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知远 随感四则

是在马关条约的第五次会谈中，伊藤博文对李鸿章感慨说：“我处境地，总不如中堂之易。中堂在中国，位高望重，无人可能摇动。本国议院权重，我做事一有错失，即可被议。”

这是一八九五年的春天，伊藤博文正在说服对手接受日本提出的苛刻要求——割让台湾和澎湖列岛与辽东半岛，赔偿两亿两白银。

协议的内容令人屈辱，但谈判的气氛却是缓和的。李鸿章七十三岁了，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他一直是中国最著名和最有权力的大臣，以洋务运动的领导人自居。伊藤博文比他年轻十八岁，是明治维新中的领导人物。两人互存好感，因为比起到来的西方人，中日之间的密切联系由来已久。伊藤博文这一代仍浸润于中国文化传统，熟悉儒家的伦理和唐人的诗歌，日本皇室和大臣们之间经常使用汉字的书信来交流。即使中文与日文的发音不同，二人也可以通过笔谈来交流想法。

他们十年前还在天津见过，伊藤博文专程去拜访这位北洋大臣，讨论两国变法的事宜。那时，两个国家至少在表面上还几乎处于同一条跑线上，都派遣留学生去西方，都购买德国的战舰。而且看起来，中国要更令人生畏些，它购买的战舰规模更大。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两个国家的政治结构存在着多么大的差异。在日本，留学归来的伊藤博文可以进入权力中央，而他在英国的同学严复归国后却郁郁不得志。

决定一八九四的中日战争，不是两国的财富，而是两种不同的政治体制和政治文化。日本可以迅速集结全国之力，而中国则先是反应迟缓，然后陷入一团慌乱，在战机不断延误之后，又决定拼死一战。战斗发生后，所有隐藏在巨大船舰背后的弱点开始暴露出来，指挥的失利、炮弹不足、官兵士气堕落……

朝廷中的争吵从未结束过，一个国家的战争，被当作李鸿章的一个人的战争，他的政治反对者首要的意愿，是借此摧毁他的政治权威。而民间对于这场战争的反应同样是迟缓的。普通的公众从未接受过基本的知识训练，也从不知道世界是怎样的。山东烟台的农民们，为了一点点报酬领着日本士兵登陆。绝大部分读书人的头脑，则被四书五经、八股文章占据着。至于最高的当权者慈禧太后，她已不受控制的行使了三十年的权力，没人敢于挑战她的权威。而一八九四年正是她六十大寿，与日本的冲突的坏消息被瞒了再瞒，才最终进入她的耳中的，因为李鸿章担心因此坏了她的心情。

这个国家的所有权力，是彻底的私有化。皇室在表面上拥有一切，而在剩下来的空间里，大臣们各自发展自己的私人力量。而这种权力结构，必然性的腐蚀掉整个社会，没人为这个国家的长远未来考虑，都是眼前利益的俘虏。

在伊藤博文看来，这位德高望重的李中堂，或许没办法集中一国之力战胜日本，却有能力将中国的土地和财富慷慨的给予日本。李鸿章在此刻享有了比他更大的权限，可以轻易的承诺和给予。在第一次会谈里，伊藤博文感慨说：“日本之民不及华民易治，且有议院居办，办事甚为棘手。”而他自己，倘若在会谈中失利，则可能随时被议院弹劾。

二

谈判的结果震惊了整个天朝。“卒令一蹶不振，割千里之辽台，偿二百兆金币。元气尽断，以启戎心而速危亡。”梁启超在四年后回忆说。这时，他已流亡日本。一年前，他和他的老师、朋友与光绪的蜜月期仅仅持续了三个月，就嘎然而止了。年轻、雄心勃勃、却脆弱不堪的皇帝，想推动变革，却发现既没有政治资源也没有政治智慧。

而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则回到他最擅长的领域——创办报纸、写作、推介新观念。他自己也清楚，他那支常带浓厚感情的笔锋，是多么的富有感染力。提倡民权是《清议报》的宗旨之一，梁启超一定感到了这个国家最大的困境，是国家权力的私人化。长久以来，这个国家最开明的政治哲学家，不过强调的是保民与牧民的观念——人民像婴儿一样，没有自己独立的思想与权力。倘若不幸出生在残暴和乱世，那么经常仅仅是服从和被屠杀的材料。

梁启超相信如今的时代已经变化。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关系也已转化了。他在日本不断开阔的视野，寻找新的名词来表述这种新关系。“国家如一公司，朝廷则是公司之事务所，而掌握朝廷之权者，则事务所之总办也；国家如一村市，朝廷则村市之会馆，而掌握朝廷之权者，则会馆之值理也”，在做出这两个比喻之后，他接着问道，是公司为事务所而设立，还是事务所为公司而设立，是会馆为村市而设立，还是村市为会馆而设立。在他看来，这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却是颠倒的。

这个事务总办、会馆值理的慈禧太后和他那一群满族奴仆，垄断着国家的政治权力，将国家的权益，作为私人礼物赠送给入侵者，以维持自身统治。满族大臣刚毅的臭名昭著的名言必让他气愤不已。在中国面临被瓜分的困境时，他首要关心的满族人的绝对权威正在被汉族人侵蚀。他说这江山“宁赠友邦，不与家奴”。“友邦”是入侵者，“家奴”则是四亿汉族人。

于是，对于失败国家的深刻沮丧、对于入侵者的仇恨，很容易转化成对一小群满族统治者的愤怒。人们很容易想当然的以为，帝国主义导致的民族主义是二十世纪初中国的主要矛盾。但倘若你身处那时的东京——中国留学生和流亡者的大本营时，你会发现满汉矛盾才是最热门的话题。满族人的当政，意味着无限的政治专制，意味着民权的被压抑，满族统治者对自身权力的关注，早已超越了对这个国家未来的关注。他们变成了整个国家自我更新的最大的障碍。

不能开花的枯树，不能生蛋的公鸡，不能蒸出饭的沙子，梁启超用一连串的比喻来形容满人政权。唯有打破它，才可能缔造一个强大、富足、健康的中国。

沮丧和愤怒也导致了激烈的药方，至少是在1899年—1902年，梁启超是个休克疗法的支持者。他说破坏之药，是此刻第一要务，也是第一美德。

他也知道这种破坏主义可能导致的悲剧。但是，他对于中国的进展深感绝望。破坏主义或许会带来了残暴，但是目前满人所统治的中国正陷入无意识的破坏，它的伤害或许更为惊人。他在《新民说》列举1892年，仅在这一年，山西的大旱，死者达到上百万；郑州的黄河口决堤，又是十多万人；冬春交替时，北方至少有十万人死于寒冷，而广东死于瘟疫的每年都超过十万人，至于迫于生计，而沦为盗匪，或被盗匪杀害的人，每年都何止十万……

这个国家像是慢性的溃疡，败坏和重生都在进行。因为缺乏整体的国家意识和权利意识，也没有足够的现代通讯，塑造全国性的舆论，这些溃败经常在本地被消化掉，它对整个国家的稳固性似乎没有太多影响。

三


1905年在中国旅行的日本记者德富苏峰，也有过类似的感慨。他发现，中国每发生一次饥荒就会有几千万人被饿死，每发生一次内乱就有几千万人被杀死。但是，当他穿越南方的省份时，发现半个世纪前的太平天国运动似乎没留下太多的痕迹。

“关于中国人的繁殖力，虽然没有一个精确的统计，但说其非常伟大应该是不过分的”，他在《七十八日游记》中写道。他也发现在面对任何灾难时，中国人几乎都是个人主义者。“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比中国人更不依赖政府的了……中国人是独立自主。”但是在这种独立背后，又是一种深刻的无奈和放弃——“政府就连指甲垢那么一点点关照国民的心都没有”，国民则没有兴趣关注任何与个人无关的公共事务。

德富苏峰到来时，中国精英阶层对立宪的讨论正激烈展开。人们期待宪政，能约束专职权力，也造就一个有效率的政府。德富苏峰了解中国对于立宪的积极态度。一方面，刚刚结束的日俄战争表明，君主立宪的日本战胜了君主专制的俄国，它表明了立宪的有效性。另一方面，他自己的经验也让他熟悉这所有的对立宪的热忱的原因。

出生于1863年的德富苏峰，是那一代人中最知名的思想家和作家。对于很多人来说，他就是日本的梁启超。他的青少年阶段，正是风云激荡的明治维新开始之时。

日本面临着与中国相似的困境，如何获得独立与尊严，摆脱西方国家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他们的行动比中国更迅速也更有力。日本没有强大的专制传统，皇室家族更多的是象征意义，一小群政治精英，有能力扭转整个国家的方向。当他们齐心协力时，就爆发出意想不到的生命力。

但很多人成为了激烈的国家主义者，他们用各种方式令政府强大，并相信只要政府强大了，其中的人民也就自然获得了自由。他们很多变成了帝国主义者与武力主义的信仰者。结果，一种新的形态形成了，日本出现了一个强大、高效的官僚和军事体系，他们可以对外展开战争。但是日本人的生活和权利，却得不到保证，他们依旧贫穷。

德富苏峰寻求的是另一条道路。“他们不是对富国不热心，而是只把政府当作了整个国家，痴心妄想地以为富政府就是富国”，他在1888年的《国民之友》上问道，“为了富他们的政府，就可以不顾一切地使人民愤怒，使人民痛苦，这样作难道合适吗？”

四

距离梁启超与德富苏峰的年代，已经一个世纪了。但一些关键问题上，历史的进步似乎没有提供太多的安慰。

在汶川地震一周年时，我想起了梁启超的国权与民权之争，想起德富苏峰对于中国人的“个体主义精神”的感慨。很多方面，它已发生了变化。

信息已如此畅通，灾难不会被遮蔽。政府也不再无能到袖手旁观，它出动直升机、军队，并动用国有财政。但是在一些基本逻辑上，它却又没有改变。尽管政府的发言人早已使用了现代西方词语，学会了新的宣传方式，但“保民和牧民”的思想却依旧如此。

这种感觉在死亡人数的公布上，是如此明显。一直到5月6日，距离去年的地震已将近一年。中国公众仍不清楚有多少同胞在这场灾难中遇害。让人不安与气愤的是，其中到底有多少个学生，仍然是个秘密。

政府也阻止试图了解真相的人。那些地震中失去孩子的父母和亲属，遭遇恐吓和非法拘留，他们被禁止谈论自己的苦难、愤怒和疑问。死亡的数字则成了禁区，一些独立调查者们在试图收集有关地震信息时，遭遇到搪塞、拒绝或者暴力攻击。

死亡或许暂时惊醒了公众内心的良知，却显然没有惊醒那个漫长、庞大、令人恐惧的官僚体制。而这个体制，随时准备吞噬人们所有的善意和温暖，还之以冷漠和怯懦。

68712人死亡，18000人失踪，其中5335个是学生。5月7日的官方新闻发布会最终公布了死亡与失踪的数字。它像是对一个长期公众质疑的傲慢和不耐烦的回应——你们不是需要数字吗，那么我就给你数字。它的潜台词是明确的，这个数字只能由官方来提供，其他任何个人、社会组织，都无权过问。它没有耐心给出更详细的解答，这些死亡者姓甚名谁，一个抽象的、整体性的数字取代了具体和生动的个人。

这些数字的给出的过程，也暗示了这个国家最根本的挑战所在——官僚权力的垄断。它垄断着这个国家的政治权力、最重要的经济利益，甚至公民的死亡。这种垄断不再是向毛泽东时代那样无处不在，却仍然是强大得令人窒息。

在它的核心价值体系中，所有人仍只是实现某种目标或者展现权力的工具。官僚权力和公众之间，不存在平等的可能性，前者施舍，后者接纳，后者永远不可能挑战前者。前者掌握了主要的政治与经济资源，它可以展开广泛的收买，塑造一种附庸关系。所有头脑精明的人都会很快意识到——一旦进入一个特权阶层，臣服于某种游戏规则，你将获得无限的自由和富足。

作为公众，你可以表现你的同情、正义和参与，但是必须在政府指定的区域内。倘若，你要超越这个区域，那么迎接你将是重重障碍。大多数人在探寻的过程中，变得心灰意冷，最终可能丢失掉最初的所有热忱，而放弃或变得冷嘲热讽。而一小部分人坚持下来，但经常也变成了愤世嫉俗的斗士形象。一个我们渴望的、健康的公众群体、社会力量，总是难以实现。

1902年的梁启超，把满族统治者视作社会进步的障碍，号召中国青年像日本人“驱逐幕府”一样去驱逐满人。而现在的中国呢，如果以某种不一定准确的类比，这个仍在不断膨胀的官僚体制，是压在中国人身上最大的障碍，它自身的意志和利益，早已超越了这个民族的利益。

当然，历史提醒我们，一切并非这么简单。我们以为越过一个障碍就轻车熟路，却发现度过了一个障碍后，掉入另一个更大的陷阱。

不过，这希望与幻灭的交替，不正是人生的本来面目吗？

杜平 当美国教授面对中国学生

　　美国波士顿大学新闻学教授多诺休（Anne Donohue）在中国人民大学执教半年后，发现学生们对1989年天安门事件的看法竟然和政府如出一辙，对“自由女神”火炬也没有任何兴趣。她为此感到不解，遂于5月12日在《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发表了一番颇为有趣的议论。

　　多诺休教授在文章中说，她的大多数学生都知道1989年发生了什么事情，但和西方人不同的是，学生们更关心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认为政府当时采取的行动是必要的。至于她在课堂上提出的民主选举课题，学生们反而告诉教授要有耐心，因为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迟早会带来政治的变革。中国不需要印度那样的民主，否则社会就会混乱，发展就会迟缓。

　　对于学生们的这些看法，多诺休感到很失望，并且批评说，中国大学生缺乏批判性思维，喜欢听政府的话，盲目相信国家的发展进程，“我希望他们能和美国学生一样，也有机会自由表达、投票、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新闻领域工作”。可是，“他们不知道的事情永远也不会知道”。而他们对国家的自豪感、对政府的拥护，正使他们危险地滑向民族主义。“我同情和钦佩这些真诚、聪明和善良的孩子，即使他们的国家想蒙骗他们，他们依然为自己所生长的国家感到骄傲”。

新一代大学生的自信

　　笔者在上文中之所以说多诺休教授的议论很有趣，是因为她在痛快地批评中国学生的时候，竟然忘了自己也容易被别人抓住小辫。在文中，作者对当代中国社会的成见、看待中国的单一角度以及肤浅的结论，还有居高临下的高傲语气，不仅“非常美国”，而且更与美国政客和媒体多年来所发表的论调如出一辙。年幼的中国学生没有批判性思维，多少是可以理解的；但堂堂的教授缺乏独立观察和思考的能力，一味重复别人的论调，却是不应该的。

　　中国现在的大学生都出生于80年代末或90年代初，与二十年前的大学生确实很不相同。除了在性格和处事方式上有差异之外，两者还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就是他们容易被归类为爱国的“愤青”，而不再是头脑发热、充满理想主义的学运分子。这究竟是一种积极的转变，还是多诺休教授所感慨的悲哀？

　　二十年前的中国大学生，生于政治动乱时期，成长于西方各种学说和思潮纷至沓来的开放之初。他们的社会担当意识异常强烈，同时也因为国门初启和眼界初开之故，在言行上显得过于天真和理想化，包括急于拥抱被视为“先进的”一切外来之物。笔者当年听欧美教师授课，感觉一切都很新鲜和正确，不假思索地接受，从不怀疑，更没有所谓挑战权威的“批判性思维”。

　　二十年后的中国大学生为何变得如此不同？一是因为当年的大学生已是现在学生的师辈父辈，社会在进步，两代人不可能停步于同一个脚印之上。其二，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是，当下大学生的成长环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政治和社会最平稳的时期，更是经济增长最快速的时期。他们的记忆里没有革命、斗争和动乱，思维模式里也没有传统的反叛与抗争冲动。

　　而这些学生的成长过程，正好遇到国力大幅提升、民族自信心空前增强。虽然他们不可避免地也会盲目或轻信，但却不大可能像中国开放初期那样，对任何外来的东西都是集体地盲目、集体地轻信、集体地拥抱。

中国和西方关系的缩影

　　在网络时代长大的新一代大学生，更不可能像多诺休教授所说的那样，如此容易地被政府或其他人所蒙骗和说服。中国传统媒体无疑还有太多有待开放的空间，但网络媒体的信息自由与言论多元化状态，应该远远超出外界的想象。人民大学的学生们对“自由女神”火炬不感兴趣，原因并非是他们听从了政府的教导，而是因为他们对美国及其外部世界增加了解之后，不再认为“自由女神”还有什么神秘的吸引力。

　　不可否认，中国新一代大学生对外部世界的看法，在相当程度上塑造于国民教育和媒体影响，这在任何国家都是一样。但是，他们之所以和二十年前的大学生不同，是因为拥有属于自己这一代人的记忆。二十年前的大学生，碰上了中美关系的蜜月时代，因而对西方世界有着相当积极的看法和期待。而对当前这一代人而言，从90年代末至今发生的一些国内外重大事件，例如中美军机相撞、台海动荡与美台军售、九一一事件、伊拉克战争、拉萨骚乱、奥运会火炬风波、四川大地震以及中美舰船对峙等等，都是塑造他们对自己国家、对外部世界看法的关键记忆。

　　可是，在看待当代中国时，很多西方人依然生活在二十年前的陈旧记忆中，误以为青年学生对某些现状表达不满和愤怒，就是要和政府进行对抗、乃至与之势不两立。带着这种固定的思维模式去认识一个崭新的社会，结果必定会以沮丧和失望而归。

　　毫无疑问，民主与自由，依然是中国青年一代追求的理想目标。但这并非意味着西方的某个模式对他们有着不可抗拒的魅力；更不意味着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可以被任何外来模式所征服。无论是在政府层面，还是在大学生当中，中国都不会接受西方人眼中的那个西方。

　　美国教授和中国学生之间的价值观冲突，实际上就是中国和西方国家关系的缩影。这位教授遇到不大听话、不太轻信、甚至敢于据理力争的中国学生，不正是西方社会所提倡和鼓励的“批判性思维”吗？但讽刺的是，当他们自己遇到这样的学生、无法说服他们的时候，却又感到很失望、很沮丧，甚至指责他们受到中国政府的蒙蔽。原来，所谓“批判性思维”，竟然也有虚伪性和双重标准。

从野百合到野草莓：20年台湾青年学运反思

　　 陈信行 （口述） 南风窗记者 宁 二（整理）
　　
　　[编者按]
　　“五四”运动的两位北大学生领袖，率队游行高举大旗的总指挥傅斯年和亲笔起草了《五四运动宣言》的罗家伦，在1949年皆选择随国民政府迁往台湾。那一代“新青年”中，同样选择的人并不少。然而，迁台之后的国民党在总结大陆失败的教训时，自然地想到了青年学生运动对其政权的威胁性，在长达40年的时间里，蒋氏从未放松过对台湾校园和台湾青年思想的钳制。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台湾大学，最具影响力的青年导师，胡适之外，便是殷海光。生于1919年的殷海光先生自称“五四之子”，他从不过任何中国传统节日，却只在“5月4日”这天放鞭炮与学生庆祝并纪念。正是他及同代人在国民党钳制下以付出生命的代价所传导并培育下来的“五四”精神，在台湾经数十年的酝酿，最终于80年代末期生长为改变历史的又一支青年力量。除殷海光的自由主义思想外，左翼思想在70、80年代的台湾流传于更隐秘的地下，这一“五四”运动的另一脉络在台湾青年当中，同样具备相当的吸引力，并直接构成了1980年代台湾学运与基层民众紧密关联的另一谱系。
　　经历如上的发酵，涌动的社会思潮和学生运动最终引发了改变台湾历史的“野百合学运”，1990年3月和5月，在全球性的民主化浪潮中，发生在台北中正纪念堂前广场上的学生大规模静坐抗议行动，改变了台湾的历史，也改变了中国学生爱国运动往往遭遇暴力镇压的宿命。
　　台湾世新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副教授陈信行先生，生于1960年代，在学生时代便积极参与校园及社会抗议运动。1990年野百合学运时，他曾任广场总指挥之一，他的口述清晰勾勒出1980年代迄今，独立思考并自主行动的台湾青年学生运动的脉络与细节。
　　
　　我是1985年上大学的，学的工科，上课没几个月就觉得特别乏味。当时的高中和现在大陆的高中可能很类似，高中的老师会说是什么事情都不能干，就是考大学，上了大学什么事情都可以干，结果上了大学也发现非常闷。关于社会上的事务、关于当时的政治的变化，老师大致都非常保守，常常站出来为国民党辩护。
　　台湾整个时代的气氛到了1985年的时候，各种国民党外的社会运动正在发生当中。我读的是台南的成功大学，大部分是工学院。当时我在的学生社团叫西格玛社，是50年代就成立的读书社团，到了80年代的时候，这个社团流传地下的异议性书籍，我也跟着读了一些。
　　很快的，1986年民进党就成立了，大学里面仍旧很少有公开性的政治活动，除非是国民党的活动。当时因为民进党力量的介入，整个立法院已经开始闹哄哄，但校园还是一片沉寂。我们就搞了一些社会调查活动，做农民与原住民问题的调查，把一些重大的农村抗争事件的调查，在学校里公开揭露，示威反对。到了1986年底，许多学校都出现了像我们一样的学运社团，当时在我们学校里有两三个这样的社团，当然各自有不同的意见，但对打倒学校里面的思想钳制，大家是没有任何分歧的。
　　1986年底，我们在开始搞社团时，各校的学运社团就在秘密地串联了，到了1987年初，我们就把串联公开，台湾各高校的一些学运社团形成了一个联合组织，民主学生联盟。之后几年，到1990年，我一直在民主学生联盟的南区，主要做的工作是跟台湾各大学来的学生下到基层的社会运动里面，尤其是在农村，有非常多的抗争。我负责组织这些工作队，另一方面我也渐渐变成南部一些地方环保运动的专职工作人员。
　　
　　学生的诉求其实蛮低的
　　1987年，小蒋解除戒严，然后他就死了，之后“副总统”李登辉接任“总统”。那时台湾还有“万年国代”存在，大陆去的，天晓得这些“国民代表”在干什么，总之他们每个人匿名投票都是毫无异议地投给姓蒋的人当“总统”。1989年底，国民党的宫廷内斗也开始显化，国民党内分成了两派，主流派的李登辉、宋楚瑜等人；以及原来比较保守的一派，非主流派的李焕、郝伯村。两帮人斗争得很厉害。
　　刚好那年，1990年3月要开“国民大会”，要选举“中华民国第七届总统”。这些“国民大会”代表，虽然也都已经七八十岁了，几十年来在台湾也没干什么事情，但他们觉得自己的利用价值似乎开始没有了，就做了些很荒唐的事情，譬如给自己加薪两三倍，这个事情就引起了争议。不只是党外的，民进党本来就会说国民党贪得无厌，也包括国民党里面的人，正在斗争的两帮人也会觉得这些老家伙太过分了。
　　这些事，媒体都给掀了出来，当然那时候我们都很习惯说，国民党统治下的媒体，要歪着读，倒着读，但那次确实非常大的一个意外，因为包括国民党控制下的媒体，也会把这些内斗给掀出来。
　　野百合3月学运，最开始的时候就是台湾大学的几个学生，自己决定说我们到中正纪念堂静坐吧，诉求就是要求老“国大代表”下台。然后几个学运派系看到有人去了，也就过去看看。看到对方有人来，我们也就要上去，大家就这么吆喝着都来了，所以第一天规模就起来了。那时我所在的民主学生联盟已经蛮成熟的，运作得挺好了。一开始，我没有管台北的事情，我是负责南部的工作，我们也没有觉得那是个特别重要的事情。静坐进行到第二天，台北的朋友打电话给我，说我们的人在现场两天两夜没有睡觉了，让我去台北替换，我就上去了。然后，从第三天开始接了广场总指挥的位置。
　　这样静坐的事情我们之前看过非常多，但是那次确实很意外，因为电视台来了，竟然都报道了，并且第二天都是头版头条。事实上整个动员都是媒体动员。我们之前透过学运组织系统动员的人每次最多也就是三四百人吧，那次电视甚至允许我们的人发言，剪掉的也并不太多，所以这一下子就来了几千人。当时我们有点紧张。跟我们打对台的台大的一些负责人，我后来知道他们也紧张，想法跟我们差不多，就是担心有些人是不是国民党派来的，要不然为什么从来不知道这些人对政治有任何意见，却一下子都出来了，全台湾有能力一下动员几千个学生的，除了国民党好像没有别人了。
　　当时的学运组织本身还有一些派系的争斗和彼此不信任，但正如我在那篇《我的野百合》提到的，我们之间的诉求，事后看来差别并不如我们当时想象的那么大，当然诉求的关键点都是不约而同的。运动开始发动时，诉求就是老国大代表下台，大家就把它加在里面了。
　　其余三条诉求则是废除《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召开“国是会议”以及制定政经改革时间表。四大诉求与整个国民党体制外的诉求非常吻合。而且这四个诉求从50年代末，就不断地涌现出来，不断有人出来抗议斗争，不断有人被抓被关。所以到了1990年，对于我们那代人来讲，这个诉求根本上不需要动员，自然而然。
　　从3月16日到3月22日，6天的时间，广场上最多时有1万多人，我估计大概有一半是台北各校的学生，另外一半是台湾各地来的。到了晚上，有的台北学生参与度没有那么高，随时都可以回宿舍去，但晚上大概也还有五六千人。睡觉时，老师和学生是睡在圈子里面的人，圈子外面是更大的密密麻麻的，当时主要是支持民进党的群众。
　　作为广场总指挥，我并不是决策者。我是听后台的决策小组，他们说干嘛，我就干嘛，没说要干什么的时候，我就出来撑场面。有人要演讲，就请他上来，讲得太激动，就想办法把他接下来。当时现场的气氛蛮有趣的是，第一我们不太悲情，“悲情”是台湾政治抗议运动向来的特征。大概因为很多人，所以兴奋，又要表现得和民进党有一些不同，譬如摇滚乐来做几首歌唱唱，大家都很高兴。如果搞严肃音乐的要来个四重奏，大家就会不喜欢，会抗议。另外一个让我们不太悲情的是，四方群众送来的东西，多得不得了。各种物资，不断地有新东西邮寄过来。我们的钱，午饭前只够管3000个饭盒，另外还缺3000个，然后我就通过我们的广播，广播之后3000个饭盒就会出现。感觉很受宠。
　　最诡异的是，我到来的那天开始，舞台上就架起了一个银幕，然后我们每天晚上都会看电视新闻，电视新闻就是我们坐在那里的转播，以前从来没有看过这种场面。那个状况更让在场的人觉得，好像自己是在全台湾2000万人面前表演，大家就要好好演。
　　3月学运最后是实现了一些学运的诉求，但这当然不单是因为学生的力量。之前譬如召开“国是会议”，废除《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民进党那边跟李登辉的人马、李登辉的人马跟国民党内部的保守派就已经开始斗了，我们在当时的表演，事实上是让愿意往这些诉求上走的党派，都有了很大的力量，后来李登辉也用学生抗议来打压那些反对他的保守派。而那些国民党的保守派，因为前一年才刚刚大力谴责过大陆，也不敢说要用武力，在这个状况下，学生只是在表演，并没有受到真正的威胁。
　　1980年代末期，世界范围内到处都在民主化，那是一个时代气氛。对台湾更直接的影响是1986年菲律宾马科斯政府下台，刚好那年是民进党成立。我们就觉得隔壁国家都发生这样的事，那台湾呢？1989年下半年柏林墙倒塌，1990年东欧国家的巨变，整个世界都在民主化，学生提一些东西，事半功倍。结束之后，我们也检讨了自己的行为，我们只是扮演了局部的角色，而且诉求其实提得蛮低的，最后李登辉接受诉求的方式，也不是说当场答应给一个确定的时间表，而是说他会往这个方向努力，然后学生们顺着台阶就下来了。
　　
　　把我搞到一个尴尬的位置上
　　现在民进党在台湾威信尽失了，可当时它确实是支持反对国民党的力量，也不是纯粹地台独，包括统派的，各个派系在民主这个问题上有共识。但那时经过几年参加民进党的运动，参加社会运动，我们很快地就对民进党失望了。在我们看来，民进党所主张的民主，只是换老板，政策在不断地告诉人民说你们没力量，除非你们选我，要不然你们的力量一点用处都没有，这就是代议制民主的状况。
　　后来台湾20年的选举政治确实是这样。一般人的力量不断地被打压，党派透过各种说法告诉人民，除非你把当律师，或者有大学学位的某个人物选上，要不然你的个人力量完全不算数。那时候我们就觉得这套系统实在不对。当然他们所提出来的意见，包括人权的保障，包括公开的选举，不做票不欺骗的选举，都是应该要争取的。但这些目标完全不够，那时我们想象的一个完全民主的社会，应该是每个公民都可以不只是被允许，而且他也应该有能力，能站出来主张他的意见，而且能够组织力量去推动他们所希望的社会的变迁。民主就是应该每个人都有这样的能力，才能叫民主社会。
　　然而这20年来，台湾是个选举社会，你如果想要这个社会有什么改变的话，唯一能做的，就是4年到了去投一票，选某一个比较不烂的人，除此之外，能做的真是很少。
　　野百合3月、5月学运结束之后，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挫败。我们当时的政治信念，简单来讲就是素朴的民粹主义的精神。总之群众该自主发言，不应由知识分子政客律师代替他们发言。可是3月到5月，我们这个运动明摆着就是代表台湾的群众发言。我个人就是总指挥之一，我就是代表着三五千个学生发言，我做的恰恰正是我觉得最不应该有人扮演的角色。另外，当时局势就是这样子，群众就是要求我们扮演所谓的纯真天真可爱的学生，然而结束之后，我非常不舒服，原因就是我之前所相信的那些道理，但也不知道究竟哪里不对劲，怎么会把我搞到那么一个尴尬的位置上。很多民学联派系的同志大概都是这样子。
　　之后我就出国读书了。我在运动最活跃的时候，觉得读书这回事是毫无意义的，在象牙塔里读书，读了干嘛？但是那次挫败之后，促使我们开始反思问题出现在哪里，我是1985年上大学的，应该是1989年毕业，但是因为成绩不及格，到1990年才毕业。所以学运的时候还算学生。1999年，我从美国返回台湾。
　　野百合学运之后，学运参与者中的一些积极分子很快被民进党的系统所吸纳，但也有一些仍旧在坚持进行独立的社会运动。实际上，早在1987年，我们双方就干开了。被民进党吸纳的那些人，主要是台大帮的，当然台大学生中，也有一些是我们民学联系统的。他们那边就是爱摆知识分子救世的调调出来，非常在意在大大小小的学运团体里争风头，花脑筋明争暗斗，我觉得这种人就是小政客吧，未来就会变成我们非常讨厌的、那种代表群众的知识分子。果然，这批人毕业之后，非常顺利地进入了民进党。比如林佳龙、罗文嘉、马永成，扁案爆发之后，其中不少人现在都弊案缠身，什么时候要去坐牢还不知道。
　　对他们来讲，其实开始对学运扮演的角色，他们的定位就是精英知识分子代表群众发言，天生有这个权力代表群众来发言。对他们来讲，争自己的权力，争自己的位置，完全正当。他们认为，自己掌了权，才能帮群众做事、民主才有希望。
　　
　　90年代的低沉
　　整个90年代的学运，野百合有很大的阴影。1991年，学运还有大动作抗议特务进校园抓学生，最终废除了台湾的“惩治叛乱条例”，基本上争取到了政治言论的自由。但到了1992、1993年之后，那一届的学生，开始觉得他们没有野百合一代的希望，没有野百合那样运气好。
　　学校里的特务也不见了，特务去学校抓人最后一次是1991年，学者和教授越来越敢讲话，我读书时，大部分教授贪生怕死，1990年之后却一个比一个讲话更激进。学生的角色就变了，好像你讲话也讲不过教授嘛。1997年我回台湾做博士论文的调查，也带一些学生社团，就觉得学弟学妹们有股怨气，恨自己生错时代。戒严时代斗争的目标非常明确，什么事情怪国民党都不错。90年代的台湾，当然还有各种不公平，可它也不能全归咎于李登辉，因为李登辉表现得，好像他也受到很多限制。对学生来讲，这面临一个更大的知识的挑战，就是如何分析一个后威权的社会。
　　另一个大变化是，从90年代中期开始，台湾的大学生大量增加，大学生毕业后的薪水不断减少，大学生兼职打工的现象非常普遍。现在我在世新大学，我们的学生大概80%都在打工。经济压力直接压到他们身上。我们那代人跟台湾在我之前三四十年的知识分子是一样的，不太需要去考虑吃饭问题，有余力去讲国家大事。到了90年代，随便哪个张三李四想讲话，都可以打电话给电视台讲。学运社团的生存的独特性完全消失掉。90年代遗留下来的学运社团大概都密集地读书，大家要做思想上的探讨。80年代的状态是，我在社团之外的任何生活几乎都是没劲的，但90年代的人的生活全然不一样。
　　1991年之后，有一次比较尴尬的大的学运事件“菅芒花学运”，你如果四处问，参与过的人大概都会矢口否认。1996年，台湾的艺人白冰冰的女儿白晓燕被歹徒绑架杀害，中产阶级走上街头，要求当时的“行政院长”连战下台。1997年，各个学运社团也起来参加，有一个大的动员，说我们应该在里面提出进步的诉求，然后又去静坐，但后来不了了之。那次运动基本上是中产阶级的保守诉求，很难有进步的说法。
　　到了1990年代末，开始出现一个持续到现在的大学高学费的问题，至少有两三个跨校的学生组织，一直在抗议高学费。还有知识产权的问题，学生社团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无架构”乐生
　　2000年以后倒是比较有意思，尤其这几年以青年为主的抗议运动出现了一些，譬如乐生运动，此前的声援杨儒门运动，以及去年的野草莓运动。
　　位于台北新庄的乐生疗养院是台湾第一间麻风病院，政府因为修捷运（地铁）要拆除这座历史建筑，2004年，一些大学生成立了“乐生青年联盟”发起保留运动。乐生运动是这几年台湾影响最大的社会运动之一，而学生扮演了枢纽作用，他们把四面八方的人连接起来，让各种想要为运动做出一点贡献的人都可以去。他们非常关键，但是乐生这些学生总是喜欢貌似谦虚地说自己没什么。
　　这些年轻人不再是用社团的组织，而是透过网络串联。他们的运动也不时兴选举一个委员会、确定轮值主席这种正式的组织关系，没有人会承认是运动的领导人。当然更不会有总指挥这样的身份。有事情就是网络上发布消息，然后大家吆喝一下，从南到北总动员，而不像以前，透过组织管道。当然这也包括科技和互联网带来的变化。此外也看得出来，现在的台湾人对正式组织有点反感。我怀疑这是不是跟民进党让他的支持者彻底失望有关系，民进党组织能力很强，当政了却成了这个样子，现在只要谁登高一呼，说我们起来搞些事情，大家都会相互看看，说这家伙有什么野心。
　　我曾经翻译过一篇1970年代美国女性主义思想家与运动者Jo Freeman的力作《无架构的暴政》，她讨论的一些社运团体多半采用“无架构”的组织原则：没有领导人、没有发言人、会议只有协调人、没有主席、人人平等。现在台湾的学运组织里，也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况，譬如乐生运动。
　　对这种状况，我是不满意的，但我自己现在做事情，也还是得用这种方法。这最后会使得很多事情没有办法讨论。80年代，两大派系互相辩论。我们派系里面，当然有不同意见，但总要辩论共识出来，好对外统一。这些是非对错的辩论很重要，不一定能辩得很清楚，但至少在过程中能开阔视野。现在网络式的，有号召，你感兴趣就会来，你觉得这个东西有什么不对劲也不会说话，因为谁说话了，他就好像要主导这个运动，你要不喜欢也就走了，也懒得跟他辩论。
　　但也不能说这样的组织方式会导致乏力。譬如乐生运动，大家都觉得这次行动是最后一战了，完了就结束，讲了4年了。可是屡败屡战，这其中任何一个人好像都不是特别意志坚强，在主导这个运动，并没有人扮演做主的角色，但不知道为什么怎么打也打不死，有时候力量还很大，但完全无法预测哪一次会大哪一次会小。
　　
　　 野草莓一代
　　2008年11月6日，野草莓学运发生的时候，我当天就知道了。野草莓的静坐最开始是亲绿学者发动的，初始有些党派色彩。但我有一些学生也参与了，他们并不是党派学生。学生们在运动过程中，超越蓝绿是个普遍的心态，在台湾要谈社会进步的改革，非得要跟这两个党有所距离才可以。他们在自由广场一直静坐到2009年的1月4日。
　　野草莓运动的起因是二次“江陈会”，台北警察面对民进党为首的抗议活动执行维安工作时，对基本人权的侵犯，以及《集会游行法》对于集会自由的种种限制引起了台湾社会普遍的反感。野草莓表面的诉求，是抗议台湾的《集会游行法》。当年民进党抗争，要求国民党修改这个法律，民进党当政之后，国民党又要求去修改，这两党当政之后都不修改，都拿这个东西来镇压人，这让很多年轻人不能接受。
　　可惜的是，这些学生以前没有组织，只能是在现场采取一定的组织，事情结束之后，他们的组织就岌岌可危，倒不是很快就消失，而是面临僵化，甚至腐败的风险。他们彼此都是广场上才认识的，现在必须处理300万台币的各方捐款，后来他们决定开个咖啡馆，尽力地花掉这些钱。现在的年轻人穷啊，手上有个几万块要花，该怎么把它花掉，要花得像样是很难的事。
　　野草莓这些年轻人比乐生的年轻人，又年轻了几岁，我进他们静坐的场子，参与他们私下的讨论，他们在开玩笑的时候，如果要激怒一个人，就开说你是领导，然后那个人就会面红耳赤地必须要辩解，绝对不是、绝对不是。“领导”这个字好像是核心，是党中央，是决策委员什么的，这种字眼是拿来骂人的。现在大部分学生都是这种状况，他自己的想法，采用的往往是很低调的方式，也许在他的部落格里会提出来，然后大家响应，一起去做。而去抗议时，他自己也只是其中一个角色，并不是拿话筒的。他们好像不希望扮演这样一个角色。
　　学生在社会变革中的特点和价值是在改变的。譬如说，我的那个时代，跟80年代中后期的大陆青年一样，大学生是少数社会精英，社会大众一般知识水平不高，关于国家大事大部分人是没办法说的，学生这种知识分子常常是很重要的发言群体。1990年野百合，虽然我们并不是特别满意，但仍旧必须承认学生的精英性，这角色才扮演下去。现在的学生就比较有趣，现在台湾的大学入学率大概是90%，大学生普及，很少去被看作某种知识精英。我那个时候持的是反精英主义的姿态，就很羡慕现在学生的这种身份。现在台湾学生的身份与社会的关系是比较正常的。如果他们讲的话没什么道理就不会产生什么影响。我们那时，不管你讲的是什么话，反正你是大学生，讲出来的必然就有道理。
　　台湾喜欢用民国几年级来划分，野百合世代的大概是五年级，我是民国56年，六年级就是90年代初读大学的，七年级（近似于大陆的“80后”）的常常会被人家说是草莓族，比较不抗压，但我并不觉得。他们的生活比我当学生的时候要辛苦，我当学生从来也不用担心吃饭，我也不觉得七年级的人的理想主义和使命感在淡化。随着这个时代在变化，关注社会问题开始行动的人一直都有，只是以前那种地下的组织没有了，但是运动还是存在的。但他们确实不爱出风头，如果爱出风头的话，大概当个艺人歌手什么的，他们完全无法把自己想象成知识分子，这4个字对他们极为遥远。
　　（谭大朝对本文亦有贡献）

郑永年 中国社会基层无政府状态令人担忧

　　很多社会现象表明中国社会基层正在迅速进入令人担忧的无政府状态。黑龙江省通河县魏玺村48户农民的土地被地方政府和恶势力所霸占。广东东莞数以百计的儿童失踪，而地方政府几乎是无动于衷。

　　更令人发指的是发生在贵州习水的大规模性侵幼女案和浙江丽水数十名中学生遭强奸案。要知道这些案件的主犯竟是政府的基层干部，是县干部、村主任、党支部书记，是政协委员等等。

　　这个群体是中国政权的最基础，是政权和人民的连接点。基层社会希望这个群体能够代表他们的利益，保护他们的利益。但现在，这个群体的所作所为刚好和人们所希望的相反。

　　中国到处都是政府衙门，到处都是政府官员，但是普通人民则找不到他们所想要的政府，他们所想看到的官员。就是说，对中国基层社会来说，并不存在着一般意义上的政府，是谓“无政府”。

最怕政府成为非正义的制造者

　　说中国基层的无政府状态有几层含义。首先，无政府可以指基层权力真空的出现。权力真空的出现给各种恶势力如黑帮团体和邪教组织提供了巨大的空间。

　　在很多地方，恶势力主导地方政治，政府纯粹是恶势力的工具。在农村，家族势力也属于这一类。

　　其次，无政府也可以指地方政府职能失效、失控，甚至失败，导致恶性社会后果。在这个方面，无政府早已经不新鲜。早年的河南等省流行爱滋病和各级地方政府官员不当的经济发展政策有关。

　　各地不断产生的特殊病村（如癌症村、肺炎村等）也同样和地方政府官员对经济发展的恶性追求有关。

　　更为重要的是第三类，就是上面所说的，政府本身所制造的无政府状态。在这里政府本身成了恶势力。
　　无政府状态并不是说在这些地方没有政府，而是说政府本身成了无政府最主要的根源。为什么需要政府？最基本的是因为人类需要安全的保障，而安全保障并不是其他各种私性机构所能提供的，体现公权力的政府的存在因此具有了合理性。

　　如果说在前两例中，政府无能提供保障，那么这后一例指的是政府本身成了公共安全的最大威胁。在任何社会，政府本来是社会正义的提供者，但在这里政府则成了非正义的制造者。

　　对中国来说，这第三类无政府状态已经成为政府的内在部分（而非偶然），从而也对整个社会和政权构成最为严重的威胁。

　　恶势力世界各地到处都有。恶势力可怕，但可以整治。政府和恶势力之间的较量从来没有停止过。最可怕的是代表公权力的政府演变成了恶势力，或者被恶势力所利用，或者利用恶势力。在这里，不仅人民而且整个政府都成为受害者。

在中国道德是政权的基石

　　在数千年的传统社会，中国社会基层处于高度的自治状态。皇帝统而不治，皇权深入不了社会。在基层，皇权只是一种象征。在这样的情况下，社会本身发展出了相当发达的自治共同体，有很多保护机制来保护地方社会的利益和安宁。

　　毛泽东领导的革命使得政权第一次有能力深入社会。在基层，毛泽东为中国社会建立了一种全新的统治机制。尽管一般认为毛泽东依靠权力管治基层官员，但实际上除了权力管治，毛泽东还发展出了其他很多机制，迫使基层干部不会太过分欺负老百姓。

　　例如，毛泽东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意识形态和道德的功能，多少给基层官员一种道德感。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式的民主，就是普通人民每隔几年可以对干部提意见，甚至批斗。尽管一些做法在今天看来过于极端，但毕竟维持了社会对基层干部的压力。

　　毛泽东之后，中国的基层政权就开始出现危机。市场经济最终导致了农村的人民公社制度的解体。村民自治引入了民主方法。但现在看来，村民自治并没有解决农村问题。

　　今天的村民自治既没有传统社会那样的具有实质性意义的自治，就是说，农村居民很难像在传统社会那样去实现和保护自己的利益；也不能像在毛泽东时代那样对地方官员的行为构成制约。
　　同时，因为人口的流动，农村实际上一直处于衰败状态。不管中央政府实行怎样的政策，农村的衰败似乎不可避免。

　　但对基层政权冲击最大的莫过于金钱主义全面有效地取代了道德主义。基层政权高度非道德化或者道德虚无化。

　　上述所说的那些强暴幼女和强奸中学生的基层干部对这种兽行不仅毫无羞耻感，反而引以自豪，互相攀比的情况就非常典型地说明了这一点。因为一切都被货币化，不管他们干了多么令人发指的事情，都可以证明是合理的。

　　在民主国家，因为有媒体的监督和选举的压力，非道德的官员被有效排除在政府之外，同时也对官员的非道德行为构成有效的制约。在中国，无论是传统社会还是今天的一党执政，道德是政权的基石，道德甚至比政府的政绩更为重要。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老百姓视官员为父母官。但是一旦执政的道德解体，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制约地方官员的行为了。所以才出现了父母官欺压人民、强暴民女的事情。

权和钱都被少数人所垄断

　　这并不是说，执政者忽视了基层政权建设。实际上，自改革开放以来，领导层也一直在强调基层政权建设。执政党能够接受农村的民主方法就是一个例子。但问题是，上层花了那么多的精力来进行基层政权建设，为什么基层越来越腐烂呢？

　　在传统社会，基层共同体能够抵御政权不合理的侵入。在毛泽东时代，老百姓还拥有应付基层官员的机制。但现在呢？人民在官员面前赤裸裸、一穷二白。

　　权和钱都被少数人所垄断，他们还能做什么呢？实际上，基层官员把老百姓视为是权和钱的奴隶，很多老百姓也事实上被迫沦为钱和权的奴隶。尽管有些民主机制，但微弱的民主机制在权和钱面前毫无价值。

　　例如上访。上访可以说基层人民发出声音的唯一办法。但是，有没有人统计过有多少上访者被地方政府投进牢房了呢？实际上，上访是地方无政府状态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志，上访越多表明基层越是无政府。原因很简单，人民在地方没有办法实现正义，只好往上处找。
　　因为缺乏有效的媒体，没有自下而上的压力和压力机制，对基层干部来说，“唯上”成为了他们唯一的责任。但是，“唯上”并不在任何意义上意味着基层干部的确可以对上负责。

　　如果真能对上负责，那也不错。毕竟上级政府和官员还是希望下级作些好事情的。可惜的是，“唯上”的现实是“欺上”，就是欺骗上级政府。

　　这同样是因为没有自由媒体，没有自下而上的压力。当基层人民不能给基层干部施与任何有效的压力的时候，当上级政府被欺骗的时候，基层干部自然就可以胡作非为了。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个道理没有比从基层开始打天下的共产党认识得更清楚的了。政权的支持力量是什么？对这个问题需要重新考量。

　　基层是整个政权的基础。一旦失去基层，执政大厦就会摇晃起来，搞不好就会顷刻倒下。古今中外，这样的例子不可胜数。尽管这些年来，类似本文所引述的政府丑闻从没有间断过，但各级政府官员照样年年莺歌燕舞，一派歌舞升平景象。

　　多少年来，有多少人沉醉于高速的经济发展和年年变化的GDP数据中。但很少有人认识到，腐败、毫无羞耻感、粉饰太平，这些才是政权的最有效和最强大的敌人。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些敌人不是他人，而是自己。

　　在基层政权腐败迅速恶化的情况下，各级政府官员再也不可以这样下去，欺骗老百姓，更欺骗自己了。对执政者来说，应当认识到，光靠自身体制内的换汤不换药、左手砍右手的改革已经走入了死胡同了。

　　走出体制，走出既得利益，直接面向人民，是改革的唯一办法。如果不能这样，到头来就会演变成为社会来改革政权了，就是历史上频繁发生的革命。

赵灵敏 世界左转？

　　“吃掉富人！”G20峰会前夜，伦敦的一些示威者打出了这样的标语；在美国，AIG奖金风波发生后，舆论一片挞伐，国会通过决议案要抽取90%的重税，奥巴马也亲上火线抨击。一封恐吓信扬言要以“钢琴弦勒颈”的方式处决AIG员工及其家人，另一封发给该公司的信写道：“你们高管的家人并不安全，你们将血洒街头。”在英国，皇家苏格兰银行前首席执行官弗雷德·古德温爵士在爱丁堡的住宅遭到袭击，窗户被打碎，汽车被毁。瑞典的抗议者不满银行家和国家退休基金管理人的薪酬过高，向财政部长安德斯·博格寄去了一颗子弹。在俄罗斯远东反普京浪潮中，抗议者强烈反对政府给部分寡头所有企业注资的动作。
　　美国、英国和整个欧洲大陆的公众，对于银行业的反感达到了新的高点。许多人认为，是银行家导致了这场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全球经济危机。在这股民粹主义情绪之下，很少人勇于自问，尽管于情不合，但雇佣的奖金协议是在救助法案之前就已签好的，是否应该遵守契约精神如数发放呢？
　　蔓延全球的金融危机，不但重创了全球经济，也引发了对于民主和自由市场理念的质疑和反思。在一些人看来，民主和市场经济既然未能使美国和欧洲避免危机，那么，专制和计划经济也未尝不好；政府救市的行为证明，亚当·斯密所谓的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其实根本不存在。历史上，贫困常常导致独裁，因为摆脱经济危机的迫切要求往往使得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价值理念让位于更实际的利益需求，那么，民主的前途如何？自由市场终结了吗？资本主义被颠覆了吗？
　　还有一些人因为联想到历史教训而忧心忡忡：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大萧条，促使德国走向纳粹主义，日本走向军国主义，引发了各国政局的大变动和世界思潮的转向，对二战的爆发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此轮金融危机，世界会重蹈覆辙吗？
　　
　　民主应无恙
　　 很多人将金融危机归咎于银行家的贪婪。连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孟加拉银行家尤努斯都认为，此次金融危机正是源于资本主义的唯利是图、贪婪以及道德沦丧。在G20峰会时，集聚在伦敦的抗议人群与警察发生了激烈冲突，有一位妇女对记者说，我们一直都很负责任地生活，并没有借债，也没有挥霍，那些贪婪的金融家、银行家干下了一大堆不负责任的事情，为什么要由我们承担后果？
　　人们的愤怒可以理解，表面上看，是华尔街的“贪婪”，是人性的弱点导致了这场危机。但显然，人性中利己的追求并非今天才有，贪婪和欲望原本是人的本性。如果控制得当，贪婪可以转化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创造力；任其泛滥恣肆，贪婪却能变异成导致生灵涂炭的罪恶。但如果仅把一场波及全球的严重危机归咎于人性的贪欲，在现实可行的解决手段上，显然就难以令人冀望。
　　但民粹主义正是一些政治家所期待的结果，这便于他们为自己的过失开脱。法国学者古斯塔夫·勒庞在《大众心理学》和《革命心理学》两本著作中一再指出，对群众来说，口号越简单越缺乏严谨的论证就越具有蛊惑性。希特勒正是看到：群众的智力永远只有13岁，因为他们缺乏从另外的角度来看问题的能力，总是寄希望于一次性的彻底变革来摆脱不如意的现状，才如愿合法奴役德国民众。尤其重要的是，在民粹主义的话语当中，弱势者、受害者天然地具有道德上的优越感。政客则引导这种情绪，通过把自己打扮成民众的代言人和道德上的楷模来获取支持。
　　奥巴马斥责银行家“贪婪”，萨科齐阻止法国兴业银行向高管发奖金，多多少少都顺应了民粹情绪。因此之故，民粹主义在不少人的眼中几乎等同于政治家的蛊惑和鼓动技巧。当然，目前这股看似汹涌的民粹主义浪潮，更多的是领导人在危机面前迎合民意的被动应对，这和野心家处心积虑的煽动和推波助澜有根本的区别，后一种情况目前还未见端倪。
　　虽然目前的民粹主义让人担心——出现了零星的极端和反民主的事件，比如德国国家民主党以民主为名，推行纳粹主义；希腊、韩国、法国、匈牙利等国都爆发了程度不同的抗议和骚乱——但总体而言，西方民主制度运行正常，这场危机尚没有构成资本主义世界的宪政危机，也没有达到能触及社会根本变革的深度。也就是说，这场经济危机至今仍然只是一场经济危机。
　　同时，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是，民主的吸引力会因这场危机而不可避免地受到损害。之前几十年，因为美国在各方面的成功和无可质疑的超级大国地位，导致了一些人对美式民主的绝对崇拜，认为只有把美国的制度变成世界的制度，才能给世界带来永久的和平。亨廷顿所谓的民主第三波至今，全球化的趋势使全球经济繁荣，民主制度也因此受到高度肯定，目前已有大概120个国家采用民主制度。
　　但在此次危机中，美国等实行西方民主制度的国家，民主和新闻自由并没有使他们幸免，反而成为了危机的渊薮，祸害了其它国家；反而是中国这样在民主方面曾被西方诟病的国家，不仅受到的伤害更小，反而有余力自助且助人。从理性上讲，民主和经济增长并没有必然的正相关关系，但上述观感对民主的普及会造成怎样的影响，还需要人们进一步观察。
　　
　　 当惊世界殊
　　美国前总统罗纳德·里根曾经讥讽道：“英文中最可怕的九个词是：‘我来自政府，我来帮忙。’”但如今，各国政府纷纷对市场进行干预，这一现象引起各方媒体的关注。有保守派媒体警告说，这会导致苏联式专制集权主义的卷土重来。英国《每日电讯报》在头版头条宣称：“同志们，我们现在都成了社会主义者。”
　　但是，市场干预显然并不是社会主义的专利。从193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看，与其说资本主义是自由市场一统天下，不如说是处于自由市场和政府干预的钟摆效应中，有时自由市场占上风，有时会更偏重政府干预。大萧条之前的几百年，资本主义经济都是奉行不干预政策的，大萧条时坚信自由经济的美国胡佛政府，坚持政府不干预经济，放任经济自由运行，危机在他任内始终无法缓解。这就是为什么凯恩斯其后提出的政府干预经济那一套会被称为“凯恩斯革命”的原因。迄今没有第二个经济学家可以享有这样的殊荣，可见其当时的石破天惊。
　　罗斯福后来采纳了凯恩斯的观点，运用“有形的手”直接干预国家经济运行，政府干预开始占上风，直到197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出现滞胀之后，自由市场理论卷土重来，这就是所谓的里根经济学。到了今天，政府干预的情况又重现，可以想象，若干年后自由市场的声音又将重新成为主旋律。如今，全球所有的富裕国家和地区——欧洲诸国，以及美国、加拿大、日本、新加坡、韩国、台湾、澳大利亚和其它地区——都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主要发生在市场之外的活动。但与其说这代表了资本主义的式微，不如说证明了资本主义的适应能力和活力。
　　尽管凯恩斯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在经济观点上是对立的，但从根本上说，它们只不过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两种不同的经济理论和政策而已。罗斯福的新政乃至欧洲的福利国家，固然吸收了相当多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因素，但它们并不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这就如同中国在1990年代后尽管借鉴了很多市场经济的做法，但中国仍然是社会主义国家一样。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大萧条以来的西方经济，尽管频繁发生过左右两派经济政策的周期性调整与转换，循环往复，各领风骚，但归根结底，它们仍然没有逾越资本主义经济的大框架。
　　因此，人们目前对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的疑问，与其说预言了资本主义的终结，不如说提出了资本主义变革的迫切性。这场危机无论今天看起来多么难以战胜，也终有一天会成为过去。当然你可以以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克服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与私人占有生产资料的矛盾，解决生产过剩问题，消除经济危机的根源。幸好这种做法当年的苏联已经试过了，结果如何自不待言。而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看，目前并没有导致这种情况的可能和趋势。
　　但无疑，面对危机，中国等国将更加坚定地走自身特色的发展道路和管理模式。新自由主义模式对世界的吸引力将大大削弱，国家资本主义会成为越来越多国家的选择。自2008年2月英国将北岩银行国有化以来，已有数十家欧美银行被国有化或纳入国有化计划，这究竟是长期的趋势还是一时的权宜之计，还要看市场变化。
　　还有一种危险就是保护主义，或曰经济民族主义。当经济困厄骤然来袭之际，人们总会产生一种求助于保护主义的冲动。奥巴马财政刺激方案中的“买美国货”条款就是一个表现；目前，美国一些大企业领袖已联合工会，敦促国会对来自一些国家的进口商品加征关税；法国总统萨科齐最近向受国家补助的法国汽车工业提出要求“不得把工厂迁到东欧”；在今年4月1日的欧盟特别峰会上，匈牙利总理久尔恰尼提出的东欧救援计划遭到了德国总理默克尔的反对，该计划的主要内容是设立一个总额1900亿欧元的欧盟统一基金。久尔恰尼为此不惜放出重话：“我们不能让新‘铁幕’把欧洲分为两半。”
　　这种以邻为壑的保护主义让人警惕：大萧条时期，美国国会通过了《斯姆特－霍利关税法》，设置高关税壁垒，严重加剧了大萧条时期的艰难；而当时各国竞相出台的保护主义措施，对后来的二次大战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所幸，在达沃斯论坛、西方七国财长会议等公开场合，各国齐声反对保护主义，看起来今天的领导人已经从历史中吸取了足够的教训，至少表面上是这样。
　　
　　中国的选择
　　自金融危机以来，国内对于经济自由主义的讨伐声不绝于耳，按照这些人的说法，市场经济在美国既然已经出了大问题，那么在中国就应该改弦更张，重新扯起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的大旗，这样才能确保我们不受美国经济危机的不良影响，也不再发生美国这样的经济危机。
　　最近十几年来，虽然中国已经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框架，但中国的各级政府和绝大部分官方经济学家，在骨子里并不相信市场经济有一种自发的力量能充分激发社会的潜能，而认为必须以强势的政府消费、政府投资和政府指导下的国有企业的经营活动来推动经济发展。
　　中国的实体经济受金融危机影响深重，出口锐减，大量企业倒闭。之所以未出现更大的损失，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的金融体制还相对比较孤立，并未融入世界金融体系，因而损失较小。不能因此否认中国的金融机构问题重重，更不能回过头来膜拜垄断且低效的旧体制。
　　还有人把这次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直接归罪于美国，认为美国人把自身的经济危机转嫁到世界各国，让各国人民埋单，非常不道德。这种指责当然非常合理，但却只能是一种情绪上的宣泄。从现实角度看，这是美国在世界上的独特地位所决定的，只要支撑美国国际地位的软硬实力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这种不公平的国际格局就很难逆转过来。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如果美国人改变了过度消费的习惯，开始像中国人那样热衷储蓄，那中国的出口怎么办？这确实是一个两难的问题。
　　显然，我们不应低估这场始发于美国、蔓延到全球的危机的严重性，它至今也许还未见底；但同时，我们也不应低估美国人摆脱危机和纠错的能力，更不可一厢情愿地把自己国家的前景寄托于美国的失败上。美国是一个善于应对危机和纠错的国家，历史已多次证明了这一点。中国的进步和发展不应该是投机主义的副产品，不能寄希望于别人犯错误。毕竟，国家之间的竞争是看谁更强，而不是比谁更烂。
　　另外，在思想文化领域，对普世价值的批评也甚嚣尘上，一些科研院所和国家部门先后加入其中，认为“普世价值是西方话语霸权”，谁讲普世价值，谁就是要把西方价值强加于中国。“普世价值”无非指存在一些跨地域、国界、种族、文化的人类共享价值。民主当然是普世价值，中国领导人也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而对和谐的追求，同样是普世性的。作为人类共同体的一部分，更明智的做法不是在危机之时否认“普世价值”的存在，而应当在难得的危机考验下审视各种价值与模式的特点及优劣，让其充分竞争，适者为我所用，以成就真正的“中国特色”。

阮永松 朝鲜核问题不仅是美朝之间的问题

　　朝鲜发射“卫星”后，美日作出激烈反应，强烈要求制裁朝鲜。在中国、俄罗斯的斡旋下，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一份不具备约束力的主席声明，指责朝鲜违背了1718号决议，希望朝鲜回到非核化的轨道。朝鲜立即作出激烈反应，扬言永远退出六方会谈，立即重启核设施。近日又要求安理会向朝鲜道歉，否则将进行核武器试验。这使长期在美朝之间苦口婆心做调停的中国面临极其尴尬的局面。

　　由于信息不对称等方面的原因，多数中国人（包括有些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学者）认为朝鲜与中国是友好邻邦，是鲜血凝成的友谊，朝鲜是主权独立的国家，有权利用核能甚至开发核武器维护自身的安全。但是，事实没有这么简单。

朝鲜有完整的战略

　　朝鲜认为自己发射的是卫星不是导弹，其实发射导弹和卫星都是同样的技术，世界各国至今都未监测到朝鲜“卫星”进入了空间轨道。大多数善良的中国人可能还不了解：在中国建国初期百废待兴之际，中国人民志愿军为援助朝鲜付出了巨大牺牲，朝鲜历史教科书和历史博物馆中对此几乎不甚着墨，过去对中国志愿军坟墓做出的无礼行为更是令人痛心。

　　数十年来朝鲜一直在中国和苏联之间玩弄等距离外交、两面讨好，赢得两国巨大的物质支持，维持了朝鲜的稳定。

　　苏联崩溃后，俄罗斯一度自顾不暇，朝鲜连年爆发饥荒，没有中国的援助，朝鲜政权不可能延续至今。

　　应当承认：自金日成开始朝鲜就有完整的秘密核战略。当年朝鲜就曾吸收南韩核研究人员，苏联解体后又收编了一大批苏联专家，充实研究队伍。金正日更是“青出于蓝胜于蓝”，将边缘战术发挥到极致。金正日争取了时间，今年朝鲜的发射距离和技术已经远远超过三年前。中国对此不应视而不见。

　　作为一个不理性的政权，朝鲜无视防止核扩散的国际义务，还与巴基斯坦、伊朗等国暗送秋波。十多年前，朝鲜曾经与台湾李登辉政权暗中勾搭，以台湾提供经济援助为条件，在西海岸掩埋台湾发电厂的核废料。一旦发生核污染，中国华北沿海将遭受池鱼之灾，朝鲜的子孙后代也将深受其害。后因中国严厉反对才作罢。

朝鲜和美国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朝鲜企图通过炫耀核武迫使美国重视朝鲜，摆脱对中国援助的依赖。但是，频繁使用边缘战略，美国是否买账？朝鲜的如意算盘能否得逞呢？

　　韩国两届政权连续推行阳光政策，向北方提供大量援助后，朝鲜的经济改革依旧原地踏步，对南韩被绑架人质（人数远远超过被绑架的日本人）问题置若罔闻，对南北离散家属会面态度消极，最终导致南韩“厌北”民意高涨。美国、韩国的领导人地位都是来自人民的选票，日本领导人也受国内民意制约。

　　美国已经表明它没有意愿、也没有兴趣向朝鲜提供粮食和石油援助，朝鲜核问题当下似乎已不是美国最关心的问题了。

受朝鲜核威胁最大的是中国

　　丢面子是小事，国家利益才是头等大事。朝鲜的位置能否充当中国和南韩美军之间的战略缓冲，21世纪战争形态是否依然适用旧思维？中美之间无论是经济依存，还是国际事务，已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可分割了。国际政治什么都可能改变，只有利益无法改变。邱震海先生的大作对此已经阐述得非常明白，笔者不再赘述。

　　中国担心朝鲜政权一旦崩溃，将给中国东北带来数百万难民的冲击。因此，中国一直奉劝并引导朝鲜效仿中国走改革开放的道路，改善本国人民的生活。

　　可是二十年过去了，朝鲜发展核武的雄心越来越大，核技术日趋先进，对经济改革毫无兴趣，对人民的死活漠不关心。对朝鲜来说，既然不搞经济改革，也有人免费送粮上门，还对自己执礼甚恭，维持现状不是很好的选择吗？问题是中国对这个翻脸如翻书的政权准备“奉献”到何时？一个不顾人民死活的封闭政权到底能维持多久？

　　理论上看，为了东亚的平衡，美国不可能允许朝鲜拥有核武。但是，另一方面，美国又是一个彻底的现实主义国家。朝鲜离美国十万八千里，受到朝鲜威胁最大的并不是美国，甚至也不是日本，而是中国。

　　一旦朝鲜出现核泄漏、核辐射，中国受害最大。一旦朝鲜发生内乱、核武出现不测，一旦东突等恐怖分子掌握核武器，中国的安全将受到严重威胁。拖延朝鲜核问题，使朝鲜赢得了时间，最大的输家是中国。

中国应为半岛变局作准备

　　现在韩国也在叫嚷要发射“卫星”，日本也在嘟囔不休，中国愿意看到东亚邻居的核竞赛吗？

　　朝鲜核问题绝对不仅仅是美朝之间的问题，也是攸关中国安全的大问题。中国必须义正词严告诫朝鲜：中国坚决反对朝鲜核武装，中国的经济援助不是无条件和无休止的，中国有权对援助物资的分配情况进行实地调查，对于国家之间的借款必须保留明确记录清单，以备日后作为王牌使用。朝鲜作为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应该负责解决本国人民的温饱问题，并严格遵守核不扩散条约。否则将面临最严厉之制裁。

　　中国过去曾经动用大量人力物力无私援助越南抗击美国。当年越南人身材矮小，一百斤包装的大米背不动，中国就下令国内单位改成50斤的小包装发送。最后越南还是恩断义绝，一面倒向前苏联，用中国支持的武器和粮食与中国作战。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谁能保证今后的朝鲜会不会将导弹方向对准中国？今天对于朝鲜政权，中国人不应一厢情愿。

　　中国已经颁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正在义无反顾的迈向人权、法治的道路，无论是基于虚无的意识形态、老一代之间的友谊，还是所谓的战略缓冲，中国没有必要被别人要挟。中国必须尽早亮出自己的底牌！此外，中国政府必须充实朝鲜半岛问题的研究队伍，为半岛可能出现的各种变局提前作准备。

张雪忠 司法不独立与司法亲官化

　　在中国大陆，司法腐败与裁判不公问题似有积重难返的迹象，并已开始影响社会的稳定，司法改革的方向与路径问题再次引起了人们关注与争论。司法系统为了挽回日渐低落的声誉，开始寄希望于一种或真或假的群众路线的复兴。

　　一些久违了的政治话语开始重返中国的司法领域，司法独立的主张则日趋边缘化，建设法治国家的前景也显得越发暗淡。本文旨在论证，司法独立是司法公正必不可少的前提，如果司法不独立，不管司法“亲民化”的口号喊得多响亮，得到的都只是司法“亲官化”的结果。

　　司法人员的职责，是根据法律的规定处理和裁断各类法律争端，而判断司法公正与否的标准，就是看裁判结果是否符合法律的文义与精神。在任何国家，各级立法机关根据宪法确立的程序与权限所制定的法律，在其适用范围内几乎都被视为代表了最大的公意。法官依法裁判的行为，正是使这种公意得以实现的过程。

重罪轻判或行政代替司法

　　为了确保裁判的公正，法官必须超脱于法律以外因素的影响，不管这种影响是来自政治权势，还是来自社会舆论。否则，司法公正就不可能实现，体现在法律中的公意也将被忽视。如果允许法官在法律之外寻找审判的依据，人们甚至无法判断司法是否公正，因为除了公开施行、措辞严谨且彰显公意的法律，任何其他的评判标准都不可能具有正当性。另外，人们也将无法对自己行为的法律后果形成较为确定的预期，而这本是法律最重要的作用之一。

　　如果在某个国家，法官迫于社会舆论或某些权势人物的压力，脱离法律所进行的判决，竟然经常比依法裁判的结果更加符合一般的社会正义观念，这无疑是比司法不公更为可怕的悲剧。但在这种情况下，问题就不是出在司法方面，而是出在立法方面：这表明这个国家的立法机关并不具备必要的代表性，制定的法律不能体现普遍的公意。

　　在中国，有一些法学专家认为，要扭转司法不公的局面，所需依靠的不是司法独立，而是司法民主化与司法大众化。如果司法民主（这显然是个极为古怪的用语）要求的是法官在个案审理过程必须考虑法律之外的民意，那么司法不公的问题可能会不再存在，因为人们必须对付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到底还要不要法律？

　　其实，司法独立绝不是说法官可以不受约束，而是说法官在审理个案时，不应受到法律以外的其他因素的干扰。为了实现司法公正而对法官进行的约束，不是为了临时影响个案审理的结果，而是为了使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处于免受法律之外因素干扰的地位。

　　例如，公开透明的诉讼程序、严密的法官行为规范及惩戒措施、严格的案件回避制度以及自由的新闻监督，都是对法官的正当而必要的限制和约束。但这些限制和约束都不是为了左右案件的裁判结果，而是防止法官的审判行为脱离法律的轨道。
　　另外，为了进一步防止法官的专断，还可以通过一定的任免程序对法官进行必要的政治控制（但愿这是司法民主的真正含义）。但允许任何人以任何借口左右法官对个案的处理，或者要求法官在审案时考虑法律以外的因素，都是与法治原则背道而驰的行为。
制定法律者必须尊重法律

　　要求法官在审判中“广泛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的评判”，这种似是而非的论调尽管得到了不少法学专家的赞同，但其导致的后果却可能是立法与司法功能的严重错位。这种做法无异于允许法院及法官假借民意而任意裁断，同时也是对立法机关的轻视和嘲讽：难道还有比立法更权威的民意？

　　在中国，对法官个案审理的干预，以及对司法独立的抵制，经常是打着司法为民的幌子进行的。但如果个案干预的做法成为常态，或者说司法独立不能真正实现，普通民众必将难以通过司法途径来寻求救济和伸张正义。因为在人类事务中，最能影响他人的就是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一旦法官可以堂而皇之地接受法律以外因素的影响，司法“亲官化”和“亲商化”的结果就不可避免。

　　人们只要比较一下职务犯罪与一般犯罪的缓刑、减刑及假释比例，就能判别中国目前的司法到底是亲民还是亲官，更不用说官员违法后屡屡出现的犯罪行为行政处理化、重罪轻诉化等现象了。而司法“亲商化”最露骨的表现，莫过于最近“对企业高管慎用强制措施论”的出台。

　　实现司法独立，不但有利于蕴含在立法中的公意得到实现，而且还能够使立法更为公平、合理。因为如果法官的司法活动，能够独立于立法者除了立法行为以外的控制和影响，立法者考虑到其制定的法律有可能平等地适用到自己身上，就会避免将法律制定得过于暴虐和不公。

　　如果拥有制定法律权力的人，同时又能控制或影响法律的实施与适用，则必将给人性的弱点以极大的诱惑。这些拥有权力的人不但会在立法时使法律适合于满足自己的私利，而且还会动辄利用权力，借以使他们免于服从自己制定的法律。

　　在任何社会，如果制定法律的人自己都不尊重法律，法律必将威信扫地，徒成一具空文。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将不再把司法看作实现正义的有效途径，那些暴力抗法的人，或者利用暴力手段洗刷或真实或假想的冤屈的人，都会得到普遍的同情甚至褒扬。这一切既是社会分裂与动荡的根源，也是政权合法性流失的警示。

郑永年 中国的思想危机

　　尽管这些年来，中国领导层一直在呼唤思想的解放，通过思想的解放来推进和深化各方面的改革，但人们发现，各方面的改革在很多重要的方面都没有能够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中国的经济改革开始得最早，改革也是最深入的，到现在为止已经建立了基本市场制度。但是要改革的空间还是很多。例如近年来提倡的建立新的经济增长模式、缩小收入分配差异、限制垄断等等。

　　这些问题都提出来了，但如何执行呢？社会改革方面，包括医疗卫生、社会保障、教育和环保等也是这些年里的改革重点，但执行同样也遇到了很大的问题，各方面都做了一些，就是深入不了。政治改革更是提不到议事日程上来。

　　今天，大多数人都会认为方方面面改革的迫切性，各级政府也在提倡改革，但就是改革不动。中央的改革动议，地方不执行；地方的改革动议，中央不认可。很多的改革只能一而再、再而三地往后推。

　　但显然推迟改革并非办法。在推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问题爆发出来。一方面，权势阶层呈现出非道德化的趋势，腐败越反越严重。这可从经济界的各种丑闻到党政高级干部和基层政权的腐败可以看出。

　　另一方面是基层社会的高度不满，各种社会抗议运动成为中国社会生活的“正常”现象。当然，这也表明权势阶层和社会力量之间的对立化，尤其表现在基层政权。也就是说，改革往后推并没有多少空间。到了没有了任何空间，各种问题就会遽然激进化，从而失去控制。负责任的行为就是要直面问题，通过及时的改革来解决问题。

渐进改革变成头痛医头

　　问题在于，为什么改革没有突破？原因有很多，但有三个相关的因素非常重要。一是中国的改革模式，就是渐进改革。渐进改革就是邓小平所说的“摸着石头过河”。

　　在很长时间里，渐进改革模式取得了非常大的成效。改革有个明确的方面，一旦确定方向，那么就一步一步地踏踏实实地往前推进。就是说，一旦目标确定，那么就要动员一切可能的资源去达成那个目标。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

　　但是，渐进改革也逐渐地发展成为为了渐进而渐进。在很多官员那里，渐进变成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改革。这样的改革本身就决定了很难有突破。
　　第二个相关的因素就是缺乏思想。从本质上说，思想危机才是中国改革面临的真正危机。从表面上看，中国并不是没有思想。从社会思想的角度看，现代的中国社会和晚清社会并没有多大的区别。

　　说百家争鸣并不确切，因为各种思想并没有真正的交锋，大家各说各的话，各自寻找社会支持力量。但说“百家”是非常确切的，什么老左派、新左派、民族主义、新保守主义、自由主义等等都在大行其道。

　　但是，“百家”思想的出现并不见得中国没有思想危机。

　　“百家”思想具有几个明显的特征。首先，很多思想实际上是舶来品。有太多的人从海外进口思想，而不是从观察中国的实践来发掘和发展思想。一些人往往从概念出发，试图用苹果（西方）的理论来解释橘子（中国）和改造橘子。从本质上说，这些舶来品思想没有现实可行性。

　　第二个特征就是思想和权势的结合，就是说，思想往往是为权势阶层说话。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成为了权势的“有机知识分子”（意大利新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语）。在这样的情形下，很容易理解总理温家宝多次呼吁“穷人经济学家”的诞生的原因。

　　在中国社会，权势阶层从来不缺有机知识分子，但大多数弱势社会群体如工人、农民和农民工是没有本身的有机知识分子的。

缺乏能解释中国现实的思想

　　第三个显著特征就是思想的极端化。例如左右派各自的定位就是这样。左派看到改革出现了一些问题，就往往想着要往回走。因此，左派话语的主题词经常是和毛泽东思想、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联系在一起的。其核心说穿了就是政府万能论。

　　无论是这些主义还是政府万能从前发生过作用，但要把它们放在今天的中国环境里，就非常成问题了。

　　另一方面，所谓的自由派也一样。在经济领域，西方新自由主义一直很盛行，是市场万能论，或者政府无用论。似乎一旦没有了政府或者政府从经济领域“滚蛋”了，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了。
　　在政治领域，自由派一提到政治改革，就是多党制，似乎除了多党制，就没有其它政治途径了。无论左右派，都有不少的原教旨主义者，并且越来越极端，也越来越具有乌托邦主义色彩浓厚。

　　因为利益的多元化，“百家”之间的不同声音尽管也属正常，但恰恰说明了改革思想的匮乏，就是那种切实能够解释中国现实、改造中国现实的思想。

　　第三个相关的因素是改革的动员机制问题。现在的情况是，即使有了明确的改革目标，但也往往缺少资源动员，或者说改革者不敢去作改革动员，改革要不就实行不下去，要不就成为一纸空文。

　　这和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形成非常明显的对比。在邓小平时代，一旦目标确定，就会尽一切可能去动员资源。改革开放初的农村改革是这样，特区政策也是这样，南巡之后的大规模的经济改革更是这样。

改革太依赖官僚机构自身

　　在所有这些过程中，改革者都尽最大的努力把中央、地方和社会的力量都动员起来，用改革力量来克服阻力，用改革力量推进改革。

　　相比之下，现在的改革太过依赖于官僚机构自身。官僚机构自己设计改革，自己实施改革，所以不可避免造成“左手改革右手”的局面。这样，改革往往陷于无限的既得利益的博弈，改革成了各方争取更多利益的工具。

　　这样的改革显然没有巨大的动力，改革更成了牺牲品。这些年的社会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就陷于这样一个僵局。在科学发展观的主导下，社会改革已经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了，也有足够的财力来作改革，但可惜的是，改革作了一些，就是推行不下去。

　　与邓小平时代比较，今天的中国拥有更大的改革资源，至少从财力上来说是这样。同时，也说明了今天中国具有了更大的能力来吸收消化改革所产生的负面效果。

　　不能进行有效的改革动员也与思想不解放有很大的关联。不仅在进行怎样的改革方面要思想解放，更重要的是要在动员和实施改革方面进行思想大解放。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利益已经多元化，方方面面的利益变得十分复杂。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不能动员从政府到社会的各方面支持改革的力量，改革就会很难进行下去。

　　面对中国社会无穷的问题，改革不能成为既得利益者之间的一场利益游戏。作为改革主体的执政党，如果不能有效动员充分的社会支持来进行改革，这个主体地位就会受到挑战。

　　如何动员社会力量，解放思想是关键。现在很多人并没有理解思想解放的真正意义。任何一次思想解放，都会产生“杂音”，或者是各种利益的“声音”或者是基于乌托邦的“声音”。对改革者来说，可怕的并不是多种声音的出现，而是一旦出现这些声音，思想解放就戛然而止。

　　更可怕的是不知道怎样进行真正的思想解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依靠的是有效的思想解放来突破改革禁区和寻找改革的突破点的。如果思想危机依然继续，改革就会很难突破禁区，很难找到突破点。这样看来，在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今天，解放思想仍然是中国政治议程的第一要务。

吴晓波 惟一生生不息的力量

每年的此时此刻，太阳都将如约升起，初夏的空气中升腾起焦灼而骄傲的气息，城市里所有匆忙的人们都暂停脚步，纪念自己的青春。
九十年来，每年的此时此刻，我们都一起回望。
作为最普通的国之青年，算来，我已经度过了二十多个青年节。
第一次有资格过五四节的时候，仿佛沐浴一场成人礼，有特别的神圣感，那些遥远而高岸的名字象一面面旗帜在远方飘扬。在后来的很多年里，那是一次次神秘的眺望，它与理想、牺牲、国家利益等同在一起，成为生命中最激越的那一个时刻。
后来，我开始了解那一场运动的每一个细节，熟悉每一个伟大名字的生命历程。我突然发现，他们也是矛盾的、焦虑的。他们也是一群二十岁上下的年轻人――更多的是中学生和小学生。就如同所有的青春都没有蓝图一样，那些绝然的行动背后飘荡着同样庞大的困惑，而这些困惑并没有在一场运动后烟消云散，反而，它们缠绕了这些人的一生，甚至直到今天仍是这个国家最迫切的成长命题。
再后来，我在广场之外去寻找那一天的中国。我发觉，那一场学生运动其实是更广泛意义上的全民运动，全国22个省的150多个城市举行了罢工罢市，如果没有商人、军人和工人们的支持，它将不可能产生如此爆炸性的影响。
再再后来，我在中国之外去寻找那一天的坐标。我看到，同样是在1919年的亚洲，另一个饱受屈辱的文明古国印度也发生了一场伟大的运动，一个叫甘地的律师发动了“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他以一种更温和。却同样坚定的方式唤醒了自己的国家。
二十多年来，“五四”在我的心目中，反复重现、印证、颠覆和重构。而我的这种体验，可能发生在过去九十年中所有的中国青年身上。1919年的五月四日，就象一列灯火辉煌的火车，在暗夜中一闪而过，给人留下若有所失的晕眩感，从彼往后，它变成了一个充满悬念的使命。
此时此刻，我开始猜想，如果90年前的那个青年人回到今天的中国，他会有怎样的发现和感慨。他会看到什么在进步？什么在停滞？什么在倒退？什么变得不可思议？什么变得面目全非？他会相信什么，还是一如往昔的怀疑一切？
我继而猜想，什么是青年？
这个问题听上去很可笑。不过，就在今天，我不由自主地问自己。青年是一个生理名词，还是心理名词？青年是一个特指的族群，还是指国家的某种气质？
几乎在所有国家的中心广场上，纪念碑的塑像都是由青年担当着主角，他们往往目光如火，纵身向前，呈现出呼啸呐喊的身姿。可是，这就是国家成长的全部内涵所在吗？如果说，青年将拯救我们的国家，那么，谁来拯救青年？
这个国家的青年，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是十分骄傲的，所谓率土之滨，莫非王土，非我族类，虽远必诛。可是到了1840年鸦片战争惨败，突然发觉自己成了东亚病夫，那种焦虑和狂躁是可以想见的，于是呼啸革命成了集体的选择。
觉醒是一个痛快而痛苦的过程，因为梦想不再，而觉醒的方式和道路却是模糊和多样化的，一直到今天，中国的现代化模式仍在探索之中，充满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在这个意义上，今日之青年所面临的中国命题，与1919年相比，仍有很大的连续性和相似性。
进步在于，九十年后，我们不再把革命与现代化混为一谈，我们更加相信建设的力量，开始学习理性和妥协。
中国百年历史，其实就是关于革命与改良的选择。让人高兴的是，在刚刚过去的三十年里，改革开放的经验证明，一个国家的经济腾飞完全可以不经由社会和政治革命的途径来完成，在三十年的和平崛起中，没有爆发大规模的社会动荡、没有发生饥荒、国家分裂和民族对立，绝大多数的民众是这场改革的获益者，渐进式的思想已经成为社会的主流共识，这是一个十分了不起的成就。未来三十年、六十年乃至九十年，我们需要证明的是，这种渐进式的变革路径和模式有可能给更大范围的、更为纵深的中国社会变革带来新的可能性。
每年的此时此刻，我们以纪念的方式，让自己不要失去愤怒、怀疑和前进的破坏力。但是，如果我们仍然仅仅只会愤怒、怀疑和破坏，而不尝试着去学习妥协、相信和建设，那么，今天的青年又如何能超越九十年前的自己？
我想起四十年前的1969年，那是共和国最混乱和迷茫的时期，文攻武卫，举国狂噪。21岁的北京地下诗人郭路生写下了《相信未来》：“当珠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我顽固地铺平失望的灰烬，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十年后的1979年，另一个叫北岛的青年遥相呼应，写下“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天是蓝的；我不相信雷的回声；我不相信梦是假的；我不相信死无报应。”
这就是青年的力量。这就是正在进步的理性力量。
这是极端的九十年，这也是短促的九十年。
九十年中，每一场青春，最终都充满了挫败感。
然而，九十年间，在这个地球上，惟一生生不息的，正是野草和青年人无尽的梦想。

许知远 现代中国的思想奠基者们

1970年冬天，唐德刚访问台湾，林语堂请他吃饭。

唐按时抵达酒店，店内喧哗嘈杂，他问衣冠楚楚的总招待：“林语堂先生请客的桌子在哪里。”

“林语堂是哪家公司的？”总招待一脸茫然，大声反问道。

在唐德刚的所作的《胡适口述自传》的序言里，我读到这个插曲。历史如此健忘，不用一代人的功夫，曾经的声名显赫就变得无人问津，那些生动的情节，就变成了定式的僵化。

大约28年后，我在北大电教报告厅看到了唐德刚，他正在做一场关于胡适的演讲。我忘记了演说的内容，只记得一个70多岁的身材短小的老人，滑稽可爱，在台上手舞足蹈，普通话中带着浓重的安徽口音，经常说“兄弟”。尤为难忘的是，他提到好几次“胡适对我说”。

走出报告厅后，我内心有一种莫名的颤动。那是个初夏的下午，道路两旁的杨树枝叶茂盛，烈日下的马路上是斑驳的树影，阳光与阴影交错，仿佛是历史的明与暗。胡适？是那个27岁就名扬天下的胡适吗？他和他同处一室，握手、交谈、吃饭、骂娘……

那一年是北京大学百年校庆，偌大的校园被装饰成一个游乐场。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被不断的提及。我们这些学生，也早已习惯将胡适、陈独秀、鲁迅这些名字、蔡元培的“兼容并包”办学原则挂在嘴边。老北大已经变成一个神话，新文化运动是神话的序幕，而五四运动则是高潮部分。至于这神话的具体内涵是什么，这些神话中的人物是何种模样、又有着怎样的内心，甚至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间内在的关系是什么，则没人清楚，有的只是模模糊糊的一团。

我们住在燕园里，它是斯徒雷登的遗产，与沙滩红楼没有渊源，记忆被割裂了。入学的第一天，辅导老师带着我们参观28楼后面的铜雕，两个海狮模样的动物扭曲着身体，头顶上是个圆球。这两条海狮是S与D的变形，正是“科学（Science）”与“民主(Democracy) ”之意，它是新文化运动的嘹亮口号，激励了几代青年人的成长。不过此刻，铜雕获得了新含义，调皮的学生给予它新含义——“科学、民主顶个球”。

真实的悲哀、历史的嘲弄在笑声中被掩盖了——将近一个世纪后，当初的期望没有实现。不仅如此，它们的含义也在口号声中抽象化了，你很难再去理解它们曾经的情绪与力量，它们如何让一代人热血沸腾，认定自己找到了拯救中国的要义。那些名字、那些理念、那些运动，既获得了不朽，也迅速腐朽了——它只是存在于历史中，与现实的我们难有关联。

吴虞是谁？那位曾被喻为“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如今沉睡在历史的烟尘里，他的故居被改装成了麻将馆。蔡元培是谁？人们似乎只记得他再造了北大，但至于怎么再造的，却是一团模糊，只记得了“兼容并包”这句口号。胡适又是谁？记得15年前读高中时，我以博学多闻在班里著称，一次逛书店时，同桌的女生指着一本书上面问我“胡适是谁”，“著名的反动文人”，我想也没想的说，在一本充满阶级斗争思想的文学史里，我读到过他的简介。而大名鼎鼎的陈独秀，我压根就没有读过他的任何东西，他的知识分子色彩总是让位于他的政治角色——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但很可惜，他似乎是脱离了党，变成了巨大的错误，这个错误吞噬他的一切。至于最著名的鲁迅，他肯定早就把我们的胃口倒坏了，课本里选了太多他的课文，他的头衔又太多太伟大，“话说三遍如烂草”，再没有比不断重复强调他的重要性，更容易摧毁一个作家的了。倘若我们此刻去北京的餐厅吃饭，恐怕除去鲁迅以外，所有人都要被更加衣冠楚楚的招待问上一句：“他是哪家公司的”。

在1998年初夏的那一瞬间，唐德刚似乎建立起这种联系。那个胡适离我并不远，他的余温仍在。短暂的恍惚感很快就过去了。整个大学时代，我经常向别人说起新文化运动，说起五四精神，却从未试图真正理解这一切，谈论它们更像是一种对此刻环境的否定，你看，那是个自由宽容、百家争鸣的年代，那也是个学生能够表现自己力量，改变国家命运的年代。我抒情化的理解这一切，夸张他们精神的纯粹性，似乎是对现实生活下意识的报复——这思想日渐沉闷与狭隘、知识分子日趋边缘化的年代啊。

一年前，我无意中阅读到陈独秀的文章《爱国心与自觉心》。它写作于1914年11月，正是袁世凯复辟的高潮前夕。那也是中国社会一个价值混乱的时刻。1911年辛亥革命、共和制带来的希望，早已让位于一种巨大的失落。宋教仁被刺、国会解散，袁世凯的个人野心，正让历史到流。政治腐烂又导致了社会的衰败，道德系统迅速崩溃，大多数个人在这种转变中无所适从。外来压力又无时不在加强，伴随着欧洲卷入一战，日本加速了对中国的侵蚀，一种爱国情绪在中国社会兴起。正是此刻，陈独秀提出了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个人不应盲目卷入爱国的热忱中，被国家的需要吞噬个人，而应做出理性的判断——这个国家是否以保护其中的国民为目的，只有以人民利益为中心的国家，才是值得爱与奋力支持的。读到这篇文章时，正是“爱国”再度成为时髦之时，新一代青年在MSN上加满红星的签名，大声辱骂着家乐福超市……个人消失了，只是汇集成一个集体，爱国的内涵也消失了，只变成了一种口号式的情绪。

接着，我又开始阅读胡适、鲁迅、蔡元培，出人意料的是，这些九十年前写就的文章，似乎正是为此刻中国而作。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对外部世界的态度、国民性的弊端、对传统的态度、个人的解放、教育的目的……这些命题都曾被如此广泛的讨论过。白话文的发展仍不算成熟，这些夹在新旧世界间的人物使用的半白半文的修辞，经常重复、繁冗、急躁、简单化，但是他们的洞察力却经常是惊人的。倘若将华盛顿、杰斐迅、亚当斯、富兰克林视作美国的建国之父，那他们则是中国现代思想的奠基一代。倘若将因德雷福斯案件而团聚在一起、突显力量的法国知识分子视作现代知识分子的缘起，那么他们在1919年的表现，则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崛起的标志。

好奇心引诱我去重读他们的作品，也试着了解那段历史。它随即变成了一场没完没了的追寻。倘若要了解他们这一代人，就必须了解晚清到民国艰巨的转变，必须要了解比他们年长一代的康有为、梁启超一代的思想变化，再了解比更年长一代的曾国藩、张之洞、郑观应们的内心转变……正是这三代人，逐次目睹着中国从中央帝国的位置坠入了被瓜分的境地。第一代人相信，是我们的军事技术不行，第二代人则说只有改变政治制度才行，但到了第三代，在之前的尝试都失败之后，开始认定是我们的文化出现了问题，必须重新洗刷一切，才能创造出新的国家与民族，他们必须开启人们长期被蒙蔽的头脑，让他们能独立思考，尤其是青年人，他们是未来。

但倘若你不理解中国在这时期发生的政治、经济变化，你也难以理解他们。正是中央极权的崩溃，南北对峙局面的形成，才为知识分子创造出思想的自由，这在中国历史上很少出现。正是因为近代出版业的繁荣，才是报纸、杂志成为公共舞台的中央，既为知识分子提供了表演的舞台，也提供了经济上的支持。正是学堂的大批出现，培养了数量众多的学生，才使得学生运动成为可能。

倘若将1915年9月15日《新青年》的创刊视作文化拯救一代兴起的标志，那么1919年5月4日的街头行动，则标志这个阶段的终结。4年的蜜月时光后，那一小群才华横溢的人物聚集在《新青年》和北大周围的同舟共济的气氛，让位于分裂。通过文化来改造中国的设想，看起来太缓慢了，一些人想要采取更直接的行动，所以需要更严密的组织；仅仅对着一小群知识分子说话的魅力不够了，一些人想要寻找更广阔的听众。中国面临的问题太多了，挑战太急迫了，这些启蒙者们不能像他们18世纪的欧洲先辈那样，在沙龙了、在书籍里、在谈话中，从容优雅的讨论他们的观念，让这一切更清晰、更深入。他们被催促着要行动。

于是，在5月4日的激情和权力最巅峰的时刻，这场思想上的运动也耗尽了它的生命力，准备褪色与暗淡了。那些曾经的年轻人，热情地、投入地、也经常急躁地试图理解和改变自己生活的世界，他们也和我们一样经常犯错误。也正因此，我们可以从他们当初的思想与行动中，获取灵感和鼓舞，支持我们继续他们未竟的事业，并为下一代留下新的遗产。

从历史的僵化定义中，还原那一代人，体验他们内心的冲突与转变、希望与失落、成就与局限，理解他们生活的时代与社会。这种探索，不仅将丰富我们对于中国的理解，也可能为我们此刻道路带来新的光亮。这或许才是对他们最好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