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新年献词: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

当经济危机带来的一丝隐忧弥漫在心头，当寒风吹动落叶而雪的消息从北方传来，在这新年的第一天，请让我们倾听一个久远的声音。十年前的今天，本报发表了1999年新年献词《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今天，当南方周末致力于新闻专业主义之路时，这句标题仍是我们精神的圭臬，我们勉力继承其志，并视之为伟大的传统。中国已经度过了激流般的十年，多少繁华事，已付笑谈中，可是这句箴言仍然在每一个新年来临之时嗡然回响。
因此，在今天，让我们在这最单纯和美好的精神传统中相逢，让我们在自己的内心中汲取力量，寻找最热诚的信念。让我们继续前行，因为这是我们的责任，因为我们是社会的中坚。

这就是为什么在汶川地震发生之时，无论我们身在现场，还是在千里之外，都曾感受到举国一致的悲伤；在北京奥运会举办之时，无论我们是中产阶层，还是贫寒之家，都曾体会过壮美场景带来的欣喜；在三聚氰胺奶粉事件发生之时，无论我们为人父母，还是尚无子嗣，都曾拍案而起，怒不可遏。这是因为中国是一个整体，我们休戚与共，须臾不曾分离。这是因为我们是社会的中坚，因为扪心自问之时，我们发现自己对人的爱无可置疑，对国家的爱无可置疑。

当我们扪心自问之时，我们心中对这个国家深挚的爱已经给了该如何行事的答案。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只赞美国家的进步，也批评它的不尽完美；为什么像捧着烛火一样捧着“真相”，在群论汹汹之际也坚持独立的立场；为什么若我们只能发出荧荧之光，也有崇高之意。

这也就是为什么你会在今天买下这份报纸，而它没有提供可供获利的消息甚至也不提供什么消遣。

这是因为我们是理性的爱国者。经历了地震的悲痛，经历了奥运的盛况，经历了30年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已经成年。当我们在这新年的这份新闻纸上相逢，我们已是社会的中坚。

在这个时候，让我们回想，30年前，在改革开放之初的羊肠小道上，我们的父辈荜路蓝缕，何其艰辛。他们经历了多么复杂的年代，走过了多么长的路。今天，他们结束了对国家的使命，头发斑白，回想着自己与同辈如何开创了这个世界。我们的孩子生活在一个比过去更好的世界，我们可曾想过他们有权利生活在一个更好的世界？是否有一天当他们追问我们的故事，我们可以说，我们没有推卸责任，不负历史的托付？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犬儒，不能抱怨“那是不可改变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寻找最热诚的信念。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望向历史深处，回忆这个国家在一百多年来的兜兜转转。因为我们是社会的中坚。

越是望向历史深处，我们就越是坚定。是的，我们要毫不游移地支持那些人类共同的价值。我们支持进步、民主、自由、人权，支持中国走向现代文明。我们可曾忆起，一百多年前，先贤们发现故步自封于本国文化已不足以救亡图存，因此埋藏了心中痛苦，远渡重洋，以寻求国家振兴之道？因此西风东渐，建兵工厂以御外侮，建学校以期未来，建报馆以开民智，因此德先生、赛先生给这个古老的国家带来了复兴之光。在这漫长历史的此端，我们可曾想过这个国家的希望从何而来？我们可曾想过，如何延续这希望，以不误国家和人民的前程？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坚持让各种社会力量进行公正博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呼吁中国的改革开放之路超越集团利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支持继续深化改革。这就是为什么公正、公平是我们必须达到的目标，无论发生什么；为什么国富民穷的趋势需要彻底扭转，无论要做多么繁复的工作。

一切都因为，历史的接力棒已经在我们手中。我们是社会的中坚，不是因为我们身在高位，不是因为我们资金丰足，不是因为我们聪明绝顶，不，我们甚至并不比任何一代中国人优秀，只是我们有此机会。我们有一个机会把中国变得更好，我们有一个责任把中国变得更好。我们不能彼此耳语，而要朗声合唱，这歌声要求着国家与人的共同幸福，从一百多年前而来，回荡今时今日。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相信自己的使命，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了解真相，不能坠入一个失真的世界。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讲述自己对国家的爱时，可以平静、深邃和坚定。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既不随波逐流，也不凌空虚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做现实主义者，求应然之事。

因为在这个大陆上，太平洋以西，当新年的熹微曙光笼罩大地之时，我们要对这个国家负责。当我们看到它辽阔的天空，看到天空下一条条曾被地震折断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巨大的山岭和阡陌纵横的土地，繁华都市和出产古老谷物的土地，以及在这个国家中来来往往的沉浸在梦幻中的人们；当我们的孩子将出生，在夜色中发出柔弱却嘹亮的哭泣声；我们会知道，没有任何东西比一个信念更为珍贵，也从没有任何一个时代有如此之多的困难，有如此之多的希望。

郑永年 改革开放：应向社会吸引官员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无可否认，在这30年中，中国所取得的成就不仅超越了自己的历史，也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从未发生过的奇迹。一句话，整个世界因为中国的崛起而改变。但也不容否认，不仅发展过程中产生了无穷的问题，而且在继续改革的道路上也面临难以想象的障碍。

　　很容易理解，在纪念30周年的时候，无论在海内还是海外，当很多人为中国成就而赞叹的时候，也有很多人对改革开放产生了怀疑、质疑，甚至有了抵触情绪。在整个世界面临金融危机的时候，这种情绪表现得尤为强烈，各种有关“主义”的争论又浮现出来。

　　如何纪念前30年？最富有意义的事情，是考量如何进行今后30年或者更长历史时期的改革和开放。中国的成就因为改革开放而取得；因为改革开放而导致的问题也必须经由继续的改革开放而得到解决。除了不间断的改革开放，中国没有任何其他的选择可以途径。

开始关注弱势群体利益

　　在过去的30年，改革开放是由两个相对独立又互为关联的过程组成，即对内改革，对外开放。但实际上我们也可以把改革理解为内部开放。正是因为是内部开放，改革获得了巨大动力。中国的改革从经济改革开始。

　　经济改革因此就是经济过程逐渐向各社会群体开放。这个过程先是向农民开放，就是农村经济改革。农村经济改革把农民纳入中国的经济过程，为其他方面的经济改革注入了动力。没有前期农村改革的成功，很难想象工业改革的动力从何而来。

　　工业改革本身也是一种开放的过程。当原先的计划经济体制力量还是很强大的时候，当时的领导人在不完全否认计划体制的前提下，把经济过程开放给计划体制之外的力量，那就是非国有部门经济。

　　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最终对国有部门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从而为国有部门的改革造就了巨大的动力。向既定体制外的力量开放，利用体制的力量来克服旧体制的阻力，这就是改革。这是中国经济改革成功的关键。

　　政治方面的进步也离不开内部开放。经济改革导致了社会经济利益的多元化。利益的多元化必然要反映在政治过程中。政治过程的开放最显著的就是反映在执政党提出的“利益代表”的概念中。“三个代表”的概念就是说执政党要代表方方面面的利益。

　　在这个概念的引领下，执政党成功地把政治过程开放给新兴社会力量尤其是民营企业家。在近年，执政党也开始关注工人、农民、农民工和其他在改革开放过程处于弱势地位的社会群体的利益。

　　无可否认，内部经济开放和政治开放并非等速进行，经济开放的速度远远大于政治开放；同时政治过程开放对不同社会群体的程度不同，对强势群体的开放远远大于对弱势群体的开放。但不管怎么说，正是内部经济和政治过程各方面的开放构成了中国内部改革的主题和动力。

只要有利可图就有政府垄断

　　从内部开放的角度，人们既可以理解为什么目前的改革出现了问题，也可以理解如何去寻找新的改革动力。一切有关乎利益。过去的30年可以说是用新利益去克服既得利益对改革的阻碍，用新利益体制取代旧利益体制。

　　无论是内部改革还是外部开放已经培养了方方面面的新利益。这些新利益既是改革开放的成果，但同时他们本身已经变成了既得利益，成为了今天进一步改革开放的阻力。

　　在经济上，中国的经济体制趋向于封闭。这种封闭并不是对外关系上，即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体的关系，而是指对内开放方面。最显著的表现就是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所从事的方方面面的垄断。

　　上世纪90年代的“抓大放小”的国有企业改革目标有两个。一是重组大型国有企业集团提高中国企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二是通过各种形式的民营化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但现在看来，这两个目标不仅没有达到，反而走向了反面。

　　中国国企的规模的确越来越大，但它们的国际竞争力并没有发展起来。当国际竞争力缺失的时候，很多企业转向了国内。这就造就了垄断。

　　今天的中国，只要有利可图的地方，就会有政府垄断。垄断就是“大鱼吃小鱼”，侵吞中小企业的发展空间。中国的中小企业生存环境恶劣，发展停滞不前，政府垄断就是最重要的因素。

　　同时，各种垄断机制往往导致国家的财富从多数人转移到少数人，从地方转移到中央，从非国有部门转移到国有部门。

　　垄断既是中国特有的收入分配巨大差异的结构因素，是中国经济缺乏创新的制度制约，也在阻碍着经济过程的开放。可以说，如果政府垄断局面不能被打破，那么中国经济改革的深化就毫无希望，进一步的发展动力。
社会力量不足以影响改革

　　在社会改革方面，缺少进步的主要原因也是开放不足，就是说社会力量影响不到社会制度的改革。在当今发达社会，社会改革和提供公共服务的各项社会制度包括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全民教育体系都是在经济持续发展和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上了一个台阶之后建立起来的。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中国现在是进行社会改革和建立各项社会制度的最好时机，因为中国已经经历了30年的高速经济发展。的确，社会改革是这些年来领导层的最高改革议程。但是，社会改革的进展很不理想。

　　社会改革需要钱。问题并不是国家没有钱，而是因为国家所拥有的钱很难有效分配下去。从国家财政税收能力看，中国是世界上最为成功的少数几个国家之一。但从政策的执行能力看，就不是这样了。

　　在很多方面，国家能力是失败的。如果不能有效地把钱用到社会改革的方方面面，那么就是失败。谁都意识到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教育制度改革的重要性，但是就是改革不了。

　　医疗改革争论已经多年，还在争论。原因似乎也很简单，钱掌握在既得利益手中，他们不想把钱花到造福于社会大众的社会制度的建设上。对既得利益来说，现有的社会制度已经有利于有钱有势阶层，何必要进行改革呢？

　　如何克服阻力来进行经济和社会改革？显然，政治改革是关键。而政治改革的关键则在于政治过程的开放。中国并不是没有任何形式的政治改革，但大都是体制内的改革。这些年来诸多体制内改革效果并不显著。因为是体制内部改革，往往是左手改革右手，没有任何力度。

　　在政治改革方面，中国已经没有超然的力量。在强人政治的时代，例如毛泽东和邓小平时代，领袖们能够超越于官僚体系之上进行改革。没有了政治强人，中国靠什么来改革？靠解放思想，靠政治创新。解放和创新就是要产生一些和既有的事物不一样的事物。

　　思想解放和政治创新首先就是要解决谁来改革的问题。就是说，改革的主体是谁？毫无疑问，是执政党。但执政党如何能够获得改革的动力，做一个名副其实的改革主体呢？没有任何办法，执政党改革主体的确立只能通过执政党吸纳社会力量来达成。

执政党须吸纳社会力量
　　政治向社会开放至少有两层意义。一是执政党向社会吸引官员。中国政治制度不学西方，但这并不是说不能向社会吸取改革者。新加坡是个很成功的例子。

　　新加坡的大部分高级官员甚至是领导人都是由社会培养的。他们进入执政党之前都是社会经济各方面的精英。从社会吸纳人才有效地解决了执政党必须是人民的一部分的问题。

　　与之相比，中共都是从内部培养干部，培养的往往是官僚类型官员，没有全局观，没有社会观，也很容易和人民和社会脱节。

　　二是向社会分权。中国的分权总是在不同政府层级之间进行，也就是说权力的分配总是在政府内部进行。这样，向中央集权往往变成专制，向地方分权往往产生很多土皇帝。向社会分权就是就是向社会寻找继续改革开放的动力。

　　近年来，权力迅速向中央倾斜，但是社会还是那样无力，所以改革也无动力。要产生改革的动力，权力在向中央集中的同时也必须向社会分权。

　　当改革开放遇到了困难的时候，抱怨改革开放，否定改革开放，都没有出路。所有人都知道，中国再也不可能往回走了。唯一的出路就是继续的改革和开放。

　　而新的改革开放也不是从前的重复，新的开放必须是向社会的开放。不管阻力有多大，开放政治是中国必须追求的目标。

加藤嘉一 展望中国2009

12月26日，毛泽东115周年诞辰的当天，由中国最先进的军舰组成的远洋舰队将从湛江出发，前往非洲索马里海岸进行无限期的打击海盗行动。这是1980年以来中国海军最大规模的战斗出动，也是中国第一次在联合国的“蓝盔”框架之外开展军事行动。中国国防部表示，中国军舰将不会参加国际合作的联合保安行动（Combined Task Force 150），而是单独活动。

在敏感的非洲之角地区，中国的行动立即引起了各方的关注，尤其是与中国友好但在国际上孤立的苏丹。中国先进驱逐舰的出现，不仅有助于该国免受海盗的威胁，还有助于摆脱被国际联合舰队“封堵”的不利局势。与前不久和中国企业合作建立自由贸易区的乌干达一样，苏丹也将迎来一个“中国年”。

其实，上述事件只不过是中国奥运会后种种强硬举动的一部分而已。在奥运会已经结束、奥巴马还没上台的这段“外交假期”里，中国终于舒服的打出了几年来一直压在手里的牌。不仅是在非洲，中日之间的岛屿争议、中欧之间流产的高峰会谈和飞机订单，都是由中国主动发起的外交攻势，他们把中国的“势”提高到了一种很高、很主动的位置上。虽然没有直接对美国出手，但中美关系已经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还没上台就已经被称为伟大总统的奥巴马将如何应对这种“势”，已经成为了舆论对奥巴马的重点疑问。

当然，中国外交也有正在被考验的地方，那就是北部邻国朝鲜的不稳局势。与许多灾难后的自我安慰不同，朝鲜危机对中国来说才是真正的“危”和“机”。据朝鲜《劳动新闻》25日报道，健康状态不明的金正日近日视察平安南道的千里马炼钢联合企业时号召“朝鲜全国军民一定要在2012年‘打开强盛大国之门’”，但是这到底还能维持多久对于所有海外观察者来说依然是未知数。一旦朝鲜“有事”，中国将如何应付因此而爆发的难民流入等问题？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一旦朝鲜真的变天，中国将得到几十年来第一次的推进势力范围，甚至开拓疆土的机会。从种种迹象来看，这显然不会是太遥远的事情。

虽然在外交上越来越“扬眉吐气”，但中国国内的视线并没有因此而转变太多。无论政府、媒体还是国民，大家看的最多、想的最多的事情，还是经济危机。虽然出台了各种救市方案，并准备了前所未有的救市资金，可《新闻联播》中经常出现的“坚定信心，迎接挑战”还是说明了挑战的严峻和信心的不足。和全世界一样，经济危机暴露出了中国在体制和规划上的问题，要解决危机就必须果断的做出调整。然而，无论是全国的土地转让合法化、广东的“腾笼换鸟”产业升级、北京的清除“寡头”，还是许多地方的房地产控制措施，都引起了政府内外的强烈争论，倒是四万亿元人民币的经费支出似乎风平浪静，没有引发异议。可见，在中国最值钱的不是钱，而是体制，而这可能就是中国体制本身最大的问题。

经济危机的另一个产品是低就业率，尤其是对大学生就业市场的严重打击。国家主席胡锦涛说，“就业形势非常严峻”，其中包括大学生和农民工。但农民工至少还有自己的土地，真正最难以接受现实的是找不到工作而无路可走的大学生。这群“80后”的年轻人，在反日游行的余波中来到大学，对西藏事件感到愤怒，对四川地震感到哀痛，为奥运会感到自豪，是十几年来最“爱国”、政治热情最高的一代人，但也将成为十几年来对现状最为不满的一代。除了外界的因素之外，中国大学长期以来存在的问题，比如教师不认真上课、课程与社会脱节、教育部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等等，都将在明年他们毕业的时候显现出来。这个时候正好赶上敏感事件二十周年，处理起来恐怕会很麻烦。

不过也不应该危言耸听，二十年的时间毕竟已经过去了。今天，中国的国民对于外界的认识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而且还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着。对于曾经引起过全国热情的“普世价值”，中国的国民已经学会了采用理性的，或者至少是“具体”的眼光来看待。当年在青年人中很有影响力的人，在今天也显得十分无趣了。更何况现在的“知识分子”和“维权人士”手法还不如当年，把西方民主国家几百年的经验“浓缩”成自己心里的“主义”，然后呼吁“立即行动”，这样等来的只有国民的冷漠和嘲笑，以及“你们真的不是在替当局讽刺自己吗”的怀疑。真正有能力也有决心在中国推广“普世价值”的人，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出现。

2008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2009年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中国近代的两位政治家毛泽东和邓小平，他们的思想主宰的时代长度恰好一样。而在今年新年这个时刻，关于这两个时代的关系的一场较量在悄悄的展开。2008年媒体的“主旋律”是“改革救国论”，重视的主要是1978年以来推行的改革对今天的中国的巨大意义。至于改革之前的那段历史，要么不提，要么像某些国内报社一样进行彻底的否定。然而，不管怎么说，“新中国”的建立是二战后亚洲最大的事件，今天中国的一切几乎都受到这个事件的影响，无论好事坏事都是如此。

如果说邓小平的1978年是对毛的路线的纠正，在今天，1978年设定的目标基本上达到的时候，人们就更有理由回过头来重视毛的1949年。对于毛的时代的歌颂、批判和争论，在2009年一定会升温。

郑永年 人本主义当成为中国政改的核心概念

　　在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和赵紫阳时期，中共曾经正式把政治改革作为其最高议程。但很可惜，这场改革运动很快就激进化，最终导致了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此后，尤其在前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解体之后，尽管中共也不时提及政治改革，但政治改革再也没有成为一项重要的政治议程。

　　90年代初邓小平南巡以后，中共的改革重点在于经济。这方面的成就不小。不仅确立了基本市场经济制度，和国际经济体接轨，而且也在政治上作了调整，容许包括民营企业家在内的新兴社会群体进入政治过程。

　　为了应对经济改革对社会产生的负面效应，中共在本世纪初以来，开始把社会改革作为重点，力图建立一套能够和市场经济相配合的社会制度。

　　社会改革还在进行，那么政治改革呢？各种迹象来看，中国的政治改革正在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较之经济改革，社会改革的进程并不理想，各方面的改革例如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教育等讨论又讨论，就是无法确定改革方案。

　　社会改革所遇到的阻力本身就说明，需要用政治改革来推行社会改革。如上所说，社会改革是为了回应经济改革所带来的负面效应。既然社会改革很难进行，那么也就是说由经济改革所产生的问题仍然在那里。

无法改变社会分化现象

　　最近几年来社会层面的发展更表明政治改革的当务之急。中国所谓的“群体性事件”或者社会抗议运动，无论从发生的频繁度还是规模，都增加得很快。在当前的金融危机影响下，群体性事件正在变得越来越严峻。随着工厂的倒闭，城市工人和农民工的失业人口正在快速增加。

　　经济的恶化对大多数社会群体都会带来很大的压力。各种形式的罢工也在迅速扩散。尽管无论是群体性事件还是罢工，参与者所争取的还只是具体的物质利益，但如果他们的利益表达受到阻碍或者利益长期得不到满足，很容易演变成为政治性事件。

　　在很大程度上说，社会层面的这些变化在任何一个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就是说，它们是正常现象，同时有关方面必须正视这些问题。但在中国，很多官员经常把它们视为是洪水猛兽，用不适当的方法甚至强力来处理问题。这又经常导致参与者和执政者之间的矛盾。

　　更为严重的是，中国社会普遍缺失道德感。企业界和政界的腐败变本加厉。企业家拥有经济资本，而政治家拥有权力资本，他们都能够对自己的资本充分利用，或者合法或者非法，拼命积累个人和家庭财富。
　　再者，中国社会分化已经多年。政府部门尽管承认社会分化的严重性，但又没有能力来改变这种情况。虽然中国老百姓有崇尚政府的传统，但政府官员的腐败和无能很难使得他们对政府有较高的认同。

　　可以说，政府部门的政治合法性大多取决于一些开明的领导人的个人行为，而很难说来自制度整体。道德衰落对任何一个政府都是最大的挑战。

重新体认“天下为公”

　　实际上，到今天已经没有必要再去论证政治改革的必要性了。谁都知道中国需要政治改革。问题是怎样去改革，又如何去实施改革。

　　这里主要涉及到两个相关的方面，一是改革的理念，二是改革的执行能力。在过去，中国的改革之所以能够推行，一是靠领导人的个人能力，二是靠利益。在邓小平时期，中国的改革在不同时期，目标不同，但都很明确，并且当时的领导层有很大的能力来动员改革的支持力量。邓小平所确立的市场经济概念既符合当时社会的需要，也得到方方面面利益的支持。

　　现在，改革遇到了强大的既得利益的阻碍。怎么办？与邓小平时代一样，要推行改革，一要确定目标，二要强化改革者的能力。确定目标就是说改革需要“主义”来引导，需要主义来动员方方面面的支持力量。

　　这个主义就是近年来所提倡的人本主义。无论在西方还是中国，人本主义都具有深厚的传统。这并不奇怪，因为任何社会的核心就是人。

　　以人为本应当是所有政治制度的普世价值。在近代中国，孙中山先生开始寻求建设近代国家之路，他不仅向西方学习，而且也向传统中国寻找资源。他提出了“天下为公”的人本理念，并且也力求在其制度设计中体现人本理念，尤其体现在其大力倡导的民生主义上。

　　经过了世纪之久的革命和政治运动之后，当代的领导人已经抛弃“五四运动”以来的对传统的敌视，开始文化自信，在学习当今世界各国执政经验的同时要从传统寻求资源。
　　“立党为公”是现在执政党确立的执政理念。这里的“为公”就是人本理念的体现。也很显然，人本的理念也符合近代以来从西方传入的社会主义的概念。社会主义就其本意来说就是一种人本主义。
　　人本是普世，因此也是中国和世界各国的联结点。但是中国和西方拥有同样的价值并不是说各国应当有同样的制度来表达同样的价值。事实上，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各国都在建设适应于本国社会经济和文化传统的制度体系来追求和实现同样的价值。

　　不管怎样，人本主义意味着在当政者和社会群体之间存在着或者显性的（西方）或者隐性的（中国）契约。执政者执政必须以人为本。一旦执政者偏离人本，其合法性就会消失。

西方人本主义教育持续数世纪

　　尽管中国具有丰厚的人本传统，但是要人本主义成为指导党政官员的行为准则或者凝聚改革的社会支持力量并非容易。

　　承认和接受了人本概念是一回事，但人本主义远非执政党的意识形态的主流。很多年来，有关方面都会有这样那样的政治学习运动，但是并没有出现一场持续的人本主义教育运动。没有长期的人本教育，党政官员很难达成人本共识。

　　实际上，在执政党内部，仍然有些人对人本抱很大的怀疑态度。本栏（9月30日）曾经强调，如果没有一场持续的人本主义教育运动，人本主义很难影响党政官员的行为。在西方，人本主义教育持续多个世纪，才发展成为今天人们所看到的文明。

　　人本主义更难以体现在制度层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受新自由主义影响很大，很难看得到人本主义对经济体制的影响。

　　直到本世纪以来，当执政者开始进行社会改革的时候，才开始希望把人本主义体现在制度层面。但如上所说，因为各方面的阻力，社会改革的很多方面并不理想。

　　最能够体现人本理念的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和教育制度更多的还是反映出新自由主义的特色。党政官员的行为更不用说了。尽管很多官员口头上也会谈论人本主义，但在实际行为层面，除了自私自利主义外，别无其他任何主义。

　　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的政治家走的是一条主义立国路线。（应当说，在任何国家，都是主义立国的。）现在要由主义来引导政治改革，通过改革来提升制度。
　　在没有了强人政治之后，主义尤其显得重要。只有主义才能达成执政党的内部共识，才能达成社会的共识，才能达成社会和执政党之间的共识，因此也只有主义才能聚集改革的社会力量。

　　在中国，无论从历史的角度还是从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来说，除了人本主义，还看不出其他任何主义能够扮演这样一个角色。人本主义不能确立，政治改革会继续缺失方向，继续缺失支持力量。

艾小柯 朔方的雪

朔方的雪
艾小柯 发布于：2008-12-23 04:42
　　魯迅在《雪》中写到：“朔方的雪……，却永远如粉，如沙，他们绝不粘连……在晴天之下，旋风乎来，便蓬勃的奋飞，在日光中熠熠地生光，如包藏火焰的大雾，旋转而且升腾，弥漫太空，使太空旋转而且升腾地闪烁。”结尾，鲁迅总结这样凄清苍茫的景色时说，“那是孤独的雪，是死掉的雨，是雨的精魂。”
　　
　　《生死朗读》中这样“朔方的雪”出现了两次，一次是主人公麦克（David Kross）与安娜（凯特.温斯莱特）初遇，大雨中安娜拥抱了这个陌生的孩子，跟他说，“一切都会好起来”，二人分别时雨变成了雪，如粉如沙的雪粒在天空中濛濛扬着，德国小镇青石板的路面在雨雪里泛着乌光，雪落到安娜头上，她眼角的皱纹细细碎碎，目光跟雪中的天空一样迷蒙。
　　
　　第二次是八年后，麦克作为法学院学生参加了审判二战中纳粹罪行的听证会，愕然发现当年不辞而别的安娜竟然是被指控谋杀300名犹太人的战犯。麦克想去监狱探望安娜，从等候室随探监人群穿过院落进入铁网大门走向监狱的时候，“朔方的雪”再次飘落，雪粒残破，如粉如沙，干巴巴的落下来，周围的监狱大楼，网格铁门，还有穿戴灰扑扑的狱警，画面肃穆，坚硬，冷冽。麦克抬头看从天而降的散乱雪粒，脚步慢下来，终于，还是转身离开。这时候我头脑里反复旋绕的就是那句话——“孤独的雪，是死掉的雨，是雨的精魂。” “是死掉的雨，是雨的精魂” 。
　　
　　麦克终于没去见安娜，我知道，那时候，他身体里一定有什么东西死掉了。
　　
　　这死掉的东西，是爱，又不全是。15岁的少年，与一个36岁的女人初尝人事，他卖了心爱的邮票换钱，跟眼角有细密皱纹穿着碎花裙子的她去郊外踏青；他看着她在充满透明阳光的教堂里流泪，以为她是感动于孩子们的纯洁歌声；他坐在小河边看夏天绿色阳光里她半裸着在水流里浮沉，满心温柔的写给她的情诗。他对她的爱，纯粹，好奇，夹杂着对母性的依恋，委屈。他不能理解她的突然离去，他更不能理解她在二战中作为集中营女营的护卫，可以心无波澜的挑选出送去奥斯维辛杀戮的名单，这些犹太人，她们在她眼里都一样，每天都有新人送来，监狱地方有限，不杀这个，就杀那个，都一样，谁都一样。
　　
　　麦克是纳粹大屠杀后的德国下一代，他想选择去理解安娜这样间接的刽子手，因为他爱她，他不能接受她本质上缺乏良知的事实；但麦克的同学却言辞尖锐的指出，审判本身就是一种逃避，逃避更为严峻的问题——为什么普通的德国人会去支持纳粹，为什么大众会漠然允许甚至狂热支持对犹太人的种族屠杀，人性的链条为什么突然断裂？理解，我们究竟要理解什么？有什么罪能理解？
　　
　　麦克不能回答，连他的法学教授也不能回答。他在听证会上听到幸存活下来的犹太作家说安娜特殊照顾年轻病弱的犹太女孩；但她随即让她们读书给她听，读完了，便送去奥斯维辛。安娜在法庭上的表现令人心潮翻涌，她对护卫的职责尽忠职守，她坚持的是秩序，是责任；而人的生命，300人的生命，对她来说，并不是天平上做决定的砝码。安娜有错吗？她问法官——如果是你，你怎么办？
　　
　　法不责众，法不责众啊。
　　
　　我出生的那一年，文革结束没多久。小时候每年过年最爱听的就是大人们聚在一起谈文革往事。姥爷被打成右派关进了牛棚，姥姥被剃了阴阳头，母亲他们兄弟姊妹几个说到这里总是唏嘘慨叹万千。母亲脾气不好，但我记忆中最佩服她的一点是她拒绝跟右派家庭划清关系，在那个狂热的年代里，她仍然固执的要当一个无用的善良人。
　　
　　我年纪小，听得的故事大多都是断断续续的片段，也许，小孩子在场的时候大人们只说那些轻松的往事吧，什么翘课去垃圾场捡人家扔掉的破布娃娃，翻墙头偷鸡摸狗整吃食，怎么不读书用标语口号蒙混过关，忠字舞红宝书不爱红妆爱武装的黑白照片…… 对我，那是遥远的激动人心的无政府年代，我只能通过王小波，通过余华，通过《平凡的世界》，通过《霸王别姬》，通过《活着》来了解。我曾经问过父亲，为什么会有人为了表忠心将毛主席像章别进肉里，为什么红卫兵小将们能把自己天天见面的老师活活打死？我还问：你是红卫兵吗？
　　
　　我的问题让他有些难堪。他们那个时代的年轻人，有谁没当过红卫兵？那满火车满火车的南北大串联，天安门广场上十万红旗飘飘，那将政治领袖当神来崇拜的年代啊。但是，三十多年后，我们会因此而去怨恨我们的父辈参加了这场灭绝人性的运动吗？时代的罪，究竟是一个人，一个政府来承担，还是每位参与者的双手都有洗不掉的鲜血？而父辈们手上的鲜血，会不会随着血缘降临到我们的身上？我们的爱，我们的恨，我们该遗忘，还是在矛盾中承担这生命无法承受之轻？
　　
　　麦克在干涩的风雪里终于没有勇气再见安娜，而那教堂中罹难的300犹太人中的幸存作家最终也不能原谅安娜。这部电影《生死朗诵》公映后，导演斯蒂芬•达尔德里接到的最大批评便是他用一种艺术化的手法给残酷的历史披上了温情的外衣，甚至站到理解罪恶的立场上来描绘安娜这个人物。这样的评价让我想起了李安的《色戒》所引起的“为汉奸翻案”的大规模病诟。但斯蒂芬•达尔德里终是比李安保守，他没在同情安娜的路子上走远，或者说，他更为忠实的遵从了原著，将重点放在了代表大屠杀下一代德国人的麦克身上。片中安娜也说，“我想什么，我感受什么并不重要，死者已逝。”是的，我们回顾历史，不是为了给过去翻案；回顾历史的全部意义都在于明鉴未来，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要理解安娜，我们必须理解安娜！
　　
　　《生死朗读》原著的作者Bernhard Schlink对群体性的狂热与良知的丧失给出的答案是文学，是知识，这和鲁迅一百年前弃医从文的主张不谋而合；但我想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二战中被洗脑的不仅仅是没有受过教育不识字的普通民众，文革中的红卫兵小将们也有起码的道德基础，而日本，在炮火中推进“大东亚共荣圈”之时更是上下一体的团结，至今不悔。知识的获取，的确能够帮助人意识到历史的罪恶，于是安娜终于再见麦克时说“我学会了阅读”；但无知并不一定是罪恶的起源，相反，它的作用往往是媒介，如同安娜的守卫工作，死水微澜，将人性的毁灭从源头一波一波冷漠的传送出去，遇到相似的波纹，产生共振，便造就时代的狂热。
　　
　　今天的我们可以选择遗忘历史，可以如同剧中麦克的同学抨击的那样，规避背后的真正问题，只审判罪恶的执行人；但狂热的波纹并未消失，冷漠与狂热，这一对孪生兄弟，如影随形。我在汹涌的“玉米”大潮中看到了狂热，在鼓吹网络暴力的声浪中看到了狂热，甚至在成堆的三聚氰胺奶粉背后工商质监部门冷漠的脸上看到了狂热。对生命尊重的缺失，对人性价值观的贬低，对思考的打压与放弃，这才是最令人心惊胆颤的群体真相，这才是故事背后终于将人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彻骨黑暗！
　　
　　闷热的影院里我一动不动，浑身无力，目光黯淡。枯坐至演职员表字幕滚动结束，听完大提琴压抑低奏的最后一个音符，默默的，我起身离开。旧金山的冬天多雨，暮色中冰凉的雨滴正细密的倾泻下来。这个时候，我多么希望能看到鲁迅描述的那朔方的雪啊，如粉如尘，旋转而升腾，弥漫太空。
　　
　　“那是孤独的雪，是死掉的雨，是雨的精魂。”

宋念申 由《海角七号》想到《莎勇之钟》

　　人类的历史记忆是一件难以捉摸的事情。不但当事人对记忆的塑造会因各自立场而大相径庭，后世也往往依据时代主题的变化而不断重新解释历史。当一部《海角七号》在海峡两岸引起激烈讨论，我想起65年前另一部“台湾”电影——《莎勇之钟》。

　　1943年，《莎勇之钟》在日本占领下的台湾、东北、华北及上海等地上映。该片由台湾总督府、日本电影公司“松竹映画”和伪满电影公司“满铁映画”联合制作。全片日语对白，红极一时的满映当家花旦李香兰主演并唱主题曲。

　　《莎勇之钟》取材于一个发生在台湾宜兰的事件。虽然学者对事件的真实性有争议，但一般的版本是：1938年，日本为加紧对华北的侵略而扩充兵源。一位在泰雅族部落任警察兼教员的日本青年田北正记应召入伍，17岁的原住民少女莎勇冒雨为他搬运行李，途中不幸落水溺亡。

借台湾宣扬日本

　　在日本当局看来，此事是宣扬日本“成功治理”台湾的极好素材，其意在于：连原住民这样的“化外蕃民”，也能在皇民教育感召下，忠君爱国，为“东亚共荣”事业捐躯。日本第十八任台湾总督长谷川清，特意向莎勇所在的利有亨社颁发一口钟，以示嘉奖。

　　此后，“莎勇之钟”就被不断神化。30年代末到40年代初，日本推出了一系列以莎勇为题材的歌曲、绘画、文字、戏剧，其故事甚至被收入台湾的小学日语课本，流传极广。经历过日据时代的台湾人，据说今天很多都还会用日文唱《莎勇之钟》。当然，故事的情节也随神话过程而丰富、细腻并且逐渐夸张。有文人就把莎勇和田北教员的关系演绎成恋情。

　　电影《莎勇之钟》让神话达到顶点。影片里，莎勇不顾劝阻，“自告奋勇”为老师送行，不但是为了谢师，而且是为了向日本军人表达敬意。导演甚至让少女在落水前，还不忘振臂三呼“万岁”。

　　戏剧性情节可以是赤裸裸的皇民化宣传，日常生活情景，也可以在政治的包裹下，具备宣教意义。电影开头，原住民村落一派田园牧歌，村民们在清晨向日本国旗鞠躬后，开始了男耕女织的劳动；日语教员在上课，李香兰扮演的莎勇也活泼、美丽、可爱……很难说这些日常场景是绝对虚假和不存在的，但日常生活背后的含义却给人留下巨大的解释空间，比如，村民鞠躬究竟是自愿还是被迫的？是感戴皇恩的还是例行公事？《莎勇之钟》里，人性、温情就是军国主义化的，它是借台湾人来讲日本帝国的故事。在台湾学者周婉窈看来，莎勇神话“正是日本本土军国主义的对外延伸”、“殖民国之军国主义的‘殖民地版’”。

　　问题在于，神话虽是人为塑造，也还是会把痕迹带到今天。这种痕迹有时是无意留下的：比如，当年由古贺正男作曲的歌曲《莎勇之钟》风靡一时，战后被重新填词为《月光小夜曲》，至今还在华语歌坛广为传唱。如果知道原歌的历史背景，恐怕很多人会觉得很讽刺。但有的痕迹却是有意选择的：比如，尽管“莎勇之钟”本是殖民宣传，但台湾宜兰县南澳乡，就重建了光复后被毁弃的莎勇之钟、纪念碑和纪念园，并将其作为旅游景点来推广。在乡公所的网站介绍里，莎勇之钟是南澳乡的“象征”，表彰了“为送老师出征”而“殉难”的“可歌可泣”的事迹。文字中没有提到日本，只用年份标志着历史背景，也许是有意回避，也许是不得已，不得而知。

借日本宣扬台湾
　　如果60多年前莎勇神话的塑造，如周婉窈所说，体现出“台湾在此一特殊历史情境中的被动性”，那么宜兰南澳乡重修莎勇纪念园，就不好用“被动”来解释了。和今天《海角七号》的创作和热映一样，其背后的涵义恐怕是：台湾正力图作为一个历史主体，主动地选择、塑造它自身的记忆，和以往的记忆划清界限。

　　说到《海角七号》，有人说它美化侵略，有“皇民化”阴影；有人说它表现爱情和奋斗，体现超越国界的人性主题。我觉得都不是那样简单。《海》片没有宣扬“大东亚战争”或“共荣”，它和《莎》片最大的不同点，在于它对战争没有评价。但说它仅仅宣扬了人性之美，好像温情可以是绝对抽象的，则陷入历史虚无主义。实际上进入现代、特别是冷战以来，大众文艺作品中的温情，常常与政治相互包裹。

　　当然，遭遇深度文化殖民的地方，很难摆脱殖民文化格调的影响，这很好理解。文学争宠诺贝尔，电影献媚好莱坞，乃是东亚普遍现象。但《海》片不只如此，在它浪漫优雅的情调下，有对“自我记忆选择”的激进追求。表面上，它带有很强的殖民地色彩，但和《莎勇之钟》正相反，它是借日本人来讲台湾的故事。

　　台湾领导人向大陆观众推《海角七号》，说这是“了解台湾的起步”。这个起步，恐怕就在于说台湾是有自己的“主体记忆”的。据说《海》片导演下一部作品，将讲述原住民反抗日本侵略的故事，我怀疑，这个故事和大陆观众理解的“抗战”历史，恐怕不会有多大的精神关联。

乔新生 中国如何走出政治陷阱

　　中国的知识分子是最早觉醒的阶层，但中国的知识分子可能是最早被消解的政治团体。中国的知识分子试图把自己打扮成先知先觉者，但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很容易落入到历史的窠臼，要么重蹈覆辙；要么拾人牙慧，成为当代资本主义国家民主政治的宣传员。在公有制为基础的国家，或者社会资源绝大多数掌握在政府手中的地区，民主政治的发展必须走自下而上的道路，必须逐渐剥离政治选举中的财产收益，最大限度地保护国家的存量资产和公民的财产权利，只有这样，中国的民主政治才能走出亚洲民主政治的历史轮回，彻底洗刷清算与报复所留下的斑斑血迹。

　　中华民族是一个善于学习的民族。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在学习的过程中，逐渐失去了自我，以至于在民主政治发展道路上，进退维谷，左右为难。曾经有一个在学术界私下流传的笑话：中国学习苏联，结果却建立了封建官僚体制；中国学习南斯拉夫，结果却出现了地方保护主义；中国学习越南，结果却打乱了正常的政治秩序；中国学习美国，结果却出现了金融危机。

　　其实，民主政治作为一项国家制度，是不能杂糅百家，相互借鉴的。民主政治制度是一种根植于民族传统的基本制度。民主政治制度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选举制度，也不仅仅是选举或者考试制度下的官僚制度，民主政治制度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融入到民族血液之中的文化传统。如果盲目照搬西方国家的民主政治制度，那么，最终的结果很可能是画虎不成反类犬，民主政治改革成为祸国殃民的代名词。

　　当前中国大陆与台湾在民主政治发展中呈现出两种完全不同的形态。大陆试图在宪法体制下，借助于执政党的力量，不断地更换执政团队，吐故纳新，巩固执政党的利益基础。但现在看来，这样的改革的百弊丛生。首先，在缺乏民意基础的情况下，“城头变幻大王旗”，只能徒增选民的反感，而不会给执政党带来实际收益。在传统的清官政治文化中，人们只注意行政首长的所作所为。行政首长要想树立自己的威信，必须亲自组阁，并且对自己的阁僚负责。可是，由于大陆实行所谓的公开选拔制度，行政首长的权力被上一级行政机关所取代，行政首长很难对执政团队的行为负责，这就出现了行政首长形式上享有行政权力，但却没有实质权力的尴尬局面。所以，公开选拔干部，非但不能组成精干的团队，反而出现了权责不明的现象。一旦出现重大安全生产责任事故或者突发事件，行政官僚体制运转不灵的现象，就会直接暴露出来。现在越来越多的知识精英分子加入执政团队，可是，在执政团队中精英分子越多，行政的效率就会越低。

　　其次，从改革的策略和价值取向上来看，执政党试图通过吸收社会各界的知名人士加入执政团队，以此来提高政府的公信力，但这样一来，却颠覆了宪法和法律所规定的公务员制度，使得一大批公务员正常的职务变动受到影响。这场改革非但不能提高执政效率，反而会挫伤公务员的积极性，使得相当多的公务员在正常的体制之外，寻找终南捷径。

　　第三，由于没有实行广泛的总辞职制度，在执政团队内部积累了大量的公务员。执政党一次次进行精简改革，然而，改革的结果却是公务员的队伍越来越庞大。在公务员队伍无法分流的情况下，执政党将一些国家设立的事业单位包括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乃至大型国有企业行政化，并且把这些单位的岗位作为公务员的犒赏，而这样一来，就使得许多企事业单位越来越具有行政化的色彩。在官本位体制下，这个社会逐渐形成了特殊的官僚结构。

　　第四，由于没有定期的选举制度，所以，在公务员内部出现了明显的“内部人控制”现象，集体腐败或者体制腐败几乎成为中国大陆的常态。只要进入公务员体制内部，那么，就可以分享腐败的成果。如果公务员试图脱离这个体制，保护选民的利益，那么，就会成为众矢之的。那些离经叛道的公务员，要么会失去党内的职务，要么会被绳之以法。执法机关的选择性执法，非但不能起到震慑的作用，反而给公务员以明显的心理暗示：只要在公务员内部循规蹈矩，跟随上级首长亦步亦趋，那么，就可以坐享其成；反过来，如果试图颠覆现有的腐败体制，那么，最终的结果很可能会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事实上，韩国和台湾民主政治发展的最大的成果，不在于建立了民主政治体制，而在于定期选举之后，执政党会千方百计地清算在野党的各种贪污腐败行为。由于实行周期性的选举，被清算的在野党也有可能在下次选举中，重新上台执政。为了争取更多的选票，也为了取得清算政治对手的机会，政客们会千方百计地打扮自己，重新赢得大选。

　　所以，不要被一些政治家华丽的政治言词所迷惑。在民主政治发展过程中，亚州地区面临的最大问题就在于，政治更像是一种集体分赃的活动。在绝大多数资源掌握在政府手中的时候，掌握政权就意味着取得了资源的支配权。正是在这种利益的诱惑下，才会有人前仆后继，争取攀登上政治舞台。

　　透彻的分析亚洲国家的政治生态，会令人产生悲观情绪。笔者看来，私有化条件下的民主政治与公有制条件下的民主政治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私有制条件下的民主政治，是一种纯粹的管理社会事务的民主政治；而公有制条件下的民主政治则是一种财产分配为主导的民主政治。在公有制条件下，或者在资源被少数族群所控制的条件下，民主政治选举就是一种典型的政治掠夺。过分夸大民主政治选举的功能，或者被某些少数政治人物的清廉形象所迷惑，从而对亚洲国家民主政治的发展寄予厚望，如果不是十分幼稚的表现，那么就是别有企图。

　　在有关宪政改革的讨论中，曾经有学者指出，建立国家的目的不是为了分配公民的财产，建立国家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公民的财产，或者宪法就是要为公民创造财富提供机会。所以宪法过去不能、现在不能、将来也不能规定财产制度，一个国家的财产制度应当由民法或者财产法加以规定。这种宪法观念，是一种来自于社会启蒙思想家的传统社会契约思想。这种观念把国家看作是不食人间烟火的政治体制或者社会结构，而事实上，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是一个巨大的资产，谁掌握了国家这个资产，谁就拥有财富的分配权或者支配权。正因为如此，国家的宪法必须对财富的分配作出原则规定，只有这样，才能防止少数人利用政党之间的相互竞争，不断地占有国家的财富；也只有这样，才能防止国家权力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自己所掌握的国家权力，掠夺或者侵吞公民的个人财产权。

　　保护公民的财产权利，是宪法的一项重要功能。假如宪法不能保护公民的财产权利，或者宪法不能有效地约束行政机关的权力，那么，定期选举制度就会变成毫无意义的充满铜臭味的交易制度。事实证明，亚洲许多国家的政治选举，更像是一场实实在在的权钱交易。政治家要想获得选票，必须支付金钱；而要想得到更多的金钱，必须获得充足的选票，取得执政地位。

　　走出这种权钱交易的历史怪圈，并不容易。在这样一场政治交易中，参与者都有可能获取财富，但是反对者却永远失去分配财富的机会。这就是为什么在亚洲实行多党制的国家，腐败现象丝毫没有减少，反而有不断增多趋势的原因。新加坡是亚洲非常特殊的城邦国家，在这样一个弹丸小国，执政党通过高效率的运作，获取了大量的财富，并且将其中的部分直接变成生活资料，在公共产品供给方面，满足新加坡人的基本要求。正是这种生活资料的“公有制”，使得这个国家的执政者才能长期稳定执政。一些反对党试图破坏这种政治体制，结果他们轻则失去生活资料，重则被投进监狱。香港特别行政区是一个殖民地转换而成的特殊政治地区。在这个地区实行官僚统治，但是，官僚体制在经济发展方面无所作为，除了掌握土地拍卖权之外，行政当局几乎在经济领域不发生任何作用，正因为如此，在这个地区才会形成相对清廉的政治风气，贪污腐败现象才会相对较少。

　　所以，我们在设计中国民主政治改革路线图的时候，一定不要沉醉在业已形成的政治体制框架之中，试图通过照抄照搬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结构或者法律制度，改造中国的政治体制。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所谓民主政治，从微观上来看就是实行一人一票，但从宏观上来分析，必须建立彻底剥离财产属性的社区自治制度，并且通过社区代表公开选举产生国家政权机构，否则，一人一票的政治选举很可能会出现周期性的社会灾难。民主政治是保护公民财产权利的外在制度，而财产权利则是民主政治发展的基础。只有优先确认公民的财产权利，才能出现真正的民主政治体制。这样说丝毫不意味着民主政治只能在生产力发达阶段才能实现，而是说在民主政治发展的过程中，必须把保护财产权利的法律制度放在突出的位置，只有在充分保护公民财产权利的基础上，才能讨论民主政治的发展问题。通俗地说过，不管哪一个政党上台执政，都不能随意剥夺公民的财产权利，到那个时候，民主政治才是真正的现代民主政治。

　　当前在中国大陆，新左派的一些代表人物主张大政府，试图通过扩大政府的权力，确保整个社会资源公平分配；而一些极右派的代表人物则主张实行三权分立，通过实行联邦制改革，在每一个联邦主体内部实行三权分立，最终建立类似于美国的国家政权体制。在我看来，新左派对政府权力过大所造成的危害，缺乏历史性的反思；而极右派的代表人物所主张的三权分立，无非是以中国的解体为最终目标，除了带来持续动乱之外，不可能给中华民族带来福音。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走自己的路，这既是历史的教训，也是中国当前政治体制改革的经验总结。

　　在笔者看来，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注意以下几个问题：首先，必须注意技术上的改革与观念上的改革，不能用技术上的改革代替观念上的革新。三权分立、公开选举都是技术上的改革，这些改革是必要的。但是，在没有进行观念变革之前，笔者可以大胆直言，这些改革都可能会原地踏步。道理非常简单，执政党在掌握了国家资源之后，培养了一大批官僚人员，这些人可能比某些理论家们更了解中国的政治生态，所以，实行公开选举之后，他们可以挟雷霆万钧之势，横扫所有的政治选举战场。当年苏联解体之后，许多人误认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会掌握政权，但是一夜醒来，他们才赫然发现，国家发生了变化，但是掌握国家政权的仍然是苏联共产党的传统官僚队伍。这说明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从观念变革开始，如果没有观念上的改变，那么，公开选举很可能会换汤不换药。

　　其次，必须注意社会知识阶层的政治立场。在民主政治发展时期，社会知识阶层会不断发生变化，以前那些站在官僚体制外部，高举批判旗帜的知识分子，很可能会由于政治利益的诱惑，而放弃自己的立场，从而走进体制内部，扮演帮凶的角色。现在大陆高校的一些知识分子，越来越习惯于从事政治投机活动，他们主动放弃自己批判的工具，在体制内部担任一官半职，从而享受更多的社会福利。这种政治立场决定了中国的民主政治发展不能依靠知识阶层，而只能从富裕起来的企业家或者广大的小资产者那里发现中国民主政治改革的原动力。中国知识分子摇摆不定的立场和近代以来经常呈现的投机心态，决定了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民主政治发展过程中很难扮演中流砥柱的角色。少数知识分子被招降纳叛之后，转过头来对昔日的战友反戈一击，这既是发生在中国的活生生现实，同时也是未来相当长时期内，中国的政治常态。知识分子永远都是言语的巨人、行动的矮子，不可能在社会政治变革中扮演关键的角色。

　　概括起来说，中国的知识分子是最早觉醒的阶层，但中国的知识分子可能是最早被消解的政治团体。中国的知识分子试图把自己打扮成先知先觉者，但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很容易落入到历史的窠臼，要么重蹈覆辙；要么拾人牙慧，成为当代资本主义国家民主政治的宣传员。在公有制为基础的国家，或者社会资源绝大多数掌握在政府手中的地区，民主政治的发展必须走自下而上的道路，必须逐渐剥离政治选举中的财产收益，最大限度地保护国家的存量资产和公民的财产权利，只有这样，中国的民主政治才能走出亚洲民主政治的历史轮回，彻底洗刷清算与报复所留下的斑斑血迹。(文/乔新生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张雪忠 要多少国际空间，台湾才满意

　　近来，在两岸关系有所缓和的形势下，扩大台湾现有的国际空间问题，已成为许多人关注和讨论的议题。有不少人已经就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活动的方式和途径，提出了一些建议和看法。但人们似乎尚未对台湾国际空间问题的根源和症结进行深入的剖析。

　　有些人显然将此难题作为一个技术性问题予以对待。他们着重讨论世卫组织等国际组织的章程是否允许其接受台湾的加入，或是考虑对相关国际组织的章程进行必要的修改，以便台湾能以非主权国家的身份参与其中。

不能用技术手段解决政治问题

　　但这些人显然忽略了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如果上述技术性的难题得到解决，台湾在获取更大国际空间方面是否会就此感到满意？其实，台湾的国际空间问题，只不过是两岸关系中最核心的政治问题（即台湾的主权归属问题）的表面症候，那种用技术手段解决政治问题的想法只不过缘木求鱼。

　　台湾的国际空间问题不但是两岸关系中的一个重要议题，而且也是台湾岛内政治的一个焦点问题。这一问题在台湾岛内政治舞台变得日益重要的过程，同时也是台湾的独立势头日益严重的过程。台湾对国际空间的诉求，已不再是为了参与国际经贸、文化和卫生等方面的事务，而是为了获得“平等、有尊严”的国际地位。

　　如果台湾方面能够放弃独立诉求，台湾的国际空间将不会成为一个重要问题。而如果台湾执意追求独立，则除非获得主权国家的地位，否则关于国际地位问题的任何解决方案，都不会让台湾感到满意。在这种情况下，台湾所获得的有限的国际空间，只会成为其争取更多国际空间的动力和激励。

　　以香港为例。香港并不存在有影响力的分裂势力，并且中国对香港的行使主权的制度构架已非常稳定。因此，一方面香港并不会致力于获取超过其参与国际性经济、文化等非政治事务所需的国际空间，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则很愿意满足香港参与这些事务的愿望。在香港，最重大的政治议题也不过是中央与香港的政治权力分配，或是整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合理性问题。

　　将台湾的国际空间作为技术性问题看待的人，可能并未完全体察到两岸关系的性质在过去十多年来所发生的转变。在两蒋时代，尽管海峡两岸大有不共戴天之势，但其冲突只是源于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上的分歧（政治认同上的分歧）。在对中国人的身份认同上，当时两岸民众并无多少歧见。政治认同上的分歧可能会使一个国家暂时处于分裂状态，但一般不会对国家统一构成难以克服的障碍。

　　以韩国与朝鲜（或统一前的东德与西德）为例，尽管它们已是享有主权的独立国家，但双方的民众在身份认同上并不存在重大分歧，因此都将分裂状态视为一种临时性的安排。人们对最终统一的目标并无异议，分歧仅在于统一的方式和途径。

　　相反，一个国家不同地域的民众如果在国民身份认同上出现了分歧，则不管是使分隔的地区走向统一，还是维护现有的统一状态，都是一个极为严峻的难题。改变台湾民众的身份认同，使他们将自己与“中国人”区分开来，正是台独势力“去中国化”活动的要害所在。
身份认同分歧是最大障碍

　　台独势力在改变台湾民众身份认同方面所取得的成效，使台海两岸在今后的妥协变得更加困难。那些一直强调“时间站在统一一边”的人，似乎不应该对这种危险的趋势视而不见。

　　如果台湾国际空间问题的根源在于两岸的政治分歧，为解决这一问题，人们就必须直面这些分歧并努力寻找妥协之道。这里的妥协绝不是“回归比主权更深刻的民族统一”（石之瑜教授语），因为这等于让大陆向台独诉求缴械投降。在本质上仍处于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主权国家仍是任何社会整合人力和物力资源以求自保的唯一有效的机制。在这种环境下，回避主权的民族统一最多只是一种统一的幻象而已。

　　大陆方面不会也不应该默认台湾的主权独立，但“一国两制”的统一模式似乎也无法适应当前的政治现实。和平统一有赖台海两岸的妥协，这意味着既要排除台湾独立的选项，也要排除一方对另一方的征服性统一。

　　如果说和平解决两岸的政治分歧不能指望任何一方的完全让步，那么将这一分歧的不同层面的问题联系起来加以解决，则有可能找到某种妥协之道。将中国的和平统一放在两岸政治整合的更大背景下进行，可能是两岸唯一可行的战略妥协点。如果台湾方面能够逐渐放弃独立诉求，大陆也应正面看待并响应台湾民众对政治民主化的呼吁。

　　大陆政治民主化的逐步推行，有可能成为两岸和平统一的推动力。而如果大陆继续在民主政治方面裹足不前，台湾的统派政党将无法向台湾民众说明，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制度如何能够在同一个国家长期共存，更不用说要求台湾民众再次接受由一个政党垄断全部国家权力的事实了。

中国奇迹的源头与动力何在？

1988年秋，在改革10年之际，我们写过一篇长文。文章开头说，“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历史性的变化。这一点现在恐怕很少有人怀疑了。8亿农民开始卷入商品经济生活的历史性变迁，国民生产总值连续10年以年平均9.3％速度的增长，改革开放带来的中国人均福利水平的提高，为中国赢得了国际性的声誉。

“尽管如此（也许正因为如此），中国改革较早地陷入了举步为艰的困境。‘英雄时代'过后的解放情绪逐渐被‘摸着石头过河'的失落感所代替。西方文化的进入激起了对传统文化的反思甚至厌恶，原有价值评价标准的混乱没有解决，而且似乎加剧了。同时，通货膨胀压力的不断增强，社会腐败因素的恶性膨胀，收入不公平和机会不均等的急剧发展，农民的初步进入造成的社会生活空间令人压抑的拥挤，统统汇成了种种说得清和说不清的社会不满。……所有这些都暗示着，中国改革经过10年的匆匆行进，现在正处于一个关键性的历史转折关头。”在文章的末尾，我们总结10年改革的基本战略是正确的，社会主义的改革并未走到尽头，中国的文化并未预先注定中华民族向现代化转变中将再次磨难，中国人只要克服焦躁情绪，选择正确的战略转折，是可以避免动乱或停滞的前景，而争取腾飞的前途。

30年的最大成就

后来的发展表明，历史并不是简单地选择了一个路径，从1989年起，中国经过一个短暂的动荡，稍稍的停滞和迟疑，然后迅速走上了腾飞的大道。

改革开放30年最大的成就，国内外的观察者都很少有分歧，就是中国持续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使中国从一个人均国民收入199美元贫困的低收入国家，走到了人均GDP2360美元这个中等偏低收入国家入门的门槛。同样甚至更加重要的是，这种经济增长，改善了几乎所有人的生活和福利水平，而并不是只惠及少数人。迄今为止，中国避免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停滞陷井或在经济增长期所出现的那种社会两极化的大规模对抗和动荡。亿万中国农民，在继续保有中国历史上最平均的土地使用和收益权的同时，通过进城打工，普遍显著改善了收入和生活水平。无论农村本身还是城市居民的基尼系数，大体上围绕0.35的水平在波动，仍然属于比较平均的收入分配差距。

那么，中国为什么取得了这样的经济奇迹？人们给出了不同的回答。主流的说法是说因为中国实行了对外开放，搞了市场经济，从而搞对了激励。界定了产权包括私有产权，这当然很有道理。不过，搞开放式的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家太多了，为什么独独中国有这样的经济成功？况且要说私有产权界定，许多发展中国家比中国还要彻底的多，搞市场经济也没有那么多框框禁忌，为什么他们几乎很难与中国相提并论？当然也有人说，在东亚模式里中国并非绝无仅有，与经济起飞时期的亚洲四小龙相比，除了规模大，中国也无特别。但大国外向型经济成功，本身就是奇迹。同时这种说法隐含着一个未加证明的判断：中国延续了30年的高速增长也会马上结束，因为可比的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起飞期一般最长也只有20——30年。如果真是如此，那么中国显然面临更大的问题：为什么过去高速增长的动力已经耗尽，中国又将如何面对一个不同时期的挑战？

四大原因

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首先需要找出中国在过去30年经济高速增长同时又使社会普遍受惠的真正原因。在我们看来，这大体上有以下四方面：

一、在确保自我主权的前提下实现了全方位的对外开放，因此充分利用了中国的后发优势和相对比较优势。

对外开放对中国的推动作用并不下于改革，这是很多人的感慨和共识。从文革后中国的极度封闭和与现代经济社会的巨大差距起步，中国人实行了坚决而又有步骤的对外开放。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对外依存度，从只占GDP的10％以下，到65％以上，只是一个标志性的指标。发达国家资金、技术、设备、管理制度与经验乃至各种信息的全面涌入，对当时中国社会所起的振聋发聩的催化作用无论怎么估计也不会过高。因此，说中国30年的经济奇迹主要得益于利用了后发优势和相对比较优势，肯定没有什么错。同时应当看到，从文革后的统治经济和思想禁锢，只经过短短的30年，中国就极大地缩小了与世界发达国家的惊人差距，没有导致自身的迷失、瘫痪、分裂或解体，而是大大地增强了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在很多方面已经具备了和发达国家交流和对话的能力，这绝不是一个简单和无保留的开放能够做到的。这里至少包含了两个最重要的机制设计。一个是对外开放特区的陆续设立和发展，使得开放能够既大胆放手又有梯度的扩散和传导，二是本国对经济命脉的垄断和控制，从而保证了对外开放的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最大化的导向。

二、坚定然而又是渐进的市场化和有限私有化提供了持续改善的激励和资源配置，避免了国民经济的家族寡头化和大规模的社会对抗。

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没有采用激进的“休克”疗法，一下子取消或废止计划体制，而是承认计划经济的现实和存在合理性，采用了放调结合、双轨推进的途径，逐步发展市场经济和转化计划体制，因而避免了许多国家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的中断、混乱和经济滑坡，保持了一个持续高速发展的增长趋势。市场经济激发了个人和企业的创新能力和去满足任何能带来经济收益的社会需求的动力，从而迅速带来了供给充裕、经济繁荣和社会富硕。中国的私有产权的发展也是经历了个体户经济、家庭私有财产的发展、扩大和普遍化、承包经营、股份有限公司和私营资本经济的渐次发展阶段，使得社会有一个认识、适应和调整的过程。

同时特别重要的是，中国的市场化和私有产权的发展，始终保持了混合经济的形态，就是市场领域和政府干预和调控的领域并存，私有产权与公有产权并存，从而保证了宏观的可控性和稳定性，避免了社会的分裂和对抗。中国一方面允许和鼓励私人资本发展，另一方面又保证国有资本对国民经济关键领域的控制，同时通过废除官员的终身制和世袭倾向以及持续不懈地反腐败努力，比较成功地扼制了中上层政府官员将国有资产大规模转化为私人或家族资本的企图，使国家的经济命脉没有落入家族寡头的手中，避免了国家层面的经济家族化或官商勾结的演变，而这在一个血缘关系传统深厚、法治薄弱的发展中国家，本来是经济自由化过程中最容易出现，从而导致社会对抗和动荡、经济增长中断的陷井。

三、基于既得的城乡二元化经济结构，通过统分结合的家庭土地承包制度，既改善了农民的境遇，避免了土地兼并，又为工业化和城市化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供给和土地供给。

在一个落后的农业国中，中国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是以城乡隔绝的二元经济结构为基础的，这就是实行了最严格的人口迁移管理和城乡户籍管治制度。中国经济改革的起步，不是去取消或直接冲击这种二元经济体制，而是在农村保存原来集体经济的框架下，引进了家庭土地承包制度，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平均的土地使用权和收益权，从而迅速地解决了在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农业生产中的经济激励问题，大大提高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普遍福利水平。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更大意义是它解放了原先被计划体制和集体生产方式所禁锢的农村劳动人口，从而诱发了一系列始料未及的连锁反应。
　　
首先，在解决了温饱问题之后，农民迅速从边际投入接近于零的单纯粮食生产向边际收益更高的经济作物和养殖业等农副产业转移投入，接着是创办乡镇企业，向离土不离乡的非农产业转移，再后是出现了全面向城市和工业转移的农民工劳动大军。农民工逐渐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主体，既极大地冲击和动摇了原本僵化的国营企业的用工制度，又为工业化和城市化提供了源源不绝的廉价劳动供给。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和延续，包括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在工业和城市中的很少保障的非正规就业，和统分结合的家庭承包制提供的务工农民在家乡有一小块均分地的安全保障相配合，极大的降低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成本，造成了世界上最自由的竞争性劳动力市场。政府垄断征地使城郊土地改变用途的级差地租主要落到了城市政府手中，这样就为城市的迅速扩张和升级提供了财政来源。显然，劳动力的解放和自由流动，很少保障的非正规就业，作为最终保障的均分承包土地，垄断的城市化和工业化低价征地，是中国经济30年高速增长最重要源泉的之一。

四、中央集权下的财政分灶吃饭和地方竞争。

中国作为一个幅源辽阔、人口众多、发展极不平衡的大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有史以来就是制约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核心要素之一。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特别是权力划分上也是多次拉锯和反复。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从放权让利开始，从大一统计划经济的一个大灶吃饭，改为分灶吃饭，中央和地方之间也是从1980年起，就“划分收支、分级包干”，其间几经变动，包括1994年在按照1993年中央和地方分成基数的基础上，实行不同比例的分税制，保证了中央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和分成规则的透明性和稳定性，但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之间分灶吃饭则是改革以来一以贯之的大格局。

由于中央政府垄断了货币证券发行权和政府发债权，在中央给定的规则之下和之外，千方百计地组织地方政府掌握的其它全部可能的资源和增加财政收入成为各级地方政府谋求发展的唯一途径。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发展是硬道理的这个改革开放总方针指引下，各级地方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一个地方有限责任公司，统筹调动和配置地方各种资源，包括与上级政府及部门讨价还价、争取更多垂直资源。创造更有利于资本流入的外部条件，使用更有吸引力的财政税收返还和土地优惠，成为招商引资的主要手段。这样，在私人资本和外部资本以及劳动都自由流动的条件下，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方竞争。中央政府对统一市场的维护和对地方封锁的抑制，以及地方政府对外来资本的渴望，以及地方市、县一级政府的国企已经很少且一般退出了竞争性领域，大大削弱了地方竞争中的地方垄断和地方保护。地方所有制主导的资源整合与自由流动的劳动资本的组合，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私人资本发育和规范不足的产权替代，它在丧失一部分效率的同时，又以规模经济和公平效应进行了补偿。从而使中央集权、统一市场下的地方竞争，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由此可见，中国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和社会发展，既不是简单模仿移植别人现有模式的结果，也不是其他人能够拷贝复制的普遍模式。

（作者简介：华生：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罗小朋：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特聘教授；张学军：华夏认证中心研究院院长；边勇壮：大华大陆投资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他们均为孙冶方经济学奖获得者）

丁学良 自由与幽默

回望30年的专栏至今为止，多数是严肃沉重的话题。今天我愿意选一个稍微轻松的角度，谈谈“自由”与“幽默”的关系。就像毛泽东常引用成语教导他手下的那些高干，“文武之道，一张一驰”。

我最早对这个话题产生兴趣，是在美国读书时。著名的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Janos Kornal）刚被哈佛大学聘为教授。他是全世界公认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权威，曾被提名诺贝尔奖，尽管没选上，他的学术影响还是很大的。著名的“软约束”、“短缺经济”概念都出自他。

那时，科尔奈开讲“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改革”。学生大部分来自中国和苏联阵营。因为有了这个机会，我就能经常听到各社会主义国家的研究生带来的政治幽默。比如，“宣传部手册上的问答：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哪里？——它成功地克服了在其它的社会制度下不会出现的种种困难。”

我对苏联东欧的学者很钦佩，他们之间流传的政治笑话，包含高超的政治智慧和黑色幽默。稍微回顾一下，整个中东欧范围内，在19-20世纪，出现过多少伟大的作家，你就知道那绝不是偶然，一切均来自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历史渊源。二十世纪最有名的黑色幽默作家卡夫卡就来自这里。

相比之下，因为语言障碍，中国的政治幽默翻译成英文后，效果远比不上苏联东欧的幽默译成英文的效果。我一直在收集这方面的笑话，并请教老一辈的洋人教授。1996-1998年，我在澳大利亚工作期间，遇到一位退休的美籍犹太人，他研究苏联东欧的政治文化，也有一个习惯，收集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幽默。他常与我分享他的成果，他比我大二十多岁，政治笑话比我多得多。

有了这个经验，刺激我产生开一门《政治文化与政治幽默》课的念头，我还真的开始着手准备了。但后来发现这个课很难，难的是语言，因为幽默的东西在母语中不用解释，就能刺激人。一旦译成别种语言，效果差得太多。

这是个很难克服的障碍，我也没那么多的钱请高手翻译几个国家的资料，所以这门课到现在也还没开。但在备课过程中，我还是收集了不少资料，有很多心得。

过去两年我大部分时间在中国，所以有了与我在1984年出国前的中国一个强烈的对比。中国社会深刻的变化，也体现在政治幽默上。任何一个国家，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其政治幽默的水平及流传的广度，是该国自由度的一个敏感指标。这很像弗洛依德所说：一个社会的自由程度，敏感地反映在它对“性”的态度上。

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来讲，我有几个主要的体会——

一个国家要有高水平的政治幽默，第一个条件就是它刚刚在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经历了非常深重的、带有悲剧色彩的过程。第二个条件，是这过程至少要经历两代人才行；如果太短，人们可能还没达到反思荒谬和醒悟的阶段，它就已经过去了。

第三，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政治幽默得要一个微妙的自由空间——它必须是在最黑暗的阶段已经过去，人们刚刚喘过一口气，并且对黑暗时代已经产生了一些距离——因为身在黑暗之中，幽默感也被压抑。只有在刚走出那个阴影之时，幽默感才有闲暇得以发挥。同样，若无一定的自由空间，幽默也难以流传。

而吊诡的是，高水平的政治幽默也不易产生于一个太自由的国家。这是最有趣的现象：一个国家太不自由，政治幽默当然流传不出；但一个国家太自由，也无助于产生高水平的政治幽默。因为如果人们对现有的政治体制、政府、政策有充分的、宪法保护的批评自由，并有独立的法庭予以声张正义的话，人们的不满抗议等等，就会进入正规的渠道去，而用不着以幽默的方式表达。这是我的观察中最有趣的一点。

下面所举的例子，都是我以前为了备课而收集的。有些资料很久了，但仍然能够反映那个特定时代、那个国家特定的状况通过政治幽默的绝妙体现。

中国在毛时代尤其在文革期间，经历了严酷的大规模和持续的政治动荡与迫害。西方以前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从外面看到毛治下的中国的封闭状态以及对文化的破坏、对知识分子的迫害，觉得中国的文化这下完了。在毛刚去世时，只有极少数的西方学者才有机会访华。当他们一有机会跟中国的老百姓甚至一些低级官员接触时，发现中国人还是有幽默的——这一点让他们很欣慰。

以后我到美国遇到几位，他们说，当他们得到这些幽默后，发现中国传统中那些博大精深的东西，还没被完全毁掉。我就问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于是，两个人跟我讲了两个幽默，都产生于文革结束到改革开放的初期。第一个大概以1977年为背景。那位美国人第一次去中国，中国人看到他一个白人带两个小孩，就问：这两个孩子怎么长得这么胖，这么壮，他们吃什么？那时中国经济很困难，中国人普遍营养不良，所以很好奇这两个孩子这么胖。那位白人父亲回答：“我这两个孩子什么都不吃，就喝他妈妈的milk”。英文中，奶水通常只用一个词表达：milk。而那个中国人就认真的回去查了一下，看看milk是什么，因为他也想把孩子养胖。结果大吃一惊，“哇，他太太还能产牛奶呐！”

另一位是教政治学的教授。他第一次访华是在1964年，那时中国人到哪儿都讲一套官话。文革结束不久，他又去中国，专门去了一趟山东，上次他曾来过这里。一位陪他的官员告诉他，林彪一倒台，中国就开始“批林批孔”，山东当地的农民走上讲台愤怒申讨林彪。一位农民发言：“你这个林彪，你披上马列主义的外衣！马列主义的外衣，只有伟大领袖毛主席才能披，你这个林秃子怎么能披？”

只有在较宽松的氛围下，类似的幽默才能出来，否则会有大麻烦。1970年我们那儿一位姓王的大队书记曾想幽默一下，却为此被抓了起来。那时，林彪在“九大”后被党章规定为接班人，这位王书记在对群众讲话时说，“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统帅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现在就用实际行动向林副主席学习。林副主席在革命战争年代喜欢吃黄豆，给女儿取名叫林豆豆。我王书记最喜欢吃大鱼大肉，所以从今天起，我就把我女儿改名为王鱼鱼，把我儿子改名为王肉肉——用实际行动向林副统帅学习。”王书记旋即被抓，被关了一年多，吃了很多苦头。

前面提到，政治幽默要在一个国家严酷的政治经济的现实中“发酵、窖藏”，也就是足够的沉淀，它的释放需要一个因素才行，即官方宣传已被大部分人认识到是谎言。这种宣传在最初时，老百姓还认识不到。只有经过足够长的时间，普通百姓慢慢地悟出来后，优质的政治幽默才能产生。

斯大林时代的残酷史无先例。三十年苏联的“大清洗”，七百多万人被捕，三百万死于牢里，五分之三的苏共老中央委员和高级将领被杀。斯大林在世时，人们不敢传播政治幽默，到赫鲁晓夫执政后，它们就出来了。

一个是讲斯大林时期，工厂上班是早上8点。有的工人为了表现积极，7点半就到了。谁知一进厂门，就被克格勃带走。“为什么我提前半个小时来上班，要抓我？”工人纳闷地问。“你提前半小时，肯定是趁大家还没到，进厂里来搞破坏。”克格勃回答。这位工人被捕的消息对其他同事震撼很大。第二天，很多工人特意延迟到8点15分来上班。没想到也被抓起来了，工人抱怨，克格勃的回答是：“八点钟上班，你们八点一刻才到，这不是消极怠工、破坏社会主义吗！”到了第三天，其他工人都准时来上班。结果，又被抓了起来。工人申诉：“我们准时上班，怎么也给抓起来？”克格勃回答：“你们到得这么准时，肯定是藏有走私的外国手表——苏联国产的手表哪有这么准？你们是走私犯！”

这个政治幽默把那个制度的残酷不讲理，以及苏联产品的低劣都凸现出来。另一则是，一批工农代表到克里姆林宫向斯大林致敬。接见结束后，斯大林发现他的烟斗不见了，就怀疑有人顺便拿走了。他打电话给克格勃主席贝利亚：“刚才那些代表，不要让他们把我的烟斗带走。”到了下午，斯大林忽然发现烟斗在他的办公桌上，压在一大叠报纸和文件下面。于是，他又打电话给贝利亚：“烟斗不用找了，让他们走吧。”贝利亚回答：“烟斗已经找到了。”“已经找到了？”斯大林很吃惊。贝利亚高兴地报告：“所有那些人，经过我们刑讯室审问后，都承认偷了烟斗——现在我已经找到20多把烟斗了……”。

朝鲜则是一个对比的例子。迄今为止，这个国家已经历两代的家族统治，成为地球上最严酷闭塞的国家。但至今很难收集到来自朝鲜的政治幽默，原因主要是他们还没有起码的自由。仅有的一个带点初级幽默水平的，大概也就是最近一两年才流传出来。一位金日成大学的教授问学生，世界上现存多少种政治经济体制？学生答：“有三种，一种是资本主义的，一种是我们朝鲜的社会主义的，还有一种就是中国的既有资本主义又有社会主义的混杂的。”教授接着问：“那么这三种体制，哪一种最优越？”学生说：“这个问题难回答。”教授不满道：“怎么会难？再清楚不过，我们朝鲜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最优越的，它一定会征服亚洲和世界，推动全世界的发展。” 那个学生就说：“我们的制度确实是最优越的，只是我担心，如果其他的制度都被我们取代了，那么谁给我们粮食救济呢？”

我希望有一天，真的能把这门政治幽默的课开起来。它们反映的社会现实及人间苦难，是留给后代的遗产。联合报前社长张先生是台湾最早访问大陆的人之一，那是在1970年代末，他经过颇多周折才进入大陆。他觉得中国大陆的人特别幽默，在北京的一个大国营商店里，他赫然发现墙上贴着《优秀售货员守则》，有十几条，其中一条是“不随便打骂顾客”。意思大概是，只要是慎重一点，即便打骂了顾客，也能够当上国营商店的优秀售货员。

黑格尔有句名言，在东方专制主义制度下，全国只有一个人是自由的，其他人都没有。这从政治幽默上也可以体现出来，比如说，文革期间，谁敢“幽”当时政治的“默”，弄不好就被扣上反革命的帽子。但全国有一个人可以随意幽默，那就是毛主席本人。美国国务院新解密的一份档案中，收有一条。1973年2月17号，毛接见基辛格，对他说：“我们现在两国之间的贸易少得可怜，中国是一个穷国，东西不多，但是有一样东西我们很多，就是女人多。”基辛格也很聪明，立刻就玩笑地说：“你们中国如果向美国输送妇女，我们可以免关税。”毛马上表示：“在我们国家，女人真是太多了，不停地生孩子。如果把她们都送到你们美国去，就给你们制造灾难了——你们负担就会很重了。”毛讲了这话后，他身边的女翻译唐闻生等非常尴尬。毛见此，马上讲，他关于中国妇女的这些话，都是胡说八道，但他不在乎传出去。

毛之后，中国人的自由程度虽然没达到高级阶段，但还是大大提升了。于是，政治幽默就生产得既多又好。我认识很多在中国各界做事的人，常发来政治幽默。湖南的基层干部发来的一个说，最近几位中国院士经过研究，得出一个新的重要结论并获科技成果奖，就是屁股比脸蛋更优秀。理由有几条：一光滑，不起皱纹；二细腻，不长粉刺、水痘、雀斑；三节俭，不用花钱保养美容；四美观，造型简洁时尚；五庄重，大气且福相；六，最重要的特点就是真诚，不会皮笑肉不笑、两面三刀；七谦虚谨慎，深藏不露；八辩证，既一分为二又合二为一；九高尚，忍辱负重，经常代人受过挨打；十踏实，既能连坐连战，也不怕压成阿扁。

这个政治幽默，既把很多中国基层干部的苦处总结出来，又把最近两岸之间的政治互动也概括了进去。

我觉得，今天的中国一方面有了越来越多的自由，但也不是那么多、那么正规，这恰巧是产生优质政治幽默的黄金时代，我们真是生逢其时！在这个有着悠久丰富文化传统的国家，民间旺盛的创造力虽不能在中国的官方媒体上得以表达，但至少能通过私人间流传的政治幽默体现出来。相信再过若干年，如果把这个时代中国流行的政治幽默收集起来出版，传给后世，一定是个了不起的文化遗产。

张维迎 我看中国改革三十年

已有大量的事实和数据表明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成就。但更重要的问题是，中国是如何取得这些成就的？中国的改革是怎么进行的？

中国的改革一般被认为是从计划向市场的转轨，或者说转型。什么是计划经济？什么是市场经济？它们之间的最大区别是什么？在我看来，有两个，一是资源配置的方式：是由政府的计划指令还是由市场价格配置资源？二是所有权：是以国有企业为主，还是以非国有的包括私人的、股份制等等的企业为主？

中国过去30年改革有最重要的两方面：第一是放开价格，或者说价格自由化；第二是整个经济的非国有化。整个过程进行得非常曲折。其他方面的改革都是围绕着这两个方面展开的。

价格自由化

先讲一个故事。1980年，中国国家经委，就是当时主管整个国民经济运行的中央政府部门，邀请美国教授给中国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做培训。美国教授设计了一个课程表，交给国家经委的官员审核，经委官员审核后划掉了两门课：第一门是Marketing（市场营销），第二门是Corporate Finance（公司财务）。为什么呢？因为Marketing是“如何卖产品”，对中国企业是不适用的，因为当时中国的企业只管生产不管销售，厂长经理需要做的是按照计划指标生产产品就可以了；Corporate Finance也没有用，因为所有企业都是国有的，由国家统一预算管理的，需要的资金全部由政府财政提供，创造的利润也全部归政府所有。

而今天，这已经成为商学院学生最重要的两门课，管理课程的变化显示了中国经济的两个最重要改革：价格改革和企业制度的改革。

以我自己的判断，大致上，过去30年中的前15年，中国基本完成了价格自由化，后15年，基本完成了国有企业改革。“基本完成”的意思是，到1993年之后，价格已经不再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关键”，因为大部分产品的价格都已经放开了；到了2008年，国有企业改革也已不再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中心环节”了。当然，两个改革都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但剩下只是技术性的问题了。

价格改革是怎么完成的呢？

在计划体制下，所有的价格都是由政府规定的，大到钢材、水泥、木材、石油等生产资料，小到针头、火柴、洗衣粉等日用生活资料。但要搞市场经济，价格就要由市场供求决定，实现价格自由化。这个价格自由化的过程大致用了15年，过程复杂，艰难曲直，甚至惊心动魄。

在1978年，零售业按交易额算的97%由政府定价，到了1993年，93.8%的零售额由市场定价，也就是说政府定价的比例降到了6.2%；在1978年，92.2%的农产品是政府定价的（还有一小部分是黑市及自由市场交易），到1993年，87.5%的农副产品收购环节由市场定价，政府定价包括政府指导价和直接定价的比例降到了12.5%。到2004年，市场定价的比例占到了96.5%，也就是说政府定价降到了3.5%；在1978年，100%的生产资料出厂价格由政府制定，到了1993年，81.1%的产品由市场定价，也就是说政府直接定价和指导价的比例加起来不过18.9%，到2004年，87.8%的产品由市场定价。

剩下仍然由政府定价的产品，主要是垄断行业和基础设施，比如成品油、天然气、水、电力、电信的价格等等。这些问题以后还要解决。现在如果要调整价格、放开价格，就要开听证会，价格已经不是政府改革的重要议事，只是业务部门需要做的事情了。但在1993年之前，价格问题是需要政治局讨论的。在1980年代，一盒火柴从2分涨到3分，中央政治局开了好几次会，最后还是不敢涨，因为上涨50%怕老百姓受不了。现在的价格价格已经不是中央领导人考虑的主要问题了。

价格改革是怎么走过来的？

中国的价格改革是循序渐进的，它不像东欧、前苏联那样一次性放开。更具体来说，中国走的是“双轨制”。为什么走“双轨制”？我分析的原因是：中国改革一开始并不想搞市场经济，而只是想完善计划经济。如果改革一开始就想搞市场经济，那么我们选择的道路会和现在完全不一样。

在改革初期，我们并不认为计划经济在本质上没有效率，而是认为，我们的计划经济没有搞好，是因为政府在制定计划时没有尊重价值规律。所以，改革的指导思想是把计划建立在“价值规律”上，而不是实行市场经济。

就价格体制而言，在改革初期，很多产品价格不合理，比如原材料价格偏低、制造业产品价格偏高等，但是大家并没有从根本上怀疑国家的定价能力，即：如果国家在定价时尊重价格规律，那么价格就会合理。因此，当时的价格改革，就是怎么通过行政手段调整价格的问题。这是到1985年以前，中国价格改革的基本思路。

当然，由于政府管理能力有限，所以在1980年代初期，一些地方相继将一些与国计民生关系不大的小商品价格放开。但是在1985年之前，对决定国计民生的重要原材料及生产资料的价格，主流观点还是认为应该由国家制定，很少有人从根本上怀疑过政府对这类产品的定价能力。由此，价格不合理怎么办？只有调整价格。

为此，在1981年，国务院成立了价格研究中心，这是当时的总理赵紫阳亲自指示的，由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牵头，全国调集了50多人，买了最先进的计算机，想运用投入产出表计算出一个合理的“理论价格”，根据理论价格，政府再调整价格。但事实上，这个理论价格一直没有算出来，或者计算出了，得不到大家的认可。现在回过头看，这本来就是个“乌托邦”，如果政府有能力计算出一个合理价格，就不需要改革了。

调整价格的思路在最初几年一直没有受到怀疑，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在大学读研究生，价格问题是当时经济学界讨论的热门问题。怎么调整价格呢？现在你如果去查查《经济研究》等当时的主要经济刊物，经济学家争论的是按生产价格调整、还是按成本价格调整，或是按照劳动价值调整。但不论按照什么调整，制定价格都是政府的职能，价格不能由市场自发决定。

价格是不能由政府制定的

我自己在1982年上研究生之后认真学习了西方经济学，特别是价格理论。到1983年，我脑子里面形成了一个观念：价格是不能由政府制定的；只要是政府定价，价格就不可能合理。然后我就开始考虑中国的价格改革，并发现了许多很有意思的现象：在企业有了生产自主权之后，特别是在乡镇企业蓬勃发展之后，政府实际上已经管不住计划外产品的价格；生产资料的黑市交易很多，这些交易的价格基本上是由供求决定的，高出国家定价很多，政府不断发文件进行价格检查，要求各地和企业严格遵循国家价格，但检查来检查去，问题还是解决不了，黑市依然存在。

我当时思考的一个问题是：既然政府管不住计划外，为什么不放开呢？我在1984年4月写了一篇文章——《以价格改革为中心带动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这篇文章有两个核心观点：第一是价格不能由政府决定，只能由市场决定。政府定价即使定的时候是合理的，过一段时间又不合理了，经济现象变化快，政府不可能每时每分都在调整价格；第二是如何从计划价格转向市场价格？就是采用逐步开放的“双轨制”思路。什么是“双轨制”？就是分步放开价格管制。具体讲，先管住计划内，放开计划外，计划内的产品按照政府定的价格交易，计划外的产品按照市场价格交易，形成双轨体制；然后再逐步放开计划内产品的价格，有些实行“先调后放”，最后建立统一的市场价格体制。

在“莫干山会议”（即1984年9月3-10日在浙江莫干山召开的全国中青年经济理论工作者研讨会）后，这个以放为主的“双轨制”思路被政府高层接受，成为1985年之后中国价格改革的主体思路。也就是说，1985年之前，我们是在计划价格范围内讨论如何调整价格，1985年之后，我们才转向从放开价格的角度去考虑如何改革价格体制，也就是价格的自由化。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改革思路的转变。到1985年元月14日，国家物价局和物资部正式出台文件：计划外生产资料的价格全部放开，不受政府的控制。之后又放开了一些消费品的价格，包括名烟名酒的价格。这样，双轨制由一种自发的市场行为变成了自觉的政策行为！

采纳“双轨制”后出现的问题：一是腐败。因为一种产品有两种价格，有权力的人就可以拿到计划内的指标在市场上倒卖赚得利益。当时出现了很多“官倒”，引起社会不满；第二是有了“双轨制”价格之后，国家的生产计划难以得到严格执行。比如原来国家计划规定的生产任务，企业在生产出来之后要按计划价格出售给政府指定的地区和企业，但是生产企业会尽量不交、少交或者拖延合同的执行。这样，计划合同就难以得到执行，当时的概念叫“经济秩序混乱”。

由于经济秩序的混乱和腐败问题，到了1988年春，价格问题在第七届全国人代会上变成了反响最大的问题。当时的总理李鹏给邓小平同志汇报工作时，邓小平问什么是代表们意见最大的问题，李鹏回答说是价格问题。邓小平同志说，价格问题长痛不如短痛，所以要下决心搞“价格闯关”。从当年4月份开始，一系列的价格改革政策出台。同年8月份中旬，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通过了《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并要求军队和警察做好准备，防止价格改革中可能出现的意外情况。价格闯关成为了重大社会事件，造成了紧张的社会气氛。在该方案公布的当天，全国各地出现了触目惊心的抢购风潮，银行存款急剧下降。十天之后，国务院做出了稳定价格的决定，价格闯关停止。不久，中央决定开始实施三年的“治理整顿”，整顿一直到1992年。这三年的治理整顿是一个保守的，甚至是反改革的过程，一些已经放开的价格又被重新收回控制。直到1992年春天，邓小平在南巡的讲话中说要搞市场经济，于是，政府放开了大部分的商品价格，双轨制基本上变成了单轨制。

从1988年价格改革闯关失败到1992年价格放开的成功，说明中国价格改革常常是一个歪打正着的过程。刚才提到的三年“治理整顿”以及“六四”之后的整个政治气氛其实是不利于改革的，甚至是反改革的，但是这三年的治理整顿恰恰为1992年的价格放开奠定了基础，因为治理整顿把经济的增长速度压了下来，1990年达到最低，只有３.８%的速度，是改革之后增长速度最低的一年，结果是，很多产品的市场价格也随之降低，市场价和计划价的差距就越来越小。这样，1992年放开价格就比较容易，没有引起大的社会振动。所以，反改革的措施客观上为改革创造了条件，尽管初衷不是为了改革。

整个来看，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一直都有类似现象，就是经济发展的自发力量在起作用。改革成功了，并不一定是国家领导人的高瞻远瞩，恰恰是因为其政策能顺其自然，将自发的市场力量变成自觉政策，把改革变成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比如，“双规制”变成政策之前，黑市价格已经存在，1985年的政策无非是因势利导。既然有黑市，干脆就承认黑市价格，黑市合法了，问题也解决了。这就为中国的价格改革找到了一条出路。到了1993年，价格的自由化就已基本完成。当然，没有邓小平1992年的南巡讲话，价格的自由化不可能这么快就实现。

国企改革和企业家成长

第二个方面，是企业制度改革。可划分为两大阶段：

第一阶段是1992年之前，即在改革的前十五年，主要是由于非国有部门，包括乡镇企业和私人经济的发展，使得整个经济中的国有比重降低，同时仍然保持国有部门的增长。第二阶段，从1993年开始，中国才真正触及到国有企业本身的产权问题，即国有企业的非国有化问题。

就国有企业的改革而言，在1992年前，我们一直是在保持国有的前提下谈国有企业改革，这与1985年之前的价格改革的思路很类似，假定国有企业是能搞好的，问题是如何搞好。这样的思路既有意识形态原因，也有认识方面的原因。1992年之后这个思路才发生变化，不再假定国有企业一定能搞好，采取国有企业非国有化的道路。

国有企业改革最初是两大措施：一、扩大企业自主权；二、实行利润分成，建立奖金制度。这两项政策到1986年后演变成经营承包制，就是国家和企业之间签订合同，完成合同后剩下的利润可以分成，利润分成有很多办法，但是所有措施的前提都是保持国有企业。

当然，1992年之前的国有企业改革也是非常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证明了在国有企业的框架内是没有办法解决国有企业问题的，搞了十几年的政企分开、自负盈亏，但政企还是分不开，国有企业就是没有办法做到自负盈亏。所以，1993年之后，国有企业改革的思路转变为放开企业，使国有企业非国有化。官方的说法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股份制改造”，“公司化改造”，“产权多元化”，等等。

这一转变的直接原因是，1992年之前，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地方财政的主要来源，但是随着非国有企业的发展和地区之间竞争的加剧，国有企业越来越没有竞争力，亏损越来越严重，成为了地方的包袱。在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确定了市场化的改革方向，特别是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改制原则后，很多地方开始了非国有化的过程，地方控制的企业，特别是县及县以下政府控制的企业（包括乡镇企业和其他形式的集体企业）开始了大范围的产权改制。1995年江泽民总书记提出了“抓大放小”的方针。当时非常有名的一个故事是，山东诸城市因为把市属的50家国有企业都卖了，市委书记得到了“陈卖光”的称号。到了1998年，中央的企业也成为中央政府的包袱。特别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国有银行不再给国有企业发放“安定团结贷款”，中央企业也不得不开始非国有化改革，当时的口号是“结构性重组”，“减员增效”、“解困”。在这些口号下，大量的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被甩出去了。政府同时还启动了大型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将国有企业变成股份制公司，优质资产剥离后重组上市，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举措。很多人认为朱镕基是保守的，喜欢在计划体制下做事，朱镕基本人也曾说国有企业的问题是管理问题而不是产权问题，但事后回过头来看，他是很了不起的，是他解决了中国的国有企业问题。

2003年后，处于“技术性破产”的大型国有银行也开始股份制改造，引进战略投资者，在海外和国内股票市场上市。可以说，通过股份化改造和投资主体多元化，到2008年，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制度性问题已得到解决，国有企业改革不再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中心环节”。接下来的问题是，国家持有的股份如何减持，什么时候减持，这是个技术性问题，时间选择问题。

讨论中国经济改革，不能不涉及非国有部门的发展。如果没有非国有企业的发展，不仅价格改革不可能顺利进行，1993年之后的国有企业的非国有化也不可能顺利进行。非国有部门不仅接手了大量亏损的国有企业，将死资产变成活资本，而且接手了国有企业改制释放出来的大量下岗职工。

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在最初也不是政府有意为之，而是在政府没有办法提供就业机会和没有办法控制的情况下自发产生的。

乡镇企业和城市个体经济就是典型的例子。无论是个体经济还是私人企业，都是先从某些地方自发产生，然后往往通过高层领导人的讲话肯定，之后党代会确认，最后全国人大立法确认。过去的中国，大的政策变化都遵循这一套路。每到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时，总会产生新的说法，每一个说法都会推动中国往前走。举私有企业的例子来说，私有企业主要从农村开始发展。邓小平讲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意味着中国可以有私人财产了，之后个体户就有了合法身份。与此同时，1980年代早期，各地开始产生自发的私有企业，但1988年之前私人企业是不合法的。在1982年，温州有一个大案，从事私人企业的“八大王”7个被逮捕，1人逃跑，他们唯一的罪状就是雇人生产小商品赚了钱。在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后，温州市政府为他们平了反。1987年，十三大承认个体私人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第二年春天，全国人大修改宪法。从1988年之后开始，才可以在工商局注册私人企业。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年底十四大确定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接着第二年全国人大修改宪法，私人企业开始迅速发展。

三代企业家

非国有企业的发展过程也是中国企业家成长的过程。一个国家最重要的资源配置是最聪明人的配置，最聪明的人在干什么，决定着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有两件事最适合聪明人做：一是政府官员、政治家，二是企业家。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前的1000多年里，从隋唐开始，科举制度使得最聪明的人都在政府工作，这种激励机制使得最聪明的人有机会能够“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这个状况直到改革开放之前都没有改变。我将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企业家分为三代：

第一代是农民企业家。1978年之前，中国最聪明的人或者在政府，或者农村。由于户口管制，农村出身的人只能当农民，没有机会当工人、干部，因此农村也聚集了一批聪明人，他们只能当生产队的党支部书记、革委会主任等村干部职务，当不了这些村干部的人就只能投机倒把，最后可能坐牢。

因此，改革开放的第一代企业家，就是农民转变的企业家，农村的能人。由于在1988年之前，私有企业是非法的，企业家没有社会地位。因此除了农民和在城市找不到工作的人以外，没人愿意干个体户，没有人愿意办企业。当时个体户和私有企业主的地位很低，连找对象都很难，虽然他们钱可能赚得很多。在1985年的时候，可以说，个体户的经济地位已经跃居第一，但是社会地位却排在倒数第二，仅比农民好一点。第一代做民营经济的基本上就是这样一群人。可以说，中国的户口管制为我们保留了企业家的火种，为中国的改革准备了人力资本条件。没有这些农民企业家，中国的改革会非常的困难。

第二代企业家出现在1988年之后，特别是1990年代，主要是党政干部和事业单位的知识分子下海。有几个原因：一是1988年私有企业合法化；二是1989年的“六四”政治风波，有一批政府官员人犯了政治错误，失去了政治前途，于是他们需要找寻别的出路。三是邓小平南巡讲话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的确立。1992年一年，中国有12万党政干部下海，从此之后这个运动就没有中断。

第三代是海归派和高科技出身的企业家，是过去10年随着高科技产业发生的事情。比如百度的李彦宏、搜狐的张朝阳等等，主要是高科技产业领域的人才，他们多是名校毕业，海外留学，并有在国外工作的经历，回国后带回了大量的风险投资。

我将胡润的中国富人榜的前200名的背景做了一个详细搜索，将他们的创业时间和背景做一个分析。在第一个10年里创业的人，55.3%的人是农民和无业人员，17.1%的人是港澳同胞——实际大部分是移民到出去的内地农民，只是他们有亲戚在港澳。所以大体上有72%左右的第一代企业家是农民和无业者出身。第二个10年创业的企业家中，71.9%的人是国家干部和国企职工出身。第三代企业家中，9个人里有5人有海外留学和高科技背景。

企业家的成长反映出中国社会的变化。第一个10年创业的人基本上都处于社会的最底层，用今天的话讲就是所谓的“弱势群体”，没有机会到政府和国有企业工作，或者因为投机倒把坐过牢，所以只好自己创业。第二个10年激励机制发生变化，80年代之前要安电话、坐飞机、坐软卧都必须是政府官员，但之后私营企业主坐的车、住的房子可能比政府高级干部还要好，这就是激励机制的变化。政府工作的人员下海是社会的巨大进步，对国家的贡献要比他们在政府工作大得多。第三个10年吸引了很多海外归国人才，这与中国的更开放、自由，产权更好的保证有很大的关系。

三代企业家在推动中国社会改革和经济成长方面是有着不同的作用的。第一代农民企业家的企业主要在制造业、商业方面有所建树，因为他们视野不宽。第二代企业家搞房地产、金融，他们有的在政府工作过，受教育程度较高，出过国眼界开阔，能够对国家发展趋势作出预测。第三代企业家搞高科技、互联网，他们具有国际视野，能拿到国际资本。每代企业家所从事的产业，代表了那个时代推动中国经济成长的主导产业。没有他们，中国的经济改革不可能成功！

中国未来30年

过去30年基本上完成了经济体制的转轨。现在看看未来30年，我们应该做什么？

我粗浅的看法是：未来三十年，中国改革的重点转向政治体制的改革。前面提到中国经济改革的两大任务价格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所有其他方面的改革都是围绕这两项改革进行的。现在两大改革基本上已经完成，接下来改革应该转到政治体制改革；只有在政治体制改革完成以后，才能巩固经济改革才成就。希望我的这个推测会有道理。

政治体制改革也可以分成两个15年。第一个15年，主要任务是建立相对独立的司法制度，减少政府部门的权力，也就是建立一个法治社会。法治社会就是约束政府，政府必须按照规则办事，不能有太多自由裁判权。怎么能够让政府按规则办事呢？必须要有一个相对独立的司法机关。老百姓可以同政府打官司，个人、企业与政府在民事上是平等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只有法院本身是相对独立的主体才可能做到这一点，否则，如果法院按照政府领导人的意志办，法律就无法约束政府。最近已经出现了很多这样的好趋势，比如在南京，有人起诉政府不提供有关的资料，违反了信息公开法，最后赢得了官司的。这事非常好，就是法院能够对政府的行为进行判定。如果做得到这一步，未来三十年的前十五年改革就很了不起了。

第二个15年主要是要建立民主选举制度。不过我强调，社会民主一定要使每个投票的人对自己的行为后果承担责任。法治国家一定要建立在一个中产阶级的基础上，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你搞民主是不稳定的。民主就可能变成民粹、变成流氓政治，走向专制。现在一些地方在搞基层选举试验，相信以后选举的范围会不断扩大，逐步完善。这样，再过30年，即改革开放60年后，中国的改革就基本完成。

我记得唐德刚说过大的制度转型需要200年左右的时间。这样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算到2040年刚好200年，也就是再过30年，经过大约200年的时间，中国的社会转型和制度转型就会基本完成。我的意思是说基本构架完成，也就是说，再过15年后，看司法制度问题就跟现在看国有企业的问题一样，剩下的是技术性问题而不是体制性的问题；再过30年看政治制度也是一样，剩下的是技术性问题了。

总结一下，中国在过去30年的改革历史包括两个方面：价格自由化和经济的非国有化及国有企业的非国有化。中国之所以采用渐进的改革道路，是因为一开始不想搞市场经济，但在改革的过程中逐步明确目标，因势利导，最后回过头来看，成就很大。这实际上反映了制度演进的自发特征。当然，邓小平对这条改革道路可能比所有其他人更胸中有数。我在1993年的时候讲过一个寓言：中国的改革是从马背上画白道画到变成真斑马的过程。一个以马为牲口的村庄，马很懒，都不干活。村长听说邻村的斑马很适合干活，想把村里的马换成了斑马，但遭到大部分村民的反对。村长的一个办法是，晚上在村民们入睡之后，在一些马的背上涂了一些白道道。第二天，村民们质问村长为什么把自己的马换成斑马，村长解释说没有的事，马还是原来的马，自己只是给涂了颜色而已。村民仔细一看，确实如此，也就没有当回事。村长每天晚上继续做同样的事情，村民也渐渐习惯了。直到有一天，村民突然发现，他们原来的马都被村长换成真的斑马了，但确实比以前的马更好，他们就认可了。我们的改革不论是价格改革还是国企改革，都是把马换成假斑马，再换成真斑马的过程。这对我们未来的改革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