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4月5日

加藤嘉一 中国人对自己的认知

4月1日,中国和法国的外交部共同发布《中法新闻公报》(以下简称《公报》)。“在相互尊重和重视彼此根本利益的基础上”,中国终于同意恢复与法国领导人之间的互访关系,而法国也终于回到“戴高尔将军做出的决定上面”。根据互不干涉内政原则,拒绝支持任何形式的“l'indépendance du Tibet(西藏独立)”。中法之间围绕西藏问题而展开的冷战,到这一天正式结束了。而这一象征性的日子,距离2008年3月25日法国外长库什内发表“不能容忍中国对西藏的‘镇压’”的政治立场,几乎刚好一年。

首先引起我注意的是《公报》发布以及有关报道的日期――恰好是愚人节。听中国朋友说,几乎在每年的这一天,都会有媒体根据时事编造一些有趣的假信息。而今年的4月1日,法国在外交上似乎处于很强势的地位。萨科齐总统甚至表示,如果伦敦G20峰会不接受他的意见,他有抵制这一峰会的可能。对世界形势的和谐发展都采取如此强硬的总统,竟然此刻对中国做出让步,结束了一场中法冷战。在我看来,这条简直像“愚人节新闻”。

然而,这并不是一个玩笑。《公报》同时来自两国外交部的官方网站。经过“抵制奥运会”、“抗议火炬传递”和针锋相对的“抵制家乐福”、“抵制路易威登”、“抵制巴黎旅游”、“抵制空中客车飞机”、“抵制中欧峰会”等风波,这回,法国做出了实在的让步。它意味着,欧洲各国在西藏问题上的“神圣同盟”被它创始国打破。这回,中国的民族主义者们应该感到“高兴”了吧。

我认为,苛求萨科齐总统是不对的。他有他自己的国家,他的国家有本身的利益和问题。与中国一样,内政与外交之间无时不有地存在着深刻的矛盾。在全球经济陷入衰退的大背景下,法国经济也出现了不小问题。在最近国际新闻中,法国的名字总是和罢工、银行丑闻联系在一起。毋庸置疑,外交政策上的“强硬”和“让步”对于任何国家来说都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关于此次法国对中国的让步,我们不应该从“道德”或“正义”的角度进行研究。真正值得研究的则是长达一年的“中法冷战”期间,中国人的身上发生的改变与思考。

在我印象中,2008年3月以前的中国人比如今抱着更多的忧患意识、更谨慎的信心和更丰富的观念,对于“努力融入世界”、“认真扮演国际社会的利益攸关者”也更有兴趣。当时在中文网络上还始终存在着“该不该办奥运会”的争论。网民从国家发展阶段、现代化水平、国民素质、投资、基础建设、电力分配、水资源、安全保障和台湾突然宣布独立的可能性等多种角度,激烈讨论了举办奥运会的合理性问题。

因奥运会的接近而逐渐放松管制的网络,也为这些争论提供了可靠的平台,使得这场具有跨世纪性质的大辩论连续进行了好几年。据说,这种争论围绕着每一届奥运会都会发生,2000年我观看悉尼奥运会的时候对此产生过类似的认识。这次在北京也产生了熟悉而亲切的感觉。可以说,对于任何一个有能力和容量举办奥运会的国家来说,这种根本性的争论都是非常正常,非常必要的现象。这本身也说明,中国正在以自己的方式融入国际社会。对此,中国人应该感到“高兴”。


不过,这一切在“那个3月”以后被改变了。接下来的事态变得越来越戏剧化。虽然西藏事件发生在3月,但真正让大家感到不安的是奥运火炬接力开始以后的事件。由于2001年的中国领导人似乎对本国的国际形象抱着极大的信心,所以中国早就确定了在全球传递火炬的计划。然而在2008年,尽管第三世界的国家始终“尊重”中国,但在欧洲和美国等待着中国的却是来自政府和民间的刺激、反抗、甚至侮辱。发表声明“不能容忍中国对西藏的镇压”的高官,和高喊“Free Tibet”的街头抗议者,让中国人头一次真实地感到自己被排除于发达国家之外,无法进入他们的圈子里。

而在那之前,中国人始终都有通过自己的高速发展,“超英赶美”,进入那个圈子的梦想。面对梦想的破灭,中国人感到“不高兴”。这种“不高兴”本身是对孤立的本能反应。中国人对待“不高兴”的方式充满着中国特色。感到“不高兴”的中国人的脑海里,“义和团心态”是从未消失的,近年甚至呈现着“重新崛起”的态势。“何时走出自卑”也许是中国人“和平崛起”的前提所在。

今天的中国既不是一个政府控制全民意志的全体主义国家,也不是一个媒体可以完全自由发表言论的后现代国家。事实是,中国民间的情绪总是积攒着,官方则必须依靠流传了无数年的统治艺术加以“引导”。一旦引导失灵,民意就有“崛起”的危险。而在2008年,在强烈的刺激之下,中国的民意已经没有保持沉默、低调的可能性了。政府只好把这股破坏力强大的水流引到自己的对立面去。于是,舆论形成了一股“反西方”的水流。

2008年3月,外国媒体在拉萨事件上的“错误”报道被中国人关注、抓住,有些人还成立了专门的反驳网站。在街头抗议中起了很大作用的各种NGO组织也被中国人重视起来。对于利用西藏问题巩固内政,展开外交,态度最积极的法国总统萨科齐则遭到中国人前所未有的长时间冷遇。

在采取这些报复措施的同时,中国人惊奇地发现自己作为一个民族,在一个政治问题上取得了空前的团结一致。这种一致性让中国人的自信心迅速增加了起来,并反过来鼓励政府和西方急需“僵持”下去。于是,为其一年的冷战开始了。

在这一年中,中国人的信心每一天都在增加,甚至膨胀,与世界的沟通却正在减少。今天,如果中国人的自我认知是“目前融入世界的条件还不充分”,那么“有信心而不高兴”的同志们持有的观点应该是“要在没有基础的情况下,强行在世界上找到自己的位置”。

对相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中国人来说,这场冷战的结果是明确的。一方面,连西藏问题上最活跃的法国都能在这个时候做出让步的话,其他欧美国家就更没有理由接替法国成为被强大的中国冷落的对象。另一方面,中国的地方当局用“软硬兼施”的办法逐渐消灭产生“藏独”的空间,而达赖喇嘛的生命也在一天一天地减少,“尘埃落定”的一天似乎不远了。

但此时此刻,对中国人来说,认识到冷战的结果或者欢庆胜利,都不是最重要的。真正重要的是,重新认识自己;请问,“我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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