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印泉 “讨厌”的中日关系

曾印泉（北京）
　　不久前，日本某报纸民调说，讨厌中国人的日本人数已经破了纪录。这使我想到了坊间的人际关系。日常生活中，如果有两人不停地说对方的坏话，八成这两人的情趣与性格就有些相仿。长期以来，中日没完没了地磕磕碰碰；政治家、学者、媒体喋喋不休地指责、争吵，无外说明他们太相像又太需要对方了。因此，中日关系实质成了一种令人讨厌的关系。

　　然而，当局者却很少退回到历史和现象的本质中去观察思考，一方执着于旧日的情感与恩怨，一方则斤斤计较数目与金钱，现在还添加了它自己发达前也被别人所逼迫的东西，曰“民主”。

彼此友好交往的历史

　　那么，中国对日本好吗？依我一百姓看挺好。赐“倭奴”国王金印、遣唐使，事情太远，不去说了。世界上没有哪个大国能容忍曾经侵略自己，而且被国际公认为犯罪的国家。上世纪70—80年代，有多少曾经蹂躏这片土地的日本老兵被当作客人重返中国。那时没听说谁敌视他们。至于自己勒着肚子，善待战俘，抚养遗孤；只需日本认个错，罪孽可一笔勾销……世界纵有天生待人友善的国度，也不过如此吧。

　　那么日本如何呢？鉴真、朱舜水、“康梁”，都远了点儿。现代汉语中多少政治、哲学、经济、社会学词汇是从日语中拿来就用的？至少民国以来，日本是中国革命家、思想家、文化人最方便去的地方。日本的“藤野先生”让鲁迅毕生难忘，他两个弟弟的妻子都是日本女子。周作人的太太最后以绍兴土话与之诀别，使他失声痛哭。周作人被目为大汉奸，而他代表的绍兴传统文化却同化了日本女人。

　　至于今天，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那些去日本留学的同学们，无论发达与否，几乎都不入日籍，当然也没有回到本土来。虽各有原因，但也要日本人善待他们才行。更绝的是我一日本朋友，携其儿女在北京教书多年，后来学校发达了，对日籍教员有所选择，他只好带家人回到日本。但他的儿女不干，闹着要吃胡同里的羊肉串，中日关系一紧张，她在学校受到冷眼即离家出走，因为她女儿差不多是个道地的北京姑娘了。

　　在日本有无数与中国有深厚渊源的国民，常常不得不面对媒体对中国的一波波指责和不断起伏的右翼思潮。鲁迅避难的内山氏书店，现在仍是中日友好的一扇窗户，在东京一条街上艰难地营业。更不用说中日建交以来，日本对华巨额的低息或无息贷款以及其他经援……

　　可悲的是，历史、前人的情感与经验，都已经过去。每代人只能注意自己的生活，他们的意志与情感需要国家领袖与传媒来表达，而这巨大的意志与情感又往往是混乱的，相互矛盾。如果两国有一方领袖缺乏稳定的见识，不能分辨出国家与民族间最根本的需要，那结果就真有互相讨厌下去了。

青年之间应互有好感

　　更可悲的是：笔者在新一代青年身上竟连互相讨厌的情绪都看不出来。中日关系最恶劣的时候，我的旧日同学带了一批日本女学生来北京考察，说要见识一下北京居民生活，就到了我家。看到这些年轻人我很兴奋，试图和她们说点儿什么，就挑了一个最远的话题，问：你们常去西欧，现在到了中国，看到和你们一样的肤色和头发，街面上都是汉字，是不是感觉比到欧洲亲切些呢？但这些女学生回答令我大失所望。

　　当然，我私下佩服日本所谓“脱亚入欧”式的教育，结果使他们的年轻人被理念左右，可以完全无视自己的直觉！至于中国方面呢？我想青年的教育，恐相距不远。然而，两国的文化因缘这样深，疆界隔海相望，糟糕的是海水下面还有他们都需要的东西。

　　日本人喜爱的小泉前首相，中国坊间以“小泉拜鬼”来形容他。其实，他是日本第一个前往卢沟桥的领袖。尽管在任时经常低头疾行，露出谁也不在乎的样子，但他有句名言，鄙人极为欣赏，大意为：中日关系非同小可。像中日这样的邻国，如果有了恩怨，那是经百年都不能消弭的。与之相对应，中国领导人对日本的话语为：以史为鉴，面向未来。虽听得耳朵都起了老茧，但其意涵仍宏远而切中时弊。

　　中日两国的政治家或精英们有义务介绍与宣传他们正常交往的历史。在日本二战最难堪的时候，难道昭和天皇不是援引北宋张载的话语，作为可以明言的价值来昭示国民吗？而在中国，恐怕没有多少人知道大学士阮元的《十三经注疏》不能结稿，是因为还没有看到日本那边收藏的宋版古籍。

　　中日正常交往已有一千多年，如果必须长期友好，那只有使两国青年看对方时理性平和互有好感，而不是来一通民调，或举其一二劣质商品证明其举国愚顽了事。

作者是历史学家、书法家