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知远 甜蜜的表象

　　　二零零一年的七月一日，在那篇提出了「三个代表」的著名演讲中，江泽民向私营企业家发出了温暖而明确的信号——邀请他们加入中国共产党。

　　即使人人都习惯于在餐桌上嘲笑「共产主义已死」，这篇演讲仍引发了巨大的争议。自从一九七八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最显著的特征即是——经济与社会早已变得面目全非，但意识形态却保持了惊人的僵化。

　　中国已进入了Windows、麦当劳、夜总会、大量失业工人构成的新时代，但是翻开《人民日报》、收听《新闻联播》，你看到的、听到的仍是三十年前的语言系统。尽管大批工人下岗，农村陷入破产，它仍在宣称中国共产党是工人与农民阶级的代表。彷佛这么多年来，人民大会主席台上的发言人，只是改动了一下演讲稿的日期。

　　但这一次，演讲者捅破了这层纸。三个代表的讲话，旋即被视作中国深层改革的某种信号。在九十年代兴起的企业家不仅在经济生活中获取发言权，并可能接着进入政治领域。这不正是经济增长催生政治变革的前奏吗？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马克思经典的诠释。中国的经济基础已经发生改变，那么上层建筑呢？它也被视作中国共产党灵活性的象征，这个将近七千万人的庞大组织，放弃意识形态的禁锢，跟随着时代变化而调整自身，将可能的挑战力量纳入自己的怀抱。

　　但对于怀疑者来说，这不过又一个花招，这个党和它领导的官僚阶层不准备进行任何深层变化，它不再代表工人与农民的利益，它也不准备代表新兴的富裕阶层和中产阶级的利益，它自身已经形成一个巨大的利益阶层，其它人必须为此服务。知识分子的批判声音早已消失了，更技术化的知识精英选择了和权力坐到一起，而现在又明确的为企业家提供了一席。

　　二零零三年之后的政治领导人不再热衷于给企业家们提供荣誉、讨论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的重要性、接见跨国公司的CEO。他们去煤矿、乡村、为民工讨工资、取消农业税，他们用市民化的语言作政治讲话，他们喜欢和网友交流，准备和那些叫「军委丑鱼」、「夏季清风」的人，谈论他对于中国外交、经济的看法。并准备接受那些匿名者们在Facebook上称呼他们为「涛哥」、「温宝宝」。它被视作开放性的增强、公共舆论的胜利、平民精神的回归。温家宝二月二十八日与网友在线交流后，新华网评论说，网友称赞温总理「处女秀」：很草根很实在。

　　从「三个代表」到「很草根很实在」，象征着中国政治生活的特质——表面上它正发生着戏剧性的变化，但在深层上，它却保持着非凡的顽固。过去的八年，可以轻易的被视作从「精英」向「平民」的转变，从片面追求高速经济增长到寻求整体社会的平衡与和谐的转变，从封闭统治到重视民意的转变……但是，变化真的发生了吗？还是这变化只反映了我们头脑中一厢情愿的期待？

　　对于企业家加入共产党的期待，是「经济决定论」的延续——经济增长必然能导致民主政治，财富必然能够转化成社会进步。但这种期待，迟迟未能实现。八年过去了。人们不再热情洋溢的谈论党员企业家，甚至企业家们都不再在受关注的人群之列。

　　他们不仅没有成为政治变革的力量，似乎变得更脆弱了。他们要在政治权力面前，保持过度的谦卑，而新兴的公众舆论也可能随时让他们不知所措。还记得二零零八年的五月吗，中国企业家中最具有影响力的一位——万科地产公司的领导人王石——因为个人的措辞，而给公司引发了信任危机。

　　于是，我们又改来相信「技术决定论」。那些活跃的网民，那些网络世界的公共舆论，是新兴互联网技术的象征，它必然是反权威的、多中心的、开放的、自由流动的，它被视作制衡政治权力、催促变革的最有力工具。

　　但是，与其说领导人的活跃的在线交流表明了政治公开性和公众的政治热情，不如说这无情的反映了中国社会的政治参与机会是多么的稀缺，意见表达的公共空间是多么匮乏。它也表明了政治如何沦为一种语言和姿态的表演，公众轻易的被没有行动支持的豪言壮语或是暂时的温情所感染。一种浅薄的民粹主义正在兴起，互联网也无法造就稳定性的反对组织和反对声音，政治生活所需要的多层级、多中心的复杂性始终没有形成。相反的，政治生活越发变成了一种表演。

　　比起八年前，这个庞大的政党与官僚阶层，更熟练的适应了新环境，但或许也陷入了更大的惰性——他们用种种姿态，来掩饰他们内心对深层变化的抗拒。我们或许无法立刻改变它，但至少不应被这些表象所迷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