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 中共当改造宣传部门确立社会共享价值

　　本栏曾经谈及中国各种社会意识形态崛起及其对执政党所带来的挑战。近十多年来，中国社会各种思想层出不穷，既有世俗的，也有具有宗教色彩的；有传播于大学校园的，也有流传于民间的。

　　各种思想往往各执一端，吸引着各自的认同者和支持力量。就是说，和一般意义上的意识形态不同，这些思想往往只吸引一部分社会群体。但对部分社会群体来说，一个特定的思想就成为其意识形态。

　　随着经济社会的多元化，社会思想或者意识形态的多元化也属正常。经验地说，任何一个社会如果处于像中国那样的大规模的转型，都会产生多元思想。这也同时说明，针对多元的思想，有关方面无论使用怎样的政治或者行政控制，都不会有效。

　　社会意识形态的多元化既属正常，也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中国整体意识形态的消失和主流价值体系的缺失。

　　在改革开放前，毛泽东思想是中国核心意识形态。在那个时代，意识形态强调过了头。因为用意识形态来衡量一切，导致社会发展出现很大的问题，甚至导致了衰落。

　　再者，尽管执政者在当时也试图把毛泽东思想变成为社会主流价值，但在这方面并没有多大的成功。改革开放以来，在思想领域的主题一直是去意识形态化。

　　这在一定历史阶段非常必要，因为抓经济建设，要实事求是。一旦出现争论，执政党的方法是“不争论。”经过了那么多年，现在的情况是执政党已经没有了主流意识形态，同时中国社会也没有任何共同或者共享价值观。

干部党员当中缺乏有效认同感

　　这是对执政党最大的挑战，甚至是最大的威胁。执政党没有一整套可以让大多数党政干部所接受的意识形态，表明这个党在其干部党员中没有有效的认同感。

　　的确，多年来，执政党在“不争论”的构架中努力建设其官方的“意识形态”或者主导思想。这样的努力贯穿在建设“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等方面。
　　但是，这些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意识形态了，因为它们或者是为了论证新政策的合理性，或者是为了引导新政策的制定。它们所能影响的是党政官员的政策行为。或者说它们并不能构成一个政党的认同感。正是因为不是认同感，它们就很难约束党政官员的行为。

　　尽管中共高层也一直在强调另外一些方面的意识，如“德治”和“党性”等，但远远没有能够成为党政官员的内化价值。物质主义实际上已经成为了党政官员唯一的意识形态。正因为这样，腐败变得不可避免。

　　这些年来，反腐败运动连续不断，并且往制度化方向发展，建立了很多反腐败的专门机构，但现实情况是腐败越来越严重。

　　同样严重的是因为没有意识形态，没有共享价值，社会对执政党也没有基本的认同感。这是各种社会思想和意识形态广泛传播的主要原因。

　　一种思想和意识形态的传播并不仅仅是因为少数传播者，而是因为社会的接受。任何一种思想不被社会或者社会的一部分人所接受，就很难生存下来，更说不上影响力了。

　　“领导权”这个概念笔者曾经谈过，这里有必要再强调一下。这个概念来自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葛兰西。根据葛兰西的研究和（历史）反思，一个执政党的权力由“领导权”和“统治权”两部分组成，这两部分既互相关联但又具有不同的政治性质。意识形态的领导权是以特定的意识形态通过和其它意识形态的自由竞争而得到的地位。

　　社会成员自由选择该意识形态，自愿接受认同这种意识形态，并且在行动中受这种意识形态的引导或者指导。但意识形态的统治权则不一样。

　　统治权往往是一个政党或者政治组织在取得政权以后把自己的思想或者意识形态加于社会群体之上。意识形态确定其统治地位并不见得是通过自由竞争，而是可以通过政治的、行政的、法律和经济的各种力量加于社会群体。

　　意识形态的统治权尽管并不排斥领导权，但两者的区别是显然的。领导权并不包含强制性，而统治权则包含有强制性。所以，一般而言，意识形态的领导权较之统治权具有更广泛的合理性和社会性。

　　再者，要造就一个执政党的领导权，该政党就要超越本身的利益，而能代表其它社会阶层和阶级的利益。利益代表因此也不能有选择性的，而是要反映整个国家甚至民族的利益。如果一个政党的意识形态是社会大多数自愿接受的，那么该意识形态也表现为这个社会的共享价值。
涉及党和知识分子的定位问题

　　要取得思想意识形态方面的领导权，而不仅仅是拥有和使用统治权，就涉及到知识分子尤其是党的知识分子的定位问题。任何一个政党尤其是执政党都必须拥有自己的知识分子。政党如果不能培养自己的有机知识分子，那么其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就很难取得，很难维持。

　　但不能光把党的知识分子狭隘地理解为为党的政策和行为辩护，他们更为重要的角色应当是要超越党本身的利益而能反映和代表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这后一方面可能和党的眼前利益发生冲突，但则是党的长远利益之所在。

　　即使在多党制国家，这一点也一样。任何一个政党如果不能反映社会多数的意志和代表社会多数的利益，其执政的合法性会成为问题。同样，如果其不能反映和代表整个国家的意志和利益，也会很快衰落。

　　中国共产党是唯一的执政党，要长期执政，党就必须培养自己的有机知识分子。尽管党的有机知识分子可以产生在任何一个领域，但现实地说，中国必须对宣传部门进行改造，使之成为党的有机知识分子的制度化组织。

　　但现在的情况并非如此。执政党有了坚实的统治权，一些主管思想和意识形态的党政官员，就很少去考量甚至忽视思想意识形态方面的领导权。因为有了强大的政权基础，有了经济、社会和行政等方方面面的权力，他们往往显得霸气十足。

　　一些人害怕竞争，也不容忍竞争，往往是用权力来压人，用权力来解决问题。尽管这种现象在很多领域都存在着，但在思想领域更甚。思想意识形态的领导权的重要性是不言自明的，每一个官员都意识到这一点。

　　但很多官员并不想去通过竞争来争取思想上的领导权，而总是想用手中的统治权来取得这种“领导权”。更为严重的是，宣传部门往往把自己的角色定义为党的政策作宣传，而忽视了对党的意识形态进行创新和创造。

　　实际上，在党本身没有明确的意识形态的情况下，宣传部门连宣传什么都出现了问题。这更使得宣传部门往往沦落为纯粹控制的机制。有关部门只知道这样不可以，那样也不可以，但并不知道什么是可以的。宣传部门尽管经常遭致社会各界的不满，但实际上一直处于防御状态。在这样的情况下，要宣传部门确立社会的共享价值更是不可能的事情了。

不能光靠统治权

　　这就要求改革和改造宣传部门，使之成为党的有机知识分子的制度化机构。如何改造？首先就要对党和政府部门的功能作一调整。宣传部门要把新闻控制和监管的各种功能移交给政府的相关部门，例如文化部门、新闻出版部门和广播电视媒体部门。

　　任何国家都要对新闻和媒体进行监管，但这些功能由政府部门通过法律和规制的方式就可达成。现在的宣传部门对知识领域的控制和监管有些是因为政治原因，更多的还是由于经济利益的驱动。宣传部门作为党的有机知识分子机构必须从具体的行政和管理事务中解放出来，负起更大的责任。

　　更为重要的是，宣传部门要敞开大门，把全社会最优秀的学者和专家吸引进来，通过有组织和系统的调研，专注于思想的更新和创造。

　　党是整个社会的有机体。党依附于社会整体，而不是社会依附于党。这就决定了党的有机知识分子首先应当是整个社会的有机知识分子，反映社会的声音，代表社会的利益。

　　党的知识分子必须是社会的一部分，来自社会，服务于社会。他们是党和社会整体的有机连接点。来自不同部门的党的有机知识分子通过理性的争论、讨论、交流等等过程，达成共识，不仅重塑执政党的意识形态，而且也可造就社会的主流价值。

　　有了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执政党就可以开放更多的思想空间给社会，增加社会在思想领域的创造能力，同时减轻有关部门监管的压力，减少社会抱怨，使得有关部门和社会进入一个良性互动状态。

　　社会在思想领域的创造能力，是中华民族文化复兴和崛起的前提条件，也是下一波意识形态和社会共享价值更新和重组的资源。

　　每一个政党都必须拥有自己的有机知识分子。中共是唯一的执政党，更需要拥有一大批有机知识分子。这批知识分子不是依赖政治权力或者行政权力，而是通过创新和创造，专注于意识形态或者共享价值事业。

　　这样一种意识形态和共同价值对任何国家都需要，是一个国家各社会群体之间、各民族之间的整合力量。没有这样一种力量，光靠统治权，国家的治理成本就会非常高，甚至变得无法治理。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意识形态和共同价值尤其显得重要。

徐达内 求教网民

对于“网民”这个词的大行其道，我是颇有些耿耿于怀的。

作为一个曾供职机关报和都市报的中国媒体从业者，我总是对“盗用名义”的行为显得敏感，几乎是没来由地不信任那些以“人民”、“群众”等身份出现的集体话语表达。

不过，如今最流行的证人形象已经是“网民”了，在以大众媒体为代表的话语表达方式中，“网民”被频繁地引用，用来证明对错、传达意见。这更加让我忧心忡忡，以致被朋友们嘲笑为“杞人忧天”。

朋友说，你是真的不明白吗？大家乐于使用“网民”这个词，是因为在中国，网络是民众意见表达相对最为通畅的渠道，议题设置者希望通过引用“网民”意见，来传达舆论压力，以促使这个国家变得更好。

我是理解这份心思的。但问题是，我始终相信，名不正则言不顺。

首先，作为一个统称，“网民”不能等同于“人民”或“公民”。如果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标准（平均每周使用互联网1小时以上的中国公民），截至去年6月30日，中国网民数量为2.53亿。这是一个巨大的数字，但仍然无法代表全体国民，中国农村的互联网普及率依旧很低。网民的主要特点仍然呈现为年纪轻、学历高、收入低，而这也就注定了中国主力网民所代表的利益群体。

其次，在绝大多数媒体表达中，被引用的“网民”其实指的是“网络留言者”。常见的文本描述方式是，“网民反对某某某”或者“百分之多少网民支持某某某”。问题是，对这些倾向或意见的统计多数来自撰稿者对网络留言的测算评估。众所周知，“网络留言者”与网民绝不能画上等号，有意愿、有能力通过网络留言进行表达的网民，一般来说，恰恰是其中那些年纪轻、学历高、收入低者。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缺少资源，网络成为他们为数不多的渠道，也正因此，BBS或者网络留言板常被批评者称为“愤青聚集”，而网络的匿名性更加促使这种愤怒不满情绪的大行其道。

网民中有“沉默的大多数”，表现为“潜水者”或者单纯的浏览者，他们没有意愿或者没有能力通过网络留言来表态，甚至是不屑于此。媒体采集素材时，活跃的网络留言者得到关注，也是理所当然，但实在不应将网络留言者直接等同于“网民”。

第三，即使是网络留言者的意见采集，失真也是一个问题。虽然中国的网络表达尺度近年来逐渐放宽，但绝大多数仍实行审核制，只需随意抽样，便可发现，门户网络“敏感”新闻的留言板上，常常是未通过审核的留言数远大于获准公开显现者。“把关人”的判断标准在这个时候至关重要，尤其是对不满言论的筛选，“把关人”决定了网络留言所呈现出来的 “愤怒指数”。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网络留言”这个词甚至也有缺陷，更准确的说法是“得到公布的网络留言”。

不过，我也知道，这样的定义实在太繁琐，很不适用于大众传播。但是，我们为什么非得使用“网民”这个漏洞百出的词呢？

我尝试把“网民”这个词替换成类似构成方式的其他指称名词，如“股民”、“影迷”，但很快发现，没有哪个词能够拥有“网民”这样无所不能的适用范围，不管是谈论反贪腐，还是激辩艳照门，“网民”用在标题里，好像都已经是那么顺手。可是，为什么我们非要强调这个“网”字呢——“网民”这样认为，非“网民”难不成就不这样认为么？

如果我们想表达的概念其实是“民意”，那么就应该使用“民众”、“公民”。在表达公众诉求的场合下，“网民”这个词，只有在涉及互联网资费调整之类情形下，才有使用意义。河南洛阳专设“网民人大代表”，这实在是让我不明真相。

必须承认，互联网实在能量巨大，几乎可以裹挟一切社会资源，这应该是“网民”走红的最深刻原因。网络媒体频繁使用“网民”，毕竟是“自家人”互相成就，可如今，纸媒、广电媒体的记者编辑竟也乐在“网民”，“读者”、“观众”这样的词反而用得少了。究其现实原因，我想是缘于采集的便利性——到网上找点议题设置时用得着的素材，那可是方便得很。

媒体时常使用“网民某某某表示”作为引言，此时，“网民”作为发言者个体身份的一个标识，倒没什么硬伤，但原谅我又产生了狐疑，来自于“网民”这个身份的易于捏造。每每看到媒体上的“网民某某某表示”时，我总是想起了毕业实习时，各位同学稿件中总会出现的“本市东北角某大学的小张同学说”——身份模糊、难以求证的代言者总是让我怀疑，你说的是“路人甲”么？

如果只能从网络表达中寻求舆论倾向，“得到公布的网络留言”应该是最片面的，参与者代表性与失真程度都存疑，信息收集者若是只草草看上几页就得出判断，就更加是不负责任。网络调查数据略为可信些，但这对调查选项的要求又颇高，绝大多数网络调查都谈不上有科学意义。

但让人头痛的是，就连网络表达出来的是不是真“民意”，也很难说。谁知道有多少“五毛党”，或者“马甲”？作为一个悲观者，我相信劣币驱逐良币，相信一定有“别有用心”的议题设置者，也一定有“不明真相”的大批网民。那些ID背后的又不个个都是“十年砍柴”、“五岳散人”，引用“网民”证实或者证伪，让我不安。

痛斥“躲猫猫”背后必有隐情的被称为“网民”，可拥有自己QQ群的云南宣传部副部长伍皓不也是个地地道道的网民么？在我所看到的中国媒体使用场合中，“网民”似乎就永远是那个正义善良的底层民众形象，没有多少人称呼高官富豪们为“网民”，尽管我们都知道，他们一定也上网。

我理解议题设置者想要通过“网民”行“人民”之意，以改良社会的努力。但我同样担心着另一个方向的盗用滥用。民粹不可取，网粹更危险。

所以，请不要称呼我为“网民”，我实在不觉得这个身份有什么光荣。我宁愿就做一个中国公民。

郑永年 G20和中国国际战略的再思考

　　经过很大的努力，G20终于有了一些收获，各国在一系列全球性金融和经济问题上达成了相当的共识。一些人说，这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面临危机，各国都意识到在全球化时代，大家都是全球体系的一部分，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没有一个能够置身事外，大家都必须仅自己的一份责任。

　　但G20峰会所透露出来的信心远远不止这一些。这样一次高调的并且具有实质性的国际峰会，在很多方面是对现存国际体系权力分配的大检验。

　　从这次峰会上，人们可以看到老霸权如何接纳新兴力量及其新兴力量如何在现存体系中崛起的问题。这尤其表现在中国身上。很多人认为G20的核心是G2，即中美两国的互动主导了会议的议程。也有人更进一步说实际上是G1，即中国的态度决定了峰会的成效。

　　上一次国际权力的大转移发生在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代，即经济霸权从英国转移到美国。当时，殖民地英国因为战争已经筋疲力尽，美国对是否接下英国的金融和政治领导地位犹豫不决。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认为，国际机构与前世界霸主英国的利益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但是，美国最终还是从英国那里接下了这个国际责任和领导权，实现了经济霸权的和平转移。此后，美国以其强大的经济和政治力量，重新组织了国际经济体系并且一直主导这个体系。

中国仍对现存体制表示“忠诚”

　　那么，现在的中国是否准备建立一个其国际机构不再由美国和西方主导的世界新秩序？很多西方观察家认为，中国已经准备好这样做。

　　这次G20峰会前，中国对改革现存国际金融体系的呼声极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和主管财经的副总理王岐山等先后发表文章，主张要改革国际金融秩序，并且提出了诸多具体的方案，例如发展出一个超主权的储备货币，增加新兴经济体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中的作用等等。

　　一时间，中国似乎成为国际体系改革派的领导力量。当然，中国的呼声也得到了很多国家的积极回应。一些国家对中国的期望很大，希望中国能够领头来改革现存国际金融体系。
　　但是，现在真的可以谈论国际权力的和平转移了吗？美国真的因为这次金融危机国力衰落而准备放弃其霸权地位了吗？中国真的具有足够的能力和意愿从美国那里接过国际责任了吗？

　　至少从这次峰会上中国的行为来说，历史还远远没有发展到这一步。中国没有那么大的力量，更没有强烈的意愿来进行所谓的权力转移。对中国来说，最重要的还是和现存制度的和平相处。

　　G20之前，中国充其量是表达其对现存体系没有能够有效阻止金融危机的发生不满。用赫希曼（Albert O. Hirschman）的话来说，这是一种对现存体制的“抱怨”或者“牢骚”，表现的仍然是对现存体系的“忠诚”，是希望改进现存体制，而非退出（exit）现存体制。

　　G20峰会的结果说明了这一点。中国的“抱怨”和“牢骚”得到了回应。美国和西方答应中国在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拥有更大的发言权与代表权。当然这是以中国向IMF出资为条件的。就是说发言权和代表权取决于中国出钱多少。中国强调的IMF特别提款权SDR的国际储备货币的角色也得到了回应。

“大国责任论”呼声会越来越高

　　这些当然有助于中国在现存体制上往上爬一些，就是说有助于中国的国际地位的提升。西方和美国乐意这样做，因为这无疑在消化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外部挑战的同时强化现存体系的能力。就是说，这种结局可以解释成为中国和西方的双赢。

　　因为是巩固现存体制，这次峰会的最大赢家还是美国和西方，因为这个体制是他们所主导的。美国的最大目标本来就是世界各国一同来拯救经济，因为一旦经济恢复，美国又会回到从前的霸权地位。

　　美国尽管也有妥协，例如同意一定程度的国际监管（对对冲基金和评级机构等），但这方面纯粹属于虚的方面。国际监管的效力如何取决于IMF等国际机构，而美国会继续主导这些国际机构。

　　中国和新兴国家通过在现存国际金融体制中提升自己的做法相当理性。一则这些经济体没有其他的体系可作选择，二则这样做有助于他们自身在国际体系中的和平崛起。

　　在国际层面，中国和其他新兴国家还会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面临相同的情况，作出类似的决策。
　　就是说，中国会长期面临只有国际责任而无国际领导权的矛盾局面。因为美国和西方主导现存国际体系，他们就很容易通过修正体制来消化中国和新兴经济体的挑战和压力。

　　也可以预期，随着中国的发展，来自发达国家的有关“中国大国责任论”的呼声也会越来越高。中国尽管对这种情况很不高兴，但也很难拒绝被要求承当责任。很显然，中国的这种被动责任的代价极其高昂。

国际空间不等于中国的实质领导权

　　美国在从英国手中接过领导权之后，对当时的国际金融和经济体系进行了大力改造，使之完全符合美国的利益。并且当时美国面临独一无二的优越条件。

　　二次大战之后，美国成为了西方的天然领导者。又加上冷战，西方世界需要美国来领导西方世界和前苏联阵营竞争。这些都为美国改制国际体系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同时，美国通过这一机制要么聚财，通过各种方式从全世界转移财富，要么向其他国家转嫁负担。就是说，美国建立的国际金融和经济体制是美国长期占据领导世界权的最重要机制。其他西方国家则是“搭便车”，也从这一体制中获得不少利益。最吃亏的当然是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不发达国家。

　　如上所说，尽管中国不满现存体系，但并没有要推翻现存体系。建立一个非西方主导的新国际秩序过于理想，并且即使能够实现，代价也会非常高。

　　无论是中国的实力还是中国领导层所坚持的“和平崛起”或“和平发展”的信条，都不容许中国另建体系。自邓小平以来，中国的选择是接纳现存体系，并改革自身和国际接轨。

　　这就决定了中国的唯一选择就是利用现存体系，一步一步往上爬。但是因为美国和西方是体系的建立者和主导者，中国改变不了受支配的地位。

　　这是国际政治的现实面。因为这种局面不易轻易改变，就要求中国反思和重新考量和现存国际体系之间的关系。这不是说，中国可以脱离现存体系，或者另立体系，而是说中国要考量其政策重点到底在哪里？是在国际层面，还是在区域层面，还是在自身的制度建设。
　　在国际层面，如果中国乐意，的确有很多的责任空间。例如西方世界一直要求中国开放自己的货币汇率并向IMF注入更多的资金。这种要求也会来自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但是，这种国际空间并不意味着中国能够得到具有实质性的领导权。

没必要作过度的国际承诺

　　从长远来看，如何在不回避国际责任的同时来获得真正有意义的国际领导权，并且是可持续的领导权？中国所能选择的就是分权。因为全球化，各国需要一个国际秩序，但这个秩序的权力必须是有限的。

　　现存秩序是美国西方建立和维持的，也是由这些大国所操纵的。这对很多国家非常不利。IMF既没有做到国际监管的作用，更没有做到帮助穷国的责任。在这样的情况下，要产生监督国际组织的权力纯属天方夜谭。

　　分权就是要把国际权力分散到各个区域。在经济全球化的同时，经济的区域化也有更具实质性的发展。这就为区域货币的产生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在亚洲，产生一种区域货币的呼声已有多年，但因为政治原因，这种货币还是渺茫。但现实地说，在主权国家时代，一种超主权的货币即使产生了也不会有很大的效果。

　　欧元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说明了这一点。从这个角度来说，作为一种主权货币的人民币成为储备货币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当然，这对日元来说也是一样的。在未来一段时间里，如果没有一种货币能够取代美元的国际地位，但其他储备货币的出现则可以削弱美元一霸天下的地位。

　　美元可能在一些领域或者区域仍然占霸权地位，但在另外一些领域或者区域，其他储备货币可以成为美元的替代选择，甚至完全取代美元。就是说，中国必须有计划地培养人民币作为未来的储备货币。

　　中国不可避免地要承担一定的国际责任，但更为重要的是要实现实体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内部各种制度建设。

　　在美元和黄金脱钩以后，美元的强势不仅在于美国所建立的国际体系，也在于美国庞大的实体经济，在于美国内部的各种制度建设。美元成为储备货币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国际社会存在着一种对美元的主观期待价值和信任感。
　　同样，国际社会是否对人民币产生足够的主观信任度取决于中国是否能够实现实体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取决于中国能否进行有效的内部制度建设。

　　因为这次金融危机，美元的信任度受到很大的打击。美元之所以仍然被接受，不仅是因为除了美元，别无选择，也是因为美国还是有能力获取世界各国支持来维持美元的地位。但这也表明，危机已经给其他货币提供了很好的机会来发展成为未来的储备货币。

　　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无论是承担国际责任还是国际领导权，都包含有巨大的代价。作为崛起中的大国，中国不可推卸应当承担的责任，但也没有必要去作过度的国际承诺，更没有必要过早地去争取国际领导权。

　　在没有实质性的能力对现存国际体系作具有实质性的改革之前，中国的重心还应当是自身的建设。

加藤嘉一 中国人对自己的认知

4月1日，中国和法国的外交部共同发布《中法新闻公报》（以下简称《公报》）。“在相互尊重和重视彼此根本利益的基础上”，中国终于同意恢复与法国领导人之间的互访关系，而法国也终于回到“戴高尔将军做出的决定上面”。根据互不干涉内政原则，拒绝支持任何形式的“l'indépendance du Tibet（西藏独立）”。中法之间围绕西藏问题而展开的冷战，到这一天正式结束了。而这一象征性的日子，距离2008年3月25日法国外长库什内发表“不能容忍中国对西藏的‘镇压’”的政治立场，几乎刚好一年。

首先引起我注意的是《公报》发布以及有关报道的日期――恰好是愚人节。听中国朋友说，几乎在每年的这一天，都会有媒体根据时事编造一些有趣的假信息。而今年的4月1日，法国在外交上似乎处于很强势的地位。萨科齐总统甚至表示，如果伦敦G20峰会不接受他的意见，他有抵制这一峰会的可能。对世界形势的和谐发展都采取如此强硬的总统，竟然此刻对中国做出让步，结束了一场中法冷战。在我看来，这条简直像“愚人节新闻”。

然而，这并不是一个玩笑。《公报》同时来自两国外交部的官方网站。经过“抵制奥运会”、“抗议火炬传递”和针锋相对的“抵制家乐福”、“抵制路易威登”、“抵制巴黎旅游”、“抵制空中客车飞机”、“抵制中欧峰会”等风波，这回，法国做出了实在的让步。它意味着，欧洲各国在西藏问题上的“神圣同盟”被它创始国打破。这回，中国的民族主义者们应该感到“高兴”了吧。

我认为，苛求萨科齐总统是不对的。他有他自己的国家，他的国家有本身的利益和问题。与中国一样，内政与外交之间无时不有地存在着深刻的矛盾。在全球经济陷入衰退的大背景下，法国经济也出现了不小问题。在最近国际新闻中，法国的名字总是和罢工、银行丑闻联系在一起。毋庸置疑，外交政策上的“强硬”和“让步”对于任何国家来说都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关于此次法国对中国的让步，我们不应该从“道德”或“正义”的角度进行研究。真正值得研究的则是长达一年的“中法冷战”期间，中国人的身上发生的改变与思考。

在我印象中，2008年3月以前的中国人比如今抱着更多的忧患意识、更谨慎的信心和更丰富的观念，对于“努力融入世界”、“认真扮演国际社会的利益攸关者”也更有兴趣。当时在中文网络上还始终存在着“该不该办奥运会”的争论。网民从国家发展阶段、现代化水平、国民素质、投资、基础建设、电力分配、水资源、安全保障和台湾突然宣布独立的可能性等多种角度，激烈讨论了举办奥运会的合理性问题。

因奥运会的接近而逐渐放松管制的网络，也为这些争论提供了可靠的平台，使得这场具有跨世纪性质的大辩论连续进行了好几年。据说，这种争论围绕着每一届奥运会都会发生，2000年我观看悉尼奥运会的时候对此产生过类似的认识。这次在北京也产生了熟悉而亲切的感觉。可以说，对于任何一个有能力和容量举办奥运会的国家来说，这种根本性的争论都是非常正常，非常必要的现象。这本身也说明，中国正在以自己的方式融入国际社会。对此，中国人应该感到“高兴”。

不过，这一切在“那个3月”以后被改变了。接下来的事态变得越来越戏剧化。虽然西藏事件发生在3月，但真正让大家感到不安的是奥运火炬接力开始以后的事件。由于2001年的中国领导人似乎对本国的国际形象抱着极大的信心，所以中国早就确定了在全球传递火炬的计划。然而在2008年，尽管第三世界的国家始终“尊重”中国，但在欧洲和美国等待着中国的却是来自政府和民间的刺激、反抗、甚至侮辱。发表声明“不能容忍中国对西藏的镇压”的高官，和高喊“Free Tibet”的街头抗议者，让中国人头一次真实地感到自己被排除于发达国家之外，无法进入他们的圈子里。

而在那之前，中国人始终都有通过自己的高速发展，“超英赶美”，进入那个圈子的梦想。面对梦想的破灭，中国人感到“不高兴”。这种“不高兴”本身是对孤立的本能反应。中国人对待“不高兴”的方式充满着中国特色。感到“不高兴”的中国人的脑海里，“义和团心态”是从未消失的，近年甚至呈现着“重新崛起”的态势。“何时走出自卑”也许是中国人“和平崛起”的前提所在。

今天的中国既不是一个政府控制全民意志的全体主义国家，也不是一个媒体可以完全自由发表言论的后现代国家。事实是，中国民间的情绪总是积攒着，官方则必须依靠流传了无数年的统治艺术加以“引导”。一旦引导失灵，民意就有“崛起”的危险。而在2008年，在强烈的刺激之下，中国的民意已经没有保持沉默、低调的可能性了。政府只好把这股破坏力强大的水流引到自己的对立面去。于是，舆论形成了一股“反西方”的水流。

2008年3月，外国媒体在拉萨事件上的“错误”报道被中国人关注、抓住，有些人还成立了专门的反驳网站。在街头抗议中起了很大作用的各种NGO组织也被中国人重视起来。对于利用西藏问题巩固内政，展开外交，态度最积极的法国总统萨科齐则遭到中国人前所未有的长时间冷遇。

在采取这些报复措施的同时，中国人惊奇地发现自己作为一个民族，在一个政治问题上取得了空前的团结一致。这种一致性让中国人的自信心迅速增加了起来，并反过来鼓励政府和西方急需“僵持”下去。于是，为其一年的冷战开始了。

在这一年中，中国人的信心每一天都在增加，甚至膨胀，与世界的沟通却正在减少。今天，如果中国人的自我认知是“目前融入世界的条件还不充分”，那么“有信心而不高兴”的同志们持有的观点应该是“要在没有基础的情况下，强行在世界上找到自己的位置”。

对相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中国人来说，这场冷战的结果是明确的。一方面，连西藏问题上最活跃的法国都能在这个时候做出让步的话，其他欧美国家就更没有理由接替法国成为被强大的中国冷落的对象。另一方面，中国的地方当局用“软硬兼施”的办法逐渐消灭产生“藏独”的空间，而达赖喇嘛的生命也在一天一天地减少，“尘埃落定”的一天似乎不远了。

但此时此刻，对中国人来说，认识到冷战的结果或者欢庆胜利，都不是最重要的。真正重要的是，重新认识自己；请问，“我是谁？”

冰火雨天 不高兴又怎么了？

（这是本来的原稿，发表了的已经被编辑软化得多了）

有朋友来问：“看了《中国不高兴》吗？”。

答曰：“没有，什么书？怎么让人想起一部动画片《没头脑和不高兴》，是不是和上次那本《中国可以说不》一样的味道？那不看也罢”

朋友极力劝说：“看看吧，看完了说几句”。

看完了，和预想的一样，这本书是一类有希特勒，北一辉的幻觉和狂热，但又没有希特勒，北一辉的才能，还没有他们的机运的人弄出来的想模仿《我的奋斗》，《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之类的东西。

这个世界存在着很多不合理，甚至是极不合理的东西。要改造这个世界是人类从诞生开始的梦想，人类当然不应该放弃这个梦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改造论本身并没有错。但是如何改造，改造的方法是否可行，会不会改造的更加糟糕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从这个角度出发，梦想和妄想也就仅隔着一张薄纸。

这种探索必须建立在对历史的正确了解，对现实的正确把握和对未来的正确向往之上，否则除了产生希特勒和北一辉之外不会产生什么别的，这一百多年的人类社会历史就能告诉人们，这个世界上从来就不缺希特勒，北一辉式的疯子。

现在社会上拜金主义严重，贪污腐化盛行，企业，甚至政府职能部门缺乏公信力，说我们现在面对着严重的社会危机也决不是危言耸听。这些社会问题就为这类过激的法西斯言论的出现提供了最好的土壤。

《中国不高兴》和以前的《中国可以说不》是法西斯言论？笔者没有夸大其词，你如果真信这几个人的忽悠，那就是中国社会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没有什么需要解决的问题，或者即使有问题也很容易解决——只要有个“大目标”就行了。这就是那几个人说了半天的全部内容。他们的所谓大目标就是喋喋不休地在扯“有人欺负过我们，我们吃过有些人的亏，并且我们现在还是没有赚到便宜”，所以很不高兴，要扭转这种局面。

他们根本不谈历史。当然也不会告诉读者他们这种论调其实没有一点新意，在历史上要找多少类似的东西都找得出来。其实这么满大一本子书，用德皇威廉二世的一句话就能说得比这些作者们要拉风得多：“当别人在瓜分陆地和海洋，而德意志民族只能仰望蔚蓝的天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别人确实瓜分过陆地和海洋并且可能正在瓜分，我们可能曾经只能无奈地仰望蓝天并且现在可能还在仰望。但比瓜分和仰望的事实更加重要的是另一个事实，那就是瓜分者具备了参加瓜分的实力，而被瓜分者或者仰望者则是缺乏这种实力。没有看到这一点或者忽视这一点的人，应该去学习一下德国和日本的现代史。

此类言论有个共同特征，就是不管出现的社会问题的原因是什么，统统归结到“缺乏大目标”，希特勒是这样，北一辉是这样，该书的作者还是这样。他们还都会提出一个所谓“大目标”出来，而这个大目标基本上都是基于种族主义的霸权扩张政策。

最恐怖的是，如果只考虑社会风气和人们的精神状态，这种令人恐怖的大目标基本上管用，只要看看第三帝国和大日本帝国时代就知道了，文革的过来人也都不会忘记那种文革期间那种“七亿人民一条心，跟着领袖闹革命”的社会现实。

但是人们不是依靠这种“精神面貌”而活着的。这种看起来拉风无比的“大目标”只是一剂毒药，所谓饮鸩止渴而已。据说该书的作者之一曾经公开扬言：“和西方世界决裂了又怎样？”，这个问题很好回答，鼓吹并采取这种国策，简单地仅仅因为自己“不高兴”就和国际社会决裂的例子不希罕，这一百多年来很多，但没见到过一个有好下场的，第三帝国，日本帝国和苏维埃帝国都是前车之鉴，中国要不是邓公三次出山以后改弦易策，开始了改革开放，今天又会是一个怎样的模样，只要看看邻居的北韩就不难猜测。

这类鼓吹法西斯的言论还有一个共同之处充满着来历不明的自信，在他们看来肯定是“时不我待”，现在肯定是动手的最好时机，“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他们的敌人肯定不堪一击，现在的领导人还不主动出击，实属误国误民，罪在不恕。

和他们的前辈希特勒，北一辉们一样，在作者看来，美国只不过是“刷了绿漆的老黄瓜”，俄罗斯则连刷绿漆的能力都没有了。而这两条黄瓜居然还瓜五瓜六地满世界连抢带骗，这个世界的秩序实在是太糟了，一定要改变。

美国俄国是不是刷漆或不刷漆的老黄瓜并不是问题，首先的问题是新鲜黄瓜能不能卖出老黄瓜的价钱？好在大多数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还是很肯定的。接下来的问题就是道德层面的问题了，美国是不是到处在诈骗？由于这次的次贷问题引起的金融危机，美国就是个骗子的观点很能为人接受。事实上起码这个次贷危机确实有金融诈骗的嫌疑，但是上升到国家层次的话就又不一样了。

次贷问题是一个骗局，如果要从欺骗这个字的原教旨含义来讨论问题的话，现代资本主义的骗局并不只限于美国，或只是次贷，从广义来说，现代资本主义就是一场骗局。一场大家参加，自欺欺人的骗局。

现在包括美国人在内，大家都在谴责这个金融游戏，但警方并没有就这件事本身开始调查，美国之外受害甚重的其他国家也没有声称这是犯罪的。是一个骗局，有受害人，为什么没有警方动作本身就说明了问题——这件事的起因是资本主义经济体制本身而不是别的，所有的受害者同时也都是加害人。

这个世界可悲的现实就是最大的不足不是生产能力，而是销售市场。比如美国，日本，德国，甚至中国，单单一个国家的汽车生产能力如果能够恣意发挥出来的话，足够供应全世界的需要，现代世界的生产能力就是过剩到了这样的地步。为了在不产生战争的前提下消化这个生产能力，人们需要一个巨大的泡沫市场来消化这些过剩的生产能力，这个泡沫就是美国。美国的泡沫不是美国人独自吹出来的，而是全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内的人一起吹出来的，而且是在明知道是泡沫的前提下吹出来的。而且在现在由于金融危机而使得这个泡沫已经开裂了的时候，全世界的领导人们虽然吵吵闹闹，但还是表示要帮忙修补这个泡沫，因为大家需要这个泡沫才能活下去。

就是说，如果美国真是“一根粉绿了的老黄瓜”的话，那也是全世界一起努力粉起来的，更让作者们愤怒的是，再看得见的将来还会继续粉下去。作者在书中说“美国人不干活还想住大房子”，这不是事实，事实是全世界人想让“美国人不干活而能住大房子”。

丘吉尔在谈到民主制的时候曾经说过“民主制是人类所发明出来的最糟糕的制度，但是如果没有更好的制度来代替时就只能使用这个制度”。现代国际经济秩序也是这样，没人认为那个经济秩序合理，所有人都可以提出新经济秩序的构想，但作者们提出来的就是集体自杀的胡说八道。不能说什么因为别人大量排放过二氧化碳，所以现在轮到我们来排放了，至于会引起什么后果则没关系，因为作者在鼓吹一种“文明倒退论”，看起来特别像太平洋战争时期日本军部所鼓吹的“一亿总玉碎”的那种调调。既然反正“文明要倒退”，大家都活不下去了，集体自杀就集体自杀。希特勒就是自杀的，日本人在北一辉的熏陶下自杀的更多，所以希特勒北一辉的传人们一开口就是这种破罐子破摔的腔调没什么奇怪的。

在说中国是不是高兴之前，先考虑一下中国的老百姓是不是高兴才是真的。在想做世界领袖之前，请先想象一下是不是有人愿意一个假货横行，腐化为荣，贫富差别巨大的国家来领导他们才是真的，连让自己的老百姓高兴起来这件事都搞不定，就不要去指责别人了。

谢国忠：等美国经济回来，还是走一条新路？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2009-04-03
谢国忠搜狐博客　http://xieguozhong.blog.sohu.com/

　中国现在是一个“拖”的策略，想先撑着，等世界经济好了，我们又回来。但“拖”肯定是没出路的

　　3月13日，温家宝总理在两会的记者会上直言对购买美国国债的担忧，称对借钱给美国“我的确有些担心”。美方对此迅速反应，奥巴马总统更是亲自传话，表示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投资者都应对其在美国投资的安全性抱有“绝对信心”。


言犹在耳。美联储在18日宣布，将在今后6个月里购买长期国债3000亿美元；增加购买7500亿美元的房贷支持证券；增加购买机构债券1000亿美元。

　　美联储购买1万亿美元债券意味着要印钞1万亿美元，从而使美元大幅贬值。中国汇率与美国挂钩，去年底外汇储备已高达1.95万亿美元，截至今年1月，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已经上升到了7396亿美元，成为美国名副其实的第一债权国。美元的贬值必然使中国的巨额美元资产的价值也随之大幅缩水，中国巨额外汇储备本金和投资收益双双下降。

　　消息一出，中国国内反弹激烈，直斥美国此举为“历史上最无耻的救市”，美联储此举“令美元蒙羞”。

　　本刊记者为此专访了独立经济学家谢国忠。

　　美国最终是要印钞票的

　　《人物周刊》：从美国国内的情况来看，美联储出台这样一项政策有什么样的必然性？

　　谢国忠：什么都是有选择的，美联储认为，房地产价格下降跟不良资产的不断出现在恶性循环，所以它要降低按揭利息来托房地产价格，这只能自己出手，最终的目的还是金融稳定。

　　《人物周刊》：您刚才说什么都是可以有选择，在您看来，美联储还有其他的选择吗？

　　谢国忠：一般债务危机都是跟资产的价格过高有关，有债务危机说明你的债过多。比如说房价从100块钱涨到200块，我借钱借到了150块，房地产回到100块，这时候我破产的话，我把100块给了债主，还有50块是他承担的损失，我一分都没有了。

　　另外一个做法就是搞通胀，把收入从100块变成200块。你的那个债当然就是相对削了一半，150块变成75块了。在第一个选择方案里面，债主其实亏了50块。第二个方案债主是亏了75块。

　　我刚才举的例子很简单，实际情况更复杂。实际上美国经济出现了恶性循环，因为债主是金融机构，金融机构亏欠了之后不贷款，导致经济更差，进而使得房价掉得更严重。所以这个政策的依据就是它应该阻止这种恶性循环，最终美联储是在两个方案中，一个破产、一个完全通胀当中选一个。美国这个国家，外国人是主要的债主，外国人拥有美金资产16万亿，所以通胀总的来说是对美国有利的。我过去写了很多文章，美国最终是要印钞票的。

　　美联储的逻辑

　　《人物周刊》：最后美联储选择了第二种方式，由外国投资者来承担损失。

　　谢国忠：美联储的用意不是一开始就这样，它是一步步给逼的。

　　因为金融机构不健康，经济好不了，美联储就需要不断地做动作刺激经济。美联储为了金融机构好转，最终就必须把房地产的价格稳住；房地产价格要稳住，就要把按揭的利息压低；按揭利率压低之后别人还不愿意借钱，那就美联储自己借，他就印钞票借给要房贷的人。这样一来，渐渐地会引起通胀，这个通胀等于是叫外国人承担损失。

　　《人物周刊》：这是我第二个问题，能否梳理一下美联储从次贷危机一步步的应对措施？

　　谢国忠：美联储原来一直是要稳定金融机构，从2007年8月份次贷危机出现的时候，它就降息，降低金融机构的财务负担，因为当时金融机构都采用杠杆放大20、30倍，一块钱有20、30块钱的债。当时美联储就想把利息降下来，让金融机构能挺着，没有逼债的，达到缓冲的作用。一些很糟的机构，比如说贝尔斯登这样的，就由摩根大通去收购，美联储还补贴了摩根大通两三百亿，如果贝尔斯登资产质量比预想要差，美联储帮摩根大通承担一定的负担。

　　后来就出了AIG这个事。AIG的问题最重要的是引进了很多华尔街其他公司的产品，而且都是些不好的产品，并且这些公司不是给了AIG现金，而是打了“白条”。所以AIG要倒，其他人都跑了，比如说高盛。后来美联储那么多钱拿出来救AIG，主要为了拯救其他的金融机构，高盛一家就拿到800亿美金，超过它整个股本金，AIG要倒的话高盛就倒了。所以，美联储这一步也是稳定金融机构，AIG看上去就像是一个黑洞，其实在洞后面钱都是有主的，钱都跑到高盛、摩根这些银行里面去了。救了AIG，就救了一大拨人。

　　这之后雷曼的问题出来了，当时已经警示金融机构那么久了，雷曼是可以倒的，倒的话影响也不会太大，因为大家都已经准备好了。结果在它倒了之后所有投行借钱的成本大幅上升，因为大家都看到了破产的风险。

　　这下问题就大了。因为投行原本是用杠杆把一块钱放大了30倍，30块钱中29块钱都是借来的，这边借不到那边资产就必须抛，抛了以后就引起这些资产大幅度下降，你按照市场价格算的话，这些机构不全都破产了吗？

　　后来面临这么大一个问题了，怎么办？美联储一直想不出招，然后就这样，市场不愿意借钱给投行，我借。就这一招把金融机构又稳住了一点。稳住了之后，问题是金融机构的钱再也不出去了。在就业情况不好的时候，房地产就没有需求了。

　　所以现在，美联储希望把按揭利率降到很低，这样是为了达到两个目的，一个是不要让现在持有房贷的人感到有压力，否则他一走了之不还钱了，把房产还给银行，银行拿去拍卖，房价会掉得更严重。

　　另外就是让购房的成本比较低，以便增加需求。美联储的目标是控制房贷的价格。为了控制房贷的价格，它当然必须买一点国债，因为最终房贷的价格是国债利率加上自己风险的系数。

　　美国人这么折腾，美元还是储备货币

　　《人物周刊》：对一个央行来说，启动机器印钞票，还是一件让人感到担忧的事情。

　　谢国忠：最害怕的是大家对这个货币失去信心，如果人家觉得你会无限印钞票，就会抛弃美元导致货币崩溃，这样一来利息大幅上升，高度通胀，所有的目标都达不到。

　　所以美联储这么宣布，我总共购买资产是多少钱。它要注水，注多少，事先给你说好，让你重新定价，美金上周史无前例一周掉得最多，市场要重新定价。你要注那么多水，美元的含金量就冲淡了。市场得信你说的话，如果这次冲淡了之后再来冲淡的话，以后怎么信你？大家都不信的时候，都跑掉了，就是这个体制垮台的时候。

　　《人物周刊》：你觉得美元储备货币的地位有没有可能会失去？或者现在只是大家没得选择。

　　谢国忠：问题是美国人这么折腾，美元还是储备货币。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其他替代的产品，还有国际上没有这么大的开放的市场，中国为什么货币不跟日本去挂钩，不跟欧元去挂钩，人家不是开放的经济。

　　《人物周刊》：但是实际情况上，咱们无可选择，世界都没有选择。

　　谢国忠：因为中国汇率跟美金挂钩的，你的外汇储备一定是要买美金的。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当然也有可能全世界所有的央行都不买了，就是说我同时抛了，抛了我买别的东西了。美金狂降。这也有可能。

　　《人物周刊》：那各国央行去买什么呢？难道去买黄金吗？黄金市场高度波动，且其容量不足以容纳中国的大部分外汇储备，现在也不清楚以欧元或日圆计价的债券是否更安全、更具流动性且更有利可图。

　　谢国忠：黄金太少了，不可能。全世界的黄金只有3万吨，你去算一下，一共值多少钱。我建议中国买美国的指数基金，我已经建议过很多次了。因为股票后面实际有东西的，不是一张纸，它后面有房子，有机器，有品牌之类的。所以有通胀的时候，它也会重新估值的。

　　《人物周刊》：那美国的基金指数基金跟美元又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谢国忠：它可以抗衡美元贬值。美国公司的盈利一般是从全世界来的，这是一道防火墙。第二道防火墙是它的资产随着通胀也会上升的。这不就是有对抗通胀力量吗？因为你是有联系汇率，不能从美金退出来，你还得买美金的资产，不一定是买国债，美国的股票指数基金是可以的。

　　中国不能再有丫鬟心态

　　《人物周刊》：美联储这次印钞票，对中国的外汇储备是什么样的影响？美国五年十年的萧条，它对世界经济尤其对中国经济又会造成的什么样的影响？

　　谢国忠：对中国经济影响非常深远，当然第一个是外汇储备，这个事要自求出路了，因为美金贬值是一个比较长线问题，这个还是早做打算为好。

　　中国人的思想核心是中庸，他不是分析出来这是对美国最佳的方案，他凭感觉，不管一件事对还是错，他觉得这个事这么极端，不会吧，不会这么干吧？怎么会那么极端呢？所以中国在参与世界经济的时候，思想还没跟现代世界接轨呢。外汇储备的事就看中国政府什么时候早点下决心了。

　　还有一个就是经济的问题，中国经济是出口投资的经济，美国是贷款消费的经济，这两个好比阴跟阳，所以那边倒了，这边肯定受影响。中国现在想通过银行撑，给企业续贷，或者给房地产续贷，不要破产，我们先撑着，然后等到世界经济好了，我们又回来了。中国政府现在是一个“拖”的策略。

　　“拖”肯定是没出路的，肯定没出路。中国得自己找出路。如果你还是想这些，绑着大家一起走，你就完蛋了。

　　《人物周刊》：这种想法，为什么肯定没有出路呢？以前行得通现在为什么就行不通了呢？

　　谢国忠：因为投资都要有回报，回报要有需求，需求那边应该是消费跟出口了。原来我们出口每年涨20%多，靠这个来撑投资这么大盘子的。现在的话，不可能了。

　　《人物周刊》：您建议中国怎么做呢？

　　谢国忠：第一中国要给老百姓钱花，因为中国消费不好，消费不好不是信心问题，是因为老百姓没钱。政府那么有钱，政府官员非常有权力，资产全在政府的手里，政府越变越大，民间怎么会有能力消费呢？经济不好政府第一个想法就是投资。为什么？投资钱都朝政府官员走的。这是体制支持的一件事。

　　中国现在核心的官与民的平衡问题，中国的官僚文化推动了投资的经济，投资的经济逼着中国走上出口的经济，出口的经济跟美国的消费贷款连上了。

　　《人物周刊》：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跟美国借钱、花钱的体系是互补的关系，互相配上了。

　　谢国忠：对。所以那边倒的时候，现在我们这边是在挣扎，但是还是想要搞投资。搞投资没出口的话，又没消费，这次投资造出来不是空房子，就是全是不开工的厂。

　　《人物周刊》：中国政府在延续过去的思路。

　　谢国忠：是过去的思路在放大，它已经悬空了，自己还不知道。

　　《人物周刊》：您认为延续过去的思路在这次危机中是没用的，而且会更糟糕。

　　谢国忠：投资投出来的东西是没有回报的，最后把银行给毁了，我们的银行本来还可以，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最终要让老百姓有消费的能力。我提出中国唯一的出路就是把股票分给老百姓，很多人觉得这个很极端。

　　《人物周刊》：把政府的财富转移到老百姓中间去？

　　谢国忠：短线这是唯一的路。中线、长线，我们还有两条路。一个外汇开放，降低税收，把全世界的钱都吸引到中国来，把中国变成世界。原来不是美国带我们进世界吗？我们国家盘子够大，你把个人所得税降到25%，跟公司所得税一样。现在我们个人所得税很高，其实又收不上来，大家都是花的公司的钱，公司的税率低。税率降下来之后把全世界的有钱人都吸引过来了，把人才都吸引过来了。我们把中国变成世界。

　　还有一个，世界上的钱都来了，我们要搞城市化，建设超大城市，让农民先造城市，造房子，造好房子之后，我借钱给他们买房子，让他们扎下根来，那个才是真正的发展。中国发展最后的目的就是让农民进城，让他们有房子住下来，这是市场经济稳定和发展的核心，你看不到这一点的话，说明你不懂这个发展。就是三刀，三把刀。

　　第一把刀就是藏富于民，第二把刀把中国变成世界，第三把刀就是建设超大城市。这三件事，中国就活起来了，中国变成领头羊了，这10年里面，中国你不变成领头羊，不是你愿意不愿意，你不变领头羊，你也没增长的机会，你让别人走在你前面不可能，人家都已经趴下来了。就这一条路。

　　《人物周刊》：前面没有可以依靠的了。

　　谢国忠：人家已经趴下来了。你靠不着了。这次金融海啸对中国来说最核心的问题是，究竟是等美国经济回来，还是自己走一条新路。我们现在应该知道，发达国家的经济长期都不会好了，如果要保持经济高增长，必须走出自己的道路。

　　中国人老是想要偷偷摸摸地提高地位，这实际上是做丫鬟的心态。加入WTO以来，中国一直都是从事OEM的生意，净干些脏活、粗活、累活，也是这种丫鬟心态在作祟。

　　现在大小姐们已经负债累累了，敞开大门说该你做大小姐了，中国人就不想，还是没有这个胆量。

　　现在华尔街、硅谷多少人都没有工作了，眼巴巴地望着中国，我们应该让这些人来，让全世界的人才、资源、产品都进来。不要总是想着干粗活累活，借钱给别人享受。美国经济情况不好，全球化接下来只有靠中国带动了。

　　确立现代经济思维

　　《人物周刊》：美联储这么做，是不是一种对世界不负责任的态度？

　　谢国忠：你的货币跟美金挂钩，是你自己愿意挨打，可是你天天怪人家害你。这个是东西方一个区别。中国人觉得你给我设的一个陷阱，把我套进去了。

　　西方不是那么回事。你不喜欢美金你就抛呗，我作为一个美金的国家，我跟你说你放在这边没问题的，这么说对我有利，我就这么说。

　　这个跟中国人是不一样，中国人觉得我过去跟你好，你今天怎么对我不好了，这多不仗义啊。这种思维方式去看待事情，肯定会有很大的问题。我觉得中国人议论人家政策的时候，不是用理性思维方式。

　　《人物周刊》：我们在这件事中掺杂了很多情绪。

　　谢国忠：一个人不要指望别人做什么对你有利，然后老是告诉别人他应该做什么，你要用理性的心态去想，这个人做什么对他自己最有利，然后在他这样做的情况下，我该怎么做，这才是一个正确的现代的思维方式。

吴晓波 “醒来”的国家和“醒来”的青年

知远出新书
By [ 吴晓波 ] 2009-4-3 17:34:33

知远出新书，替他写了一个序言。这是一个郁闷却让人依然可以期待的年代，至少我们已经开始在尝试着、重新整体地叙述这个国家，这是自五四之后曾经断裂过的传统。
【】“醒来”的国家和“醒来”的青年
“祖国，于我是一个难以表述的国家。”这句话是V·S·奈保尔爵士说的。
奈保尔出生在特里尼达，自幼加入英国籍，一直到30岁的时候才第一次回到自己的祖国印度，后来，他写下了著名的《印度三部曲》，并因此在2001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对于任何一个出生在印度或中国――这样的拥有地球上最悠长文明的东方国家的青年而言，对自己祖国的探寻往往是艰难而神秘的，这是一场缺乏定义感的旅程，你必须保持着一份不确定的乐观。
许知远出生在中国，6岁从江苏盐城迁到北京，从此就没有离开过这个城市，不过，在知识和精神的意义上，他一直在“中国”以外的地方流浪。这是一个以忧伤为标贴的青年人，在25岁那年，他成为了《经济观察报》的主笔，并以一系列的国际观察评论，成为年轻的“全球化一代”的代言者。不过，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他对中国的感性认知仅仅局限在文本上。尽管少年盛名，他却始终有着一种莫名的焦虑与挫败感。
有一年，《新周刊》的张海儿为许知远拍照，让他打着一把大伞站在书房里。洪晃看到后说，“对，那像是他干的事儿”。
也是从30岁那年起，许知远开始用脚行走中国，用眼睛观察中国，在过去的两年多里，晨雾暮雨中，他到达了众多的城市和乡村，从东北的漠河到西南的腾冲。作为他的朋友，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发生在他身躯内的那种变化。这本《醒来》是他对自己的祖国的一次宏大审视。它出版于共和国成立60周年、五四运动爆发九十周年之际，正是这位国之青年在思想上的一次贡献。
已经有相当长的时间了，中国的知识分子对自己的国家充满了强烈的陌生感。
有时候，它只好被符号化，譬如大红灯笼、对襟青布衫、李小龙功夫、梅氏京剧或高高的紫禁城，而后来的年轻人是无法真正走进这些“古董”里去的。
这是一个很难被责备的事实。因为从1840年之后，中国的进步被强制性的纳入到了另外一个话语体系之中，甚至，我们使用了千年的货币白银，也被黄金和后来的英镑美元所替代了――中国和印度曾经是全球最大的两个白银帝国，而始建于19世纪60年代前后的金本位制则颠覆了国际贸易的秩序。当今中国知识分子所有正在思考的命题，如民族、法治、经济、科学，乃至国家，都是近一百年间才形成的概念。在此之前，民族的意思是“非我族类，虽远必诛”，科学无非就是“天工开物”和“格物治知”，而所谓“家国天下”，则是“率土之滨，莫非王土”。当世界开始变得有边界，当国家权利开始需要制衡，当经济进步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轴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对国家的思考则在一次次的革命与烈火中断续而进，缓慢、矛盾并充满了灾难感。
打破砸烂、推倒重来、激进无返、回归道统、相信宿命，你可以从李鸿章、梁启超、胡适、孙中山以及毛泽东等人的身上，读出这些怪异的路径。
有时候，你会对进步的缓慢失去信心，有时候，你会坚信所有的苦难都是值得的，而更多的时候，你仅仅是焦虑，一个人的自然生命显然无法与这个古老国家的缓慢步伐所一致，所以，伟人有“一千年太久，只争朝夕”的焦急，而最终才自嘲说，他所能改变的，无法是北京郊区的几个村庄而已。
许知远对现当代中国的追踪是从一八九四年夏天的甲午战争开始的。那是一场让帝国蒙羞的惨痛记忆，所谓“一战而人皆醒矣”、“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则甲午一役始也。”百年以降，在山东威海刘公岛上静静陈列着的被打捞上来的北洋船舰碎片，曾经是无数青年反省国家兴衰的起点――我至今记得十六年前当我到达那里时，心麻如木、欲语无声的心情，许知远也是如此，他从这里出发，途经洋务运动、立宪运动、民国草创、五四运动、南京统一、西安事变、抗日战争、国共内战、抗美援朝、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再到最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百年中国的曲折演进，一路跌荡前行，似有无数悬念仍未揭开。
许知远在寻找复兴的答案。且不论其江山指点是否正在痛痒处，仅仅是他在文本构架上的抱负已是让人憧憬。自四百年前的明亡清兴之后，除了顾炎武、梁启超等极少数人，中国知识分子长期丧失了对国家进步的整体叙述能力，我们一直无法用坚定的、富有独立精神的话语体系来构筑国家文本。许知远在本书中引用了《财经》杂志主编胡舒立的一个观点，胡以为，改革是个日益复杂的过程，勇气与努力或许是5年前的中国新闻业最值得珍视的品质，但如今，更为重要的品质是“判断力”，即在越来越复杂的环境中，如何作出准确的判断，已成为最大的挑战。千百年来，公共知识分子最重要的两个品质，一是守――独立于一切利益集团之外，以操守为立命之本，一是断――对国是有清醒理性的判断能力，在功能缺失了很多年后，我们正在恢复这样的传统。
《醒来》对于许知远来说，还不是一个终结式的作品，却是这个70年代的中国青年走出书斋的一次勇敢尝试。
我看见他，打着伞，象和尚一样地穿越这片生兹在兹、却难以表述的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