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运圣火传递受干扰引发的战略反思

奥运圣火传递受干扰引发的战略反思
作者：贺军 陈功（安邦集团分析师） 载于《南方周末》5.1

●全球化之下的经济与政治不可分割。全球化要求中国的政治环境也要出现调整和改变

　　●中国的政治已经出现了明显的两极化，除了执政党主导的政治一极，大众参与的民族主义政治的一极之外，中国缺少一个具有国际地位的精英政治、精英文化阶层

　　●中国的一个当务之急，是必须培育出一个有效的政治群体，这个群体必须客观且理性，懂得国际语言和沟通习惯，有权威，有地位，能够担负起向西方社会老百姓做解释工作的重任。而且，这个群体在一定程度上要有信誉，尤其是要为西方社会所信任

　　●懂得宣传，并不等于懂得信息，更不等于懂得信息战。实现宣传目的，只要会限制舆论就成了；但要实现信息的全球流动，就还必须有组织，有活动，有人物

　　中国在2001年7月13日晚申奥成功之后，大概没有想到今年会在国际上受到前所未有的反对和挑战。在绝大多数普通中国人和中国政府官员的心中，北京申奥成功是中国在国际舞台登上新台阶的象征，是中国在世界民族之林获得了新的承认的标志。申奥成功与中国加入WTO一起，象征着中国已成功与国际接轨，在许多中国人的心中，开始酝酿又一个汉唐盛世的梦想。

　　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当奥运会临近之时，以拉萨发生Sao乱事件为导火索，西方国家掀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反华浪潮——以CNN、BBC等为代表的西方主流媒体对中国进行了空前规模的大量歪曲报道甚至是公开侮辱；一些中国过去“感觉”对华关系良好、对华经济利益密切的欧洲国家（如英国、法国和德国），这次竟然成为攻击中国最强烈的国家；中国按照惯例在全世界传递奥运圣火的过程，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抗议和阻挠。

　　对于这场由西方国家掀起的反华浪潮，中国在国际上难以发出声音，实际情况是，即使发出声音也根本没有人愿意倾听。

　　明明被人冤屈和侮辱，明明黑白被颠倒，中国却无处申辩，在中国的文化和价值观背景下，这是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然而，事实是客观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世界各国对华政策为什么会发展到现在这一步？今后中国在战略和政策上应该如何调整？都值得认真反思。

　　中国应该尽快适应全球化背景下的政治新框架

　　北京奥运会是此轮全球反华浪潮兴起的导火索，却不是问题的根源。应该意识到，在全球化不断深化的现在，西方国家对中国仍有如此强的“敌意”，这与中国的崛起有关。一个经济规模庞大的GCD国家，以存在很大差异的价值观体系、以西方完全不熟悉的方式逐渐崛起，这让西方国家存在深深的担忧。

　　胡锦涛主席2007年应邀访问英国时，英国女皇伊丽莎白二世在国宴讲话中，含蓄而清晰地向胡锦涛表白了西方社会对中国的崛起为什么存有戒心。女王说： “中国的发展备受全球瞩目和钦佩。但是，我们很想知道，中国人民究竟想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而他们又将在21世纪的国际事务中，扮演什么角色？国际社会如何看待它的新角色？”

　　这既是西方国家心中的疑惑，也是中国必须回答的问题。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现在所处的时代背景已经有了重大改变，全球化的大趋势构成为新的时代背景，形成了一个新的全球政治框架。

　　美国外交学会会长理查德·哈斯4月16日在英国《金融时报》撰文分析，单极时代——史无前例的美国称霸世界的时代——在持续了大约20年后结束了。替代单极世界的既不是两极世界也不是多极世界，而是一个权力分散的世界而非权力集中的无极世界。他认为，单极时代的终结不只是其他国家和组织机构兴起的结果，也不只是美国政策的失误和愚蠢的结果，它也是全球化的结果。

　　哈斯关于单极世界的判断暂且不论，但他的分析显示出美国精英政治阶层清醒地意识到，全球化正在深刻改变世界格局，即使是美国也必须适应这种大趋势的改变。问题很明显，时代背景已经出现了重大改变，全球化要求中国的政治环境也要出现种种的调整和改变。

　　调整是多方面的，最重要的是战略认识上的改变。中国必须在新的全球化框架之下来思考问题和制定相应的战略。

　　过去，中国主要是忙于经济建设，深度参与了全球化的经济层面，但对于全球化政治的新框架则缺乏认识。然而，全球化之下的经济与政治是不可分割的，过去我们可以不理不睬的事情，今后不可能不理不睬，因为全球化进程导致全球政经利益格局已经出现了重大变化，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自立于全球化之外。

　　就此而言，中国长期以来实行的“韬光养晦”战略实际已经与时代背景有了剧烈的冲突。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只凭单方面的意愿制订战略，更不能推动战略的落实。显然，战略上的调整，势在必行。

　　在战略调整的基础上，中国在政策体系上应该因应全球政经新框架加以改变。在外交、对外贸易、市场开放、对外投资、金融改革、文化建设、意识形态、新闻自由、民主、人权、政府改革等多个领域，都要着眼于新的全球化背景来制订和出台相应的政策。

　　此外，中国还要在组织体系，尤其是在利益团体层面上，培养出一支亲中国的、有强大影响力的非政府精英政治力量（NGO）。未来这支力量将在应对类似奥运圣火传递之类的国际事件中，扮演非常关键的政策角色。

　　与西方的斗争应该限制在“精英政治”层面

　　“藏独”和西方国家抵制奥运圣火传递的事件，已经激起了海内外华人的民族情绪。以反对西方偏见、反对“藏独”、反对抵制奥运为主旨，国内的普通群众在相当大的范围内，举行了大量自发的抗议活动。

　　但在这场中西方冲突之中，迄今为止有两个特点值得关注：第一，这是一场中国政治精英与西方政治精英之间的冲突，尤其是在西方，对中国的“示威”并未演化为民族主义推动的大众政治，而是有代表人物在发挥作用；第二，这是政治和意识形态层面的冲突，基本停留在意识形态领域，尚未到达经济层面，西方国家与中国的贸易和经济往来没有受到影响。

　　我们认为，西方精英政治高度排挤共产主义，这是很明显的。西方媒体从来都是精英政治手中的工具，因此它采取了羞辱的手段，通过对事实的视而不见来羞辱中国。他们在显示力量的同时告诉中国：必须做出政治环境的改变。在事件的前后，我们可以看到，西方国家这次的反华浪潮只是由少数人策动和参与的活动，只不过这少数人却具有极大的标志性的影响力。

　　遗憾的是，应对西方政治精英的这种冲击，中国的政治精英，在国际上基本上没能起到什么作用，实际上他们已在西方媒体主导的国际舆论环境中被彻底封闭。中国政府能够运用的政治工具，只有民族主义的影响力——利用群众的力量来与之对抗。但是，民族主义与西方精英政治不同，它具有两面性，如果发展到一定程度，它会从民族主义走向民粹主义，会从意识形态走向街头政治。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不像西方国家，中国的政治已经出现了明显的两极化，除了执政党主导的政治一极，大众参与的民族主义政治的一极之外，中国缺少一个具有真正国际地位的精英政治、精英文化阶层。

　　在现实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此次中国与西方的冲突中，只有如成龙、陈冲这样极少数的华人文化精英，站出来批评西方的偏见，而以往中国国内风生水起、大得其利的所谓“文化界大腕”们，却根本听不到他们的声音，在一场空前规模的文化时代考验面前，他们集体失语了。

　　由于中国与西方在精英政治力量方面存在双重的不对等——中外精英政治阶层力量的不对等，中国国内精英政治阶层与普通大众力量的不对等，国内民族主义力量的发展缺乏平衡和引导，因而具有一定的危险性，有可能威胁中国社会的稳定。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国内，民族主义现在已经有了向街头政治演变的迹象。在合肥、青岛、武汉、北京等多个城市，以抵制法资企业家乐福为代表，为数不少的普通群众正在把民族主义之火，烧向经济层面。一旦这种局面失控，产生的负作用将会很大。

　　中国需要多极影响力

　　一个国家的力量应该如何体现？在非战争状态下，国家力量应该通过多极的影响力来实现。现在流行的“软实力”概念，就是由多极的影响力来体现的国家实力。这一点是中国尤其欠缺的，是需要决策层极为严肃地思考并加以解决的问题。

　　从奥运圣火传递的情况看，中国花了大钱培养的那些专家完全失语，无法发挥作用。流行文化中的文化明星们，由于素质实在太差，除了成龙和陈冲鲜有的表态之外，其他人无论名气大小，基本都不知道此事与自己的关系，也不具备参与的文化素质。事实表明，中国没有美国著名演员李察·基尔这样参与政治的文艺界人士，也缺乏像苹果电脑总裁乔布斯这样的企业界人物。

　　因此，中国的一个当务之急，是必须在世界上培育出一个有效的政治群体，这个群体必须客观且理性，懂得国际语言和沟通习惯，有权威，有地位，能够担负起向西方社会老百姓做解释工作的重任。而且，这个群体在一定程度上要有信誉，尤其是要为西方社会所信任。

　　这个政治群体的培养不是一日之功，需要从战略上来统筹，进行长期的投入和培养。具体而言，这样的一支队伍，必须是从过去活跃于西方媒体中的人士来选择、培养和造就，中国也必须在国际上有能够与达赖相抗衡的、有代表性的文化人物。

　　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中国应该对国内独立社会团体的发展给予更大的空间和自由度。过去一些研究者讨论过中国的“第三种力量”，实际上是想在政府和市场之间，建立一类由社会自发组织和发展的社会团体，它会在政府和市场之间扮演第三种协调机制，缓解社会冲突和社会矛盾。如果反映在政治上，“第三种力量” 则有助于增加中国的多极影响力，避免只有政府一个声音。这种宽松的环境，有利于培养能在国际上为中国说话的政治群体。

　　中西方冲突的实质是一场典型的信息战

　　中国在国际上的声音单薄，缺乏影响力，与国内在宣传上的传统做法有关。长期以来，“大事化小”、“捂盖子”是基本操作习惯，这是操作了几十年的老招数。这种做法的一个基本指导思想是，通过限制信息的传播和扩散，而减小事件的影响范围和影响程度。

　　然而，这种思路已经完全不适合当前的信息社会了。对于专业的西方情报界来说，这种做法实在是太“小儿科”了。西方媒体和精英政治阶层对中国的攻击，从其基本特征来看，是一场标准的信息战！

　　如果国内有人还不相信，那么请仔细看看过去已经发生过的事件。1999年南联盟战争前后，当时的西方媒体以某种出人意料的方式，使新闻报道形成了齐刷刷一边倒的局面：科索沃恐怖分子、杀人犯和侵略者成了自由斗士，而塞族人成了杀戮者。这种不对称信息传播，为西方国家在科索沃战争中的行为提供了有力的道德武器和政治支持。在铲除萨达姆的过程中，媒体也扮演了这种工具，而现在已经证实，当初军事攻击的借口——所谓“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完全是子虚乌有的捏造。但就是这种捏造，西方国家的“善良人们”，却人人相信，个个义愤填膺。

　　现在，如果我们再不明白信息战的可怕，未免太迟钝了。信息战是存在的，而且已被证明非常有效。过去信息战，针对的是伊拉克人、阿富汗人和南斯拉夫人，现在中国人也尝到了信息战的滋味。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你明明有“道理”，但就是没有人承认你的“道理”，是非可以颠倒，舆论可以操纵，魔鬼与天使可以轮换角色，这就是信息战。

　　俄罗斯政治观察家德米特里·科瑟列夫说，西方社会在拉萨事件和奥运圣火传递中，有意识地使用了“信息恐怖主义”，他们利用了大量不明真相的旁观者。他认为，欧美文明把信息游戏变成了一门伟大的艺术，但对于中国和其他一些文明来说，信息不过是枯燥的繁文缛节的一部分。他认为，中国人本可以多年前就在全世界建立非政府组织网络，这些非政府组织可以去宣讲，中国政府如何减免西藏的税收，如何多年保持12%的经济增长速度，西藏建起了200家农村超市。

　　显然，中国不擅此道——中国目前喜欢使用的最强大武器是经济，而正在失去世界领导权的大国最钟爱的武器是信息。

　　懂得宣传，并不等于懂信息，更不等于懂得信息战。实现宣传目的，只要会限制舆论就成了；但要实现信息的全球流动，就还必须有组织，有活动，有人物。事实上，在信息社会下，信息的传播与扩散是一项专业化极高的工作，信息如同洪流，堵塞根本没用，关键在有效的引导，有效的制造，有效的扩散。因此，中国有关部门有必要建立起自己的信息战专家队伍，从信息战的高度去应对西方社会未来的冲击。

　　相信群众，动员群众

　　群众路线一向是中国GCD的优良传统。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在相当程度上就是一批GCD精英分子，将一种革命的意识形态同中国的现实相结合，并且最大限度地发动了中国的普通群众，才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革命。

　　群众的力量在此次中西方的冲突中再一次得到了充分体现。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在这次圣火传递的过程中，逐渐扭转颓势的关键在于动员群众。没有广大海外华人的力量，中国政府面临的问题可能要严重得多。

　　现在，即使是西方媒体，也惊讶于在圣火传递过程中自发涌现出来的海外华人的力量。有西方主流媒体评价，海外华人已经有了巨大的群体，他们的人口相当于现在欧洲的总人口，他们还掌握着3.7万亿美元的财富。令人惊讶的是，他们在北京奥运会圣火传递中，被集中到了同一个口号之下，显示了他们的力量。

　　让西方媒体惊讶的力量，正是海外华人的群众力量。实际上，面对当前的国际形势，群众的力量是目前中国执政党惟一可以借重的力量。国内有人担心，群众力量被动员起来之后，可能会演化成难以控制的民族主义浪潮。

　　我们认为，这种担心没有必要，更是一种错误思维。历史上，韩国和日本在经济起飞之际，都有过民族主义的高潮期，而日本和韩国的民族主义高潮，反而成为这两个国家经济继续腾飞、自主创新极大发展以及民主化进步的推动力量。因此，民族主义并不可怕，关键在于如何引导，如何与之和谐共存。

　　奥运圣火传递还在进行，北京奥运会也会遭遇到进一步的挑战。虽然由此引发的中西方冲突仍在持续，但可以肯定，这将成为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一笔。如何书写这一笔？如何将之导向对中国更有利的结果？只要中国的策略对路，能够适时调整，我们就还有更大的发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