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精英倾向与出身论的反思

盛思鑫
　　最近在搜狐网站上看到一篇文章，题目是“为何剑桥不肯承认自己是精英学府”。文章立意本是无错，借剑桥之不肯承认自己是精英学府而来批评中国国内某些高校所谓的精英论以及过于追求硬件方面的建设。但此等文章只是帮助普通老百姓发了心里的一些愤懑之气，其实看问题未必十分深刻，于现实的认识流于表面，也就更谈不上有助于改变现实了。

　　事实上，现在英国政府正和剑桥、牛津这两所大学叫板，指责它们在录取学生时向富贵子弟倾斜（例如目前牛津便大约只有十分之一的学生来自贫困家庭），并向这两所学校施压，要求它们录取更多贫寒的优等生，以促进社会公平与和谐。但是这两所大学宣称它们坚持以学术标准而不是家庭背景来取才，并且认为政府不应该干预它们在学术上的自主权。乍一听双方似乎都有道理，但真要把这个问题的是是非非弄清楚，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因为牵涉到的因素太多了。

司空见惯的逻辑

　　就我个人而言，我十分认同英国政府的基本立场，那就是社会公平与社会和谐是十分重要和基本的价值判断标准。当然，我也赞同录取学生应该要以学术能力和学术表现作为挑选标准。但是这里头有一个起点是否公平的问题。换言之，就是不同学校、不同成长环境的学生，其学术成绩与学术能力是否能直接比较的问题。就我个人的感受和观察以及从现实中的逻辑来看，它们的确是不可以比较的。

　　譬如一个北大的本科生与一个普通大学的本科生如果学业表现差不多，那么他们在报考海外的研究生时，招生录取委员会多半都会选择那个北大而不会选择那个普通大学的。理由是什么呢？无非是因为北大的学术环境要比那所普通大学更为出众，而且北大的学生几乎是集中了中国第一流的青年才俊，在这样的环境中摸爬滚打出来的人才当然要比同等学业表现的普通大学的学子要更为优秀了。

　　为了更好地呈现这种逻辑，不妨将情况说得更极端些：即使是北大学业表现非常靠后的学生，如果将他放在一所普通大学中，他的学业表现也很有可能是出类拔萃的。其实不只是学业表现和晋升了，推而广之到一般的社会评价，套用一句难听点的俗语就是“凤尾也可做鸡头”。不在一个层次，自然是不能比较的了。

　　这种逻辑在现实生活中司空见惯，也为绝大多数人所接受。据我所知，古今中外的确很少人去挑战这套逻辑。那么这到底是这样的一种逻辑呢？在我看来，这套逻辑讲求的实际就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出身论。陈胜、吴广在秦末起义的时候大声呼喊过“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遗憾的是他们最终没能成事；文革时候一个叫遇罗克的年轻人也曾经撰文反对过毛时代所推行的阶级成分出身划类，但可惜他最后也因此丢掉了自己的性命。古人常常说英雄莫问出处，坊间小说中往往也对草莽英雄津津乐道，可能大概是因为这种经典太少了才能成为传奇吧？

人生而不平等

　　但是此处我想着重强调的是上面的那套逻辑其实是大有问题的。尽管《独立宣言》说“人生而平等”，但那说的只是一种“应然”状态，而“实然”的情况则是“人生而不平等”。生在富贵之家与生在贫穷家庭的小孩，他们日后的人生轨迹重合的部分一般都不会太多。一般地，“富贵之家”（包括中上层阶级）的小孩其童年时代的成长环境都比较好，许多心理学家都已经证明了这种孩提时的物质环境对于日后的性格发展可以带来巨大的影响。

　　社会学家们则揭示出家庭资源世代传承上的差异往往造成了社会不平等的进一步加剧。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则更深刻地指出了（上层阶级与下层阶级）不同的文化资本与共同的文化意识是导致社会分层与支配关系产生的根源。

　　的确，家庭背景较好的小孩，他更能掌握到这个社会所认为的上乘话语体系，而且他的个人视野也与那些家庭背景较差的小孩有着天壤之别，而在具体行为方面，他们也因为有家庭更为强大的支持而在追求个人的发展与进步时较少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比如能够进入更好的大学，甚至是自费出国去接受好的教育。而后续个人的成就也因为此前的一系列优势累积而呈现出明显的“马太效应”，最后也就有了统治其他人的精英阶层出现。

　　当然，这里一个基本的前提是整个社会的制度设计总体上都是支持这种优势积累与精英主义的，并且社会中也没有力量能够对这样的制度设计提出有力的质疑与改变。如前所述，这样的前提在现实生活中乃至历史中很不幸地是成立的。

必须遵循公平价值

　　那么存在的就一定合理么？追求真正的公平与平等到底有没有价值？第一个问题已经不用解答了，关键在第二个问题。剑桥、牛津这类顶尖大学，它们多招收些贫困生中的优等生可以对大学和社会起到有什么作用呢？我认为这里头的意义非凡，影响巨大。

　　首先，可以增强大学与社会的多样性，因为家庭背景一般或是贫困的学生数量大到一定程度后能够促进精英大学中思想与文化的碰撞，并且这些学生会对未来社会的发展与选择产生巨大的影响。而多样性是社会与自然生态存在与发展的重要基础，单一的选拔标准与单一的社会结构往往会导致很严重的社会不公与价值观偏差。

　　其次，让更多因为外在条件限制的学生可以得到最好的教育与发展机会也有助于减少社会所积累的怨恨，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这种作用，因为它的确为相当多的贫寒学子开辟了鱼跃龙门的途径，对于维护社会稳定起到了不小的积极作用。相反，如果许多有才能有潜力之人由于没有“好出身”而无法在社会中得到好的发展机会的话，最后肯定有人会想办法努力去推翻既存的制度，从而容易造成社会动荡。

　　最后很重要的一点是，录取那些贫寒出身或是一般出身的优等生很有可能会激发他们更大的潜能，取得非凡的成就。这其中的道理就更简单了，但却常常为人们所忽视：如果一个人在普通甚至是恶劣的环境中都能取得非常不错的成绩，那么如果给他更好的条件和环境，他也往往容易取得更大的进步，更大地发挥自己的潜力。当然我这么说并没有排除“逆境出人才”的可能性，但是我想强调的是现实生活中很明显是“顺境更容易出人才”。

　　所以我们更应该肯定那些在贫困或普通家庭中成长出来的优秀学生，哪怕是他们的学业表现和那些有着绝好成长背景的学生相比有些逊色。正如阿基米德所言，给他一个支点，他便可翘起地球。很多时候，那些在逆境中抗争的人缺的只是一点机遇，即便这种机遇对于那些背景很好的人来说可能是唾手可得，甚至是毫不珍惜。

　　尽管现代社会竞争的残酷性使得一般的逻辑都是在搞优中选优，优胜劣汰，但无节制竞争的结果往往是造成优劣贫富的差距不断扩大，社会分层也在日益走向固化，人们的价值观念与生活状态也在向一些不太好的方向发生变化。孔老夫子曾云“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只可惜这一论断和警示被现在的很多人片面地理解为是在鼓励搞平均主义，并批评说不利于提高效率促进社会发展。但我个人认为，和笼统的民主权利相比较，社会资源分配与个人发展机会上的公平与平等更有其普世价值，我们的确不应该为了竞争或是一时的个人或团体利益，就放弃了对这种普世价值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