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灵敏 世界左转？

　　“吃掉富人！”G20峰会前夜，伦敦的一些示威者打出了这样的标语；在美国，AIG奖金风波发生后，舆论一片挞伐，国会通过决议案要抽取90%的重税，奥巴马也亲上火线抨击。一封恐吓信扬言要以“钢琴弦勒颈”的方式处决AIG员工及其家人，另一封发给该公司的信写道：“你们高管的家人并不安全，你们将血洒街头。”在英国，皇家苏格兰银行前首席执行官弗雷德·古德温爵士在爱丁堡的住宅遭到袭击，窗户被打碎，汽车被毁。瑞典的抗议者不满银行家和国家退休基金管理人的薪酬过高，向财政部长安德斯·博格寄去了一颗子弹。在俄罗斯远东反普京浪潮中，抗议者强烈反对政府给部分寡头所有企业注资的动作。
　　美国、英国和整个欧洲大陆的公众，对于银行业的反感达到了新的高点。许多人认为，是银行家导致了这场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全球经济危机。在这股民粹主义情绪之下，很少人勇于自问，尽管于情不合，但雇佣的奖金协议是在救助法案之前就已签好的，是否应该遵守契约精神如数发放呢？
　　蔓延全球的金融危机，不但重创了全球经济，也引发了对于民主和自由市场理念的质疑和反思。在一些人看来，民主和市场经济既然未能使美国和欧洲避免危机，那么，专制和计划经济也未尝不好；政府救市的行为证明，亚当·斯密所谓的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其实根本不存在。历史上，贫困常常导致独裁，因为摆脱经济危机的迫切要求往往使得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价值理念让位于更实际的利益需求，那么，民主的前途如何？自由市场终结了吗？资本主义被颠覆了吗？
　　还有一些人因为联想到历史教训而忧心忡忡：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大萧条，促使德国走向纳粹主义，日本走向军国主义，引发了各国政局的大变动和世界思潮的转向，对二战的爆发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此轮金融危机，世界会重蹈覆辙吗？
　　
　　民主应无恙
　　 很多人将金融危机归咎于银行家的贪婪。连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孟加拉银行家尤努斯都认为，此次金融危机正是源于资本主义的唯利是图、贪婪以及道德沦丧。在G20峰会时，集聚在伦敦的抗议人群与警察发生了激烈冲突，有一位妇女对记者说，我们一直都很负责任地生活，并没有借债，也没有挥霍，那些贪婪的金融家、银行家干下了一大堆不负责任的事情，为什么要由我们承担后果？
　　人们的愤怒可以理解，表面上看，是华尔街的“贪婪”，是人性的弱点导致了这场危机。但显然，人性中利己的追求并非今天才有，贪婪和欲望原本是人的本性。如果控制得当，贪婪可以转化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创造力；任其泛滥恣肆，贪婪却能变异成导致生灵涂炭的罪恶。但如果仅把一场波及全球的严重危机归咎于人性的贪欲，在现实可行的解决手段上，显然就难以令人冀望。
　　但民粹主义正是一些政治家所期待的结果，这便于他们为自己的过失开脱。法国学者古斯塔夫·勒庞在《大众心理学》和《革命心理学》两本著作中一再指出，对群众来说，口号越简单越缺乏严谨的论证就越具有蛊惑性。希特勒正是看到：群众的智力永远只有13岁，因为他们缺乏从另外的角度来看问题的能力，总是寄希望于一次性的彻底变革来摆脱不如意的现状，才如愿合法奴役德国民众。尤其重要的是，在民粹主义的话语当中，弱势者、受害者天然地具有道德上的优越感。政客则引导这种情绪，通过把自己打扮成民众的代言人和道德上的楷模来获取支持。
　　奥巴马斥责银行家“贪婪”，萨科齐阻止法国兴业银行向高管发奖金，多多少少都顺应了民粹情绪。因此之故，民粹主义在不少人的眼中几乎等同于政治家的蛊惑和鼓动技巧。当然，目前这股看似汹涌的民粹主义浪潮，更多的是领导人在危机面前迎合民意的被动应对，这和野心家处心积虑的煽动和推波助澜有根本的区别，后一种情况目前还未见端倪。
　　虽然目前的民粹主义让人担心——出现了零星的极端和反民主的事件，比如德国国家民主党以民主为名，推行纳粹主义；希腊、韩国、法国、匈牙利等国都爆发了程度不同的抗议和骚乱——但总体而言，西方民主制度运行正常，这场危机尚没有构成资本主义世界的宪政危机，也没有达到能触及社会根本变革的深度。也就是说，这场经济危机至今仍然只是一场经济危机。
　　同时，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是，民主的吸引力会因这场危机而不可避免地受到损害。之前几十年，因为美国在各方面的成功和无可质疑的超级大国地位，导致了一些人对美式民主的绝对崇拜，认为只有把美国的制度变成世界的制度，才能给世界带来永久的和平。亨廷顿所谓的民主第三波至今，全球化的趋势使全球经济繁荣，民主制度也因此受到高度肯定，目前已有大概120个国家采用民主制度。
　　但在此次危机中，美国等实行西方民主制度的国家，民主和新闻自由并没有使他们幸免，反而成为了危机的渊薮，祸害了其它国家；反而是中国这样在民主方面曾被西方诟病的国家，不仅受到的伤害更小，反而有余力自助且助人。从理性上讲，民主和经济增长并没有必然的正相关关系，但上述观感对民主的普及会造成怎样的影响，还需要人们进一步观察。
　　
　　 当惊世界殊
　　美国前总统罗纳德·里根曾经讥讽道：“英文中最可怕的九个词是：‘我来自政府，我来帮忙。’”但如今，各国政府纷纷对市场进行干预，这一现象引起各方媒体的关注。有保守派媒体警告说，这会导致苏联式专制集权主义的卷土重来。英国《每日电讯报》在头版头条宣称：“同志们，我们现在都成了社会主义者。”
　　但是，市场干预显然并不是社会主义的专利。从193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看，与其说资本主义是自由市场一统天下，不如说是处于自由市场和政府干预的钟摆效应中，有时自由市场占上风，有时会更偏重政府干预。大萧条之前的几百年，资本主义经济都是奉行不干预政策的，大萧条时坚信自由经济的美国胡佛政府，坚持政府不干预经济，放任经济自由运行，危机在他任内始终无法缓解。这就是为什么凯恩斯其后提出的政府干预经济那一套会被称为“凯恩斯革命”的原因。迄今没有第二个经济学家可以享有这样的殊荣，可见其当时的石破天惊。
　　罗斯福后来采纳了凯恩斯的观点，运用“有形的手”直接干预国家经济运行，政府干预开始占上风，直到197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出现滞胀之后，自由市场理论卷土重来，这就是所谓的里根经济学。到了今天，政府干预的情况又重现，可以想象，若干年后自由市场的声音又将重新成为主旋律。如今，全球所有的富裕国家和地区——欧洲诸国，以及美国、加拿大、日本、新加坡、韩国、台湾、澳大利亚和其它地区——都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主要发生在市场之外的活动。但与其说这代表了资本主义的式微，不如说证明了资本主义的适应能力和活力。
　　尽管凯恩斯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在经济观点上是对立的，但从根本上说，它们只不过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两种不同的经济理论和政策而已。罗斯福的新政乃至欧洲的福利国家，固然吸收了相当多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因素，但它们并不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这就如同中国在1990年代后尽管借鉴了很多市场经济的做法，但中国仍然是社会主义国家一样。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大萧条以来的西方经济，尽管频繁发生过左右两派经济政策的周期性调整与转换，循环往复，各领风骚，但归根结底，它们仍然没有逾越资本主义经济的大框架。
　　因此，人们目前对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的疑问，与其说预言了资本主义的终结，不如说提出了资本主义变革的迫切性。这场危机无论今天看起来多么难以战胜，也终有一天会成为过去。当然你可以以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克服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与私人占有生产资料的矛盾，解决生产过剩问题，消除经济危机的根源。幸好这种做法当年的苏联已经试过了，结果如何自不待言。而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看，目前并没有导致这种情况的可能和趋势。
　　但无疑，面对危机，中国等国将更加坚定地走自身特色的发展道路和管理模式。新自由主义模式对世界的吸引力将大大削弱，国家资本主义会成为越来越多国家的选择。自2008年2月英国将北岩银行国有化以来，已有数十家欧美银行被国有化或纳入国有化计划，这究竟是长期的趋势还是一时的权宜之计，还要看市场变化。
　　还有一种危险就是保护主义，或曰经济民族主义。当经济困厄骤然来袭之际，人们总会产生一种求助于保护主义的冲动。奥巴马财政刺激方案中的“买美国货”条款就是一个表现；目前，美国一些大企业领袖已联合工会，敦促国会对来自一些国家的进口商品加征关税；法国总统萨科齐最近向受国家补助的法国汽车工业提出要求“不得把工厂迁到东欧”；在今年4月1日的欧盟特别峰会上，匈牙利总理久尔恰尼提出的东欧救援计划遭到了德国总理默克尔的反对，该计划的主要内容是设立一个总额1900亿欧元的欧盟统一基金。久尔恰尼为此不惜放出重话：“我们不能让新‘铁幕’把欧洲分为两半。”
　　这种以邻为壑的保护主义让人警惕：大萧条时期，美国国会通过了《斯姆特－霍利关税法》，设置高关税壁垒，严重加剧了大萧条时期的艰难；而当时各国竞相出台的保护主义措施，对后来的二次大战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所幸，在达沃斯论坛、西方七国财长会议等公开场合，各国齐声反对保护主义，看起来今天的领导人已经从历史中吸取了足够的教训，至少表面上是这样。
　　
　　中国的选择
　　自金融危机以来，国内对于经济自由主义的讨伐声不绝于耳，按照这些人的说法，市场经济在美国既然已经出了大问题，那么在中国就应该改弦更张，重新扯起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的大旗，这样才能确保我们不受美国经济危机的不良影响，也不再发生美国这样的经济危机。
　　最近十几年来，虽然中国已经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框架，但中国的各级政府和绝大部分官方经济学家，在骨子里并不相信市场经济有一种自发的力量能充分激发社会的潜能，而认为必须以强势的政府消费、政府投资和政府指导下的国有企业的经营活动来推动经济发展。
　　中国的实体经济受金融危机影响深重，出口锐减，大量企业倒闭。之所以未出现更大的损失，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的金融体制还相对比较孤立，并未融入世界金融体系，因而损失较小。不能因此否认中国的金融机构问题重重，更不能回过头来膜拜垄断且低效的旧体制。
　　还有人把这次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直接归罪于美国，认为美国人把自身的经济危机转嫁到世界各国，让各国人民埋单，非常不道德。这种指责当然非常合理，但却只能是一种情绪上的宣泄。从现实角度看，这是美国在世界上的独特地位所决定的，只要支撑美国国际地位的软硬实力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这种不公平的国际格局就很难逆转过来。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如果美国人改变了过度消费的习惯，开始像中国人那样热衷储蓄，那中国的出口怎么办？这确实是一个两难的问题。
　　显然，我们不应低估这场始发于美国、蔓延到全球的危机的严重性，它至今也许还未见底；但同时，我们也不应低估美国人摆脱危机和纠错的能力，更不可一厢情愿地把自己国家的前景寄托于美国的失败上。美国是一个善于应对危机和纠错的国家，历史已多次证明了这一点。中国的进步和发展不应该是投机主义的副产品，不能寄希望于别人犯错误。毕竟，国家之间的竞争是看谁更强，而不是比谁更烂。
　　另外，在思想文化领域，对普世价值的批评也甚嚣尘上，一些科研院所和国家部门先后加入其中，认为“普世价值是西方话语霸权”，谁讲普世价值，谁就是要把西方价值强加于中国。“普世价值”无非指存在一些跨地域、国界、种族、文化的人类共享价值。民主当然是普世价值，中国领导人也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而对和谐的追求，同样是普世性的。作为人类共同体的一部分，更明智的做法不是在危机之时否认“普世价值”的存在，而应当在难得的危机考验下审视各种价值与模式的特点及优劣，让其充分竞争，适者为我所用，以成就真正的“中国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