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念申 由《海角七号》想到《莎勇之钟》

　　人类的历史记忆是一件难以捉摸的事情。不但当事人对记忆的塑造会因各自立场而大相径庭，后世也往往依据时代主题的变化而不断重新解释历史。当一部《海角七号》在海峡两岸引起激烈讨论，我想起65年前另一部“台湾”电影——《莎勇之钟》。

　　1943年，《莎勇之钟》在日本占领下的台湾、东北、华北及上海等地上映。该片由台湾总督府、日本电影公司“松竹映画”和伪满电影公司“满铁映画”联合制作。全片日语对白，红极一时的满映当家花旦李香兰主演并唱主题曲。

　　《莎勇之钟》取材于一个发生在台湾宜兰的事件。虽然学者对事件的真实性有争议，但一般的版本是：1938年，日本为加紧对华北的侵略而扩充兵源。一位在泰雅族部落任警察兼教员的日本青年田北正记应召入伍，17岁的原住民少女莎勇冒雨为他搬运行李，途中不幸落水溺亡。

借台湾宣扬日本

　　在日本当局看来，此事是宣扬日本“成功治理”台湾的极好素材，其意在于：连原住民这样的“化外蕃民”，也能在皇民教育感召下，忠君爱国，为“东亚共荣”事业捐躯。日本第十八任台湾总督长谷川清，特意向莎勇所在的利有亨社颁发一口钟，以示嘉奖。

　　此后，“莎勇之钟”就被不断神化。30年代末到40年代初，日本推出了一系列以莎勇为题材的歌曲、绘画、文字、戏剧，其故事甚至被收入台湾的小学日语课本，流传极广。经历过日据时代的台湾人，据说今天很多都还会用日文唱《莎勇之钟》。当然，故事的情节也随神话过程而丰富、细腻并且逐渐夸张。有文人就把莎勇和田北教员的关系演绎成恋情。

　　电影《莎勇之钟》让神话达到顶点。影片里，莎勇不顾劝阻，“自告奋勇”为老师送行，不但是为了谢师，而且是为了向日本军人表达敬意。导演甚至让少女在落水前，还不忘振臂三呼“万岁”。

　　戏剧性情节可以是赤裸裸的皇民化宣传，日常生活情景，也可以在政治的包裹下，具备宣教意义。电影开头，原住民村落一派田园牧歌，村民们在清晨向日本国旗鞠躬后，开始了男耕女织的劳动；日语教员在上课，李香兰扮演的莎勇也活泼、美丽、可爱……很难说这些日常场景是绝对虚假和不存在的，但日常生活背后的含义却给人留下巨大的解释空间，比如，村民鞠躬究竟是自愿还是被迫的？是感戴皇恩的还是例行公事？《莎勇之钟》里，人性、温情就是军国主义化的，它是借台湾人来讲日本帝国的故事。在台湾学者周婉窈看来，莎勇神话“正是日本本土军国主义的对外延伸”、“殖民国之军国主义的‘殖民地版’”。

　　问题在于，神话虽是人为塑造，也还是会把痕迹带到今天。这种痕迹有时是无意留下的：比如，当年由古贺正男作曲的歌曲《莎勇之钟》风靡一时，战后被重新填词为《月光小夜曲》，至今还在华语歌坛广为传唱。如果知道原歌的历史背景，恐怕很多人会觉得很讽刺。但有的痕迹却是有意选择的：比如，尽管“莎勇之钟”本是殖民宣传，但台湾宜兰县南澳乡，就重建了光复后被毁弃的莎勇之钟、纪念碑和纪念园，并将其作为旅游景点来推广。在乡公所的网站介绍里，莎勇之钟是南澳乡的“象征”，表彰了“为送老师出征”而“殉难”的“可歌可泣”的事迹。文字中没有提到日本，只用年份标志着历史背景，也许是有意回避，也许是不得已，不得而知。

借日本宣扬台湾
　　如果60多年前莎勇神话的塑造，如周婉窈所说，体现出“台湾在此一特殊历史情境中的被动性”，那么宜兰南澳乡重修莎勇纪念园，就不好用“被动”来解释了。和今天《海角七号》的创作和热映一样，其背后的涵义恐怕是：台湾正力图作为一个历史主体，主动地选择、塑造它自身的记忆，和以往的记忆划清界限。

　　说到《海角七号》，有人说它美化侵略，有“皇民化”阴影；有人说它表现爱情和奋斗，体现超越国界的人性主题。我觉得都不是那样简单。《海》片没有宣扬“大东亚战争”或“共荣”，它和《莎》片最大的不同点，在于它对战争没有评价。但说它仅仅宣扬了人性之美，好像温情可以是绝对抽象的，则陷入历史虚无主义。实际上进入现代、特别是冷战以来，大众文艺作品中的温情，常常与政治相互包裹。

　　当然，遭遇深度文化殖民的地方，很难摆脱殖民文化格调的影响，这很好理解。文学争宠诺贝尔，电影献媚好莱坞，乃是东亚普遍现象。但《海》片不只如此，在它浪漫优雅的情调下，有对“自我记忆选择”的激进追求。表面上，它带有很强的殖民地色彩，但和《莎勇之钟》正相反，它是借日本人来讲台湾的故事。

　　台湾领导人向大陆观众推《海角七号》，说这是“了解台湾的起步”。这个起步，恐怕就在于说台湾是有自己的“主体记忆”的。据说《海》片导演下一部作品，将讲述原住民反抗日本侵略的故事，我怀疑，这个故事和大陆观众理解的“抗战”历史，恐怕不会有多大的精神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