下的官僚制度，民主政治制度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融入到民族血液之中的文化传统。如果盲目照搬西方国家的民主政治制度，那么，最终的结果很可能是画虎不成反类犬，民主政治改革成为祸国殃民的代名词。
当前中国大陆与台湾在民主政治发展中呈现出两种完全不同的形态。大陆试图在宪法体制下，借助于执政党的力量，不断地更换执政团队，吐故纳新，巩固执政党的利益基础。但现在看来，这样的改革的百弊丛生。首先，在缺乏民意基础的情况下，“城头变幻大王旗”，只能徒增选民的反感，而不会给执政党带来实际收益。在传统的清官政治文化中，人们只注意行政首长的所作所为。行政首长要想树立自己的威信，必须亲自组阁，并且对自己的阁僚负责。可是，由于大陆实行所谓的公开选拔制度，行政首长的权力被上一级行政机关所取代，行政首长很难对执政团队的行为负责，这就出现了行政首长形式上享有行政权力，但却没有实质权力的尴尬局面。所以，公开选拔干部，非但不能组成精干的团队，反而出现了权责不明的现象。一旦出现重大安全生产责任事故或者突发事件，行政官僚体制运转不灵的现象，就会直接暴露出来。现在越来越多的知识精英分子加入执政团队，可是，在执政团队中精英分子越多，行政的效率就会越低。
其次，从改革的策略和价值取向上来看，执政党试图通过吸收社会各界的知名人士加入执政团队，以此来提高政府的公信力，但这样一来，却颠覆了宪法和法律所规定的公务员制度，使得一大批公务员正常的职务变动受到影响。这场改革非但不能提高执政效率，反而会挫伤公务员的积极性，使得相当多的公务员在正常的体制之外，寻找终南捷径。
第三，由于没有实行广泛的总辞职制度，在执政团队内部积累了大量的公务员。执政党一次次进行精简改革，然而，改革的结果却是公务员的队伍越来越庞大。在公务员队伍无法分流的情况下，执政党将一些国家设立的事业单位包括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乃至大型国有企业行政化，并且把这些单位的岗位作为公务员的犒赏，而这样一来，就使得许多企事业单位越来越具有行政化的色彩。在官本位体制下，这个社会逐渐形成了特殊的官僚结构。
第四，由于没有定期的选举制度，所以，在公务员内部出现了明显的“内部人控制”现象，集体腐败或者体制腐败几乎成为中国大陆的常态。只要进入公务员体制内部，那么，就可以分享腐败的成果。如果公务员试图脱离这个体制，保护选民的利益，那么，就会成为众矢之的。那些离经叛道的公务员，要么会失去党内的职务，要么会被绳之以法。执法机关的选择性执法，非但不能起到震慑的作用，反而给公务员以明显的心理暗示：只要在公务员内部循规蹈矩，跟随上级首长亦步亦趋，那么，就可以坐享其成；反过来，如果试图颠覆现有的腐败体制，那么，最终的结果很可能会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事实上，韩国和台湾民主政治发展的最大的成果，不在于建立了民主政治体制，而在于定期选举之后，执政党会千方百计地清算在野党的各种贪污腐败行为。由于实行周期性的选举，被清算的在野党也有可能在下次选举中，重新上台执政。为了争取更多的选票，也为了取得清算政治对手的机会，政客们会千方百计地打扮自己，重新赢得大选。
所以，不要被一些政治家华丽的政治言词所迷惑。在民主政治发展过程中，亚州地区面临的最大问题就在于，政治更像是一种集体分赃的活动。在绝大多数资源掌握在政府手中的时候，掌握政权就意味着取得了资源的支配权。正是在这种利益的诱惑下，才会有人前仆后继，争取攀登上政治舞台。
透彻的分析亚洲国家的政治生态，会令人产生悲观情绪。笔者看来，私有化条件下的民主政治与公有制条件下的民主政治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私有制条件下的民主政治，是一种纯粹的管理社会事务的民主政治；而公有制条件下的民主政治则是一种财产分配为主导的民主政治。在公有制条件下，或者在资源被少数族群所控制的条件下，民主政治选举就是一种典型的政治掠夺。过分夸大民主政治选举的功能，或者被某些少数政治人物的清廉形象所迷惑，从而对亚洲国家民主政治的发展寄予厚望，如果不是十分幼稚的表现，那么就是别有企图。
在有关宪政改革的讨论中，曾经有学者指出，建立国家的目的不是为了分配公民的财产，建立国家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公民的财产，或者宪法就是要为公民创造财富提供机会。所以宪法过去不能、现在不能、将来也不能规定财产制度，一个国家的财产制度应当由民法或者财产法加以规定。这种宪法观念，是一种来自于社会启蒙思想家的传统社会契约思想。这种观念把国家看作是不食人间烟火的政治体制或者社会结构，而事实上，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是一个巨大的资产，谁掌握了国家这个资产，谁就拥有财富的分配权或者支配权。正因为如此，国家的宪法必须对财富的分配作出原则规定，只有这样，才能防止少数人利用政党之间的相互竞争，不断地占有国家的财富；也只有这样，才能防止国家权力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自己所掌握的国家权力，掠夺或者侵吞公民的个人财产权。
保护公民的财产权利，是宪法的一项重要功能。假如宪法不能保护公民的财产权利，或者宪法不能有效地约束行政机关的权力，那么，定期选举制度就会变成毫无意义的充满铜臭味的交易制度。事实证明，亚洲许多国家的政治选举，更像是一场实实在在的权钱交易。政治家要想获得选票，必须支付金钱；而要想得到更多的金钱，必须获得充足的选票，取得执政地位。
走出这种权钱交易的历史怪圈，并不容易。在这样一场政治交易中，参与者都有可能获取财富，但是反对者却永远失去分配财富的机会。这就是为什么在亚洲实行多党制的国家，腐败现象丝毫没有减少，反而有不断增多趋势的原因。新加坡是亚洲非常特殊的城邦国家，在这样一个弹丸小国，执政党通过高效率的运作，获取了大量的财富，并且将其中的部分直接变成生活资料，在公共产品供给方面，满足新加坡人的基本要求。正是这种生活资料的“公有制”，使得这个国家的执政者才能长期稳定执政。一些反对党试图破坏这种政治体制，结果他们轻则失去生活资料，重则被投进监狱。香港特别行政区是一个殖民地转换而成的特殊政治地区。在这个地区实行官僚统治，但是，官僚体制在经济发展方面无所作为，除了掌握土地拍卖权之外，行政当局几乎在经济领域不发生任何作用，正因为如此，在这个地区才会形成相对清廉的政治风气，贪污腐败现象才会相对较少。
所以，我们在设计中国民主政治改革路线图的时候，一定不要沉醉在业已形成的政治体制框架之中，试图通过照抄照搬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结构或者法律制度，改造中国的政治体制。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所谓民主政治，从微观上来看就是实行一人一票，但从宏观上来分析，必须建立彻底剥离财产属性的社区自治制度，并且通过社区代表公开选举产生国家政权机构，否则，一人一票的政治选举很可能会出现周期性的社会灾难。民主政治是保护公民财产权利的外在制度，而财产权利则是民主政治发展的基础。只有优先确认公民的财产权利，才能出现真正的民主政治体制。这样说丝毫不意味着民主政治只能在生产力发达阶段才能实现，而是说在民主政治发展的过程中，必须把保护财产权利的法律制度放在突出的位置，只有在充分保护公民财产权利的基础上，才能讨论民主政治的发展问题。通俗地说过，不管哪一个政党上台执政，都不能随意剥夺公民的财产权利，到那个时候，民主政治才是真正的现代民主政治。
当前在中国大陆，新左派的一些代表人物主张大政府，试图通过扩大政府的权力，确保整个社会资源公平分配；而一些极右派的代表人物则主张实行三权分立，通过实行联邦制改革，在每一个联邦主体内部实行三权分立，最终建立类似于美国的国家政权体制。在我看来，新左派对政府权力过大所造成的危害，缺乏历史性的反思；而极右派的代表人物所主张的三权分立，无非是以中国的解体为最终目标，除了带来持续动乱之外，不可能给中华民族带来福音。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走自己的路，这既是历史的教训，也是中国当前政治体制改革的经验总结。
在笔者看来，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注意以下几个问题：首先，必须注意技术上的改革与观念上的改革，不能用技术上的改革代替观念上的革新。三权分立、公开选举都是技术上的改革，这些改革是必要的。但是，在没有进行观念变革之前，笔者可以大胆直言，这些改革都可能会原地踏步。道理非常简单，执政党在掌握了国家资源之后，培养了一大批官僚人员，这些人可能比某些理论家们更了解中国的政治生态，所以，实行公开选举之后，他们可以挟雷霆万钧之势，横扫所有的政治选举战场。当年苏联解体之后，许多人误认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会掌握政权，但是一夜醒来，他们才赫然发现，国家发生了变化，但是掌握国家政权的仍然是苏联共产党的传统官僚队伍。这说明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从观念变革开始，如果没有观念上的改变，那么，公开选举很可能会换汤不换药。
其次，必须注意社会知识阶层的政治立场。在民主政治发展时期，社会知识阶层会不断发生变化，以前那些站在官僚体制外部，高举批判旗帜的知识分子，很可能会由于政治利益的诱惑，而放弃自己的立场，从而走进体制内部，扮演帮凶的角色。现在大陆高校的一些知识分子，越来越习惯于从事政治投机活动，他们主动放弃自己批判的工具，在体制内部担任一官半职，从而享受更多的社会福利。这种政治立场决定了中国的民主政治发展不能依靠知识阶层，而只能从富裕起来的企业家或者广大的小资产者那里发现中国民主政治改革的原动力。中国知识分子摇摆不定的立场和近代以来经常呈现的投机心态，决定了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民主政治发展过程中很难扮演中流砥柱的角色。少数知识分子被招降纳叛之后，转过头来对昔日的战友反戈一击，这既是发生在中国的活生生现实，同时也是未来相当长时期内，中国的政治常态。知识分子永远都是言语的巨人、行动的矮子，不可能在社会政治变革中扮演关键的角色。
概括起来说，中国的知识分子是最早觉醒的阶层，但中国的知识分子可能是最早被消解的政治团体。中国的知识分子试图把自己打扮成先知先觉者，但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很容易落入到历史的窠臼，要么重蹈覆辙；要么拾人牙慧，成为当代资本主义国家民主政治的宣传员。在公有制为基础的国家，或者社会资源绝大多数掌握在政府手中的地区，民主政治的发展必须走自下而上的道路，必须逐渐剥离政治选举中的财产收益，最大限度地保护国家的存量资产和公民的财产权利，只有这样，中国的民主政治才能走出亚洲民主政治的历史轮回，彻底洗刷清算与报复所留下的斑斑血迹。(文/乔新生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2008年12月10日
张雪忠 要多少国际空间，台湾才满意
近来，在两岸关系有所缓和的形势下，扩大台湾现有的国际空间问题，已成为许多人关注和讨论的议题。有不少人已经就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活动的方式和途径，提出了一些建议和看法。但人们似乎尚未对台湾国际空间问题的根源和症结进行深入的剖析。
有些人显然将此难题作为一个技术性问题予以对待。他们着重讨论世卫组织等国际组织的章程是否允许其接受台湾的加入，或是考虑对相关国际组织的章程进行必要的修改，以便台湾能以非主权国家的身份参与其中。
不能用技术手段解决政治问题
但这些人显然忽略了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如果上述技术性的难题得到解决，台湾在获取更大国际空间方面是否会就此感到满意？其实，台湾的国际空间问题，只不过是两岸关系中最核心的政治问题（即台湾的主权归属问题）的表面症候，那种用技术手段解决政治问题的想法只不过缘木求鱼。
台湾的国际空间问题不但是两岸关系中的一个重要议题，而且也是台湾岛内政治的一个焦点问题。这一问题在台湾岛内政治舞台变得日益重要的过程，同时也是台湾的独立势头日益严重的过程。台湾对国际空间的诉求，已不再是为了参与国际经贸、文化和卫生等方面的事务，而是为了获得“平等、有尊严”的国际地位。
如果台湾方面能够放弃独立诉求，台湾的国际空间将不会成为一个重要问题。而如果台湾执意追求独立，则除非获得主权国家的地位，否则关于国际地位问题的任何解决方案，都不会让台湾感到满意。在这种情况下，台湾所获得的有限的国际空间，只会成为其争取更多国际空间的动力和激励。
以香港为例。香港并不存在有影响力的分裂势力，并且中国对香港的行使主权的制度构架已非常稳定。因此，一方面香港并不会致力于获取超过其参与国际性经济、文化等非政治事务所需的国际空间，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则很愿意满足香港参与这些事务的愿望。在香港，最重大的政治议题也不过是中央与香港的政治权力分配，或是整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合理性问题。
将台湾的国际空间作为技术性问题看待的人，可能并未完全体察到两岸关系的性质在过去十多年来所发生的转变。在两蒋时代，尽管海峡两岸大有不共戴天之势，但其冲突只是源于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上的分歧（政治认同上的分歧）。在对中国人的身份认同上，当时两岸民众并无多少歧见。政治认同上的分歧可能会使一个国家暂时处于分裂状态，但一般不会对国家统一构成难以克服的障碍。
以韩国与朝鲜（或统一前的东德与西德）为例，尽管它们已是享有主权的独立国家，但双方的民众在身份认同上并不存在重大分歧，因此都将分裂状态视为一种临时性的安排。人们对最终统一的目标并无异议，分歧仅在于统一的方式和途径。
相反，一个国家不同地域的民众如果在国民身份认同上出现了分歧，则不管是使分隔的地区走向统一，还是维护现有的统一状态，都是一个极为严峻的难题。改变台湾民众的身份认同，使他们将自己与“中国人”区分开来，正是台独势力“去中国化”活动的要害所在。
身份认同分歧是最大障碍
台独势力在改变台湾民众身份认同方面所取得的成效，使台海两岸在今后的妥协变得更加困难。那些一直强调“时间站在统一一边”的人，似乎不应该对这种危险的趋势视而不见。
如果台湾国际空间问题的根源在于两岸的政治分歧，为解决这一问题，人们就必须直面这些分歧并努力寻找妥协之道。这里的妥协绝不是“回归比主权更深刻的民族统一”（石之瑜教授语），因为这等于让大陆向台独诉求缴械投降。在本质上仍处于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主权国家仍是任何社会整合人力和物力资源以求自保的唯一有效的机制。在这种环境下，回避主权的民族统一最多只是一种统一的幻象而已。
大陆方面不会也不应该默认台湾的主权独立，但“一国两制”的统一模式似乎也无法适应当前的政治现实。和平统一有赖台海两岸的妥协，这意味着既要排除台湾独立的选项，也要排除一方对另一方的征服性统一。
如果说和平解决两岸的政治分歧不能指望任何一方的完全让步，那么将这一分歧的不同层面的问题联系起来加以解决，则有可能找到某种妥协之道。将中国的和平统一放在两岸政治整合的更大背景下进行，可能是两岸唯一可行的战略妥协点。如果台湾方面能够逐渐放弃独立诉求，大陆也应正面看待并响应台湾民众对政治民主化的呼吁。
大陆政治民主化的逐步推行，有可能成为两岸和平统一的推动力。而如果大陆继续在民主政治方面裹足不前，台湾的统派政党将无法向台湾民众说明，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制度如何能够在同一个国家长期共存，更不用说要求台湾民众再次接受由一个政党垄断全部国家权力的事实了。
有些人显然将此难题作为一个技术性问题予以对待。他们着重讨论世卫组织等国际组织的章程是否允许其接受台湾的加入，或是考虑对相关国际组织的章程进行必要的修改，以便台湾能以非主权国家的身份参与其中。
不能用技术手段解决政治问题
但这些人显然忽略了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如果上述技术性的难题得到解决，台湾在获取更大国际空间方面是否会就此感到满意？其实，台湾的国际空间问题，只不过是两岸关系中最核心的政治问题（即台湾的主权归属问题）的表面症候，那种用技术手段解决政治问题的想法只不过缘木求鱼。
台湾的国际空间问题不但是两岸关系中的一个重要议题，而且也是台湾岛内政治的一个焦点问题。这一问题在台湾岛内政治舞台变得日益重要的过程，同时也是台湾的独立势头日益严重的过程。台湾对国际空间的诉求，已不再是为了参与国际经贸、文化和卫生等方面的事务，而是为了获得“平等、有尊严”的国际地位。
如果台湾方面能够放弃独立诉求，台湾的国际空间将不会成为一个重要问题。而如果台湾执意追求独立，则除非获得主权国家的地位，否则关于国际地位问题的任何解决方案，都不会让台湾感到满意。在这种情况下，台湾所获得的有限的国际空间，只会成为其争取更多国际空间的动力和激励。
以香港为例。香港并不存在有影响力的分裂势力，并且中国对香港的行使主权的制度构架已非常稳定。因此，一方面香港并不会致力于获取超过其参与国际性经济、文化等非政治事务所需的国际空间，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则很愿意满足香港参与这些事务的愿望。在香港，最重大的政治议题也不过是中央与香港的政治权力分配，或是整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合理性问题。
将台湾的国际空间作为技术性问题看待的人，可能并未完全体察到两岸关系的性质在过去十多年来所发生的转变。在两蒋时代，尽管海峡两岸大有不共戴天之势，但其冲突只是源于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上的分歧（政治认同上的分歧）。在对中国人的身份认同上，当时两岸民众并无多少歧见。政治认同上的分歧可能会使一个国家暂时处于分裂状态，但一般不会对国家统一构成难以克服的障碍。
以韩国与朝鲜（或统一前的东德与西德）为例，尽管它们已是享有主权的独立国家，但双方的民众在身份认同上并不存在重大分歧，因此都将分裂状态视为一种临时性的安排。人们对最终统一的目标并无异议，分歧仅在于统一的方式和途径。
相反，一个国家不同地域的民众如果在国民身份认同上出现了分歧，则不管是使分隔的地区走向统一，还是维护现有的统一状态，都是一个极为严峻的难题。改变台湾民众的身份认同，使他们将自己与“中国人”区分开来，正是台独势力“去中国化”活动的要害所在。
身份认同分歧是最大障碍
台独势力在改变台湾民众身份认同方面所取得的成效，使台海两岸在今后的妥协变得更加困难。那些一直强调“时间站在统一一边”的人，似乎不应该对这种危险的趋势视而不见。
如果台湾国际空间问题的根源在于两岸的政治分歧，为解决这一问题，人们就必须直面这些分歧并努力寻找妥协之道。这里的妥协绝不是“回归比主权更深刻的民族统一”（石之瑜教授语），因为这等于让大陆向台独诉求缴械投降。在本质上仍处于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主权国家仍是任何社会整合人力和物力资源以求自保的唯一有效的机制。在这种环境下，回避主权的民族统一最多只是一种统一的幻象而已。
大陆方面不会也不应该默认台湾的主权独立，但“一国两制”的统一模式似乎也无法适应当前的政治现实。和平统一有赖台海两岸的妥协，这意味着既要排除台湾独立的选项，也要排除一方对另一方的征服性统一。
如果说和平解决两岸的政治分歧不能指望任何一方的完全让步，那么将这一分歧的不同层面的问题联系起来加以解决，则有可能找到某种妥协之道。将中国的和平统一放在两岸政治整合的更大背景下进行，可能是两岸唯一可行的战略妥协点。如果台湾方面能够逐渐放弃独立诉求，大陆也应正面看待并响应台湾民众对政治民主化的呼吁。
大陆政治民主化的逐步推行，有可能成为两岸和平统一的推动力。而如果大陆继续在民主政治方面裹足不前，台湾的统派政党将无法向台湾民众说明，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制度如何能够在同一个国家长期共存，更不用说要求台湾民众再次接受由一个政党垄断全部国家权力的事实了。
2008年12月9日
中国奇迹的源头与动力何在？
1988年秋，在改革10年之际，我们写过一篇长文。文章开头说，“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历史性的变化。这一点现在恐怕很少有人怀疑了。8亿农民开始卷入商品经济生活的历史性变迁，国民生产总值连续10年以年平均9.3％速度的增长，改革开放带来的中国人均福利水平的提高，为中国赢得了国际性的声誉。
“尽管如此（也许正因为如此），中国改革较早地陷入了举步为艰的困境。‘英雄时代'过后的解放情绪逐渐被‘摸着石头过河'的失落感所代替。西方文化的进入激起了对传统文化的反思甚至厌恶，原有价值评价标准的混乱没有解决，而且似乎加剧了。同时，通货膨胀压力的不断增强，社会腐败因素的恶性膨胀，收入不公平和机会不均等的急剧发展，农民的初步进入造成的社会生活空间令人压抑的拥挤，统统汇成了种种说得清和说不清的社会不满。……所有这些都暗示着，中国改革经过10年的匆匆行进，现在正处于一个关键性的历史转折关头。”在文章的末尾，我们总结10年改革的基本战略是正确的，社会主义的改革并未走到尽头，中国的文化并未预先注定中华民族向现代化转变中将再次磨难，中国人只要克服焦躁情绪，选择正确的战略转折，是可以避免动乱或停滞的前景，而争取腾飞的前途。
30年的最大成就
后来的发展表明，历史并不是简单地选择了一个路径，从1989年起，中国经过一个短暂的动荡，稍稍的停滞和迟疑，然后迅速走上了腾飞的大道。
改革开放30年最大的成就，国内外的观察者都很少有分歧，就是中国持续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使中国从一个人均国民收入199美元贫困的低收入国家，走到了人均GDP2360美元这个中等偏低收入国家入门的门槛。同样甚至更加重要的是，这种经济增长，改善了几乎所有人的生活和福利水平，而并不是只惠及少数人。迄今为止，中国避免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停滞陷井或在经济增长期所出现的那种社会两极化的大规模对抗和动荡。亿万中国农民，在继续保有中国历史上最平均的土地使用和收益权的同时，通过进城打工，普遍显著改善了收入和生活水平。无论农村本身还是城市居民的基尼系数，大体上围绕0.35的水平在波动，仍然属于比较平均的收入分配差距。
那么，中国为什么取得了这样的经济奇迹？人们给出了不同的回答。主流的说法是说因为中国实行了对外开放，搞了市场经济，从而搞对了激励。界定了产权包括私有产权，这当然很有道理。不过，搞开放式的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家太多了，为什么独独中国有这样的经济成功？况且要说私有产权界定，许多发展中国家比中国还要彻底的多，搞市场经济也没有那么多框框禁忌，为什么他们几乎很难与中国相提并论？当然也有人说，在东亚模式里中国并非绝无仅有，与经济起飞时期的亚洲四小龙相比，除了规模大，中国也无特别。但大国外向型经济成功，本身就是奇迹。同时这种说法隐含着一个未加证明的判断：中国延续了30年的高速增长也会马上结束，因为可比的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起飞期一般最长也只有20——30年。如果真是如此，那么中国显然面临更大的问题：为什么过去高速增长的动力已经耗尽，中国又将如何面对一个不同时期的挑战？
四大原因
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首先需要找出中国在过去30年经济高速增长同时又使社会普遍受惠的真正原因。在我们看来，这大体上有以下四方面：
一、在确保自我主权的前提下实现了全方位的对外开放，因此充分利用了中国的后发优势和相对比较优势。
对外开放对中国的推动作用并不下于改革，这是很多人的感慨和共识。从文革后中国的极度封闭和与现代经济社会的巨大差距起步，中国人实行了坚决而又有步骤的对外开放。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对外依存度，从只占GDP的10％以下，到65％以上，只是一个标志性的指标。发达国家资金、技术、设备、管理制度与经验乃至各种信息的全面涌入，对当时中国社会所起的振聋发聩的催化作用无论怎么估计也不会过高。因此，说中国30年的经济奇迹主要得益于利用了后发优势和相对比较优势，肯定没有什么错。同时应当看到，从文革后的统治经济和思想禁锢，只经过短短的30年，中国就极大地缩小了与世界发达国家的惊人差距，没有导致自身的迷失、瘫痪、分裂或解体，而是大大地增强了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在很多方面已经具备了和发达国家交流和对话的能力，这绝不是一个简单和无保留的开放能够做到的。这里至少包含了两个最重要的机制设计。一个是对外开放特区的陆续设立和发展，使得开放能够既大胆放手又有梯度的扩散和传导，二是本国对经济命脉的垄断和控制，从而保证了对外开放的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最大化的导向。
二、坚定然而又是渐进的市场化和有限私有化提供了持续改善的激励和资源配置，避免了国民经济的家族寡头化和大规模的社会对抗。
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没有采用激进的“休克”疗法，一下子取消或废止计划体制，而是承认计划经济的现实和存在合理性，采用了放调结合、双轨推进的途径，逐步发展市场经济和转化计划体制，因而避免了许多国家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的中断、混乱和经济滑坡，保持了一个持续高速发展的增长趋势。市场经济激发了个人和企业的创新能力和去满足任何能带来经济收益的社会需求的动力，从而迅速带来了供给充裕、经济繁荣和社会富硕。中国的私有产权的发展也是经历了个体户经济、家庭私有财产的发展、扩大和普遍化、承包经营、股份有限公司和私营资本经济的渐次发展阶段，使得社会有一个认识、适应和调整的过程。
同时特别重要的是，中国的市场化和私有产权的发展，始终保持了混合经济的形态，就是市场领域和政府干预和调控的领域并存，私有产权与公有产权并存，从而保证了宏观的可控性和稳定性，避免了社会的分裂和对抗。中国一方面允许和鼓励私人资本发展，另一方面又保证国有资本对国民经济关键领域的控制，同时通过废除官员的终身制和世袭倾向以及持续不懈地反腐败努力，比较成功地扼制了中上层政府官员将国有资产大规模转化为私人或家族资本的企图，使国家的经济命脉没有落入家族寡头的手中，避免了国家层面的经济家族化或官商勾结的演变，而这在一个血缘关系传统深厚、法治薄弱的发展中国家，本来是经济自由化过程中最容易出现，从而导致社会对抗和动荡、经济增长中断的陷井。
三、基于既得的城乡二元化经济结构，通过统分结合的家庭土地承包制度，既改善了农民的境遇，避免了土地兼并，又为工业化和城市化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供给和土地供给。
在一个落后的农业国中，中国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是以城乡隔绝的二元经济结构为基础的，这就是实行了最严格的人口迁移管理和城乡户籍管治制度。中国经济改革的起步，不是去取消或直接冲击这种二元经济体制，而是在农村保存原来集体经济的框架下，引进了家庭土地承包制度，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平均的土地使用权和收益权，从而迅速地解决了在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农业生产中的经济激励问题，大大提高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普遍福利水平。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更大意义是它解放了原先被计划体制和集体生产方式所禁锢的农村劳动人口，从而诱发了一系列始料未及的连锁反应。
首先，在解决了温饱问题之后，农民迅速从边际投入接近于零的单纯粮食生产向边际收益更高的经济作物和养殖业等农副产业转移投入，接着是创办乡镇企业，向离土不离乡的非农产业转移，再后是出现了全面向城市和工业转移的农民工劳动大军。农民工逐渐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主体，既极大地冲击和动摇了原本僵化的国营企业的用工制度，又为工业化和城市化提供了源源不绝的廉价劳动供给。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和延续，包括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在工业和城市中的很少保障的非正规就业，和统分结合的家庭承包制提供的务工农民在家乡有一小块均分地的安全保障相配合，极大的降低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成本，造成了世界上最自由的竞争性劳动力市场。政府垄断征地使城郊土地改变用途的级差地租主要落到了城市政府手中，这样就为城市的迅速扩张和升级提供了财政来源。显然，劳动力的解放和自由流动，很少保障的非正规就业，作为最终保障的均分承包土地，垄断的城市化和工业化低价征地，是中国经济30年高速增长最重要源泉的之一。
四、中央集权下的财政分灶吃饭和地方竞争。
中国作为一个幅源辽阔、人口众多、发展极不平衡的大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有史以来就是制约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核心要素之一。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特别是权力划分上也是多次拉锯和反复。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从放权让利开始，从大一统计划经济的一个大灶吃饭，改为分灶吃饭，中央和地方之间也是从1980年起，就“划分收支、分级包干”，其间几经变动，包括1994年在按照1993年中央和地方分成基数的基础上，实行不同比例的分税制，保证了中央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和分成规则的透明性和稳定性，但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之间分灶吃饭则是改革以来一以贯之的大格局。
由于中央政府垄断了货币证券发行权和政府发债权，在中央给定的规则之下和之外，千方百计地组织地方政府掌握的其它全部可能的资源和增加财政收入成为各级地方政府谋求发展的唯一途径。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发展是硬道理的这个改革开放总方针指引下，各级地方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一个地方有限责任公司，统筹调动和配置地方各种资源，包括与上级政府及部门讨价还价、争取更多垂直资源。创造更有利于资本流入的外部条件，使用更有吸引力的财政税收返还和土地优惠，成为招商引资的主要手段。这样，在私人资本和外部资本以及劳动都自由流动的条件下，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方竞争。中央政府对统一市场的维护和对地方封锁的抑制，以及地方政府对外来资本的渴望，以及地方市、县一级政府的国企已经很少且一般退出了竞争性领域，大大削弱了地方竞争中的地方垄断和地方保护。地方所有制主导的资源整合与自由流动的劳动资本的组合，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私人资本发育和规范不足的产权替代，它在丧失一部分效率的同时，又以规模经济和公平效应进行了补偿。从而使中央集权、统一市场下的地方竞争，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由此可见，中国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和社会发展，既不是简单模仿移植别人现有模式的结果，也不是其他人能够拷贝复制的普遍模式。
（作者简介：华生：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罗小朋：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特聘教授；张学军：华夏认证中心研究院院长；边勇壮：大华大陆投资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他们均为孙冶方经济学奖获得者）
“尽管如此（也许正因为如此），中国改革较早地陷入了举步为艰的困境。‘英雄时代'过后的解放情绪逐渐被‘摸着石头过河'的失落感所代替。西方文化的进入激起了对传统文化的反思甚至厌恶，原有价值评价标准的混乱没有解决，而且似乎加剧了。同时，通货膨胀压力的不断增强，社会腐败因素的恶性膨胀，收入不公平和机会不均等的急剧发展，农民的初步进入造成的社会生活空间令人压抑的拥挤，统统汇成了种种说得清和说不清的社会不满。……所有这些都暗示着，中国改革经过10年的匆匆行进，现在正处于一个关键性的历史转折关头。”在文章的末尾，我们总结10年改革的基本战略是正确的，社会主义的改革并未走到尽头，中国的文化并未预先注定中华民族向现代化转变中将再次磨难，中国人只要克服焦躁情绪，选择正确的战略转折，是可以避免动乱或停滞的前景，而争取腾飞的前途。
30年的最大成就
后来的发展表明，历史并不是简单地选择了一个路径，从1989年起，中国经过一个短暂的动荡，稍稍的停滞和迟疑，然后迅速走上了腾飞的大道。
改革开放30年最大的成就，国内外的观察者都很少有分歧，就是中国持续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使中国从一个人均国民收入199美元贫困的低收入国家，走到了人均GDP2360美元这个中等偏低收入国家入门的门槛。同样甚至更加重要的是，这种经济增长，改善了几乎所有人的生活和福利水平，而并不是只惠及少数人。迄今为止，中国避免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停滞陷井或在经济增长期所出现的那种社会两极化的大规模对抗和动荡。亿万中国农民，在继续保有中国历史上最平均的土地使用和收益权的同时，通过进城打工，普遍显著改善了收入和生活水平。无论农村本身还是城市居民的基尼系数，大体上围绕0.35的水平在波动，仍然属于比较平均的收入分配差距。
那么，中国为什么取得了这样的经济奇迹？人们给出了不同的回答。主流的说法是说因为中国实行了对外开放，搞了市场经济，从而搞对了激励。界定了产权包括私有产权，这当然很有道理。不过，搞开放式的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家太多了，为什么独独中国有这样的经济成功？况且要说私有产权界定，许多发展中国家比中国还要彻底的多，搞市场经济也没有那么多框框禁忌，为什么他们几乎很难与中国相提并论？当然也有人说，在东亚模式里中国并非绝无仅有，与经济起飞时期的亚洲四小龙相比，除了规模大，中国也无特别。但大国外向型经济成功，本身就是奇迹。同时这种说法隐含着一个未加证明的判断：中国延续了30年的高速增长也会马上结束，因为可比的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起飞期一般最长也只有20——30年。如果真是如此，那么中国显然面临更大的问题：为什么过去高速增长的动力已经耗尽，中国又将如何面对一个不同时期的挑战？
四大原因
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首先需要找出中国在过去30年经济高速增长同时又使社会普遍受惠的真正原因。在我们看来，这大体上有以下四方面：
一、在确保自我主权的前提下实现了全方位的对外开放，因此充分利用了中国的后发优势和相对比较优势。
对外开放对中国的推动作用并不下于改革，这是很多人的感慨和共识。从文革后中国的极度封闭和与现代经济社会的巨大差距起步，中国人实行了坚决而又有步骤的对外开放。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对外依存度，从只占GDP的10％以下，到65％以上，只是一个标志性的指标。发达国家资金、技术、设备、管理制度与经验乃至各种信息的全面涌入，对当时中国社会所起的振聋发聩的催化作用无论怎么估计也不会过高。因此，说中国30年的经济奇迹主要得益于利用了后发优势和相对比较优势，肯定没有什么错。同时应当看到，从文革后的统治经济和思想禁锢，只经过短短的30年，中国就极大地缩小了与世界发达国家的惊人差距，没有导致自身的迷失、瘫痪、分裂或解体，而是大大地增强了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在很多方面已经具备了和发达国家交流和对话的能力，这绝不是一个简单和无保留的开放能够做到的。这里至少包含了两个最重要的机制设计。一个是对外开放特区的陆续设立和发展，使得开放能够既大胆放手又有梯度的扩散和传导，二是本国对经济命脉的垄断和控制，从而保证了对外开放的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最大化的导向。
二、坚定然而又是渐进的市场化和有限私有化提供了持续改善的激励和资源配置，避免了国民经济的家族寡头化和大规模的社会对抗。
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没有采用激进的“休克”疗法，一下子取消或废止计划体制，而是承认计划经济的现实和存在合理性，采用了放调结合、双轨推进的途径，逐步发展市场经济和转化计划体制，因而避免了许多国家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的中断、混乱和经济滑坡，保持了一个持续高速发展的增长趋势。市场经济激发了个人和企业的创新能力和去满足任何能带来经济收益的社会需求的动力，从而迅速带来了供给充裕、经济繁荣和社会富硕。中国的私有产权的发展也是经历了个体户经济、家庭私有财产的发展、扩大和普遍化、承包经营、股份有限公司和私营资本经济的渐次发展阶段，使得社会有一个认识、适应和调整的过程。
同时特别重要的是，中国的市场化和私有产权的发展，始终保持了混合经济的形态，就是市场领域和政府干预和调控的领域并存，私有产权与公有产权并存，从而保证了宏观的可控性和稳定性，避免了社会的分裂和对抗。中国一方面允许和鼓励私人资本发展，另一方面又保证国有资本对国民经济关键领域的控制，同时通过废除官员的终身制和世袭倾向以及持续不懈地反腐败努力，比较成功地扼制了中上层政府官员将国有资产大规模转化为私人或家族资本的企图，使国家的经济命脉没有落入家族寡头的手中，避免了国家层面的经济家族化或官商勾结的演变，而这在一个血缘关系传统深厚、法治薄弱的发展中国家，本来是经济自由化过程中最容易出现，从而导致社会对抗和动荡、经济增长中断的陷井。
三、基于既得的城乡二元化经济结构，通过统分结合的家庭土地承包制度，既改善了农民的境遇，避免了土地兼并，又为工业化和城市化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供给和土地供给。
在一个落后的农业国中，中国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是以城乡隔绝的二元经济结构为基础的，这就是实行了最严格的人口迁移管理和城乡户籍管治制度。中国经济改革的起步，不是去取消或直接冲击这种二元经济体制，而是在农村保存原来集体经济的框架下，引进了家庭土地承包制度，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平均的土地使用权和收益权，从而迅速地解决了在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农业生产中的经济激励问题，大大提高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普遍福利水平。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更大意义是它解放了原先被计划体制和集体生产方式所禁锢的农村劳动人口，从而诱发了一系列始料未及的连锁反应。
首先，在解决了温饱问题之后，农民迅速从边际投入接近于零的单纯粮食生产向边际收益更高的经济作物和养殖业等农副产业转移投入，接着是创办乡镇企业，向离土不离乡的非农产业转移，再后是出现了全面向城市和工业转移的农民工劳动大军。农民工逐渐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主体，既极大地冲击和动摇了原本僵化的国营企业的用工制度，又为工业化和城市化提供了源源不绝的廉价劳动供给。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和延续，包括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在工业和城市中的很少保障的非正规就业，和统分结合的家庭承包制提供的务工农民在家乡有一小块均分地的安全保障相配合，极大的降低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成本，造成了世界上最自由的竞争性劳动力市场。政府垄断征地使城郊土地改变用途的级差地租主要落到了城市政府手中，这样就为城市的迅速扩张和升级提供了财政来源。显然，劳动力的解放和自由流动，很少保障的非正规就业，作为最终保障的均分承包土地，垄断的城市化和工业化低价征地，是中国经济30年高速增长最重要源泉的之一。
四、中央集权下的财政分灶吃饭和地方竞争。
中国作为一个幅源辽阔、人口众多、发展极不平衡的大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有史以来就是制约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核心要素之一。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特别是权力划分上也是多次拉锯和反复。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从放权让利开始，从大一统计划经济的一个大灶吃饭，改为分灶吃饭，中央和地方之间也是从1980年起，就“划分收支、分级包干”，其间几经变动，包括1994年在按照1993年中央和地方分成基数的基础上，实行不同比例的分税制，保证了中央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和分成规则的透明性和稳定性，但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之间分灶吃饭则是改革以来一以贯之的大格局。
由于中央政府垄断了货币证券发行权和政府发债权，在中央给定的规则之下和之外，千方百计地组织地方政府掌握的其它全部可能的资源和增加财政收入成为各级地方政府谋求发展的唯一途径。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发展是硬道理的这个改革开放总方针指引下，各级地方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一个地方有限责任公司，统筹调动和配置地方各种资源，包括与上级政府及部门讨价还价、争取更多垂直资源。创造更有利于资本流入的外部条件，使用更有吸引力的财政税收返还和土地优惠，成为招商引资的主要手段。这样，在私人资本和外部资本以及劳动都自由流动的条件下，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方竞争。中央政府对统一市场的维护和对地方封锁的抑制，以及地方政府对外来资本的渴望，以及地方市、县一级政府的国企已经很少且一般退出了竞争性领域，大大削弱了地方竞争中的地方垄断和地方保护。地方所有制主导的资源整合与自由流动的劳动资本的组合，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私人资本发育和规范不足的产权替代，它在丧失一部分效率的同时，又以规模经济和公平效应进行了补偿。从而使中央集权、统一市场下的地方竞争，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由此可见，中国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和社会发展，既不是简单模仿移植别人现有模式的结果，也不是其他人能够拷贝复制的普遍模式。
（作者简介：华生：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罗小朋：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特聘教授；张学军：华夏认证中心研究院院长；边勇壮：大华大陆投资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他们均为孙冶方经济学奖获得者）
2008年12月6日
丁学良 自由与幽默
回望30年的专栏至今为止，多数是严肃沉重的话题。今天我愿意选一个稍微轻松的角度，谈谈“自由”与“幽默”的关系。就像毛泽东常引用成语教导他手下的那些高干，“文武之道，一张一驰”。
我最早对这个话题产生兴趣，是在美国读书时。著名的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Janos Kornal）刚被哈佛大学聘为教授。他是全世界公认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权威，曾被提名诺贝尔奖，尽管没选上，他的学术影响还是很大的。著名的“软约束”、“短缺经济”概念都出自他。
那时，科尔奈开讲“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改革”。学生大部分来自中国和苏联阵营。因为有了这个机会，我就能经常听到各社会主义国家的研究生带来的政治幽默。比如，“宣传部手册上的问答：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哪里？——它成功地克服了在其它的社会制度下不会出现的种种困难。”
我对苏联东欧的学者很钦佩，他们之间流传的政治笑话，包含高超的政治智慧和黑色幽默。稍微回顾一下，整个中东欧范围内，在19-20世纪，出现过多少伟大的作家，你就知道那绝不是偶然，一切均来自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历史渊源。二十世纪最有名的黑色幽默作家卡夫卡就来自这里。
相比之下，因为语言障碍，中国的政治幽默翻译成英文后，效果远比不上苏联东欧的幽默译成英文的效果。我一直在收集这方面的笑话，并请教老一辈的洋人教授。1996-1998年，我在澳大利亚工作期间，遇到一位退休的美籍犹太人，他研究苏联东欧的政治文化，也有一个习惯，收集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幽默。他常与我分享他的成果，他比我大二十多岁，政治笑话比我多得多。
有了这个经验，刺激我产生开一门《政治文化与政治幽默》课的念头，我还真的开始着手准备了。但后来发现这个课很难，难的是语言，因为幽默的东西在母语中不用解释，就能刺激人。一旦译成别种语言，效果差得太多。
这是个很难克服的障碍，我也没那么多的钱请高手翻译几个国家的资料，所以这门课到现在也还没开。但在备课过程中，我还是收集了不少资料，有很多心得。
过去两年我大部分时间在中国，所以有了与我在1984年出国前的中国一个强烈的对比。中国社会深刻的变化，也体现在政治幽默上。任何一个国家，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其政治幽默的水平及流传的广度，是该国自由度的一个敏感指标。这很像弗洛依德所说：一个社会的自由程度，敏感地反映在它对“性”的态度上。
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来讲，我有几个主要的体会——
一个国家要有高水平的政治幽默，第一个条件就是它刚刚在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经历了非常深重的、带有悲剧色彩的过程。第二个条件，是这过程至少要经历两代人才行；如果太短，人们可能还没达到反思荒谬和醒悟的阶段，它就已经过去了。
第三，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政治幽默得要一个微妙的自由空间——它必须是在最黑暗的阶段已经过去，人们刚刚喘过一口气，并且对黑暗时代已经产生了一些距离——因为身在黑暗之中，幽默感也被压抑。只有在刚走出那个阴影之时，幽默感才有闲暇得以发挥。同样，若无一定的自由空间，幽默也难以流传。
而吊诡的是，高水平的政治幽默也不易产生于一个太自由的国家。这是最有趣的现象：一个国家太不自由，政治幽默当然流传不出；但一个国家太自由，也无助于产生高水平的政治幽默。因为如果人们对现有的政治体制、政府、政策有充分的、宪法保护的批评自由，并有独立的法庭予以声张正义的话，人们的不满抗议等等，就会进入正规的渠道去，而用不着以幽默的方式表达。这是我的观察中最有趣的一点。
下面所举的例子，都是我以前为了备课而收集的。有些资料很久了，但仍然能够反映那个特定时代、那个国家特定的状况通过政治幽默的绝妙体现。
中国在毛时代尤其在文革期间，经历了严酷的大规模和持续的政治动荡与迫害。西方以前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从外面看到毛治下的中国的封闭状态以及对文化的破坏、对知识分子的迫害，觉得中国的文化这下完了。在毛刚去世时，只有极少数的西方学者才有机会访华。当他们一有机会跟中国的老百姓甚至一些低级官员接触时，发现中国人还是有幽默的——这一点让他们很欣慰。
以后我到美国遇到几位，他们说，当他们得到这些幽默后，发现中国传统中那些博大精深的东西，还没被完全毁掉。我就问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于是，两个人跟我讲了两个幽默，都产生于文革结束到改革开放的初期。第一个大概以1977年为背景。那位美国人第一次去中国，中国人看到他一个白人带两个小孩，就问：这两个孩子怎么长得这么胖，这么壮，他们吃什么？那时中国经济很困难，中国人普遍营养不良，所以很好奇这两个孩子这么胖。那位白人父亲回答：“我这两个孩子什么都不吃，就喝他妈妈的milk”。英文中，奶水通常只用一个词表达：milk。而那个中国人就认真的回去查了一下，看看milk是什么，因为他也想把孩子养胖。结果大吃一惊，“哇，他太太还能产牛奶呐！”
另一位是教政治学的教授。他第一次访华是在1964年，那时中国人到哪儿都讲一套官话。文革结束不久，他又去中国，专门去了一趟山东，上次他曾来过这里。一位陪他的官员告诉他，林彪一倒台，中国就开始“批林批孔”，山东当地的农民走上讲台愤怒申讨林彪。一位农民发言：“你这个林彪，你披上马列主义的外衣！马列主义的外衣，只有伟大领袖毛主席才能披，你这个林秃子怎么能披？”
只有在较宽松的氛围下，类似的幽默才能出来，否则会有大麻烦。1970年我们那儿一位姓王的大队书记曾想幽默一下，却为此被抓了起来。那时，林彪在“九大”后被党章规定为接班人，这位王书记在对群众讲话时说，“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统帅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现在就用实际行动向林副主席学习。林副主席在革命战争年代喜欢吃黄豆，给女儿取名叫林豆豆。我王书记最喜欢吃大鱼大肉，所以从今天起，我就把我女儿改名为王鱼鱼，把我儿子改名为王肉肉——用实际行动向林副统帅学习。”王书记旋即被抓，被关了一年多，吃了很多苦头。
前面提到，政治幽默要在一个国家严酷的政治经济的现实中“发酵、窖藏”，也就是足够的沉淀，它的释放需要一个因素才行，即官方宣传已被大部分人认识到是谎言。这种宣传在最初时，老百姓还认识不到。只有经过足够长的时间，普通百姓慢慢地悟出来后，优质的政治幽默才能产生。
斯大林时代的残酷史无先例。三十年苏联的“大清洗”，七百多万人被捕，三百万死于牢里，五分之三的苏共老中央委员和高级将领被杀。斯大林在世时，人们不敢传播政治幽默，到赫鲁晓夫执政后，它们就出来了。
一个是讲斯大林时期，工厂上班是早上8点。有的工人为了表现积极，7点半就到了。谁知一进厂门，就被克格勃带走。“为什么我提前半个小时来上班，要抓我？”工人纳闷地问。“你提前半小时，肯定是趁大家还没到，进厂里来搞破坏。”克格勃回答。这位工人被捕的消息对其他同事震撼很大。第二天，很多工人特意延迟到8点15分来上班。没想到也被抓起来了，工人抱怨，克格勃的回答是：“八点钟上班，你们八点一刻才到，这不是消极怠工、破坏社会主义吗！”到了第三天，其他工人都准时来上班。结果，又被抓了起来。工人申诉：“我们准时上班，怎么也给抓起来？”克格勃回答：“你们到得这么准时，肯定是藏有走私的外国手表——苏联国产的手表哪有这么准？你们是走私犯！”
这个政治幽默把那个制度的残酷不讲理，以及苏联产品的低劣都凸现出来。另一则是，一批工农代表到克里姆林宫向斯大林致敬。接见结束后，斯大林发现他的烟斗不见了，就怀疑有人顺便拿走了。他打电话给克格勃主席贝利亚：“刚才那些代表，不要让他们把我的烟斗带走。”到了下午，斯大林忽然发现烟斗在他的办公桌上，压在一大叠报纸和文件下面。于是，他又打电话给贝利亚：“烟斗不用找了，让他们走吧。”贝利亚回答：“烟斗已经找到了。”“已经找到了？”斯大林很吃惊。贝利亚高兴地报告：“所有那些人，经过我们刑讯室审问后，都承认偷了烟斗——现在我已经找到20多把烟斗了……”。
朝鲜则是一个对比的例子。迄今为止，这个国家已经历两代的家族统治，成为地球上最严酷闭塞的国家。但至今很难收集到来自朝鲜的政治幽默，原因主要是他们还没有起码的自由。仅有的一个带点初级幽默水平的，大概也就是最近一两年才流传出来。一位金日成大学的教授问学生，世界上现存多少种政治经济体制？学生答：“有三种，一种是资本主义的，一种是我们朝鲜的社会主义的，还有一种就是中国的既有资本主义又有社会主义的混杂的。”教授接着问：“那么这三种体制，哪一种最优越？”学生说：“这个问题难回答。”教授不满道：“怎么会难？再清楚不过，我们朝鲜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最优越的，它一定会征服亚洲和世界，推动全世界的发展。” 那个学生就说：“我们的制度确实是最优越的，只是我担心，如果其他的制度都被我们取代了，那么谁给我们粮食救济呢？”
我希望有一天，真的能把这门政治幽默的课开起来。它们反映的社会现实及人间苦难，是留给后代的遗产。联合报前社长张先生是台湾最早访问大陆的人之一，那是在1970年代末，他经过颇多周折才进入大陆。他觉得中国大陆的人特别幽默，在北京的一个大国营商店里，他赫然发现墙上贴着《优秀售货员守则》，有十几条，其中一条是“不随便打骂顾客”。意思大概是，只要是慎重一点，即便打骂了顾客，也能够当上国营商店的优秀售货员。
黑格尔有句名言，在东方专制主义制度下，全国只有一个人是自由的，其他人都没有。这从政治幽默上也可以体现出来，比如说，文革期间，谁敢“幽”当时政治的“默”，弄不好就被扣上反革命的帽子。但全国有一个人可以随意幽默，那就是毛主席本人。美国国务院新解密的一份档案中，收有一条。1973年2月17号，毛接见基辛格，对他说：“我们现在两国之间的贸易少得可怜，中国是一个穷国，东西不多，但是有一样东西我们很多，就是女人多。”基辛格也很聪明，立刻就玩笑地说：“你们中国如果向美国输送妇女，我们可以免关税。”毛马上表示：“在我们国家，女人真是太多了，不停地生孩子。如果把她们都送到你们美国去，就给你们制造灾难了——你们负担就会很重了。”毛讲了这话后，他身边的女翻译唐闻生等非常尴尬。毛见此，马上讲，他关于中国妇女的这些话，都是胡说八道，但他不在乎传出去。
毛之后，中国人的自由程度虽然没达到高级阶段，但还是大大提升了。于是，政治幽默就生产得既多又好。我认识很多在中国各界做事的人，常发来政治幽默。湖南的基层干部发来的一个说，最近几位中国院士经过研究，得出一个新的重要结论并获科技成果奖，就是屁股比脸蛋更优秀。理由有几条：一光滑，不起皱纹；二细腻，不长粉刺、水痘、雀斑；三节俭，不用花钱保养美容；四美观，造型简洁时尚；五庄重，大气且福相；六，最重要的特点就是真诚，不会皮笑肉不笑、两面三刀；七谦虚谨慎，深藏不露；八辩证，既一分为二又合二为一；九高尚，忍辱负重，经常代人受过挨打；十踏实，既能连坐连战，也不怕压成阿扁。
这个政治幽默，既把很多中国基层干部的苦处总结出来，又把最近两岸之间的政治互动也概括了进去。
我觉得，今天的中国一方面有了越来越多的自由，但也不是那么多、那么正规，这恰巧是产生优质政治幽默的黄金时代，我们真是生逢其时！在这个有着悠久丰富文化传统的国家，民间旺盛的创造力虽不能在中国的官方媒体上得以表达，但至少能通过私人间流传的政治幽默体现出来。相信再过若干年，如果把这个时代中国流行的政治幽默收集起来出版，传给后世，一定是个了不起的文化遗产。
我最早对这个话题产生兴趣，是在美国读书时。著名的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Janos Kornal）刚被哈佛大学聘为教授。他是全世界公认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权威，曾被提名诺贝尔奖，尽管没选上，他的学术影响还是很大的。著名的“软约束”、“短缺经济”概念都出自他。
那时，科尔奈开讲“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改革”。学生大部分来自中国和苏联阵营。因为有了这个机会，我就能经常听到各社会主义国家的研究生带来的政治幽默。比如，“宣传部手册上的问答：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哪里？——它成功地克服了在其它的社会制度下不会出现的种种困难。”
我对苏联东欧的学者很钦佩，他们之间流传的政治笑话，包含高超的政治智慧和黑色幽默。稍微回顾一下，整个中东欧范围内，在19-20世纪，出现过多少伟大的作家，你就知道那绝不是偶然，一切均来自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历史渊源。二十世纪最有名的黑色幽默作家卡夫卡就来自这里。
相比之下，因为语言障碍，中国的政治幽默翻译成英文后，效果远比不上苏联东欧的幽默译成英文的效果。我一直在收集这方面的笑话，并请教老一辈的洋人教授。1996-1998年，我在澳大利亚工作期间，遇到一位退休的美籍犹太人，他研究苏联东欧的政治文化，也有一个习惯，收集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幽默。他常与我分享他的成果，他比我大二十多岁，政治笑话比我多得多。
有了这个经验，刺激我产生开一门《政治文化与政治幽默》课的念头，我还真的开始着手准备了。但后来发现这个课很难，难的是语言，因为幽默的东西在母语中不用解释，就能刺激人。一旦译成别种语言，效果差得太多。
这是个很难克服的障碍，我也没那么多的钱请高手翻译几个国家的资料，所以这门课到现在也还没开。但在备课过程中，我还是收集了不少资料，有很多心得。
过去两年我大部分时间在中国，所以有了与我在1984年出国前的中国一个强烈的对比。中国社会深刻的变化，也体现在政治幽默上。任何一个国家，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其政治幽默的水平及流传的广度，是该国自由度的一个敏感指标。这很像弗洛依德所说：一个社会的自由程度，敏感地反映在它对“性”的态度上。
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来讲，我有几个主要的体会——
一个国家要有高水平的政治幽默，第一个条件就是它刚刚在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经历了非常深重的、带有悲剧色彩的过程。第二个条件，是这过程至少要经历两代人才行；如果太短，人们可能还没达到反思荒谬和醒悟的阶段，它就已经过去了。
第三，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政治幽默得要一个微妙的自由空间——它必须是在最黑暗的阶段已经过去，人们刚刚喘过一口气，并且对黑暗时代已经产生了一些距离——因为身在黑暗之中，幽默感也被压抑。只有在刚走出那个阴影之时，幽默感才有闲暇得以发挥。同样，若无一定的自由空间，幽默也难以流传。
而吊诡的是，高水平的政治幽默也不易产生于一个太自由的国家。这是最有趣的现象：一个国家太不自由，政治幽默当然流传不出；但一个国家太自由，也无助于产生高水平的政治幽默。因为如果人们对现有的政治体制、政府、政策有充分的、宪法保护的批评自由，并有独立的法庭予以声张正义的话，人们的不满抗议等等，就会进入正规的渠道去，而用不着以幽默的方式表达。这是我的观察中最有趣的一点。
下面所举的例子，都是我以前为了备课而收集的。有些资料很久了，但仍然能够反映那个特定时代、那个国家特定的状况通过政治幽默的绝妙体现。
中国在毛时代尤其在文革期间，经历了严酷的大规模和持续的政治动荡与迫害。西方以前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从外面看到毛治下的中国的封闭状态以及对文化的破坏、对知识分子的迫害，觉得中国的文化这下完了。在毛刚去世时，只有极少数的西方学者才有机会访华。当他们一有机会跟中国的老百姓甚至一些低级官员接触时，发现中国人还是有幽默的——这一点让他们很欣慰。
以后我到美国遇到几位，他们说，当他们得到这些幽默后，发现中国传统中那些博大精深的东西，还没被完全毁掉。我就问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于是，两个人跟我讲了两个幽默，都产生于文革结束到改革开放的初期。第一个大概以1977年为背景。那位美国人第一次去中国，中国人看到他一个白人带两个小孩，就问：这两个孩子怎么长得这么胖，这么壮，他们吃什么？那时中国经济很困难，中国人普遍营养不良，所以很好奇这两个孩子这么胖。那位白人父亲回答：“我这两个孩子什么都不吃，就喝他妈妈的milk”。英文中，奶水通常只用一个词表达：milk。而那个中国人就认真的回去查了一下，看看milk是什么，因为他也想把孩子养胖。结果大吃一惊，“哇，他太太还能产牛奶呐！”
另一位是教政治学的教授。他第一次访华是在1964年，那时中国人到哪儿都讲一套官话。文革结束不久，他又去中国，专门去了一趟山东，上次他曾来过这里。一位陪他的官员告诉他，林彪一倒台，中国就开始“批林批孔”，山东当地的农民走上讲台愤怒申讨林彪。一位农民发言：“你这个林彪，你披上马列主义的外衣！马列主义的外衣，只有伟大领袖毛主席才能披，你这个林秃子怎么能披？”
只有在较宽松的氛围下，类似的幽默才能出来，否则会有大麻烦。1970年我们那儿一位姓王的大队书记曾想幽默一下，却为此被抓了起来。那时，林彪在“九大”后被党章规定为接班人，这位王书记在对群众讲话时说，“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统帅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现在就用实际行动向林副主席学习。林副主席在革命战争年代喜欢吃黄豆，给女儿取名叫林豆豆。我王书记最喜欢吃大鱼大肉，所以从今天起，我就把我女儿改名为王鱼鱼，把我儿子改名为王肉肉——用实际行动向林副统帅学习。”王书记旋即被抓，被关了一年多，吃了很多苦头。
前面提到，政治幽默要在一个国家严酷的政治经济的现实中“发酵、窖藏”，也就是足够的沉淀，它的释放需要一个因素才行，即官方宣传已被大部分人认识到是谎言。这种宣传在最初时，老百姓还认识不到。只有经过足够长的时间，普通百姓慢慢地悟出来后，优质的政治幽默才能产生。
斯大林时代的残酷史无先例。三十年苏联的“大清洗”，七百多万人被捕，三百万死于牢里，五分之三的苏共老中央委员和高级将领被杀。斯大林在世时，人们不敢传播政治幽默，到赫鲁晓夫执政后，它们就出来了。
一个是讲斯大林时期，工厂上班是早上8点。有的工人为了表现积极，7点半就到了。谁知一进厂门，就被克格勃带走。“为什么我提前半个小时来上班，要抓我？”工人纳闷地问。“你提前半小时，肯定是趁大家还没到，进厂里来搞破坏。”克格勃回答。这位工人被捕的消息对其他同事震撼很大。第二天，很多工人特意延迟到8点15分来上班。没想到也被抓起来了，工人抱怨，克格勃的回答是：“八点钟上班，你们八点一刻才到，这不是消极怠工、破坏社会主义吗！”到了第三天，其他工人都准时来上班。结果，又被抓了起来。工人申诉：“我们准时上班，怎么也给抓起来？”克格勃回答：“你们到得这么准时，肯定是藏有走私的外国手表——苏联国产的手表哪有这么准？你们是走私犯！”
这个政治幽默把那个制度的残酷不讲理，以及苏联产品的低劣都凸现出来。另一则是，一批工农代表到克里姆林宫向斯大林致敬。接见结束后，斯大林发现他的烟斗不见了，就怀疑有人顺便拿走了。他打电话给克格勃主席贝利亚：“刚才那些代表，不要让他们把我的烟斗带走。”到了下午，斯大林忽然发现烟斗在他的办公桌上，压在一大叠报纸和文件下面。于是，他又打电话给贝利亚：“烟斗不用找了，让他们走吧。”贝利亚回答：“烟斗已经找到了。”“已经找到了？”斯大林很吃惊。贝利亚高兴地报告：“所有那些人，经过我们刑讯室审问后，都承认偷了烟斗——现在我已经找到20多把烟斗了……”。
朝鲜则是一个对比的例子。迄今为止，这个国家已经历两代的家族统治，成为地球上最严酷闭塞的国家。但至今很难收集到来自朝鲜的政治幽默，原因主要是他们还没有起码的自由。仅有的一个带点初级幽默水平的，大概也就是最近一两年才流传出来。一位金日成大学的教授问学生，世界上现存多少种政治经济体制？学生答：“有三种，一种是资本主义的，一种是我们朝鲜的社会主义的，还有一种就是中国的既有资本主义又有社会主义的混杂的。”教授接着问：“那么这三种体制，哪一种最优越？”学生说：“这个问题难回答。”教授不满道：“怎么会难？再清楚不过，我们朝鲜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最优越的，它一定会征服亚洲和世界，推动全世界的发展。” 那个学生就说：“我们的制度确实是最优越的，只是我担心，如果其他的制度都被我们取代了，那么谁给我们粮食救济呢？”
我希望有一天，真的能把这门政治幽默的课开起来。它们反映的社会现实及人间苦难，是留给后代的遗产。联合报前社长张先生是台湾最早访问大陆的人之一，那是在1970年代末，他经过颇多周折才进入大陆。他觉得中国大陆的人特别幽默，在北京的一个大国营商店里，他赫然发现墙上贴着《优秀售货员守则》，有十几条，其中一条是“不随便打骂顾客”。意思大概是，只要是慎重一点，即便打骂了顾客，也能够当上国营商店的优秀售货员。
黑格尔有句名言，在东方专制主义制度下，全国只有一个人是自由的，其他人都没有。这从政治幽默上也可以体现出来，比如说，文革期间，谁敢“幽”当时政治的“默”，弄不好就被扣上反革命的帽子。但全国有一个人可以随意幽默，那就是毛主席本人。美国国务院新解密的一份档案中，收有一条。1973年2月17号，毛接见基辛格，对他说：“我们现在两国之间的贸易少得可怜，中国是一个穷国，东西不多，但是有一样东西我们很多，就是女人多。”基辛格也很聪明，立刻就玩笑地说：“你们中国如果向美国输送妇女，我们可以免关税。”毛马上表示：“在我们国家，女人真是太多了，不停地生孩子。如果把她们都送到你们美国去，就给你们制造灾难了——你们负担就会很重了。”毛讲了这话后，他身边的女翻译唐闻生等非常尴尬。毛见此，马上讲，他关于中国妇女的这些话，都是胡说八道，但他不在乎传出去。
毛之后，中国人的自由程度虽然没达到高级阶段，但还是大大提升了。于是，政治幽默就生产得既多又好。我认识很多在中国各界做事的人，常发来政治幽默。湖南的基层干部发来的一个说，最近几位中国院士经过研究，得出一个新的重要结论并获科技成果奖，就是屁股比脸蛋更优秀。理由有几条：一光滑，不起皱纹；二细腻，不长粉刺、水痘、雀斑；三节俭，不用花钱保养美容；四美观，造型简洁时尚；五庄重，大气且福相；六，最重要的特点就是真诚，不会皮笑肉不笑、两面三刀；七谦虚谨慎，深藏不露；八辩证，既一分为二又合二为一；九高尚，忍辱负重，经常代人受过挨打；十踏实，既能连坐连战，也不怕压成阿扁。
这个政治幽默，既把很多中国基层干部的苦处总结出来，又把最近两岸之间的政治互动也概括了进去。
我觉得，今天的中国一方面有了越来越多的自由，但也不是那么多、那么正规，这恰巧是产生优质政治幽默的黄金时代，我们真是生逢其时！在这个有着悠久丰富文化传统的国家，民间旺盛的创造力虽不能在中国的官方媒体上得以表达，但至少能通过私人间流传的政治幽默体现出来。相信再过若干年，如果把这个时代中国流行的政治幽默收集起来出版，传给后世，一定是个了不起的文化遗产。
2008年12月2日
张维迎 我看中国改革三十年
已有大量的事实和数据表明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成就。但更重要的问题是，中国是如何取得这些成就的？中国的改革是怎么进行的？
中国的改革一般被认为是从计划向市场的转轨，或者说转型。什么是计划经济？什么是市场经济？它们之间的最大区别是什么？在我看来，有两个，一是资源配置的方式：是由政府的计划指令还是由市场价格配置资源？二是所有权：是以国有企业为主，还是以非国有的包括私人的、股份制等等的企业为主？
中国过去30年改革有最重要的两方面：第一是放开价格，或者说价格自由化；第二是整个经济的非国有化。整个过程进行得非常曲折。其他方面的改革都是围绕着这两个方面展开的。
价格自由化
先讲一个故事。1980年，中国国家经委，就是当时主管整个国民经济运行的中央政府部门，邀请美国教授给中国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做培训。美国教授设计了一个课程表，交给国家经委的官员审核，经委官员审核后划掉了两门课：第一门是Marketing（市场营销），第二门是Corporate Finance（公司财务）。为什么呢？因为Marketing是“如何卖产品”，对中国企业是不适用的，因为当时中国的企业只管生产不管销售，厂长经理需要做的是按照计划指标生产产品就可以了；Corporate Finance也没有用，因为所有企业都是国有的，由国家统一预算管理的，需要的资金全部由政府财政提供，创造的利润也全部归政府所有。
而今天，这已经成为商学院学生最重要的两门课，管理课程的变化显示了中国经济的两个最重要改革：价格改革和企业制度的改革。
以我自己的判断，大致上，过去30年中的前15年，中国基本完成了价格自由化，后15年，基本完成了国有企业改革。“基本完成”的意思是，到1993年之后，价格已经不再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关键”，因为大部分产品的价格都已经放开了；到了2008年，国有企业改革也已不再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中心环节”了。当然，两个改革都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但剩下只是技术性的问题了。
价格改革是怎么完成的呢？
在计划体制下，所有的价格都是由政府规定的，大到钢材、水泥、木材、石油等生产资料，小到针头、火柴、洗衣粉等日用生活资料。但要搞市场经济，价格就要由市场供求决定，实现价格自由化。这个价格自由化的过程大致用了15年，过程复杂，艰难曲直，甚至惊心动魄。
在1978年，零售业按交易额算的97%由政府定价，到了1993年，93.8%的零售额由市场定价，也就是说政府定价的比例降到了6.2%；在1978年，92.2%的农产品是政府定价的（还有一小部分是黑市及自由市场交易），到1993年，87.5%的农副产品收购环节由市场定价，政府定价包括政府指导价和直接定价的比例降到了12.5%。到2004年，市场定价的比例占到了96.5%，也就是说政府定价降到了3.5%；在1978年，100%的生产资料出厂价格由政府制定，到了1993年，81.1%的产品由市场定价，也就是说政府直接定价和指导价的比例加起来不过18.9%，到2004年，87.8%的产品由市场定价。
剩下仍然由政府定价的产品，主要是垄断行业和基础设施，比如成品油、天然气、水、电力、电信的价格等等。这些问题以后还要解决。现在如果要调整价格、放开价格，就要开听证会，价格已经不是政府改革的重要议事，只是业务部门需要做的事情了。但在1993年之前，价格问题是需要政治局讨论的。在1980年代，一盒火柴从2分涨到3分，中央政治局开了好几次会，最后还是不敢涨，因为上涨50%怕老百姓受不了。现在的价格价格已经不是中央领导人考虑的主要问题了。
价格改革是怎么走过来的？
中国的价格改革是循序渐进的，它不像东欧、前苏联那样一次性放开。更具体来说，中国走的是“双轨制”。为什么走“双轨制”？我分析的原因是：中国改革一开始并不想搞市场经济，而只是想完善计划经济。如果改革一开始就想搞市场经济，那么我们选择的道路会和现在完全不一样。
在改革初期，我们并不认为计划经济在本质上没有效率，而是认为，我们的计划经济没有搞好，是因为政府在制定计划时没有尊重价值规律。所以，改革的指导思想是把计划建立在“价值规律”上，而不是实行市场经济。
就价格体制而言，在改革初期，很多产品价格不合理，比如原材料价格偏低、制造业产品价格偏高等，但是大家并没有从根本上怀疑国家的定价能力，即：如果国家在定价时尊重价格规律，那么价格就会合理。因此，当时的价格改革，就是怎么通过行政手段调整价格的问题。这是到1985年以前，中国价格改革的基本思路。
当然，由于政府管理能力有限，所以在1980年代初期，一些地方相继将一些与国计民生关系不大的小商品价格放开。但是在1985年之前，对决定国计民生的重要原材料及生产资料的价格，主流观点还是认为应该由国家制定，很少有人从根本上怀疑过政府对这类产品的定价能力。由此，价格不合理怎么办？只有调整价格。
为此，在1981年，国务院成立了价格研究中心，这是当时的总理赵紫阳亲自指示的，由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牵头，全国调集了50多人，买了最先进的计算机，想运用投入产出表计算出一个合理的“理论价格”，根据理论价格，政府再调整价格。但事实上，这个理论价格一直没有算出来，或者计算出了，得不到大家的认可。现在回过头看，这本来就是个“乌托邦”，如果政府有能力计算出一个合理价格，就不需要改革了。
调整价格的思路在最初几年一直没有受到怀疑，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在大学读研究生，价格问题是当时经济学界讨论的热门问题。怎么调整价格呢？现在你如果去查查《经济研究》等当时的主要经济刊物，经济学家争论的是按生产价格调整、还是按成本价格调整，或是按照劳动价值调整。但不论按照什么调整，制定价格都是政府的职能，价格不能由市场自发决定。
价格是不能由政府制定的
我自己在1982年上研究生之后认真学习了西方经济学，特别是价格理论。到1983年，我脑子里面形成了一个观念：价格是不能由政府制定的；只要是政府定价，价格就不可能合理。然后我就开始考虑中国的价格改革，并发现了许多很有意思的现象：在企业有了生产自主权之后，特别是在乡镇企业蓬勃发展之后，政府实际上已经管不住计划外产品的价格；生产资料的黑市交易很多，这些交易的价格基本上是由供求决定的，高出国家定价很多，政府不断发文件进行价格检查，要求各地和企业严格遵循国家价格，但检查来检查去，问题还是解决不了，黑市依然存在。
我当时思考的一个问题是：既然政府管不住计划外，为什么不放开呢？我在1984年4月写了一篇文章——《以价格改革为中心带动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这篇文章有两个核心观点：第一是价格不能由政府决定，只能由市场决定。政府定价即使定的时候是合理的，过一段时间又不合理了，经济现象变化快，政府不可能每时每分都在调整价格；第二是如何从计划价格转向市场价格？就是采用逐步开放的“双轨制”思路。什么是“双轨制”？就是分步放开价格管制。具体讲，先管住计划内，放开计划外，计划内的产品按照政府定的价格交易，计划外的产品按照市场价格交易，形成双轨体制；然后再逐步放开计划内产品的价格，有些实行“先调后放”，最后建立统一的市场价格体制。
在“莫干山会议”（即1984年9月3-10日在浙江莫干山召开的全国中青年经济理论工作者研讨会）后，这个以放为主的“双轨制”思路被政府高层接受，成为1985年之后中国价格改革的主体思路。也就是说，1985年之前，我们是在计划价格范围内讨论如何调整价格，1985年之后，我们才转向从放开价格的角度去考虑如何改革价格体制，也就是价格的自由化。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改革思路的转变。到1985年元月14日，国家物价局和物资部正式出台文件：计划外生产资料的价格全部放开，不受政府的控制。之后又放开了一些消费品的价格，包括名烟名酒的价格。这样，双轨制由一种自发的市场行为变成了自觉的政策行为！
采纳“双轨制”后出现的问题：一是腐败。因为一种产品有两种价格，有权力的人就可以拿到计划内的指标在市场上倒卖赚得利益。当时出现了很多“官倒”，引起社会不满；第二是有了“双轨制”价格之后，国家的生产计划难以得到严格执行。比如原来国家计划规定的生产任务，企业在生产出来之后要按计划价格出售给政府指定的地区和企业，但是生产企业会尽量不交、少交或者拖延合同的执行。这样，计划合同就难以得到执行，当时的概念叫“经济秩序混乱”。
由于经济秩序的混乱和腐败问题，到了1988年春，价格问题在第七届全国人代会上变成了反响最大的问题。当时的总理李鹏给邓小平同志汇报工作时，邓小平问什么是代表们意见最大的问题，李鹏回答说是价格问题。邓小平同志说，价格问题长痛不如短痛，所以要下决心搞“价格闯关”。从当年4月份开始，一系列的价格改革政策出台。同年8月份中旬，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通过了《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并要求军队和警察做好准备，防止价格改革中可能出现的意外情况。价格闯关成为了重大社会事件，造成了紧张的社会气氛。在该方案公布的当天，全国各地出现了触目惊心的抢购风潮，银行存款急剧下降。十天之后，国务院做出了稳定价格的决定，价格闯关停止。不久，中央决定开始实施三年的“治理整顿”，整顿一直到1992年。这三年的治理整顿是一个保守的，甚至是反改革的过程，一些已经放开的价格又被重新收回控制。直到1992年春天，邓小平在南巡的讲话中说要搞市场经济，于是，政府放开了大部分的商品价格，双轨制基本上变成了单轨制。
从1988年价格改革闯关失败到1992年价格放开的成功，说明中国价格改革常常是一个歪打正着的过程。刚才提到的三年“治理整顿”以及“六四”之后的整个政治气氛其实是不利于改革的，甚至是反改革的，但是这三年的治理整顿恰恰为1992年的价格放开奠定了基础，因为治理整顿把经济的增长速度压了下来，1990年达到最低，只有３.８%的速度，是改革之后增长速度最低的一年，结果是，很多产品的市场价格也随之降低，市场价和计划价的差距就越来越小。这样，1992年放开价格就比较容易，没有引起大的社会振动。所以，反改革的措施客观上为改革创造了条件，尽管初衷不是为了改革。
整个来看，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一直都有类似现象，就是经济发展的自发力量在起作用。改革成功了，并不一定是国家领导人的高瞻远瞩，恰恰是因为其政策能顺其自然，将自发的市场力量变成自觉政策，把改革变成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比如，“双规制”变成政策之前，黑市价格已经存在，1985年的政策无非是因势利导。既然有黑市，干脆就承认黑市价格，黑市合法了，问题也解决了。这就为中国的价格改革找到了一条出路。到了1993年，价格的自由化就已基本完成。当然，没有邓小平1992年的南巡讲话，价格的自由化不可能这么快就实现。
国企改革和企业家成长
第二个方面，是企业制度改革。可划分为两大阶段：
第一阶段是1992年之前，即在改革的前十五年，主要是由于非国有部门，包括乡镇企业和私人经济的发展，使得整个经济中的国有比重降低，同时仍然保持国有部门的增长。第二阶段，从1993年开始，中国才真正触及到国有企业本身的产权问题，即国有企业的非国有化问题。
就国有企业的改革而言，在1992年前，我们一直是在保持国有的前提下谈国有企业改革，这与1985年之前的价格改革的思路很类似，假定国有企业是能搞好的，问题是如何搞好。这样的思路既有意识形态原因，也有认识方面的原因。1992年之后这个思路才发生变化，不再假定国有企业一定能搞好，采取国有企业非国有化的道路。
国有企业改革最初是两大措施：一、扩大企业自主权；二、实行利润分成，建立奖金制度。这两项政策到1986年后演变成经营承包制，就是国家和企业之间签订合同，完成合同后剩下的利润可以分成，利润分成有很多办法，但是所有措施的前提都是保持国有企业。
当然，1992年之前的国有企业改革也是非常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证明了在国有企业的框架内是没有办法解决国有企业问题的，搞了十几年的政企分开、自负盈亏，但政企还是分不开，国有企业就是没有办法做到自负盈亏。所以，1993年之后，国有企业改革的思路转变为放开企业，使国有企业非国有化。官方的说法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股份制改造”，“公司化改造”，“产权多元化”，等等。
这一转变的直接原因是，1992年之前，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地方财政的主要来源，但是随着非国有企业的发展和地区之间竞争的加剧，国有企业越来越没有竞争力，亏损越来越严重，成为了地方的包袱。在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确定了市场化的改革方向，特别是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改制原则后，很多地方开始了非国有化的过程，地方控制的企业，特别是县及县以下政府控制的企业（包括乡镇企业和其他形式的集体企业）开始了大范围的产权改制。1995年江泽民总书记提出了“抓大放小”的方针。当时非常有名的一个故事是，山东诸城市因为把市属的50家国有企业都卖了，市委书记得到了“陈卖光”的称号。到了1998年，中央的企业也成为中央政府的包袱。特别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国有银行不再给国有企业发放“安定团结贷款”，中央企业也不得不开始非国有化改革，当时的口号是“结构性重组”，“减员增效”、“解困”。在这些口号下，大量的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被甩出去了。政府同时还启动了大型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将国有企业变成股份制公司，优质资产剥离后重组上市，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举措。很多人认为朱镕基是保守的，喜欢在计划体制下做事，朱镕基本人也曾说国有企业的问题是管理问题而不是产权问题，但事后回过头来看，他是很了不起的，是他解决了中国的国有企业问题。
2003年后，处于“技术性破产”的大型国有银行也开始股份制改造，引进战略投资者，在海外和国内股票市场上市。可以说，通过股份化改造和投资主体多元化，到2008年，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制度性问题已得到解决，国有企业改革不再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中心环节”。接下来的问题是，国家持有的股份如何减持，什么时候减持，这是个技术性问题，时间选择问题。
讨论中国经济改革，不能不涉及非国有部门的发展。如果没有非国有企业的发展，不仅价格改革不可能顺利进行，1993年之后的国有企业的非国有化也不可能顺利进行。非国有部门不仅接手了大量亏损的国有企业，将死资产变成活资本，而且接手了国有企业改制释放出来的大量下岗职工。
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在最初也不是政府有意为之，而是在政府没有办法提供就业机会和没有办法控制的情况下自发产生的。
乡镇企业和城市个体经济就是典型的例子。无论是个体经济还是私人企业，都是先从某些地方自发产生，然后往往通过高层领导人的讲话肯定，之后党代会确认，最后全国人大立法确认。过去的中国，大的政策变化都遵循这一套路。每到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时，总会产生新的说法，每一个说法都会推动中国往前走。举私有企业的例子来说，私有企业主要从农村开始发展。邓小平讲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意味着中国可以有私人财产了，之后个体户就有了合法身份。与此同时，1980年代早期，各地开始产生自发的私有企业，但1988年之前私人企业是不合法的。在1982年，温州有一个大案，从事私人企业的“八大王”7个被逮捕，1人逃跑，他们唯一的罪状就是雇人生产小商品赚了钱。在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后，温州市政府为他们平了反。1987年，十三大承认个体私人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第二年春天，全国人大修改宪法。从1988年之后开始，才可以在工商局注册私人企业。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年底十四大确定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接着第二年全国人大修改宪法，私人企业开始迅速发展。
三代企业家
非国有企业的发展过程也是中国企业家成长的过程。一个国家最重要的资源配置是最聪明人的配置，最聪明的人在干什么，决定着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有两件事最适合聪明人做：一是政府官员、政治家，二是企业家。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前的1000多年里，从隋唐开始，科举制度使得最聪明的人都在政府工作，这种激励机制使得最聪明的人有机会能够“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这个状况直到改革开放之前都没有改变。我将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企业家分为三代：
第一代是农民企业家。1978年之前，中国最聪明的人或者在政府，或者农村。由于户口管制，农村出身的人只能当农民，没有机会当工人、干部，因此农村也聚集了一批聪明人，他们只能当生产队的党支部书记、革委会主任等村干部职务，当不了这些村干部的人就只能投机倒把，最后可能坐牢。
因此，改革开放的第一代企业家，就是农民转变的企业家，农村的能人。由于在1988年之前，私有企业是非法的，企业家没有社会地位。因此除了农民和在城市找不到工作的人以外，没人愿意干个体户，没有人愿意办企业。当时个体户和私有企业主的地位很低，连找对象都很难，虽然他们钱可能赚得很多。在1985年的时候，可以说，个体户的经济地位已经跃居第一，但是社会地位却排在倒数第二，仅比农民好一点。第一代做民营经济的基本上就是这样一群人。可以说，中国的户口管制为我们保留了企业家的火种，为中国的改革准备了人力资本条件。没有这些农民企业家，中国的改革会非常的困难。
第二代企业家出现在1988年之后，特别是1990年代，主要是党政干部和事业单位的知识分子下海。有几个原因：一是1988年私有企业合法化；二是1989年的“六四”政治风波，有一批政府官员人犯了政治错误，失去了政治前途，于是他们需要找寻别的出路。三是邓小平南巡讲话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的确立。1992年一年，中国有12万党政干部下海，从此之后这个运动就没有中断。
第三代是海归派和高科技出身的企业家，是过去10年随着高科技产业发生的事情。比如百度的李彦宏、搜狐的张朝阳等等，主要是高科技产业领域的人才，他们多是名校毕业，海外留学，并有在国外工作的经历，回国后带回了大量的风险投资。
我将胡润的中国富人榜的前200名的背景做了一个详细搜索，将他们的创业时间和背景做一个分析。在第一个10年里创业的人，55.3%的人是农民和无业人员，17.1%的人是港澳同胞——实际大部分是移民到出去的内地农民，只是他们有亲戚在港澳。所以大体上有72%左右的第一代企业家是农民和无业者出身。第二个10年创业的企业家中，71.9%的人是国家干部和国企职工出身。第三代企业家中，9个人里有5人有海外留学和高科技背景。
企业家的成长反映出中国社会的变化。第一个10年创业的人基本上都处于社会的最底层，用今天的话讲就是所谓的“弱势群体”，没有机会到政府和国有企业工作，或者因为投机倒把坐过牢，所以只好自己创业。第二个10年激励机制发生变化，80年代之前要安电话、坐飞机、坐软卧都必须是政府官员，但之后私营企业主坐的车、住的房子可能比政府高级干部还要好，这就是激励机制的变化。政府工作的人员下海是社会的巨大进步，对国家的贡献要比他们在政府工作大得多。第三个10年吸引了很多海外归国人才，这与中国的更开放、自由，产权更好的保证有很大的关系。
三代企业家在推动中国社会改革和经济成长方面是有着不同的作用的。第一代农民企业家的企业主要在制造业、商业方面有所建树，因为他们视野不宽。第二代企业家搞房地产、金融，他们有的在政府工作过，受教育程度较高，出过国眼界开阔，能够对国家发展趋势作出预测。第三代企业家搞高科技、互联网，他们具有国际视野，能拿到国际资本。每代企业家所从事的产业，代表了那个时代推动中国经济成长的主导产业。没有他们，中国的经济改革不可能成功！
中国未来30年
过去30年基本上完成了经济体制的转轨。现在看看未来30年，我们应该做什么？
我粗浅的看法是：未来三十年，中国改革的重点转向政治体制的改革。前面提到中国经济改革的两大任务价格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所有其他方面的改革都是围绕这两项改革进行的。现在两大改革基本上已经完成，接下来改革应该转到政治体制改革；只有在政治体制改革完成以后，才能巩固经济改革才成就。希望我的这个推测会有道理。
政治体制改革也可以分成两个15年。第一个15年，主要任务是建立相对独立的司法制度，减少政府部门的权力，也就是建立一个法治社会。法治社会就是约束政府，政府必须按照规则办事，不能有太多自由裁判权。怎么能够让政府按规则办事呢？必须要有一个相对独立的司法机关。老百姓可以同政府打官司，个人、企业与政府在民事上是平等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只有法院本身是相对独立的主体才可能做到这一点，否则，如果法院按照政府领导人的意志办，法律就无法约束政府。最近已经出现了很多这样的好趋势，比如在南京，有人起诉政府不提供有关的资料，违反了信息公开法，最后赢得了官司的。这事非常好，就是法院能够对政府的行为进行判定。如果做得到这一步，未来三十年的前十五年改革就很了不起了。
第二个15年主要是要建立民主选举制度。不过我强调，社会民主一定要使每个投票的人对自己的行为后果承担责任。法治国家一定要建立在一个中产阶级的基础上，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你搞民主是不稳定的。民主就可能变成民粹、变成流氓政治，走向专制。现在一些地方在搞基层选举试验，相信以后选举的范围会不断扩大，逐步完善。这样，再过30年，即改革开放60年后，中国的改革就基本完成。
我记得唐德刚说过大的制度转型需要200年左右的时间。这样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算到2040年刚好200年，也就是再过30年，经过大约200年的时间，中国的社会转型和制度转型就会基本完成。我的意思是说基本构架完成，也就是说，再过15年后，看司法制度问题就跟现在看国有企业的问题一样，剩下的是技术性问题而不是体制性的问题；再过30年看政治制度也是一样，剩下的是技术性问题了。
总结一下，中国在过去30年的改革历史包括两个方面：价格自由化和经济的非国有化及国有企业的非国有化。中国之所以采用渐进的改革道路，是因为一开始不想搞市场经济，但在改革的过程中逐步明确目标，因势利导，最后回过头来看，成就很大。这实际上反映了制度演进的自发特征。当然，邓小平对这条改革道路可能比所有其他人更胸中有数。我在1993年的时候讲过一个寓言：中国的改革是从马背上画白道画到变成真斑马的过程。一个以马为牲口的村庄，马很懒，都不干活。村长听说邻村的斑马很适合干活，想把村里的马换成了斑马，但遭到大部分村民的反对。村长的一个办法是，晚上在村民们入睡之后，在一些马的背上涂了一些白道道。第二天，村民们质问村长为什么把自己的马换成斑马，村长解释说没有的事，马还是原来的马，自己只是给涂了颜色而已。村民仔细一看，确实如此，也就没有当回事。村长每天晚上继续做同样的事情，村民也渐渐习惯了。直到有一天，村民突然发现，他们原来的马都被村长换成真的斑马了，但确实比以前的马更好，他们就认可了。我们的改革不论是价格改革还是国企改革，都是把马换成假斑马，再换成真斑马的过程。这对我们未来的改革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启示。
中国的改革一般被认为是从计划向市场的转轨，或者说转型。什么是计划经济？什么是市场经济？它们之间的最大区别是什么？在我看来，有两个，一是资源配置的方式：是由政府的计划指令还是由市场价格配置资源？二是所有权：是以国有企业为主，还是以非国有的包括私人的、股份制等等的企业为主？
中国过去30年改革有最重要的两方面：第一是放开价格，或者说价格自由化；第二是整个经济的非国有化。整个过程进行得非常曲折。其他方面的改革都是围绕着这两个方面展开的。
价格自由化
先讲一个故事。1980年，中国国家经委，就是当时主管整个国民经济运行的中央政府部门，邀请美国教授给中国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做培训。美国教授设计了一个课程表，交给国家经委的官员审核，经委官员审核后划掉了两门课：第一门是Marketing（市场营销），第二门是Corporate Finance（公司财务）。为什么呢？因为Marketing是“如何卖产品”，对中国企业是不适用的，因为当时中国的企业只管生产不管销售，厂长经理需要做的是按照计划指标生产产品就可以了；Corporate Finance也没有用，因为所有企业都是国有的，由国家统一预算管理的，需要的资金全部由政府财政提供，创造的利润也全部归政府所有。
而今天，这已经成为商学院学生最重要的两门课，管理课程的变化显示了中国经济的两个最重要改革：价格改革和企业制度的改革。
以我自己的判断，大致上，过去30年中的前15年，中国基本完成了价格自由化，后15年，基本完成了国有企业改革。“基本完成”的意思是，到1993年之后，价格已经不再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关键”，因为大部分产品的价格都已经放开了；到了2008年，国有企业改革也已不再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中心环节”了。当然，两个改革都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但剩下只是技术性的问题了。
价格改革是怎么完成的呢？
在计划体制下，所有的价格都是由政府规定的，大到钢材、水泥、木材、石油等生产资料，小到针头、火柴、洗衣粉等日用生活资料。但要搞市场经济，价格就要由市场供求决定，实现价格自由化。这个价格自由化的过程大致用了15年，过程复杂，艰难曲直，甚至惊心动魄。
在1978年，零售业按交易额算的97%由政府定价，到了1993年，93.8%的零售额由市场定价，也就是说政府定价的比例降到了6.2%；在1978年，92.2%的农产品是政府定价的（还有一小部分是黑市及自由市场交易），到1993年，87.5%的农副产品收购环节由市场定价，政府定价包括政府指导价和直接定价的比例降到了12.5%。到2004年，市场定价的比例占到了96.5%，也就是说政府定价降到了3.5%；在1978年，100%的生产资料出厂价格由政府制定，到了1993年，81.1%的产品由市场定价，也就是说政府直接定价和指导价的比例加起来不过18.9%，到2004年，87.8%的产品由市场定价。
剩下仍然由政府定价的产品，主要是垄断行业和基础设施，比如成品油、天然气、水、电力、电信的价格等等。这些问题以后还要解决。现在如果要调整价格、放开价格，就要开听证会，价格已经不是政府改革的重要议事，只是业务部门需要做的事情了。但在1993年之前，价格问题是需要政治局讨论的。在1980年代，一盒火柴从2分涨到3分，中央政治局开了好几次会，最后还是不敢涨，因为上涨50%怕老百姓受不了。现在的价格价格已经不是中央领导人考虑的主要问题了。
价格改革是怎么走过来的？
中国的价格改革是循序渐进的，它不像东欧、前苏联那样一次性放开。更具体来说，中国走的是“双轨制”。为什么走“双轨制”？我分析的原因是：中国改革一开始并不想搞市场经济，而只是想完善计划经济。如果改革一开始就想搞市场经济，那么我们选择的道路会和现在完全不一样。
在改革初期，我们并不认为计划经济在本质上没有效率，而是认为，我们的计划经济没有搞好，是因为政府在制定计划时没有尊重价值规律。所以，改革的指导思想是把计划建立在“价值规律”上，而不是实行市场经济。
就价格体制而言，在改革初期，很多产品价格不合理，比如原材料价格偏低、制造业产品价格偏高等，但是大家并没有从根本上怀疑国家的定价能力，即：如果国家在定价时尊重价格规律，那么价格就会合理。因此，当时的价格改革，就是怎么通过行政手段调整价格的问题。这是到1985年以前，中国价格改革的基本思路。
当然，由于政府管理能力有限，所以在1980年代初期，一些地方相继将一些与国计民生关系不大的小商品价格放开。但是在1985年之前，对决定国计民生的重要原材料及生产资料的价格，主流观点还是认为应该由国家制定，很少有人从根本上怀疑过政府对这类产品的定价能力。由此，价格不合理怎么办？只有调整价格。
为此，在1981年，国务院成立了价格研究中心，这是当时的总理赵紫阳亲自指示的，由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牵头，全国调集了50多人，买了最先进的计算机，想运用投入产出表计算出一个合理的“理论价格”，根据理论价格，政府再调整价格。但事实上，这个理论价格一直没有算出来，或者计算出了，得不到大家的认可。现在回过头看，这本来就是个“乌托邦”，如果政府有能力计算出一个合理价格，就不需要改革了。
调整价格的思路在最初几年一直没有受到怀疑，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在大学读研究生，价格问题是当时经济学界讨论的热门问题。怎么调整价格呢？现在你如果去查查《经济研究》等当时的主要经济刊物，经济学家争论的是按生产价格调整、还是按成本价格调整，或是按照劳动价值调整。但不论按照什么调整，制定价格都是政府的职能，价格不能由市场自发决定。
价格是不能由政府制定的
我自己在1982年上研究生之后认真学习了西方经济学，特别是价格理论。到1983年，我脑子里面形成了一个观念：价格是不能由政府制定的；只要是政府定价，价格就不可能合理。然后我就开始考虑中国的价格改革，并发现了许多很有意思的现象：在企业有了生产自主权之后，特别是在乡镇企业蓬勃发展之后，政府实际上已经管不住计划外产品的价格；生产资料的黑市交易很多，这些交易的价格基本上是由供求决定的，高出国家定价很多，政府不断发文件进行价格检查，要求各地和企业严格遵循国家价格，但检查来检查去，问题还是解决不了，黑市依然存在。
我当时思考的一个问题是：既然政府管不住计划外，为什么不放开呢？我在1984年4月写了一篇文章——《以价格改革为中心带动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这篇文章有两个核心观点：第一是价格不能由政府决定，只能由市场决定。政府定价即使定的时候是合理的，过一段时间又不合理了，经济现象变化快，政府不可能每时每分都在调整价格；第二是如何从计划价格转向市场价格？就是采用逐步开放的“双轨制”思路。什么是“双轨制”？就是分步放开价格管制。具体讲，先管住计划内，放开计划外，计划内的产品按照政府定的价格交易，计划外的产品按照市场价格交易，形成双轨体制；然后再逐步放开计划内产品的价格，有些实行“先调后放”，最后建立统一的市场价格体制。
在“莫干山会议”（即1984年9月3-10日在浙江莫干山召开的全国中青年经济理论工作者研讨会）后，这个以放为主的“双轨制”思路被政府高层接受，成为1985年之后中国价格改革的主体思路。也就是说，1985年之前，我们是在计划价格范围内讨论如何调整价格，1985年之后，我们才转向从放开价格的角度去考虑如何改革价格体制，也就是价格的自由化。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改革思路的转变。到1985年元月14日，国家物价局和物资部正式出台文件：计划外生产资料的价格全部放开，不受政府的控制。之后又放开了一些消费品的价格，包括名烟名酒的价格。这样，双轨制由一种自发的市场行为变成了自觉的政策行为！
采纳“双轨制”后出现的问题：一是腐败。因为一种产品有两种价格，有权力的人就可以拿到计划内的指标在市场上倒卖赚得利益。当时出现了很多“官倒”，引起社会不满；第二是有了“双轨制”价格之后，国家的生产计划难以得到严格执行。比如原来国家计划规定的生产任务，企业在生产出来之后要按计划价格出售给政府指定的地区和企业，但是生产企业会尽量不交、少交或者拖延合同的执行。这样，计划合同就难以得到执行，当时的概念叫“经济秩序混乱”。
由于经济秩序的混乱和腐败问题，到了1988年春，价格问题在第七届全国人代会上变成了反响最大的问题。当时的总理李鹏给邓小平同志汇报工作时，邓小平问什么是代表们意见最大的问题，李鹏回答说是价格问题。邓小平同志说，价格问题长痛不如短痛，所以要下决心搞“价格闯关”。从当年4月份开始，一系列的价格改革政策出台。同年8月份中旬，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通过了《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并要求军队和警察做好准备，防止价格改革中可能出现的意外情况。价格闯关成为了重大社会事件，造成了紧张的社会气氛。在该方案公布的当天，全国各地出现了触目惊心的抢购风潮，银行存款急剧下降。十天之后，国务院做出了稳定价格的决定，价格闯关停止。不久，中央决定开始实施三年的“治理整顿”，整顿一直到1992年。这三年的治理整顿是一个保守的，甚至是反改革的过程，一些已经放开的价格又被重新收回控制。直到1992年春天，邓小平在南巡的讲话中说要搞市场经济，于是，政府放开了大部分的商品价格，双轨制基本上变成了单轨制。
从1988年价格改革闯关失败到1992年价格放开的成功，说明中国价格改革常常是一个歪打正着的过程。刚才提到的三年“治理整顿”以及“六四”之后的整个政治气氛其实是不利于改革的，甚至是反改革的，但是这三年的治理整顿恰恰为1992年的价格放开奠定了基础，因为治理整顿把经济的增长速度压了下来，1990年达到最低，只有３.８%的速度，是改革之后增长速度最低的一年，结果是，很多产品的市场价格也随之降低，市场价和计划价的差距就越来越小。这样，1992年放开价格就比较容易，没有引起大的社会振动。所以，反改革的措施客观上为改革创造了条件，尽管初衷不是为了改革。
整个来看，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一直都有类似现象，就是经济发展的自发力量在起作用。改革成功了，并不一定是国家领导人的高瞻远瞩，恰恰是因为其政策能顺其自然，将自发的市场力量变成自觉政策，把改革变成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比如，“双规制”变成政策之前，黑市价格已经存在，1985年的政策无非是因势利导。既然有黑市，干脆就承认黑市价格，黑市合法了，问题也解决了。这就为中国的价格改革找到了一条出路。到了1993年，价格的自由化就已基本完成。当然，没有邓小平1992年的南巡讲话，价格的自由化不可能这么快就实现。
国企改革和企业家成长
第二个方面，是企业制度改革。可划分为两大阶段：
第一阶段是1992年之前，即在改革的前十五年，主要是由于非国有部门，包括乡镇企业和私人经济的发展，使得整个经济中的国有比重降低，同时仍然保持国有部门的增长。第二阶段，从1993年开始，中国才真正触及到国有企业本身的产权问题，即国有企业的非国有化问题。
就国有企业的改革而言，在1992年前，我们一直是在保持国有的前提下谈国有企业改革，这与1985年之前的价格改革的思路很类似，假定国有企业是能搞好的，问题是如何搞好。这样的思路既有意识形态原因，也有认识方面的原因。1992年之后这个思路才发生变化，不再假定国有企业一定能搞好，采取国有企业非国有化的道路。
国有企业改革最初是两大措施：一、扩大企业自主权；二、实行利润分成，建立奖金制度。这两项政策到1986年后演变成经营承包制，就是国家和企业之间签订合同，完成合同后剩下的利润可以分成，利润分成有很多办法，但是所有措施的前提都是保持国有企业。
当然，1992年之前的国有企业改革也是非常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证明了在国有企业的框架内是没有办法解决国有企业问题的，搞了十几年的政企分开、自负盈亏，但政企还是分不开，国有企业就是没有办法做到自负盈亏。所以，1993年之后，国有企业改革的思路转变为放开企业，使国有企业非国有化。官方的说法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股份制改造”，“公司化改造”，“产权多元化”，等等。
这一转变的直接原因是，1992年之前，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地方财政的主要来源，但是随着非国有企业的发展和地区之间竞争的加剧，国有企业越来越没有竞争力，亏损越来越严重，成为了地方的包袱。在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确定了市场化的改革方向，特别是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改制原则后，很多地方开始了非国有化的过程，地方控制的企业，特别是县及县以下政府控制的企业（包括乡镇企业和其他形式的集体企业）开始了大范围的产权改制。1995年江泽民总书记提出了“抓大放小”的方针。当时非常有名的一个故事是，山东诸城市因为把市属的50家国有企业都卖了，市委书记得到了“陈卖光”的称号。到了1998年，中央的企业也成为中央政府的包袱。特别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国有银行不再给国有企业发放“安定团结贷款”，中央企业也不得不开始非国有化改革，当时的口号是“结构性重组”，“减员增效”、“解困”。在这些口号下，大量的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被甩出去了。政府同时还启动了大型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将国有企业变成股份制公司，优质资产剥离后重组上市，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举措。很多人认为朱镕基是保守的，喜欢在计划体制下做事，朱镕基本人也曾说国有企业的问题是管理问题而不是产权问题，但事后回过头来看，他是很了不起的，是他解决了中国的国有企业问题。
2003年后，处于“技术性破产”的大型国有银行也开始股份制改造，引进战略投资者，在海外和国内股票市场上市。可以说，通过股份化改造和投资主体多元化，到2008年，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制度性问题已得到解决，国有企业改革不再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中心环节”。接下来的问题是，国家持有的股份如何减持，什么时候减持，这是个技术性问题，时间选择问题。
讨论中国经济改革，不能不涉及非国有部门的发展。如果没有非国有企业的发展，不仅价格改革不可能顺利进行，1993年之后的国有企业的非国有化也不可能顺利进行。非国有部门不仅接手了大量亏损的国有企业，将死资产变成活资本，而且接手了国有企业改制释放出来的大量下岗职工。
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在最初也不是政府有意为之，而是在政府没有办法提供就业机会和没有办法控制的情况下自发产生的。
乡镇企业和城市个体经济就是典型的例子。无论是个体经济还是私人企业，都是先从某些地方自发产生，然后往往通过高层领导人的讲话肯定，之后党代会确认，最后全国人大立法确认。过去的中国，大的政策变化都遵循这一套路。每到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时，总会产生新的说法，每一个说法都会推动中国往前走。举私有企业的例子来说，私有企业主要从农村开始发展。邓小平讲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意味着中国可以有私人财产了，之后个体户就有了合法身份。与此同时，1980年代早期，各地开始产生自发的私有企业，但1988年之前私人企业是不合法的。在1982年，温州有一个大案，从事私人企业的“八大王”7个被逮捕，1人逃跑，他们唯一的罪状就是雇人生产小商品赚了钱。在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后，温州市政府为他们平了反。1987年，十三大承认个体私人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第二年春天，全国人大修改宪法。从1988年之后开始，才可以在工商局注册私人企业。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年底十四大确定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接着第二年全国人大修改宪法，私人企业开始迅速发展。
三代企业家
非国有企业的发展过程也是中国企业家成长的过程。一个国家最重要的资源配置是最聪明人的配置，最聪明的人在干什么，决定着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有两件事最适合聪明人做：一是政府官员、政治家，二是企业家。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前的1000多年里，从隋唐开始，科举制度使得最聪明的人都在政府工作，这种激励机制使得最聪明的人有机会能够“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这个状况直到改革开放之前都没有改变。我将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企业家分为三代：
第一代是农民企业家。1978年之前，中国最聪明的人或者在政府，或者农村。由于户口管制，农村出身的人只能当农民，没有机会当工人、干部，因此农村也聚集了一批聪明人，他们只能当生产队的党支部书记、革委会主任等村干部职务，当不了这些村干部的人就只能投机倒把，最后可能坐牢。
因此，改革开放的第一代企业家，就是农民转变的企业家，农村的能人。由于在1988年之前，私有企业是非法的，企业家没有社会地位。因此除了农民和在城市找不到工作的人以外，没人愿意干个体户，没有人愿意办企业。当时个体户和私有企业主的地位很低，连找对象都很难，虽然他们钱可能赚得很多。在1985年的时候，可以说，个体户的经济地位已经跃居第一，但是社会地位却排在倒数第二，仅比农民好一点。第一代做民营经济的基本上就是这样一群人。可以说，中国的户口管制为我们保留了企业家的火种，为中国的改革准备了人力资本条件。没有这些农民企业家，中国的改革会非常的困难。
第二代企业家出现在1988年之后，特别是1990年代，主要是党政干部和事业单位的知识分子下海。有几个原因：一是1988年私有企业合法化；二是1989年的“六四”政治风波，有一批政府官员人犯了政治错误，失去了政治前途，于是他们需要找寻别的出路。三是邓小平南巡讲话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的确立。1992年一年，中国有12万党政干部下海，从此之后这个运动就没有中断。
第三代是海归派和高科技出身的企业家，是过去10年随着高科技产业发生的事情。比如百度的李彦宏、搜狐的张朝阳等等，主要是高科技产业领域的人才，他们多是名校毕业，海外留学，并有在国外工作的经历，回国后带回了大量的风险投资。
我将胡润的中国富人榜的前200名的背景做了一个详细搜索，将他们的创业时间和背景做一个分析。在第一个10年里创业的人，55.3%的人是农民和无业人员，17.1%的人是港澳同胞——实际大部分是移民到出去的内地农民，只是他们有亲戚在港澳。所以大体上有72%左右的第一代企业家是农民和无业者出身。第二个10年创业的企业家中，71.9%的人是国家干部和国企职工出身。第三代企业家中，9个人里有5人有海外留学和高科技背景。
企业家的成长反映出中国社会的变化。第一个10年创业的人基本上都处于社会的最底层，用今天的话讲就是所谓的“弱势群体”，没有机会到政府和国有企业工作，或者因为投机倒把坐过牢，所以只好自己创业。第二个10年激励机制发生变化，80年代之前要安电话、坐飞机、坐软卧都必须是政府官员，但之后私营企业主坐的车、住的房子可能比政府高级干部还要好，这就是激励机制的变化。政府工作的人员下海是社会的巨大进步，对国家的贡献要比他们在政府工作大得多。第三个10年吸引了很多海外归国人才，这与中国的更开放、自由，产权更好的保证有很大的关系。
三代企业家在推动中国社会改革和经济成长方面是有着不同的作用的。第一代农民企业家的企业主要在制造业、商业方面有所建树，因为他们视野不宽。第二代企业家搞房地产、金融，他们有的在政府工作过，受教育程度较高，出过国眼界开阔，能够对国家发展趋势作出预测。第三代企业家搞高科技、互联网，他们具有国际视野，能拿到国际资本。每代企业家所从事的产业，代表了那个时代推动中国经济成长的主导产业。没有他们，中国的经济改革不可能成功！
中国未来30年
过去30年基本上完成了经济体制的转轨。现在看看未来30年，我们应该做什么？
我粗浅的看法是：未来三十年，中国改革的重点转向政治体制的改革。前面提到中国经济改革的两大任务价格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所有其他方面的改革都是围绕这两项改革进行的。现在两大改革基本上已经完成，接下来改革应该转到政治体制改革；只有在政治体制改革完成以后，才能巩固经济改革才成就。希望我的这个推测会有道理。
政治体制改革也可以分成两个15年。第一个15年，主要任务是建立相对独立的司法制度，减少政府部门的权力，也就是建立一个法治社会。法治社会就是约束政府，政府必须按照规则办事，不能有太多自由裁判权。怎么能够让政府按规则办事呢？必须要有一个相对独立的司法机关。老百姓可以同政府打官司，个人、企业与政府在民事上是平等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只有法院本身是相对独立的主体才可能做到这一点，否则，如果法院按照政府领导人的意志办，法律就无法约束政府。最近已经出现了很多这样的好趋势，比如在南京，有人起诉政府不提供有关的资料，违反了信息公开法，最后赢得了官司的。这事非常好，就是法院能够对政府的行为进行判定。如果做得到这一步，未来三十年的前十五年改革就很了不起了。
第二个15年主要是要建立民主选举制度。不过我强调，社会民主一定要使每个投票的人对自己的行为后果承担责任。法治国家一定要建立在一个中产阶级的基础上，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你搞民主是不稳定的。民主就可能变成民粹、变成流氓政治，走向专制。现在一些地方在搞基层选举试验，相信以后选举的范围会不断扩大，逐步完善。这样，再过30年，即改革开放60年后，中国的改革就基本完成。
我记得唐德刚说过大的制度转型需要200年左右的时间。这样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算到2040年刚好200年，也就是再过30年，经过大约200年的时间，中国的社会转型和制度转型就会基本完成。我的意思是说基本构架完成，也就是说，再过15年后，看司法制度问题就跟现在看国有企业的问题一样，剩下的是技术性问题而不是体制性的问题；再过30年看政治制度也是一样，剩下的是技术性问题了。
总结一下，中国在过去30年的改革历史包括两个方面：价格自由化和经济的非国有化及国有企业的非国有化。中国之所以采用渐进的改革道路，是因为一开始不想搞市场经济，但在改革的过程中逐步明确目标，因势利导，最后回过头来看，成就很大。这实际上反映了制度演进的自发特征。当然，邓小平对这条改革道路可能比所有其他人更胸中有数。我在1993年的时候讲过一个寓言：中国的改革是从马背上画白道画到变成真斑马的过程。一个以马为牲口的村庄，马很懒，都不干活。村长听说邻村的斑马很适合干活，想把村里的马换成了斑马，但遭到大部分村民的反对。村长的一个办法是，晚上在村民们入睡之后，在一些马的背上涂了一些白道道。第二天，村民们质问村长为什么把自己的马换成斑马，村长解释说没有的事，马还是原来的马，自己只是给涂了颜色而已。村民仔细一看，确实如此，也就没有当回事。村长每天晚上继续做同样的事情，村民也渐渐习惯了。直到有一天，村民突然发现，他们原来的马都被村长换成真的斑马了，但确实比以前的马更好，他们就认可了。我们的改革不论是价格改革还是国企改革，都是把马换成假斑马，再换成真斑马的过程。这对我们未来的改革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启示。
2008年11月29日
张雪忠 自由民主与普世价值
中国共产党党刊《求是》杂志最近发表了一篇批判普世价值的理论文章，文中指出“民主、自由、平等、人权、博爱、法治”并不是普世价值，“宣扬普世价值也不是什么纯粹的学术问题，而是有着鲜明的政治目的”。这显示中国社会关于普世价值的争论已逐步蔓延到中共理论高层。
在弄清自由、民主是不是普世价值之前，有必要先对普世价值加以定义。如果将价值定义为个人对特定客观事态的主观偏好，并将普世价值则定义为所有人的共同偏好，那些将自由民主视为普世价值的人，显然将在辩论中处于下风。辩论中的另一方（反自由民主阵营）的存在，本身就证伪了“自由、民主是普世价值”这一命题。
从这一角度出发，几乎不存在什么普世价值。“南京大屠杀是犯罪”代表了战争期间应尊重平民生命的价值。这是得到了大多数人认同的价值，但它仍不是普世价值，因为那些参与屠杀的人以及仍在为屠杀辩护的人并不认同这一价值。正如《求是》理论文章得意地宣称的那样，“既然拥有13亿人的中国不赞成或没有实行他们所说的普世价值，这种价值观念怎么能说是普世的呢”？
在民主和专制中取舍
但正是因为人们在价值认同上存在差异，如何处理价值分歧就成为任何社会都必须面对的问题。值得指出的是，价值分歧并不必然会引发社会冲突。在许多情况下，不同的人在追求不同的价值时仍可相安无事。一个人在家里读书，并不影响另一个人在家里看电视。
自由主义是一种处理价值分歧的制度安排。这种安排尽可能扩大私人生活的空间，人们只要遵循不损害他人的原则，即可任意追求自己认同的价值。和自由主义相对的是极权主义，它的基本特征是极力压缩个人的私人生活空间，并用某些价值（不管是得到多数人还是少数人的认同）去统一整个社会的价值认同。
不过，在公共生活中如果存在价值分歧，人们则必须有所取舍。比如，如果一个国家在公共财政中提高公款消费开支的比例，就必然要降低民生福利开支的比例；如果为了更好地防治腐败而建立官员收入申报制度，就必然会使官员敛财更为不便，如此等等。
为了解决公共生活中的价值分歧，人们可以建立各种常态或临时的表决机制，并让所有的人都有参与表决的权利，最终将多数人的意见采纳为公共政策。这种解决价值分歧的制度安排可称为民主主义。在专制制度下，情况则正好相反，整个社会都必须始终根据特定少数人的意见行事。
在中国进行的普世价值之争中，有些人想证明自由和民主的普世性，并因此主张将自由民主主义作为中国政治和社会革新的方向。但这种不可能成功的证明只会让反自由民主阵营兴奋不已，他们只需轻易地证伪自由民主主义的普世性，即可避开专制或极权制度本身的正当性问题。
如果一个社会以缺乏普世性为由而拒绝自由民主主义，它也必须以同样的理由拒绝专制主义和极权主义，因为后者同样不是普世价值。这样一来，任何社会在制度选择上都将无所适从。其实，正是因为自由民主和专制极权（作为两种对立的价值）都不是普世价值，人们才必须对它们加以取舍。
自由民主是更多人的价值
否认普世价值的存在，并不等于否认共同价值的存在。自由、民主是一些人的共同价值，专制、极权则是另一些人的共同价值。人们不能证明自由民主是普世价值，但却有更多的理由相信，与专制极权相比，自由民主是一种得到更多人认同的价值。
首先，从人类历史进程中可以发现一种趋势，即人们总是在努力摆脱各种各样的社会压迫，并不断获得更多的自由，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政治关系也不断趋于平等。其次，一个国家实行自由民主制度的时间越长，该制度本身就越稳定。自由民主社会甚至可以容忍专制和极权思想，却无需担心被颠覆的危险。
相反，一个实行专制或极权制度的国家，社会矛盾和冲突总是越来越激烈，最终导致社会体系的全面崩溃。专制和极权社会总是将自由民主思想视为洪水猛兽，并且经常为了钳制或压迫这些思想的传播者而不惜挑战人类最基本的正义底线，从而为自身的倾覆埋下了伏笔。从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所产生的影响可以看出，专制或极权制度的道德基础甚至经不起一部小说的拷问。
另外，专制和极权统治者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总是愿意借用自由民主的旗号。这也从反面证明自由民主比专制极权更为深入人心。从跨国移民的趋向中，也可看出在不同制度上的人心之所向。实行自由民主主义的国家仍是绝大多数移民的目的地。不少中国人想努力前往的仍是对中国怀有敌意的西方国家，而不是对中国友好的朝鲜、古巴及缅甸等国家。
谁也不知道这场普世价值之争将如何结束，更无法确切地预测中国的政治和社会发展将走向何方，但那些真正向往自由和民主，并相信自由民主主义代表着一种更美好生活的人们，不妨勇敢地坚持自己的信念，并努力追求自己所珍视的价值，即使这一价值因为一些人的反对仍算不上普世价值。
在弄清自由、民主是不是普世价值之前，有必要先对普世价值加以定义。如果将价值定义为个人对特定客观事态的主观偏好，并将普世价值则定义为所有人的共同偏好，那些将自由民主视为普世价值的人，显然将在辩论中处于下风。辩论中的另一方（反自由民主阵营）的存在，本身就证伪了“自由、民主是普世价值”这一命题。
从这一角度出发，几乎不存在什么普世价值。“南京大屠杀是犯罪”代表了战争期间应尊重平民生命的价值。这是得到了大多数人认同的价值，但它仍不是普世价值，因为那些参与屠杀的人以及仍在为屠杀辩护的人并不认同这一价值。正如《求是》理论文章得意地宣称的那样，“既然拥有13亿人的中国不赞成或没有实行他们所说的普世价值，这种价值观念怎么能说是普世的呢”？
在民主和专制中取舍
但正是因为人们在价值认同上存在差异，如何处理价值分歧就成为任何社会都必须面对的问题。值得指出的是，价值分歧并不必然会引发社会冲突。在许多情况下，不同的人在追求不同的价值时仍可相安无事。一个人在家里读书，并不影响另一个人在家里看电视。
自由主义是一种处理价值分歧的制度安排。这种安排尽可能扩大私人生活的空间，人们只要遵循不损害他人的原则，即可任意追求自己认同的价值。和自由主义相对的是极权主义，它的基本特征是极力压缩个人的私人生活空间，并用某些价值（不管是得到多数人还是少数人的认同）去统一整个社会的价值认同。
不过，在公共生活中如果存在价值分歧，人们则必须有所取舍。比如，如果一个国家在公共财政中提高公款消费开支的比例，就必然要降低民生福利开支的比例；如果为了更好地防治腐败而建立官员收入申报制度，就必然会使官员敛财更为不便，如此等等。
为了解决公共生活中的价值分歧，人们可以建立各种常态或临时的表决机制，并让所有的人都有参与表决的权利，最终将多数人的意见采纳为公共政策。这种解决价值分歧的制度安排可称为民主主义。在专制制度下，情况则正好相反，整个社会都必须始终根据特定少数人的意见行事。
在中国进行的普世价值之争中，有些人想证明自由和民主的普世性，并因此主张将自由民主主义作为中国政治和社会革新的方向。但这种不可能成功的证明只会让反自由民主阵营兴奋不已，他们只需轻易地证伪自由民主主义的普世性，即可避开专制或极权制度本身的正当性问题。
如果一个社会以缺乏普世性为由而拒绝自由民主主义，它也必须以同样的理由拒绝专制主义和极权主义，因为后者同样不是普世价值。这样一来，任何社会在制度选择上都将无所适从。其实，正是因为自由民主和专制极权（作为两种对立的价值）都不是普世价值，人们才必须对它们加以取舍。
自由民主是更多人的价值
否认普世价值的存在，并不等于否认共同价值的存在。自由、民主是一些人的共同价值，专制、极权则是另一些人的共同价值。人们不能证明自由民主是普世价值，但却有更多的理由相信，与专制极权相比，自由民主是一种得到更多人认同的价值。
首先，从人类历史进程中可以发现一种趋势，即人们总是在努力摆脱各种各样的社会压迫，并不断获得更多的自由，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政治关系也不断趋于平等。其次，一个国家实行自由民主制度的时间越长，该制度本身就越稳定。自由民主社会甚至可以容忍专制和极权思想，却无需担心被颠覆的危险。
相反，一个实行专制或极权制度的国家，社会矛盾和冲突总是越来越激烈，最终导致社会体系的全面崩溃。专制和极权社会总是将自由民主思想视为洪水猛兽，并且经常为了钳制或压迫这些思想的传播者而不惜挑战人类最基本的正义底线，从而为自身的倾覆埋下了伏笔。从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所产生的影响可以看出，专制或极权制度的道德基础甚至经不起一部小说的拷问。
另外，专制和极权统治者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总是愿意借用自由民主的旗号。这也从反面证明自由民主比专制极权更为深入人心。从跨国移民的趋向中，也可看出在不同制度上的人心之所向。实行自由民主主义的国家仍是绝大多数移民的目的地。不少中国人想努力前往的仍是对中国怀有敌意的西方国家，而不是对中国友好的朝鲜、古巴及缅甸等国家。
谁也不知道这场普世价值之争将如何结束，更无法确切地预测中国的政治和社会发展将走向何方，但那些真正向往自由和民主，并相信自由民主主义代表着一种更美好生活的人们，不妨勇敢地坚持自己的信念，并努力追求自己所珍视的价值，即使这一价值因为一些人的反对仍算不上普世价值。
2008年11月27日
许章润 回看三十年思想线索
从“五四运动”以后，中国文化中大、小传统的严重对立与隔离状态，正在逐步弥合，二者互动融洽、流转不息之际，就是中国重新整合成为一个文化共同体，从而获秉真正软实力的时候。
思想变迁三十年
1970年代末期，“改革开放”伊始，对于十年“文革”政治遗产的清算及其意识形态的清理，逐步引导人们将注意力集中于其产生原因上来，认为中国“传统文化”难辞其咎。究其内里，其实是正面清算和清理受阻，于是演变为侧翼挺进，文化出面代政治受过，历史为当下担责，道出的是“五四”以来老故事的新版本。
经此推导，1980年代中后期出现了关于东西文化的大规模论战，引发了一场涉及各个学科的思想讨论和文化反思运动。当其时，激烈反传统主义和讴歌“蓝色文明”的全面西化论重新登台，作为二者的反动，新一波传统文化复兴热潮与新权威主义上场。其情其形，一如上世纪初年的文化论战，将中国文明灵魂分裂的尴尬与精神自强的活力，再度呈现于中国大地，并于1980年代末走到僵局。
1990年代初期，以对于人文精神的探讨，重启思想进程。于是，中国文化思想图景中，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翩然登场，新左派和新权威主义等等亦喧哗上台。牵连跌宕中，中国文化本位的中道立场，似乎于竭力吸取和协调各种文化资源的努力中逐渐成为多数心智的思考重心。
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与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基于“市场强化威权，威权推动市场”的市场共产主义进程的不可逆转，文化讨论和文化心智出现了一些重要变化。凡此种种，构成了1990年代中后期以还迄而至今的中国文化场景。
悲情淡化：大传统与小传统在融合
市场化30年使中国财富获得了极大增长，综合国力和一般民众的生活水准亦有较大提升。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学术精英不仅是改革的参与者，而且是改革红利不同程度的分享者。“事事不如人”这一鸦片战争之后一直缠绕着中国人的梦魇，至此遁入暗夜。晚近十多年来，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心多所恢复，文化悲情意识逐步淡化，过去常常引发强烈民族主义情绪的“1840情结”，不再居于主导地位，另一方面，愤青式的激烈反传统思潮同样渐失话语主导能力，极端文化保守主义和民族主义已成为边缘。一些新儒学论者倡言原教旨主义式的“王道”，扭曲为一种新兴都市化的思想时尚，酝酿出民间“传统文化热”。
正是在此背景下，传统文化记忆渐渐复苏。如果从大传统和小传统的分立这一架构分析，最近十多年来出现的一个好现象便是，中国文化中大小传统的融合进程和互动程度空前强化。比如，在大传统转化为小传统方面，知识界对于人权的倡导和法治的宣谕，藉由现代传媒，使普通百姓的权利意识随着市场化进程一同成长，民间维权运动如星火燎原，正在成为自下而上推动中国政治改良与社会进步的杠杆，反过来促进了大传统的成长。普通百姓依法维权正成为每天都在上演的活剧。北京老汉面对“强制拆迁”的推土机，将宪法捧于胸口，以一己之身相抗，蔚为象征，感天动地，是几千年没有的事。就小传统转化为大传统方面来看，中秋、清明得列为全国假日，文化记忆获得了自己的法权安排，政治治理意识到，必须具有文化合法性方才秉具正当性，并且愿意皈依于此文化合法性，实在是一种良性发展。
凡此表明，至少从“五四运动”以后，中国文化中大、小传统的严重对立与隔离状态，正在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市场化程度的提高、社会的进步而获得逐步弥合，二者互动融洽、流转不息之际，就是中国重新整合成为一个文化共同体，从而获秉真正软实力的时候。
政治成熟：民主期待“软着陆”
就此而言，晚近十年来，“文化自觉”与“政治成熟”正在且应当成为当代中国心智亟需深入考量、切身历练的问题。文化自觉不仅表明对固有文明优秀传统的体认、传承和归依，并在此基础上善予创造性阐释，含弘光大，同时表现为对于自家文化身份在世界文明图景中的自我肯定，也意味着每一个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知识人与思想者对于提澌中国文明境界的期待和担当。
讲到政治成熟，则于秉持普世价值的同时恪守文化身份，拥抱政治理想之际对于人性永怀怵惕，坚守公民理想与捍卫民族理想的统一等等，均为其中应有之义，也是三十年来，特别是晚近十多年来，中国心智逐步意识到并且局部性渐达此境的思想、政治善果。就此而言，中国不仅需要成熟的而非愤青式的民族主义，也同时需要成熟的而非愤青式的自由主义。后者基于转型期的焦虑，激于不公不义的社会现象，诉诸自由主义理念，而内里则多民粹主义冲动，如同新左派的道义批判，反映的是“胃的造反”，其极端形态其实极易滑向暴民政治，与“爱国贼”式的民族主义一样，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也正是在此，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展示和演绎着文化对于政治的塑造作用。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新左派和威权主义这几脉理路，同时孕育与活跃于当今中国，分别对应着中国的不同政治社会问题，并提出了各自不同的解决方案，反映了究竟是自由优先、平等优先还是秩序优先的价值选择与进路安排。在此，尽管致思方向有别，背后的理念悬殊，但是，通过吸取传统政道和西方民主理念来塑造当代中国的政治德性，经由宪政安排来体现政治的德性，从而实现中国社会的发展和中国文明的复兴，是晚近十多年来汉语政法学说的劳心劳力所在，并且日益成为此间从业者的共同自觉。比如，从古典天命天道命题来深溯政治合法性的中国文化资源，并与自然法理念和代议民主学说相互发明，体现的便是一种文化自觉，也是一种政治成熟，以及基于现实政治批判主义的高度精神独立。
如同经济软着陆一样，在当今中国，民主也需要软着陆。事实上，这已成为知识思想界的主流共识。三十年来形形色色的学理与思想之积劳集慧，正在并且必将促成这一“软着陆”。
不要低俗化，不要“打棍子”
三十年来，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深入，特别是随着政治从神坛走向凡俗，中国社会和文化再度进入持续的世俗化过程。此种过程也就是中国步入现代化进程的“除魅”历史，始自帝制崩塌，中经“造神运动”一度中断，而于1980年代初期接续之。
此番世俗化进程不来则已，一来就横扫天下。首先，一般性的“文化研究”，特别是人文意义上的纯粹学术研究，日渐边缘化。同时，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等直接以社会现实为对象，注重效率、公平与发展的学科，则获得了长足发展。
实用化成为这个时代的学术指向与理论用力之处，“有用性”兑换为研究心智的优先性，犹有过之者，对于传统和经典的研究，与实用化相伴的是低俗化。比如顶级大学的哲学系举办“总裁《论语》班”或者“老板国学班”。
文化研究不可避免地会变成文化立场或者掺杂着文化立场因素，文化立场再换形为理论取向与理论立场，进而可能演绎为政治正确，最终难免导致意识形态化。事实上，近些年对于诸多学术论题的讨论都曾不同程度地发生过此类现象。例如，针对颁行《物权法》异议者的理论逻辑，驳论者一方面呼吁去意识形态化，莫以法权安排担承政治考量，另一方面，最后却又以“反对《物权法》就是反对改革开放”逼视对方，实际上属于一种再意识形态化，反倒暴露了自己思想内涵的贫瘠。而将理论立场的“左”冠以“新左派”，隐约间暗喻着其与“文革”极权“左倾”间的联系，同样背离了思想论战的常道，一如反唇相讥，指控自由主义的普世学思为“卖国”之荒谬。凡此种种，说明中国学术和思想尚未达臻真正的文化自觉与政治成熟，有待于在今后的砥砺中渐归学术常道。
应逐步迈入“中国之世界”
三十年与世界的双向互动，缴纳了昂贵学费。中国知识思想界的文明视野得到了极大拓展，逐步体认到这个世界的高度复杂性，学会了在世界体系中思考中国问题，进而有可能在解决中国问题的艰难历程中，向世界贡献普世性的生存经验。
正是在此，国家利益意识和共同价值观念获得了同步增长，文化本位立场与世界人类情怀交相辉映，“体”“用”之争不再有什么意义。中国的知识思想界认识到，不仅一部人类文明史是复调性的多元文化成长过程，绝非一元线性“进步史”，基于“胜王败寇”的历史还原论与天真而认真的西方文明绝对优胜观，不再享有绝对真理般的文化解释力；而且，人类世界是一个多元文化共存互竞、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多维场景，仅以西方文明的世界观衡估这个复杂多元的人类大家园，一如仅仅以中西文明的对比甚至对决来解释中国现象，既是方法论和认识论上的死胡同，现实政治层面上也是行不通的。
借用百年前的一个表述，不妨说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人的世界体系属于“中国之中国”。经由二十多年的发展，进入了“世界之中国”之境。晚近几年开始，中国实力增强，中国心智开始走向文化自觉与政治成熟，话语权有所增强，而逐步迈入了“中国之世界”的过程。
因此，晚近十多年来，伴随着文化自信的渐渐恢复与中国经济、社会与文化转型的良性发展，包括经济学、法学、社会学、政治学、思想史和比较文化在内的知识探讨与思想阐释，不约而同地开始注重中国百年变革这一“地方知识”所可能具有的普遍意义。其实，对于“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思想、文化变迁的描述，也是借径“中国个案”的分析，提炼某种普遍理论形态的基础作业与组成部分。
如何重新阐释中国文化
中国文化的自我更新过程和中国文明面对世界之际，不仅会遭遇文化合法性与政治合法性的分立与分离问题，而且还会不断出现诸如大传统与小传统、心灵与实践、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的背逆等等中国式难题。换言之，文化合法性与政治合法性浮现于当今中国的问题视域，逼迫着我们必须做出当下中国的回应。
其一，对于传统“天下观”予以现代重构性阐释，以天下观念的博大与包容，吸纳一切人类文明，重塑世界格局。以晚近中国一百多年所积累的生存经验为背景来重构世界格局的努力，既是对“天下观”的拓展，可能也是向美美与共的人类家园理想提供中国文化启示的用力处。
其二，对于“中国形象”的文化合法性阐释与“文化中国”图景的建构。对于“中国”意涵的不断阐释，也是对中国之为一种人间秩序和人世生活的应然之维的绵绵不绝的开拓、提升和丰富的过程。由此造成的历史与道义、知识与思想、形上与形下、天道与人心的廓然意象，一以仁爱宽和、厚道中庸、博大中正和进取向上为依归，文质彬彬，坚毅刚卓，此其为中华也。这是“中国形象”文化合法性的必要内涵，更是面临全球化时代，文化与制度竞争形势下，中国知识思想界应予传承接续的未尽伟业。
其三，建构中国文明的超越本体，提高中国文明的精神层次。在此，需要挖掘中国文明的人文主义心性资源及其超越禀性，包括“以德抗位”的道德主体性，仁爱礼智信的价值信念和精神追求，形成中国的自然法理论体系，剥夺世俗权力天然合法性的独断论述，形成“有法有天”的人间秩序，提炼超越意义的汉语学思。由于超越本体的重构性阐释必然牵扯到信仰世界及其自由选择的问题，因此，需要重申的是，信仰自由是每一个体提升自己精神独立性的必由之路，也是造就公民和政治的前提，任何公共权力不应介入，也无法介入。信守信仰自由，既是世俗权力恪守本分，对于精神尊严的应有承诺，也是建构中国文明超越本体的制度前提，有待努力者既烦且重。若说所谓“主流价值”，则皈依处在此。
其四，对于中国伦理智慧、道德理想的发掘和道义力量的涵养。大凡引领世界人类方向的国族，多半具有自己的浩然道德理想与铮铮道德担当，秉有深厚的伦理智慧，而提炼出普世的价值理念。平等、自由和博爱理念，既是政治理想，也是道德理想，两三百年来一直是响遏行云、鼓荡人心的最为美好的道德号令，一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一千年心声，具有永恒的感召力。秉持如此道德情怀的国家，才是受人尊重的泱泱国度。中国在经济发展、国力大增之际，亟需涵养和发育的正是此种道德理想与伦理智慧。
其五，族群政治、公民团结与分享的公共空间，是中国这一多民族国家过去、此刻和未来无法回避，并且愈发严峻的现实问题，考验着中国文明，需要中国实现自己的政治成熟。
一句话，中华文化的“复兴”，特别是软实力部分，尚需知识思想界的重构性阐释。
思想变迁三十年
1970年代末期，“改革开放”伊始，对于十年“文革”政治遗产的清算及其意识形态的清理，逐步引导人们将注意力集中于其产生原因上来，认为中国“传统文化”难辞其咎。究其内里，其实是正面清算和清理受阻，于是演变为侧翼挺进，文化出面代政治受过，历史为当下担责，道出的是“五四”以来老故事的新版本。
经此推导，1980年代中后期出现了关于东西文化的大规模论战，引发了一场涉及各个学科的思想讨论和文化反思运动。当其时，激烈反传统主义和讴歌“蓝色文明”的全面西化论重新登台，作为二者的反动，新一波传统文化复兴热潮与新权威主义上场。其情其形，一如上世纪初年的文化论战，将中国文明灵魂分裂的尴尬与精神自强的活力，再度呈现于中国大地，并于1980年代末走到僵局。
1990年代初期，以对于人文精神的探讨，重启思想进程。于是，中国文化思想图景中，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翩然登场，新左派和新权威主义等等亦喧哗上台。牵连跌宕中，中国文化本位的中道立场，似乎于竭力吸取和协调各种文化资源的努力中逐渐成为多数心智的思考重心。
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与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基于“市场强化威权，威权推动市场”的市场共产主义进程的不可逆转，文化讨论和文化心智出现了一些重要变化。凡此种种，构成了1990年代中后期以还迄而至今的中国文化场景。
悲情淡化：大传统与小传统在融合
市场化30年使中国财富获得了极大增长，综合国力和一般民众的生活水准亦有较大提升。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学术精英不仅是改革的参与者，而且是改革红利不同程度的分享者。“事事不如人”这一鸦片战争之后一直缠绕着中国人的梦魇，至此遁入暗夜。晚近十多年来，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心多所恢复，文化悲情意识逐步淡化，过去常常引发强烈民族主义情绪的“1840情结”，不再居于主导地位，另一方面，愤青式的激烈反传统思潮同样渐失话语主导能力，极端文化保守主义和民族主义已成为边缘。一些新儒学论者倡言原教旨主义式的“王道”，扭曲为一种新兴都市化的思想时尚，酝酿出民间“传统文化热”。
正是在此背景下，传统文化记忆渐渐复苏。如果从大传统和小传统的分立这一架构分析，最近十多年来出现的一个好现象便是，中国文化中大小传统的融合进程和互动程度空前强化。比如，在大传统转化为小传统方面，知识界对于人权的倡导和法治的宣谕，藉由现代传媒，使普通百姓的权利意识随着市场化进程一同成长，民间维权运动如星火燎原，正在成为自下而上推动中国政治改良与社会进步的杠杆，反过来促进了大传统的成长。普通百姓依法维权正成为每天都在上演的活剧。北京老汉面对“强制拆迁”的推土机，将宪法捧于胸口，以一己之身相抗，蔚为象征，感天动地，是几千年没有的事。就小传统转化为大传统方面来看，中秋、清明得列为全国假日，文化记忆获得了自己的法权安排，政治治理意识到，必须具有文化合法性方才秉具正当性，并且愿意皈依于此文化合法性，实在是一种良性发展。
凡此表明，至少从“五四运动”以后，中国文化中大、小传统的严重对立与隔离状态，正在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市场化程度的提高、社会的进步而获得逐步弥合，二者互动融洽、流转不息之际，就是中国重新整合成为一个文化共同体，从而获秉真正软实力的时候。
政治成熟：民主期待“软着陆”
就此而言，晚近十年来，“文化自觉”与“政治成熟”正在且应当成为当代中国心智亟需深入考量、切身历练的问题。文化自觉不仅表明对固有文明优秀传统的体认、传承和归依，并在此基础上善予创造性阐释，含弘光大，同时表现为对于自家文化身份在世界文明图景中的自我肯定，也意味着每一个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知识人与思想者对于提澌中国文明境界的期待和担当。
讲到政治成熟，则于秉持普世价值的同时恪守文化身份，拥抱政治理想之际对于人性永怀怵惕，坚守公民理想与捍卫民族理想的统一等等，均为其中应有之义，也是三十年来，特别是晚近十多年来，中国心智逐步意识到并且局部性渐达此境的思想、政治善果。就此而言，中国不仅需要成熟的而非愤青式的民族主义，也同时需要成熟的而非愤青式的自由主义。后者基于转型期的焦虑，激于不公不义的社会现象，诉诸自由主义理念，而内里则多民粹主义冲动，如同新左派的道义批判，反映的是“胃的造反”，其极端形态其实极易滑向暴民政治，与“爱国贼”式的民族主义一样，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也正是在此，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展示和演绎着文化对于政治的塑造作用。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新左派和威权主义这几脉理路，同时孕育与活跃于当今中国，分别对应着中国的不同政治社会问题，并提出了各自不同的解决方案，反映了究竟是自由优先、平等优先还是秩序优先的价值选择与进路安排。在此，尽管致思方向有别，背后的理念悬殊，但是，通过吸取传统政道和西方民主理念来塑造当代中国的政治德性，经由宪政安排来体现政治的德性，从而实现中国社会的发展和中国文明的复兴，是晚近十多年来汉语政法学说的劳心劳力所在，并且日益成为此间从业者的共同自觉。比如，从古典天命天道命题来深溯政治合法性的中国文化资源，并与自然法理念和代议民主学说相互发明，体现的便是一种文化自觉，也是一种政治成熟，以及基于现实政治批判主义的高度精神独立。
如同经济软着陆一样，在当今中国，民主也需要软着陆。事实上，这已成为知识思想界的主流共识。三十年来形形色色的学理与思想之积劳集慧，正在并且必将促成这一“软着陆”。
不要低俗化，不要“打棍子”
三十年来，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深入，特别是随着政治从神坛走向凡俗，中国社会和文化再度进入持续的世俗化过程。此种过程也就是中国步入现代化进程的“除魅”历史，始自帝制崩塌，中经“造神运动”一度中断，而于1980年代初期接续之。
此番世俗化进程不来则已，一来就横扫天下。首先，一般性的“文化研究”，特别是人文意义上的纯粹学术研究，日渐边缘化。同时，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等直接以社会现实为对象，注重效率、公平与发展的学科，则获得了长足发展。
实用化成为这个时代的学术指向与理论用力之处，“有用性”兑换为研究心智的优先性，犹有过之者，对于传统和经典的研究，与实用化相伴的是低俗化。比如顶级大学的哲学系举办“总裁《论语》班”或者“老板国学班”。
文化研究不可避免地会变成文化立场或者掺杂着文化立场因素，文化立场再换形为理论取向与理论立场，进而可能演绎为政治正确，最终难免导致意识形态化。事实上，近些年对于诸多学术论题的讨论都曾不同程度地发生过此类现象。例如，针对颁行《物权法》异议者的理论逻辑，驳论者一方面呼吁去意识形态化，莫以法权安排担承政治考量，另一方面，最后却又以“反对《物权法》就是反对改革开放”逼视对方，实际上属于一种再意识形态化，反倒暴露了自己思想内涵的贫瘠。而将理论立场的“左”冠以“新左派”，隐约间暗喻着其与“文革”极权“左倾”间的联系，同样背离了思想论战的常道，一如反唇相讥，指控自由主义的普世学思为“卖国”之荒谬。凡此种种，说明中国学术和思想尚未达臻真正的文化自觉与政治成熟，有待于在今后的砥砺中渐归学术常道。
应逐步迈入“中国之世界”
三十年与世界的双向互动，缴纳了昂贵学费。中国知识思想界的文明视野得到了极大拓展，逐步体认到这个世界的高度复杂性，学会了在世界体系中思考中国问题，进而有可能在解决中国问题的艰难历程中，向世界贡献普世性的生存经验。
正是在此，国家利益意识和共同价值观念获得了同步增长，文化本位立场与世界人类情怀交相辉映，“体”“用”之争不再有什么意义。中国的知识思想界认识到，不仅一部人类文明史是复调性的多元文化成长过程，绝非一元线性“进步史”，基于“胜王败寇”的历史还原论与天真而认真的西方文明绝对优胜观，不再享有绝对真理般的文化解释力；而且，人类世界是一个多元文化共存互竞、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多维场景，仅以西方文明的世界观衡估这个复杂多元的人类大家园，一如仅仅以中西文明的对比甚至对决来解释中国现象，既是方法论和认识论上的死胡同，现实政治层面上也是行不通的。
借用百年前的一个表述，不妨说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人的世界体系属于“中国之中国”。经由二十多年的发展，进入了“世界之中国”之境。晚近几年开始，中国实力增强，中国心智开始走向文化自觉与政治成熟，话语权有所增强，而逐步迈入了“中国之世界”的过程。
因此，晚近十多年来，伴随着文化自信的渐渐恢复与中国经济、社会与文化转型的良性发展，包括经济学、法学、社会学、政治学、思想史和比较文化在内的知识探讨与思想阐释，不约而同地开始注重中国百年变革这一“地方知识”所可能具有的普遍意义。其实，对于“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思想、文化变迁的描述，也是借径“中国个案”的分析，提炼某种普遍理论形态的基础作业与组成部分。
如何重新阐释中国文化
中国文化的自我更新过程和中国文明面对世界之际，不仅会遭遇文化合法性与政治合法性的分立与分离问题，而且还会不断出现诸如大传统与小传统、心灵与实践、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的背逆等等中国式难题。换言之，文化合法性与政治合法性浮现于当今中国的问题视域，逼迫着我们必须做出当下中国的回应。
其一，对于传统“天下观”予以现代重构性阐释，以天下观念的博大与包容，吸纳一切人类文明，重塑世界格局。以晚近中国一百多年所积累的生存经验为背景来重构世界格局的努力，既是对“天下观”的拓展，可能也是向美美与共的人类家园理想提供中国文化启示的用力处。
其二，对于“中国形象”的文化合法性阐释与“文化中国”图景的建构。对于“中国”意涵的不断阐释，也是对中国之为一种人间秩序和人世生活的应然之维的绵绵不绝的开拓、提升和丰富的过程。由此造成的历史与道义、知识与思想、形上与形下、天道与人心的廓然意象，一以仁爱宽和、厚道中庸、博大中正和进取向上为依归，文质彬彬，坚毅刚卓，此其为中华也。这是“中国形象”文化合法性的必要内涵，更是面临全球化时代，文化与制度竞争形势下，中国知识思想界应予传承接续的未尽伟业。
其三，建构中国文明的超越本体，提高中国文明的精神层次。在此，需要挖掘中国文明的人文主义心性资源及其超越禀性，包括“以德抗位”的道德主体性，仁爱礼智信的价值信念和精神追求，形成中国的自然法理论体系，剥夺世俗权力天然合法性的独断论述，形成“有法有天”的人间秩序，提炼超越意义的汉语学思。由于超越本体的重构性阐释必然牵扯到信仰世界及其自由选择的问题，因此，需要重申的是，信仰自由是每一个体提升自己精神独立性的必由之路，也是造就公民和政治的前提，任何公共权力不应介入，也无法介入。信守信仰自由，既是世俗权力恪守本分，对于精神尊严的应有承诺，也是建构中国文明超越本体的制度前提，有待努力者既烦且重。若说所谓“主流价值”，则皈依处在此。
其四，对于中国伦理智慧、道德理想的发掘和道义力量的涵养。大凡引领世界人类方向的国族，多半具有自己的浩然道德理想与铮铮道德担当，秉有深厚的伦理智慧，而提炼出普世的价值理念。平等、自由和博爱理念，既是政治理想，也是道德理想，两三百年来一直是响遏行云、鼓荡人心的最为美好的道德号令，一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一千年心声，具有永恒的感召力。秉持如此道德情怀的国家，才是受人尊重的泱泱国度。中国在经济发展、国力大增之际，亟需涵养和发育的正是此种道德理想与伦理智慧。
其五，族群政治、公民团结与分享的公共空间，是中国这一多民族国家过去、此刻和未来无法回避，并且愈发严峻的现实问题，考验着中国文明，需要中国实现自己的政治成熟。
一句话，中华文化的“复兴”，特别是软实力部分，尚需知识思想界的重构性阐释。
2008年11月25日
郑永年 中国改革开放对世界意味着什么
中国的改革开放对世界意味着什么？回答这个问题就是要从国际环境的变化来看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的改革开放既然和国际环境分不开，那么也自然对国际社会具有深刻的影响。
尤其应当指出的是，“开放”就是对外的开放，“开放”表明中国的改革一开始就是世界发展经验的组成部分。也正因为这样，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一开始，国际社会对此的关怀并不亚于中国社会本身对此的关怀。
中国的改革开放对世界意味着什么的问题，在改革开放的不同时期其含义是不一样的。这可以从西方世界的一些人对中国改革开放的话语变迁中看出。
早期在中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也就是上世纪80年代初期，西方社会对中国一片欢迎，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会使得中国会很快演变成为另一个西方式国家。但当他们最终意识到中国不可能成为另外一个“他们”的时候，西方就从90年代初开始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中国威胁论”，从“中国军事威胁论”到“中国经济威胁论”再到“中国政治不确定论”等等，循环反复，从未间断过。
当然，跟随着各种威胁论的是各种应付中国的策论，“围堵”、“遏制”、“抗衡”、“对冲”和“接触”，等等，不一而足。到了他们意识到中国的崛起不可遏制和围堵，意识到中国事实上已经崛起的时候，西方又有了“大国责任论”和“利益相关者”论等等。
不同角度看“中国模式”
西方对中国的各种忧虑和猜疑背后有其种种原因。不管怎样，这就是说中国的改革开放和西方的利益息息相关。但如果光从西方对中国的反应来看中国改革开放的世界意义，那么就会过于狭隘。
不管中国现在如何定位自己或者其他国家如何定位中国，改革开放当初发生在属于发展中国家的中国这个事实表明中国的经验对于发展中国家更具有现实意义和价值。
无论对西方和发展中国家，在中国的改革开放30周年之后，其意义最主要的体现就是近年来所争论的“中国模式”上。中国模式问题在西方已经讨论多年。尽管中国政府本身还是低调，但在海外对这个模式的讨论有增无减。
基本上，中国模式对于西方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具有不同的意义。对很多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来说，中国模式的意义在于其到底是否能够成为有别于从前其他所有模式的一个替代模式。
在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的发展模式基本上分为前苏联模式和西方模式。现在前苏联模式已经解体，只剩下西方模式。西方模式主要指的是美国模式。
尽管欧洲国家也经常在国际事务中倡导其价值和模式，但已经没有很大的能量在世界舞台上推动其模式的传播。并且在很多方面，欧洲正在和美国区分开来，努力寻求其自己的模式。
很显然，在内政方面，欧洲的社会主义因素远较美国多。只有美国在冷战结束后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有力量推行其模式。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华盛顿共识”。但不管是欧洲还是美国，在推行其模式方面并没有成功，很多采用西方模式的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因此而得到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民主政治的稳定和生存。在这种情形下，中国模式对发展中国家具有了非常的意义。
中国模式不否认民主人权
中国模式不仅是对已经证明了失败的前苏联模式的否定，而且也并非是西方模式的延伸。在经济上中国走的是混合式经济道路。既否定了前苏联的完全公有化模式，也破除了西方的绝端私有化模式。
混合式经济整合了各方面的动力机制，是中国高速发展的基础。没有由混合式模式带来的经济财富，中国也不可能进行庞大的社会改革。无论在经济还是社会，中国的改革仍然有很大的空间（例如在监管方面仍然薄弱），但总的趋势已定。
在政治方面，中国似乎处于弱势。中国仍然面临西方的很多指责，尤其在人权和民主方面。在这方面中国的确存在很多问题，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和西方的意识形态有关。
很多发展中国家并不这样看，因为西方式的民主人权并没有使得那里的人民享有真正的政治权力，而且所谓的民主政治经常给他们带来的并不是政治秩序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更多的是政治腐败和社会乱象。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模式也并不否认民主人权。中国模式强调的是各种权利获得的阶段性。任何一个社会只有到了经济社会方面发展到一定水平，人们的政治权力才有基础。
或者说，民主政治需要一个有效的社会经济基础设施。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大多数人民所获得的包括政治方面的权利要比那些简单照搬西方式民主（无论是被迫的还是主动的）要多得多。正因为这样，中国模式对很多发展中国家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各国须根据自己情况来参照
如果说中国模式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更多的是发展经验问题，那么对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来说则更多的是一种价值问题。
对很多西方人来说，中国模式就是对西方的价值的挑战和竞争。他们的担忧不仅仅在于上面所说的很多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经验的极大兴趣，也是因为即使在西方，那些对美国和西方模式不再感兴趣的西方人也开始看重中国模式。
不管怎样，前些年所谓的要以“北京共识”取代“华盛顿共识”的讨论起源于西方，而非中国。
中国模式对西方的相关性并非危言耸听。中国的改革是在国际环境下发生的，就是说中国的经验是世界发展经验的内在一部分。中国不是关起门来改革的，而是在开放环境下。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学习了很多的经验，不仅向发达的西方国家学，而且也向像新加坡那样的小国家学。在很大程度上说，中国的成功是一些国际最优经验和中国本身实践结合的产物。就是说，中国模式既具有世界性，也具有中国性。因此，在讨论中国模式时，光强调国际性或者光强调地方性（中国特色）都不是很科学的。
具有国际性表明中国的发展无论对发展中国家还是对发达国家都具有参照意义；而中国性则表明各国只能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参照中国模式。这也就是说，中国不可把自己的模式总结成为像“华盛顿共识”那样的东西往外推广。
如果想象中的“北京共识”取代了“华盛顿共识”，那不可能是一些人所希望的中国软力量，而是一笔巨大的负资产，正如喧嚣一时的“华盛顿共识”已经变成了全世界的负资产一样。
尤其应当指出的是，“开放”就是对外的开放，“开放”表明中国的改革一开始就是世界发展经验的组成部分。也正因为这样，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一开始，国际社会对此的关怀并不亚于中国社会本身对此的关怀。
中国的改革开放对世界意味着什么的问题，在改革开放的不同时期其含义是不一样的。这可以从西方世界的一些人对中国改革开放的话语变迁中看出。
早期在中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也就是上世纪80年代初期，西方社会对中国一片欢迎，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会使得中国会很快演变成为另一个西方式国家。但当他们最终意识到中国不可能成为另外一个“他们”的时候，西方就从90年代初开始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中国威胁论”，从“中国军事威胁论”到“中国经济威胁论”再到“中国政治不确定论”等等，循环反复，从未间断过。
当然，跟随着各种威胁论的是各种应付中国的策论，“围堵”、“遏制”、“抗衡”、“对冲”和“接触”，等等，不一而足。到了他们意识到中国的崛起不可遏制和围堵，意识到中国事实上已经崛起的时候，西方又有了“大国责任论”和“利益相关者”论等等。
不同角度看“中国模式”
西方对中国的各种忧虑和猜疑背后有其种种原因。不管怎样，这就是说中国的改革开放和西方的利益息息相关。但如果光从西方对中国的反应来看中国改革开放的世界意义，那么就会过于狭隘。
不管中国现在如何定位自己或者其他国家如何定位中国，改革开放当初发生在属于发展中国家的中国这个事实表明中国的经验对于发展中国家更具有现实意义和价值。
无论对西方和发展中国家，在中国的改革开放30周年之后，其意义最主要的体现就是近年来所争论的“中国模式”上。中国模式问题在西方已经讨论多年。尽管中国政府本身还是低调，但在海外对这个模式的讨论有增无减。
基本上，中国模式对于西方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具有不同的意义。对很多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来说，中国模式的意义在于其到底是否能够成为有别于从前其他所有模式的一个替代模式。
在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的发展模式基本上分为前苏联模式和西方模式。现在前苏联模式已经解体，只剩下西方模式。西方模式主要指的是美国模式。
尽管欧洲国家也经常在国际事务中倡导其价值和模式，但已经没有很大的能量在世界舞台上推动其模式的传播。并且在很多方面，欧洲正在和美国区分开来，努力寻求其自己的模式。
很显然，在内政方面，欧洲的社会主义因素远较美国多。只有美国在冷战结束后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有力量推行其模式。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华盛顿共识”。但不管是欧洲还是美国，在推行其模式方面并没有成功，很多采用西方模式的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因此而得到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民主政治的稳定和生存。在这种情形下，中国模式对发展中国家具有了非常的意义。
中国模式不否认民主人权
中国模式不仅是对已经证明了失败的前苏联模式的否定，而且也并非是西方模式的延伸。在经济上中国走的是混合式经济道路。既否定了前苏联的完全公有化模式，也破除了西方的绝端私有化模式。
混合式经济整合了各方面的动力机制，是中国高速发展的基础。没有由混合式模式带来的经济财富，中国也不可能进行庞大的社会改革。无论在经济还是社会，中国的改革仍然有很大的空间（例如在监管方面仍然薄弱），但总的趋势已定。
在政治方面，中国似乎处于弱势。中国仍然面临西方的很多指责，尤其在人权和民主方面。在这方面中国的确存在很多问题，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和西方的意识形态有关。
很多发展中国家并不这样看，因为西方式的民主人权并没有使得那里的人民享有真正的政治权力，而且所谓的民主政治经常给他们带来的并不是政治秩序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更多的是政治腐败和社会乱象。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模式也并不否认民主人权。中国模式强调的是各种权利获得的阶段性。任何一个社会只有到了经济社会方面发展到一定水平，人们的政治权力才有基础。
或者说，民主政治需要一个有效的社会经济基础设施。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大多数人民所获得的包括政治方面的权利要比那些简单照搬西方式民主（无论是被迫的还是主动的）要多得多。正因为这样，中国模式对很多发展中国家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各国须根据自己情况来参照
如果说中国模式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更多的是发展经验问题，那么对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来说则更多的是一种价值问题。
对很多西方人来说，中国模式就是对西方的价值的挑战和竞争。他们的担忧不仅仅在于上面所说的很多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经验的极大兴趣，也是因为即使在西方，那些对美国和西方模式不再感兴趣的西方人也开始看重中国模式。
不管怎样，前些年所谓的要以“北京共识”取代“华盛顿共识”的讨论起源于西方，而非中国。
中国模式对西方的相关性并非危言耸听。中国的改革是在国际环境下发生的，就是说中国的经验是世界发展经验的内在一部分。中国不是关起门来改革的，而是在开放环境下。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学习了很多的经验，不仅向发达的西方国家学，而且也向像新加坡那样的小国家学。在很大程度上说，中国的成功是一些国际最优经验和中国本身实践结合的产物。就是说，中国模式既具有世界性，也具有中国性。因此，在讨论中国模式时，光强调国际性或者光强调地方性（中国特色）都不是很科学的。
具有国际性表明中国的发展无论对发展中国家还是对发达国家都具有参照意义；而中国性则表明各国只能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参照中国模式。这也就是说，中国不可把自己的模式总结成为像“华盛顿共识”那样的东西往外推广。
如果想象中的“北京共识”取代了“华盛顿共识”，那不可能是一些人所希望的中国软力量，而是一笔巨大的负资产，正如喧嚣一时的“华盛顿共识”已经变成了全世界的负资产一样。
2008年11月22日
赵灵敏 美国形象的重构
从来没有一个总统候选人像奥巴马那样吸引全世界眼球，也没有谁像他那样激起人们对美国的憧憬和幻想。
但是，激情和喧嚣总会退去，奥巴马接手的，是一个处境空前困难的美国：金融危机不仅打击了美国的经济，更使美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霸权地位发生了动摇；美国所大力倡导的、一度被全世界奉为圭臬的自由市场、全球化、民主等理念，现在遭到了广泛的质疑和挑战；美国的道德形象出现了严重坍塌，第三世界反美情绪高涨，号令不行代替了过去的一呼百应。
金融危机和伊拉克战争终会过去，而如何重构美国和世界的关系、恢复美国的传统价值观和吸引力，是更为根本的问题。奥巴马如何应对这些问题，不仅关乎美国的兴衰和自己的历史地位，也关乎世界的未来。
爱美国
和世界上许多民族一样，美国人的建国也经历了一场战争。“独立战争”胜利后，美国人并没有立即建立起他们的联邦政府，将帅们打下了江山，却没有去坐江山，而是和自己的士兵一样一哄而散，解甲归田。于是，美国的建国过程竟是这样：先有一个关于国家的理想和一种精神，然后有宪法，最后有政府和总统。可以说，在充满流血和杀戮的人类政治史上，美国树立了新的道德标杆。
鸦片战争后，刚刚独立不久的美国，参与了八国联军，在庚子赔款中也捞了一把。但随即美国就将这笔钱，主要用于培养来自中国的留学生。虽说是羊毛出在羊身上，但从詹天佑到胡适，一大批对我国近、现代历史有过重大影响的人物，其最重要的教育阶段都是在美国完成的。而彼时的美国远不似现在这样富得流油，甚至羽毛尚欠丰满。
美国真正走上世界政治的舞台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巴黎和会上。1918年1月，美国总统威尔逊发表了“14点计划”，倡导成立了“国际联盟”，并提出“废除秘密外交”、“民族自决”等原则。民族自决不仅意味着公正划定国界，还意味着解放人民，其中的非殖民化原则激发了一战后开始的非殖民化浪潮；外交、盟约的公开化原则开辟了民主外交新时代。虽然威尔逊回国后条约批准在国会受挫、美国未能参加而使国联的权威性和功能大打折扣，但“国联”毕竟是人类有史以来建立全球政府的第一次尝试，威尔逊计划包含的基本原则和体现的精神也代表着一种生机勃勃的人类理想。
到二战结束时，美国的实力达到顶峰，但美国并没有走上欧洲列强殖民化的老路，它没有要求赔款，而是出台了“马歇尔计划”来支持欧洲的重建，促进了日本的民主化，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并倡导成立了联合国，努力建立一个基于法律与多边机制和进程的世界新秩序。没有美国的参与，想必纳粹对犹太人的屠杀行径不会那么快完结，东欧国家也很难结束斯大林式的独裁统治。美国通过自己的实践，使“民主”“自由”“人权”成为了普世价值，极大地提高了国际关系和各国统治者的道德水平，这是美国对人类历史的一个重大贡献。
在世界的大部分地方，一个人的命运在出生时就注定了，但在逆境中取得成功的美国梦的不断出现，给世界很多地方处于绝望中的人们带来了希望。那么多的人不惜代价、不惧风险、翻山越岭要去美国，无非是相信在那里有更多成功的机会。前新加坡驻联合国大使马凯硕在《走出纯真年代》一书中就认为：“美国与我们这个星球上几十亿穷苦人共同分享的一个最大礼物就是希望。美国让世界人民明白，自己的命运并不是一生下来就注定不变了。在一个唯才是举、任人唯贤的社会里，任何人都有可能成功。当美国崛起为一个主要强国，它彻底改变了历史的发展脉络。”
人们对美国的期待和想象，当然包含有很多不切实际的成分，但神话的存在往往比实现更重要，美国的所作所为曾使人们对此深怀憧憬。更重要的是，美国藉此和世界建立了良性的关系：不是奴役和被奴役、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而是一种全新的国家关系，其他国家对美国的领导不乏信服和好感。
恨美国
但是，美国对于道德和价值观的强调，本身就孕育了遭人反感的因子。一个整天把道德挂在嘴边的人，人们对他的道德境界自然有更高的期待和要求；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做了一件坏事，比卑劣的人做坏事更让人震惊和难以容忍，这是人性，也一样适用于国际关系。萨达姆无恶不作，人们几乎习以为常；美国虐待了战俘，全世界就指责美国“残忍”“虚伪”，这是美国不得不面对的道德困境。
当坐在“五月花”号船上的移民到达美洲大陆时，他们便以上帝选民的身份预言道：“我们将成为整个世界的‘山巅之城’，全世界人民的眼睛都将看着我们。”美国历史学家伯恩曾写道：“对某些美国领导人来说，这种使命感被解释为伦理的和宗教的。因为我们的德操，人们被上帝挑选出来在公正和正义方面指导和教育其他民族。另一些领导则认为，我们有责任向地球上落后地区传播文明，甚至为了他们的利益而统治野蛮和无知的民族。”这种天赋使命和种族优越观念深深地烙印在美利坚民族的思想意识之中，他们像狂热的传教士一样，要把美国的自由民主价值观强加给全世界的“劣等”种族与文明。这种高人一等的观念必然要反映到美国政府的对外政策中来。
于是乎，美国将对伊战争称之为“解放伊拉克人民”的行动，硬是要将“大中东民主改造计划”强加给阿拉伯国家。然而不幸的是，美国以武力推行“理想”的结果往往是事与愿违，到处碰壁，更坏的是给对方带去种种不幸。基于道义价值之上的外交政策，常常混合出一种倔强的盲目行为以及十分危险的单独行动，正如威尔逊和杜勒斯所执行的那样，并没有明显使这个世界更加有道义，相反却导致走向死胡同，或导致走向一系列大灾难。
9·11事件发生后，法里德·扎卡里亚为《新闻周刊》撰写了名为《他们为什么憎恨我们》的封面文章，引起了广泛关注。该文记录了美国在遭受攻击后的惊慌失措和疑惑，因为所有美国人都感到他们是无辜的受害者。《国际先驱论坛报》所做的调查显示，90%的美国人认为是美国的强大和财富遭到了世界的忌恨，而压倒多数的非美国人认为，美国应该为这个世界上的不公不义负责任。
基辛格在《大外交》中曾经无奈地抱怨美国的“国民性”：有强烈的入世和救世情结，对于美国制度与价值观的特殊性具有根深蒂固的乐观倾向，美国发动的战争必然是基于道义，是为了反对专制、普及民主的崇高目标而绝不是为了改变或维持均势这种卑劣心态。其实这种心态不独美国人有，其它各国包括中国在内亦然。只是美国特殊的国际地位，它的这种自以为是为害更大，更让人难以接受。
奥巴马的舞台
除了这一系列机制性的缺陷之外，布什总统上台后不久便以有损美国国家安全和利益为由，退出或废止了一系列国际条约：《京都议定书》、《反弹道导弹条约》、《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等，并抛开联合国擅自发动伊拉克战争，损害和挑战了联合国安理会在维护和平与安全方面的权威和作用。美国对国际制度的种种背离和破坏，极大地消耗了其长久以来积累的外交资源，是对领导能力的破坏性开采。
当然，布什在第二任期里试图对以前的错误进行纠正，努力回到多边协商等传统路线上来，但成效不彰，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美国的道义形象严重受损，世界各国对美国处理国际事务的动机和公正产生疑虑。敬畏感消失以后，美国低成本的号召力没有了。以前美国发一个号召有很多国家服从，现在它发一个号召估计只有两个国家响应，一个是日本，一个是以色列，英国都不会跟着它走了。
奥巴马入主白宫，不仅证明了美国长期引以为豪的平等与个人价值理念，更重要的是他给人以更强调谈判，更关注第三世界，更了解世界多样性的印象，从而重新点燃了世界对美国的期待，这将是奥巴马的一个巨大外交资源。奥巴马在海外的超高人气，或许可以为他带来弥合分歧的优势。
未来，美国新总统在外交政策上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主导建立一个新的全球管理体系，而要达成这个目标，当务之急是恢复世界对美国的信任和好感，修补美国和世界的传统关系。约瑟夫·奈认为，只要下任美国总统调整好对外政策，美国的“软实力”仍然是可以恢复的。
但是，激情和喧嚣总会退去，奥巴马接手的，是一个处境空前困难的美国：金融危机不仅打击了美国的经济，更使美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霸权地位发生了动摇；美国所大力倡导的、一度被全世界奉为圭臬的自由市场、全球化、民主等理念，现在遭到了广泛的质疑和挑战；美国的道德形象出现了严重坍塌，第三世界反美情绪高涨，号令不行代替了过去的一呼百应。
金融危机和伊拉克战争终会过去，而如何重构美国和世界的关系、恢复美国的传统价值观和吸引力，是更为根本的问题。奥巴马如何应对这些问题，不仅关乎美国的兴衰和自己的历史地位，也关乎世界的未来。
爱美国
和世界上许多民族一样，美国人的建国也经历了一场战争。“独立战争”胜利后，美国人并没有立即建立起他们的联邦政府，将帅们打下了江山，却没有去坐江山，而是和自己的士兵一样一哄而散，解甲归田。于是，美国的建国过程竟是这样：先有一个关于国家的理想和一种精神，然后有宪法，最后有政府和总统。可以说，在充满流血和杀戮的人类政治史上，美国树立了新的道德标杆。
鸦片战争后，刚刚独立不久的美国，参与了八国联军，在庚子赔款中也捞了一把。但随即美国就将这笔钱，主要用于培养来自中国的留学生。虽说是羊毛出在羊身上，但从詹天佑到胡适，一大批对我国近、现代历史有过重大影响的人物，其最重要的教育阶段都是在美国完成的。而彼时的美国远不似现在这样富得流油，甚至羽毛尚欠丰满。
美国真正走上世界政治的舞台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巴黎和会上。1918年1月，美国总统威尔逊发表了“14点计划”，倡导成立了“国际联盟”，并提出“废除秘密外交”、“民族自决”等原则。民族自决不仅意味着公正划定国界，还意味着解放人民，其中的非殖民化原则激发了一战后开始的非殖民化浪潮；外交、盟约的公开化原则开辟了民主外交新时代。虽然威尔逊回国后条约批准在国会受挫、美国未能参加而使国联的权威性和功能大打折扣，但“国联”毕竟是人类有史以来建立全球政府的第一次尝试，威尔逊计划包含的基本原则和体现的精神也代表着一种生机勃勃的人类理想。
到二战结束时，美国的实力达到顶峰，但美国并没有走上欧洲列强殖民化的老路，它没有要求赔款，而是出台了“马歇尔计划”来支持欧洲的重建，促进了日本的民主化，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并倡导成立了联合国，努力建立一个基于法律与多边机制和进程的世界新秩序。没有美国的参与，想必纳粹对犹太人的屠杀行径不会那么快完结，东欧国家也很难结束斯大林式的独裁统治。美国通过自己的实践，使“民主”“自由”“人权”成为了普世价值，极大地提高了国际关系和各国统治者的道德水平，这是美国对人类历史的一个重大贡献。
在世界的大部分地方，一个人的命运在出生时就注定了，但在逆境中取得成功的美国梦的不断出现，给世界很多地方处于绝望中的人们带来了希望。那么多的人不惜代价、不惧风险、翻山越岭要去美国，无非是相信在那里有更多成功的机会。前新加坡驻联合国大使马凯硕在《走出纯真年代》一书中就认为：“美国与我们这个星球上几十亿穷苦人共同分享的一个最大礼物就是希望。美国让世界人民明白，自己的命运并不是一生下来就注定不变了。在一个唯才是举、任人唯贤的社会里，任何人都有可能成功。当美国崛起为一个主要强国，它彻底改变了历史的发展脉络。”
人们对美国的期待和想象，当然包含有很多不切实际的成分，但神话的存在往往比实现更重要，美国的所作所为曾使人们对此深怀憧憬。更重要的是，美国藉此和世界建立了良性的关系：不是奴役和被奴役、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而是一种全新的国家关系，其他国家对美国的领导不乏信服和好感。
恨美国
但是，美国对于道德和价值观的强调，本身就孕育了遭人反感的因子。一个整天把道德挂在嘴边的人，人们对他的道德境界自然有更高的期待和要求；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做了一件坏事，比卑劣的人做坏事更让人震惊和难以容忍，这是人性，也一样适用于国际关系。萨达姆无恶不作，人们几乎习以为常；美国虐待了战俘，全世界就指责美国“残忍”“虚伪”，这是美国不得不面对的道德困境。
当坐在“五月花”号船上的移民到达美洲大陆时，他们便以上帝选民的身份预言道：“我们将成为整个世界的‘山巅之城’，全世界人民的眼睛都将看着我们。”美国历史学家伯恩曾写道：“对某些美国领导人来说，这种使命感被解释为伦理的和宗教的。因为我们的德操，人们被上帝挑选出来在公正和正义方面指导和教育其他民族。另一些领导则认为，我们有责任向地球上落后地区传播文明，甚至为了他们的利益而统治野蛮和无知的民族。”这种天赋使命和种族优越观念深深地烙印在美利坚民族的思想意识之中，他们像狂热的传教士一样，要把美国的自由民主价值观强加给全世界的“劣等”种族与文明。这种高人一等的观念必然要反映到美国政府的对外政策中来。
于是乎，美国将对伊战争称之为“解放伊拉克人民”的行动，硬是要将“大中东民主改造计划”强加给阿拉伯国家。然而不幸的是，美国以武力推行“理想”的结果往往是事与愿违，到处碰壁，更坏的是给对方带去种种不幸。基于道义价值之上的外交政策，常常混合出一种倔强的盲目行为以及十分危险的单独行动，正如威尔逊和杜勒斯所执行的那样，并没有明显使这个世界更加有道义，相反却导致走向死胡同，或导致走向一系列大灾难。
9·11事件发生后，法里德·扎卡里亚为《新闻周刊》撰写了名为《他们为什么憎恨我们》的封面文章，引起了广泛关注。该文记录了美国在遭受攻击后的惊慌失措和疑惑，因为所有美国人都感到他们是无辜的受害者。《国际先驱论坛报》所做的调查显示，90%的美国人认为是美国的强大和财富遭到了世界的忌恨，而压倒多数的非美国人认为，美国应该为这个世界上的不公不义负责任。
基辛格在《大外交》中曾经无奈地抱怨美国的“国民性”：有强烈的入世和救世情结，对于美国制度与价值观的特殊性具有根深蒂固的乐观倾向，美国发动的战争必然是基于道义，是为了反对专制、普及民主的崇高目标而绝不是为了改变或维持均势这种卑劣心态。其实这种心态不独美国人有，其它各国包括中国在内亦然。只是美国特殊的国际地位，它的这种自以为是为害更大，更让人难以接受。
奥巴马的舞台
除了这一系列机制性的缺陷之外，布什总统上台后不久便以有损美国国家安全和利益为由，退出或废止了一系列国际条约：《京都议定书》、《反弹道导弹条约》、《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等，并抛开联合国擅自发动伊拉克战争，损害和挑战了联合国安理会在维护和平与安全方面的权威和作用。美国对国际制度的种种背离和破坏，极大地消耗了其长久以来积累的外交资源，是对领导能力的破坏性开采。
当然，布什在第二任期里试图对以前的错误进行纠正，努力回到多边协商等传统路线上来，但成效不彰，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美国的道义形象严重受损，世界各国对美国处理国际事务的动机和公正产生疑虑。敬畏感消失以后，美国低成本的号召力没有了。以前美国发一个号召有很多国家服从，现在它发一个号召估计只有两个国家响应，一个是日本，一个是以色列，英国都不会跟着它走了。
奥巴马入主白宫，不仅证明了美国长期引以为豪的平等与个人价值理念，更重要的是他给人以更强调谈判，更关注第三世界，更了解世界多样性的印象，从而重新点燃了世界对美国的期待，这将是奥巴马的一个巨大外交资源。奥巴马在海外的超高人气，或许可以为他带来弥合分歧的优势。
未来，美国新总统在外交政策上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主导建立一个新的全球管理体系，而要达成这个目标，当务之急是恢复世界对美国的信任和好感，修补美国和世界的传统关系。约瑟夫·奈认为，只要下任美国总统调整好对外政策，美国的“软实力”仍然是可以恢复的。
2008年11月18日
郑永年 改革开放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尽管从数字上看30年对具有数千年历史的中国并不算什么，但把它放在中国历史的过去和未来的中间，人们会感觉到这30年具有里程碑式的历史意义。就是说这30年为历史的长河注入了从前所不曾有过，并且注定会对未来产生长远影响的因素。
尽管数千年的历史很长，但这样的历史时刻并不多见。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这30年已经成为历史连贯中的重要一环。改革开放未来的路还很长，但站在今天这个历史的连接点上，如何看过去的30年非常重要，因为它必然会影响未来的改革开放和方方面面的发展。
正因为这样，中国各方面早已经开始纪念这30周年。尽管已经有大量的纪念和回顾性文章出现，但有意义的文章并不多见。大家都聚焦于一些细小的枝节上，谈些亲身的感受。人们还不得而知，这种纪念方式是否和有关方面的宣传基调有关，但从这几年的发展形势来看，这种做法很容易让人理解。
很多年来，人们对改革的反思往往提高到意识形态的层面，每年都会有所谓的左右派之争，要不为改革开放大唱赞歌，要不就是加以否定。
左右派争论往往都是从微观角度来看改革开放。在这个层面，人们用亲身的经历和利益得失来衡量和评介改革开放。从利益得失的角度，尽管改革开放为整个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好处，但这些好处在各个社会群体中的分配是不均衡的。那些得到很多利益的群体必然倾向于肯定改革开放，而那些得到利益不多甚至利益受损的群体必然对改革开放抱否定的态度。
人们抱怨改革开放的成果分配问题很自然，也很重要。因为如果改革开放不能给社会的大多数带来利益，如果诸如收入分配和社会分化问题得不到解决，就会影响改革开放的进程，甚至断送改革开放。
但仅仅从微观的角度来审视改革开放是不够的。宏观的审视也非常必要。没有一种宏观的角度，就会使人既看不到个人的未来，也看不到整个社会发展的方向。
如何确立宏观的视角？改革开放就是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这两个互相依存的方面。宏观的视角就是要把改革开放放在中国和国际发展的大环境中去探讨其意义。开放使得中国和国际体系的整合，使得中国的改革具有了国际意义（这方面应当另文讨论）。本文主要聚焦于中国改革开放对中国自身历史的意义。
摸着石头，但方向明确
从宏观的角度，简单地说，改革开放最深刻的意义在于对国家发展道路包括经济、社会和政治道路的探索。中国在进入近代历史之前，尽管历史漫长，但多为历史的简单重复，农业社会和王朝更替是数千年历史的最持续的特色。
只有到了近代和西方强国接触之后，中国的各方面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简单地说，从清末改革运动到孙中山再到毛泽东，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人一直处于持续的革命之中，探索的重点在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尽管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人最终建立了人民共和国，但对共和国应当是怎样的一个国家似乎并不清楚。“继续革命”可以说改革开放前30年的共和国的主要特点。
在前30年，鉴于当时的国际形势，毛泽东一代尽管也有些制度上的创新（如在建设社会主义方面和苏联决裂），但总体上还是苏联版本的计划经济和贫穷社会主义。不管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中国仍然孤立于国际体系之外。
毛泽东的功劳在于为一个主权独立国家奠定了基础结构，但对如何建立这个新国家，毛泽东留给后人的只有很多宝贵而代价极高的教训和经验。尽管毛泽东也为现代社会提供了很多理想如社会公平正义等，但其本身的实践和所使用的各种方式并没有赋权中国社会实现这些具有普世性的价值。
从历史的角度看，没有改革前的30年就很难有改革开放的30年。正是因为有毛泽东那么多充满价值的社会实践，毛泽东后的中国领导人才有了全然不同的探索。计划、集权、没有自由、封闭、贫穷社会主义等等已经被证明为行不通，才使得无论是领导层还是中国社会接受并拼命追求市场、分权、自由、开放和富裕生活等价值。
尽管邓小平当时形象地说改革开放是“摸着石头过河”，但这只是说追求这些价值的过程具有不确定，实际上的方向是相当明确的。这也是为什么在各种危机面前例如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和90年代初前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解体之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始终没有回过头的主要原因。
改革开放精神已贯彻生活
同时，中国对发展的道路选择也并非“非此即彼”，就是说并不是在告别了前苏联模式之后，就去选择西方模式。这方面中国又和俄罗斯和东欧国家区分开来。应当说，这种独立的探索本身就是一个价值。
俄罗斯和东欧国家接受西方发展模式，希望通过激进的改革，变成西方国家。但大都导致了经济衰退和社会的大动荡。以俄罗斯为例。在其进行休克疗法的激进改革后，俄罗斯在一段时间里赢得了西方的高度赞美。但不久俄罗斯就发现无论是西方式市场经济还是西方式民主都很难适应俄罗斯的社会经济发展。
直到普京的改革，俄罗斯开始纠正激进改革的弊端。但一旦这样做，俄罗斯被视为是走回头路，西方对俄罗斯是一片责难。经过诸多曲折之后，那里的政治人物和社会才意识到，尽管民主政治是一种值得追求的价值，但民主不能保证社会经济的发展。如果民主不能同时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就会导致社会的不满，而政权也会处于低度合法性。
中国的改革开放模式造就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奇迹。但这并不是说，中国的一切完美，可以高枕无忧。高速的经济发展也导致了无穷的负面效应。在一些方面的价值因为改革开放而得以实现的同时，另外一些价值如环境、道德和社会公平等一一消失了。如果不能重新拾回这些价值，社会本身的生存和发展就会成为问题。
正因为这样，近年来中国已经把改革的重点转移到社会改革方面，包括环保、卫生、医疗、社会福利和教育等等方面。但无容置疑，因为政治改革的滞后，社会改革的方方面面还远远落后于现实的需求。
因为社会改革的困难和政治改革的滞后，一些人就认为中国的经济奇迹已经走到了顶点，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走到了顶点。的确，从微观角度看，中国正面临任何其他国家所不曾面临的无穷无尽的问题。但如果从宏观的角度来看，没有特别使人感到悲观的因素。
中国的基本市场制度已经确立，并且中国已经和国际社会深深整合。从这个角度看，改革开放没有回头路。更为重要的是，尽管改革开放过程中有赢家也有输家，但无论是哪一个社会群体，谁都不想走回头路。
或者说，改革开放的精神已经隐含到整个社会运转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这就是继续改革开放最强大的动力。
没有人能够保证未来的改革开放道路会是平坦的，会是毫无风险和危机的。曲折、风险和危机是前面30年改革开放的特色，今后也会继续。但是前面30年的改革开放已经给未来的改革开放造就了无限的动力机制。
经济改革还需要完善，社会改革有待继续，政治改革面临巨大压力。尽管“摸着石头”不可避免，但是不管前面有怎样的风险和危机，这条河还是要过完的。
无论是精英还是大众，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没有任何人想停滞不前，就此沉沦。对道路的探索，不仅是社会成员的个体价值，更是社会群体的整体价值。
尽管数千年的历史很长，但这样的历史时刻并不多见。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这30年已经成为历史连贯中的重要一环。改革开放未来的路还很长，但站在今天这个历史的连接点上，如何看过去的30年非常重要，因为它必然会影响未来的改革开放和方方面面的发展。
正因为这样，中国各方面早已经开始纪念这30周年。尽管已经有大量的纪念和回顾性文章出现，但有意义的文章并不多见。大家都聚焦于一些细小的枝节上，谈些亲身的感受。人们还不得而知，这种纪念方式是否和有关方面的宣传基调有关，但从这几年的发展形势来看，这种做法很容易让人理解。
很多年来，人们对改革的反思往往提高到意识形态的层面，每年都会有所谓的左右派之争，要不为改革开放大唱赞歌，要不就是加以否定。
左右派争论往往都是从微观角度来看改革开放。在这个层面，人们用亲身的经历和利益得失来衡量和评介改革开放。从利益得失的角度，尽管改革开放为整个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好处，但这些好处在各个社会群体中的分配是不均衡的。那些得到很多利益的群体必然倾向于肯定改革开放，而那些得到利益不多甚至利益受损的群体必然对改革开放抱否定的态度。
人们抱怨改革开放的成果分配问题很自然，也很重要。因为如果改革开放不能给社会的大多数带来利益，如果诸如收入分配和社会分化问题得不到解决，就会影响改革开放的进程，甚至断送改革开放。
但仅仅从微观的角度来审视改革开放是不够的。宏观的审视也非常必要。没有一种宏观的角度，就会使人既看不到个人的未来，也看不到整个社会发展的方向。
如何确立宏观的视角？改革开放就是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这两个互相依存的方面。宏观的视角就是要把改革开放放在中国和国际发展的大环境中去探讨其意义。开放使得中国和国际体系的整合，使得中国的改革具有了国际意义（这方面应当另文讨论）。本文主要聚焦于中国改革开放对中国自身历史的意义。
摸着石头，但方向明确
从宏观的角度，简单地说，改革开放最深刻的意义在于对国家发展道路包括经济、社会和政治道路的探索。中国在进入近代历史之前，尽管历史漫长，但多为历史的简单重复，农业社会和王朝更替是数千年历史的最持续的特色。
只有到了近代和西方强国接触之后，中国的各方面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简单地说，从清末改革运动到孙中山再到毛泽东，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人一直处于持续的革命之中，探索的重点在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尽管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人最终建立了人民共和国，但对共和国应当是怎样的一个国家似乎并不清楚。“继续革命”可以说改革开放前30年的共和国的主要特点。
在前30年，鉴于当时的国际形势，毛泽东一代尽管也有些制度上的创新（如在建设社会主义方面和苏联决裂），但总体上还是苏联版本的计划经济和贫穷社会主义。不管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中国仍然孤立于国际体系之外。
毛泽东的功劳在于为一个主权独立国家奠定了基础结构，但对如何建立这个新国家，毛泽东留给后人的只有很多宝贵而代价极高的教训和经验。尽管毛泽东也为现代社会提供了很多理想如社会公平正义等，但其本身的实践和所使用的各种方式并没有赋权中国社会实现这些具有普世性的价值。
从历史的角度看，没有改革前的30年就很难有改革开放的30年。正是因为有毛泽东那么多充满价值的社会实践，毛泽东后的中国领导人才有了全然不同的探索。计划、集权、没有自由、封闭、贫穷社会主义等等已经被证明为行不通，才使得无论是领导层还是中国社会接受并拼命追求市场、分权、自由、开放和富裕生活等价值。
尽管邓小平当时形象地说改革开放是“摸着石头过河”，但这只是说追求这些价值的过程具有不确定，实际上的方向是相当明确的。这也是为什么在各种危机面前例如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和90年代初前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解体之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始终没有回过头的主要原因。
改革开放精神已贯彻生活
同时，中国对发展的道路选择也并非“非此即彼”，就是说并不是在告别了前苏联模式之后，就去选择西方模式。这方面中国又和俄罗斯和东欧国家区分开来。应当说，这种独立的探索本身就是一个价值。
俄罗斯和东欧国家接受西方发展模式，希望通过激进的改革，变成西方国家。但大都导致了经济衰退和社会的大动荡。以俄罗斯为例。在其进行休克疗法的激进改革后，俄罗斯在一段时间里赢得了西方的高度赞美。但不久俄罗斯就发现无论是西方式市场经济还是西方式民主都很难适应俄罗斯的社会经济发展。
直到普京的改革，俄罗斯开始纠正激进改革的弊端。但一旦这样做，俄罗斯被视为是走回头路，西方对俄罗斯是一片责难。经过诸多曲折之后，那里的政治人物和社会才意识到，尽管民主政治是一种值得追求的价值，但民主不能保证社会经济的发展。如果民主不能同时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就会导致社会的不满，而政权也会处于低度合法性。
中国的改革开放模式造就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奇迹。但这并不是说，中国的一切完美，可以高枕无忧。高速的经济发展也导致了无穷的负面效应。在一些方面的价值因为改革开放而得以实现的同时，另外一些价值如环境、道德和社会公平等一一消失了。如果不能重新拾回这些价值，社会本身的生存和发展就会成为问题。
正因为这样，近年来中国已经把改革的重点转移到社会改革方面，包括环保、卫生、医疗、社会福利和教育等等方面。但无容置疑，因为政治改革的滞后，社会改革的方方面面还远远落后于现实的需求。
因为社会改革的困难和政治改革的滞后，一些人就认为中国的经济奇迹已经走到了顶点，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走到了顶点。的确，从微观角度看，中国正面临任何其他国家所不曾面临的无穷无尽的问题。但如果从宏观的角度来看，没有特别使人感到悲观的因素。
中国的基本市场制度已经确立，并且中国已经和国际社会深深整合。从这个角度看，改革开放没有回头路。更为重要的是，尽管改革开放过程中有赢家也有输家，但无论是哪一个社会群体，谁都不想走回头路。
或者说，改革开放的精神已经隐含到整个社会运转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这就是继续改革开放最强大的动力。
没有人能够保证未来的改革开放道路会是平坦的，会是毫无风险和危机的。曲折、风险和危机是前面30年改革开放的特色，今后也会继续。但是前面30年的改革开放已经给未来的改革开放造就了无限的动力机制。
经济改革还需要完善，社会改革有待继续，政治改革面临巨大压力。尽管“摸着石头”不可避免，但是不管前面有怎样的风险和危机，这条河还是要过完的。
无论是精英还是大众，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没有任何人想停滞不前，就此沉沦。对道路的探索，不仅是社会成员的个体价值，更是社会群体的整体价值。
2008年11月17日
张雪忠 暴力围城让民主受伤，但不是蒙羞
海协会会长陈云林访台期间，在民进党组织的抗议活动中出现了暴力事件，中国大陆因此有不少人将其视为台湾民主失败的一个新例证，并因此认为大陆不应推行政治民主化。但问题是：民主政治是否应该为此次暴力事件负责？民主政治以外的制度选择是否更有利于弥合台湾社会的政治分歧，甚或更有利于两岸的和平统一？
民主是一个社会的成员参与和组织公共生活的一种方式，民主和非民主社会的不同，在于前者意味着多数人必须始终遵循少数人甚至某一个人的决定。
这些由少数人作出的决定是否符合多数社会成员的利益，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决策者是否总是愿意舍弃自身的利益；决策者是否能掌握足够的知识和信息，以便确定何种决定有利于多数社会成员。
从历史和事实上看，作为少数的决策者在这两方面表现出来的素质，实在让人们看不到乐观的理由。
在前苏联和上世纪50年代末中国出现的饥荒中，被饿死的大多是物理上离粮食更近的农村居民，而不是政治上离决策者更近的城市居民。在目前的中国大陆，对决策者或执行者有利（或至少不利影响不大）的政策，总是能大刀阔斧地出台和推行，对于相反的政策（尽管对整个社会大为有利），人们只能一直望眼欲穿。
以公共财政为例，中国大陆行政管理费支出，如公仆的花费，比重远高于民生领域的文教、科学、卫生、社会保障支出所占的比重。
在以民主方式组织公共生活的情况下，多数人的意见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某一特定的多数群体对少数群体的长久压制，因为随着公共议题的的改变，多数与少数的组合也不断变化。在某一议题上属于多数的人，在另一议题上可能属于少数。另外，少数派在暂时失利后，仍有机会不断批评多数意见的错误和不足，并通过争取更多人的支持而成为多数。
民主化才给两岸和平带来机会
可见，民主政治的正常运作需具备两个重要条件：失败的一方承认和服从民主决策的结果；获胜的一方尊重失败者卷土重来的权利。这两个条件实际上意味着民主政治必然是妥协政治。
如果一个社会的分歧具有性命攸关的性质，或者某种重大分歧的解决方案一旦确定便不可回复，政治妥协往往难以达成。不幸的是，台湾社会的独统分歧恰恰具有这种特征。对于这种分歧，民主政治的确无法有效解决，因为失败的一方（特别是其中的激进势力）总是不甘心接受失败。
对于台湾近期的一系列暴力事件，真正的元凶并非民主政治，而是台湾社会愈演愈烈的独统分歧。台湾的民主政治本身也是这种分歧的受害者。
台湾的主权地位根本就不属于台湾民主政治范围内的议题，因此将独统分歧给台湾社会带来的纷争归咎于民主政治，显然有失客观和公正。
民主政治的运作确实更容易将台湾的独统分歧彰显出来，但这并不意味着台湾的政治民主化是两岸和平统一的障碍。一旦台湾的民主政治被终结，获得政治垄断地位的要么是统派，要么是独派。以目前之情形看来，后者可能性更大。
显然，一个由台独势力实行专制统治的台湾，不会比一个民主的台湾更有利于两岸的和平统一。至于由统派势力垄断政治权力后，两岸是否更容易统一，人们可以回想一下两蒋时期的两岸关系，对答案也能略知一二。
可以说，台湾社会的政治民主化，恰恰为两岸和平统一带来了一线机会。如果大陆一方面通过战略上的威慑，不让台独势力看到丝毫“隧道尽头的亮光”，另一方面适时革新大陆的政治和社会体制，强化台湾民众对大陆的政治认同，两岸的和平统一仍不是毫无可能。
民主促成问责机制的产生
或大或小的危机，如果是给民主社会造成“威胁”的话，那么对非民主社会亦然。大陆的三鹿奶粉事件本身并不能作为否定大陆政制的理由，因为在民主社会也可能出现类似的事件。但民主与非民主政制仍存在一个重大区别，即在事件发生后是否允许人们采取有效措施，尽可能杜绝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
在民主社会，人们可以从社会危机中吸取教训，建立强大、及时的政治问责机制，并允许民众成立自治社团进行自我保护，从而有效防止危机一再出现。
但在非民主社会，这些措施必然会冲击到不平等的政治权力分配格局，因而很难得到实施。在此次大陆毒奶粉事件发生后，受害人不但缺乏团体性的自我保护能力，而且连最基本的民事诉讼权利也被变相地剥夺，这无疑为下一次食品危机的上演预留了舞台。
台湾社会出现的种种纷争，的确让人为台湾民主政治前途深感担忧，但人们并不能因此将台湾民众深化民主的努力视为一个“笑话”。在非民主社会，人们同样不可能完全消除社会分歧，只是因为存在政治压制，这些分歧在往往隐而不现。但政治压制所造成的表面的社会稳定，或为各种重大场合带来的虚幻的肃穆和庄严，并不足以使一直在地上爬行的人，有资格对已学会直立行走但仍偶有趔趄的人加以嘲笑。
民主是一个社会的成员参与和组织公共生活的一种方式，民主和非民主社会的不同，在于前者意味着多数人必须始终遵循少数人甚至某一个人的决定。
这些由少数人作出的决定是否符合多数社会成员的利益，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决策者是否总是愿意舍弃自身的利益；决策者是否能掌握足够的知识和信息，以便确定何种决定有利于多数社会成员。
从历史和事实上看，作为少数的决策者在这两方面表现出来的素质，实在让人们看不到乐观的理由。
在前苏联和上世纪50年代末中国出现的饥荒中，被饿死的大多是物理上离粮食更近的农村居民，而不是政治上离决策者更近的城市居民。在目前的中国大陆，对决策者或执行者有利（或至少不利影响不大）的政策，总是能大刀阔斧地出台和推行，对于相反的政策（尽管对整个社会大为有利），人们只能一直望眼欲穿。
以公共财政为例，中国大陆行政管理费支出，如公仆的花费，比重远高于民生领域的文教、科学、卫生、社会保障支出所占的比重。
在以民主方式组织公共生活的情况下，多数人的意见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某一特定的多数群体对少数群体的长久压制，因为随着公共议题的的改变，多数与少数的组合也不断变化。在某一议题上属于多数的人，在另一议题上可能属于少数。另外，少数派在暂时失利后，仍有机会不断批评多数意见的错误和不足，并通过争取更多人的支持而成为多数。
民主化才给两岸和平带来机会
可见，民主政治的正常运作需具备两个重要条件：失败的一方承认和服从民主决策的结果；获胜的一方尊重失败者卷土重来的权利。这两个条件实际上意味着民主政治必然是妥协政治。
如果一个社会的分歧具有性命攸关的性质，或者某种重大分歧的解决方案一旦确定便不可回复，政治妥协往往难以达成。不幸的是，台湾社会的独统分歧恰恰具有这种特征。对于这种分歧，民主政治的确无法有效解决，因为失败的一方（特别是其中的激进势力）总是不甘心接受失败。
对于台湾近期的一系列暴力事件，真正的元凶并非民主政治，而是台湾社会愈演愈烈的独统分歧。台湾的民主政治本身也是这种分歧的受害者。
台湾的主权地位根本就不属于台湾民主政治范围内的议题，因此将独统分歧给台湾社会带来的纷争归咎于民主政治，显然有失客观和公正。
民主政治的运作确实更容易将台湾的独统分歧彰显出来，但这并不意味着台湾的政治民主化是两岸和平统一的障碍。一旦台湾的民主政治被终结，获得政治垄断地位的要么是统派，要么是独派。以目前之情形看来，后者可能性更大。
显然，一个由台独势力实行专制统治的台湾，不会比一个民主的台湾更有利于两岸的和平统一。至于由统派势力垄断政治权力后，两岸是否更容易统一，人们可以回想一下两蒋时期的两岸关系，对答案也能略知一二。
可以说，台湾社会的政治民主化，恰恰为两岸和平统一带来了一线机会。如果大陆一方面通过战略上的威慑，不让台独势力看到丝毫“隧道尽头的亮光”，另一方面适时革新大陆的政治和社会体制，强化台湾民众对大陆的政治认同，两岸的和平统一仍不是毫无可能。
民主促成问责机制的产生
或大或小的危机，如果是给民主社会造成“威胁”的话，那么对非民主社会亦然。大陆的三鹿奶粉事件本身并不能作为否定大陆政制的理由，因为在民主社会也可能出现类似的事件。但民主与非民主政制仍存在一个重大区别，即在事件发生后是否允许人们采取有效措施，尽可能杜绝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
在民主社会，人们可以从社会危机中吸取教训，建立强大、及时的政治问责机制，并允许民众成立自治社团进行自我保护，从而有效防止危机一再出现。
但在非民主社会，这些措施必然会冲击到不平等的政治权力分配格局，因而很难得到实施。在此次大陆毒奶粉事件发生后，受害人不但缺乏团体性的自我保护能力，而且连最基本的民事诉讼权利也被变相地剥夺，这无疑为下一次食品危机的上演预留了舞台。
台湾社会出现的种种纷争，的确让人为台湾民主政治前途深感担忧，但人们并不能因此将台湾民众深化民主的努力视为一个“笑话”。在非民主社会，人们同样不可能完全消除社会分歧，只是因为存在政治压制，这些分歧在往往隐而不现。但政治压制所造成的表面的社会稳定，或为各种重大场合带来的虚幻的肃穆和庄严，并不足以使一直在地上爬行的人，有资格对已学会直立行走但仍偶有趔趄的人加以嘲笑。
2008年11月15日
唐小兵 知识分子与文化民族主义的迷思
知识分子与文化民族主义的迷思
唐小兵
对于20世纪的中国来说，知识分子与文化民族主义的关系一直充满了悖论。
一方面，晚清以来，在国事蜩螗和救亡图存的历史语境里，传统文化被知识分子解释为造成中国积贫积弱的根源。因此，寻求富强的中国应该彻底地肃清传统文化的遗毒，根除传统的思维方式与语言习惯，这自然导向一种历史虚无主义取向的文化激进主义。这以打倒孔家店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等为标志，以“文化大革命”的“破四旧”为巅峰，可谓是一种反向的文化民族主义。
而另一方面，中国知识界也存在一种强大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认为中国仅仅是在经济-科技等器物层面上不如西方而已，中国的道德与伦理等精神传统，完全可以与西方一比高低，甚至应该成为凝聚民族认同、增强民族自信的核心价值，这以1935年陶希圣、何炳松等10位教授联名签署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以及1958年张君劢、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发表在香港《民主评论》上的宣言《中国文化与世界——我们对中国学术研究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认识》为标志性的文本。
这两种对待传统文化的不同态度，其实共享着相同的历史前提，那就是无论反传统，还是高扬传统，都是发生在一个曾经强大而今落后挨打的弱国之中，因此，对于传统文化的反叛或者回归，其根本的落脚点，往往并不在文化，而是在国家，准确地说就是作为“东亚病夫”的中国人如何铸就一个现代化的民族国家，正因为这个原因，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从一产生以来，就是一种政治性的文化民族主义，承载文化民族主义的主体不是文化，而是国家。
历史似乎总是在重演，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除了对“文革”的反思之外，同时也走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再一次检讨，中国追寻现代化的起点重新回到了与传统如何割裂的历史原点之上，知识分子的反传统的文化民族主义情绪，在耸动一时的纪录片《河殇》里得到了最强劲的表达，中国的新生再一次被描述成必须与传统的政治、文化结构等告别。而到了1990年代以后，市场经济全面兴起，中国迅速地卷入全球化的世界体系之中，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席卷中国，在这种情境下，曾经呼唤现代化的知识分子突然发现，一种不注重文化精神的现代化只能催生欲望的机器和单向度的消费动物，因此，文化保守主义重新崛起，国学热、读经热开始出现。
及至今日，以于丹等讲述传统经典的学者的风靡一时，奥运会开幕式的传统文化的全面展示，中韩民间对于传统文化符号的争夺等为标识，知识分子的文化民族主义无论是在草根民间，还是在国家意志层面，似乎都得到了强有力的回应。
殊途同归
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民族主义，呈现出复杂的思想光谱，至少，我们可以发现其沿着两个路向展开。首先是文化保守主义者所体现的文化民族主义，这部分知识分子认为面对今日中国的道德沦丧和精神空虚，只有回到传统的思想资源和心灵智慧，才可能找到诊治的灵药，而儒学自然成为他们的首选，儒学所包含的伦理准则被阐释成现代人必需的心灵鸡汤。有人甚至认为，应该从传统来寻找政治合法性的资源。
康晓光在最近的一个关于文化民族主义运动的研究报告里就认为，当代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运动将降低外来文化的影响（包括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而增强本土文化的影响力，而本土文化在他看来，主要是儒家文化，最终儒家文化将取得文化领导权，并引导中国政治走向王道政治，并改变世界的文化格局与人类命运。
知识分子的文化民族主义的另外一个面向，则是反西方的文化民族主义。随着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等思潮在中国学界的传播和兴起，西方的形象开始自我分裂，西方所代表的“现代性”不再成为一个必须效法的样板，反而成为一个利用全球化和资本的魔力，到处摧毁本土文化和地方性知识传统，削弱民族国家主权，宰制后发民族国家的“魔咒”。
吊诡的是，这种反西方的文化民族主义，在多数曾经留学或至今居留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左派学者那里，反而得到了强烈的表现。旅居纽约的张旭东的《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无疑是一个代表性文本，他在书中指出，中国传统上是一个大帝国，民族、文化、文明、政体——所谓天朝文物制度——是一个整体，而继承了这个生活世界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哪怕在理论上再马克思主义，在实质上仍然是一个“文化与民族的重合体”。他所强调的是中国历史的自然延续，终将保存传统的精髓，当然这种信心也不是没有犹疑和困惑的，张也曾发出21世纪我们如何做一个中国人的“天问”，其背后隐含的显然是对于全球化时代中国文化可能消逝的隐忧。
而黄平则在最近发表于《天涯》杂志上的一篇访谈《现在中国最需要的是伟大的思想》里，反复吁求今天的中国需要伟大的思想。这种思想在笔者看来，就是指一种基于中国文化传统的具有原创性的思想体系。他遗憾地指出，现在需要的是与这个时代的需求紧密相关的伟大思想，使人们（不只是决策者）在制定战略、规划步骤时也能感受到它们的启迪或警醒作用。说实在的，思想的匮乏与我们的体积、规模、速度和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是不相称的——这么伟大的社会变迁，这么深刻、快速、涉及每一个人每一天的生活和整个社会的全方位变化，特别需要伟大的思想能够既让自己心知肚明，也让别人即使不同意至少也能倾听和理解，这是一个极大的遗憾。他认为中国知识分子太过于依赖西方的思想体系和话语方式，而中国在世界所展示的孔子学院、民俗文化（扭秧歌，舞龙狮等）过于简单化和模式化，根本没有展现出中国文化的精神特质。简言之，黄平所呼唤的是，中国，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在面对西方的时候，要有文化自觉和自主性，而建立这种文化自觉应该回归传统和立足中国的现实去寻求灵感。
这样，文化保守主义与左派学者，在文化民族主义这个议题上令人惊异地殊途同归了。回溯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史，即使主张全盘西化论者如胡适，都或多或少地存在文化民族主义的情调，只不过他强调的是通过惨痛的集体反省来重建文化的信心，而如钱穆、吕思勉等历史学家更不必说。可以说，文化民族主义成为推动知识分子的学术创造甚至政治实践的强大心理动力，自有其历史合理之处，而文化民族主义只要不走向排他性的极端民族主义，都是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
极度焦虑
如何理解发生在今日知识分子阶层的这种文化民族主义？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或许在于伴随着中国在世界的崛起，与物质力量的迅速扩张相比较，中国的精神文明在全世界并无相应的位置，世界仅仅把中国当作全球化生产链条上的低端，也就是进行加工的“世界工厂”。这种经济发展与精神停滞之间的巨大落差，让自以为已是大国国民的知识分子的文化民族主义情绪迅速膨胀起来，希望向世界输出的产品的标识不再是“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而是“Cultured in China”（中国创造），换言之，希望中国的文化传统和精神文明能够向世界输出，并获得广泛的认同。
其次，中国的崛起，在世界自然有一个漫长的接受过程，更何况宣称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政治理念的中国，与奉行自由民主制度的资本主义西方之间，虽然在经济上可以开展全方位的合作，但是政治的鸿沟并不是一朝一夕之间可以消除的。年初的拉萨事件，奥运火炬的境外传递，西方社会都以人权、自由等政治符号为理据批评中国，在西方媒体和国际社会看来，这是为了一个更美好和民主的中国，而在部分中国知识分子看来，这是奠基于经济强权之上的傲慢，是对于中国人民的公开羞辱，这种创痛感和屈辱体验，反过来导致一种类似于“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民族情绪的强烈反弹，逼使他们为中国的现代性的独特性辩护，而这种诉诸国情的辩护最后往往会追溯到中国文化传统的独特性。
最后，我们也许可以从精神层面来理解这种文化民族主义的兴起。今日的中国已经陷溺在全球化意识形态之中，这种意识形态以经济-科技的发展为杠杆，以消费主义和功利主义为价值内核，以史华慈所谓的物质主义末世救赎论为人生模式，所造就的是一个扁平化和空心化的世俗社会。这个世俗社会许诺了尘世的幸福和感官的满足。但这种情势，在知识分子看来，却可能导致人性的沉沦和道德的沦丧，甚至中华民族文化的平庸化和堕落。这个世界变得不再令人着迷，相对比较敏感的知识分子阶层体会到全球化意识形态的“异己感”，因此，他们呼唤以文化民族主义来抵挡这股来势汹汹的消费主义潮流，从民族的文化传统来吸取诊治现代性之病态的良药。
如果我们仔细检视知识分子身上所体现的文化民族主义的历史与现实，我们就会发现一个共同的一直挥之不去的“幽灵”，这个幽灵就是“焦虑”，一种急于创造历史和被主流认同的焦虑感。历史中的焦虑指向对中国将亡国灭种的恐惧和担忧，因此，试图从民族文化传统里抽取价值认同和思想资源，来凝聚社会共识、强化民族自信，以抵挡外族入侵、取得一个主权国家的世界位置；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基本上消除了知识分子在政治层面的焦虑感，但是，“文化大革命”中政治运动对各种文化的破坏，改革开放以后发展主义意识形态对文化的损毁，导致中国知识分子产生一种新的焦虑。他们担心本已所存无几的民族文化，在强势的全球化之前，将会节节败退，荡然无存。
这里也存在一个吊诡的面向，在饥渴地融入世界空间接受普世价值的同时，又试图最大限度地保持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在保守民族文化的同时，又显得不够自信，担心这种努力可能制约中国社会的全面发展，因而又展现出一种渴望被西方承认的焦虑。无论是回归传统的文化保守主义，还是反西方来寻求中国的差异性的左派学者，都或隐或现地存在这样一种焦虑。这种焦虑往往不是以极度的自卑来表现，反而是以极度的狂妄和自信表现出来，这种虚妄的信心可能会导向对中国传统与西方的双重误读。
台湾学者萧高彦曾在评论张旭东的《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时，切中肯綮地指出了这种文化民族主义可能的危险，这种民族主义思维，反映的是弱国对于群体存亡绝续永恒的深刻恐惧，并导致各民族对于其他民族产生了排他性之根本敌意。其结果是将现实政治化约成霍布斯式的“自然状态”，只不过互相为战的，并非个人而是诸民族。此种思维之目的是民族主体的型塑；但由于过度强化自身的存在焦虑以及对外的不信任感，极易演变成集体的妒恨，却无力创造繁荣和平的社会与国家。
身首异处
无论是寻求政治合法性的来源，还是追寻中国文化的自觉与自主，都不太可能在一种极度焦虑的心态下产生，更何况这种焦虑感是将自卑与自傲融合在一起的心理困境，而让人担忧的是，这种文化民族主义，因为基本上否定西方价值的普适性，甚至以标新立异的独特性自居，而肯定中国的文化传统与政治秩序，这就可能导向一种知识分子批判性的内部耗损，甚至可能导向具有犬儒主义特征的文化民族主义。最值得指出的，这种文化民族主义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吸引了一大批追随者，这些追随者要么致力于古典王道政治的复兴，要么致力于反西方的本土叙述，最后与绝对国家主义形成了情感共振。这种文化民族主义由于无法推动公共空间和民间社会的成长，最后极可能限制了其发扬中国文化的目标的实现。
更让人狐疑的是，提倡文化民族主义的知识分子基本上是生活在北京、上海或纽约等国际化大都市之中，而中国文化的本源更多的是与乡土社会衔接在一起的，各式各样的宗族文化、宗教文化、巫术文化、区域文化等才是构成支撑中国文化传统的“意义之网”。1905年科举制废除之后，原本以耕读生活为基本模式的知识人，等于从传统中国的意义网络中“大抽离”了出来，被抛掷到象征现代性之铁笼的都市之中，超越和神圣的价值在退隐，而世俗性和现代化模式在急剧扩张。传承中国文化的知识分子自然会发现其“身首异处”，身在城市，而心在被乌托邦化了的乡土中国（即传统中国），这就可能导致知识分子的文化民族主义到了最后，仅仅成为学院里的知识生产流水线出产的精美学术符号而已，成为这群书斋里的焦虑而自负的知识分子对传统(无论是儒家传统还是所谓的社会主义实践传统)的一种聊以自慰的浪漫化想象，而根本就无法甚至无心付诸实践。
2008年暑期，笔者在湖南革命老区平江县勾留近一月，惊异地发现在这个中国革命的神圣区域（这个山区县城产生了50多位共和国将军），与平江起义博物馆、烈士陵园等并存的是遍布全县的大大小小的祠堂与寺庙，生活在世俗时代的乡亲，在日常生活里经常性亲近这些具有超验意义的空间，习得充满德性和善行的生活，并学会感恩和谦卑，那一刻，我突然发觉在某种意义上，生活在都市学院里的知识分子的文化民族主义，还不如乡间一个不识字的老妪在自家门前的古树下，直接地与祖先、神灵进行喃喃自语的天人之际的沟通来得真实和富有意味。
唐小兵
对于20世纪的中国来说，知识分子与文化民族主义的关系一直充满了悖论。
一方面，晚清以来，在国事蜩螗和救亡图存的历史语境里，传统文化被知识分子解释为造成中国积贫积弱的根源。因此，寻求富强的中国应该彻底地肃清传统文化的遗毒，根除传统的思维方式与语言习惯，这自然导向一种历史虚无主义取向的文化激进主义。这以打倒孔家店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等为标志，以“文化大革命”的“破四旧”为巅峰，可谓是一种反向的文化民族主义。
而另一方面，中国知识界也存在一种强大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认为中国仅仅是在经济-科技等器物层面上不如西方而已，中国的道德与伦理等精神传统，完全可以与西方一比高低，甚至应该成为凝聚民族认同、增强民族自信的核心价值，这以1935年陶希圣、何炳松等10位教授联名签署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以及1958年张君劢、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发表在香港《民主评论》上的宣言《中国文化与世界——我们对中国学术研究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认识》为标志性的文本。
这两种对待传统文化的不同态度，其实共享着相同的历史前提，那就是无论反传统，还是高扬传统，都是发生在一个曾经强大而今落后挨打的弱国之中，因此，对于传统文化的反叛或者回归，其根本的落脚点，往往并不在文化，而是在国家，准确地说就是作为“东亚病夫”的中国人如何铸就一个现代化的民族国家，正因为这个原因，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从一产生以来，就是一种政治性的文化民族主义，承载文化民族主义的主体不是文化，而是国家。
历史似乎总是在重演，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除了对“文革”的反思之外，同时也走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再一次检讨，中国追寻现代化的起点重新回到了与传统如何割裂的历史原点之上，知识分子的反传统的文化民族主义情绪，在耸动一时的纪录片《河殇》里得到了最强劲的表达，中国的新生再一次被描述成必须与传统的政治、文化结构等告别。而到了1990年代以后，市场经济全面兴起，中国迅速地卷入全球化的世界体系之中，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席卷中国，在这种情境下，曾经呼唤现代化的知识分子突然发现，一种不注重文化精神的现代化只能催生欲望的机器和单向度的消费动物，因此，文化保守主义重新崛起，国学热、读经热开始出现。
及至今日，以于丹等讲述传统经典的学者的风靡一时，奥运会开幕式的传统文化的全面展示，中韩民间对于传统文化符号的争夺等为标识，知识分子的文化民族主义无论是在草根民间，还是在国家意志层面，似乎都得到了强有力的回应。
殊途同归
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民族主义，呈现出复杂的思想光谱，至少，我们可以发现其沿着两个路向展开。首先是文化保守主义者所体现的文化民族主义，这部分知识分子认为面对今日中国的道德沦丧和精神空虚，只有回到传统的思想资源和心灵智慧，才可能找到诊治的灵药，而儒学自然成为他们的首选，儒学所包含的伦理准则被阐释成现代人必需的心灵鸡汤。有人甚至认为，应该从传统来寻找政治合法性的资源。
康晓光在最近的一个关于文化民族主义运动的研究报告里就认为，当代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运动将降低外来文化的影响（包括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而增强本土文化的影响力，而本土文化在他看来，主要是儒家文化，最终儒家文化将取得文化领导权，并引导中国政治走向王道政治，并改变世界的文化格局与人类命运。
知识分子的文化民族主义的另外一个面向，则是反西方的文化民族主义。随着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等思潮在中国学界的传播和兴起，西方的形象开始自我分裂，西方所代表的“现代性”不再成为一个必须效法的样板，反而成为一个利用全球化和资本的魔力，到处摧毁本土文化和地方性知识传统，削弱民族国家主权，宰制后发民族国家的“魔咒”。
吊诡的是，这种反西方的文化民族主义，在多数曾经留学或至今居留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左派学者那里，反而得到了强烈的表现。旅居纽约的张旭东的《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无疑是一个代表性文本，他在书中指出，中国传统上是一个大帝国，民族、文化、文明、政体——所谓天朝文物制度——是一个整体，而继承了这个生活世界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哪怕在理论上再马克思主义，在实质上仍然是一个“文化与民族的重合体”。他所强调的是中国历史的自然延续，终将保存传统的精髓，当然这种信心也不是没有犹疑和困惑的，张也曾发出21世纪我们如何做一个中国人的“天问”，其背后隐含的显然是对于全球化时代中国文化可能消逝的隐忧。
而黄平则在最近发表于《天涯》杂志上的一篇访谈《现在中国最需要的是伟大的思想》里，反复吁求今天的中国需要伟大的思想。这种思想在笔者看来，就是指一种基于中国文化传统的具有原创性的思想体系。他遗憾地指出，现在需要的是与这个时代的需求紧密相关的伟大思想，使人们（不只是决策者）在制定战略、规划步骤时也能感受到它们的启迪或警醒作用。说实在的，思想的匮乏与我们的体积、规模、速度和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是不相称的——这么伟大的社会变迁，这么深刻、快速、涉及每一个人每一天的生活和整个社会的全方位变化，特别需要伟大的思想能够既让自己心知肚明，也让别人即使不同意至少也能倾听和理解，这是一个极大的遗憾。他认为中国知识分子太过于依赖西方的思想体系和话语方式，而中国在世界所展示的孔子学院、民俗文化（扭秧歌，舞龙狮等）过于简单化和模式化，根本没有展现出中国文化的精神特质。简言之，黄平所呼唤的是，中国，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在面对西方的时候，要有文化自觉和自主性，而建立这种文化自觉应该回归传统和立足中国的现实去寻求灵感。
这样，文化保守主义与左派学者，在文化民族主义这个议题上令人惊异地殊途同归了。回溯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史，即使主张全盘西化论者如胡适，都或多或少地存在文化民族主义的情调，只不过他强调的是通过惨痛的集体反省来重建文化的信心，而如钱穆、吕思勉等历史学家更不必说。可以说，文化民族主义成为推动知识分子的学术创造甚至政治实践的强大心理动力，自有其历史合理之处，而文化民族主义只要不走向排他性的极端民族主义，都是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
极度焦虑
如何理解发生在今日知识分子阶层的这种文化民族主义？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或许在于伴随着中国在世界的崛起，与物质力量的迅速扩张相比较，中国的精神文明在全世界并无相应的位置，世界仅仅把中国当作全球化生产链条上的低端，也就是进行加工的“世界工厂”。这种经济发展与精神停滞之间的巨大落差，让自以为已是大国国民的知识分子的文化民族主义情绪迅速膨胀起来，希望向世界输出的产品的标识不再是“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而是“Cultured in China”（中国创造），换言之，希望中国的文化传统和精神文明能够向世界输出，并获得广泛的认同。
其次，中国的崛起，在世界自然有一个漫长的接受过程，更何况宣称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政治理念的中国，与奉行自由民主制度的资本主义西方之间，虽然在经济上可以开展全方位的合作，但是政治的鸿沟并不是一朝一夕之间可以消除的。年初的拉萨事件，奥运火炬的境外传递，西方社会都以人权、自由等政治符号为理据批评中国，在西方媒体和国际社会看来，这是为了一个更美好和民主的中国，而在部分中国知识分子看来，这是奠基于经济强权之上的傲慢，是对于中国人民的公开羞辱，这种创痛感和屈辱体验，反过来导致一种类似于“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民族情绪的强烈反弹，逼使他们为中国的现代性的独特性辩护，而这种诉诸国情的辩护最后往往会追溯到中国文化传统的独特性。
最后，我们也许可以从精神层面来理解这种文化民族主义的兴起。今日的中国已经陷溺在全球化意识形态之中，这种意识形态以经济-科技的发展为杠杆，以消费主义和功利主义为价值内核，以史华慈所谓的物质主义末世救赎论为人生模式，所造就的是一个扁平化和空心化的世俗社会。这个世俗社会许诺了尘世的幸福和感官的满足。但这种情势，在知识分子看来，却可能导致人性的沉沦和道德的沦丧，甚至中华民族文化的平庸化和堕落。这个世界变得不再令人着迷，相对比较敏感的知识分子阶层体会到全球化意识形态的“异己感”，因此，他们呼唤以文化民族主义来抵挡这股来势汹汹的消费主义潮流，从民族的文化传统来吸取诊治现代性之病态的良药。
如果我们仔细检视知识分子身上所体现的文化民族主义的历史与现实，我们就会发现一个共同的一直挥之不去的“幽灵”，这个幽灵就是“焦虑”，一种急于创造历史和被主流认同的焦虑感。历史中的焦虑指向对中国将亡国灭种的恐惧和担忧，因此，试图从民族文化传统里抽取价值认同和思想资源，来凝聚社会共识、强化民族自信，以抵挡外族入侵、取得一个主权国家的世界位置；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基本上消除了知识分子在政治层面的焦虑感，但是，“文化大革命”中政治运动对各种文化的破坏，改革开放以后发展主义意识形态对文化的损毁，导致中国知识分子产生一种新的焦虑。他们担心本已所存无几的民族文化，在强势的全球化之前，将会节节败退，荡然无存。
这里也存在一个吊诡的面向，在饥渴地融入世界空间接受普世价值的同时，又试图最大限度地保持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在保守民族文化的同时，又显得不够自信，担心这种努力可能制约中国社会的全面发展，因而又展现出一种渴望被西方承认的焦虑。无论是回归传统的文化保守主义，还是反西方来寻求中国的差异性的左派学者，都或隐或现地存在这样一种焦虑。这种焦虑往往不是以极度的自卑来表现，反而是以极度的狂妄和自信表现出来，这种虚妄的信心可能会导向对中国传统与西方的双重误读。
台湾学者萧高彦曾在评论张旭东的《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时，切中肯綮地指出了这种文化民族主义可能的危险，这种民族主义思维，反映的是弱国对于群体存亡绝续永恒的深刻恐惧，并导致各民族对于其他民族产生了排他性之根本敌意。其结果是将现实政治化约成霍布斯式的“自然状态”，只不过互相为战的，并非个人而是诸民族。此种思维之目的是民族主体的型塑；但由于过度强化自身的存在焦虑以及对外的不信任感，极易演变成集体的妒恨，却无力创造繁荣和平的社会与国家。
身首异处
无论是寻求政治合法性的来源，还是追寻中国文化的自觉与自主，都不太可能在一种极度焦虑的心态下产生，更何况这种焦虑感是将自卑与自傲融合在一起的心理困境，而让人担忧的是，这种文化民族主义，因为基本上否定西方价值的普适性，甚至以标新立异的独特性自居，而肯定中国的文化传统与政治秩序，这就可能导向一种知识分子批判性的内部耗损，甚至可能导向具有犬儒主义特征的文化民族主义。最值得指出的，这种文化民族主义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吸引了一大批追随者，这些追随者要么致力于古典王道政治的复兴，要么致力于反西方的本土叙述，最后与绝对国家主义形成了情感共振。这种文化民族主义由于无法推动公共空间和民间社会的成长，最后极可能限制了其发扬中国文化的目标的实现。
更让人狐疑的是，提倡文化民族主义的知识分子基本上是生活在北京、上海或纽约等国际化大都市之中，而中国文化的本源更多的是与乡土社会衔接在一起的，各式各样的宗族文化、宗教文化、巫术文化、区域文化等才是构成支撑中国文化传统的“意义之网”。1905年科举制废除之后，原本以耕读生活为基本模式的知识人，等于从传统中国的意义网络中“大抽离”了出来，被抛掷到象征现代性之铁笼的都市之中，超越和神圣的价值在退隐，而世俗性和现代化模式在急剧扩张。传承中国文化的知识分子自然会发现其“身首异处”，身在城市，而心在被乌托邦化了的乡土中国（即传统中国），这就可能导致知识分子的文化民族主义到了最后，仅仅成为学院里的知识生产流水线出产的精美学术符号而已，成为这群书斋里的焦虑而自负的知识分子对传统(无论是儒家传统还是所谓的社会主义实践传统)的一种聊以自慰的浪漫化想象，而根本就无法甚至无心付诸实践。
2008年暑期，笔者在湖南革命老区平江县勾留近一月，惊异地发现在这个中国革命的神圣区域（这个山区县城产生了50多位共和国将军），与平江起义博物馆、烈士陵园等并存的是遍布全县的大大小小的祠堂与寺庙，生活在世俗时代的乡亲，在日常生活里经常性亲近这些具有超验意义的空间，习得充满德性和善行的生活，并学会感恩和谦卑，那一刻，我突然发觉在某种意义上，生活在都市学院里的知识分子的文化民族主义，还不如乡间一个不识字的老妪在自家门前的古树下，直接地与祖先、神灵进行喃喃自语的天人之际的沟通来得真实和富有意味。
2008年11月5日
极端民族主义与民族虚无主义的网络激荡
刘汉鼎
2008年，中国发生了许多惊天动地的事情：南方冰雪，拉萨骚乱，火炬传递受阻，汶川地震，台湾反贪，北京奥运，山西矿难，三聚氰胺……
许多事件在网络上都引起了激烈的争吵。与近些年我们已经见惯了的网络争吵模式相符，最洪亮的总是来自两个相反的极端的声音。
金晶在国内也遭到两次袭击
今年4月7日，上海残疾女青年金晶在巴黎参加奥运火炬传递时，受到一位“藏独”壮汉袭击。这一出人意料的事件，成为一个转折点——自拉萨“3·14事件”以来，中国首次占据了道德制高点，在世界公众舆论审判中，由被告变成了原告。
这一突变，显然让某些“逢中必反”的中国人气急败坏。在国内某一著名的极右翼论坛网站上，在第一时间转贴的国外有关新闻报道之后，全是网友们对于造成这一局面的金晶(当时还误译为“金京”)的切齿痛骂之声。最轻的是讽刺“你回国以后可以有工作了”，最重的是难以转述的对于女性的人身攻击，重复最多的则是这样的质问：“你身残脑也残吗？”在前三页的几十个跟帖中，没有一个网友对金晶表示同情，对袭击残疾女性的人表示愤慨。
这是金晶受到的第二次袭击，虽然她本人可能对此一无所知。在几家浏览量很大的门户网站上，网友们对金晶几乎全是慰问和赞扬。她甚至被夸张地誉为“最美的姑娘”和“爱国英雄”。
但仅仅几天之后，网络再次风云突变，金晶第三次遭遇袭击。“家乐福？在咱们家里支持‘藏独’，还有它继续存活下去的必要吗？关门打狗！”——有家左翼“愤青”密集的网站发出帖子。“抵制家乐福”的喧嚣从网络弥漫到街头。金晶因为发表了反对抵制的意见，刚刚把她捧到天上的那部分网友，有些转脸就斥责其为“卖国”的“汉奸”。
同一时间，被一拨人捧到天上却被另一拨人拍到地上的，还有那些参加了反对藏独、支持奥运游行的海外华侨、华人、留学生们。在各大门户网站和几个左翼的思想论坛上，他们受到了网友们几乎一致的喝彩。而在另外一些网站上，他们遭遇的则是几乎口径一致的辱骂：“赶紧滚回来，别在外边丢人！”“中国那么好，你还出去干嘛？”甚至有人“检举”那些已加入外籍的华人已经违犯了所在国的法律：“你入籍时已经宣誓效忠美国，为什么还参加支持中国的游行？”
最吊诡的是，有愤激的右翼批评者指控，那些留学生之所以参加支持中国政府的游行，是因为他们都是些“贪官子女”(“受到政府洗脑”、“接触不到全面的信息”等其他常用理由，搁在出国已久的留学生们身上，显然不能成立)。而这，恰恰也正是此前某些愤激的左翼人士对于留学人员经常指控的罪名。
那位著名的美国杜克大学女留学生王千源的遭遇则正好相反。因该同学同情“藏独”，其远在青岛的家庭住址、电话、母校等都被网友“人肉搜索”出来，辱骂不休。而某个海外组织则马上就给她发了奖。对此大家记忆犹新。
一位在英国著名大学任教的华人专栏作家，传播自由民主理念经年，广有影响。这时候因为在个人博客中批评了几句“藏独”和西方媒体(虽然同时也批评了中国政府和中国媒体)，受到了一些从前“战友”的围攻。她把这些“战友”的思维逻辑概括如下——
“为什么藏民的民族主义情绪是值得肯定的？”
“因为他们追求民主自由。”
“为什么汉族人的民族主义情绪是令人鄙夷的？”
“因为他们脑残了。”
“为什么世界上那么多人都反对我们，难道他们也有自己的道理？”
“我们当然要反思，因为他们很可能有自己的道理。”
“为什么海外华人中有那么多人都义愤填膺，难道他们也有自己的道理？”
“没有，因为他们都脑残了。”
“藏人运用自己的权利抗议火炬传递，是不是对自己权利的正常行使？”
“那当然，民主社会嘛。”
“汉人运用自己的权利为火炬传递助威，是不是对权利的正常行使？”
“正常？一帮脑残。”
“反共、追求自由民主的人是不是都要go back to C hina (回中国)，要不然显得特装×特懦弱？”
“怎么会，表达理念，在哪儿都行。”
“爱国、民族主义愤青是不是都要go back to China，要不然显得特装×特懦弱？”
“当然，因为他们都脑残了。”
她本人没有被昔日同志说成“脑残”已是侥幸。她说，自己身边的中国人不少都表示要去参加支持奥运反对“藏独”的示威。但同样一批人，听说黑砖窑也会愤怒，碰到支教也会捐款，看到腐败报道也会骂娘，谈到国内的贫富悬殊也会心痛……为什么要把他们妖魔化成“脑残”呢？她把这些人的所谓“独立思考”，讥为新的“两个凡是”。
“两个凡是”，即：“凡是敌人反对或估计可能会反对的，我们就坚决拥护”，“凡是敌人拥护或估计可能会拥护的，我们就坚决反对”。事实上，极左与极右之间的共同之处，远远超过了表面上的水火不容。譬如，他们都“唯我正确”、“一贯正确”、“永远正确”，都“非黑即白”，都相信“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则不足以矫枉”，都爱说狠话，都爱吐唾沫，都具有超强的“洗脑”欲望，都把大多数民众当成已经先被对方洗过脑的白痴，所以迫切需要自己来给重新洗一次。他们每一方在写帖子的时候，都充满了道德、智力和信息上的优越感，视与己意见不同者皆为“五毛”或者“网特”。他们互相之间只有咒骂，从不进行真正的辩论。他们都自认为理想在胸、真理在手，其他人或是愚昧无知或是别有用心或是正无限崇敬地等待自己指引航程，所以一个个都“致命的自负”。
有两首非常著名的诗歌，且摘读其中最著名的几句——
天灾难避死何诉，
主席唤，总理呼，
党疼国爱，声声入废墟。
十三亿人共一哭，
纵做鬼，也幸福。
(王兆山《江城子》)
假如有来生，
当兵只当美国兵。
假如今生注定死于战火，
就作美国精确制导炸弹下的亡灵。
(焦 国标《致美国兵》)
王兆山先生和焦国标先生立场截然相反无疑。但这两首诗的思维模式和视人命如草芥的价值观，却完全相同！
历史上，庞涓和孙膑学自同一个师傅。在网络上，被称作“精英”的极右翼和被称作“愤青”的极左翼(也称“右愤”和“左愤”)，虽然表面上誓不两立，但他们同样都是“就是好呀就是好”的孩子，都是在东西方冷战的大环境中，在“斗争哲学”的熏陶下长大的。好就好上天，坏就坏到底，总是有一个东西被膜拜着，有一个东西被痛恨着。同样感情强烈的词语，被不同的人，或者相同的人在不同时期，加诸可以互相置换的对象(譬如“中国”与“美国”)身上。
这两种极端的人，日常心态都是愤愤的，都充满激情而少见理性——虽然他们都不认为自己“极端”，都认为自己最客观理性、天公地道，都以为对方才是以派划线，感情冲动，不讲道理。在网络上，他们经常以同样的“国骂”向对方喷射。
不过，两个极端之间也有互相交流和学习。排外“愤青”(“左愤”)甚至能够从他们的死敌、日本“右愤”政客石原慎太郎那里抄袭标语口号——划时代的“愤青”著作《中国可以说“不”》，书名就盗版自后者的《日本可以说“不”》。
但中国“愤青”(“左愤”“右愤”都包括在内)与其日本师傅相比，水平却完全不在一个层次上。《日本可以说“不”》一书，写得不带火气，它并没有历数美国罪状，号召日本国民反对美国。作者只是以日本实体经济所占比重与美国的比较、日本半导体工业水平与美国的比较，甚至日本国产新型战斗机转弯半径与美国军机的比较等等，拿一大串数据证明：日本已经有能力对美国说“不”了。准确地说，该书书名应该译为“日本能够说‘不’”。《中国可以说“不”》一书，则书名改为“中国应该说‘不’”才名副其实。书中全是火辣辣谴责美国这不对、那不对，而压根儿不管中国到底有没有反对美国的本钱。当日本经济进入衰退期，实践证明“美国仍然第一”，人家石原等人就再也不对美国说“不”了，改为专对中国说个没完。而中国网民对美国说“不”的风潮，却历十余年而不衰。老师比徒弟们要理性得多。
中国“右愤”与石原等日本“右愤”的区别在于，中国“右愤”坚信“美国总是对的”，“美国伟大光荣正确”，像石原他们那样妄图对美国说“不”，本身就是错的，就是愚昧，就是“脑残”。
在中国“左愤”们眼里，美国除了有钱有枪，其他基本上一无是处，中国没有必要向美国学习，而应该同它作殊死的斗争；而在中国“右愤”们眼里，美国就是已经落实到了地面上的完美乌托邦，向美国学习，就必须怀着无限崇拜的心态去学，谁要是认为美国并非十全十美，我们必须学其长而避其短，那就不是真学，甚至那就不是真的对外开放。
在中文网上，我们可以看到最热情洋溢的关于美国的颂诗：
天佑美利坚，是人类自救应有的福报
是神和人类永恒约定的圣地 美利坚，她不是一个传统概念和民族意义上的狭隘政权和国家 她是我们所有地球人类的灵魂祖国 美利坚，代表着世界的未来，人类的希望
她是不可战胜的！
当然，持这种信念的网友们，对于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演唱《歌唱祖国》，一致表达了反感和厌恶。也当然，持截然相反信念的网友们，会被这样的颂诗刺激起十倍百倍的怒火，从而进一步佐证了自己确实就是如假包换的“愤怒青年”。
以美国划线，敌、我、友的阵线随之而定也随之而变。前几年，德、法两国跟美国不痛快，在中文网站上我们看到，“左愤”们因此怎么看怎么觉得德、法顺眼，而“右愤”们则普遍地跟美国新保守主义者学舌，动辄咒骂“老欧洲”。今年，当然，这一切又都反了过来。
来自这样两个极端的人，是网络上表达欲望最强烈的人。他们的声音因偏激而尖锐，因而更容易被人们听到。所以，这样的声音会被放大，甚至会覆盖另外一些“芸芸众生”的声音。而习惯于沉默的大多数，甚至可能直接被忽略了。这样覆盖一部分再忽略一部分之后，凸显出来的民意，很可能就只剩下极端的左右两翼“暴民”的民意了。
2003年初，左一份著名的《中国各界反对美国政府对伊拉克战争计划的声明》，右一份同样著名的《中国知识分子关于声援美国政府摧毁萨达姆独裁政权的声明》，两份声明的发起人捉对儿死掐。那些既反对“萨达姆独裁政权”，又“反对美国政府对伊拉克战争计划”的“中国各界”人士，绝大多数是不会跟着发什么声明的，国际社会和国内社会因而都不大听得到他们的声音。这算是一个典型个案吧。当时，英国BBC在相关报道中，对于上述自称的所谓“中国各界”和“中国知识分子”代表给予了同等的鄙视。
假如人们只能听到发自两个极端的声音，这个社会就太可怕了。
因为，来自这两种极端的力量，可能会把国家推向同一个危险的目标。极右翼欢迎世界与中国对抗，极左翼鼓动中国与世界对抗，双方殊途而同归，他们的目标实际上都是一个：让中国孤立于世界。
有一家著名网络论坛，在法国总统萨科齐对于是否参加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一再含糊其辞、没个准信儿的时候，曾发过一个特明白的帖子，大意是：现在，中国的左右翼在这个问题上已经完全达成了一致——都希望萨科齐不要来。“左愤”们觉得此人讨厌，不欢迎他来；“右愤”们希望他不要给中国政府面子，坚持别来。
幸亏，“愤青”们的力量主要体现在网上。萨科齐还是到北京来了，中国政府还是对他进行了礼貌的接待，都没照“愤青”的路子走。
就在同一时间，网上还发生过另外一波殊途而同归的“各说各话”。今年春夏以来，台湾海峡上空弥漫着近20年来罕见的浓郁的和平气息。对于两岸的人民，这种局面是多么可贵！但极左和极右的人却全都对此感到不舒服。一家著名的极左网站发出多篇文章，指责中央的对台政策太软了，让步太多了，太不坚持原则了。大陆另一家著名右翼网站则指责马英九对大陆太软了，让步太多了，鼓励他“联合美日，使劲向大陆施压，完全不用害怕”。
双方立场截然相反，但其努力的目标都是一个——鼓动两岸重新进行对抗。
这种“冷战尚未结束，同志仍须努力”的思维，意识形态挂帅的思维，“汉贼不两立”的思维，是多么吓人！
“愤青”治小国而国恒亡。“左愤”米洛舍维奇领导的南斯拉夫，而今安在哉？“右愤”萨卡什维利治下的格鲁吉亚，已经危乎哉！“愤青”治大国呢？美国曾一度被新保守主义“愤青”控制了对外政策，结果陷进伊拉克泥潭拔不出腿。“中东民主路线图”的制图者似乎不懂得：大多数伊拉克民众反对萨达姆不假，但他们也并不喜欢美国，他们真心喜欢的是美国的死敌伊朗。现在，不撤兵，天天都要死人；撤兵，忙活了5年，恐怕白白为伊朗做了嫁衣裳。
来自这两个极端的力量，会因对立一方的存在，而更加膨胀自己一方的存在价值和正当性，甚至会刻意夸大对手的影响力(譬如双方都把对手说成是“主流意识形态”)，以强化自己的使命感、崇高感(“众人皆醉而我独醒”，“众人皆脑残而我独完整”)。而试图以民族虚无主义来反对极端民族主义和以极端民族主义来反对民族虚无主义，结果都只能适得其反。
其实，以我观察，极左和极右两翼，谁以“弱势”自怜亦复自矜，都纯属矫情。有的门户网站兴旺的时政论坛，长期为“左愤”所占据。有的以“右愤”言论为特色的论坛网站，目前其发帖量，跟帖量，阅读量等“人气”指标，也丝毫不在门户网站的时政论坛之下。譬如，那家曾经齐声痛骂金晶“身残脑也残”的右翼论坛，9月22日傍晚17：51转发“李长江辞职”的消息，至19：27止，仅仅96分钟之内，该帖就有11914人阅读，234人跟帖！—这还是在晚饭前后，远非上网高峰的时间。谁都别再说自己“边缘”了吧。
而网上拼杀的一个特点是：对手有多极端，自己往往也会相应变得有多极端——对手越左，我就会逐渐变得越右；对手越右，我就会逐渐变得越左。
奥运会中美女排“和平大战”，郎平执教的美国队战胜了中国队。公众比较普遍的反应是理智的，既对中国队输球感到惋惜，也对郎平的成就表示敬佩。在过后的几场比赛中，喜欢郎平的中国观众仍然在热情地为美国队加油。中美两国报纸对此都多有正面评价。但如果你到那几家立场极端的网站看看，则会误以为这场比赛是发生在十几、二十年以前的“小山智利”时代。中美赛后，在一家著名的极左网站，我们看到，骂郎平“卖国”，要求向郎平索赔“国家培养费”，甚而要求反思中国人才外流问题的文章，刷拉拉糊了一片。再看另一家著名的极右网站，则是一大串唯恐天下不乱的帖子：“好高兴哦”“粪粪们会不会骂郎平汉奸？”“美国人郎平，一身正气地坐在美国教练席上，运筹帷幄。郎平的昔日队友现女官员则与宋大嘴坐在上面，乌鸦样地叽叽喳喳”，“郎平忠实地履行了她入籍时在美国国旗下的誓言”，等等。事实上，郎平根本就没有加入过美国国籍。
这是刚刚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情。我们知道，就郎平问题持以上两种极端观点的人，实际上都是极少数，但就是这极少数人在网上吵闹不休，从而互相为对方的存在提供了足够的理由。
就美国反恐问题，中国的左右翼网民之间已经打了多年文字官司了。但是，就像无法理解大多数观众可以既喜欢郎平又喜欢中国女排、既盼望刘翔夺金更敬佩博尔特破纪录一样，按照把世界黑白两分的逻辑定式，“左愤”和“右愤”们恐怕也都难以理解：那些让中国无比头疼的东突分子，为什么竟然也会在阿富汗和基地组织一起并肩抗击美军？——他们还曾在车臣参加抗击俄罗斯军队。而拉登早些年曾经两度亲赴科索沃，指导如今被欧美扶持上台的那些人，开展针对塞尔维亚的独立斗争。难道对恐怖分子也应该再洗一次脑，要求他们必须站稳“亲美”或者“反美”的立场，以便于中国的网民进行敌我分明的归类吗？
也许，在两个极端的人群看来，世界如果是丰富多彩的，那就太没意思了！
扛着“爱国主义”大旗，动不动就喊打喊杀的极左翼“愤青”，从网络时代初期就收获了一个“爱国贼”的封号。他们几乎总是帮国家的倒忙，因而非常对得起这个称号。
他们总是在怀念毛泽东时代所谓“强硬”的外交风格。但是，36年前，在美国还与台湾蒋家保持着外交关系，甚至还在台湾驻着成建制军队的时候，毛泽东就能邀请美国历史上最反共的一任总统尼克松访华。苏联大军压境，国家危难当头，老一代领导人何曾像“愤青”们推崇的那样，只图一时痛快？
这些年，“左愤”们在与外国打交道时，总是一副好斗的公鸡模样，总疑心外人在算计自己，总觉得自己肯定是吃了亏，从不相信还有“互利双赢”这码子事儿；作为一个影响力有限的地区大国的国民，却老是像地球主人一样，爱为千万里以外国家民族间莫名其妙的纠纷打抱不平。
十几年来，各大主流报刊的评论员们，写批评教育这类“愤青”的文章都已经写溜了，也写疲了，可这些被教育者怎么仍然不明白“首先是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最好的爱国，就是立足本职岗位做贡献”等评论员们老生常谈的革命道理呢？
我个人以为，今年，极左翼“愤青”们做得最没品的一件事，是在网上骂肯德基等几家知名外企对汶川地震灾区捐款太少，进而号召消费者抵制！效果倒是立竿见影，大老板们都慌慌张张登上飞机直奔北京来追加捐款。但是，他们在痛骂其公关经理失职的同时，心里能不痛骂中国“愤青”们的亲娘吗？
用不了几件这样的事情，这些所谓的“爱国主义者”就能把“爱国主义”给彻底搞臭。
同样的，那些逢中必反的极右翼“愤青”，也有他们声称的“主义”。不过观其言行，似乎他们的目标，也是要把这种“主义”搞臭。
汶川地震发生后，达赖喇嘛的崇拜者、美国女演员莎朗·斯通说了句“这是报应”，惹来很多网民怒骂。在这时候，极右翼“愤青”不吱声也就罢了，可他们却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硬拗，说莎朗·斯通的本意是好的。为此，甚至涌现出了一批网络“语义学家”、“翻译家”和“佛学家”专门抠字眼儿。即使在莎朗·斯通本人已经承认自己确实说错了话、进行过道歉以后，这些“家”们仍然坚称该女说的根本就没错儿！——这样的事情并非仅仅一起。
在CNN就其对华报道中的偏颇表示道歉后，在一家著名论坛网站上，我看到一连串声声不绝的跟帖：“我没觉得受伤害，你不用道歉！”“我也没受伤害，不用道歉！”“我也……”——这类“纯属故意找抽”的事情，也发生过不止一起。
最不可理喻的就是，在陈水扁弊案连发后，大陆个别极右翼“愤青”对其毫无保留的“仗义”相挺。
7月21日，陈水扁以被告身份出庭，被一位64岁的男子苏安生从背后踹了一脚。在大陆某著名网站转载报道这一事件的新闻后面，跟帖几乎全是骂苏“老而不死”等话的。数日后，这位苏老汉在出门锻炼时被人尾随并殴打，致左手开放性骨折，头部受伤。在同一个论坛网站，这条新闻下面，则几乎全是“打得好”、“此人的确欠揍”、“动刀的必被刀动，打人的必被人打，报应！”“天理循环，报应不爽”等等。在第一页的十余条跟帖中，对这位受伤老汉表示同情的仅有一帖。
去年，曾经把陈水扁的女婿、亲家送进监狱的台湾“爆料天王”邱毅，自己被判入狱。大陆这边的极右翼“愤青”们，在网上也曾一片欢呼声。邱毅的揭弊行为影响了“台湾民主”的形象和“台独”运动的发展，所以，他们和台湾的“深绿”、“死忠”群众一样，也对邱毅恨之入骨。
马英九陷入“特别机要费”案时，“右愤”们则表现得有些幸灾乐祸。“民主”而“不独”的马，显然不如“民主”而“极独”的陈，更让大陆多数官民讨厌。“右愤”偏袒阿扁，可说纯粹就是“为反对而反对”。
前些日子，陈水扁发表声明称，查处他的案子是“政治清算”、“抄家灭族”、“成王败寇”，有网友马上跟帖表示：“我还是比较相信阿扁的说法。”他说这话的时候可能忘了，如果阿扁的说法可信，那么今日的台湾就根本算不上他喜欢的“民主社会”、“法治社会”了——“成王败寇”的社会是什么社会？
去年4月16日，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发生了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枪击事件。凶手打死32人、打伤多人后自杀。
事发后第一时间传出的消息称，杀人凶手是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右愤”们马上在网上骂开了娘：“只有中国的教育制度才能培养出这么没有人性的学生！”“这个留学生是不是贪官子女？”“此人可能是中国军情部门派到美国的特种兵，否则枪法不会这么好！”“美国大学今后应该拒收中国留学生！”
仅仅几个小时之后，凶案告破，警方查明制造这起惨案的是23岁的韩国籍男子赵承熙，他从8岁起就一直在美国上学。“右愤”们的指责全部落空。有人把“右愤”们这几个小时内发表的“愤帖”集纳起来，在网上集中进行了一次晾晒。其效果可想而知。
更败坏“右愤”声誉的“乌龙”名帖，是5年多以前发在著名网络论坛《天涯社区·国际观察》上的一篇《萨达姆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证据很快就能找到，大家不要着急》。5年多来，天天都有人把这个帖子翻出来逗乐：“你慢慢找啊，我们不着急！”
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个如今已垒成万层高楼的名帖的存在，使“天涯国观”变成了“左愤”的乐园，原来已经有些名气的“右愤”ID，在这儿逐渐待不下去离开了。以一帖而致一个阵地易手，得发动多少个“网特”或者“五毛”，努力多少个昼夜，才能达到同样的效果？
物极必反。“愤”极岂独不然？
9月28日，徐友渔先生发表文章，也提到：“要区别一个国家的建国理念、立国原则和它的国家利益，它的地缘政治学考虑。头脑简单的人往往处于两个极端，一种人在某个西方国家与我们发生纠纷或利益冲突时，对之全盘否定，连原来承认是先进的理想、原则、制度、做法都变得一无是处，如果还有人继续主张参考、借鉴、学习，就被扣上‘崇洋媚外’或‘卖国’的帽子，这与其说是有志气，不如说是愚蠢。另一种人刚好相反，他们认为西方国家的宪政民主、法治是好的，他们的一切对外政策就是正义的，以为与他们抗争就是否定我们原先肯定的价值，这种简单化的思维方式也很害人。他们应该懂得，你可以是某个好球队的粉丝，但它的球员犯了规，你不能还是叫好。”
众所周知，徐友渔先生是一贯反对极端民族主义的。我们是否可以期待，他也写出批判处于另外一个极端，即民族虚无主义这一方的“头脑简单的人们”的文章呢？如果他一旦写出了美国对外政策的国家利益和地缘政治学考量，以及这种考量与其建国理念、立国原则的背离，他会不会因此而受到自己粉丝们的一顿痛扁呢？
每一种思想都有其存在的理由。也许，两类极端“愤青”言论的价值，就在于让人们“鉴”而远之：依“愤”而为，将误国误民，并且最终走向自己意愿的反面。
2008年，中国发生了许多惊天动地的事情：南方冰雪，拉萨骚乱，火炬传递受阻，汶川地震，台湾反贪，北京奥运，山西矿难，三聚氰胺……
许多事件在网络上都引起了激烈的争吵。与近些年我们已经见惯了的网络争吵模式相符，最洪亮的总是来自两个相反的极端的声音。
金晶在国内也遭到两次袭击
今年4月7日，上海残疾女青年金晶在巴黎参加奥运火炬传递时，受到一位“藏独”壮汉袭击。这一出人意料的事件，成为一个转折点——自拉萨“3·14事件”以来，中国首次占据了道德制高点，在世界公众舆论审判中，由被告变成了原告。
这一突变，显然让某些“逢中必反”的中国人气急败坏。在国内某一著名的极右翼论坛网站上，在第一时间转贴的国外有关新闻报道之后，全是网友们对于造成这一局面的金晶(当时还误译为“金京”)的切齿痛骂之声。最轻的是讽刺“你回国以后可以有工作了”，最重的是难以转述的对于女性的人身攻击，重复最多的则是这样的质问：“你身残脑也残吗？”在前三页的几十个跟帖中，没有一个网友对金晶表示同情，对袭击残疾女性的人表示愤慨。
这是金晶受到的第二次袭击，虽然她本人可能对此一无所知。在几家浏览量很大的门户网站上，网友们对金晶几乎全是慰问和赞扬。她甚至被夸张地誉为“最美的姑娘”和“爱国英雄”。
但仅仅几天之后，网络再次风云突变，金晶第三次遭遇袭击。“家乐福？在咱们家里支持‘藏独’，还有它继续存活下去的必要吗？关门打狗！”——有家左翼“愤青”密集的网站发出帖子。“抵制家乐福”的喧嚣从网络弥漫到街头。金晶因为发表了反对抵制的意见，刚刚把她捧到天上的那部分网友，有些转脸就斥责其为“卖国”的“汉奸”。
同一时间，被一拨人捧到天上却被另一拨人拍到地上的，还有那些参加了反对藏独、支持奥运游行的海外华侨、华人、留学生们。在各大门户网站和几个左翼的思想论坛上，他们受到了网友们几乎一致的喝彩。而在另外一些网站上，他们遭遇的则是几乎口径一致的辱骂：“赶紧滚回来，别在外边丢人！”“中国那么好，你还出去干嘛？”甚至有人“检举”那些已加入外籍的华人已经违犯了所在国的法律：“你入籍时已经宣誓效忠美国，为什么还参加支持中国的游行？”
最吊诡的是，有愤激的右翼批评者指控，那些留学生之所以参加支持中国政府的游行，是因为他们都是些“贪官子女”(“受到政府洗脑”、“接触不到全面的信息”等其他常用理由，搁在出国已久的留学生们身上，显然不能成立)。而这，恰恰也正是此前某些愤激的左翼人士对于留学人员经常指控的罪名。
那位著名的美国杜克大学女留学生王千源的遭遇则正好相反。因该同学同情“藏独”，其远在青岛的家庭住址、电话、母校等都被网友“人肉搜索”出来，辱骂不休。而某个海外组织则马上就给她发了奖。对此大家记忆犹新。
一位在英国著名大学任教的华人专栏作家，传播自由民主理念经年，广有影响。这时候因为在个人博客中批评了几句“藏独”和西方媒体(虽然同时也批评了中国政府和中国媒体)，受到了一些从前“战友”的围攻。她把这些“战友”的思维逻辑概括如下——
“为什么藏民的民族主义情绪是值得肯定的？”
“因为他们追求民主自由。”
“为什么汉族人的民族主义情绪是令人鄙夷的？”
“因为他们脑残了。”
“为什么世界上那么多人都反对我们，难道他们也有自己的道理？”
“我们当然要反思，因为他们很可能有自己的道理。”
“为什么海外华人中有那么多人都义愤填膺，难道他们也有自己的道理？”
“没有，因为他们都脑残了。”
“藏人运用自己的权利抗议火炬传递，是不是对自己权利的正常行使？”
“那当然，民主社会嘛。”
“汉人运用自己的权利为火炬传递助威，是不是对权利的正常行使？”
“正常？一帮脑残。”
“反共、追求自由民主的人是不是都要go back to C hina (回中国)，要不然显得特装×特懦弱？”
“怎么会，表达理念，在哪儿都行。”
“爱国、民族主义愤青是不是都要go back to China，要不然显得特装×特懦弱？”
“当然，因为他们都脑残了。”
她本人没有被昔日同志说成“脑残”已是侥幸。她说，自己身边的中国人不少都表示要去参加支持奥运反对“藏独”的示威。但同样一批人，听说黑砖窑也会愤怒，碰到支教也会捐款，看到腐败报道也会骂娘，谈到国内的贫富悬殊也会心痛……为什么要把他们妖魔化成“脑残”呢？她把这些人的所谓“独立思考”，讥为新的“两个凡是”。
“两个凡是”，即：“凡是敌人反对或估计可能会反对的，我们就坚决拥护”，“凡是敌人拥护或估计可能会拥护的，我们就坚决反对”。事实上，极左与极右之间的共同之处，远远超过了表面上的水火不容。譬如，他们都“唯我正确”、“一贯正确”、“永远正确”，都“非黑即白”，都相信“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则不足以矫枉”，都爱说狠话，都爱吐唾沫，都具有超强的“洗脑”欲望，都把大多数民众当成已经先被对方洗过脑的白痴，所以迫切需要自己来给重新洗一次。他们每一方在写帖子的时候，都充满了道德、智力和信息上的优越感，视与己意见不同者皆为“五毛”或者“网特”。他们互相之间只有咒骂，从不进行真正的辩论。他们都自认为理想在胸、真理在手，其他人或是愚昧无知或是别有用心或是正无限崇敬地等待自己指引航程，所以一个个都“致命的自负”。
有两首非常著名的诗歌，且摘读其中最著名的几句——
天灾难避死何诉，
主席唤，总理呼，
党疼国爱，声声入废墟。
十三亿人共一哭，
纵做鬼，也幸福。
(王兆山《江城子》)
假如有来生，
当兵只当美国兵。
假如今生注定死于战火，
就作美国精确制导炸弹下的亡灵。
(焦 国标《致美国兵》)
王兆山先生和焦国标先生立场截然相反无疑。但这两首诗的思维模式和视人命如草芥的价值观，却完全相同！
历史上，庞涓和孙膑学自同一个师傅。在网络上，被称作“精英”的极右翼和被称作“愤青”的极左翼(也称“右愤”和“左愤”)，虽然表面上誓不两立，但他们同样都是“就是好呀就是好”的孩子，都是在东西方冷战的大环境中，在“斗争哲学”的熏陶下长大的。好就好上天，坏就坏到底，总是有一个东西被膜拜着，有一个东西被痛恨着。同样感情强烈的词语，被不同的人，或者相同的人在不同时期，加诸可以互相置换的对象(譬如“中国”与“美国”)身上。
这两种极端的人，日常心态都是愤愤的，都充满激情而少见理性——虽然他们都不认为自己“极端”，都认为自己最客观理性、天公地道，都以为对方才是以派划线，感情冲动，不讲道理。在网络上，他们经常以同样的“国骂”向对方喷射。
不过，两个极端之间也有互相交流和学习。排外“愤青”(“左愤”)甚至能够从他们的死敌、日本“右愤”政客石原慎太郎那里抄袭标语口号——划时代的“愤青”著作《中国可以说“不”》，书名就盗版自后者的《日本可以说“不”》。
但中国“愤青”(“左愤”“右愤”都包括在内)与其日本师傅相比，水平却完全不在一个层次上。《日本可以说“不”》一书，写得不带火气，它并没有历数美国罪状，号召日本国民反对美国。作者只是以日本实体经济所占比重与美国的比较、日本半导体工业水平与美国的比较，甚至日本国产新型战斗机转弯半径与美国军机的比较等等，拿一大串数据证明：日本已经有能力对美国说“不”了。准确地说，该书书名应该译为“日本能够说‘不’”。《中国可以说“不”》一书，则书名改为“中国应该说‘不’”才名副其实。书中全是火辣辣谴责美国这不对、那不对，而压根儿不管中国到底有没有反对美国的本钱。当日本经济进入衰退期，实践证明“美国仍然第一”，人家石原等人就再也不对美国说“不”了，改为专对中国说个没完。而中国网民对美国说“不”的风潮，却历十余年而不衰。老师比徒弟们要理性得多。
中国“右愤”与石原等日本“右愤”的区别在于，中国“右愤”坚信“美国总是对的”，“美国伟大光荣正确”，像石原他们那样妄图对美国说“不”，本身就是错的，就是愚昧，就是“脑残”。
在中国“左愤”们眼里，美国除了有钱有枪，其他基本上一无是处，中国没有必要向美国学习，而应该同它作殊死的斗争；而在中国“右愤”们眼里，美国就是已经落实到了地面上的完美乌托邦，向美国学习，就必须怀着无限崇拜的心态去学，谁要是认为美国并非十全十美，我们必须学其长而避其短，那就不是真学，甚至那就不是真的对外开放。
在中文网上，我们可以看到最热情洋溢的关于美国的颂诗：
天佑美利坚，是人类自救应有的福报
是神和人类永恒约定的圣地 美利坚，她不是一个传统概念和民族意义上的狭隘政权和国家 她是我们所有地球人类的灵魂祖国 美利坚，代表着世界的未来，人类的希望
她是不可战胜的！
当然，持这种信念的网友们，对于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演唱《歌唱祖国》，一致表达了反感和厌恶。也当然，持截然相反信念的网友们，会被这样的颂诗刺激起十倍百倍的怒火，从而进一步佐证了自己确实就是如假包换的“愤怒青年”。
以美国划线，敌、我、友的阵线随之而定也随之而变。前几年，德、法两国跟美国不痛快，在中文网站上我们看到，“左愤”们因此怎么看怎么觉得德、法顺眼，而“右愤”们则普遍地跟美国新保守主义者学舌，动辄咒骂“老欧洲”。今年，当然，这一切又都反了过来。
来自这样两个极端的人，是网络上表达欲望最强烈的人。他们的声音因偏激而尖锐，因而更容易被人们听到。所以，这样的声音会被放大，甚至会覆盖另外一些“芸芸众生”的声音。而习惯于沉默的大多数，甚至可能直接被忽略了。这样覆盖一部分再忽略一部分之后，凸显出来的民意，很可能就只剩下极端的左右两翼“暴民”的民意了。
2003年初，左一份著名的《中国各界反对美国政府对伊拉克战争计划的声明》，右一份同样著名的《中国知识分子关于声援美国政府摧毁萨达姆独裁政权的声明》，两份声明的发起人捉对儿死掐。那些既反对“萨达姆独裁政权”，又“反对美国政府对伊拉克战争计划”的“中国各界”人士，绝大多数是不会跟着发什么声明的，国际社会和国内社会因而都不大听得到他们的声音。这算是一个典型个案吧。当时，英国BBC在相关报道中，对于上述自称的所谓“中国各界”和“中国知识分子”代表给予了同等的鄙视。
假如人们只能听到发自两个极端的声音，这个社会就太可怕了。
因为，来自这两种极端的力量，可能会把国家推向同一个危险的目标。极右翼欢迎世界与中国对抗，极左翼鼓动中国与世界对抗，双方殊途而同归，他们的目标实际上都是一个：让中国孤立于世界。
有一家著名网络论坛，在法国总统萨科齐对于是否参加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一再含糊其辞、没个准信儿的时候，曾发过一个特明白的帖子，大意是：现在，中国的左右翼在这个问题上已经完全达成了一致——都希望萨科齐不要来。“左愤”们觉得此人讨厌，不欢迎他来；“右愤”们希望他不要给中国政府面子，坚持别来。
幸亏，“愤青”们的力量主要体现在网上。萨科齐还是到北京来了，中国政府还是对他进行了礼貌的接待，都没照“愤青”的路子走。
就在同一时间，网上还发生过另外一波殊途而同归的“各说各话”。今年春夏以来，台湾海峡上空弥漫着近20年来罕见的浓郁的和平气息。对于两岸的人民，这种局面是多么可贵！但极左和极右的人却全都对此感到不舒服。一家著名的极左网站发出多篇文章，指责中央的对台政策太软了，让步太多了，太不坚持原则了。大陆另一家著名右翼网站则指责马英九对大陆太软了，让步太多了，鼓励他“联合美日，使劲向大陆施压，完全不用害怕”。
双方立场截然相反，但其努力的目标都是一个——鼓动两岸重新进行对抗。
这种“冷战尚未结束，同志仍须努力”的思维，意识形态挂帅的思维，“汉贼不两立”的思维，是多么吓人！
“愤青”治小国而国恒亡。“左愤”米洛舍维奇领导的南斯拉夫，而今安在哉？“右愤”萨卡什维利治下的格鲁吉亚，已经危乎哉！“愤青”治大国呢？美国曾一度被新保守主义“愤青”控制了对外政策，结果陷进伊拉克泥潭拔不出腿。“中东民主路线图”的制图者似乎不懂得：大多数伊拉克民众反对萨达姆不假，但他们也并不喜欢美国，他们真心喜欢的是美国的死敌伊朗。现在，不撤兵，天天都要死人；撤兵，忙活了5年，恐怕白白为伊朗做了嫁衣裳。
来自这两个极端的力量，会因对立一方的存在，而更加膨胀自己一方的存在价值和正当性，甚至会刻意夸大对手的影响力(譬如双方都把对手说成是“主流意识形态”)，以强化自己的使命感、崇高感(“众人皆醉而我独醒”，“众人皆脑残而我独完整”)。而试图以民族虚无主义来反对极端民族主义和以极端民族主义来反对民族虚无主义，结果都只能适得其反。
其实，以我观察，极左和极右两翼，谁以“弱势”自怜亦复自矜，都纯属矫情。有的门户网站兴旺的时政论坛，长期为“左愤”所占据。有的以“右愤”言论为特色的论坛网站，目前其发帖量，跟帖量，阅读量等“人气”指标，也丝毫不在门户网站的时政论坛之下。譬如，那家曾经齐声痛骂金晶“身残脑也残”的右翼论坛，9月22日傍晚17：51转发“李长江辞职”的消息，至19：27止，仅仅96分钟之内，该帖就有11914人阅读，234人跟帖！—这还是在晚饭前后，远非上网高峰的时间。谁都别再说自己“边缘”了吧。
而网上拼杀的一个特点是：对手有多极端，自己往往也会相应变得有多极端——对手越左，我就会逐渐变得越右；对手越右，我就会逐渐变得越左。
奥运会中美女排“和平大战”，郎平执教的美国队战胜了中国队。公众比较普遍的反应是理智的，既对中国队输球感到惋惜，也对郎平的成就表示敬佩。在过后的几场比赛中，喜欢郎平的中国观众仍然在热情地为美国队加油。中美两国报纸对此都多有正面评价。但如果你到那几家立场极端的网站看看，则会误以为这场比赛是发生在十几、二十年以前的“小山智利”时代。中美赛后，在一家著名的极左网站，我们看到，骂郎平“卖国”，要求向郎平索赔“国家培养费”，甚而要求反思中国人才外流问题的文章，刷拉拉糊了一片。再看另一家著名的极右网站，则是一大串唯恐天下不乱的帖子：“好高兴哦”“粪粪们会不会骂郎平汉奸？”“美国人郎平，一身正气地坐在美国教练席上，运筹帷幄。郎平的昔日队友现女官员则与宋大嘴坐在上面，乌鸦样地叽叽喳喳”，“郎平忠实地履行了她入籍时在美国国旗下的誓言”，等等。事实上，郎平根本就没有加入过美国国籍。
这是刚刚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情。我们知道，就郎平问题持以上两种极端观点的人，实际上都是极少数，但就是这极少数人在网上吵闹不休，从而互相为对方的存在提供了足够的理由。
就美国反恐问题，中国的左右翼网民之间已经打了多年文字官司了。但是，就像无法理解大多数观众可以既喜欢郎平又喜欢中国女排、既盼望刘翔夺金更敬佩博尔特破纪录一样，按照把世界黑白两分的逻辑定式，“左愤”和“右愤”们恐怕也都难以理解：那些让中国无比头疼的东突分子，为什么竟然也会在阿富汗和基地组织一起并肩抗击美军？——他们还曾在车臣参加抗击俄罗斯军队。而拉登早些年曾经两度亲赴科索沃，指导如今被欧美扶持上台的那些人，开展针对塞尔维亚的独立斗争。难道对恐怖分子也应该再洗一次脑，要求他们必须站稳“亲美”或者“反美”的立场，以便于中国的网民进行敌我分明的归类吗？
也许，在两个极端的人群看来，世界如果是丰富多彩的，那就太没意思了！
扛着“爱国主义”大旗，动不动就喊打喊杀的极左翼“愤青”，从网络时代初期就收获了一个“爱国贼”的封号。他们几乎总是帮国家的倒忙，因而非常对得起这个称号。
他们总是在怀念毛泽东时代所谓“强硬”的外交风格。但是，36年前，在美国还与台湾蒋家保持着外交关系，甚至还在台湾驻着成建制军队的时候，毛泽东就能邀请美国历史上最反共的一任总统尼克松访华。苏联大军压境，国家危难当头，老一代领导人何曾像“愤青”们推崇的那样，只图一时痛快？
这些年，“左愤”们在与外国打交道时，总是一副好斗的公鸡模样，总疑心外人在算计自己，总觉得自己肯定是吃了亏，从不相信还有“互利双赢”这码子事儿；作为一个影响力有限的地区大国的国民，却老是像地球主人一样，爱为千万里以外国家民族间莫名其妙的纠纷打抱不平。
十几年来，各大主流报刊的评论员们，写批评教育这类“愤青”的文章都已经写溜了，也写疲了，可这些被教育者怎么仍然不明白“首先是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最好的爱国，就是立足本职岗位做贡献”等评论员们老生常谈的革命道理呢？
我个人以为，今年，极左翼“愤青”们做得最没品的一件事，是在网上骂肯德基等几家知名外企对汶川地震灾区捐款太少，进而号召消费者抵制！效果倒是立竿见影，大老板们都慌慌张张登上飞机直奔北京来追加捐款。但是，他们在痛骂其公关经理失职的同时，心里能不痛骂中国“愤青”们的亲娘吗？
用不了几件这样的事情，这些所谓的“爱国主义者”就能把“爱国主义”给彻底搞臭。
同样的，那些逢中必反的极右翼“愤青”，也有他们声称的“主义”。不过观其言行，似乎他们的目标，也是要把这种“主义”搞臭。
汶川地震发生后，达赖喇嘛的崇拜者、美国女演员莎朗·斯通说了句“这是报应”，惹来很多网民怒骂。在这时候，极右翼“愤青”不吱声也就罢了，可他们却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硬拗，说莎朗·斯通的本意是好的。为此，甚至涌现出了一批网络“语义学家”、“翻译家”和“佛学家”专门抠字眼儿。即使在莎朗·斯通本人已经承认自己确实说错了话、进行过道歉以后，这些“家”们仍然坚称该女说的根本就没错儿！——这样的事情并非仅仅一起。
在CNN就其对华报道中的偏颇表示道歉后，在一家著名论坛网站上，我看到一连串声声不绝的跟帖：“我没觉得受伤害，你不用道歉！”“我也没受伤害，不用道歉！”“我也……”——这类“纯属故意找抽”的事情，也发生过不止一起。
最不可理喻的就是，在陈水扁弊案连发后，大陆个别极右翼“愤青”对其毫无保留的“仗义”相挺。
7月21日，陈水扁以被告身份出庭，被一位64岁的男子苏安生从背后踹了一脚。在大陆某著名网站转载报道这一事件的新闻后面，跟帖几乎全是骂苏“老而不死”等话的。数日后，这位苏老汉在出门锻炼时被人尾随并殴打，致左手开放性骨折，头部受伤。在同一个论坛网站，这条新闻下面，则几乎全是“打得好”、“此人的确欠揍”、“动刀的必被刀动，打人的必被人打，报应！”“天理循环，报应不爽”等等。在第一页的十余条跟帖中，对这位受伤老汉表示同情的仅有一帖。
去年，曾经把陈水扁的女婿、亲家送进监狱的台湾“爆料天王”邱毅，自己被判入狱。大陆这边的极右翼“愤青”们，在网上也曾一片欢呼声。邱毅的揭弊行为影响了“台湾民主”的形象和“台独”运动的发展，所以，他们和台湾的“深绿”、“死忠”群众一样，也对邱毅恨之入骨。
马英九陷入“特别机要费”案时，“右愤”们则表现得有些幸灾乐祸。“民主”而“不独”的马，显然不如“民主”而“极独”的陈，更让大陆多数官民讨厌。“右愤”偏袒阿扁，可说纯粹就是“为反对而反对”。
前些日子，陈水扁发表声明称，查处他的案子是“政治清算”、“抄家灭族”、“成王败寇”，有网友马上跟帖表示：“我还是比较相信阿扁的说法。”他说这话的时候可能忘了，如果阿扁的说法可信，那么今日的台湾就根本算不上他喜欢的“民主社会”、“法治社会”了——“成王败寇”的社会是什么社会？
去年4月16日，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发生了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枪击事件。凶手打死32人、打伤多人后自杀。
事发后第一时间传出的消息称，杀人凶手是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右愤”们马上在网上骂开了娘：“只有中国的教育制度才能培养出这么没有人性的学生！”“这个留学生是不是贪官子女？”“此人可能是中国军情部门派到美国的特种兵，否则枪法不会这么好！”“美国大学今后应该拒收中国留学生！”
仅仅几个小时之后，凶案告破，警方查明制造这起惨案的是23岁的韩国籍男子赵承熙，他从8岁起就一直在美国上学。“右愤”们的指责全部落空。有人把“右愤”们这几个小时内发表的“愤帖”集纳起来，在网上集中进行了一次晾晒。其效果可想而知。
更败坏“右愤”声誉的“乌龙”名帖，是5年多以前发在著名网络论坛《天涯社区·国际观察》上的一篇《萨达姆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证据很快就能找到，大家不要着急》。5年多来，天天都有人把这个帖子翻出来逗乐：“你慢慢找啊，我们不着急！”
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个如今已垒成万层高楼的名帖的存在，使“天涯国观”变成了“左愤”的乐园，原来已经有些名气的“右愤”ID，在这儿逐渐待不下去离开了。以一帖而致一个阵地易手，得发动多少个“网特”或者“五毛”，努力多少个昼夜，才能达到同样的效果？
物极必反。“愤”极岂独不然？
9月28日，徐友渔先生发表文章，也提到：“要区别一个国家的建国理念、立国原则和它的国家利益，它的地缘政治学考虑。头脑简单的人往往处于两个极端，一种人在某个西方国家与我们发生纠纷或利益冲突时，对之全盘否定，连原来承认是先进的理想、原则、制度、做法都变得一无是处，如果还有人继续主张参考、借鉴、学习，就被扣上‘崇洋媚外’或‘卖国’的帽子，这与其说是有志气，不如说是愚蠢。另一种人刚好相反，他们认为西方国家的宪政民主、法治是好的，他们的一切对外政策就是正义的，以为与他们抗争就是否定我们原先肯定的价值，这种简单化的思维方式也很害人。他们应该懂得，你可以是某个好球队的粉丝，但它的球员犯了规，你不能还是叫好。”
众所周知，徐友渔先生是一贯反对极端民族主义的。我们是否可以期待，他也写出批判处于另外一个极端，即民族虚无主义这一方的“头脑简单的人们”的文章呢？如果他一旦写出了美国对外政策的国家利益和地缘政治学考量，以及这种考量与其建国理念、立国原则的背离，他会不会因此而受到自己粉丝们的一顿痛扁呢？
每一种思想都有其存在的理由。也许，两类极端“愤青”言论的价值，就在于让人们“鉴”而远之：依“愤”而为，将误国误民，并且最终走向自己意愿的反面。
2008年11月4日
郑永年 土地流转制度与中国政治社会的改革
中共十七大三中全会推出《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了土地流转制度是新一轮中国农村改革的轴心。很快，海内外对这个文件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关注。
和其他方方面面的改革不一样，农村的改革可以说是少数几个带有全局性影响的改革。正因为如此，对新的改革或抱有高度的期望或表现出极大的担忧，都是正常的现象。重要的是改革者能否保持清醒的头脑，既不因为叫好声而飘然，也不因为批评声而止步不前。
对土地改革抱乐观态度的是改革者。很简单，如果没有对这一改革有良好的预期，就不会主张改革了。
赋权、收入与土地改革
土地问题是农村的根本性问题。的确，“三农问题”中很多问题的解决必须从土地入手。首先，农村党政官员在土地问题上的腐败。地方政权利用手中的权力任意征用农民在土地，农民在土地方面的权益得不到任何保障。这方面的问题似乎越来越严重，已经造成了农民和地方政权之间的高度紧张，从而也对整个政权造成压力。土地改革就是要赋权与农民。
其次是农民的收入问题。很多年里，农民收入没有实质性的增长。尽管中央政府在这些年里做了很多努力，例如免掉土地税，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收入问题。土地流转或者资本化显然可以是农民收入的一个很大来源。反之，如果土地不能资本化，地方政府实际上一直在通过各种方式掠夺农民的土地。
再次，土地改革也是农村本身的生产方式的转型所需。农民现在是小规模经营，仅仅依靠土地，尽管可能求得衣饱，但不会有很大的变化。正因为这样，在工业发达的地区，很多农民已经离开了土地，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土地的荒废。决策者希望通过土地流转在纠正这个问题的同时造成规模经营。
说到底，土地流转制度（甚至因为过于敏感而不能正面提出来的私有化问题）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大趋势所需。工业化和城市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必经之路。
不过担忧者也并非没有道理。一是中国仍然欠缺有效法治的保障。在实施这个新政策过程中，如何保护农民的利益是个大问题。如果土地的支配权仅仅从地方政府之手转移到资本之手，对农民来说，不会有什么不同，因为地方政府和资本这两者本来就是一体的。所以，必须预防农民再次遭掠夺。
其次，正因为资本和地方政权的强势，农民在土地流转问题上的“自愿”很难得到体现和保证。这里，“自愿”并不意味着理性。如果城市居民在资本诱导下，把国企股份廉价卖掉，农民也会在各种情形下把土地以任何形式处理掉。
其三，人们也不能高估农民的自我忍受能力。尽管实行市场经济已经多年，但大多数中国人并没有准备好接受市场规则的心理和能力。城市居民也一样。在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一旦出了问题，城市居民还是要找政府来解决。农村也早已出现这样的问题，例如在集资问题上。
无论是城市居民还是农民找政府就地解决并非毫无理由，因为中国并不存在一个完美的市场，或者一个好的市场制度。市场是一个受操纵的市场，权力和资本都可以任意操纵市场的运作。
其四，土地流转出去了之后怎么办？这个问题更为严重。例如这次金融危机已经对中国的企业产生了很多影响，大量企业的倒闭造成了大量农民工的回流。如果仍然有片土地，农民可以可以借土地为生。没有了土地，那只好成为无业流民。在这个意义上，土地就是稳定器。如果这个稳定器不再存在，那么土地问题很快就会演变成社会政治问题甚至危机。
农村改革是各方面的动力机制
正因为争议比较大，出台这个政策的决策者和有关部分似乎开始倾向于谨慎和保守，开始在推广这个政策的范围、方式和各种限制举措上作文章。这些很有必要，因为决策者很难预见得到这一政策的负面效应。大家各自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来预见问题，就可以给决策者一个参考。
但从现在看，一些批评者开始有倾向把农村浪漫化，名为为农民利益着想，但实际上会阻碍问题的解决。例如一些人认为土地的问题并非农村问题的核心问题，农村问题的解决就是要对农村有大量的投入，给农民各种权利。这是要通过把农民和土地永久地绑在一起，使得农民和农村永久化。
也有一些人开始把农民看成是一种“特权”，要把农民这个社会群体永久化。从历史的角度看，除了把农业、农村和农民浪漫化之外，这些都不可能是解决之道。“三农问题”的解决最终必须依靠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从农村和农业转移出去，就是工业化和城市化。
新的土地改革的困难并不在于土地流转本身，而在于与之相关的配套制度改革。土地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没有配套改革，就很难达到原来的预期。正是因为土地改革有“牵一发动一身”的功能，其能够促成其他方面的改革。
实际上，农村改革从来就是中国各方面改革的动力机制。中国的改革从农村开始，农村的改革为其他很多方面的改革提供了莫大的动力。如果没有农村改革，很难想象城市改革能够顺利进行。
农村改革更是促成了农村本身的巨变。家庭联产土地承包制马上导致了计划经济时代建立的农村人民公社和生产队制度的解体。旧制度的解体导致了制度创新，农民的实践和中央政策的结合造就了今天人们所看到的中国地方民主制度。
承包制也为农村人口的流通创造了条件，农村过剩劳动力进入城市市场，造就了成千上万的农民工。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劳动力优势是中国经济崛起最重要的一个因素。
可以相信，如果执行得当，这次土地改革可以再次成为社会政治体制改革的巨大动力。例如，户口制度的改革，呼声已经有年，也的确发生了一些政策层面的变化，但体制层面的变化仍然缺失，农民工还是农民工。
和西方比较，农民工是中国人为制造的一个社会群体。中国的工业化速度前所未有，也吸收着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但并没有像西方社会那样改变着农村的性质。
举例来说，一个从密西西比来的农民如果在纽约找到了一个工作，那么就可以享受作为一个纽约公民的权利，同时马上减少了一名农业人口。那么中国呢？成千上万的农民工已经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工作了十多年甚至更长，但他们还是农民工，还是不能享有城市居民的公民权。
曾经看到一些中国经济学家论证为什么中国还需要保持农民工这个群体，因为在他们看来，农民工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优势。这里，人们看不到些许道德感。这就是总理温家宝多次抱怨中国为什么没有穷人经济学家的背景。
执政的道德基础会出现问题
中国的第一波工业化牺牲的是农民，第二波工业化牺牲的也同样的是农民。第一波工业化把农民固定在农村，第二波则把农民引入城市。如果这种状况不能得到改变，执政的道德基础会出现很大的问题。
这就是说为什么说土地改革可以成为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的新动力。不能说有关方面对农民工的重要性没有认识，因为党代表大会上已经有了农民工的代表。就是说，已经承认农民工是个独特的社会群体，具有政治参与权。但即使这样，在道德意义上仍然有问题。
为什么农民工不能成为城市居民？不能享受城市居民的权利？农村的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教育等等问题的解决都等待着政治社会改革。国家的工业化依靠牺牲农民的利益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但为什么这些财富不能回归农村呢？经济越发展，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看不起病？贫穷人家的子弟的接受各种程度的教育越来越难了呢？
很容易理解农村和相当多的城市居民为什么在复兴着毛泽东思想。他们已经把毛泽东思想视为是一种穷人的权利哲学。
如果光从发展国民经济的角度来考量土地改革就会有很大的偏差。如果没有社会政治的改革，土地的资本化就会变成农民的无产阶级化。但如果能够把土地制度和中国社会政治体制的改革联系起来，那么土地的改革就会变成巨大的进步动力。这既符合农民的利益，也符合中国政治社会发展的大趋势。
和其他方方面面的改革不一样，农村的改革可以说是少数几个带有全局性影响的改革。正因为如此，对新的改革或抱有高度的期望或表现出极大的担忧，都是正常的现象。重要的是改革者能否保持清醒的头脑，既不因为叫好声而飘然，也不因为批评声而止步不前。
对土地改革抱乐观态度的是改革者。很简单，如果没有对这一改革有良好的预期，就不会主张改革了。
赋权、收入与土地改革
土地问题是农村的根本性问题。的确，“三农问题”中很多问题的解决必须从土地入手。首先，农村党政官员在土地问题上的腐败。地方政权利用手中的权力任意征用农民在土地，农民在土地方面的权益得不到任何保障。这方面的问题似乎越来越严重，已经造成了农民和地方政权之间的高度紧张，从而也对整个政权造成压力。土地改革就是要赋权与农民。
其次是农民的收入问题。很多年里，农民收入没有实质性的增长。尽管中央政府在这些年里做了很多努力，例如免掉土地税，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收入问题。土地流转或者资本化显然可以是农民收入的一个很大来源。反之，如果土地不能资本化，地方政府实际上一直在通过各种方式掠夺农民的土地。
再次，土地改革也是农村本身的生产方式的转型所需。农民现在是小规模经营，仅仅依靠土地，尽管可能求得衣饱，但不会有很大的变化。正因为这样，在工业发达的地区，很多农民已经离开了土地，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土地的荒废。决策者希望通过土地流转在纠正这个问题的同时造成规模经营。
说到底，土地流转制度（甚至因为过于敏感而不能正面提出来的私有化问题）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大趋势所需。工业化和城市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必经之路。
不过担忧者也并非没有道理。一是中国仍然欠缺有效法治的保障。在实施这个新政策过程中，如何保护农民的利益是个大问题。如果土地的支配权仅仅从地方政府之手转移到资本之手，对农民来说，不会有什么不同，因为地方政府和资本这两者本来就是一体的。所以，必须预防农民再次遭掠夺。
其次，正因为资本和地方政权的强势，农民在土地流转问题上的“自愿”很难得到体现和保证。这里，“自愿”并不意味着理性。如果城市居民在资本诱导下，把国企股份廉价卖掉，农民也会在各种情形下把土地以任何形式处理掉。
其三，人们也不能高估农民的自我忍受能力。尽管实行市场经济已经多年，但大多数中国人并没有准备好接受市场规则的心理和能力。城市居民也一样。在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一旦出了问题，城市居民还是要找政府来解决。农村也早已出现这样的问题，例如在集资问题上。
无论是城市居民还是农民找政府就地解决并非毫无理由，因为中国并不存在一个完美的市场，或者一个好的市场制度。市场是一个受操纵的市场，权力和资本都可以任意操纵市场的运作。
其四，土地流转出去了之后怎么办？这个问题更为严重。例如这次金融危机已经对中国的企业产生了很多影响，大量企业的倒闭造成了大量农民工的回流。如果仍然有片土地，农民可以可以借土地为生。没有了土地，那只好成为无业流民。在这个意义上，土地就是稳定器。如果这个稳定器不再存在，那么土地问题很快就会演变成社会政治问题甚至危机。
农村改革是各方面的动力机制
正因为争议比较大，出台这个政策的决策者和有关部分似乎开始倾向于谨慎和保守，开始在推广这个政策的范围、方式和各种限制举措上作文章。这些很有必要，因为决策者很难预见得到这一政策的负面效应。大家各自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来预见问题，就可以给决策者一个参考。
但从现在看，一些批评者开始有倾向把农村浪漫化，名为为农民利益着想，但实际上会阻碍问题的解决。例如一些人认为土地的问题并非农村问题的核心问题，农村问题的解决就是要对农村有大量的投入，给农民各种权利。这是要通过把农民和土地永久地绑在一起，使得农民和农村永久化。
也有一些人开始把农民看成是一种“特权”，要把农民这个社会群体永久化。从历史的角度看，除了把农业、农村和农民浪漫化之外，这些都不可能是解决之道。“三农问题”的解决最终必须依靠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从农村和农业转移出去，就是工业化和城市化。
新的土地改革的困难并不在于土地流转本身，而在于与之相关的配套制度改革。土地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没有配套改革，就很难达到原来的预期。正是因为土地改革有“牵一发动一身”的功能，其能够促成其他方面的改革。
实际上，农村改革从来就是中国各方面改革的动力机制。中国的改革从农村开始，农村的改革为其他很多方面的改革提供了莫大的动力。如果没有农村改革，很难想象城市改革能够顺利进行。
农村改革更是促成了农村本身的巨变。家庭联产土地承包制马上导致了计划经济时代建立的农村人民公社和生产队制度的解体。旧制度的解体导致了制度创新，农民的实践和中央政策的结合造就了今天人们所看到的中国地方民主制度。
承包制也为农村人口的流通创造了条件，农村过剩劳动力进入城市市场，造就了成千上万的农民工。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劳动力优势是中国经济崛起最重要的一个因素。
可以相信，如果执行得当，这次土地改革可以再次成为社会政治体制改革的巨大动力。例如，户口制度的改革，呼声已经有年，也的确发生了一些政策层面的变化，但体制层面的变化仍然缺失，农民工还是农民工。
和西方比较，农民工是中国人为制造的一个社会群体。中国的工业化速度前所未有，也吸收着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但并没有像西方社会那样改变着农村的性质。
举例来说，一个从密西西比来的农民如果在纽约找到了一个工作，那么就可以享受作为一个纽约公民的权利，同时马上减少了一名农业人口。那么中国呢？成千上万的农民工已经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工作了十多年甚至更长，但他们还是农民工，还是不能享有城市居民的公民权。
曾经看到一些中国经济学家论证为什么中国还需要保持农民工这个群体，因为在他们看来，农民工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优势。这里，人们看不到些许道德感。这就是总理温家宝多次抱怨中国为什么没有穷人经济学家的背景。
执政的道德基础会出现问题
中国的第一波工业化牺牲的是农民，第二波工业化牺牲的也同样的是农民。第一波工业化把农民固定在农村，第二波则把农民引入城市。如果这种状况不能得到改变，执政的道德基础会出现很大的问题。
这就是说为什么说土地改革可以成为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的新动力。不能说有关方面对农民工的重要性没有认识，因为党代表大会上已经有了农民工的代表。就是说，已经承认农民工是个独特的社会群体，具有政治参与权。但即使这样，在道德意义上仍然有问题。
为什么农民工不能成为城市居民？不能享受城市居民的权利？农村的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教育等等问题的解决都等待着政治社会改革。国家的工业化依靠牺牲农民的利益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但为什么这些财富不能回归农村呢？经济越发展，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看不起病？贫穷人家的子弟的接受各种程度的教育越来越难了呢？
很容易理解农村和相当多的城市居民为什么在复兴着毛泽东思想。他们已经把毛泽东思想视为是一种穷人的权利哲学。
如果光从发展国民经济的角度来考量土地改革就会有很大的偏差。如果没有社会政治的改革，土地的资本化就会变成农民的无产阶级化。但如果能够把土地制度和中国社会政治体制的改革联系起来，那么土地的改革就会变成巨大的进步动力。这既符合农民的利益，也符合中国政治社会发展的大趋势。
2008年10月31日
张雪忠 民进党为何不敢与陈水扁切割？
脱胎于“党外”阵营的民进党自1986年9月28日成立以来，在与国民党的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其间，尽管曾在一些重要的选举中遭受挫折，但直至台湾地区第一次政党轮替，民进党一直是最具实力的反对党。
2000年，陈水扁以微弱的相对多数击败宋楚瑜、连战等竞选对手，赢得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的胜利。这标志着民进党的政治力量达到一个新的顶峰。此时，国民党不但痛失政权，而且面临党内分裂的危局，民进党在台湾政坛上一时可谓风头无两。
然而，民进党略带侥幸的胜利却成为其新一轮政治衰落的开始。执政8年中，民进党不但在政绩上乏善可陈，而且不断有党内高官涉入贪渎弊案，“第一家庭”成员涉案人数之多，贪腐情状之不雅，更是令人叹为观止。这一切使民进党一直刻意营造的清廉形象荡然无存，并使马英九以压倒性优势为国民党赢回政权。
尽管陈水扁及其家人的贪腐行为严重损害了民进党的政党形象，民进党也因此前途灰暗，但党内高层却迟迟不敢与陈水扁彻底切割。陈水扁频频与深绿势力相互取暖，并不时对民进党中央和台湾的检调单位摆出一副强硬姿态。自红衫军倒扁以来，民进党不顾政党形象上的负面影响，对陈水扁的一味姑息与纵容，使不少人感到迷惑不解。其实，这其中的缘由可以追溯至民进党成立之后的台独化过程。
从“工具台独”到“目标台独”
早在“党外”运动时期和民进党建党初期，“人民自决原则”便已出现在对抗国民党的政治运动中。1978年，台湾当局因美国与中国大陆建交而搁置当年的“中央民意代表”选举，“党外”人士于12月25日联名签署《党外人士国民声明》，声称“台湾的命运应由一千七百万人民来决定”。在当时，包含台独萌芽的自决口号更多是作为推动台湾地区政治民主化的手段，台独本身尚未成为党外运动的重要政治目标。
党外运动的最早开创者、带头签署《党外人士国民声明》的余登发始终都坚持“中国一定会统一”的观点，并认为“台湾独立，不论是新式的还是旧式的，都是不可能的”。民进党建党发起人之一、第一任党主席江鹏坚曾在解释“人民自决原则”时表示，民进党“必须有一个有别于国民党的自己的主张”，民进党“提‘自决’只是一种手段，经过这样的手段，来达到我们参与政治的目的”。第二任党主席姚嘉文也曾否认民进党的自决主张含有“自外于中华民族的台独分离意识”，并称“民进党是主张民主自决，而不是民族自决”。
可见，党外运动和建党初期的民进党，并未将台独作为政治运动的宗旨或建党后为之奋斗的最终目标，或者说，民进党早期的的台独诉求最多只具有“工具性意义”。但是，一项工具性政治主张被提出后，由于后继者的矢志推动，往往可能脱离提出者的初衷，获得自身发展的惯性。民进党后期特别是上台执政后的诸多行动表明，民进党及其支持者的台独诉求，已经完成了从“工具性意义”向“目标性意义”的政治嬗变。
如果将革命单纯地定义为对政治现状的激烈改变，那种试图将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企图，无疑是一种革命性的诉求。革命性势力的目的就是要推翻现状，并根据自身的价值认同对其加以改造。那些希望保持现状的人们，一开始往往对此熟视无睹或袖手旁观。他们要么因为误解而将革命性势力的诉求视为一种虚张声势的手法，要么自欺欺人地将其视为一种不会造成深刻后果的有限目的。
在台独的声音最初出现时，很少有人加以认真对待。人们总是相信两岸统一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正是这种将主观期望想象为客观趋势的心态，使人们不愿直面台独势力不断壮大的事实。直到台独已经成为一个现实而迫切的威胁时，人们再要消除这种威胁，即使不是为时已晚，也必须付出极高的代价。实际上，民进党发展壮大的过程，同时也是其不断台独化的过程。民进党的台独化不但对其党内政治氛围，而且对台湾岛内的整体政治生态乃至两岸关系，都已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就其对民进党本身的影响而言，台独化使激进的台独派系始终能够在党内占据主导地位，温和势力则不断被边缘化。一般来说，在两党主导的选举政治中，为了赢得选举的胜利，候选人都需要使自己的政见向中间立场靠拢，以便获得尽可能多选民的支持。实际上，在1994年台湾省长及高雄市长选举，1995年台湾第三届“立委”选举和1996年台湾地区领导人及“国代”选举中，民进党都遭受失败，其主要原因便是候选人所持的激进台独主张。台独一时被视为“票房毒药”。
不过，这些失败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民进党内激进台独势力的主导地位。实际上，在每次重要的选举中，任何人要想成为民进党的候选人，即使不是得到激进台独派系的积极支持，也必须得到他们的消极认同。在民进党获胜的两次重要选举中（1994年的台北市长选举和2000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代表民进党参选的陈水扁要么竭力回避台独议题，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全面市长”，要么通过提出“积极的”两岸经贸政策和利用“新中间路线”淡化自身的台独色彩。
台独是陈水扁的护身符
但是，陈水扁从来就不是一名真心实意的中间路线者或民进党转型运动的倡导者。在推动民进党台独化方面，陈水扁一直都是不遑多让。1986年，当党外运动的代表正与国民党的代表就推动民主宪政积极沟通时，作为党外公政会重要成员的陈水扁对“沟通”口诛笔伐，并称“沟通”为“钩通”。以陈水扁等人为主的党外激进派人士为了争取党外运动的主流地位，以“不妥协”标榜自己，甚至指责参与沟通的党外人士向政权当局妥协、投降，失去党外抗议精神和出卖党外的支持者。1997年，在许信良积极推动民进党转型时，陈水扁也曾大力反对并展现出强硬的台独立场，从而获得党内基本教义派的支持。
为了赢得政党之间的政治竞争，候选人需要尽量向中间立场靠拢，但为了在政党内部斗争中获得胜利，竞争者则必须展现一种激进的姿态。实际上，一名候选人在正式选举中可能表现的温和程度，恰恰取决于其一贯的激进立场得到党内基本教义派认同的程度。在民进党台独化过程中所起的积极作用，不但为陈水扁赢得重要选举的党内提名，而且还使其拥有了在正式选举中采取灵活立场的政治资本。
民进党政治人物出于选举需要而显示的灵活立场和温和姿态，曾被不少人视为“可与之打交道”的依据。他们相信这些政治人物有妥协的诚意。但在与革命性势力打交道的过程中，强调“诚意”并没有什么意义。革命性势力最缺乏的就是诚意和达成最终妥协的意愿。它可能会与维持现状者进行沟通和会谈，但它的目的并不是解决纠纷，而是为了利用商谈场所进行宣传，从而影响舆论和争取同情。
由于在8年执政期间大力推动法理台独，陈水扁俨然成为激进台独路线的代言人，这也为陈水扁提供了一种无形的政治保护。因此，尽管对陈水扁贪腐行为加以严厉惩处，有利于维护民进党的政党形象，却没有人敢于为此得罪党内的基本教义派，民进党内的重要政治人物也几乎都不敢与陈水扁进行彻底的切割。最近，重回民进党的许信良在一次集会上对陈水扁进行谴责，最后却不得不在一片嘘声和呼啸而至的饮料瓶中悻悻离场。
自上世纪90年代初，“泛新潮流系”的高纯度、理念型台独主张成为民进党内的主流意见后，对任何党内政治人物而言，失去了基本教义派的支持，在党内就不会再有什么政治前途。多数情况下，基本教义派都能主导一个政党的政治路线和政治议程。现在的民进党大佬们不会忘记，从康宁祥到施明德再到许信良，这些真心实意为民进党大力拓展政治疆土的转型路线（或中间路线）倡导者，最后都因为难以见容于基本教义派而被迫离开民进党。
在被独统争执和族群分歧所左右的台湾政坛，第三势力难有生存和发展的空间。面对台独基本教义派的压力，不但民进党内的政治人物需要谨小慎微，甚至整个民进党都不敢从台独立场上稍作后退。尽管基本教义派的制约可能会限制民进党政治版图的进一步扩大，但民进党对此也无可奈何，因为它绝不能听任深绿选民所构成的庞大政治资源，被虎视眈眈的其他泛绿政党趁机收编。
正是因为未能看到基本教义派对民进党温和路线的否决性力量，不少人对民进党政治人物出于选举需要而展现的温和姿态，抱有一种不切实际的期望。实际上，在尚且不能一蹴而就地达成最终目标时，任何革命性势力只要掌握一些必要的心理技巧，就一定会把每一个具体步骤说成是追求有限目标的表现，或者说成是出于某种正当苦衷而迫不得已采取的措施。被诩为“台独理论大师”的林浊水，曾这样描述民进党的台独历程和新潮流系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我们希望民进党扮演追求台独运动的火车头，我们一步一步地让民进党台独化。我们每一步都考虑到当时政治环境接受的程度，我们总是提出比大家能够接受高一点点的纲领，然后大家折衷一下，就恰到好处……5年之间，我们做了七个步骤，我们是稳打稳扎。”
和革命性势力相比，维持现状者在心理上处于极为不利的境地。他们总是倾向于相信前者出于策略需要而显示出来的“诚意”（有时甚至不惜自欺欺人），因为他们不愿意为了阻止现状的有限改变而面对可能发生的激烈冲突，不想失去他们所珍视的安宁。因此，尽管在开始时实际的力量平衡对革命性势力是不利的，革命性势力由于目标明确和无所顾忌仍可获得心理上的优势，从而弥补实力上的不足。革命性势力在现实所迫的情况下，有时也会调整自身的立场（这常常被人们天真地视为真正有诚意的表现），但这种调整只有一种战术上的意义：为下一次较量作更充分的准备。
提升两岸统一的内在价值
台独基本教义派在主导民进党政治走向的同时，也深刻地影响了台湾岛内的政治生态，进而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两岸关系的性质。在两蒋时代，尽管海峡两岸大有不共戴天之势，但其冲突只是源于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上的分歧。在对中国人的身份认同上，当时两岸民众并无多少歧见。思想上的分歧可能会使一个国家暂时处于分裂状态，但一般不会对国家统一构成难以克服的障碍。以韩国与朝鲜（或统一前的东德与西德）为例，尽管它们已是享有主权的独立国家，但双方的民众在身份认同上并不存在重大分歧，因此都将分裂状态视为一种临时性的安排。人们对最终统一的目标并无异议，分歧仅在于统一的方式和途径。
相反，一个国家不同地域的民众如果在国民身份认同上出现了分歧，则不管是使分隔的地区走向统一，还是维护现有的统一状态，都是一个极为严峻的难题。改变台湾民众的身份认同，使他们将自己与“中国人”区分开来，正是台独势力“去中国化”活动的要害所在。台独势力在改变台湾民众身份认同方面所取得的成效，使台海两岸在今后的妥协变得更加困难。那些一直强调“时间站在统一一边”的人，似乎不应该对这种危险的趋势视而不见。
部分台湾民众在身份认同上的改变，在促使“工具台独”向“理念台独”转变的同时，也使得独统争执主导了台湾岛内的政治生活。在这种政治争执中，台独势力显然占据着心理上的优势。台海两岸目前的现状并非一种正常状态，台湾的最终前途无疑只有统一和独立两种可能。台独阵营的独立诉求为支持者提供了明确的方向感，因此能够展现强大的政治动员能力。相反，以国民党为代表的泛蓝阵营尽管反对台独，但由于与大陆方面仍存在政治制度上的分歧，因而一直在统一问题上态度模糊。由于“维持现状”的政策无法为支持者提供明确的方向感，泛蓝阵营常常在政治上处于被动。
反对统一的人可以高擎台独的大旗，反对台独的人却对统一讳莫如深，这必然会使台独诉求逐渐取代统一诉求，在台湾岛内成为一种新的“政治正确”。将台独视为一种可以为之付出代价的信念的人越来越多，而这样对待统一的人却似乎越来越少。实际上，不少对台独表示反对的台湾民众，已不再将台独视为一种无法接受的政治诉求，而只是担心台独会破坏台海和平并危及台湾的安全。台独势力则不遗余力地利用大陆政制上的缺憾和一些带有人为因素的社会问题，打击台湾民众对两岸统一的信心和期望。最近的毒奶粉事件即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考虑到台湾目前的岛内政治生态，马英九最近就两岸关系的表态显得难能可贵。马英九提出“两个地区”的说法，既是为了净化被“一边一国”和“两国论”所污染的两岸关系氛围，也是为了使台海两岸告别“身份认同”的分歧，重回两蒋时期的“政治认同”之争。在今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之前，为了扩大政治支持的基础，马英九对台独的反对立场有所软化。大陆有些人因此将其和连战及宋楚瑜加以比较，并对其独统立场表示质疑。这种比较实在是很不恰当，得出的结论也不可靠。如果将马英九的选举语言与2000年连宋的选举语言加以比较，人们便会发现，只有马英九自始至终从未对“两国论”作过任何形式的认同。
就当前大陆的对台政策而言，最重要的是消除台湾民众的政治顾虑，让他们相信两岸统一是一种值得追求的政治目标。具有浓厚中华民国情结的马英九在台湾上台执政，而民进党却深陷困境，这等于为大陆打开了一扇难得的机会之窗。大陆方面应当尽快采取各种有效措施，从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促进两岸的交流融合。如果战略上的准备是为了不让台独势力看到一丝一毫的“希望之光”，那么在政策上，最重要的就是适时革新大陆的政治和社会体制，强化台湾民众对大陆的政治认同。可以说，愿意将统一视为值得珍视的价值而加以捍卫的台湾民众有多少，台海两岸和平统一的希望就有多大。
2000年，陈水扁以微弱的相对多数击败宋楚瑜、连战等竞选对手，赢得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的胜利。这标志着民进党的政治力量达到一个新的顶峰。此时，国民党不但痛失政权，而且面临党内分裂的危局，民进党在台湾政坛上一时可谓风头无两。
然而，民进党略带侥幸的胜利却成为其新一轮政治衰落的开始。执政8年中，民进党不但在政绩上乏善可陈，而且不断有党内高官涉入贪渎弊案，“第一家庭”成员涉案人数之多，贪腐情状之不雅，更是令人叹为观止。这一切使民进党一直刻意营造的清廉形象荡然无存，并使马英九以压倒性优势为国民党赢回政权。
尽管陈水扁及其家人的贪腐行为严重损害了民进党的政党形象，民进党也因此前途灰暗，但党内高层却迟迟不敢与陈水扁彻底切割。陈水扁频频与深绿势力相互取暖，并不时对民进党中央和台湾的检调单位摆出一副强硬姿态。自红衫军倒扁以来，民进党不顾政党形象上的负面影响，对陈水扁的一味姑息与纵容，使不少人感到迷惑不解。其实，这其中的缘由可以追溯至民进党成立之后的台独化过程。
从“工具台独”到“目标台独”
早在“党外”运动时期和民进党建党初期，“人民自决原则”便已出现在对抗国民党的政治运动中。1978年，台湾当局因美国与中国大陆建交而搁置当年的“中央民意代表”选举，“党外”人士于12月25日联名签署《党外人士国民声明》，声称“台湾的命运应由一千七百万人民来决定”。在当时，包含台独萌芽的自决口号更多是作为推动台湾地区政治民主化的手段，台独本身尚未成为党外运动的重要政治目标。
党外运动的最早开创者、带头签署《党外人士国民声明》的余登发始终都坚持“中国一定会统一”的观点，并认为“台湾独立，不论是新式的还是旧式的，都是不可能的”。民进党建党发起人之一、第一任党主席江鹏坚曾在解释“人民自决原则”时表示，民进党“必须有一个有别于国民党的自己的主张”，民进党“提‘自决’只是一种手段，经过这样的手段，来达到我们参与政治的目的”。第二任党主席姚嘉文也曾否认民进党的自决主张含有“自外于中华民族的台独分离意识”，并称“民进党是主张民主自决，而不是民族自决”。
可见，党外运动和建党初期的民进党，并未将台独作为政治运动的宗旨或建党后为之奋斗的最终目标，或者说，民进党早期的的台独诉求最多只具有“工具性意义”。但是，一项工具性政治主张被提出后，由于后继者的矢志推动，往往可能脱离提出者的初衷，获得自身发展的惯性。民进党后期特别是上台执政后的诸多行动表明，民进党及其支持者的台独诉求，已经完成了从“工具性意义”向“目标性意义”的政治嬗变。
如果将革命单纯地定义为对政治现状的激烈改变，那种试图将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企图，无疑是一种革命性的诉求。革命性势力的目的就是要推翻现状，并根据自身的价值认同对其加以改造。那些希望保持现状的人们，一开始往往对此熟视无睹或袖手旁观。他们要么因为误解而将革命性势力的诉求视为一种虚张声势的手法，要么自欺欺人地将其视为一种不会造成深刻后果的有限目的。
在台独的声音最初出现时，很少有人加以认真对待。人们总是相信两岸统一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正是这种将主观期望想象为客观趋势的心态，使人们不愿直面台独势力不断壮大的事实。直到台独已经成为一个现实而迫切的威胁时，人们再要消除这种威胁，即使不是为时已晚，也必须付出极高的代价。实际上，民进党发展壮大的过程，同时也是其不断台独化的过程。民进党的台独化不但对其党内政治氛围，而且对台湾岛内的整体政治生态乃至两岸关系，都已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就其对民进党本身的影响而言，台独化使激进的台独派系始终能够在党内占据主导地位，温和势力则不断被边缘化。一般来说，在两党主导的选举政治中，为了赢得选举的胜利，候选人都需要使自己的政见向中间立场靠拢，以便获得尽可能多选民的支持。实际上，在1994年台湾省长及高雄市长选举，1995年台湾第三届“立委”选举和1996年台湾地区领导人及“国代”选举中，民进党都遭受失败，其主要原因便是候选人所持的激进台独主张。台独一时被视为“票房毒药”。
不过，这些失败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民进党内激进台独势力的主导地位。实际上，在每次重要的选举中，任何人要想成为民进党的候选人，即使不是得到激进台独派系的积极支持，也必须得到他们的消极认同。在民进党获胜的两次重要选举中（1994年的台北市长选举和2000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代表民进党参选的陈水扁要么竭力回避台独议题，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全面市长”，要么通过提出“积极的”两岸经贸政策和利用“新中间路线”淡化自身的台独色彩。
台独是陈水扁的护身符
但是，陈水扁从来就不是一名真心实意的中间路线者或民进党转型运动的倡导者。在推动民进党台独化方面，陈水扁一直都是不遑多让。1986年，当党外运动的代表正与国民党的代表就推动民主宪政积极沟通时，作为党外公政会重要成员的陈水扁对“沟通”口诛笔伐，并称“沟通”为“钩通”。以陈水扁等人为主的党外激进派人士为了争取党外运动的主流地位，以“不妥协”标榜自己，甚至指责参与沟通的党外人士向政权当局妥协、投降，失去党外抗议精神和出卖党外的支持者。1997年，在许信良积极推动民进党转型时，陈水扁也曾大力反对并展现出强硬的台独立场，从而获得党内基本教义派的支持。
为了赢得政党之间的政治竞争，候选人需要尽量向中间立场靠拢，但为了在政党内部斗争中获得胜利，竞争者则必须展现一种激进的姿态。实际上，一名候选人在正式选举中可能表现的温和程度，恰恰取决于其一贯的激进立场得到党内基本教义派认同的程度。在民进党台独化过程中所起的积极作用，不但为陈水扁赢得重要选举的党内提名，而且还使其拥有了在正式选举中采取灵活立场的政治资本。
民进党政治人物出于选举需要而显示的灵活立场和温和姿态，曾被不少人视为“可与之打交道”的依据。他们相信这些政治人物有妥协的诚意。但在与革命性势力打交道的过程中，强调“诚意”并没有什么意义。革命性势力最缺乏的就是诚意和达成最终妥协的意愿。它可能会与维持现状者进行沟通和会谈，但它的目的并不是解决纠纷，而是为了利用商谈场所进行宣传，从而影响舆论和争取同情。
由于在8年执政期间大力推动法理台独，陈水扁俨然成为激进台独路线的代言人，这也为陈水扁提供了一种无形的政治保护。因此，尽管对陈水扁贪腐行为加以严厉惩处，有利于维护民进党的政党形象，却没有人敢于为此得罪党内的基本教义派，民进党内的重要政治人物也几乎都不敢与陈水扁进行彻底的切割。最近，重回民进党的许信良在一次集会上对陈水扁进行谴责，最后却不得不在一片嘘声和呼啸而至的饮料瓶中悻悻离场。
自上世纪90年代初，“泛新潮流系”的高纯度、理念型台独主张成为民进党内的主流意见后，对任何党内政治人物而言，失去了基本教义派的支持，在党内就不会再有什么政治前途。多数情况下，基本教义派都能主导一个政党的政治路线和政治议程。现在的民进党大佬们不会忘记，从康宁祥到施明德再到许信良，这些真心实意为民进党大力拓展政治疆土的转型路线（或中间路线）倡导者，最后都因为难以见容于基本教义派而被迫离开民进党。
在被独统争执和族群分歧所左右的台湾政坛，第三势力难有生存和发展的空间。面对台独基本教义派的压力，不但民进党内的政治人物需要谨小慎微，甚至整个民进党都不敢从台独立场上稍作后退。尽管基本教义派的制约可能会限制民进党政治版图的进一步扩大，但民进党对此也无可奈何，因为它绝不能听任深绿选民所构成的庞大政治资源，被虎视眈眈的其他泛绿政党趁机收编。
正是因为未能看到基本教义派对民进党温和路线的否决性力量，不少人对民进党政治人物出于选举需要而展现的温和姿态，抱有一种不切实际的期望。实际上，在尚且不能一蹴而就地达成最终目标时，任何革命性势力只要掌握一些必要的心理技巧，就一定会把每一个具体步骤说成是追求有限目标的表现，或者说成是出于某种正当苦衷而迫不得已采取的措施。被诩为“台独理论大师”的林浊水，曾这样描述民进党的台独历程和新潮流系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我们希望民进党扮演追求台独运动的火车头，我们一步一步地让民进党台独化。我们每一步都考虑到当时政治环境接受的程度，我们总是提出比大家能够接受高一点点的纲领，然后大家折衷一下，就恰到好处……5年之间，我们做了七个步骤，我们是稳打稳扎。”
和革命性势力相比，维持现状者在心理上处于极为不利的境地。他们总是倾向于相信前者出于策略需要而显示出来的“诚意”（有时甚至不惜自欺欺人），因为他们不愿意为了阻止现状的有限改变而面对可能发生的激烈冲突，不想失去他们所珍视的安宁。因此，尽管在开始时实际的力量平衡对革命性势力是不利的，革命性势力由于目标明确和无所顾忌仍可获得心理上的优势，从而弥补实力上的不足。革命性势力在现实所迫的情况下，有时也会调整自身的立场（这常常被人们天真地视为真正有诚意的表现），但这种调整只有一种战术上的意义：为下一次较量作更充分的准备。
提升两岸统一的内在价值
台独基本教义派在主导民进党政治走向的同时，也深刻地影响了台湾岛内的政治生态，进而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两岸关系的性质。在两蒋时代，尽管海峡两岸大有不共戴天之势，但其冲突只是源于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上的分歧。在对中国人的身份认同上，当时两岸民众并无多少歧见。思想上的分歧可能会使一个国家暂时处于分裂状态，但一般不会对国家统一构成难以克服的障碍。以韩国与朝鲜（或统一前的东德与西德）为例，尽管它们已是享有主权的独立国家，但双方的民众在身份认同上并不存在重大分歧，因此都将分裂状态视为一种临时性的安排。人们对最终统一的目标并无异议，分歧仅在于统一的方式和途径。
相反，一个国家不同地域的民众如果在国民身份认同上出现了分歧，则不管是使分隔的地区走向统一，还是维护现有的统一状态，都是一个极为严峻的难题。改变台湾民众的身份认同，使他们将自己与“中国人”区分开来，正是台独势力“去中国化”活动的要害所在。台独势力在改变台湾民众身份认同方面所取得的成效，使台海两岸在今后的妥协变得更加困难。那些一直强调“时间站在统一一边”的人，似乎不应该对这种危险的趋势视而不见。
部分台湾民众在身份认同上的改变，在促使“工具台独”向“理念台独”转变的同时，也使得独统争执主导了台湾岛内的政治生活。在这种政治争执中，台独势力显然占据着心理上的优势。台海两岸目前的现状并非一种正常状态，台湾的最终前途无疑只有统一和独立两种可能。台独阵营的独立诉求为支持者提供了明确的方向感，因此能够展现强大的政治动员能力。相反，以国民党为代表的泛蓝阵营尽管反对台独，但由于与大陆方面仍存在政治制度上的分歧，因而一直在统一问题上态度模糊。由于“维持现状”的政策无法为支持者提供明确的方向感，泛蓝阵营常常在政治上处于被动。
反对统一的人可以高擎台独的大旗，反对台独的人却对统一讳莫如深，这必然会使台独诉求逐渐取代统一诉求，在台湾岛内成为一种新的“政治正确”。将台独视为一种可以为之付出代价的信念的人越来越多，而这样对待统一的人却似乎越来越少。实际上，不少对台独表示反对的台湾民众，已不再将台独视为一种无法接受的政治诉求，而只是担心台独会破坏台海和平并危及台湾的安全。台独势力则不遗余力地利用大陆政制上的缺憾和一些带有人为因素的社会问题，打击台湾民众对两岸统一的信心和期望。最近的毒奶粉事件即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考虑到台湾目前的岛内政治生态，马英九最近就两岸关系的表态显得难能可贵。马英九提出“两个地区”的说法，既是为了净化被“一边一国”和“两国论”所污染的两岸关系氛围，也是为了使台海两岸告别“身份认同”的分歧，重回两蒋时期的“政治认同”之争。在今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之前，为了扩大政治支持的基础，马英九对台独的反对立场有所软化。大陆有些人因此将其和连战及宋楚瑜加以比较，并对其独统立场表示质疑。这种比较实在是很不恰当，得出的结论也不可靠。如果将马英九的选举语言与2000年连宋的选举语言加以比较，人们便会发现，只有马英九自始至终从未对“两国论”作过任何形式的认同。
就当前大陆的对台政策而言，最重要的是消除台湾民众的政治顾虑，让他们相信两岸统一是一种值得追求的政治目标。具有浓厚中华民国情结的马英九在台湾上台执政，而民进党却深陷困境，这等于为大陆打开了一扇难得的机会之窗。大陆方面应当尽快采取各种有效措施，从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促进两岸的交流融合。如果战略上的准备是为了不让台独势力看到一丝一毫的“希望之光”，那么在政策上，最重要的就是适时革新大陆的政治和社会体制，强化台湾民众对大陆的政治认同。可以说，愿意将统一视为值得珍视的价值而加以捍卫的台湾民众有多少，台海两岸和平统一的希望就有多大。
2008年10月28日
郑永年 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变种及其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新自由主义逐渐崛起于西方。新自由主义主要是对当时存在的两种局面的反动。第一，是对西方国家本身的国家干预主义政策的反动。自30年代经济大危机之后，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各国普遍实行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例如美国罗斯福总统实行的“新政”。在经济学说上则表现为凯恩斯主义的兴起。
第二，也更重要，是对当时苏联版本社会主义的反动。现代新自由主义先驱人物海耶克当时发表的《通向奴役之路》很形象地展示了自由主义的核心观点，那就是国家权力尤其是过度的国家权力的存在是人类通向奴役的道路。如何应对强大的政治权力成为新自由主义得核心课题。
正如另外一位自由主义代表人物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弗里德曼所强调的，人们的政治自由必须由经济自由加以保证，或者说如果没有经济自由就不会有政治自由。
创造了奇迹也演变成危机
新自由主义是英国首相撒切尔和美国总统里根经济政策的哲学基础。表现在实际政策上就是私有化和减少甚至取消国家对经济的监管。
尽管英美两国的经济改革在国际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是在这两国之内并没有多少影响，用中国话来说就是“雷声大、雨点小”，尤其在英国。因为有民主制度的存在，撒切尔很难收回和取消人们已经得到的各种社会主义的权利。
新自由主义真正有效的第一个实验场并不在西方本身，而是在拉丁美洲，即皮诺切特统治下的智利。皮诺切特用专制权利压制人民各方面的权利，为资本创造了民主社会不可能存在的有利条件。
客观地说，新自由主义因为赋予资本至高无上的权力，其既为智利经济增长提供了动力，也为这个国家的社会分化和动荡播下了种子。
里根和撒切尔之后，新自由主义哲学仍然有很大的力量。一方面是因为刺激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没有经济自由，没有资本的推动，任何国家的经济很难得到快速的发展。另一方面当然是因为新自由主义代表的是资本的利益，资本是其背后最为强大的物质经济支持力量。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金融资本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作用越来越巨大，新自由主义也很快在金融经济中找到了最有利于施展自身力量的场所。
很多年来，受新自由主义影响的权势人物如美国联署局的格林斯潘有效地减少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取消对金融部门的政府规制。没有任何有效规制的资本因此得到了充分的自由，在很短时期里创造了世界经济的“奇迹”。但是好景不长，没过多少时间，终究演变成为今天的全球范围的金融危机。
中国政策的新自由主义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新自由主义经济哲学对中国的影响也不小。尽管中国经济学界内部有不少争论，但可以肯定的是到目前为止，新自由主义是中国经济学界的主流话语。
中国的学者和一些决策者接受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有其深刻的背景的。中国的新自由主义一方面是对毛泽东时代计划经济的反动。当经济发展取代了阶级斗争哲学的时候，如何驱动经济发展成了中国方方面面的关切。资本和市场的力量也就显现出来。
在计划经济时代，没有市场，没有资本，经济发展没有动力。要发展经济就必须给资本和市场予空间。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往往把资本和市场的作用推至极端。
从理论上说，中国向外开放的时期正是新自由主义在西方方兴未艾的时候。无论是出国考察的学者和官员，还是在西方留学的学生，大多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的影响。这些人回国后，把新思想带到了中国，所谓的主流经济学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的。当然，如同在其他任何社会，中国也不乏原教旨主义式的新自由主义信徒。
新自由主义也表现在政策的很多方面。应该说，并不是所有强调市场和资本的政策都可以称为新自由主义，因为如上所说，要发展，就需要市场和资本。
中国的一些政策之所以具有新自由主义性质，是因为这些政策具有一些特殊的特征。特征之一为：效率就是一切。达到效率具有很多途径，但在新自由主义那里，资本至高无上，资本是达到最大效率的唯一手段。
特征之二就是动用政权的力量来为资本开路，为资本提供各方面的条件使其利益最大化。特征之三就是忽视普通人民的权利。这是把资本的利益推至极端的必然结果。
新自由主义从80年代后期就开始影响政府政策。最先表现为一些意在进行激进改革的企图，例如价格闯关。价格闯关立刻导致了很多负面的社会难以消化的后果，例如物价上涨。加上官员腐败等因素，最终导致了1989年的那场政治危机。
但是整个90年代是典型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政策占了主导地位。邓小平南巡之后进行了激进分权，在内部促进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度发展，在外部使得中国的发展道路完全和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区别开来。
把财富送入少数人之手
然而在90年代中期之后，原来设计得好好的“抓大放小”战略在各级地方政府那里就演变成为恶性私有化，主要表现在地方各级官员和资本结合在一起，一方面导致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另一方面是企业工人的权力的被任意剥夺。
在外部关系上也有类似的表现。例如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问题上，中国作了过分重大的让步。要意识到的是，负面的结果是让整个中国社会尤其是弱势群体来承担的，而非政府本身。
不管怎么说，在所有那些具有新自由主义特征的政策中，资本权力和政治权力总是结合在一起的，而社会力量则被排挤出决策过程之外。
对新自由主义必须进行客观的评价。在早期，中国的政治环境迫使改革者不得不去过份强调新自由主义经济精神。如果没有资本的冲击，很难想象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会如何才能被转型。
如同其他实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国家一样，新自由主义在给中国带来了具大的经济财富的同时也把这些财富送入了少数人之手。新自由主义使得人们在得到一些权利的时候，也加速了其他方面的权利的损失。不计一切代价的经济发展为中国造就了一个地地道道的资本时代，但环境、安全、道德等等人来社会赖以生存的要素被破坏甚至被摧毁。
资本很重要，为社会的生存和发展不可或缺。市场经济更是人类追求财富增长的最有效的手段。但如果把资本和市场的作用推至极端，毫无节制，就会对社会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
更有甚者，一旦资本和权力相结合，那么就会产生极端的腐败。在西方，新自由主义被普遍视为是反民主的。资本（尤其是全球性资本）影响所有人，但资本的所有决策不受制约，既不受人民选举出来的代表的制约，更不受人民的直接制约。
社会主义的一些因素再度抬头
人们也观察到，在非民主国家，新自由主义是阻碍民主发生和发展的，因为资本需要的是政治权威所提供的秩序和稳定。
新自由主义导致金融领域的大危机。在西方，资本的权力正在得到节制，各国政府正想方设法通过规制资本而抢救资本。在这一过程中，社会主义的一些因素不可避免地得到体现和发展。这并不使人惊奇，因为社会主义的产生本来就是回应极端资本所带来的弊端的。
同样，在中国，如果变相的新自由主义得不到纠正，那么就会演变成一场无颜色的革命。因为资本权力和政治权力往往结合在一起，社会力量没有有效的机制来参与和影响重大决策，这使得纠正资本的弊端更加困难。
本世纪初以来，中国领导人力图纠正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资本至上的局面，提出以人为本的发展观。这无疑是一个能够影响中国社会长远发展的大决策。但是，要把这个政策理念体现在各种政策中去，转化为具体的制度来规制资本和政治权力，达到社会、政治和资本的均衡和谐状态，还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第二，也更重要，是对当时苏联版本社会主义的反动。现代新自由主义先驱人物海耶克当时发表的《通向奴役之路》很形象地展示了自由主义的核心观点，那就是国家权力尤其是过度的国家权力的存在是人类通向奴役的道路。如何应对强大的政治权力成为新自由主义得核心课题。
正如另外一位自由主义代表人物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弗里德曼所强调的，人们的政治自由必须由经济自由加以保证，或者说如果没有经济自由就不会有政治自由。
创造了奇迹也演变成危机
新自由主义是英国首相撒切尔和美国总统里根经济政策的哲学基础。表现在实际政策上就是私有化和减少甚至取消国家对经济的监管。
尽管英美两国的经济改革在国际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是在这两国之内并没有多少影响，用中国话来说就是“雷声大、雨点小”，尤其在英国。因为有民主制度的存在，撒切尔很难收回和取消人们已经得到的各种社会主义的权利。
新自由主义真正有效的第一个实验场并不在西方本身，而是在拉丁美洲，即皮诺切特统治下的智利。皮诺切特用专制权利压制人民各方面的权利，为资本创造了民主社会不可能存在的有利条件。
客观地说，新自由主义因为赋予资本至高无上的权力，其既为智利经济增长提供了动力，也为这个国家的社会分化和动荡播下了种子。
里根和撒切尔之后，新自由主义哲学仍然有很大的力量。一方面是因为刺激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没有经济自由，没有资本的推动，任何国家的经济很难得到快速的发展。另一方面当然是因为新自由主义代表的是资本的利益，资本是其背后最为强大的物质经济支持力量。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金融资本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作用越来越巨大，新自由主义也很快在金融经济中找到了最有利于施展自身力量的场所。
很多年来，受新自由主义影响的权势人物如美国联署局的格林斯潘有效地减少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取消对金融部门的政府规制。没有任何有效规制的资本因此得到了充分的自由，在很短时期里创造了世界经济的“奇迹”。但是好景不长，没过多少时间，终究演变成为今天的全球范围的金融危机。
中国政策的新自由主义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新自由主义经济哲学对中国的影响也不小。尽管中国经济学界内部有不少争论，但可以肯定的是到目前为止，新自由主义是中国经济学界的主流话语。
中国的学者和一些决策者接受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有其深刻的背景的。中国的新自由主义一方面是对毛泽东时代计划经济的反动。当经济发展取代了阶级斗争哲学的时候，如何驱动经济发展成了中国方方面面的关切。资本和市场的力量也就显现出来。
在计划经济时代，没有市场，没有资本，经济发展没有动力。要发展经济就必须给资本和市场予空间。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往往把资本和市场的作用推至极端。
从理论上说，中国向外开放的时期正是新自由主义在西方方兴未艾的时候。无论是出国考察的学者和官员，还是在西方留学的学生，大多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的影响。这些人回国后，把新思想带到了中国，所谓的主流经济学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的。当然，如同在其他任何社会，中国也不乏原教旨主义式的新自由主义信徒。
新自由主义也表现在政策的很多方面。应该说，并不是所有强调市场和资本的政策都可以称为新自由主义，因为如上所说，要发展，就需要市场和资本。
中国的一些政策之所以具有新自由主义性质，是因为这些政策具有一些特殊的特征。特征之一为：效率就是一切。达到效率具有很多途径，但在新自由主义那里，资本至高无上，资本是达到最大效率的唯一手段。
特征之二就是动用政权的力量来为资本开路，为资本提供各方面的条件使其利益最大化。特征之三就是忽视普通人民的权利。这是把资本的利益推至极端的必然结果。
新自由主义从80年代后期就开始影响政府政策。最先表现为一些意在进行激进改革的企图，例如价格闯关。价格闯关立刻导致了很多负面的社会难以消化的后果，例如物价上涨。加上官员腐败等因素，最终导致了1989年的那场政治危机。
但是整个90年代是典型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政策占了主导地位。邓小平南巡之后进行了激进分权，在内部促进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度发展，在外部使得中国的发展道路完全和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区别开来。
把财富送入少数人之手
然而在90年代中期之后，原来设计得好好的“抓大放小”战略在各级地方政府那里就演变成为恶性私有化，主要表现在地方各级官员和资本结合在一起，一方面导致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另一方面是企业工人的权力的被任意剥夺。
在外部关系上也有类似的表现。例如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问题上，中国作了过分重大的让步。要意识到的是，负面的结果是让整个中国社会尤其是弱势群体来承担的，而非政府本身。
不管怎么说，在所有那些具有新自由主义特征的政策中，资本权力和政治权力总是结合在一起的，而社会力量则被排挤出决策过程之外。
对新自由主义必须进行客观的评价。在早期，中国的政治环境迫使改革者不得不去过份强调新自由主义经济精神。如果没有资本的冲击，很难想象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会如何才能被转型。
如同其他实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国家一样，新自由主义在给中国带来了具大的经济财富的同时也把这些财富送入了少数人之手。新自由主义使得人们在得到一些权利的时候，也加速了其他方面的权利的损失。不计一切代价的经济发展为中国造就了一个地地道道的资本时代，但环境、安全、道德等等人来社会赖以生存的要素被破坏甚至被摧毁。
资本很重要，为社会的生存和发展不可或缺。市场经济更是人类追求财富增长的最有效的手段。但如果把资本和市场的作用推至极端，毫无节制，就会对社会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
更有甚者，一旦资本和权力相结合，那么就会产生极端的腐败。在西方，新自由主义被普遍视为是反民主的。资本（尤其是全球性资本）影响所有人，但资本的所有决策不受制约，既不受人民选举出来的代表的制约，更不受人民的直接制约。
社会主义的一些因素再度抬头
人们也观察到，在非民主国家，新自由主义是阻碍民主发生和发展的，因为资本需要的是政治权威所提供的秩序和稳定。
新自由主义导致金融领域的大危机。在西方，资本的权力正在得到节制，各国政府正想方设法通过规制资本而抢救资本。在这一过程中，社会主义的一些因素不可避免地得到体现和发展。这并不使人惊奇，因为社会主义的产生本来就是回应极端资本所带来的弊端的。
同样，在中国，如果变相的新自由主义得不到纠正，那么就会演变成一场无颜色的革命。因为资本权力和政治权力往往结合在一起，社会力量没有有效的机制来参与和影响重大决策，这使得纠正资本的弊端更加困难。
本世纪初以来，中国领导人力图纠正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资本至上的局面，提出以人为本的发展观。这无疑是一个能够影响中国社会长远发展的大决策。但是，要把这个政策理念体现在各种政策中去，转化为具体的制度来规制资本和政治权力，达到社会、政治和资本的均衡和谐状态，还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连岳 我们就是体制
我们就是体制 连岳 @ 2008-9-20
毒奶粉事件发生到现在，听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这是体制的问题。
在层出不穷的悲剧里，听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这是体制的问题。
是不是体制的问题？是，这绝对是体制的问题。
从SARS到现在的毒奶，处理方法是一样的：先瞒、瞒不了骗、骗不了就承认一部分，然后撤几个官员了事，最后宣传包装成一件功劳。
如果这次毒奶粉是传染病毒，估计全球都得死伤惨重——可谁能保证下一次不是病毒呢？
是的，如果我们有言论自由，如果我们有选择及罢免政府的自由，如果我们有强大且独立的媒体，如果我们有游行示威的自由，如果我们有免于恐惧的自由……是的，这样的体制才能保护我们。
我们有没有这样体制？没有。
所以可以很自然地说出那句话：这是体制的问题。李长江下了，不过换个张长江。什锦八宝饭馊了，不过上碗平强汤。
所以，算了吧。
可是，且慢，你忘了，我们自己就是体制的一部分。
这体制的存在，有我们的不作为。
我们得有所作为。
这作为不是鼓吹暴力，不是以暴易暴。暴力只会带来一个更坏的体制。
这作为不是希望他人去牺牲，牺牲永远只是个人选项，一个人永远没有资格去鼓动他人牺牲。
这作为是忍耐地慢慢做一件事。
让李长江辞职，这是体制进了一小步；张长江还不行，让张长江辞职，这又是体制进了一小步。他换一个，我们盯一个，最后就是质检体制的进步。
他不让我们在媒体里说，我们网络上说；他不让我们在网络上说，我们在嘴上说；我们不停地议论，嘲讽他的谎言，最后就是言论体制的进步。
那些拒不认错的企业，那些强词夺理的企业，我们记住它们的名字，永不消费它们的产品，最后就是企业文化的进步。
我们呼吁杨佳应该得到公平、公正、公开的审判；接下来，我们呼吁田文华或者李长江应该得到公平、公正、公开的审判，最后就是法制的进步。
并不需要牺牲，并不需要成为意见领袖，并不需要多么大的权力，只要你有选择权，你就能让体制变坏，或者变好。
我们能改良体制，我们能选择体制，我们就是体制。
到了我们多过他们的那一天，体制就变了。
“这都是体制的问题”，不要用这么重的虚拟铁锤砸掉你的自信，砸掉他人的信心。
你说“算了，没用的”，就等于投了你憎恨的体制一票。
我们享受生活，我们和美好的人呆在一起，我们保持怀疑，我们批评，我们不合作，我们能快乐地改变这个体制，我们就是体制。
如果需要一百年，我们就花一百年。如果需要一千年，我们就花一千年。
毒奶粉事件发生到现在，听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这是体制的问题。
在层出不穷的悲剧里，听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这是体制的问题。
是不是体制的问题？是，这绝对是体制的问题。
从SARS到现在的毒奶，处理方法是一样的：先瞒、瞒不了骗、骗不了就承认一部分，然后撤几个官员了事，最后宣传包装成一件功劳。
如果这次毒奶粉是传染病毒，估计全球都得死伤惨重——可谁能保证下一次不是病毒呢？
是的，如果我们有言论自由，如果我们有选择及罢免政府的自由，如果我们有强大且独立的媒体，如果我们有游行示威的自由，如果我们有免于恐惧的自由……是的，这样的体制才能保护我们。
我们有没有这样体制？没有。
所以可以很自然地说出那句话：这是体制的问题。李长江下了，不过换个张长江。什锦八宝饭馊了，不过上碗平强汤。
所以，算了吧。
可是，且慢，你忘了，我们自己就是体制的一部分。
这体制的存在，有我们的不作为。
我们得有所作为。
这作为不是鼓吹暴力，不是以暴易暴。暴力只会带来一个更坏的体制。
这作为不是希望他人去牺牲，牺牲永远只是个人选项，一个人永远没有资格去鼓动他人牺牲。
这作为是忍耐地慢慢做一件事。
让李长江辞职，这是体制进了一小步；张长江还不行，让张长江辞职，这又是体制进了一小步。他换一个，我们盯一个，最后就是质检体制的进步。
他不让我们在媒体里说，我们网络上说；他不让我们在网络上说，我们在嘴上说；我们不停地议论，嘲讽他的谎言，最后就是言论体制的进步。
那些拒不认错的企业，那些强词夺理的企业，我们记住它们的名字，永不消费它们的产品，最后就是企业文化的进步。
我们呼吁杨佳应该得到公平、公正、公开的审判；接下来，我们呼吁田文华或者李长江应该得到公平、公正、公开的审判，最后就是法制的进步。
并不需要牺牲，并不需要成为意见领袖，并不需要多么大的权力，只要你有选择权，你就能让体制变坏，或者变好。
我们能改良体制，我们能选择体制，我们就是体制。
到了我们多过他们的那一天，体制就变了。
“这都是体制的问题”，不要用这么重的虚拟铁锤砸掉你的自信，砸掉他人的信心。
你说“算了，没用的”，就等于投了你憎恨的体制一票。
我们享受生活，我们和美好的人呆在一起，我们保持怀疑，我们批评，我们不合作，我们能快乐地改变这个体制，我们就是体制。
如果需要一百年，我们就花一百年。如果需要一千年，我们就花一千年。
2008年10月25日
陈冰 辨清金融海啸中的“社会主义”
在跌荡起伏的金融海啸中，“社会主义”被广泛使用。在西方，布什政府的救市方案，被美国学者视为“美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欧洲的金融家说“我们已经跨越了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红线”；《华盛顿邮报》发表文章称，“我们现在都是中国人了”。
在中国，面对西方国家在危机面前“每个都成了泥菩萨”的现实，一些人发出金融海啸成了资本主义制度“掘墓人”的疑问，批评“资本主义的制度缺陷又一次暴露无遗”；一些评论家欣喜西方发达国家的反思，说他们开始严肃分析和讨论“为何要向中国学习社会主义”。
无论在西方还是中国，这些言论都不算主流，而且双方所说的“社会主义”不完全是一个概念。但中国更需要警惕这种思潮带来的某种醉意，可能会对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和启动政治改革带来麻烦。因此，我们有必要辨清金融危机中的“社会主义”究竟指什么，中国深化改革的着力点应该在何处。
同一词汇不同意蕴
西方人和中国都在讲“社会主义”，但强调的重点有所不同。西方人的“社会主义”更多地指经济意义上的国家干预和国有化，而一些中国人所强调的是意识形态上的传统社会主义。从对“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的顿生疑窦，以及对“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旧词新说中，可以看出他们所讲的“社会主义”更侧重于意识形态，甚至语言体系都很落伍。
西方人所讲的“社会主义”概念，不是十九世纪的传统社会主义，而是二战后升级换代了的民主社会主义，其中包括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理论，二战后的福利国家主张和民主社会主义思潮，以及上世纪90年代兴起的通过自由市场经济方式扩大公共服务的“第三条道路”。
从政治上看，就是在民主制度的框架下，确保每个人的人格和才能得到全面发展，保证人权和公民权，在和平的世界中实现自由、平等、团结、法治、民主等原则。从经济上看，就是通过一定程度的国有化，把投资、生产、分配、财富分享置于政府掌控下，把公民权置于财产权至上，实现社会公正。
所以在金融海啸中，西方人所言的社会主义更多地是指经济国有化，是对全面私有化和自由放任的校正。西方学者提出“向中国学习”是学局部，主要是指国有化的金融体制及其管制政策，当然也有乞求中国为他们的危机垫钱的意味。另外，西方学者对中国的认识也有盲点，只看到了大城市的繁荣而无视乡村故事，“我们都是中国人”主要还是指“城市中国人”。
中国成就在于引“资”
在中国，人们对西方人在金融危机中“向社会主义迈步”、“建立美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抱有好感，一方面是对全球化时代坚持和革新社会主义的自信，是对没有照搬西方体制、特别是抗拒了人民币升值压力的欣慰；另一方面则是传统社会主义的怀念，是不太了解西方社会主义思潮前提下的盲目乐观，或者是意识形态上的精神安慰。对于后者，要特别警觉，很可能会形成深化改革、科学发展的阻力。
中国在金融危机面前之所以没有“伤筋动骨”，让西方人“刮目相看”，就在于实行了对外开放，进行了渐进的市场经济改革，不管“姓资”、“姓社”地引进了文明成果，在较短时间内实现了财富的积累。经济市场化、产权明晰化、企业股份化、住房商品化等等，实际上都是资本主义国家率先创制的有效方式。邓小平以务实的“三个有利于”原则，启蒙国人突破了传统社会主义的束缚，开启了市场经济改革道路，刺激了人民的创造精神，提高了生产力，使单一计划体制变成混合经济体制。
中国执政党最见智慧的是，在把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作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手段，同时通过政府调控这只“看得见的手”来弥补市场机制的缺陷和不足。货币实行管制，能源价格由政府设定，金融、交通、航天、电力、环境治理等仍由国家掌控下的企业主导，能够比较灵活地应对突如其来的危机。无需讳言的是，其中也存在市场化改革尚未深化的问题，某些产业的垄断尚未进展到改革阶段。
推动改革健全体制
中国人实际上不必太在意西方并不诚心的颂歌，而要借鉴西方金融危机、经济衰退的经验教训，搞好本国的改革，对自身存在的问题有清醒认识。
其实，某种危机已经显现，比如食品安全和矿难事件，其中包含着政府监管不利、企业缺乏社会责任、官员腐败、执法不严、认钱不顾命等多种问题，证明中国的经济、政治、社会管理需要迫切地从粗放型向精致化转型，从质量上刷新“中国制造”的声誉，也就是说要从单一的经济改革转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的改革。
最重要的“中国制造”当属政治体制创新。在当今时代，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把民主、法治、宪政、公民权等作为政治运行的基本原则。中国要进一步向法制市场经济迈进，防止误入权贵资本主义歧途，就要大力推进政治现代化，深化市场化改革。只有在政治改革上取得令世界刮目相看的成就，才能开拓出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
中国同样面临“再社会主义”的问题，不仅在城乡之间，也要在穷富之间落实。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决定，不仅是要解决中国千百年来尚未解决好的农民、农村、农业问题，也是再社会主义、让全民分享改革成果的大战略。因此，中国还有更多、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在中国，面对西方国家在危机面前“每个都成了泥菩萨”的现实，一些人发出金融海啸成了资本主义制度“掘墓人”的疑问，批评“资本主义的制度缺陷又一次暴露无遗”；一些评论家欣喜西方发达国家的反思，说他们开始严肃分析和讨论“为何要向中国学习社会主义”。
无论在西方还是中国，这些言论都不算主流，而且双方所说的“社会主义”不完全是一个概念。但中国更需要警惕这种思潮带来的某种醉意，可能会对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和启动政治改革带来麻烦。因此，我们有必要辨清金融危机中的“社会主义”究竟指什么，中国深化改革的着力点应该在何处。
同一词汇不同意蕴
西方人和中国都在讲“社会主义”，但强调的重点有所不同。西方人的“社会主义”更多地指经济意义上的国家干预和国有化，而一些中国人所强调的是意识形态上的传统社会主义。从对“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的顿生疑窦，以及对“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旧词新说中，可以看出他们所讲的“社会主义”更侧重于意识形态，甚至语言体系都很落伍。
西方人所讲的“社会主义”概念，不是十九世纪的传统社会主义，而是二战后升级换代了的民主社会主义，其中包括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理论，二战后的福利国家主张和民主社会主义思潮，以及上世纪90年代兴起的通过自由市场经济方式扩大公共服务的“第三条道路”。
从政治上看，就是在民主制度的框架下，确保每个人的人格和才能得到全面发展，保证人权和公民权，在和平的世界中实现自由、平等、团结、法治、民主等原则。从经济上看，就是通过一定程度的国有化，把投资、生产、分配、财富分享置于政府掌控下，把公民权置于财产权至上，实现社会公正。
所以在金融海啸中，西方人所言的社会主义更多地是指经济国有化，是对全面私有化和自由放任的校正。西方学者提出“向中国学习”是学局部，主要是指国有化的金融体制及其管制政策，当然也有乞求中国为他们的危机垫钱的意味。另外，西方学者对中国的认识也有盲点，只看到了大城市的繁荣而无视乡村故事，“我们都是中国人”主要还是指“城市中国人”。
中国成就在于引“资”
在中国，人们对西方人在金融危机中“向社会主义迈步”、“建立美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抱有好感，一方面是对全球化时代坚持和革新社会主义的自信，是对没有照搬西方体制、特别是抗拒了人民币升值压力的欣慰；另一方面则是传统社会主义的怀念，是不太了解西方社会主义思潮前提下的盲目乐观，或者是意识形态上的精神安慰。对于后者，要特别警觉，很可能会形成深化改革、科学发展的阻力。
中国在金融危机面前之所以没有“伤筋动骨”，让西方人“刮目相看”，就在于实行了对外开放，进行了渐进的市场经济改革，不管“姓资”、“姓社”地引进了文明成果，在较短时间内实现了财富的积累。经济市场化、产权明晰化、企业股份化、住房商品化等等，实际上都是资本主义国家率先创制的有效方式。邓小平以务实的“三个有利于”原则，启蒙国人突破了传统社会主义的束缚，开启了市场经济改革道路，刺激了人民的创造精神，提高了生产力，使单一计划体制变成混合经济体制。
中国执政党最见智慧的是，在把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作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手段，同时通过政府调控这只“看得见的手”来弥补市场机制的缺陷和不足。货币实行管制，能源价格由政府设定，金融、交通、航天、电力、环境治理等仍由国家掌控下的企业主导，能够比较灵活地应对突如其来的危机。无需讳言的是，其中也存在市场化改革尚未深化的问题，某些产业的垄断尚未进展到改革阶段。
推动改革健全体制
中国人实际上不必太在意西方并不诚心的颂歌，而要借鉴西方金融危机、经济衰退的经验教训，搞好本国的改革，对自身存在的问题有清醒认识。
其实，某种危机已经显现，比如食品安全和矿难事件，其中包含着政府监管不利、企业缺乏社会责任、官员腐败、执法不严、认钱不顾命等多种问题，证明中国的经济、政治、社会管理需要迫切地从粗放型向精致化转型，从质量上刷新“中国制造”的声誉，也就是说要从单一的经济改革转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的改革。
最重要的“中国制造”当属政治体制创新。在当今时代，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把民主、法治、宪政、公民权等作为政治运行的基本原则。中国要进一步向法制市场经济迈进，防止误入权贵资本主义歧途，就要大力推进政治现代化，深化市场化改革。只有在政治改革上取得令世界刮目相看的成就，才能开拓出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
中国同样面临“再社会主义”的问题，不仅在城乡之间，也要在穷富之间落实。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决定，不仅是要解决中国千百年来尚未解决好的农民、农村、农业问题，也是再社会主义、让全民分享改革成果的大战略。因此，中国还有更多、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2008年10月22日
蔡逸儒 从李光耀对中国的评论谈起
李光耀资政近日在新加坡《行动报》发表署名评论，回忆他在文革末期首度访问中国大陆的景象，并以其不久前与老布什、基辛格在北京莱佛士酒店共进晚餐为引，说明上世纪70年代的中国和今天的反差是惊人的，使人不得不对中国30年来的变化感受极为深刻。这次奥运开幕式向世界传达的信息就是：中国人是团结、有组织的，而且已经重新站起来了。
简单地说，李资政的观点是，中国已经再次崛起，中国人已经向世界表明，他们有能力创造21世纪的先进文明，与西方的任何其他国家平起平坐，但也正因为中国不再像过去那么轻易地受人摆布了，欧洲和美国的很多人虽然都对中国的崛起印象深刻，但却也不乏担心，因为大家对于中国的发展方向还有不确定感。所以李资政也正确指出，为了让世界各国对中国的崛起感到安心，中国人不应该在外人面前表现出民族优越感。中国人必须谦虚谨慎，以便让世界各国相信，中国的崛起是和平的。
进步之中还有问题
说实在的，奥运后的北京确实给人焕然一新的感觉，从硬体建设到软体配合都有相当大的改变，但更重要的可能还是思维、心态的变化。李资政的整体观察和结论是相当的正确，中国确实已然透过融入国际社会，接受国际行为规范，重新和平崛起。一个古老的帝国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之后，终于不但能够与列强平等相处，甚至还能超越，这是几代中国人共同的期望。这也是笔者为何会在奥运会期间，于8月11日在本报发表“不一样的中国”专文的主要原因。中国的和平崛起可以让全世界的中国人与华人感到与有荣焉。
不过，笔者也曾指出，奥运的本身不可能改变一切，但中国大陆这些年来的发展已经潜移默化的改变了众人的思维与心态，一个理性、自信、具有安全感，不带悲情的中国，能够回到中国固有文明的基础上，以和谐、和解、和平的政策，和安邻、睦邻、富邻的具体作为，用王道而非霸道的方法，周旋于列国之间，济弱扶倾之余，也加速自己的政治改革，保障人民的权利与义务，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一条不同于西方唯一的发展道路，大家乐见一个文明、理性、王道、民主、现代化的新中国，这才是大家要共同努力的目标。李资政讲的其实就是这些。
根据同一思路，虽然许多人愿意抱着欢欣鼓舞的态度来看待中国的成长与发展，但大家也不妨再来看看中国大陆还有哪些不尽如人意，可以改善的地方。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应该是全方位、多面向的，不能完全只由宏观的国际政治影响力、经济成长数字，庞大的外贸顺差、外汇存底，或大国外交成就的角度出发，还应该落实依法行政、依法治国、缩小社会贫富差距、培养民本思想、重视法治教育、鼓励公民社会、澄清吏治、维护民权与人权这些与民众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情。
社会风气需要改变
反中、反华人士当然戴着有色眼光，观察、批评、挖苦中国，但对大陆持有善意的友好人士也不能昧着良心，侈称中国已然尽善尽美，生活在共产体制下的中国人民对此感受最为深刻。大家虽然对于国家、民族的前景抱着乐观的期待，但多数人对贪官污吏的横行，对于社会公义的不能彰显，对于贫富悬殊的日益扩大，对于官僚特权作风的泛滥，对于现代公民意识的无法落实，对于媒体自由的受到制约，对于政府决策的不够透明，对于政治仍然不够民主，对于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还是有深层的不满。笔者前述所提诸多问题确实都有很大改善的空间。
政治人物及知识分子习于从所谓的战略高度，或理性抉择的宏观角度来看待问题，但却往往忽略了一般民众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和切身感受。不错，从所有大的面向看来，不管是在经济、政治、外交、国防、科学方面，中国确实都是在往中兴、富强的道路上持续、快速的前进，将来的历史会为这一代中国人的努力，邓小平的革新变法给予最高的评价，东方的巨龙终于觉醒，或许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终将成为事实，但在欣喜之余，如何努力使中国成为一个更为以民为本、以人为本的民治、民有、民享的社会恐怕也是时候了。
物质生活的改善当然重要，国力的提升显然不能轻忽，中国的和平崛起让人欣慰，但与此同时，如何使中国更成为一个富而好礼的社会，提升全民的生活品质，改善社会风气同样也是当前努力的目标。好友国大东亚所所长郑永年多年来一再强调、鼓吹中国应该进一步的建立制度，更是当务之急，不宜再有延宕。大家加油。
作者是中国文化大学中山所教授
简单地说，李资政的观点是，中国已经再次崛起，中国人已经向世界表明，他们有能力创造21世纪的先进文明，与西方的任何其他国家平起平坐，但也正因为中国不再像过去那么轻易地受人摆布了，欧洲和美国的很多人虽然都对中国的崛起印象深刻，但却也不乏担心，因为大家对于中国的发展方向还有不确定感。所以李资政也正确指出，为了让世界各国对中国的崛起感到安心，中国人不应该在外人面前表现出民族优越感。中国人必须谦虚谨慎，以便让世界各国相信，中国的崛起是和平的。
进步之中还有问题
说实在的，奥运后的北京确实给人焕然一新的感觉，从硬体建设到软体配合都有相当大的改变，但更重要的可能还是思维、心态的变化。李资政的整体观察和结论是相当的正确，中国确实已然透过融入国际社会，接受国际行为规范，重新和平崛起。一个古老的帝国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之后，终于不但能够与列强平等相处，甚至还能超越，这是几代中国人共同的期望。这也是笔者为何会在奥运会期间，于8月11日在本报发表“不一样的中国”专文的主要原因。中国的和平崛起可以让全世界的中国人与华人感到与有荣焉。
不过，笔者也曾指出，奥运的本身不可能改变一切，但中国大陆这些年来的发展已经潜移默化的改变了众人的思维与心态，一个理性、自信、具有安全感，不带悲情的中国，能够回到中国固有文明的基础上，以和谐、和解、和平的政策，和安邻、睦邻、富邻的具体作为，用王道而非霸道的方法，周旋于列国之间，济弱扶倾之余，也加速自己的政治改革，保障人民的权利与义务，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一条不同于西方唯一的发展道路，大家乐见一个文明、理性、王道、民主、现代化的新中国，这才是大家要共同努力的目标。李资政讲的其实就是这些。
根据同一思路，虽然许多人愿意抱着欢欣鼓舞的态度来看待中国的成长与发展，但大家也不妨再来看看中国大陆还有哪些不尽如人意，可以改善的地方。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应该是全方位、多面向的，不能完全只由宏观的国际政治影响力、经济成长数字，庞大的外贸顺差、外汇存底，或大国外交成就的角度出发，还应该落实依法行政、依法治国、缩小社会贫富差距、培养民本思想、重视法治教育、鼓励公民社会、澄清吏治、维护民权与人权这些与民众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情。
社会风气需要改变
反中、反华人士当然戴着有色眼光，观察、批评、挖苦中国，但对大陆持有善意的友好人士也不能昧着良心，侈称中国已然尽善尽美，生活在共产体制下的中国人民对此感受最为深刻。大家虽然对于国家、民族的前景抱着乐观的期待，但多数人对贪官污吏的横行，对于社会公义的不能彰显，对于贫富悬殊的日益扩大，对于官僚特权作风的泛滥，对于现代公民意识的无法落实，对于媒体自由的受到制约，对于政府决策的不够透明，对于政治仍然不够民主，对于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还是有深层的不满。笔者前述所提诸多问题确实都有很大改善的空间。
政治人物及知识分子习于从所谓的战略高度，或理性抉择的宏观角度来看待问题，但却往往忽略了一般民众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和切身感受。不错，从所有大的面向看来，不管是在经济、政治、外交、国防、科学方面，中国确实都是在往中兴、富强的道路上持续、快速的前进，将来的历史会为这一代中国人的努力，邓小平的革新变法给予最高的评价，东方的巨龙终于觉醒，或许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终将成为事实，但在欣喜之余，如何努力使中国成为一个更为以民为本、以人为本的民治、民有、民享的社会恐怕也是时候了。
物质生活的改善当然重要，国力的提升显然不能轻忽，中国的和平崛起让人欣慰，但与此同时，如何使中国更成为一个富而好礼的社会，提升全民的生活品质，改善社会风气同样也是当前努力的目标。好友国大东亚所所长郑永年多年来一再强调、鼓吹中国应该进一步的建立制度，更是当务之急，不宜再有延宕。大家加油。
作者是中国文化大学中山所教授
2008年10月21日
谢国忠 中国发展模式限制 强势政府的挤出效应
中国社会普遍存在赚“快钱”的心理，这种心理在社会、大学尤其企业界盛行。其原因是政府相对市场的强权。若要促进本土技术和品牌的发展，最好的政策就是减弱政府的权力，提升市场的作用，同时让研究型大学复归教研本位过去25年里，外资和廉价劳力拉动的出口，以及政府导向的固定资产投资，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尽管中国有巨大的国内消费品和电子产品市场，但是在消费者市场上占主导地位的是外国品牌，而且中国的投资依赖于外国技术。中国既未形成自己的一流品牌，也未发展出主流技术。
最近五年，韩国从一个成本和数量主导的经济体，成功转型为品牌和技术主导的经济体。这对中国是一个刺激。中国政府可能会在2006年实施一系列政策来促进本土品牌和技术的发展。这种初衷是良好的，但是政府的政策可能很难达到目的。
政府可能会采取税收激励、标准设定、政府采购等手段。但这些手段无益于改变当前盛行的赚“快钱”的心理——中国消费者品牌和专利技术发展之所以落后，主要是受到此种心理的影响。
政府相对市场的强权，是导致中国企业短期行为的主要原因。若要促进本土技术和品牌的发展，我认为最好的政策就是减弱政府的权力，提升市场的作用。
中国发展模式的限制
过去25年里，中国的真实人均收入年均增长达8.1%。该模式的成功要归结于两点：(1)海外华人掌握的出口专业知识和中国的廉价劳动大军相结合，刺激了收入增长；(2)中国政府动员资源的能力很强。
尽管过去取得了成功，但中国的政策制定者越来越担心这种模式的可持续性。担心来自三个方面。首先，产能明显过剩，尤其是在基础建设领域。这使中国政府动员资源启动大项目的经济回报受到影响。当前这种模式若延续下去，只能导致更多的浪费，最终使增长放缓。
其次，中国当前的出口规模已经非常大，在这个基础上，高增长率很难长久维持。1980年至2005年间，中国出口增长了41倍，平均年增长率达16%。单从数学意义上来说，中国也不可能使如此高速的增长在未来25年内，甚至在未来十年内重复一遍。
假如当前的出口增势再延续十年，中国的出口将会比欧洲、日本以及美国的出口总额还要大。这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因为美日欧是中国的主要消费者。在未来十年，中国出口的年均增长率可能会从过去25年间的16%降至6-8%。因此，中国需要启动内需，以维持增长。
再次，数量主导的增长模式带来了环境恶化和自然资源损耗。中国目前80%的水资源遭到污染，这可能会带来健康危机。中国去年消费了21亿吨煤炭，如果照当前的消费趋势发展，未来十年中国的煤炭消费量将在这个基础上再翻一番。
据BP能源统计，中国的煤炭储量占全球的12.6%，但其煤炭消费量占全球的三分之一之多。如果当前的趋势持续下去，中国可能会在四十年内用光其所有煤炭储量。
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已经开始更多关注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十五”规划提出，要改善经济增长质量。但是“十五”期间在这方面并没有取得多大成效。将于2006年三月出台的“十一五”规划，可能会继续强调这个问题。
但我担心的是，“十一五”规划可能仍然不能解决关键问题——政府相对于市场的强势。在我看来，只要政府仍然保持那种与市场导向背道而驰的行政干预做派，增长模型就很难转变。
应对韩国挑战
韩国在短短五年内就将其数量主导型经济，成功转型为质量主导型经济，这使中国官员们甚为不安。他们曾经以为韩国和中国不相上下；而现在韩国起飞了。就在五年前，韩国还被看成是依靠低劳动成本的典型东亚经济体。而今天，韩国企业已经发展出世界领先的品牌和产品。
事实上，中国市场对韩国的转型起了推动作用。中国的增长为韩国向高附加值经济体的转型做出了贡献，而中国本身却未能转型，这让中国深感不安。这种对比凸显出中国体制的缺陷，中国政府想“做些什么”的决心越来越大。
中国政府很可能会制定一批鼓励本土知识产权发展的政策。中国的力量来自政府。当政府想要“做些什么”，它通常会采取行政手段。中国政府最可能采取的方案，是对特定产业和经济活动实行税收激励。在当前这一轮经济周期中，政府财政收入大量增加，它有能力慷慨地实行税收鼓励。
然而靠大量投钱来刺激知识产权发展，可能并非最有效的解决办法，因为中国知识产权创新的匮乏主要不是税收激励问题。
强势政府的挤出效应
在市场之上有一个非常强势的政府，这是中国私营部门发展缓慢，以及知识产权创新匮乏的主要原因。主导中国经济的是行政权力而非市场规则。现有的市场规则往往会被官员随意更改。在这种环境下，企业的长期规划没有太大意义。
中国社会普遍存在赚“快钱”的心理，在企业界尤其如此。这种心理背后，廉价钱的诱惑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但是最重要的原因当属政府的随意处置权。首先，私营企业担心企业本身会由于规则突然变化，而被取缔或遭遇破产。这种情况下企业无法做出长期规划，于是只有着眼于抓住短期发展机遇。
其次，对于私营企业来讲，怎么处理和强势政府的关系，往往成为企业经营战略的核心环节。同官员的关系处理好了，就能创造短期优势，就能赚更多钱。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私营企业直接或间接依靠政府权力来获利。
世界级公司成长于市场竞争中。当商界赢家由政府而不是由市场竞争来挑选，这种赢家很难进入世界级公司行列。中国政府应该接受这个逻辑，那就是大公司只能脱胎于有着固定游戏规则的竞争性市场。
因此，政府的主要工作是培养一种基于市场规则的竞争性环境。有些政府干预是必需的，但在实施这种干预之前必须进行全盘而深入的考虑。否则投钱再多也只能是乱花一气，造成浪费。
建设研究型大学
当前技术创新有两种模式。一种是日本模式，这种创新基于大公司投入的大规模研发预算。韩国采纳了这种模式。第二种是美国模式，一些基本构想首先在研究型大学形成，然后由公司通过特许制度将它们商业化。这两种模式都可能成功。
中国地域辽阔，本来应该可以把两种模式都吸纳过来。但是，在包括台湾、香港地区以及东南亚各国在内的华人经济体里，家族和政府控制的企业居于支配地位，这类企业并不是很适合公司型研发。政府控制的企业通常会把研发费用浪费掉，而家族企业则通常在研发上投入甚少。
我认为中国需要依靠研究型大学来进行技术创新。不幸的是，中国的大学正试图通过尽快赚钱来抬高自己的名声，而教学和研究则面临衰退。在我看来这也是赚“快钱”的心理在作祟，中国急需改变这种情形。
首先，中国需加强大学教学和研究。中国的大学一旦出名了，就会试图利用这种名气作为资本来赚钱。这种情况需要改变。应严格界定教授在大学教职之外所能涉足的工作范围，此外应打消大学教授利用其和大学的隶属关系来赚钱的念头，使他们回到教学和研究工作中来。中国的大学需要让教授们更重视教学和研究，而不是商业利益。
其次，中国应该采纳美国式研究基金体制。美国大学研究经费中的很大部分来自政府相关的机构，比如美国宇航局(NASA)、国家卫生研究院(NIH)以及国防部。这些基金带来了因特网以及基因拼接等各种技术。
我认为，建设大型研究型大学是中国发展技术的关键，而全球范围内有这方面的成功案例可资借鉴。这一点中国有能力做到，但前提是必须让大学彻底消除赚“快钱”的心理.
最近五年，韩国从一个成本和数量主导的经济体，成功转型为品牌和技术主导的经济体。这对中国是一个刺激。中国政府可能会在2006年实施一系列政策来促进本土品牌和技术的发展。这种初衷是良好的，但是政府的政策可能很难达到目的。
政府可能会采取税收激励、标准设定、政府采购等手段。但这些手段无益于改变当前盛行的赚“快钱”的心理——中国消费者品牌和专利技术发展之所以落后，主要是受到此种心理的影响。
政府相对市场的强权，是导致中国企业短期行为的主要原因。若要促进本土技术和品牌的发展，我认为最好的政策就是减弱政府的权力，提升市场的作用。
中国发展模式的限制
过去25年里，中国的真实人均收入年均增长达8.1%。该模式的成功要归结于两点：(1)海外华人掌握的出口专业知识和中国的廉价劳动大军相结合，刺激了收入增长；(2)中国政府动员资源的能力很强。
尽管过去取得了成功，但中国的政策制定者越来越担心这种模式的可持续性。担心来自三个方面。首先，产能明显过剩，尤其是在基础建设领域。这使中国政府动员资源启动大项目的经济回报受到影响。当前这种模式若延续下去，只能导致更多的浪费，最终使增长放缓。
其次，中国当前的出口规模已经非常大，在这个基础上，高增长率很难长久维持。1980年至2005年间，中国出口增长了41倍，平均年增长率达16%。单从数学意义上来说，中国也不可能使如此高速的增长在未来25年内，甚至在未来十年内重复一遍。
假如当前的出口增势再延续十年，中国的出口将会比欧洲、日本以及美国的出口总额还要大。这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因为美日欧是中国的主要消费者。在未来十年，中国出口的年均增长率可能会从过去25年间的16%降至6-8%。因此，中国需要启动内需，以维持增长。
再次，数量主导的增长模式带来了环境恶化和自然资源损耗。中国目前80%的水资源遭到污染，这可能会带来健康危机。中国去年消费了21亿吨煤炭，如果照当前的消费趋势发展，未来十年中国的煤炭消费量将在这个基础上再翻一番。
据BP能源统计，中国的煤炭储量占全球的12.6%，但其煤炭消费量占全球的三分之一之多。如果当前的趋势持续下去，中国可能会在四十年内用光其所有煤炭储量。
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已经开始更多关注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十五”规划提出，要改善经济增长质量。但是“十五”期间在这方面并没有取得多大成效。将于2006年三月出台的“十一五”规划，可能会继续强调这个问题。
但我担心的是，“十一五”规划可能仍然不能解决关键问题——政府相对于市场的强势。在我看来，只要政府仍然保持那种与市场导向背道而驰的行政干预做派，增长模型就很难转变。
应对韩国挑战
韩国在短短五年内就将其数量主导型经济，成功转型为质量主导型经济，这使中国官员们甚为不安。他们曾经以为韩国和中国不相上下；而现在韩国起飞了。就在五年前，韩国还被看成是依靠低劳动成本的典型东亚经济体。而今天，韩国企业已经发展出世界领先的品牌和产品。
事实上，中国市场对韩国的转型起了推动作用。中国的增长为韩国向高附加值经济体的转型做出了贡献，而中国本身却未能转型，这让中国深感不安。这种对比凸显出中国体制的缺陷，中国政府想“做些什么”的决心越来越大。
中国政府很可能会制定一批鼓励本土知识产权发展的政策。中国的力量来自政府。当政府想要“做些什么”，它通常会采取行政手段。中国政府最可能采取的方案，是对特定产业和经济活动实行税收激励。在当前这一轮经济周期中，政府财政收入大量增加，它有能力慷慨地实行税收鼓励。
然而靠大量投钱来刺激知识产权发展，可能并非最有效的解决办法，因为中国知识产权创新的匮乏主要不是税收激励问题。
强势政府的挤出效应
在市场之上有一个非常强势的政府，这是中国私营部门发展缓慢，以及知识产权创新匮乏的主要原因。主导中国经济的是行政权力而非市场规则。现有的市场规则往往会被官员随意更改。在这种环境下，企业的长期规划没有太大意义。
中国社会普遍存在赚“快钱”的心理，在企业界尤其如此。这种心理背后，廉价钱的诱惑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但是最重要的原因当属政府的随意处置权。首先，私营企业担心企业本身会由于规则突然变化，而被取缔或遭遇破产。这种情况下企业无法做出长期规划，于是只有着眼于抓住短期发展机遇。
其次，对于私营企业来讲，怎么处理和强势政府的关系，往往成为企业经营战略的核心环节。同官员的关系处理好了，就能创造短期优势，就能赚更多钱。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私营企业直接或间接依靠政府权力来获利。
世界级公司成长于市场竞争中。当商界赢家由政府而不是由市场竞争来挑选，这种赢家很难进入世界级公司行列。中国政府应该接受这个逻辑，那就是大公司只能脱胎于有着固定游戏规则的竞争性市场。
因此，政府的主要工作是培养一种基于市场规则的竞争性环境。有些政府干预是必需的，但在实施这种干预之前必须进行全盘而深入的考虑。否则投钱再多也只能是乱花一气，造成浪费。
建设研究型大学
当前技术创新有两种模式。一种是日本模式，这种创新基于大公司投入的大规模研发预算。韩国采纳了这种模式。第二种是美国模式，一些基本构想首先在研究型大学形成，然后由公司通过特许制度将它们商业化。这两种模式都可能成功。
中国地域辽阔，本来应该可以把两种模式都吸纳过来。但是，在包括台湾、香港地区以及东南亚各国在内的华人经济体里，家族和政府控制的企业居于支配地位，这类企业并不是很适合公司型研发。政府控制的企业通常会把研发费用浪费掉，而家族企业则通常在研发上投入甚少。
我认为中国需要依靠研究型大学来进行技术创新。不幸的是，中国的大学正试图通过尽快赚钱来抬高自己的名声，而教学和研究则面临衰退。在我看来这也是赚“快钱”的心理在作祟，中国急需改变这种情形。
首先，中国需加强大学教学和研究。中国的大学一旦出名了，就会试图利用这种名气作为资本来赚钱。这种情况需要改变。应严格界定教授在大学教职之外所能涉足的工作范围，此外应打消大学教授利用其和大学的隶属关系来赚钱的念头，使他们回到教学和研究工作中来。中国的大学需要让教授们更重视教学和研究，而不是商业利益。
其次，中国应该采纳美国式研究基金体制。美国大学研究经费中的很大部分来自政府相关的机构，比如美国宇航局(NASA)、国家卫生研究院(NIH)以及国防部。这些基金带来了因特网以及基因拼接等各种技术。
我认为，建设大型研究型大学是中国发展技术的关键，而全球范围内有这方面的成功案例可资借鉴。这一点中国有能力做到，但前提是必须让大学彻底消除赚“快钱”的心理.
订阅：
博文 (At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