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 文化多元、制度转型与关于“进步”的解释：“自己对自己负责的历史观”

秦晖 文化多元、制度转型与关于“进步”的解释：“自己对自己负责的历史观”

《经济观察报》：您始终反对“文化决定论”，能说说理由吗？

秦晖：首先我“反对文化决定论”的“文化”是有明确定义的，这就是一个民族的特殊价值偏好，它表现为一系列选择性的“爱好”。而这与“能不能选择”决不可混为一谈。这就是我总结的：“选择什么”是文化，“能否选择”是制度。比方说，我爱吃中餐你爱吃西餐是文化之别，但饮食专制与饮食自主就是制度之别了。所以同样是一个吃中餐一个吃西餐，是否算文化之别就不一定：如果两边都是出于各自饮食爱好，那当然就体现了不同的“饮食文化”。但如果是我爱吃中餐，你却在“牛不喝水强按头”的情况下吃西餐，那能说有什么“饮食文化”之别吗？
同样道理，汉族蓄发、满族剃头留辫是文化之别，但蓄剃自由和“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决不是文化之别。喜欢缠足和喜欢隆乳是文化之别，但强制别人缠足和自己选择隆乳就不是文化之别。我信基督你信儒家（或佛教、伊斯兰教等）是文化之别，但信仰自由、政教分离与异端迫害、神权专制就不是文化之别。推崇能人和推崇贤人是文化之别，但统治者是否出自大家自由表达的推崇（即自由选举还是强权政治）就不是文化之别。
我主张“文化无高下，制度有优劣”。所以我并不爱吃西餐，但决不赞成查封麦当劳。我并不认为满族剃头留辫有什么不好，但清初的剃发令绝对是野蛮而汉族的反剃发斗争则可歌可泣。我并不认为隆乳就比缠足“进步”，清初与剃发令同颁的强制“放足令”也绝非善政，但五四前后弘扬自由个性的放足运动则无疑是大进步。我赞赏如今不少人宣传儒家，但坚决反对立儒教为“国教”并把反儒的思想贬为异端。我也推崇贤人，如果孟子来竞选，我很愿意投他的票，但我坚决反对以“仁政”为旗号排斥自由民主——仿佛中国人只要一有了自由就会抛弃儒家、只要民主选举就会把行仁政者轰下台而选个暴君来虐待自己。难道儒家在中国就那么招人嫌恶？中国人就那么不知好歹？可见说这种话的人不是在诽谤中国人就是在诽谤儒家，这种人居然宣称是在“弘扬中国文化、弘扬儒家”，实在是国人的悲哀、儒门的悲哀。
所以我反对“文化决定论”。这个反对包含三层意思：
第一从认知上讲：只有对拥有同样选择自由的人才能真正明白他们到底选择什么并且议论这些选择的好坏。在“牛不喝水强按头”的条件下你怎能弄清某人是否真的爱吃中餐或者西餐？更不用说去妄评这些爱好的好坏了。没有民主选举你怎么知道人们是偏爱能人还是偏爱贤人？更不用说对这类假定的偏爱妄加议论了。因此我对在不同的制度平台上能否进行“文化”识别，乃至开展“文化比较”研究，在方法论上就持怀疑态度。我想这样的比较也许在民俗学层面还是有意义的，但拔高到“国民性”的层次就极为可疑。所以我以为作为一个严谨的学术人，与其搞那种前提不明逻辑混乱随意性极大的“文化比较”，不如做真正可实证可辨析的制度比较。
第二从价值观讲，我如前所述，主张“文化无高下，制度有优劣”。中餐西餐可以各有所爱，但饮食自由无疑比饮食专制好。基督教与儒家各有千秋，但信仰自由、政教分离当然比异端迫害、神权专制进步。崇贤与崇能可以见仁见智，但统治者是否贤、是否能，都应当由公众来评判、挑选而不能强权自封。
第三从因果方面讲，上述“文化”与“制度”并无对应关系，也很难说有什么因果逻辑：不能说吃中餐就会导致饮食专制而吃西餐就会有饮食自由；也不能说重视道德的人就会比重视才能的人更爱好独裁或民主；西方基督教国家今天通行信仰自由，可是当年他们的宗教审判与神权政治也不比今天的一些伊斯兰国家弱，所以我们今天尊重伊斯兰教，但这与我们批评某些伊斯兰国家的神权专制并不矛盾，犹如尊重基督教与批判欧洲中世纪宗教裁判不矛盾一样。

问：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中国一直在现代化的门槛前徘徊？

答：“制度”既然有优劣，那么它们由劣而优的改进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呢？这大概就是你的问题：“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中国一直在现代化的门槛前徘徊？”但我想，这个问题的提法就可以商榷。事实上全球绝大多数民族的现代化过程都十分艰难。过去史学界有人说：应当研究的不是中国有什么“长期停滞”的特殊性，而是西欧为什么在两百年前能先行一步。因为如果与西欧以外的大多数民族相比，我们未必显得“停滞”，甚至与三百年前的西欧相比，谁显得“停滞”也难说。但是即便说“特殊”的不是我们而是近代西欧，这个“特殊”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呢？
我刚才讲制度是有优劣的，也可以讲是进步或落后。但这里讲的落后和进步是一种价值判断意义上的相对“好坏”，这里首先要坚持一种普世性的人文主义立场，要相信评判历史是有是非可言的，不能以文化相对主义为理由否定优劣判断。但是，普世性道义立场决不等于“落后变先进的客观规律”。相对坏的东西被相对好的东西取代，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都是“应当”的，但不是“必然”的。
有人问：为什么民主制度在西方建立了，在东方却没有建立，是不是某种“文化”就决定了他们“必然”会民主而我们“必然”不会？或者如果我们不持文化决定论而改持普世性历史决定论，是否就像我们以前的意识形态讲的：全人类都“必然”走上某种金光大道，只有先后的不同？这类问题可以归结为更一般的问题：历史过程究竟可不可以建立因果解释?我们知道在世界上这一直是有争论的。关于历史学，最悲观的说法是历史不仅无法解释其所以然，甚至无法说清楚其然，由于每个人的价值偏见，“客观叙述历史事实”都不可能，更何谈解释为何出现这些事实了。而最乐观的说法则认为历史不仅能够叙述，还可以“科学地解释”，我们不仅能够知道历史上发生了什么，还能“证明”其由于某种原因而“必然”会发生，而且在逻辑上，根据这种因果必然性的外推，还应当可以预言未来将发生什么。
我当然不是最悲观者，我以为人们虽不敢说能完全摆脱偏见，但尽量追求客观叙述与不负责任地编“故事”还是根本不同的，前者虽不能使我们得以“还原客观”，至少应当使我们能够不断逼近于客观。因此我们说历史是可以说清楚的，也就是说历史是可以叙述的。
那么，历史能不能解释?关于这一点，我的回答是：历史是可以解释的。生活中很多例子的确表明，许多现象并不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它们是有源头的。历史的发展是一个演变的过程，这演变过程是有某些因果关系起作用的。因此经济学界才造出一个名词叫“路径依赖”，而历史学中也有了年鉴学派，这一学派的大师布罗代尔认为，比如欧洲现代的历史，不是决定于拿破仑时代，而是决定于欧洲史前先民，在原始洞穴中画画的那些人，洞穴图画中反映出来的那些人的性格类型就决定了欧洲会走向今天的状况。布罗代尔没有用“客观规律”的说法。但老实说，这段话说的比马克思说的还绝对，马克思还没有决定论到这种程度。
而我反对这种说法。我的确认为历史是可以解释的。所谓解释就是肯定历史中的很多事情并不是纯出偶然，而是有因果关系可寻。但是，我认为由于历史的主体是有主观能动性的人，而不是没有意志的物理变量，因此历史中的因果关系，不同于物理过程中的因果关系。历史过程中的因果关系从本质上来说，只能是一种可能性（哪怕是非常大的可能性）而不是必然性。一种事情的发生“很可能”导致某种结果，但你很难说“必然”导致某种结果，尽管这个可能性也许很大。换言之，历史是一个值得探究的因果链。但这因果不是必然性因果，而是概率性的因果。
而明白了历史因果的概率性，就可以推论：任何概率小于1的因果，无限多次相乘后总的乘积都会趋近于零。而这个总乘积就是由所有这些事件构成的长时段历史过程的因果链意义上的总概率，显而易见，这意味着即便每个单独事件发生的因果概率都很高，整条因果链的总概率也将是微不足道的。举例而言：如果事件A导致事件B的概率为80%，事件B引起事件C的概为80%，那么事件A导致事件C的总概率仅为64%，如果事件C再导致事件D，以及E,F,G等等……由A算起的总概率只会越来越小。因此从一个长时段的无限连接的因果链来看，总概率几乎趋近于零。
所以我怀疑布罗代尔的“长时段”史观，而认为历史因果链只在短时段有意义，时段一长，意义就会递减。美国思想家悉尼•胡克有句名言：原因的原因的原因，就不是原因。我对此很有同感。

问：照这样说来，中国现代化步履艰难就是没有原因的了？

答：不是没有原因，但是“原因”也还有原因，是否可以一直追溯下去，找到“终极原因”？技术上似乎不是不可以，但是我确实怀疑这种追溯的意义。
概率性因果的意义随因果链的延长而递减，这不仅人文社会过程是如此，历来强调必然性因果的自然科学如今一旦在耗散结构、混沌理论等当代发展中承认随机涨落等不确定性的重要性后，也会导致类似结论。混沌理论中有一个经典的命题：北京的蝴蝶扇动翅膀，会在纽约引起龙卷风！这个著名命题在现代物理学中常常被用来否定传统的决定论（常被贬称为“拉普拉斯之妖”），强调“随机涨落”即偶然性的重要。但完全陷入偶因论，我以为也是过分了。实际上谁都知道北京有许多蝴蝶，它们经常在扇动翅膀，但在极大多数情况下它们与纽约的天气可以认为是毫无关系。
我现在换个角度，不是以这个命题来强调“随机涨落的重要”，而是以它来说明因果有意义但这种意义是随链条的延长而递减的。请看：北京的蝴蝶扇动翅膀，就会在蝴蝶周围极小尺度内“引起”环流改变。可以说，如果尺度设定得足够小，这种改变的发生机率是很大的，几乎可以接近于“必然”。而这种变化又会引起更大范围的环流变化，如果这个范围比前一尺度放大得很有限，那么这个机率也会很大。依此类推，由此形成一系列的因果变化，最终在因果链的末端导致大范围的环流变化，甚至在纽约引起一场龙卷风。
当然，实际上没有任何气象学家会真的把纽约的某次龙卷风归因于北京的蝴蝶。为什么？因为像这样一个因果过程，如果你考察每一次因果来说，概率都是很大的。但是所有这些因果链连在一起，总概率就会变得很小。因此北京每年每天，都有成千上万只蝴蝶在不停地扇动翅膀，但是纽约发生龙卷风的概率却是微乎其微，完全可以忽略不计。因此我们看历史过程，也要这样看：虽然历史进程的每一步都可以进行因果分析，作出十分理性的解释。但从长时段的角度说，历史过程是“没有原因”的；它不仅谈不上“必然性”，甚至或然如此的机率也不能估计得有多大。我们应该承认：历史不仅没有什么全人类发展的普遍性客观“必然规律”，也没有某个“文化传统”基因遗传的必然程序。历史的长河，是人们一次次在各种机遇、各种可能性面前进行选择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每个“文化”，每一代人乃至每个人都对历史负有责任，或者说都是自己对自己负责的。
基于同样道理，历史学可以解释既往，包括久远的既往，但很难预测未来，尤其不能预测久远的未来。这里我可以提到一件趣事：1934年，好像是农历的甲什么年吧，中国知识界一份著名的杂志（应该是《东方杂志》？）曾约请当时一批著名学者著文预言60年（农历一个甲子轮回）后中国是什么样。大家知道那时是盛行“科学主义”的，人们相信掌握了“科学”的人就可以比较准确地根据什么“发展规律”判断未来。而当时写文章的可以说是“科学”翘楚，应该是最有预言能力的了。到了1994年正好60年过去，当时《东方》改版，有人就想起这段故事，看到当年的“预言”，真有“谬之千里”之感！于是他想在这一年的《东方》上做一期“60年前预言与今天的现实”，并且再发起1994年人们“预言60年后的中国与世界”。后来因为种种原因，这个策划没有实施。但我想如果实施了，60年后人们看到的误差，大概不会比上一次预言小！1960年代我们小时候最喜欢读的一本书是《科学家谈21世纪》，至今还记忆犹新。如今我们真的生活在21世纪了。大家可以再把那本书找来看看，那些所谓“科学”的预言实现了多少？那还只是预言30多年后啊！300年呢？谁能预言300年后是什么样？
我们可以说我们现在的某些决定，某些选择，在明年或后年对中国会有很大的影响，但是对于300年后的中国会产生什么影响?我相信没有一个人能说的清楚。但是，300年后的中国人回顾这段历史，他们会说今天的某些事情是300年前某些事情的结果，然而你要把这个过程倒过来，根据今天的“因”判断300年后要发生的“果”，几乎绝无可能。为什么？
因为300年以后的人们说我们今天比如2006年的某事导致了那时的什么结果，他们是就已经实现的因果链作出叙述的。但是在这链条的每一环节都还有许多可能的因果，可能连接着别的链条，而它们就被略去了。300年后的人们有理由略去它们，因为它们并未成为现实。但是今天我们凭什么断定它们就不可能成为现实呢？没法断定！任何这样的断定，随着此后因果链的延长，其实现的概率都会变小，乃至趋近于零。而且这样的局限不太可能因人们“科学认识”水平的发达而克服。1934年的科学家预言未来的能力并不比1734年的人更大，我们又怎么敢说比1934年的人强到哪里去！所以说，300年后的人们可以振振有词地回溯这300年实际发生的因果过程，说这一切都不是无源之水。但对他们而言作为“源”头的我们却不可能预言这“离源之水”将会流向何方。
同样道理，如果我们把公元1000年的西方和中国的历史横截面作为一个起点进行纯逻辑的因果推演，没有人能推出谁必定能进入所谓的“现代化”、谁又必定与现代化无缘，甚至谁会先进入现代化，也未必可以断定。尽管现在我们在谈西方现代化过程时，完全可以把那一段历史作为现实中已经存在的经验事实来建构因果链条，从而作出一系列解释来描述这个过程。我们可以说资本主义起源于商品经济的发展，起源于韦伯所谓的新教伦理，起源于“罗马法个人主义”，起源于古希腊人的理性精神或者希伯来的终极关怀等等。这些话都是有理由的，但是这些理由都是经验意义上的理由。任何人都很难说，其中哪个理由就决定了西方人“必然”建立起近代文明，同时也很难说，其他民族比如中国人就注定不能建立。明清以来中国落后了，对此应当负责的是雍正、乾隆这些当时人与万历、崇祯这些近古人。我们不能一方面以孔夫子或者秦始皇造成的“文化传统”来为近代中国的多灾多难负责，另一方面却把身后不久即乱世的清代诸帝说成个个圣明——像今天的时髦说法那样。

问：近代的落后，清代统治者的责任为主，那么未来中国的兴衰，责任就在我们这代人？

答：的确。根据同样的道理最后我要说，中国的今天不管是好是坏，应该对此负责的主要是现代人，其次是近代或明清时代的人，孔夫子和秦始皇不管是好是坏，我认为他们的责任是无关紧要的。反过来说，未来的中国是好是坏，主要的责任者就是我们，就是我们活着的各位。我们每个人对自己的未来、我们所有人对中国未来的好坏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未来中国的好坏不是取决于孔夫子和秦始皇，甚至也很难说取决于马克思等等，就取决于我们此时此刻的选择。
综上所述，从普世的人文主义立场我们可以说历史上的许多人和事物是可以给予价值判断的，它们有好坏、善恶之分（当然不能简单化为好坏两极），用历史学的行话说也可以称为“进步”与“落后”之分。在这里我们要反对那种混淆是非、不管黑白的犬儒主义历史观或曰历史的价值相对主义，也反对导致这种价值相对主义的、鼓吹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文化相对主义”。我们在承认民族性无优劣的意义上承认文化相对主义，但这只能意味着“无优劣的（民族标志）就是文化”，而不能把有优劣之分的东西（例如“制度”）说成是“文化”并进而运用相对主义把它说成是无优劣的。
但是，价值上有优劣之分，不等于客观进程中存在着由劣到优的“客观规律”，当然也不存在反向的“客观规律”。换言之，作为“客观规律”的历史进化论与历史倒退论或历史循环论一样都是不成立的。事情可能由好变坏，也有可能由坏变好，这取决于作为进程参与者的人们的选择——是他们，而不是别人对此负有最大的责任。当然，他们的选择在很多情况下并不能完全自主，但也决不能说他们似乎只是“普遍的客观规律”或“特殊的文化基因”下的程序机器。他们的选择概率地而非必然地受制于已有的“前因”，因此直接造成这些前因的人、即过去的选择者也有间接的责任。对于“前因的前因”依此类推，前人的责任也相应地越来越间接以至于近乎无意义。以这种“近乎无意义”的终极前因来开脱自己的责任是不对的——这个历史观就是我们每个人都要直面历史、就是“自己为自己负责的历史观”。

问：正如您曾经提到的，人们惯常使用一些“文化”符号，而它的真实含义事实上已经大相径庭，比如人们喜欢把新加坡、韩国这样的国家的现代化进程说成是儒家式的现代化，其实它们有多少真正的儒家色彩？

答：韩国我不敢妄言。至于新加坡，到过新加坡的人都知道：这个国家虽然统治者是华人，但文化上绝对是“去中国化”的。它虽未明说、但实际上实行的文化政策是:“承认英马华印四元文化，以英为首，马华印平等居次”，绝不承认华文化有任何特殊地位。新加坡承认四种合法语言，但实际上只有英语是“官方语言”，占人口80％的华人与占人口不到10％的印度人的母语一样只有民间语言的地位。新加坡的正规教育几乎是英语教育的一统天下，政府与公共服务系统基本都使用英文。新加坡的公共传媒也高度英语化，中文媒体几乎只有《联合早报》硕果仅存。殖民时代一直存在的中文大学（南洋大学等）在李光耀时代反被取缔。如今在新加坡只有“牛车水”这样老华人聚居的社区华文华语还像“小印度”这样的社区中的泰米尔语文那样流行，而在主流社区，例如国立大学一带，即便人口构成上华人仍绝对居优，也几乎看不到中文、听不到汉语。其“中国文化”的色彩绝不比韩国的首尔或越南的胡志明市更浓，而绝对比台港乃至欧美各地的华埠淡得多。即便在保留传统中国道德伦理方面，新加坡也远远不比台港，只是与大陆文革式的“传统毁灭”相比，新加坡华人的传统道德还算有所保留，但也未必比该国马、印人对自己的传统保留得更多。。
显然，独立后的新加坡掌权者虽然是华人家族，但文化上的“去中国化”绝对比殖民时代走得更远。也许在制度上李光耀的家长式政体具有中国传统渊源，但是马来、印度乃至欧洲人在中世纪时代不也具有类似的特点么？说李光耀搞的是专制资本主义还可以，说它是“法家资本主义”（秦始皇式的而不是孔孟式的资本主义）也还有点像。但说这是“儒家资本主义”，除非你认为专制就是儒家儒家就是专制两者完全是同义词，否则新加坡的资本主义怎么会比“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浸浸乎三代之遗意矣”（晚清儒臣徐继畬评论美国的话）的民主国家更“儒家”？
我这样说并不是要在这里批评新加坡而只是在陈述事实。也许新加坡的这一套对其国情而言是有道理的。作为一个经历过长久殖民统治、立国后又一直在周边具有排华历史传统的马来－伊斯兰世界中生存和发展的华人孤岛，新加坡的选择可能是“最不坏”的：那里的华人之所以接受了李光耀的家长式统治，与其说是基于“儒家传统”不如说是基于在排华的马来－伊斯兰世界包围中为安全牺牲自由的考虑——这种考虑倾向于认可铁腕强人以抗衡外部威胁。而李光耀之所以搞“去中国化”与其说是因为他对汉语汉文有成见，不如说是他在有意淡化这个国家的华人色彩以降低周边马来－穆斯林世界的敌意与猜忌。而且它这个“专制”的程度也无法与中国本土曾经有的专制相比，说是开明专制也可以吧。开明专制的治绩也许是可以肯定的。但它与儒家究竟有何必然联系？开明专制并不等于“儒家”，正如俾斯麦、叶卡捷琳娜等人不是儒家一样。李光耀的确是个杰出的政治家，但说他像孔孟，绝对不如说他像俾斯麦更合适。

奥运圣火传递受干扰引发的战略反思

奥运圣火传递受干扰引发的战略反思
作者：贺军 陈功（安邦集团分析师） 载于《南方周末》5.1

●全球化之下的经济与政治不可分割。全球化要求中国的政治环境也要出现调整和改变

　　●中国的政治已经出现了明显的两极化，除了执政党主导的政治一极，大众参与的民族主义政治的一极之外，中国缺少一个具有国际地位的精英政治、精英文化阶层

　　●中国的一个当务之急，是必须培育出一个有效的政治群体，这个群体必须客观且理性，懂得国际语言和沟通习惯，有权威，有地位，能够担负起向西方社会老百姓做解释工作的重任。而且，这个群体在一定程度上要有信誉，尤其是要为西方社会所信任

　　●懂得宣传，并不等于懂得信息，更不等于懂得信息战。实现宣传目的，只要会限制舆论就成了；但要实现信息的全球流动，就还必须有组织，有活动，有人物

　　中国在2001年7月13日晚申奥成功之后，大概没有想到今年会在国际上受到前所未有的反对和挑战。在绝大多数普通中国人和中国政府官员的心中，北京申奥成功是中国在国际舞台登上新台阶的象征，是中国在世界民族之林获得了新的承认的标志。申奥成功与中国加入WTO一起，象征着中国已成功与国际接轨，在许多中国人的心中，开始酝酿又一个汉唐盛世的梦想。

　　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当奥运会临近之时，以拉萨发生Sao乱事件为导火索，西方国家掀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反华浪潮——以CNN、BBC等为代表的西方主流媒体对中国进行了空前规模的大量歪曲报道甚至是公开侮辱；一些中国过去“感觉”对华关系良好、对华经济利益密切的欧洲国家（如英国、法国和德国），这次竟然成为攻击中国最强烈的国家；中国按照惯例在全世界传递奥运圣火的过程，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抗议和阻挠。

　　对于这场由西方国家掀起的反华浪潮，中国在国际上难以发出声音，实际情况是，即使发出声音也根本没有人愿意倾听。

　　明明被人冤屈和侮辱，明明黑白被颠倒，中国却无处申辩，在中国的文化和价值观背景下，这是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然而，事实是客观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世界各国对华政策为什么会发展到现在这一步？今后中国在战略和政策上应该如何调整？都值得认真反思。

　　中国应该尽快适应全球化背景下的政治新框架

　　北京奥运会是此轮全球反华浪潮兴起的导火索，却不是问题的根源。应该意识到，在全球化不断深化的现在，西方国家对中国仍有如此强的“敌意”，这与中国的崛起有关。一个经济规模庞大的GCD国家，以存在很大差异的价值观体系、以西方完全不熟悉的方式逐渐崛起，这让西方国家存在深深的担忧。

　　胡锦涛主席2007年应邀访问英国时，英国女皇伊丽莎白二世在国宴讲话中，含蓄而清晰地向胡锦涛表白了西方社会对中国的崛起为什么存有戒心。女王说： “中国的发展备受全球瞩目和钦佩。但是，我们很想知道，中国人民究竟想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而他们又将在21世纪的国际事务中，扮演什么角色？国际社会如何看待它的新角色？”

　　这既是西方国家心中的疑惑，也是中国必须回答的问题。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现在所处的时代背景已经有了重大改变，全球化的大趋势构成为新的时代背景，形成了一个新的全球政治框架。

　　美国外交学会会长理查德·哈斯4月16日在英国《金融时报》撰文分析，单极时代——史无前例的美国称霸世界的时代——在持续了大约20年后结束了。替代单极世界的既不是两极世界也不是多极世界，而是一个权力分散的世界而非权力集中的无极世界。他认为，单极时代的终结不只是其他国家和组织机构兴起的结果，也不只是美国政策的失误和愚蠢的结果，它也是全球化的结果。

　　哈斯关于单极世界的判断暂且不论，但他的分析显示出美国精英政治阶层清醒地意识到，全球化正在深刻改变世界格局，即使是美国也必须适应这种大趋势的改变。问题很明显，时代背景已经出现了重大改变，全球化要求中国的政治环境也要出现种种的调整和改变。

　　调整是多方面的，最重要的是战略认识上的改变。中国必须在新的全球化框架之下来思考问题和制定相应的战略。

　　过去，中国主要是忙于经济建设，深度参与了全球化的经济层面，但对于全球化政治的新框架则缺乏认识。然而，全球化之下的经济与政治是不可分割的，过去我们可以不理不睬的事情，今后不可能不理不睬，因为全球化进程导致全球政经利益格局已经出现了重大变化，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自立于全球化之外。

　　就此而言，中国长期以来实行的“韬光养晦”战略实际已经与时代背景有了剧烈的冲突。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只凭单方面的意愿制订战略，更不能推动战略的落实。显然，战略上的调整，势在必行。

　　在战略调整的基础上，中国在政策体系上应该因应全球政经新框架加以改变。在外交、对外贸易、市场开放、对外投资、金融改革、文化建设、意识形态、新闻自由、民主、人权、政府改革等多个领域，都要着眼于新的全球化背景来制订和出台相应的政策。

　　此外，中国还要在组织体系，尤其是在利益团体层面上，培养出一支亲中国的、有强大影响力的非政府精英政治力量（NGO）。未来这支力量将在应对类似奥运圣火传递之类的国际事件中，扮演非常关键的政策角色。

　　与西方的斗争应该限制在“精英政治”层面

　　“藏独”和西方国家抵制奥运圣火传递的事件，已经激起了海内外华人的民族情绪。以反对西方偏见、反对“藏独”、反对抵制奥运为主旨，国内的普通群众在相当大的范围内，举行了大量自发的抗议活动。

　　但在这场中西方冲突之中，迄今为止有两个特点值得关注：第一，这是一场中国政治精英与西方政治精英之间的冲突，尤其是在西方，对中国的“示威”并未演化为民族主义推动的大众政治，而是有代表人物在发挥作用；第二，这是政治和意识形态层面的冲突，基本停留在意识形态领域，尚未到达经济层面，西方国家与中国的贸易和经济往来没有受到影响。

　　我们认为，西方精英政治高度排挤共产主义，这是很明显的。西方媒体从来都是精英政治手中的工具，因此它采取了羞辱的手段，通过对事实的视而不见来羞辱中国。他们在显示力量的同时告诉中国：必须做出政治环境的改变。在事件的前后，我们可以看到，西方国家这次的反华浪潮只是由少数人策动和参与的活动，只不过这少数人却具有极大的标志性的影响力。

　　遗憾的是，应对西方政治精英的这种冲击，中国的政治精英，在国际上基本上没能起到什么作用，实际上他们已在西方媒体主导的国际舆论环境中被彻底封闭。中国政府能够运用的政治工具，只有民族主义的影响力——利用群众的力量来与之对抗。但是，民族主义与西方精英政治不同，它具有两面性，如果发展到一定程度，它会从民族主义走向民粹主义，会从意识形态走向街头政治。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不像西方国家，中国的政治已经出现了明显的两极化，除了执政党主导的政治一极，大众参与的民族主义政治的一极之外，中国缺少一个具有真正国际地位的精英政治、精英文化阶层。

　　在现实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此次中国与西方的冲突中，只有如成龙、陈冲这样极少数的华人文化精英，站出来批评西方的偏见，而以往中国国内风生水起、大得其利的所谓“文化界大腕”们，却根本听不到他们的声音，在一场空前规模的文化时代考验面前，他们集体失语了。

　　由于中国与西方在精英政治力量方面存在双重的不对等——中外精英政治阶层力量的不对等，中国国内精英政治阶层与普通大众力量的不对等，国内民族主义力量的发展缺乏平衡和引导，因而具有一定的危险性，有可能威胁中国社会的稳定。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国内，民族主义现在已经有了向街头政治演变的迹象。在合肥、青岛、武汉、北京等多个城市，以抵制法资企业家乐福为代表，为数不少的普通群众正在把民族主义之火，烧向经济层面。一旦这种局面失控，产生的负作用将会很大。

　　中国需要多极影响力

　　一个国家的力量应该如何体现？在非战争状态下，国家力量应该通过多极的影响力来实现。现在流行的“软实力”概念，就是由多极的影响力来体现的国家实力。这一点是中国尤其欠缺的，是需要决策层极为严肃地思考并加以解决的问题。

　　从奥运圣火传递的情况看，中国花了大钱培养的那些专家完全失语，无法发挥作用。流行文化中的文化明星们，由于素质实在太差，除了成龙和陈冲鲜有的表态之外，其他人无论名气大小，基本都不知道此事与自己的关系，也不具备参与的文化素质。事实表明，中国没有美国著名演员李察·基尔这样参与政治的文艺界人士，也缺乏像苹果电脑总裁乔布斯这样的企业界人物。

　　因此，中国的一个当务之急，是必须在世界上培育出一个有效的政治群体，这个群体必须客观且理性，懂得国际语言和沟通习惯，有权威，有地位，能够担负起向西方社会老百姓做解释工作的重任。而且，这个群体在一定程度上要有信誉，尤其是要为西方社会所信任。

　　这个政治群体的培养不是一日之功，需要从战略上来统筹，进行长期的投入和培养。具体而言，这样的一支队伍，必须是从过去活跃于西方媒体中的人士来选择、培养和造就，中国也必须在国际上有能够与达赖相抗衡的、有代表性的文化人物。

　　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中国应该对国内独立社会团体的发展给予更大的空间和自由度。过去一些研究者讨论过中国的“第三种力量”，实际上是想在政府和市场之间，建立一类由社会自发组织和发展的社会团体，它会在政府和市场之间扮演第三种协调机制，缓解社会冲突和社会矛盾。如果反映在政治上，“第三种力量” 则有助于增加中国的多极影响力，避免只有政府一个声音。这种宽松的环境，有利于培养能在国际上为中国说话的政治群体。

　　中西方冲突的实质是一场典型的信息战

　　中国在国际上的声音单薄，缺乏影响力，与国内在宣传上的传统做法有关。长期以来，“大事化小”、“捂盖子”是基本操作习惯，这是操作了几十年的老招数。这种做法的一个基本指导思想是，通过限制信息的传播和扩散，而减小事件的影响范围和影响程度。

　　然而，这种思路已经完全不适合当前的信息社会了。对于专业的西方情报界来说，这种做法实在是太“小儿科”了。西方媒体和精英政治阶层对中国的攻击，从其基本特征来看，是一场标准的信息战！

　　如果国内有人还不相信，那么请仔细看看过去已经发生过的事件。1999年南联盟战争前后，当时的西方媒体以某种出人意料的方式，使新闻报道形成了齐刷刷一边倒的局面：科索沃恐怖分子、杀人犯和侵略者成了自由斗士，而塞族人成了杀戮者。这种不对称信息传播，为西方国家在科索沃战争中的行为提供了有力的道德武器和政治支持。在铲除萨达姆的过程中，媒体也扮演了这种工具，而现在已经证实，当初军事攻击的借口——所谓“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完全是子虚乌有的捏造。但就是这种捏造，西方国家的“善良人们”，却人人相信，个个义愤填膺。

　　现在，如果我们再不明白信息战的可怕，未免太迟钝了。信息战是存在的，而且已被证明非常有效。过去信息战，针对的是伊拉克人、阿富汗人和南斯拉夫人，现在中国人也尝到了信息战的滋味。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你明明有“道理”，但就是没有人承认你的“道理”，是非可以颠倒，舆论可以操纵，魔鬼与天使可以轮换角色，这就是信息战。

　　俄罗斯政治观察家德米特里·科瑟列夫说，西方社会在拉萨事件和奥运圣火传递中，有意识地使用了“信息恐怖主义”，他们利用了大量不明真相的旁观者。他认为，欧美文明把信息游戏变成了一门伟大的艺术，但对于中国和其他一些文明来说，信息不过是枯燥的繁文缛节的一部分。他认为，中国人本可以多年前就在全世界建立非政府组织网络，这些非政府组织可以去宣讲，中国政府如何减免西藏的税收，如何多年保持12%的经济增长速度，西藏建起了200家农村超市。

　　显然，中国不擅此道——中国目前喜欢使用的最强大武器是经济，而正在失去世界领导权的大国最钟爱的武器是信息。

　　懂得宣传，并不等于懂信息，更不等于懂得信息战。实现宣传目的，只要会限制舆论就成了；但要实现信息的全球流动，就还必须有组织，有活动，有人物。事实上，在信息社会下，信息的传播与扩散是一项专业化极高的工作，信息如同洪流，堵塞根本没用，关键在有效的引导，有效的制造，有效的扩散。因此，中国有关部门有必要建立起自己的信息战专家队伍，从信息战的高度去应对西方社会未来的冲击。

　　相信群众，动员群众

　　群众路线一向是中国GCD的优良传统。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在相当程度上就是一批GCD精英分子，将一种革命的意识形态同中国的现实相结合，并且最大限度地发动了中国的普通群众，才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革命。

　　群众的力量在此次中西方的冲突中再一次得到了充分体现。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在这次圣火传递的过程中，逐渐扭转颓势的关键在于动员群众。没有广大海外华人的力量，中国政府面临的问题可能要严重得多。

　　现在，即使是西方媒体，也惊讶于在圣火传递过程中自发涌现出来的海外华人的力量。有西方主流媒体评价，海外华人已经有了巨大的群体，他们的人口相当于现在欧洲的总人口，他们还掌握着3.7万亿美元的财富。令人惊讶的是，他们在北京奥运会圣火传递中，被集中到了同一个口号之下，显示了他们的力量。

　　让西方媒体惊讶的力量，正是海外华人的群众力量。实际上，面对当前的国际形势，群众的力量是目前中国执政党惟一可以借重的力量。国内有人担心，群众力量被动员起来之后，可能会演化成难以控制的民族主义浪潮。

　　我们认为，这种担心没有必要，更是一种错误思维。历史上，韩国和日本在经济起飞之际，都有过民族主义的高潮期，而日本和韩国的民族主义高潮，反而成为这两个国家经济继续腾飞、自主创新极大发展以及民主化进步的推动力量。因此，民族主义并不可怕，关键在于如何引导，如何与之和谐共存。

　　奥运圣火传递还在进行，北京奥运会也会遭遇到进一步的挑战。虽然由此引发的中西方冲突仍在持续，但可以肯定，这将成为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一笔。如何书写这一笔？如何将之导向对中国更有利的结果？只要中国的策略对路，能够适时调整，我们就还有更大的发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